一位馬來進步新聞工作者對李光耀的控訴（續）
——節錄自賽-扎哈利政治回憶錄《人間正道》和《萬千夢魘》
編者按：賽-扎哈利(Said Zahari)出生于1928年5月18日英國人殖民統治下的新加坡。二戰后求學時期即受到馬來亞和印尼的反殖民族主義者思想的影響，熱衷于關注爭取國家獨立的政治風云。
1951年起投身報界，在英國人視為肉中刺的《馬來前鋒報》工作。1960年代，由于他跟新加坡人民黨的領袖以及其他進步工團和大學學生會的領袖關系密切，并且一再拒絕李光耀對他的“關懷照顧”，令李光耀惱羞成怒，于是，他便在李光耀政權于1963年2月2日發動的一次所謂“冷藏行動”的大逮捕中被捕。從此，他就在共產黨、親共和馬來沙文主義分子等莫須有罪名下，不經審訊地被關押和拘留至1979年底。前后時間長達十七年。在這十七年當中，賽-扎哈利與李光耀反共反民主的野蠻行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誓不低頭。最后，李光耀無計可施，在國際和國內輿論壓力下，才不得不把他釋放。
賽-扎哈利1989年底得到時任馬來西亞首相兼內政部長的馬哈迪醫生的批準，允許他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馬來西亞定居，使他感受到重新回到馬來西亞居住后，不僅給自己開拓了更大的活動空間，而且可以開始呼吸到遠比李光耀政權統治下的新加坡島“新鮮和清新的政治空氣”。1996年-1999年，他榮任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傳播系客卿作家。2001年5月榮獲“2001年報業自由獎”。2003年底接受國內安全局網頁《馬來西亞公報》邀請，擔任常駐作者。
賽-扎哈利是一位立場堅定的反帝反殖斗士，也是一位在國際上有相當知名度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他在被李光耀政權逮捕之前，就已是馬來亞馬來記者協會會長。除了馬來文，他還精通英文，懂華文。在文學方面，他也很有才華，擅長于寫詩、著述和翻譯。他對中國文學甚感興趣，特別是對魯迅的雜文和短篇小說，情有獨鐘。在飽嘗李光耀政權的“鐵窗風味”期間，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極其惡劣條件下，向華族難友努力刻苦學習華文的同時，曾把魯迅的一些著作翻譯成馬來文。
1997年10月，賽-扎哈利夫婦首次訪問了神往已久的中國，東道主把夫婦倆帶到歷史性的天安門廣場。賽-扎哈利后來在其《人間正道》回憶錄里提及這件事時，情不自禁地寫道：“……像其他游客一樣拍照留念之后，我站在一個角落,觀賞宏偉的天安門廣場。我似乎聽到人民在聽到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大革命勝利后發出的如雷歡呼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那時刻，我心目中看到毛主席威武地站著，周圍是其他的革命領導，他們在站臺上揮手，迎接他們民族偉大勝利的呼聲。……我激賞毛澤東的才華。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最后解放了中國人民……”。
迄今為止，賽-扎哈利前后寫了兩本政治回憶錄：《人間正道》(馬來文名“Meliti Lautan Bergelora”)和《萬千夢魘》（馬來文名“Dalam Ribuan Mimpi Gelisah”），控訴英帝國主義和李光耀野蠻殘酷鎮壓和迫害反帝反殖人士的累累罪行，書中所記錄的內容，都是作者以及其他被迫害者的親身經歷。這兩本書由吉隆坡“朝花企業”出版，賴順吉翻譯。
以下是節錄自兩本回憶錄里的有關內容，以饗讀者：
( 二 )
第一章 新加坡上空烏云密布
作為這一部回憶錄（《萬千夢魘》）的開頭，我要先講講新加坡和馬來亞在1961年及1962年左右的政局。這些背景資料，對于讀者理解李光耀的政治暴行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政治手段，最后造成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動大逮捕，而我，就是被那一場大逮捕剝奪了長達十七年的自由。
1961年末及1962年初，新加坡的天空，烏云密布，黑霧重重籠罩。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官員，由東姑阿都拉曼首相領導的馬來亞政府，以及以李光耀為首的新加坡自治政府，連日不斷地忙著開會。他們之間雖各懷鬼胎，卻在最后關頭連成一氣，勾結起來，一起陰謀鎮壓及粉碎新、馬兩地的反對黨。
他們的陰謀具有明顯的反共和反民主色彩，也抗拒當時風起云涌的亞非拉精神：那個時候，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朝向民族解放，都致力于要擺脫西方——荷蘭、葡萄牙、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及美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枷鎖。
領導亞非拉解放運動的偉大領袖，包括印度的尼赫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周恩來，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越南的胡志明、緬甸的昂山、加納的恩克魯瑪、肯尼亞的肯雅塔、埃及的納賽爾、阿爾及利亞的阿巴斯、南非的曼德拉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羅。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局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于1945年8月15日結束后，被西方統治的殖民地，一個接一個取得獨立。有的殖民地是通過談判，跟殖民地政權取得妥協而獲得獨立，有的則是像印尼和印度支那（越南）那樣，通過武力和武裝斗爭，即發動民族解放戰爭，打敗殖民者而取得獨立。
人民斗爭的怒火，要求祖國從西方殖民者的枷鎖和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浪潮，已經阻擋不了了。舊殖民主義時代結束了。
在東南亞，印尼和印支三邦（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人民拿起武器，分別趕走荷蘭和法國殖民主義者。這兩個殖民地宗主國，在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失敗投降之后，還拼死拼活，千方百計要恢復對上述國家的殖民統治。
印度、巴基斯坦和緬甸，則先后擺脫英國的枷鎖。菲律賓則從美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當馬來亞在1957年取得獨立之后，英國是唯一僅存的東南亞殖民地勢力，還保留著新加坡、汶萊、砂拉越和北婆羅洲等殖民地。砂拉越和北婆羅洲是加里曼丹的一部分，由英國統治。其余的加里曼丹是印尼共和國的領土，印尼在1945年8月17日已經宣告獨立。
英國的這些殘余殖民地，從政治、經濟和東南亞的英、美防務來說，都是戰略重地，這已經延續好幾十年了。上述殖民地是在英美霸權主義下維系著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英、美聯盟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在本區域所有國家取得獨立之后，如何確保他們在東南亞的霸權得以繼續維持。越南在趕走法國殖民者后，已經成為人民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而印尼共和國則致力于反殖和反帝事業。
印尼和越南兩大共和國的領袖，胡志明和蘇加諾，是當代著名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戰士。曾經統治這個區域的前殖民地政權，還有在東南亞擁有利益的殖民主義勢力，尤其是英、美，對于胡志明和蘇加諾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因此，他們的首要目標是確保唯有保守、親西方和反共的領袖才能夠被允許在這些前殖民地，尤其是馬來亞和新加坡，掌握統治權。當時，在東南亞最令他們頭痛的是印尼共和國的領袖蘇加諾總統。那是因為蘇加諾的政治影響已經伸入馬來亞、新加坡和汶萊，特別是在馬來民族主義戰士之間，他們把印尼視為政治力量的中心，能夠領導南洋諸國擺脫已經經歷了數百年西方統治的民族解放戰爭。馬、新、汶三地的反對黨，從印尼解放斗爭中的反殖反帝政治取得諸多啟示。這種事態發展威脅到英殖民主義的利益，進而引起美國、澳洲和新西蘭等西方國家的擔憂。
人民行動黨危機四伏
新加坡的地位是自治邦，當時正在跟英國殖民地政府展開重新談判，以求在1963年提升至全面獨立的地位。馬來半島（馬來亞）則已經在1957年取得獨立。確定新加坡獨立地位的憲制談判必須在1963年召開，那是由倫敦的英殖民地政府，跟由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進行談判。可是，1962年的新加坡政局，卻暴露出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政府的領導已經搖搖欲墜。
人民行動黨在1954年創黨，在1959年5月舉行的首次大選中取得勝利之后，就主導著新加坡的政治。可是，在1961年7月中，該黨已經分裂為二。其中一部分的資深領袖，因為不再信任李光耀的領導，離黨而去，另立新黨。他們認為，李光耀已經背叛人民行動黨當初的反殖政治原則。
在此之前擁護民主和反殖的人民行動黨，已經轉變成跟隨李光耀個人口味和個人政治調子的反民主和親殖民地的政黨。一位長久以來在新加坡工人和華文教育學生之間擁有巨大影響力，而且一直是人民行動黨支柱的青年領袖，在1961年中領導這一批脫離人民行動黨的人士。這位青年就是林清祥。
人民行動黨的分裂，產生了社會主義陣線（社陣）這個新政黨。社陣由退出人民行動黨以組織新黨的13名國會議員之一的李紹祖醫生任主席，林清祥出任秘書長，而新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前學生領袖傅樹楷醫生則出任副秘書長。
從創黨開始，社陣即成為人民行動黨的勁敵。這種情形確立了新加坡領導權的政治競爭未來模式，在新加坡修訂憲法以便在1963年舉行大選之后，一直持續著。
社陣獲得新加坡人民黨和工人黨的大力支持，地位日益成熟。人民黨和工人黨的黨員和支持者雖不多，但一直以來都是進步的反對黨。人民黨是新加坡以馬來人為基礎的進步民族主義政黨。當初，新加坡人民黨是三個同源政黨系列，即馬來亞人民黨、新加坡人民黨和汶萊人民黨的成員之一。
這個新結盟的政治力量，使李光耀和英殖民者感到害怕。他們意識到，人民行動黨的近半數領袖和黨員跳槽到社陣，會隨時使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陷入癱瘓。
英殖民主義者和李光耀認識到，隨著政局的巨變，1963年選舉之后的新加坡領導，很大可能性會轉入社陣及其盟友人民黨手中。
這個可能性成了李光耀的惡夢，同時令英殖民者，以及美國和其他西方殖民勢力大感擔憂。于是，已經選擇了李光耀為最適合照顧英、美新殖民主義利益的英殖民者，現在面對困境了。
社陣在大選中贏出的可能性是他們極不愿意看到的。那是因為，如果社陣當權，英國在本區域的龐大政治和經濟利益將失去保障，更不用說它在東南亞的防務利益和霸權了。
于是，為了殖民者的利益，他們必須保住李光耀，以免他在大選之后被逐出新加坡的政治圈。必須保住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以免它被社陣及其盟友人民黨所粉碎。
馬來亞被拖下水
（此節略）
殖民主義者的陰謀
于是，在整個1962年中，李光耀、東姑和英殖民主義者都處于最忙碌的狀態，忙著尋找如何撲滅他們在新加坡的反對者的共識。他們的目標是社陣、人民黨、工團、新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和南洋大學學生會。
他們的根本共識是：反對黨社陣和人民黨的領袖，學生和工團領袖，以及政治活躍分子，凡是反對不純正的合并，和反對馬來西亞計劃的，都要抓起來。所有反對者都將在保護公共安全法令(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PPSO)下被扣留。這項法令現在改稱為內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ISA），是繼承自殖民主義者的殘暴法令，至今還繼續在新、馬兩地使用。
在抓人方面，他們有了一致的共識。可是，什么時候行動，抓些什么人，他們還互相爭吵：李光耀要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后，由馬來西亞政府抓人。李光耀要在抓人的問題上“洗清雙手”。東姑所要的卻剛好相反。東姑要人民行動黨政府在跟馬來亞合并之前，事先“清理”新加坡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分子”，然后才可以成立馬來西亞。
東姑的意圖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必須進行清理工作，在該島抓“共產黨和共產黨分子”。要不，東姑將不會同意接受新加坡跟馬來亞合并，進而成為馬來西亞聯合邦的一部分。
英殖民主義者則完全不介意逮捕要在成立馬來西亞之前或之后進行。他們也不在意由誰來進行逮捕。對英國人來說，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政敵必須抓起來，并在有關法令下加以扣留。唯有這樣的行動，被認為是可以成功成立馬來西亞，它的新殖民計劃，同時也確保它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利益。
在抓人的問題上，李光耀顯然是最亂來的那位。倫敦憩幽園（Kew）殖民地檔案局收藏的機密文件，如今已經解禁，公眾可以自由閱讀，它暴露了新加坡總理在合并和成立大馬問題上搖搖擺擺態度，特別是在逮捕他的政敵的問題上。
李光耀不只要抓社陣和人民黨的領袖，而且還要抓王永元領導的聯合人民黨的幾位領袖。他根本不管他們從未被指為親共。聯合人民黨其實是一個反共政黨。此外，李光耀也玩弄手段，要求東姑抓馬來亞的兩位社陣領袖，即阿末-布斯達曼（Ahmad Boestaman）和林建壽。他們兩人是馬來亞國會的重要反對黨領袖。東姑認為這要求不合理，堅決地拒絕李光耀的要求。（無論如何，阿末-布斯達曼最后還是被捕，那是在冷藏行動兩個星期之后）。
由于擔憂，李光耀懷疑東姑可能會在他把所有東姑稱為“共產黨和共產黨分子”抓起來之后反悔，拒絕新加坡跟馬來亞合并。李光耀就他的擔憂向英國投訴。他告訴英國駐新加坡外交使節說他要向東姑討一份白紙黑字的書面保證。他要東姑給他書面保證，在完成逮捕之后，肯定接受新、馬合并及進一步成立馬來西亞。
李光耀的要求被英國視為是過分的。他們認為，這個想法根本不會被馬來亞首相所接受。李光耀的要求反而很可能會使東姑震怒，因為李光耀不信任他。
英國最后忠告李光耀放棄他的要求。雖然同意英國人提出的忠告，思路紊亂的李光耀還是擔心。他害怕東姑在最后一分鐘改變主意，在抓了新加坡反對黨政敵之后，拒絕新、馬合并。
李光耀的這種反反復復，使到原本要在1962年展開的冷藏行動，被迫拖延到1963年2月2日。
英國人確實非常了解李光耀的目中無人的高傲態度，經常看扁東姑和馬來亞其他政治領袖的政治水平。英國人也知道李光耀的野心很大，要掌控馬來西亞的政治。因此，他號稱勇敢，其實卻是一個怕事的懦夫。按照英國外交使節的說法，李光耀“可以為了他個人的政治利益作出任何事情。”
盡管如此，英國人并沒有改變主意。那是因為在那個時候，英殖民地正處于關鍵時期，的確需要一個擁有近乎李光耀這樣人格和品德的人來扮演維護及保障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權益，而恰好李光耀又的的確確準備要扮演這樣的角色。唯有通過這樣的辦法，他本身的政治議程的利益才會有保障，才可以加以實行，就如今天已獲得證明那樣。
最后，李光耀和英國人同意大逮捕在1963年2月2日，以臭名昭彰的冷藏行動的統一行動進行。在那項于齋戒月凌晨展開的秘密行動中，超過百名反對馬來西亞計劃的反對黨領袖、工團領袖、學生領袖、記者和政治活躍分子被逮捕。這項大逮捕同時使新加坡的活躍反對黨政治運動陷入癱瘓，就如英殖民主義者所策劃的政治議程所要達到的那樣。
冷藏行動之后的六個月，在贏得1963年9月的大選后，李光耀突然宣布新加坡“獨立”。那是在東姑在吉隆坡宣布馬來西亞于9月16日成立之前幾個小時作出的動作。
李光耀非常清楚他的那項沒有實際意義的行動，從國際法來說根本就不合法。實際上，新加坡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地位是自治邦，而其總理根本沒有權力作出那樣的宣布。無論如何，李光耀滿足了本身能夠欺騙廣大新加坡人民的自大狂，他似乎在說，在并入馬來亞及成立馬來西亞之后，新加坡已經成了個獨立的國家了。
英殖民者當局故意讓李光耀作出那項沒有實際意義的行動。英國人確實認識到那項新加坡獨立的“宣布”根本沒有意義，從法律角度來說根本就不合法。無論如何，東姑首相則作出正式的抗議，并要求英國政府解釋它對李光耀公開作出這項行動的立場。但是，為了顧全李光耀的面子，東姑同意接受英國政府會向李光耀提出抗議的書面保證。可惜的是，新加坡人民卻繼續被蒙騙，不知道新加坡宣布“獨立”的真實故事。
新加坡被驅逐
無論如何，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告真正獨立。那是在馬來西亞首相東姑把新加坡從馬來西亞驅逐出去的同一個時間和日期。
在那個歷史時刻，東姑在一項馬來西亞國會的緊急會議上，宣布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成為獨主的主權國家。東姑的那項宣布震動甫剛成立兩年的馬來西亞。東姑領導的巫統起地震，幾乎分裂。巫統的總秘書賽-查化-阿巴（Syed Jaafar Abar），在馬來西亞成立后，是最大力反對李光耀政治的領袖，他即刻宣布辭職。賽-查化-阿巴明確發言反對東姑的行動，認為那是違反馬來西亞的利益，尤其是巫統所代表的馬來人的利益。
巫統的其他幾位最高層領袖，包括聯盟國會議員馬哈迪醫生，同意賽-查化-阿巴反對東姑把新加坡逐出馬來西亞的方式。相反的，他們要求馬來西亞在吉隆坡的中央政府，如果李光耀繼續躲在“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幌子后面玩弄種族情緒，就采取堅決和激烈的行動，包括以破壞國內安全為理由，使用內部安全法令逮捕和扣留李光耀。
賽-查化-阿巴這一派人也要求派出軍警到新加坡，還宣稱如果在逮捕李光耀之后爆發種族暴亂，就應履行馬英防衛條約，以確保馬來西亞的安全。
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僅僅一年多之后，馬來西亞的確是站在十字街頭，處身于一個團結和鞏固地位的關鍵時刻。約一年后，隨著人民行動黨派人參加馬來西亞第一屆大選而幾乎全部候選人都告敗北之后，爆發了一項嚴重的危機。這項結果證明了李光耀不只不受到馬來人的支持，而是連華人也唾棄它。為了贏得華人的選票，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進行攻擊性的宣傳，企圖說服華人說他們在馬來西亞的前途唯有在選舉人民行動黨人進入馬來西亞國會方有保障。
李光耀企圖成為馬來西亞非馬來人族群，尤其是華人的英雄。他提出模糊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概念，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他強調馬來西亞各民族間的不平等，各族權利不平等。李光耀也提出和夸大1957年馬來亞憲法經已闡明并在馬來西亞憲法中繼續保留的馬來人的“特權”問題。李光耀完全知道馬來人“特權”的存在，而他在談判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合并，以及過后成立馬來西亞時，根本就不曾提出任何異議。
相反的，在新馬合并及馬來西亞成立之前的一項公告中，李光耀鄭重強調其立場，稱他所領導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接受馬來西亞憲法。他根本未曾針對憲法中列明的馬來人“特權”提出任何問題。
那些誓言和保證就是由李光耀本身所毀的。李光耀的毀諾和偽善，導致東姑首相在后來把他形容為“不可以信賴之人”。
很不幸的是，對于東姑，對于巫統和對于馬來西亞而言，東姑對李光耀人格和政治手段的認識來得是太遲了，就如生米已經煮成飯了。
馬來西亞的“紐約”
……………
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之后，李光耀的角色及他領導下的新加坡的政治走向，全都是趨向達成英國的政治議程。這一點現在已獲得明確的證明：新加坡在英、美的防務戰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主動要成為美國領導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工具。
如果東姑早些時候有尋求其看法和忠告，英國已經肯定會在東姑和李光耀之間指出一條妥協之路，在不必驅逐新加坡或逮捕李光耀的情況下保住剛成立的馬來西亞。可是，東姑早已做出最后決定，并立意不改變立場。賽-查化-阿巴辭掉巫統總秘書，他不屑一顧。在決定要驅逐新加坡時也不征求英國的意見和看法。
非常明顯的是，東姑已經預計到英國肯定會通過施加各種政治壓力，來阻止他這么做。東姑相信李光耀必然會向英國求救，不準東姑在事先未跟英國磋商下采取任何朝向驅逐新加坡的行動。
因此，在驅逐新加坡前夕舉行的聯盟（巫統-馬華-印度國大黨）晚宴上，東姑拒絕會見要求會見他的英國代表。對東姑來說，如果繼續讓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繼續展開引起馬來人怒意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運動，新、馬必將爆發種族糾紛，特別是華巫糾紛。事實是，東姑的擔憂并不一定會發生。那是因為并不是很多華人支持李光耀，新加坡如此，更不用說馬來半島。
第四章 歐南監獄鬧翻天
歐南監獄的確是歷史悠長。幾乎所有祖國的獨立戰士都曾經被英殖民主義者丟入這座監牢里，從日治時代以前的1930年代一直到1940年代中，然后在日據法西斯（1942-1945年）時代，以及在1945年底當英殖民主義者再度回來統治新加坡和馬來亞之后的時期。
其中，經常在報章及書籍中提到的歐南監獄牢民包括阿末-布斯達曼、伊薩-哈芝-穆哈默、布哈努汀醫生，他們都是馬來青年協會（Kesatuan Melayu Muda，KMM）的重要領袖，那是由依布拉欣-雅谷領導的激進馬來民族組織。此外還有卡蒂嘉-西迪克、沙末-伊斯邁、墨蘭-阿都拉及其他人。除了他們，還有眾多馬來亞共產黨黨員和支持者，及反殖的各民族工人領袖都曾經成為歐南監獄的牢民。
那天，1963年2月2日，我是由哈欣警長帶去歐南監獄的。進入它的大門之后，我們穿過幾個小門，到達一個放著幾張小桌子的地方。在這兒，獄差正忙著登記才要被關進監牢的新人。哈欣警長交了人就離開了。而我現在是交由監獄官差管了。我被指示站在一個角落以等待登記。
馬來語言及文學愛好者：琳達-陳蒙鶴女士
當我在等待登記成為歐南監獄的新住客的時候，看見兩位熟人：社陣副主席占姆斯-普都遮里和新加坡1950年代中著名的知識分子及左翼政治女活動家琳達-陳蒙鶴。
前天，我才在陳蒙鶴家里，跟她的先生陳承發博士一起喝茶。我跟蒙鶴和承發都很熟。
在冷藏行動前的好幾個月里，我常常在新加坡大學的書店或食堂見到陳蒙鶴。我當時在新加坡大學上由格林教授講課的國際關系與國際法。在等著上課前，跟陳蒙鶴交談。陳蒙鶴跟我同齡，我們都在1928年出世。她生于中國，一歲時跟家人移居新加坡。她在英國統治下的新加坡接受教育，直到大學。她精通華語、英語和馬來語。她進修馬來語文系，曾經編纂馬來文-中文詞典，并把中國的兒童文學和民間故事譯成馬來文。
在政治領域，蒙鶴活躍于婦女運動，曾經領導反黃運動，抗拒當時在新加坡橫行的黃色文化。她活躍于爭取人民基本權益的左翼運動，使她在1956年9月被英殖民主義者引用內部治安法令加以扣留，在兩年之后有條件釋放。
蒙鶴也活躍于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的社會主義俱樂部，并因此結識陳承發博士。她們在蒙鶴被釋放后不久結為夫妻。
國家文學家及詩人烏斯曼-阿旺在1950年代期間，曾經從這位普世人道主義者及積極進修馬來語文及文化的陳蒙鶴身上，取得諸多寫詩的靈感。她不計民族、語文和文化背景，廣加結交，使到她與1950年代及1960年代的馬來語文及文學泰斗成了知交，包括如克里斯-瑪士、東革-華蘭（即烏斯曼-阿旺）、阿瓦姆-伊爾-沙爾甘、馬蘇利和阿斯拉夫-哈芝-華合。陳蒙鶴本身則與林煥文、吳諸慶、楊貴誼、陳妙華夫婦等人齊名，屬于馬來語文及文學的愛好者，精通馬來語文。
我在1961年被驅逐回新加坡之后，經常跟胡森-扎希汀找陳蒙鶴替國家翻譯中心（National Translation Bureau，NTB）協助翻譯工作，那是我們設立的翻譯公司，收入作為維持前《馬來前鋒報》罷工工友的生活費。
陳蒙鶴是名和藹的知識分子，對任何人都一樣和藹可親。她從來不拒絕我們的要求，常常還用極為親切的笑容回應。我真敬佩她那樂于助人，但卻不望回報及贊美的作風。在跟她的交往中，我從她身上學到許多東西，而她不吝于分享她的經驗。
至于我自己個人，為了建立我們兩個家庭之間的家庭感情和聯系，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我用她的名字琳達（Linda）作為我在1963年2月2日被捕之后三個月出世的最小的女兒的部分名字。我的妻子莎拉瑪非常同意我所選擇的名字諾琳達（Noorlinda）。
只有在1979年被釋放及我們有機會重逢之后，我才跟陳蒙鶴和她的先生陳承發博士講起這個取名的真相。
“賽，你和莎兒肯用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榮幸。”陳蒙鶴開心地笑著說。當時，她是跟夫婿在我被釋放的那一年來我家過開齋節。從此，陳蒙鶴和陳承發每一年的開齋節都來在合巴樟宜路住家的餐會。我每一年都辦這樣的餐會，目的是重新建立我們這些在冷藏行動下被捕之前的那份情誼。
1963年2月2日早上，在歐南監獄，陳蒙鶴跟占姆斯-普都遮里就在我站的地方不遠之處的一張桌子在進行登記。他們同時用笑容跟我打招呼。我發覺，他們的招呼和笑容帶有驚訝的神態，似乎是不太相信我會在那兒，跟他們擁有相同的命運。
我只能夠向他們兩人問好，得喊相當大聲。他們兩人都揮揮手，不說一句話。在我被指示向前進行登記時，占姆斯-普都遮里和蒙鶴已經被帶走，不知是到哪里去。
未經審訊的‘犯人’
雖然我未曾成為罪犯，監獄卻強迫我穿上囚衣。那天早上，我根本沒有任何身份，不是罪犯，也不是政治扣留者，因為我未曾經過法庭審訊，而扣留令還未發出。那么，我是以什麼身份被帶到監牢及被迫穿上囚犯衣服的呢？等下我要問問他們，我心里說。
來到一扇看起來很厚及建得很堅固的小門前，那個跟著我的濃胡須和大個子，樣子兇巴巴的獄卒用大鎖匙打開門，那鎖匙轉了兩三轉門才打開，我于是踏過門檻直接進入在我左邊跟第一座相對的牢房。
賽-扎哈利
在那牢房內有個華人青年。他躺住看著牢房內離地極高的天花板。他看來正在呆想，當看到我站在他的牢房前時，即刻跳起來。
“賽-扎哈利，……”他叫道。那青年看來認識我，于是我舉起手回應：“是，是！”可是我無法認出他是誰。無論如何，我知道他肯定也是剛在今天早上被捕的戰友。我想跟他說話，卻已經被那個跟班獄卒推著往前走。我的那位新朋友繼續用華語喊，我的名字說了一遍又一遍。那時，我還未學華語，所以除了我的名字以外，并不知道他在喊什么。
整座牢房鬧哄哄了。第一位的喊聲，由在其他牢房的戰友接上了，一個接一個的，一直到我抵達我自己的牢房。他們發出喊聲的目的，是要“歡迎”我，同時把我介紹給其他在較早時已進入牢房的戰友們。
歐南監獄在那個早上一片熱烘烘，像是同樂會。
我的牢房打開了。我被叫進去里邊，然后房門被關上，刻意用上重重的沖撞聲，差點要震破我的耳膜。我奇怪為什么得那么大力來關門，看來那是故意的。是要嚇唬我吧？可是，嚇唬來干嘛呢？我不能理解，然而，那心理上的沖擊，我卻是深深感覺得到的。
在我還來不及問清楚沖涼房在哪里？廁所在哪里？之類的問題之前，那獄卒已經消失了。
接著，我聽到牢房關門碰撞的聲音，中間夾著新牢民名字喊聲。在那區區的幾分鐘內，我不知已聽到多少番的開門和關門聲，砰!砰!砰！的，像暴雨時黑色的天空閃電后的雷聲。我心里在細語，今天早上一定很多人被捕。
在我的牢房內，已經有一張小尺碼的草席，一張又黑又厚的被和白鐵杯。我剛才要問獄卒關于廁所所在，很快就有了答案，我看到牢房內有一個糞桶（大小便用的馬桶，鐵制，有蓋和有柄）。我一生人，從不曾在這樣的糞桶大小便過，便后要清洗又怎么辦呢？他們給我準備了一卷廁紙。“這些沒教養的家伙，做人不知道有文化，……”我對著自己發出怨言。
在我的牢房外面，喧嘩情況繼續著，不曾停下來。那噪聲簡直是比芽籠士乃的魚菜市場還忙碌，再加上牢民的喊聲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勇敢，敢拿起糞桶敲擊著地面，發出響聲抗議當天早上對我們的逮捕。
獄卒們忙著跑上跑下，來來回回，不停地從官差取得指示。他們看來似乎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如何克服這么多的新牢民，一批又一批的。他們很顯然對這樣的情況非常不慣。這證明了，在冷藏行動下逮捕左翼政治活躍分子的行動非常保密，連歐南監獄的官差都被瞞住了。因此，我看到獄卒們愕然地聽著那天早上才進來的牢民的喊聲和咒罵聲。
“叫他們安靜！”一個官差大聲地發出命令。“喂！安靜！安靜！不要吵！”接著就聽到一位獄卒聽令行事。
“你才安靜！”我聽見一位牢民大聲回應。
其他的老友們群起加入：“你安靜……你安靜！”大家一齊喊，更大力地用糞桶敲擊士敏土。有的還搖晃牢房門，高喊政治口號。
我的心似乎感到一陣舒暢。擔心、憂慮和害怕的感覺已經完全沒有了。相反的，我感覺到精神一振，在他們的喊聲和政治口號聲中，感到源源不絕的力量。
牢房內的早禱
（此節略）
生活的現實
（此節略）
“這兒是監牢，不是酒店”
（此節略）
第五章 新加坡和半島的大逮捕
那一天早上，的確是有超過一百名的新囚民進入歐南監獄，他們的身份還未確定，監獄亂成一片，亂糟糟的。歐南監獄以外的人們又怎么樣呢？在半島的大都會，如新山、芙蓉、馬六甲、吉隆坡、怡保、瓜拉登加樓、哥打峇汝、玻璃市、亞羅士打和檳城的情況又如何？他們當然都在1963年2月3日，星期日早上打開報紙時大吃一驚。
所有的報紙，馬來文、英文、中文和泰米爾文都大篇幅報道新加坡、馬來亞和英國當權者組成的內部安全理事會在新加坡對付共產黨分子進行大逮捕的新聞。當權者都在高呼說在新加坡的大逮捕“已經破獲共產黨策劃要推翻新加坡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進而威脅馬來亞的安全的陰謀。”
封面的頭條新聞都用大號字，制造一個馬來亞、新加坡當局和英殖民者“成功地”把新加坡從“共產黨”中“救了出來”的印象，并刊登被捕人士的照片。他們包括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新加坡人民黨的領袖，工團，如位于密駝路的店員及工廠工友聯合會，新加坡商行雇員聯合會，馬來亞大學學生會，南洋大學學生會的領袖，以及跟社陣及人民黨關系密切的人民協會成員、新聞從業員和個人。……（略）
我被歸類為新聞從業員，照片跟馬哈迪哇擺在一起，也出現在那個星期天報紙的頭版。其中，其他被捕的新聞從業員還有傅超賢和陳新才。
如果那次大逮捕是在中午或下午進行，我和馬哈迪哇肯定逃脫。我們已經計劃好在早上十時飛離新加坡，前往雅加達去參加行將在那兒舉行兩個星期的亞非新聞同業秘書處會議。
馬來亞和新加坡當權者在大逮捕當天發出的告示，旨在恐嚇民眾有關“共產黨”的危險性。他們指共產黨要控制新加坡，然后，從馬來半島南部的這個島嶼，“已經取得控制權并獲得其他共產國家資助的共產黨將把其翅膀伸進馬來亞。”
在1963年2月13日，類似新加坡的大逮捕在馬來亞展開。所有反對殖民主義者所夢想的馬來西亞計劃的政黨領袖都被抓進監牢里去。
我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獲知這項大逮捕的消息，那是在妻子莎兒和岳母艾絲瑪-胡欣到位于必麒麟街上段的中央警署的單獨監禁特別扣留所來探監時獲知的。
在問了我的情況之后，岳母忽然用爪哇土語說：“那邊的朋友也都被抓了。”看守我們的官差根本聽不懂爪哇土語，而我只是笑著聽。我心中在細語，我早已料到了。
我已經超過兩星期沒看報紙了。于是，岳母所帶來的消息對我來說也是“最新消息”，盡管我一直預料會這樣的。……（略）
混淆黑白的骨牌論
為了說服和恐嚇馬來亞和新加坡兩地民眾，尤其是馬來亞的馬來人，有關共產黨的危險性，新加坡、馬來亞和英殖民地當權者提出他們存心要混淆黑白的“骨牌論”。
殖民主義者原本提出的“骨牌論”假設在印支三邦（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全部成為共產國家之后，泰國將肯定共產化，接著馬來亞將成為共產國家。就像玩骨牌那樣，頭倒了，在它前面的骨牌將一個接一個倒下；開始是印支骨牌倒下，到泰國骨牌，再倒向馬來亞骨牌，進而倒向新加坡骨牌。于是，新加坡就會跪倒在共產黨的腳下。
很輕松，不是嗎？會弄骨牌的小孩兒，在看到最后一塊的骨牌倒下時，會大聲笑和拍手歡呼勝利。
這個“骨牌論”是由帝國主義發明的，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兩大集團進行冷戰架構下的產物，東方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而西方則是由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兩大陣營都要置對方于死地。因此，他們進行激烈的競賽，競相要擴大本身的影響力，進而爭取中間國家，即不結盟中立國家，非共和非資國家靠到他們這一方來。
“骨牌論”的確有它的邏輯，只是它要成真卻并不是他們假設那樣的簡單。由新加坡、馬來亞和英殖民者組成的陰謀集團，在引用“骨牌論”時，總是刻意地隱瞞一項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東南亞已經掌握霸權那么久的西方殖民主義者，絕不會讓馬來亞，遑論新加坡，被共產黨掌權。他們必將動用他們手上已經持有的一切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確保他們能夠繼續維持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防務的控制權。
跟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的反殖斗爭不同，當時的馬來亞共產黨（馬共）在反殖武裝斗爭方面正處于“低潮”。在1950年代中，尤其是1955年12月在吉打華玲舉行的會談失敗之后，馬共的游擊戰士已經北撤到遠遠的馬——泰邊境去了。……（略）
新加坡變共產?
如果在1950年代中到1960年代初,馬共在馬來亞大陸(馬來亞聯合邦)已經完全喪失通過武裝斗爭奪權的能力，講馬共有能力在新加坡這么做不是天方夜談嗎?更何況，英殖民政府本身的情報組織已經知道和承認，在最近的這幾年，英國在東南亞的最后一塊殖民地，的確已經沒有了有組織性和活躍的馬共組織。那就是說，新加坡根本不再受到馬共的威脅了。真的難以令人相信，馬共領袖在未能使馬來亞從殖民地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情況下，還會想到要在新加坡去建立起一個共產黨政權。我個人根本就不相信，馬共領袖當中，會有人去制訂一項政治目標是那么幼稚無知和根本不實際的政策。
可是，新加坡、馬來亞和英殖民者政府陰謀集團，卻故意夸大共產黨的危險及威脅，目的就只是為了要恐嚇新加坡和馬來亞人民，尤其是馬來人，那就是說，他們用共產黨這個妖魔化的帽子來嚇唬民眾，可他們真正害怕的卻是由社陣和人民黨兩個反對黨所領導的民主運動。共產黨紅帽子，通過三個政府的宣傳機器，以及他們控制的印刷和電子媒體，被毫無忌憚地廣泛濫用。盡管他們心里非常清楚，當然（前）的這項爭論性課題，根本就不是新加坡的國家安全受到馬共威脅的問題，而是李光耀個人和人民行動黨的政治安全問題。……(略)
奴性依然
(此節略)
從歐南監獄到樟宜監獄
(此節略)
第八章 政扣者的要求
嚴峻和刻意刁難政扣者的條例，以及對政扣者生活安寧的種種干擾，是我們所抗議的其中一部分對象。我們要求放寬條例和終止一切干擾。我們也要求每星期獲準帶超過六本書進牢房。同時準許閱讀未經過濾刪剪的國內外報紙和雜志。我們也要求每星期能夠帶進來足夠份量的干糧和罐頭，以輔助監牢內政扣者食物供應之不足。
還有另一項要求是每一周政扣者會見家屬，應該像搬來明月灣前那樣，在公開的場所，讓政扣者與家人自由交談。我們不要在密室里，政扣者與家屬由玻璃隔開，只能夠通過電話筒交談的那種會見。
我們各座之間通過“秘密聯系系統”進行了多次的討論之后，一致決定展開罷食，以抗議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新條例。開始時，營方和政治部都不相信政扣者的罷食能堅持太久。可是，一個星期之后，我們還繼續堅持，他們就開始動粗了。監獄醫院的官員和幾位大個子的兇惡獄卒，被命進入牢房來強迫政扣者停止罷食。否則，他們要用灌管強迫灌食。
煎蝦和咖喱雞
在B-5座，我和另外四位戰友決定在第一個星期全面絕食，即是說在那七天里，我們不只拒絕進食，也拒飲。
按照這個決定，由營方供應的早、午和晚餐，我們完全不動，就擱在牢房的門口。我發覺，給我準備的食物（馬來/印人餐）跟平常的很不同。在我們罷食期間，食物好，量又多。平常如鯡魚那樣的小魚，現在變成大甘望魚，蔬菜樣式也多了。另外有一天，我發現給我的飯盒里，放著兩只好大的炸蝦，還有咖喱雞。
其他難友的食物也是一樣。看來，他們是那么想引誘我們去進食和開飲，才用上了比平常好的佳肴。但是，這一切手段根本無法改變我們繼續罷食的決心。
…… (略)
不吃不飲足足一個星期之后，我們在B-5座的政扣者改變策略。為免自己遭受危害健康的“強迫灌食”，我們同意，從第六天開始，我們只在早、中、晚餐時只飲一小杯牛奶。
每天只飲一小杯的“齋戒”，我們一直堅持到第十八天。然后，我們在B-座的難友針對“強迫勞動”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和嚴肅的討論，重新權衡對短期及長期政治斗爭的得失及風險。
最后，我們取得一致的共識：這一場罷食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們所作出的抗議行動已經足以向營方、政治部，特別是李光耀政權證明我們是敢于采取那么劇烈的行動的。它也證明，當情況需要時，我們是有決心可以繼續罷食的。
那項決定只是我們B-座的決定，不涉及和不影響營內其他座戰友的行動。
影響健康
我們在B-5座展開為期18天的罷食，對我們本身的健康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影響。我自己的體重減少了18磅，即平均每天減一磅。我們的身體變得很廋，以致在囚室內站起來要走幾步路就有輕飄飄的感覺。我還是強迫自己每天要站起來走幾步，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很奇怪，我一點也不感到餓或渴，只是身體覺得很弱，沒力氣。
罷食的首三天對我來說是最辛苦的，盡管我已經對拉瑪旦月（Ramadan，回歷九月，即齋戒月）齋戒有了許多次的經驗。開始是胃咕嚕咕嚕響，然后感覺胃有點脹氣和發痛，甚至有很想吐的感覺，雖然事實上，在那收縮的空胃里，根本就沒有可吐出來的東西。
對肉體所造成的一切不適，我都是嘗試用思想的武裝來加以克服。就如人們所說的，利用我們的精神思想來戰勝物質，顯然那個方法證明是很有效的。經過幾回的嘗試，胃里的咕嚕嚕音樂停止了，接著不適和想吐的感覺也減輕了，最后是完全沒有了。幸好在這段罷食期間，我從未嘔吐過。
在那一個星期里，其他的牢友，有的胃痙攣，頭暈和天旋地轉；有些是胃痛，嘔吐至無力起身和走動。可是，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忍受著痛楚和饑餓，繼續耐心地繼續那第一場考驗，一直到第七天。
那18天里，我們被關在各自的囚室里，除了一天上、下午兩次沖涼以外。其實，那時候我們并不是每天都沖涼。當大家在一起的時刻，我們趁機互相鼓舞，勉勵要堅定，要隨時提高對抗當權者暴政的戰斗士氣。罷食一定要堅持下去，直到有新的共同決定為止。
從展開馬拉松政治罷食開始，我們這一座跟其他座戰友的聯系就完全中斷了。因此，在我們進行了18天的罷食之后，對于其他牢友是否已停止罷食是一無所知。
可是，在擁有許多牢友的C座和女扣留者的那一座，扣留營當局是采取了暴力行動來迫使結束罷食。
殘暴的強迫灌食
經過一星期多的罷食，及繼續拒食拒飲，C座有幾位政扣者暈倒，使營方感到不安。
在政治部官差的施壓下，監獄醫院的一位醫生和一位助理被派進牢房，勸政扣者放棄罷食。但卻沒有人理睬他們。
C座同志已經立下決心，拒絕跟當權者作任何妥協。相反的，他們已經準備面對一切可能出現在他們身上的風險。由于這項堅決的行動，他們承擔了失去生命的危險，就為了要否決行將在明月灣監獄推行的強迫勞動。
完全拒絕要作出任何妥協的政扣者包括麥哥-弗南迪（Michael Fernandez）、哥文達三美（P.Govindasamy）、何彪、謝太寶、云昌定、陳美和、李學訓、黃成發、蔡壽川、立興、張福群、黃美貴、林明強。女政扣者則包括劉麗英、吳平華、林雅娟、沈仲葉和黃桂英。
最后，殘暴的李光耀政權下令監獄和政治部人員采取行動，用強迫灌食來迫使政扣者進食。監獄當局遵從這項殘暴的命令，并以粗暴的手段強行，以致危害好多政扣者的健康，或在肉體上，或更甚的在精神上。
其對政扣者產生的心理效應深刻而長久。在那一場艱辛的事件過后的許多年后，醫生還可以從政扣者身上發現到他們的病根，就是強迫灌食所造成的心靈創傷。
那項殘暴折騰的苦難經歷，一直到今天還困擾著一部分前政扣者的生活和精神。因而造成他們都不愿意再談起政治，或是那些能夠勾起他們在明月灣監獄長期罷食回憶的種種。
我的戰友在承受可能隨時導致死亡的肉體折磨時，所表現的高昂斗志和無比勇氣是不可爭辯的，必須給予最崇高的敬意和承認。
……(略)
為了對付明月灣監獄戰友們的戰斗精神，本來就對政扣者有偏見和敵意的營方，粗暴和毫無人性地對政扣者展開了強迫灌食。
他們粗暴和胡亂地把膠管插進喉嚨。因為行事時不細心，全體政扣者都感到痛楚。他們甚至掙扎和擺動被綁在椅子上，同時被孔武有力的大漢抓緊著身子。政扣者痛楚的叫喊聲根本不受理會。
的確很難想象，本來是分派在監牢照顧牢民健康的醫生，在那個時候來到時竟然只是張著眼看著監獄官員粗暴地對付政扣者。那個醫生就那樣看著那殘酷的事情在發生，什么都不說。他在那兒出現，看來只是要確保受酷刑的政扣者不至于被弄死罷了。
這就是成了李光耀政權的工具的醫生的德性。這樣的醫生，已經忘了作為一個醫生在對病人和群眾執行醫務時必須負起的責任和醫德的誓言了。
麥哥-弗南迪的遭遇
我的好友麥哥-弗南迪，大罷食時正好關在C座，大約在1973年左右，即那次馬拉松罷食過后一年余，我們恰巧在羅賓遜路特別扣留所碰面。麥哥向我講述李光耀政權是如何殘暴地對付在未經審訊下被他囚禁的政敵。
那次意外會面后不久，我重新被送回明月灣監獄，繼續扣留。與此同時，麥哥-弗南迪則跟另外五、六位罷食期間同座的扣留者一起獲釋。
“我們罷食一個星期之后，監獄醫生和另一位助理進來我的牢房，由幾個兇巴巴的大個陪同，”麥哥開始講那故事。他們強迫他坐在椅子上，把他的身體綁住，雙手扣上手銬。
麥哥-弗南迪是受高等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是一名工運領袖，他感到驚訝，一個醫生怎么能眼睜睜地看著，讓獄卒在他眼前，任由施虐。麥哥向醫生求助，卻毫不受理，“可是，從他的神情，我知道他感到內疚，只是沒有勇氣做些什么。”
“賽，不管你相信與否，他們是用撬子硬硬撬開我的口。然后，他們把塑膠管塞入我的喉嚨，把奶灌入管子里。我大力掙扎，以至吐了，那些強灌的奶吐了滿地。他們抓緊我的手和身子，使我掙扎不得，然后再強行灌奶。”麥哥-弗南迪敘述說。
麥哥堅決不肯向他們的意愿低頭，造成他們施加更進一步的折磨，他們繼續用強行把奶通過塑管灌進他的胃里。麥哥又吐出來，所有灌入的奶全吐出來。新的奶又強行灌入，麥哥-弗南迪又吐了出來，一連好幾次。最后，麥哥昏了過去，直接被送到監獄醫院去治療。
總共23天，麥哥-弗南迪都是血管被穿管滴液渡過的。他的情況穩定后，重新被送回到明月灣監獄。他跟其他繼續堅持罷食的政扣者繼續罷食。營方繼續強迫灌食，那些戰友則以堅決和更高昂的戰斗精神來繼續面對折磨。李光耀政權就是這樣殘酷地對待未經審訊而加以囚禁的政治扣留者！
其他的戰友也遭遇到麥哥-弗南迪那樣的痛苦經歷。同樣的殘暴恐怖行為也施加在何彪、哥文達三美、云昌定、陳美和、蔡壽川、吳平華和劉麗英等政扣者身上。
壽川是南洋大學的畢業生，跟我一起在1963年2月2日被逮捕時是一名工運領袖。他告訴我，在政扣者對拒絕行將實行的強迫勞動條例的立場堅定不移的情況下，營方是如何不得不認輸。
“在對政扣者進行折磨和迫害了兩個多月之后，營方‘認輸’了，停止強迫灌食。但是，他們還是不要撤銷那些新條例。他們讓政扣者再繼續憤怒地罷食了一個星期。”壽川說。他是在怡保的傳統酒店(Heritage Hotel)告訴我的。……壽川繼續解釋說營方在折磨政扣者兩個月之后，“任由我們繼續罷食，其目的是要打擊我們的斗志，及要觀察他們的酷刑對政扣者產生的效果。”
第十章 在紅蘿卜跟大棒子之間
最后，我是在烏敏島渡過一整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在1979年8月22日恢復完全自由，回到新加坡本島。我的戰友林福壽醫生則在我之后約一年被釋放回新加坡本島。
另有兩位政扣者被李光耀政權放逐到孤島的是民選的立法議員。第一位是李思東，武吉知馬區議員，他在1963年9月大選中中選時即被逮捕，完全沒有機會為支持他的選民服務。他在我從烏敏島被釋放回來的幾個月后放逐到那兒，在島上住了將近兩年。
另一位是謝太寶，三巴旺區議員，在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之后，他也是馬來西亞國會議員。謝太寶在新加坡本島被囚禁了23年之后，被放逐到圣陶沙島。他在該島被放逐了好幾年之后，才獲得全面自由。因此，謝太寶是在內部安全法令下未經審訊被扣留為期最久的政扣者。他被捕時25歲，在1992年獲得釋放時已經是將近58歲了。
林福壽醫生、李思東、謝太寶和我四人分別放逐到烏敏、德光和圣陶沙島，被許多國內外觀察家和評論員視為是李光耀對反對其政治手段及拒絕低頭人士的報復證據。
謝太寶跟《新聞周刊》的講話
謝太寶被釋放后不久，接受《新聞周刊》雜志的訪問，他被問及在漫長的扣留歲月里什么是他經歷的最可怕的經驗。他回答說：“當我被單獨監禁的時候，單獨關在黑房里，不是平常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內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聽不見……。為了嚇唬我，政治部人員說人被關在那樣的環境下，幾天就會變瘋了的……。一天晚上，我聽到有人大力踢我的牢房門。我想，那個人的的確確是瘋了。”
謝太寶熬過在黑房單獨監禁的苦難日子。他說，他對著自己說話，以免喪失腦力及確保自己清醒應該對自己做些什么。謝太寶甚至將自己當時的苦難跟外頭更為不幸的人士，如殘障和盲眼者相比。他們的生活難道不是比他還苦嗎？謝太寶就是用這種方法來保持自己頭腦的清醒和他那堅強的斗志。
當被問及他被監禁那么久的原因時，謝太寶回答說審問他的調查官對他說過，他只有在簽署一份由政治部人員起草的自白書后才能獲得釋放。“他們要我承認我是滲透進入社會主義陣線的馬來亞共產黨黨員……。我從來就不是什么共產黨員。所以我拒絕簽署。”他解釋說。
謝太寶對于自己拒簽那份自白而造成不能獲釋而繼續被扣留那么久一點也不后悔。“我為什么要后悔呢？政府要強迫我簽署假聲明……。我絕不會這樣做的。這違反我的良知。我自己將不能心安理得地過活。”謝太寶鄭重地拒絕政治部要他投降的條件。那么明確的答案，反映出他在扣留期間直到釋放所堅持的立場。
拒絕國家語文學院院長的肥缺
在1960年代初，為了急著要表現提升馬來文作為國語的地位，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政權成立了國家語文學院。在新加坡政府要求下，印尼政府借出了著名語言與文化學家史拉末-姆里約諾博士（Drs.Selamat Mulyono）出任第一屆院長，為期二至三年。可是，根據我過后被送去樟宜監獄不久后所聽到的消息，合約尚未期滿，史拉末博士就辭職回到印尼，滿懷失望之情。
據說，這位印尼的語文和文化專家對他所坐的位子感到不安，因為新加坡政府根本就沒有制訂明確的語言文化政策。他感到無所適從，因為該學院沒有確定的政策，有的就只是當權者要像他這樣一個名氣很大的學院院長去執行的一些模糊的指示。
突然間，我的名字被拉進這一家我原本就懷疑李光耀政權成立時的誠意的學院的故事中去。當一組由副警監蔡麥哥為首的官員來探訪我的時候，當他們一談起那間剛剛沒有了院長的學院時，我立刻意識到他們正在作一些不太對勁的安排。他們是有備而來，看來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那時候，我在必麒麟路上段的中央警署頂樓的扣留中心被單獨監禁。我正在承受惡劣的精神折磨，對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混淆，產生混亂。所有在那種情況下被單獨監禁的政扣者，都是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況，更何況在受審問時，被連串的虛假指控、要脅、惡言、毀謗和穢語所轟炸。
政治賄賂
那天中午，吃過中餐后，我被帶出單獨監禁牢房，直接被帶進審問室，面對一群兩面三刀的政治部官差。
蔡麥哥副警監帶頭說話：“賽，我們有東西要跟你談談。”
“是嗎？是什么事？”我反問蔡麥哥。于是，他對著我講關于國家語言學院的事。蔡麥哥說史拉末-姆里約諾博士的合同已經期滿，回去印尼了，該學院的院長位子正空著。他說政府正在找人填補史拉末博士留下的空缺，招聘廣告已經在報紙刊登了。
蔡麥哥停頓一下，看著我的眼睛，等待著我的反應。我默不作聲，因為那時已經猜到他們那天來見我的真正用意。我已經可以正確猜到，那個院長的位子會被當成政治賄賂那樣來向我開價。
圖窮匕首見
當看到我默不出聲，蔡麥哥又開口了：“賽，我們以為你是最適合的人選。你肯定是有資格的，擁有這份工作所要求的語言能力和新聞從業的經驗。”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意識到，蔡麥哥副警監已經把卷圖開盡，現出匕首來了。顯然，他們提出獻議是沒有誠意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跟著蔡麥哥來的兩個人，一個是名叫哈侖警長的政治部人員，另一個叫惹拉，自稱是文化部的研究員，跟著都拍我的馬屁，吹捧我，連聲承認我有資格接任史拉末博士留下的空缺。
“賽先生，的確很難找到像賽先生那樣的適合及合格的人選。我們希望賽先生能夠接受，”哈侖警長說，一心要我接受那個職位。惹拉這位文化部的研究員則不斷點頭，迎合著哈侖警長。
他們兩個看來已經是自愿充當政治行賄的說客，甚至他們是認為那政治行賄是多麼不可抗拒，以致我難于推拒。
最后，我覺得向他們表達我的立場會比較好。于是，我感謝他們對我能夠勝任那個學院院長所表達的信心，可是，如果要獲得那份工作，我得先獲得釋放。
于是，我跟著說明：“你們應該向政府建議先釋放我，不附帶任何條件。釋放后，我將正式申請那個工作。由于你們大家都認為我足夠資格，那么我的申請一定會被接受，不是嗎？”
我明確表示我不可能出賣自己的人生原則和政治立場，以換取那份工作。如果他們要我出賣尊嚴以獲得工作和自由，我會把那個獻議當成是政治賄賂。
接著，我又說，把話直指向蔡麥哥副警監：“你先去做李光耀那邊的工作，讓他無條件釋放我。然后，身為自由公民，我才像其他的申請者那樣申請那份工作。”
蔡麥哥本來是以嚴肅而滿懷希望的神情聽著我的解釋，最后，他笑著說：“賽，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不是那麼簡單“，他重復著說，那語氣是既失望，又像在挖苦。
“當然不簡單。”我的答案很干脆。
我發覺那三個政治部人員似乎被我的那項‘先無條件釋放’的要求給嚇呆了。他們嘗試解釋說，釋放的問題可以較后才處理，“可是，現在，賽先生可以先提出申請，不必等到釋放后，”他們說。顯然，他們根本不打算要理睬釋放我的要求。
我已經沒有力氣去繼續應酬他們，就用堅決的語氣說只要我未被釋放，盡管我對那樣的工作感興趣，也不會去申請那國家語文學院院長的職位。
紅蘿卜或大棒子
那些政治部的調查官，在對政扣者施加苦難之余，總會演一場戲，給思想混淆的政扣者伸出幾根紅蘿卜來，充和藹討歡心的。這些剛剛無恥地對政扣者進行威迫和污辱，對本身的罪行根本毫無罪惡感的劊子手，擺出了“軟”的樣子，假裝“好好善待”政扣者。
在那種困惑、迷亂、恐懼和緊張的情況下，好多意志稍弱的政扣者就不小心咬到那“紅蘿卜”賄品了。他們接著就跌入所設好的陷阱，以致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最后陷入懊悔和叛變的境界之中。他們接著下來被李光耀政權充分地利用，被迫出賣本身的人生和政治原則，出賣他們及同一條政治線上戰友的斗爭。
在不小心吃了“紅蘿卜”之后，他們接著就發表自白，表示后悔參與反對黨政治。本來不是共產黨的也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并“后悔”支持馬來亞共產黨（馬共）。他們也承認后悔在他們被捕之前反對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合并，以及反對組成馬來西亞。
他們當中，有些被選中當“電視明星”，由政治部特工直接訪問，在黃金時段播放。于是，人民行動黨統治史上出現了令人惡心作嘔的最大政治丑劇；因為，那個時候，并不是成為“電視明星”者都對他們的政治“罪行和錯誤”懺悔。有一些是假裝“懺悔”，以求本身盡早獲釋，以擺脫監獄的非人生活和長期的精神折磨。
但是，也有是真正悔過的。他們祈求原諒，不再涉及反對黨政治及“馬共活動”，而他們其實在之前根本就不曾涉及馬共，遑論馬共的武裝斗爭了。這類人悔過之后，還歌頌李光耀政權，并誓言全心全力支持李光耀政權。他們就因此被迫每年8月9日參加新加坡國慶日游行，以證明他們對李光耀政權的不二效忠。甚至有一些不單只是悔過，還變節投敵。他們不只背叛同志及所代表的組織，而且積極對抗和敵視昔日的同志。
觀賞同志成為“電視明星”
在樟宜監獄的E座牢舍，我有幸有機會一睹“電視明星”表演的風采。當獲知有“已被擊垮”的政扣者要上電視當明星時，想一睹其風采的牢友就會在當晚齊聚在A座。
我發覺有些牢友很緊張和不安，因為那晚上要上電視當明星的政扣者，是我們一路來視為是很堅持其政治立場的人士。許多政扣者，不管是新人或舊人，都很敬仰和崇拜他。
我們所不知道和從來未曾想過的是他在跟我們一起被扣留時的感受和政治觀點。他為人聰明，很用心學習，勤勞工作及積極運動，被扣留已經很久了。他起初是被英殖民者所逮捕和扣留，然后由李光耀政權繼續延長之。事實上，李光耀政權是把他和他的其他同志當成了“政治人質”。我想，這暴露了李光耀的政治手段，純粹就是在英殖民主義的支持和協助下，滿足他個人的政治議程而已。
他和他的幾位同志，被指是導致李光耀失掉人民行動黨領導權的黑手。后來，是英殖民者用緊急法令，即今日的內安法令，逮捕和扣留他們，救了李光耀，使他重新坐上人民行動黨領導的皇位。就這樣，李光耀得以繼續被英殖民者所利用，以對付左翼反對黨政治的崛起，進而維護英殖民主義及西方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利益。
李光耀對他和那一批戰友的仇恨是非常明顯的。當他們被捕三年之后，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上臺執政，李光耀拒絕釋放他們。我深信，在那個晚上行將成為“電視明星”的那位同志，的確是感覺到他是李光耀政權的政治人質。
人民行動黨保證，在贏得1959年大選之后，就會釋放他們。那是李光耀跟當時幾位還被關在監牢里的人民行動黨領袖達致的協議。這些領袖包括林清祥、方水雙、蒂凡那、占姆士-普都遮里和悉尼-兀哈爾。據說李光耀同意若人民行動黨勝利及組織政府，將會釋放所有的政治扣留者。可是，在贏得該次大選后，李光耀即食言毀約，只是釋放那些被扣留的人民行動黨領袖。其他人，包括行將要成為“電視明星”的那位，都繼續被扣留。
在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動時，他跟其他多位政扣者已經被扣留了好幾年了。在新加坡于1959年大選后實行自治之后，我個人實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繼續扣留他們。
他們在未經審訊下被扣留，因為他們反對英殖民主義統治。那之后的政治，他們根本就未涉及。英殖民者不釋放他們，是因為他們拒絕承認他們被捕時強加給他們的指控，那并不是指他們把李光耀從人民行動黨的領導推下來，而是指他們從事“危害國家安全”，那是指英殖民主義者的安全的顛覆活動。
在殖民地時期，旨在趕走殖民者的政治活動，不管是在殖民地本土，或是在任何地方，的確都是被殖民主義者及其鷹犬指為是“威脅國家安全”，所謂國家，是指英國的殖民地。因而，在1950年代期間，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反抗英殖民主義統治的政治活動，被英殖民者及其鷹犬形容為顛覆活動。
在1948年緊急法令下，英殖民者設立監牢和扣留營，囚禁抗英志士。這個做法過后由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所繼承，施用至今。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內部安全法令。
就因為這樣，當那位準“電視明星”在冷藏行動過后拒絕加入我們政扣者之間的政治討論時，我和一部份牢友并不在意或失望。我們一點也不懷疑他對我們的斗爭的支持，因為那也是他和他的戰友未被逮捕之前所堅持的斗爭：反殖，爭取祖國脫離英國統治的獨立斗爭。
因此，當他被政治部調離E座牢舍的那一天，即戲在電視上演的前幾天，我們一大群人給他送行，就像每一回政扣者被政治部帶離扣留營所做的那樣，跟這位“眾人敬仰”的同道說“珍重，堅持下去，斗爭下去”。
昔日英雄今日狗熊
那個晚上，E座牢舍A座的氣氛可說是相當緊張。在座后方的電視廳擠滿了人。當鏡頭焦聚在那位準“明星”時，我看到他靦腆地微笑（他當然知道我們正在A座面對著電視機）。我們的同志在那個時候是怎麼樣的感受啊？
從他的面部和靦腆的笑容，我想他好像是有點不好意思，感到有點內疚，就像一個人意識到本身已經令那些他知道一直以來都對他敬愛、崇拜和敬仰的戰友大失所望那樣。他看來似乎是感到懊悔，因為，現在反而是他要向那些因為拒絕依照他跑的路去換取個人釋放而將繼續蹲在牢房內的戰友們道別了。
他很擅長隱藏起這一類的情感，倒是看起來很安適，毫不緊張，他并不像之前或之后的“電視明星”那樣煩躁不安。
無論如何，我并不認為他有意要背叛還留在監牢里的戰友們。我也不認為他有“出賣”戰友，以無力的失卻尊嚴式去換取個人本身的釋放。相反的，我只是認為，他僅僅只是對當初未被捕時投入反殖政治運動的原本原則立場不再有信心了。我也認為他是對監獄生活感到厭倦了，而卻又完全看不見前面有任何光明。或許，他要像平常人那么樣，成家立業吧。
也許因為這樣，他為自己找了條比較好走的出路。他需要“自由”，準備照對方的開價付錢，盡管那代價是多高。他不想再跟牢內的戰友有任何瓜葛。他要為自己開拓新生活，忘掉過去的歷史，為自己的生活展開新頁。
可以肯定會有戰友不滿他在電視里的那看起來有點驕傲、裝作和若無其事的無拘表情，甚至還會發出微笑。于是，好幾個人的口中發出了罵人的粗話。其他大多數人都默不作聲。
那位“備受敬仰”的朋友明確及流利地回答政治部特務所問的每一道問題。他說出他對參與導致他被扣留那么久的斗爭感到“失望”的原因。他已經對斗爭目標失去了信心，現在，他要“浪子回頭，步上正途”。
隱去一切苦難經歷
對于他在九年之前被捕初期的苦難經歷，他只字不提。對于他在單獨監禁時所經歷的精神和肉體折磨，如何被毆打，如何被殘暴及毫無人道地拳打腳踢，以及其他諸多發生在他身上的酷刑，在他當“電視明星”時根本沒有只言片語。那一切都被隱去了，似乎他已經很寬宏大量地寬恕了那些折磨他的人。
相反的，在英殖民者政治部特務，即后來又成為李光耀政權政治部特務的那批人，施壓捏造新故事。于是，他用甜言蜜語歌頌說，他在長期的扣留歲月中，得到很好的待遇，叫他感到很滿意。
可是當他裝出洋人所說的撲克牌臉，一臉正經，對人民行動黨領導李光耀總理大加贊揚時，鏡頭就作近距離大特寫，使他的臉占滿整個電視鏡面。這時，#@%^!……對他的咒罵聲就響亮地在電視廳圍繞，那罵聲很響亮，語調很是憤怒和激動。在那個時刻，任何人都很難去怪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應。
連續好幾分鐘的時間，電視廳回響著咒罵的響聲，幾位大感失望的戰友，已經不能忍受看著一位長期以來非常“信任和敬仰”的戰友，突然之間變成了叛徒，開始破口大罵了。他們已經無法忍受，更何況他們是親眼看到那一幕，盡管那僅是通過電視所見。
有些戰友聽不進那些贊語和叛徒之言，于是就喊關掉電視，回房睡覺。當我們各自走回房間時，還一直聽到咒罵聲。
第十一章 “自由”何價
吃了“紅蘿卜”政扣者的聲明，通常會在印刷及電子媒體大篇幅報道。事先錄制好，內容在播放前由政治部過濾的“電視明星”訪問，也是這樣子處理的。“訪談錄會一再修改，重新錄制，一直到負責的政治部人員確實滿意訪談的政治內容真正夠滿足李光耀的虛榮心，“電視明星”的表演才向大眾播放。
所有政扣者發表的聲明，內容其實都是政治部準備的，有關的政扣者必須同意并署名，然后才發送給傳媒。由于要獲得“自由”，不管是否喜歡政治部所擬好的聲明內容，要發表聲明的政扣者都得簽署表示同意。不管是愿不愿意成為“電視明星”，這類政扣者都得在電視上亮相，供大眾觀賞。其中有些人被迫得這樣做，因為忍受不了單獨監禁期間審問的折磨和迫害。
這就是“自由”的代價。他們所必需付出的“自由”代價——這樣一種失卻人格和尊嚴的自由，是政扣者基于本身的個人理由所作出的抉擇。
在獲得“自由”之后，他們行將過的新生活中，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肯定一直都會受到這夢魘的干擾。這種干擾，尤其是在他們一時之間回憶起在斗爭時期的苦樂時發生，尤其是想起對還被關在牢內的同志的旦旦誓言的時候。
也有一些像這一類的前政扣者，在以后的日子中，是生活在心靈備受干擾的狀況之中，施加在他們頭上的殘酷迫害，導致其中一些政扣者無法承受，選擇了背棄戰友，這種陰影不斷地干擾著他們的心靈。
他們當中，有好些過后感到內疚，領悟到自己之前的錯誤，在經過自我反省之后，他們要向以前的戰友尋求諒解，進行“贖罪”。于是，他們慢慢地以行動來進行“贖罪”。這顯然是很好的做法，值得驕傲和可以成為學習的楷模！對我而言，自我反省，自我批評，接受別人的批評和自我改造以朝向正確和真理的方向，都是值得贊美的美德。從自己的失敗和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的品德也是如此。犯錯和做錯其實是人類的本能，并不是什么大罪，需要去粉碎及摧毀掉那個人的一生，剝奪他的前途。與此同時，它也不應該削弱人們的意志，一直扼殺了追求改變，要求進步和成功的決心。
單獨監禁時期的審問，造成許多政扣者崩潰。因為，面對著那么嚴峻的考驗，必須在擺在眼前的紅蘿卜和大棒子之間作一抉擇的時刻，的確是對政扣者思想意識的覺醒的真正考驗，那也將決定有關政扣者會作出怎么樣的抉擇。
甜蜜笑臉變兇了
如果說有人不吃那些政治部人員伸出的紅蘿卜，情況將會是怎么樣的呢？如果一位政扣者站穩立場，堅持拒絕改變所持的政治信仰，，情況會怎樣呢？如果他們拒絕承認失敗，繼續堅持相信他們是為真理而奮斗，而堅信勝利最后必然是在真理一方，情況又如何呢？
哈！就是在這樣的時刻，人民行動黨政權的政治警察的走卒就要變臉了，他們即刻會來個態度大轉彎，之前一陣子還顯露的笑臉，驟然之間變成兇巴巴的；原本“和藹可親”的斯文細語，語調突然之間提高了八度，成了罵人的高喊聲。接下來就拉出大棒子或大藤鞭，要打人或揍人了。
這就是他們人類軀體上出現野獸暴行的時刻。那個軀體和那副模樣，還是人的樣子，精神、靈魂和行為卻變得像一頭兇惡的野獸。這，就是白皮膚洋大佬所謂的“解決”問題之道：任由像新加坡李光耀那樣的殘暴政權，采用“紅蘿卜和大棒子”來審訊政扣者。
一位拒絕吃下所塞給他的紅蘿卜，反而吐了回去的政扣者的遭遇，證明了“紅蘿卜與大棒子”這個詞匯的真實意思。因為其立場堅定，同時為了維護真理和正義而表現出面對酷刑折磨的無比意志，這位政扣者遭受到“殘酷的報復”。
這位政扣者為了維護他的自尊和神圣的人生原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的犧牲的確是不可斗量啊！
無情的毒打
明月灣扣留中心的C-6座，我跟五、六位政扣者住了約五年時間，來了一位在1976年被逮捕的新政扣者，是一位二十多三十歲的青年。
我不知道為什么政治部會派那位新人跟我一起關在6號牢房。直到那一天，我已經被扣留了約13個年頭，親眼看到許多人被捕和許多人被釋放，來來往往的，而我也從許多其他牢友口中聽到各種酷刑和苦難經歷的故事。
他進來我們這一座的第一天，我和其他牢友都熱情地歡迎他，而他自己也看來很歡欣，雖然身子很虛弱，臉色也顯得很蒼白。我懷疑這個新人身上發生不對勁的事，于是立刻會見看管我們這一座的官員，申請要在第二天早上看醫生。
晚上，這位新牢友無法合上眼睛。他急躁，講話很快，似乎有太多的事要對我說。因此，他好像很擔憂，怕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他把心中的一切在那個晚上向我們傾泄。他好像很擔心在沒有把他的經歷全部告訴我之前，就會被調到其他地方去。
我安撫他，叫他冷靜和慢慢說話。這位新牢友會說流利的馬來話，但在講述他在被捕之后那段單獨監禁期間的苦難經歷時，卻多數是講華語。
我在那一整晚從這位新牢友所聽到的一切，叫我對李光耀政權殘酷迫害人民戰士和他的政敵的手法，增添無比的憤怒。這個慘無人道的政權的所作所為，加強了我的意志，要求自己為尋求真理、正義和人類幸福，對抗隨時隨地出現的暴政和酷行而繼續奮斗。
為了不要出賣戰友...
這位新牢友顯然是在審問時被嚴刑拷打。他們對他拳打腳踢，他們殘踏他的身子，毫無人性地把他打倒在地，連續幾個小時，連續幾天，從白天到黑夜。他們不準他睡覺，只準“休息”幾分鐘，然后又橫加毆打，因為他拒絕承認強加在他身上的假控狀。他也拒絕招出那些還在監牢外斗爭的戰友。
雖然被政治部人員一而再地嚴刑逼供，他都拒絕回答有關本身的活動的問題，或招出他的同志。他拒絕背叛他的同志。他還對我說，為了戰友和組織的安全，他寧愿犧牲。
這年青人理應無條件被釋放，不然，就必須像我們其他所有政扣者向李光耀政權所要求的那樣：在公開法庭里給予審訊。這是一項民主的要求，是基本人權的要求，是國家憲法和聯合國人權宣言所賦予的保障。
他被指控進行“地下”活動，“拿起武器”要推翻政府，但他們卻無法展示任何證據。他在被捕時，并沒像所指控的那樣，身上帶有任何武器。因此，他否認了一切的指控。他提出要求，如果真的像他們指控那樣，就在公開和公正的法庭進行審訊。
由于堅決不對那些沒有根據的指控認罪，這位年青人被毆打和施予酷刑，連續22天，不分晝夜……。
我看到他的眼睛滴出淚，閃閃發光。我相信那并不是悲哀的眼淚，也不是因為痛楚，而是意志的淚花，無比激情所化成的淚花。
狗見到鬼吠了
(此節略)
欽佩他過人的勇氣
剛才提到的那位小伙子，起初開始講述他的故事時，我就只是靜靜地聽，什么也不說。不是因為自己沒什么可說，而是我真的被李光耀政權那些殘暴的爪牙的所作所為給嚇驚了，以致不知所措。同時，我也很欽佩這位朋友面對暴力酷刑所表現出的意志，那些爪牙的暴行，我只曾在閱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時才領教過，只有日本法西斯的軍事憲兵和德國納粹主義的“蓋世太保”（即“秘密警察”）才干出那樣的壞事。
這個小伙子可不是泛泛之輩。他是受華文教育的知識分子，他講話一流，口若懸河，馬來語很流利。由于曾經在偏遠地區與人民群眾一起生活，因而吸取了很多經驗，也累積了許多很動人的群眾事跡。
他也擅于唱歌，他唱群眾之歌，農民之歌，漁民之歌和工人之歌，都是在反映一直以來被剝削的貧窮的平民的生活，活在貧困之中，沒有保障，卻也能活得窮開心。
在他跟我一起住在C-6座的約一年中，我從他那兒學到很多東西。我從他那兒學習到農民、漁民和工人的命運和斗爭，在他之前，那些東西我只能是聽來，或是在書本上讀到的。這個小伙子親身投入生活之中，在鄉村、城鎮、海濱及河岸，跟群眾生活在一塊。
被自己的頭領所出賣
我后來促他繼續把故事講下去。他卻皺了眉頭，顯然是不想講下去了。可是，他最后還是開口了。在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后，他說：“賽，我被帶進一個房間，原以為是要用來折磨我的。
“可是，我是怎么樣的感到吃驚啊！我看到的是那個坐在那房子里的人，左右由兩位政治部人員夾著，他竟然是我那一個組織的領導同志。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似乎還在夢幻當中，不能相信那個坐在我前面的那個人正是我的領袖。我深信他已經出賣了我和其他的同志，否則，他怎么能夠在這么令人心痛和非常羞恥的情況下和我見面呢？”
我的那位新牢友告訴我說他那位前領導用很平和及毫不遲疑的語氣，命令他“投降”，因為，他說他和他的同志已經沒有再斗爭下去了。
“我感到一陣慌亂，感到很憤怒，真想就在那兒撲過去揍他……。他是我曾經尊敬的領導，我絕對服從他關于我們斗爭的政治理念的教誨，那樣的話不該從他口中講出來的。”他憤怒的咬牙切齒。
那位朋友閉上雙眼，無法再說出他的懊惱和失望。于是，他低下頭，開始嗚咽著，哭了，壓抑著他的怒火。我拍拍他的肩膀，勸他平下心情，要冷靜。我遞過一杯水給他喝。幾秒鐘之后，他繼續談他的故事。
由于是過度茫然和慌亂，根本就不知所措，所以，在那次會面中，他一句話也沒對那位前領導說。那一次出乎意料的見面，被他形容為是無比恥辱和丟臉的。于是，他被帶離那間房，被帶到另一間房去。
寧死不降
在走向新的房間時，這位朋友下定了決心，他在心中立下了誓，盡管已經被自己的領導所出賣，他決不投降放棄。有史以來的頭一遭，他決定違抗領導的命令。他已不再承認那個人為他的領導了。
與此同時，這位新朋友已經開始在沉思，對于自己在斗爭中的忠誠奉獻和忠于那個現在已被他本身的領導所出賣的組織感到懊悔，那可是他做夢也未有過的事。是那麼難以置信，那個被他們高度崇拜和敬仰的同志，會毫不猶疑地背叛自己的組織和本身的戰友和同志。于是，他感覺到自己一路來的犧牲和所承受的折磨似乎是“毫無價值”和“毫無意義”的。他也開始冥思苦想關于長久以來所做出的犧牲就這樣“徒勞無功”，以致他再也無法讓自己的思路能保持理性了。
于是，他就作出這樣的決定：他不只是要為他的漫長斗爭史劃上句號，而且要結束自己本身的存在。他不愿意讓他的敵人，即李光耀政權的政治部特務，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已經折磨了他22天，他想，非常肯定的，他將繼續被施刑，一直到他認輸投降為止。
如果他的生命必須要結束，那就必須由他自己來結束，為了本身的尊嚴和英雄氣概。這位朋友可不愿意栽在那些懦夫的嚴刑底下。
他已經立下決心要結束自己的一生。于是，他給自己的組織寫下了遺書，說明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如何被捕，被嚴刑拷打，以及那場最令人蒙羞和受辱的與領導會面。為了避免自己也像那位領導那樣走上叛變之路，他心甘情愿地作出上述決定，并對上述行動負起全責。
他給在外邊的同志和組織寫下了訣別書，“永別了，堅持戰斗”。在遺書上簽了名后，他拿起一片玻璃杯的碎片，割斷自己手腕的脈。然后，他“安詳和愜意”地躺在床上等待他生命最后一刻的來臨。
人謀之，天成之
就在那時，我聽到心底深處的細語，說這位朋友只是一位凡人，他在“謀”自己之死，可是，“成”或“不成”則由天來“決定”（其結局）。
果然不出所料，一位在那天值勤的辜加警察，突然間窺探他的牢房，發現他躺在床上，手沾滿血，還流到了地面。辜加警察急忙打開牢房門，進入里面，及時趕到把他救了過來。
這個故事，座內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只對我一個人說。他過后有沒有告訴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自己則認為沒有必要把這個令人心痛的故事向他們或其他人轉述。
這本書中之所以寫下這個故事，只是為了希望讓它成為每一個人或各造的經驗教訓和參考。
此外，那也是因為我感覺到是我的義務和責任，因為我知道詳情，去暴露毫無人性的李光耀政權的殘暴行為，他們在20世紀的六十和七十年代是如何的殘暴對待新加坡的人民，甚至是全世界普世的人民也遭受其害。
醫生看病
第二天，我會見到來檢查我的新同志的監獄醫生。我擔任翻譯，向星格赫醫生反映那位新同志所遭遇的對待。我促請他進行檢查和作報告，尤其是針對政治部官員所干下的酷刑和暴行。
我早就已經認識透了這位星格赫醫生。他只是聽著我們所作的任何投訴。他絕不作任何評語。他會重復我已經聽過很多次的那幾句話：“賽先生，請記住我只是一名醫生。我會檢查我的病人，并配藥給他。”
新加坡有許多從印度過來尋找生計的印度醫生，星格赫醫生是其中一位。我在監牢里認識他已經不少過十年了。
因為這個原因，我和其他牢友都不對這位星格赫醫生抱有什么厚望。然而，我們還是堅決認為，雖然他已經多次表明自己只是一名醫生，不管政治和不涉及政治，我們還是得要向他傳達正確和準確的政治信息。
在C-6座住了約一年之后，這位朋友被驅逐，遣回馬來西亞。他接下來被馬來西亞政府引用跟新加坡相似的內部安全法令加以扣留。他繼續被扣留了好幾年，才被釋放。
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至今依然保持聯絡，而他跟太太及兒子經常來我在梳邦再也的住家拜訪，特別是佳節期間，如開齋節。
第十二章 戰友林清祥與何標
這一章，我特別要講述另外兩位在監牢里飽受李光耀政權施予各項酷刑的戰友。他們是林清祥和何標。
林清祥如何被毀滅？
好幾年前，我、陳仁貴和傅樹楷聊起林清祥和何標兩人所遭遇的厄運。我自己不曾跟林清祥扣留在一起，雖然彼此都是在1963年2月2日的同一行動下被捕的。在被單獨監禁了好一段時日后，被調到樟宜監獄，我去“E座監房”（E Hall），林清祥去“RB座”（Block RB）。我們三個人當中，陳仁貴曾經跟林清祥一起關在RB座。
雖然被隔絕，我依然不斷聽到各種關于林清祥的消息，或從牢友口中，或是來自監獄以外的消息來源。那各種各樣的消息當然都不是正式的，都沒有確實的證據，有些是不清楚的，甚至有一些是夸大的。可是，其真實性的根據還是有的。
有一點是公眾已經確實知道的，因為它在報章刊登過。那就是李光耀獻議立即釋放林清祥，只要后者離開新加坡，移居到印尼去。清祥一口拒絕了，因為他看穿了其明顯的骯臟用意。李光耀要把林清祥趕出新加坡，進而消滅他的首要政敵。清祥的立場嚴重威脅到李光耀的地位，因為，就算是在監獄里，他依然是反殖和反人民行動黨斗爭的象征。而李光耀很清楚知道，在跟領導社會主義陣線的林清祥爭取支持方面，他必然會在競爭中敗陣。清祥已經成了人民行動黨的肉中刺。它要保持安全的話，就必須把刺拔掉，管它是用什么手段。
就在這個時候，報章報道說林清祥突然無緣無故地患上憂郁癥和長時期的高血壓。就像平常那樣，監獄醫生配藥給他控制血壓。可是，清祥的情況不但沒好轉，反而加重了。傳聞說，他的舉止也跟著變了，經常憂郁和自我孤立。這種舉止很不尋常，以致造成“R B座”的牢友感到可疑。藥繼續配給，可是清祥的憂郁癥毫無減輕。最后，清祥被調去中央醫院，據說他在那兒企圖自殺。于是，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說法，包括一些竊竊私語，指責當權者必須對發生在林清祥身上的一切負起全責。
在各種各樣的傳聞中，最叫人可疑的故事是關于樟宜監獄的一位精神科醫生給林清祥配治精神病的藥，以治療他的憂郁癥。傳聞指是這個藥的效應最終造成林清祥在中央醫院時企圖自殺。更引人入勝的是，據說那位監獄精神科醫生本身后來也自殺身亡了。其最后結果就如蕭天壽（Francis Seow）在他的著作To Catch A Tartar——A Dissident in Lee Guang Yew’s Prison在談到林清祥的不幸命運時所說的：“無論如何，關于這一件事的最后一句話還沒寫出來。”
林清祥獲釋時的狀況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林清祥在自殺不成之后是怎么樣的一種狀況。據一些人的說法，他的精神和肉體都被摧殘，精神受到巨大的傷害。事實是，就是在那樣的健康狀況下，林清祥在1969年獲得釋放。那還是在他以一封寄給社陣主席李紹祖的書信，宣布因為自己對斗爭失去信心而退出政壇之后。
只有思路混淆和認識糊涂的家伙才會被李光耀政權的政治部花招所蒙騙，相信那是林清祥是在意識清醒下自愿寫下的“文告”。可是，我自己卻深信，林清祥是在被迫的情況下，在精神和肉體狀況都紊亂情況下，被誘導那么寫的。
過后，又聽到說林清祥突然在一位精神醫生和一位政治部高層人員陪同下，偷偷在1969年7月尾離開新加坡，飛去倫敦。
我也百分之百相信，這一出摧毀林清祥的陰謀戲曲，是一出極有歷史意義，很別致和經過細心策劃安排的政治大戲，由諸殖民主義爪牙所導演，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結束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以挽救李光耀的政治領導。現在我們已經清楚知道，早在冷藏行動之前，英殖民者早已經認定，林清祥這位領袖，必須摧毀掉他的領導和威信。這意味著，為了挽救李光耀這位英帝寵兒的政治前途，必須把林清祥給消滅。這一點，可以參閱八打靈INSAN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林清祥與他的時代》英文版（Come In Our Sky)一書中，里頭收集了狄姆-哈柏（T.N.Harper）、陳仁貴、拉惹古瑪和格列-普爾格林因（Greg Poulgrain）關于林清祥的文章。
長空的一顆明星
1979年，在倫敦渡過十年的政治流放生涯之后，林清祥和妻子攜兩個兒子回到祖國。正好就在這一年，我被釋放，從住了6年的樟宜監獄和1年放逐到烏敏島，回到新加坡本島。我們于是重續自1963年2月2日以來就斷絕了的聯系。林清祥的健康還沒有完全恢復，但他的思路已經恢復敏捷了。在短短的一、兩年內，我們經常會面，跟其他幾位朋友，尤其是馬哈迪哇和陳仁貴，一起聊關于昔日和今日的種種。
林清祥要見到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和繁榮國家誕生的理想，在他的精神上還是很鮮明的，那還是他的愿望和政治理想。因此，在我們經常進行的討論中，曾經討論重新發動像實現林清祥，也就是我們的政治理想的運動的可能性，雖然我們都認識到，現在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和氣候，跟冷藏行動之前的斗爭時代是天淵之別。
林清祥已經不在了。他在1996年2月5日去世。可是，他依然活在人們的記憶中。就如國家文學家烏斯曼-阿旺所描繪那樣，林清祥的涌現在“歷史的天空”，就有如“時代長空的一顆閃亮明星”。
何標忍受折磨
除了清祥，何標的事跡也叫人激動不平。何標是一位工人領袖，受中、英文教育。他跟我一樣，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中被捕，可是，我們從不曾被關在一起。在中央頂層扣留中心（TFC,Top Floor Central）被單獨監禁幾個月后，何標被送到樟宜監獄的“BB座”。那兒已經有約十位扣留者，包括林清祥、陳仁貴和莫水生，而我則是調到樟宜監獄的“E座監房”。
像其他政扣者那樣，何標未曾在公開法庭審訊，可是卻在監牢里關了13年，從一個監獄調到另一個監獄。何標也像我一樣，被國際特殊機構和《倫敦泰晤士報》選為良知牢民。在政扣者當中，何標以其堅定不移的立場而聞名。在監獄生涯中，他從不向監獄當局妥協或投降，更遑論那些“阿保仔”（即政治部人員）了。“紅蘿卜”這個誘餌，對象肯定不會是何標！
因此，何標就受到大棒子的無情對待，他們不準他睡覺和休息，以致他昏了過去。他們一連七日七夜毆打他。國際特赦機構，在其關于1960年代新加坡政扣者的報告中，詳細地暴露了何標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何標現在定居英國。
雖然我從未曾跟何標關在一起，卻也從陳仁貴和傅樹楷口中聽到相同關于何標的故事，那是在不久以前，我們一起在檳城渡假。樹楷曾經跟何標、謝太寶、曾福華和云昌定一起在明月灣扣留中心，那是他在1976年第二度被逮捕和扣留時。陳仁貴則曾經在1963年至1964年間，跟何標和林清祥一起在樟宜監獄的“RB座”。
第十三章 馬克斯小組也遭迫害
李光耀政權不只對冷藏行動的政治扣留者進行殘暴迫害，其他扣留者，包括被他們指為“馬克斯小組”者，也遭受同樣命運。連代表他們的律師蕭添壽也被扣留。這一切，是蕭添壽在他的那本由美國耶魯大學東南亞研究在1994年出版的To Catch a Tartar一書中所揭露的。
我認識“馬克斯小組”的一名成員。她叫張素蘭（音譯，Teo Soh Lang），是位年青的律師。素蘭和她的幾位同伴在1979年我釋放之后，在《亞洲研究雜志》任協調編輯時認識我。素蘭和她的同伴非常關心新加坡當時的人權問題和社會經濟之狀況。在我看來，他們很顯然對新加坡的民主受到污染，尤其是李光耀政權對人權的破壞感到不安。那是我對張素蘭和她的同道的政治傾向所得到的印象，盡管他們有好幾次跟我一起喝茶或吃午餐，卻從來沒有邀請我討論任何時事課題。
他們很想知道和聽有關我在扣留營里的生活和經歷。他們看來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被關在監牢里達17年那么久。實際上，連我本身都難以相信。自從我被釋放之后，常常有人向我問同樣的問題。一直以來，我都感覺到很難給予準確和令人滿意的答案。
瞧，在他們認識我之后不久，就自己被逮捕，跟我之前那樣成了政治扣留者。這就是身為新加坡公民所面對的風險。這個風險經常會出現，往往就是在他們對新加坡的人權和民主課題表現出關心，并嘗試要貢獻力量和意見在這個國家確立民主和建立公平社會的時候。
李光耀的謊言
素蘭和她的同道是在1987年5月21日被捕，原因好像是他們是“馬克斯陰謀集團”的成員，要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共產國家”。看了這樣的胡言污蔑，我冷笑了。新加坡共產國？在1987年？真滑稽啊！為什么李光耀要愚弄新加坡人民呢？
還有，據說在背后操縱這項陰謀的黑手是陳華彪，一位被新加坡放逐的政治人物，已經在倫敦住了很多年。他是在1970年代中，當李光耀政權要逮捕他的時候，成功逃脫的。
所謂的“馬克斯陰謀”，其實是李光耀在面對令他擔憂的政治挑戰時泡制出來的。看來李光耀也是很容易畏縮的。這跟他當時及之前的立場有所不同，總是對人挑戰要進行公開的對抗。李光耀和他的政權的一切謊言，以及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劣行，被兩本書給赤裸裸地揭露了。這兩本書，所有相信真理、正義和民主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人都應該找來看。李光耀的政治面具，被兩個新加坡兒女的作者給撕爛了，他們就是陳華彪和蕭添壽，兩人都是李光耀政權暴政的受害人。（參閱：To Catch a Tartar，Francis T.Seow及Let the People Judge，Tan Wah Piow，Insan Kuala Lumpur1987）。
一直到今天，他們兩人還繼續是政治流放者，分別住在英國和美國。其他的新加坡政治流放者包括在倫敦的Francis Khoo和何標；在澳洲的鄧亮洪，在加拿大的傅樹楷，而鄧鳳霞和許多其他人則分散在香港、中國、泰國南部和印尼。
在香港推介新書
（此節略）
再度被捕
當張素蘭和她的同道于1988年4月在新加坡第二次被捕時，鳳霞正好身在倫敦。再度被逮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發布新聞稿，講述她們在監牢單獨監禁時被政治部官員施刑的經歷。她們的聯合文稿令李光耀總理惱羞成怒，就下令再度逮捕她們。在第二次逮捕中，她們受到難以想象的折磨，最后被逼收回這之前所發表的聯合文告。
前政扣者，張素蘭和她的同道的辯護律師蕭添壽，他在To Catch a Tartar一書中，對這次事件著墨甚多。對于想了解新加坡在李光耀政權統治下的黑暗政治史的新、馬人民，必須讀這本書。一直到今天，李光耀還是在新加坡當權，套用了三種官職稱呼，開始時是總理（1959至1990年），退居旁線后成為資政（1990至2002年），最后在他的兒子李顯龍在2002年8月12日出任總理時，變成Mentor Minister，那或許是全世界首次出現這樣的職位。據說，這個職稱是李光耀自己在參閱同義詞詞典之后親自選的。
張素蘭和她的同道所發表的那份叫李光耀老羞成怒的聯合文告，其中作了以下的揭露：
“在我們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嚴厲和深入的盤問，睡眠和休息被剝奪，我們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凍的冷房里長達70小時。
“我們全部的人都被逼脫去自己的衣服，還有眼鏡，鞋子和內衣褲，被逼換上囚犯的制服……。審問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被令站著受審問，有些人站了超過20小時，而且是在把冷氣機開到最大的極低溫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中的其中一個人在盤問過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們中的多數人的臉都被重摑，有些被摑不少過50次，而其他人則是身體的其他部位被攻擊，那是在受盤問的頭三天。
“我們在受盤問時受到遭受更多肉體施虐的要脅。我們受要脅，要對我們的配偶、親人和朋友進行逮捕、攻擊和毆打。
“我們受要脅在未經審訊下長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還被扣留的謝太寶被引為實例。我們被告知 ，沒有人能夠幫我們，除非我們跟內部安全局‘合作’……。”
這份聯合文告有九名扣留者簽署：董麗莉（Tang Lay Lee）、曾志成（Kenneth Tsang）、張素蘭（Teo Soh Lang）、黃美玲（Ng Bee Leng）、張瑄芝（Chang Suan Tze）、葉漢源（Yap Hon Ngian）、黃淑儀（Wong Souk Yee）、Kelvin De Souza和鄧鳳霞。（文告全文，參閱附錄）
鄧鳳霞當然在她的同道重新被捕后無法回來新加坡。只要她一踏上新加坡的國土，就肯定會被捕。更何況，她在倫敦時已經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采訪， 談關于她在新加坡被扣留的事。
她所持的新加坡國際護照，在香港無法獲得更新，因此，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后，鄧鳳霞的新加坡公民權就按李光耀政權通過的新條例，自動吊銷了。在鄧鳳霞之前，陳華彪也在倫敦成為政治流放者超過十年之后，被自動吊銷公民權。陳華彪喪失公民權，也是李光耀政權通過同一條條例加以褫奪的。
鄧鳳霞的吶喊
讓我們來聽一聽鄧鳳霞內心的吶喊，以了解她在單獨扣留期間的經歷和各形各式的審問，那是跟其他扣留者，包括張素蘭的吶喊有很多的共同點。鄧鳳霞講述她被扣留時所受到的迫害和折磨，以及她在殘暴的內安法令下，未經審訊而被扣留長達85天的感受。
1987年6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鳳霞在家里工作至深夜，備妥律師樓星期一的工作。她家墻上的鐘顯示時間已經是凌晨一點時分了，她于是進入睡房。她的丈夫彼德正睡得很酣。
過后不到一個小時，鳳霞被響亮的敲門聲所驚醒。她打開大門，一位政治部官員不請自進，然后問她的名字是不是鄧鳳霞。“我點頭，他就告訴我說我在內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
那就是鄧鳳霞生涯中一項可怕經歷的開始，她受到李光耀政權的政治部官員那么殘暴的對待。“我感覺到真正的害怕，感覺到很冷，很生氣，眼困，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鳳霞被帶進一間黑房，唯一的光線是來自兩盞探射燈。那房間彌漫著香煙的煙霧。房內有七或八個人。各種問題和無根據的指責開始向她拋來。鳳霞還在驚嚇之中，根本就聽不清楚，在黑房內也看不到什么。
只有在取回她的眼鏡之后，才看見有四個人圍著一張桌子坐著，離她所站處不遠。還有兩、三個人在離他們不遠處站著，他們穿著全副抵御冷氣房寒氣的運動夾克、鞋子和襪子。
“我只是赤著腳和穿著單薄的監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戰栗發抖，認真地設法要叫牙齒停止打顫，不要因摩擦而發出聲音，但卻失敗了。而那些審問者則只是看著我幾乎要昏過去，奮力在抵頂那寒氣，”鳳霞繼續她的講述。
接著下來，他們就采用骯臟、殘暴和野蠻無恥的伎倆了。他們要脅鄧鳳霞，要永久永久扣留她。他們語帶恐嚇地問正被他們迫害和折磨的人，是否要像謝太寶那樣被扣留20年之久。“我不肯相信他們。可是，我的心已經劇烈地跳動。我感覺到，在那種鬼地方，一分鐘我都不能忍受，還說20年。可是，也正在那個時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對謝太寶的敬佩……。”
鄧鳳霞接著被亂套多頂罪名。她已經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她首次開口反駁。可是，她還來不及繼續她的反駁，其中一個審問者就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在我的左臉摑了一巴掌。他所使出的力道，并不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我摔倒在地下，眼鏡跌到胸部。我對那一巴掌感到震驚。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能昏過去，因為我感覺到自己無法承受得了那樣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從未曾受到這么樣的侮辱……。”
鄧鳳霞最后在9月12日被釋放，總共被扣留了85天。“我離開扣留所，陪同我的是彼德（丈夫）和父母。我很高興能夠跟所愛的家人重逢，但我卻不能夠全身完整地踏出那扣留中心。有一部分的我還留在扣留中心里。我更深一層地學習到要如何珍惜正義和自由。我絕不保持沉默，如果正義和自由不植入我們的基本人權里的話。那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不是當權者可以任意取消或剝奪的特權。”（參閱附錄）
附 錄 一
“光譜”行動前扣留者之聲明
“我們被指涉及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陰謀，使用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伎倆，顛覆新加坡現有的社會及政治制度，以期要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度。’
“我們絕對及明確地否定政府對我們的指控。
“我們從來就不是涉及任何陰謀的馬克思主義陰謀家。
“我們都不曾是秘密共產黨員或屬于馬克思主義網絡，而在被捕之前，我們中的許多人都互不認識或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我們更確切的屬于社區及教會工作者，合法改革人士，業余戲劇愛好者，協助工人黨的人士，專業人士和普通公民，在新加坡行使言論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
扣留期間之待遇
“在我們被扣留期間，我們受到的待遇，是根本不應施諸在任何受盤問人士的身上的。
“在我們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嚴厲和深入的盤問，睡眠和休息被剝奪，我們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凍的冷房里長達70小時。
“我們全部的人都被逼脫去自己的衣服，還有眼鏡、鞋子和內衣褲，被逼換上囚犯的制服……。審問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被令站著受盤問,有的人站了超過20小時，而且是在把冷氣機開到最大的極低溫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中的其中一個人在盤問過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們中的多數人的臉都被重摑，有些被摑不少過50次，而其他人則是身體的其他部位被攻擊，那是在受盤問的首三天。
“我們在受盤問時遭受更多肉體施虐的要脅。我們受要脅，要對我們的配偶、親人和朋友進行逮捕、攻擊和毆打。
“我們受要脅在未經審訊下長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被扣留的謝太寶被引為實例。我們被告知，沒有人能夠幫我們，除非我們跟內部安全局‘合作’……。”
我們在扣留期間寫各自的“聲明”時，這些威脅一直在我們的心中。
他們很落力地勸阻我們尋求法律咨詢及勸告我們休掉我們的律師和拒絕采取任何法律行動（包括出席內部安全法令的咨詢團），以免破壞我們被釋放的機會。
我們被迫上電視，并被警戒我們的釋放有視于我們在電視上的表現。我們被迫作出像以下這樣的聲明，“我們傾向馬克思主義……；”“我的理想社會是沒有階級的社會……；”“某某人是我的導師……；”“我被某某人利用……”，以牽連自己本身和其他的扣留者。
我們在電視上的談話，經過編輯和評說，完全被歪曲和謬誤呈現，給我們的行動和相互結交添加高度惡毒的用心。
我們再度明確及毫不含糊地聲明，我們從來未曾通過任何行動顛覆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從來不是任何要建立共產主義國度的馬克思主義陰謀份子。如果需要，我們愿意在公開法庭證明我們的清白。
我們把自己視為是新加坡公民中最效忠和最具責任感的一群。我們深深感到遺憾的，不是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而是我們的政府竟然感覺到必須中傷我們的良好聲譽，并以我們做過或根本沒做過的事為借口，逮捕、扣留及向我們施刑。
簽名 Tang Lay Lee 簽名 Yap Hon Ngian
簽名 Kenneth Tsang 簽名 Wong Souk Yee
簽名 Teo Soh Lung 簽名 Kelvin De Souza
簽名 Ng Bee Leng 代簽名 Tang Fong Har
簽名 Chng Suan Tse
鄧鳳霞之聲明
“我感覺到真正的害怕，感覺到很冷，很生氣，眼睏，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在進行了‘醫藥’檢查后，我被帶離那房間并走下一條走道。轉了幾轉后，我到達一扇門前，打開后是通向地下室的梯級。
我走著，沒有戴眼鏡，只聽到四處都是噪聲。不同的人分幾次走近我，每一個都用輕蔑囂張的語氣對我說，“哈！你就是鄧鳳霞啊！”，然后就走開了。地下室一片漆黑，除了那道刺眼的光以外。我被帶進一間房里。
那是一間黑房，只有兩盞探射燈，房間彌漫著香煙的煙霧——那兒好象有七或八個人。冷氣很大，吹得很強，而地下就只是水泥地板，我感到很冷和恐懼。
經過一陣感覺上是一段很大的恐怖的寂靜之后，爆出了一串聲音——“好啊！鄧鳳霞，你終于來了。”接著就是各種問題和無根據的指責向我拋來。我根本就聽不清楚，因為還在驚嚇之中，適應不過來，而且我又沒有戴眼鏡。
拋向我的問題和指控，加上響亮的噪聲維持了好一陣子。我是給嚇呆了，于是就保持沉默。當我覺得不能再沉默時，我告訴他們我需要我的眼鏡，因為它影響我的聽覺。
他們把眼鏡還給我。我看見有四個人圍著一張桌子坐著，離我站處不遠。還有兩、三個人在不遠處站著。他們穿著全副抵御冷氣房寒氣的運動夾克、鞋子和襪子。我只是赤著腳和穿著單薄的監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戰栗發抖，認真地設法要叫牙齒停止打顫，不要因摩擦而發出聲音，但卻失敗了。而那些審查者則只是看著我幾乎要昏過去，奮力在抵頂那寒氣。
在盤問過程的某個時刻，他們用永久無限期扣留要挾我，并問我是否要像謝太寶那樣。他們警告我說，如果我選擇繼續保持沉默，他們可以等二十年或更久，就像他們已經等候謝太寶那樣。
我不肯相信這事，可是，我的心已經劇烈地跳動。我感覺到，住那種鬼地方，一分鐘我都不能忍受，還說20年。可是，也正在那個時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對謝太寶的敬佩。在整個過程中，那個男盤問者都在譏諷律師和法律專業，及貶抑我在法律協會的工作。
面對各種罪名向我扔來的當兒，我開口反駁，“現在，聽我說，……”或是帶相同意思的其他用詞。我還來不及完成我的句子，其中一個審問者就在我的左臉摑了一巴掌，所使出的力道，并不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
我摔倒在地上，眼鏡跌到胸部。我對那攻擊感到震驚。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昏過去，因為我感覺到自己無法承受得了那樣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從未曾受到這么樣的侮辱。
那個女華人假裝扶我站起來，并講了像“沒事，沒事。別緊張。為什么你不合作呢？”之類的話。我不記得那個摑我的盤問者過后有沒有留在房內。可是，我記得他的臉，并在較后知道他的名字叫S.K.Tan。
接著他們盤問關于我在5月21日“逃離”新加坡的事，以及從那一天起到6月8日回來這段期間的行蹤。我也必須解釋我回來之后的行動。他們向我保證，我的被捕，并不是因為在法律協會里的工作，或是在1984年大選中協助阿歷山大區工人黨候選人柯列拉（Corera）。
可是，我并未被告知對我的指控和罪狀，直到他們向我發出扣留令那天才這么做。在提問/聲明/罪狀打圈圈，繼續了好幾個小時。每一次上廁所，我都吐，并在回來后感到更冷了。我曾在廁所內鏡子看自己，我的樣子真是很恐怖。
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不穿乳罩。走路時，我都是彎腰曲背，以免暴露胸部。不久后，我的身體成了永久性半彎曲的形狀。我無法制止自己發抖。我吐了無數次，而在第三天的早晨，我來月經，染紅了囚褲。
我一直繼續吐到第四天，這時我感到饑餓難忍了。我的一生中不曾感覺比這更恐怖談的事。大約是十個小時之后，我被帶離地下室，進去走道旁的一間房里，他們給我一張椅子。
管我案件的官員黃大衛坐在我對面，我們開始談話。當我們討論我的口供時，其他官員如S.K.Tan，一個叫Benny的(宣稱是內部安全局的第三號人物)，林寶貴和沈保興會在不同時間各別走進來，‘澄清’一些點。
在我被逮捕之前，我的心中堅決相信，在這個滑稽行動下，從我和其他扣留者身上擠榨出來的供詞是不能成立的，根本沒有證明檢驗的價值。它根本就經不起法庭的檢驗。我從沒做過什么顛覆的事，我也沒有不效忠新加坡。它是當權者的國家，可也是我的國家。
我應該保持沉默而讓他們隨意對付我嗎？我決定要寫；可是，事后回想，我覺得，在描述事情和人物時，我有時候不夠小心，而我所寫的東西被歪曲了——因而我就在致力于要保護他們時，卻反而連累了他們，包括已經被扣留和還未被逮捕的。
他們從不給我機會讓我用自己的方式寫供詞。當我首次開始寫時，還寫不到兩面，負責我的案件的那個官員看過后說：“這不行的，鳳霞，你這是描寫一項又一項的活動。那味道根本就沒出來，鳳霞，你明白嗎？”
我完全明白，并學習從他那兒找暗示。我只在他感到滿意時才下筆。寫那東西耗盡了我的精力。我感覺到筋疲力盡，就只是要弄完它，越快越好。然后，他們告訴我關于上電視的事……。”
(第二部分完，節錄自2007年5月出版的《萬千夢魘》中文本內“第一部：烏云籠罩新加坡；第二部：成為政治扣留者；第三部：戰斗政扣營；第四部：釋放的開價；第五部：李光耀政權的受害者”有關章節)
附： 囚 歌
堅定的反帝反殖斗士賽-扎哈利兩部政治回憶錄《人間正道》和《萬千夢魘》，馬來文版、英文版和華文版2001年先后問世以來，大受新馬以及世界各地新聞媒體和讀者的好評和熱議，就是馬來西亞政府“或許也把這本回憶錄視為有用的歷史資料”。
作為資深的進步新聞工作者，賽前輩不僅以其敏銳的政治目光回顧了這幾十年來新馬的政治風云變幻，而且以其犀利的筆鋒，捍衛新聞自由，維護自己的政治理想，堅定不移地追求公平正義民主；
作為一個曾經身受李光耀政權野蠻殘酷迫害長達17年的受害者，賽前輩以蘸滿自己和其他同一命運難友痛苦、憤恨的血淚的筆觸，無情地揭露李光耀及其政權繼承英殖民者的惡法——內部安全法令，蠻橫鎮壓、逮捕、以及嚴刑拷打、折磨和迫害其政治對手的種種鮮為人知的法西斯罪行。
為了進一步了解和學習賽前輩的一身正氣和高風亮節，茲將他被關押在李光耀政權長達17年的牢獄生涯中寫下的馬來文和英文詩篇介紹幾首于下：
黑 牢
多少眼淚標出
多少嘶叫受制
每一分鐘 每一時刻
在這黑牢中
多少鮮血流淌
多少碎骨
散落在無言的地板
在這新加坡島上
不祥的肅靜
渾濁的空氣
熏天的霉臭 繚繞四周
無處排去
我心靈的眼
看見 魔鬼似的臉
惡心的吆喝
人類的呻吟
得意洋洋的野獸們
想象著勝利屬于他們
聽到它們的笑聲嗎
那是作夢
每一滴眼淚
每一灘血跡
每一塊碎骨
絕不忘記
不但沒有遺忘
它們卻化為革命種子
如今正在抽芽
長成一股龐大的力量
它們必將茁壯
把這批野獸掃蕩
而人民
將不再害怕
1963年
決 心
如果你有靈魂
你有眼能看 有口能言
呵 我多么幸運
有你
站出來作證
多么令人心碎啊
死寂把生命纏住
已經那么長久
還要多久
我的腦海
浮現
問題一千個
前天
你聽到我的抗議
昨天
你聽到我的呼吁
今天
你看到了我的厭惡
……等著瞧吧
到了明天
我呵
可要行動
決定既經作出
意志也已鑄成
這殘暴·
這罪行
我決不能任其放縱
我一定
全力反抗
1963年
反 國 家
“反國家”他們說
哪 這就是證據
真的么
如果
粉碎殖民主義
徹底反對帝國主義
清除迫害
消滅暴虐
……就是“反國家”
是的 我正是反國家
如果
埋葬
歧視制度
一切不平 一切屈辱
和封建主義
……就是”反國家”
是的 我再次承認“是的”
我正是反國家
1963年
呼 聲
有一度
我感覺世界
我身體像要碎裂
希望落空
夢想幻滅……
然而
我卻是這樣覺醒
我的耳朵
突然聽見聲浪
一陣比一陣尖,一陣比一陣強
貧苦大眾的聲浪……
不是末日將來到
那是斗爭烈火更熾旺
燒盡一切邪魔和壓迫
最親愛的人民啊
你們的呼聲
給我的生命
注入了新精神
你們的呼聲
帶給我
力量萬萬千
1963年
機會主義者
昨天
他說他愛戴你
今天他拋下你孤零零一個
他從來就不曾愛戴你
昨天
他為你的創傷哭泣
今天看到傷口還在流血
他搖一搖頭
他從來就不曾對你同情
昨天
他以生命保證
要同你站在一起
今天他卻不睬你
為了他 你受了凌辱
那就是他
無恥的機會主義者
1967年
生而不自由
不是我不餓
我不想進食
不是我不想睡
我無法入眠
我的耳朵在傾聽
一個嬰孩的啼號
數月的單獨監禁
是煩惱的根源
這數小時的等待
盡是無限的激動
接著傳來
我的小寶貝誕生的消息
我是孩子的父親
自由已被奪去
我的世界
陷落在
小小的暗房
我的孩子
剛剛誕生
在一個還不自由的世界
1963年5月22日
歷史的道路
不論你叫它甚麼名字
痛苦的含義
就是苦難
不論工農來自何族
大家都是
緊握鐵錘 手揮鋤頭
不論身居何處
他們都是
一個民族 一種稱呼
他們的力量何等強大
為全世界人類
作出最崇高的服務和貢獻
然而·
正是他們
還受奴役
正是他們
還受挑撥
自相傾軋
他們
在槍尖下受桎梏
他們的汗水
卻把壓迫者養肥
但是
歷史就是真理
歷史的進程
誰也擋不了
東風日益激蕩
斗爭浪潮不斷高漲
紅日在燃燒
燒盡一切敵人
照亮
最后的勝利
1964年
懦弱的狗腿
四年前的一天
我被帶進
這暗無天日的地方
單獨監禁
在一個陰沉沉的世界
我的世界？
有個洞眼的水泥箱
它有別的名堂
牢籠 地獄 刑房
四年前
他恫言
在我腦袋打一槍
向他挑戰
他卻退卻
懦弱的狗腿
這一回
卻以屈辱的自由
取代了威脅
悔過 出賣靈魂
可以換取
沒有靈魂的自由
“你沒有別條出路
要嗎屈服
不然
爛在牢里”
我堅定 他們就不安
他們的失敗
早已注定
謊言拆穿
面具撕破
他們退了
剩下我自己
在水泥箱里
1967年5月
悲 傷
有些時候
似乎無始無終
白天異常短暫
黑夜毫無盡頭
在千百個煩厭的夢里
群山倏地高起
森林驟然密集
河水不再流淌
怒云布滿天際
大蛇吞下了月亮
星星嚇得全逃光
在這黑夜里
我什么也看不見
呵 太陽 你在何方
我渴望你的光芒
1968年
白衣天使
但愿
我曾問過她的名字
那位勇敢、好心腸的
白衣天使
她的同事們避開我
不是對我無禮
而是
那樣子比較安全
這是今天的一種保身之道
為什么不是呢？
地生眼 墻有耳
一切都屬于
高踞權位者
一步走錯
一句輕率反駁
如果不是自由失去
也會把飯碗打破
她們的下場
肯定會和我一樣
那么
誰又敢
冒險介入
不能動彈已經很糟
如果沒有
那位可敬的白衣天使
我的生活
將會更凄慘
她勇敢地突破藩籬
伸出友誼之手
問道
“你好點么
需要什么 請叫我”
我幾乎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當她提出這樣的問題
“談談你的遭遇
牢內生活究竟怎樣”
我躺在床上
注視她明亮的眼睛
我也發現身邊的守衛……
兩眼盯住她 兩耳在傾聽
她并不畏縮
問題一個接一個
我喃喃答復
她似乎永不滿足
很快地
我忘了那天早上
腳關節開刀
造成的絞痛
我的寂寞
在人群中消失
在這個沒有民主的島上
我找到了友誼
但愿
我曾問過她的名字
那位勇敢 好心腸的
白衣天使
新加坡中央醫院
1968年7月
歡 樂
丑惡的烏云
久掛天空
如今開始移動
是強大的東風把它驅走
太陽沖出了重圍
越照越亮
鳥兒唱著
歡樂之歌
聽 聽那
優美的旋律
我心愛的曲調
聽 聽吧
1969年11月27日
生日賀辭
每過一年
生活經驗
又加一層
在斗爭的途中
另一個里程碑
又被跨越
回顧
過去的失敗與錯誤
為了學習和改正
回顧
過去的成功與勝利
為了啟示和鼓舞
瞻望未來
懷著信心與樂觀
期待
更多的經驗和斗爭
爭取
更多的勝利和成功
莎兒的誕辰
1970年3月17日
（莎兒乃賽前輩的妻子）
節錄者注：
1、為了照顧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在節錄賽前輩的這本政治回憶錄《萬千夢魘》的有關內容時，對極其個別的字眼作了一點變更，這點有請該書翻譯者見諒；
2、最后附上的賽前輩的《囚歌》，根據該書翻譯者賴順吉先生按，是“采用1975年11月14日萌芽出版社出版的《囚歌》，除錯別字外，皆保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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