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藏叛亂的來龍去脈　　

高臥故園　　

一、叛前形勢　　

自從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一直對西藏工作采取“極端謹慎、穩步前進”的方針，以對西藏上層的統戰為主開展工作。但從《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實行時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動勢力沒有間斷過（不間斷是必然的）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駐藏部隊的較量。一九五二年發生過非法組織“人民會議”要求中央撤軍的所謂“請愿活動”，（和平的一手）一九五六年又發生康巴叛亂（武裝的一手），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駐藏部隊平息下去。 
　　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區搞不搞民主改革，這個問題曾經在西藏上層人士中引起不安。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修改中央給西藏工委的復電中明確作出“六年內不改革”的決策（他們覺得是太少了）。他在這份復電中加寫一段話，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達賴、班禪和僧侶領導人的同意，要各方條件成熟，方能實行。現在無論上層和人民條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幾年都不能實行改革，中央認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是不能實行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也還要看情況如何才能決定。”“目前應把在六年內不改革的方針在黨內在藏族上層普遍加以傳達”。毛澤東同時還估計到另一種可能：“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議，把西藏情況打爛，（弊即是利，反動上層貪多失多）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毛澤東把這個復電加發給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十二月三十日，周恩來把這個決策向正在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達賴喇嘛（與印度有同一個教主）作了傳達。 
　　為了貫徹“六年內不改革”的方針，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對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調整。在西藏的漢族干部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駐藏部隊減少了百分之七十。 （這個減少是不對的，減少太多）然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把中央人民政府寬大、忍耐的態度視為軟弱可欺，在國外勢力的支持下，置《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于不顧，逐步走上“西藏獨立”的危險道路，企圖在西藏永遠（而不是六年）保持封建農奴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區的分裂分子在拉薩成立了名為“曲細崗珠”（四水六崗，地緣） 的叛亂組織。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薩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軍（寺院和藏軍）首惡分子同叛亂組織“曲細崗珠”簽訂了進行叛亂的同盟書，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結，還企圖把山南（此地今如何？）作為叛亂的大本營，宣布成立“衛教軍”。同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積極擴充藏軍，藏軍人數從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發展到三千多人。 （無濟于事）
　　毛澤東對西藏地區可能發生叛亂有所警覺。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區發生了叛亂。這次叛亂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陰謀分裂祖國的活動緊密相連（同教，又有些人是同種）。二十四日，毛澤東在轉發青海省委關于平叛問題報告的批語中提出：“西藏要準備對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亂。”“只要西藏反動派敢于發動全局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支持的武裝叛亂，已經蔓延到金沙江（紅軍經過的地方）以西大部分地區。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央關于動員兩千青壯年入藏屯墾（應以軍隊）生產的指示稿時，加寫了一段話，指出：“在西藏地區，現在及今后幾年內，是敵我雙方爭奪群眾和鍛煉武裝能力的時間。幾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總要來一次總決戰（不免一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還說：“西藏統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現在他們有了一支斗志較強的萬人（關鍵是斗志）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他強調：“（一）必須在幾年中將基本群眾爭取過來，孤立反動派；（二）把我軍鍛煉得很能打。這兩件事，都要在我軍同叛亂武裝的斗爭中予以完成。” 這個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發出，是西藏發生武裝叛亂前夕的一個重要指示。 
　　　　

二、叛亂及平叛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認為時機成熟，在外國勢力支持下，公然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武裝叛亂。這一天，達賴喇嘛原定要到西藏軍區機關住地觀看軍區文工團演出。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乘機煽動僧眾趕往達賴喇嘛的駐地羅布林卡，阻攔（怕什么？）達賴喇嘛如約前往。叛亂分子打傷了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藏人），殺害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堪窮·索朗降錯，還拖尸示眾（令人發指，314也必如此）。他們高呼“西藏獨立萬歲”等口號，還在羅布林卡集會（總是這么幾種形式），宣稱“同中央決裂，為爭取西藏獨立而干到底”。他們糾集叛亂武裝七千多人，在藥王山、羅布林卡、布達拉宮等地構筑工事，包圍了西藏軍區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機關（軍、政，黨？）。 
　　西藏武裝叛亂一發生，中央就給予明確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電西藏工委：“我們的方針是：讓他們更加囂張，更加暴露，（同于對付右派，其實對于任何敵人有時都應該如此）我們平叛的理由就更為充分。”同日，總參謀部給西藏軍區的指示電也提出：“在敵人向我進攻之前，應嚴守自衛立場，不先打第一槍，（克制）以爭取政治主動”。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武漢會議）的毛澤東致電中央說：“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早日解決的可能”。同時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采守勢，政治上采攻勢。（抗戰中對蔣用過）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還說：西藏工委（黨在此）爭取在拉薩打一大仗（非如此不足以定局）更為有利。“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放逃，解放時對長江美軍用過，后來對臺軍也用過）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同時提出兩種處置辦法：“（一）宣布為叛國者，以后只有在他悔過認罪之后，才可以回來；（二）宣布為被人挾持者，（后來選擇了此策，我覺得應該選一比較有利，此策后來比較被動，應為不是事實）仍然希望他設法脫離叛眾，早日回來，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給他留著。” 
　　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駐藏部隊十分克制，采取了后發制人（民族地區，理應如此）的方針。三月十五日，西藏軍區（軍）政治委員譚冠三第三次致信達賴喇嘛，仍然規勸他“改變錯誤態度，立即負起責任，平息叛亂，嚴懲叛亂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澤東致電中央，說這封復信“很好，政治上使我處于主動”。同時提出：“要準備一封信（古之檄文）歷述幾年以來中央對諸大事件寬大、忍耐的目的，無非等待叛國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頭，希望達賴本著十七條及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平息叛亂，杜絕分裂分子，歸于全民族團結，則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則將貽害西藏人民，終遭人民棄絕。” 
　　然而，西藏叛亂分子已經聽不進任何勸告。他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駐藏部隊的忍耐看作是膽小害怕。（麻痹敵人，示弱于敵也是對的）三月十七日，達賴喇嘛暗自離開拉薩逃往印度，（不指揮隊伍）叛亂分子更加有恃無恐，一直發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駐藏部隊和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機關發起武裝進攻。（烏合之眾）
　　情況萬分緊急，如再不采取果斷措施，后果難以想象。西藏軍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不待增援，立即組織拉薩市內現有兵力（唯有如此）進行反擊。上午十時，人民解放軍打響了平息叛亂的槍聲。一舉攻下藥王山，控制了市內制高點，隨即又攻占羅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對叛亂武裝形成合圍。二十二日拂曉，大昭寺和布達拉宮的叛亂武裝繳械投降。拉薩市的武裝叛亂基本平息。（也不需要外援，包括后來的對印作戰，我感覺佛教軍隊沒有戰力）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電示西藏工委：“噶廈集團公開叛亂，達賴逃跑，叛亂武裝攻擊我軍據點，西藏政治局勢完全明朗，這是極好的事。但是對于達賴逃跑暫不對外宣布，暫時不把達賴放在叛國頭子之內，只宣傳叛國頭子挾持達賴。（這個不實宣傳是不對的，帶來后來的被動）”二十二日，又發出《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草案）》，提出一邊平息叛亂，一邊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叛亂地區先改，未叛亂地區暫時緩改。（對的） 
　　三月二十八日，國務院發布命令，宣布解散（解散是完全必要的）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軍，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任命班禪（親中央）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代理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這樣安排，實際上給達賴喇嘛留了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希望他能夠回心轉意。 （留余地）
　　三月二十九日，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致電（這個電報是重要的）周恩來總理并轉毛澤東主席，代表西藏廣大僧俗人民堅決擁護國務院的命令，接受國務院的任命，擔任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毛澤東看到這封電報，當即請鄧小平告《人民日報》即予發表。 
　　山南是這次叛亂的大本營。西藏軍區在平定了拉薩之后，迅即調兵進軍山南，迅速控制了整個山南地區。這時，達賴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達印度的提斯普爾，發表背叛祖國的“達賴喇嘛聲明”。 （前面的虛假宣傳就比較被動了）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隊揮師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區挺進。九月中旬基本殲滅了青藏、川藏公路兩側的叛亂武裝，后方補給線的安全有了保障。（南北都肅清了） 
　　　　

三、平叛后的宣傳和安撫　　

四月十五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專門談了西藏平叛問題。在談到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時說：“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不知何謂）。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么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2010年，不知這個神奇的預言會不會實現）。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不做絕是對的，虛假宣傳是不對的）”還說：“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　　

連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民族問題歷來如此）和印度等國對中國平息西藏叛亂進行指責。毛澤東密切關注這些動態，他要《人民日報》有選擇地刊登一部分內容。四月二十五日，給胡喬木、吳冷西、彭真寫了一個批語，對有關平息西藏叛亂的宣傳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導方針和策略原則。指出：“‘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收過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要敢指），不要躲閃，全國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記者評論的路線說話。今日請喬木、冷西召集北京各報及新華社干部開一次會，講清道理，統一規格。請彭真招呼人大、政協發言者照此統一規格，理直氣壯。（事實如此）前昨兩天報紙好了，氣勢甚大。也有缺點：印度、錫蘭、挪威三國向我使領館示威，特別是侮辱元首這樣極好的新聞，（不無恥不足以為好，不足以教育世人）不擺到顯著地位，標題也不甚有力。短評好，不用‘本報評論員’署名，則是缺點。昨天評論，《人民日報》的評論不如光明的評論有力，一個是女孩子，一個是青壯年，我有這種感覺。請注意：不要直接臭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余地，千萬千萬。但尼赫魯（不滿）二十四日與達賴會面后放出些什么東西，我們如何評論，你們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緩一二天發表。”
　　隔了幾天，毛澤東為新華社起草電訊稿《西藏人民群眾擁護人民解放軍平叛，親如家人》，用事實駁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謠言。 （現在中央有誰能親自起草）四月九日，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阿沛·阿旺晉美和詹東·計晉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五月七日，毛澤東高興地會見他們。 （離不開這些親中央的人，他們作用巨大）
　　毛澤東關切地向他們詢問對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禪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我希望快點（班禪是進步的）實行改革。毛澤東說：“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面，是左派，（共產黨的詞典里，左派就是進步）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后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贖買）一樣，同對榮毅仁一樣。” 
　　他說：“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薪巴關系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一個典型），工人、農民就不斗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談到宗教政策，毛澤東說：“關于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自由加改革是兩手，不縱容）
　　西藏是祖國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澤東對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說：“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藏族人民是聰明、勤勞的。社會制度進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發展。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如同當年的對張國燾部所言）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隊殲滅了整個西藏地區的大股叛亂武裝，取得了平叛斗爭的決定性勝利。這場斗爭，粉碎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分裂祖國的陰謀，維護了祖國統一，增強了民族團結。在平叛過程中，西藏地區普遍實行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擺脫了農奴制的枷鎖翻身解放，為西藏地區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此次叛亂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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