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馬來進步新聞工作者對李光耀的控訴（一）

——節錄自賽-扎哈利政治回憶錄《人間正道》和《萬千夢魘》

按：賽-扎哈利(Said Zahari)出生于1928年5月18日英國人殖民統治下的新加坡。二戰后求學時期即受到馬來亞和印尼的反殖民族主義者思想的影響，熱衷于關注爭取國家獨立的政治風云。

1951年起投身報界，在英國人視為肉中刺的《馬來前鋒報》工作。1960年代，由于他跟新加坡人民黨的領袖以及其他進步工團和大學學生會的領袖關系密切，并且一再拒絕李光耀對他的“關懷照顧”，令李光耀惱羞成怒，于是，他便在李光耀政權于1963年2月2日發動的一次所謂“冷藏行動”的大逮捕中被捕。從此，他就在共產黨、親共和馬來沙文主義分子等莫須有罪名下，不經審訊地被關押和拘留至1979年底。前后時間長達十七年。在這十七年當中，賽-扎哈利與李光耀反共反民主的野蠻行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誓不低頭。最后，李光耀無計可施，在國際和國內輿論壓力下，才不得不把他釋放。

賽-扎哈利1989年底得到時任馬來西亞首相兼內政部長的馬哈迪醫生的批準，允許他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馬來西亞定居，使他感受到重新回到馬來西亞居住后，不僅給自己開拓了更大的活動空間，而且可以開始呼吸到遠比李光耀政權統治下的新加坡島“新鮮和清新的政治空氣”。1996年-1999年，他榮任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傳播系客卿作家。2001年5月榮獲“2001年報業自由獎”。2003年底接受國內安全局網頁《馬來西亞公報》邀請，擔任常駐作者。

賽-扎哈利是一位立場堅定的反帝反殖斗士，也是一位在國際上有相當知名度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他在被李光耀政權逮捕之前，就已是馬來亞馬來記者協會會長。除了馬來文，他還精通英文，懂華文。在文學方面，他也很有才華，擅長于寫詩、著述和翻譯。他對中國文學甚感興趣，特別是對魯迅的雜文和短篇小說，情有獨鐘。在飽嘗李光耀政權的“鐵窗風味”期間，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極其惡劣條件下，向華族難友努力刻苦學習華文的同時，曾把魯迅的一些著作翻譯成馬來文。

1997年10月，賽-扎哈利夫婦首次訪問了神往已久的中國，東道主把夫婦倆帶到歷史性的天安門廣場。賽-扎哈利后來在其《人間正道》回憶錄里提及這件事時，情不自禁地寫道：“……像其他游客一樣拍照留念之后，我站在一個角落,觀賞宏偉的天安門廣場。我似乎聽到人民在聽到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大革命勝利后發出的如雷歡呼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那時刻，我心目中看到毛主席威武地站著，周圍是其他的革命領導，他們在站臺上揮手，迎接他們民族偉大勝利的呼聲。……我激賞毛澤東的才華。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最后解放了中國人民……”。

迄今為止，賽-扎哈利前后寫了兩本政治回憶錄：《人間正道》(馬來文名“Meliti Lautan Bergelora”)和《萬千夢魘》（馬來文名“Dalam Ribuan Mimpi Gelisah”），控訴英帝國主義和李光耀野蠻殘酷鎮壓和迫害反帝反殖人士的累累罪行，書中所記錄的內容，都是作者以及其他被迫害者的親身經歷。這兩本書由吉隆坡“朝花企業”出版，賴順吉翻譯。

以下是節錄自兩本回憶錄里的有關內容，以饗讀者：

    ( 一 )

第28章     壯志未酬

會議結束后歸來

1963年2月1日，新加坡人民黨在武吉知馬路召開中央特別會議，結束時大約是午夜十二點。吃過一點夜宵，大伙兒就散會了。……（此處略）

三小時后被捕

約三個小時后，我被逮捕。原訂和我一起在當天早上十點飛去雅加達的馬哈迪哇也一樣。同時一起被捕的還有胡森-扎希汀、華哈-沙、馮俊田、沙拉胡汀-高斯、多米尼-普都遮里、林清祥和其他百余名社陣、人民黨、工團、鄉村委員會，南大和新大的領袖，以及幾位華文報的記者。我們都是在一項稱為“冷藏行動”的全新加坡島大逮捕行動中被捕。

那個齋戒月的清晨，我被六位政治部人員帶走，他們乘兩部車子，另外還有一輛由全副武裝的辜加兵護衛的軍車。車子里的人都沉默不出聲。

在寂靜中，我忽然想起一年前李光耀在立法議會廳碰見我時對我說的那一番話：“賽，你得找一份適合的工作。否則，你會迷失，漂流向社陣或人民黨，那肯定會給我的工作增添麻煩……。”

我也記起他講這些話時，神情認真，滿以為我會去附和他。那天清晨，在車子里胡思亂想時，我也記起李光耀邀我找一個更適當的時間聊聊，因為他當時是趕著進去立法院開會。李光耀的聲音，隨伴著那一席話，一直在我耳邊盤桓著、回響著。

我心中浮現好幾個問題。這次齋戒月凌晨的逮捕，是不是李光耀要防止我迷失，漂流入人民黨的一項步驟？是不是因為要避免給他的工作增添麻煩，就該把我送去樟宜監獄冷藏起來?我的心兒在跳躍。除了李光耀本身，沒有其他人能夠回答我心中的問題。可是，李光耀當然沒有興趣回答。

我決定加入人民黨，是經過深思熟慮，是在完全清醒和自愿情況下作出的決定，不是李光耀所擔心的那樣迷迷糊糊漂流入那個黨。我接受出任人民黨主席，是抱著負責任的態度和準備在未來的政治斗爭中面對一切挑戰和障礙的。

忽然，我從胡思亂想中驚覺過來，坐在司機旁，我面前的哈欣警長忽然開口說：“嘩，賽先生，明天報章一定有很多關于賽先生被捕的新聞。”

“我想不會吧。難道抓我一個人可以成什么大新聞？”我回答，希望哈欣警長能夠提供更多一些當天逮捕的詳情。

“哦！肯定是大新聞，因為很多賽先生的朋友也一起被捕。”他解釋說。

我獨自微笑，心中早出現那些必將被捕人士的影子。哈欣警長不再說話了。我也沒興趣多問。我的思路從一幕轉向另一幕，沒有確定的東西。通過心中的眼睛，我看到一個個戰友在睡夢中被叫醒，然后一個個都像我一樣，在前往監牢途中。有的告別妻子兒女，有的離開父母雙親，有的揮別愛人，被帶去政治扣留營過牢獄生活。而又不知道那將是到何期何日！

齋戒月的清晨還是那麼寂靜，載著我的車子繼續駛向芽籠士乃路，朝向歐南監獄。在那兒，我將開始過政治扣留者的新生活，我根本沒預料到和想象過那會拖至十多年。從歐南監獄，我被塞去樟宜牢房。從樟宜再轉去“中等監視牢房”，再從那兒轉去明月灣總監獄。最后是放逐到烏敏島去，加起來總共是整整十七年！

所有重組新加坡人民黨的政治抱負,隨著我的被捕而無法推展.人們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29章   漫漫未央夜

              哀傷

              往往好些時候

              它似乎無盡而無始。

仿佛那白晝苦短

              漫漫黑夜長無盡

              千萬個惡夢哪

              山峰驟然望天長

              森林驟然間密實

              河中的水不再流

              長空怒云密布

              惡蛇吞蝕明月

              繁星驚呼惶恐·

              尋找炎炎紅太陽啊，

              我盼望著你的光輝

              *1968年

獄中寫詩

(此節略)

十七載漫漫長夜

在新加坡，自史丹福-萊佛士1819年登陸以來，歷史就受到嚴重歪曲。以上那種寂寞和憧憬的感覺，在我十七年作為這個島國的政治扣留者和流放者的生活中經常都出現。因此，遇到這種寂寞和憧憬時，我先接受事實，然后傾力作出反擊，然后再用堅持維護要建立普世真理的生活原則的勝利熱情，去把它遮蓋掉。而這些感受其實只是很小很小的犧牲而已。

我們被逮捕、扣留，肉體和精神都被虐待和折磨，然后要我們承認犯錯及悔過。不只是悔過，悔過后還得保證不再“重犯做錯的事”，還要被迫去歌頌抓我們的人。

我們在“維持公共治安法令”下被捕。在該項法令下，被捕者不必在公開法庭受審。因為這樣，我們被稱為政治扣留者，不是刑事犯。我們被扣留的日子可以隨意延長，完全由抓我們的那個人決定，而他卻是被扣留人士的政敵。

由于忍受不了殘酷的虐待和折磨，好多政扣者向抓我們的人要求低頭，寫下了自白書，其中一些在釋放前還被迫上電視去表白，去接受特務的訪問。

在被捕當初，他們一概把我們打成馬共份子或親共或共產黨統戰份子，指我們要用暴力推翻人民行動黨政府。實際上，政扣者是按憲法規定操作的合法政黨的成員或是合法工團或學生團體的成員。

如果帶到公開法庭，以這樣的罪名進行提控，肯定沒有任何一個人會罪名成立。于是，政扣者就不用經過公開法庭審訊。“維持公共治安法令”就是這樣不公平和殘酷。它的應用就只是為了保障當時執政黨，就是人民行動黨。

我也受到同樣的指責。控狀之中，除了指我是共產黨統一陣線的主要人物外，還指我是“接受外國金錢的份子”。當我提出挑戰在公開法庭承審時，抓我的人顯然害怕了，厚著臉皮假裝聽不見。我不久后再提出挑戰，他們還是裝著聽不見，臉皮顯得越來越厚，越來越無恥。過后，他們靜悄悄地把“外國特務”的罪名從控狀中偷偷拿掉。

可是，我還是繼續被扣留，兩年后又兩年，兩年后又再兩年，一直到最后，總共加起來已經將近十六年了。叫我在那樣殘酷法令下繼續被扣留的罪名，是政治意味非常重的指控：共產黨統戰份子，反對新、馬合并和反對馬來西亞。

在上述罪名下逮捕和扣留我們之后，人民行動黨舉行大選，取得勝利。新加坡加入了馬來西亞；但是，兩年還不到，新加坡就被逐出馬來西亞。可是，我們還是繼續被扣留，雖然反對合并和反對馬來西亞的罪名已經不適合列入控狀之中。

那么，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可以繼續扣留我呢？

“只是帶走一陣子”

1977年，當我在樟宜監獄明月灣扣留營第八度接到延長兩年的繼續扣留令時，深深地笑了，很想大笑一番。發給我扣留令的那個警官，如果沒錯的話是南里，他問我為什么笑。“你很喜歡再延長兩年嗎？夠了，賽，……，不想出去嗎？賽，想想你的家人。”他在跟我說教了。這南里的心地好，但他是多么簡單看待我被扣留的問題啊，對和錯，迫害與否，公平嗎？殘暴嗎？他都不管！

我對他的同情的說詞早已經是麻木了，已經厭倦要回答和解釋我對自己被扣留的立場。被扣留初期，在被提醒有關家庭的福利和幸福時，我會反擊。“關你什么事？”我對他們怒吼。但是，那天我心很軟，或許在扣留營中等待自由等了超過十年，已經累了。

所以，那天聽到南里的說教，我沒有反擊。如果是從前，我在受促在延長扣留令上簽名時，會喊道：“叫李光耀無條件釋放我！”那天，我作同樣的要求，也拒絕在延長扣留令上簽名，但語氣很軟，不責罵南里和其他只是在執行任務的官員。

事實上，我那天早上笑，是因為感到實在太可笑了。我確實已經知道新的扣留令那天會發下來，因為之前的兩年期限正好是在那一天到期。我在看到新扣留令時發笑，是因為在那時刻忽然想起哈欣副警監在1963年2月2日凌晨逮捕我時講過的話。

哈欣副警監的話在我耳邊響起。他其實是在對站在我身旁的妻子說的：“莎拉瑪女士，別擔心，我們只是要把賽帶離一陣子而已，不會久，只是想問一點點東西。”他裝得很關心的樣子在解釋。莎拉瑪望向我，似乎要問:“真的嗎？”

他所說的“一陣子”，在我那天從南里手中接過最新的扣留令時，已經是拖到十六年了。在十六年中，我換過了三、四個監獄。

單獨監禁和迫害

開始是在歐南路的監獄，呆了一個星期，被移到上必麒麟街中央警署的扣留中心。這是座多層建筑物，最高一層有著名的稱號：頂樓中心,特別用作政扣者受盤問時單獨囚禁用途。

只有在單獨監禁囚室中，我才領悟到哈欣副總監所謂的“只是問一點東西”的意思。“只是問一點東西”，其實是從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下午到晚上，繼續到第二天早上，到中午，到晚上，…的連續不斷的盤問。“只是問一點東西”，我耳際似乎響起哈欣副警監的話。

從單獨囚室出來，就是進入審問房。連吃飯的時間也受盤問。哈欣和另外三個人盤問我。審問室的冷氣開到最大，桌子上我看到三本大簿，其中一位我后來知道是名叫勒加普的官員在翻著。當我在他面前坐下，勒加普警長即刻說話：“你知道這里頭寫著什么嗎？”

“我怎麼會知道？書又不是我的。”我回答。

面孔有點兇悍的勒加普那天就要向我表達他的兇性。“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全部秘密都寫在這些書中。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他故意提高聲量說話。

“什么秘密呢?”我回問。

“賽，不要在我們面前吹牛裝蒜。你的一舉一動我們都清楚，幾點離開家，去哪里，跟誰吃午餐，在哪一家戲院看戲，在哪一家油站打油，幾點回到家，通通我們都知道。”勒加普警長洋洋自得地說。

“哦！是這些秘密，懂了就算了。我不介意。”我回答。

我這才想起在被捕前的幾個月，我的車子被跟蹤。在幾個我常到的地點和屋子，總是看到可疑的人物。每一回我開車進入在武吉知馬路的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去上“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課時，總是看到一輛車停在路旁，車中總是有兩、三個形跡可疑的人。

上完課后，我從大威路離開校園。那兒也有一輛車停在路旁。但我一直都不太管他們的行蹤。

“不要逞英雄”

勒加普警長在我講我不介意他們知道我的秘密時，急躁了：“不要逞英雄，賽，以后你會后悔的.”他說。

我還來不及回答，哈欣副警監插嘴說：“賽，我們的意思是說，你可以坦白，在我們之間，坦白說出你的活動，方便我們解決你的問題。”接著，哈欣副警監忽然提起十二年前的事，那時，他和我一起以私人考生身份參加高等劍橋文憑考試。我們當時雙雙都已經有了工作，他任警官，我是《馬來前鋒報》的記者。那之后，他就不曾再見過我。“沒想到我們會在這兒見面，賽。”哈欣說。我只是聽著他所講的故事。

然后，哈欣副警監企圖套我：“賽，你知道嗎，林清祥已經招出你的全部活動的情況。你就不用那么辛苦躲躲藏藏了。”

我聽到他講林清祥的名字時，真想縱身大笑。可我卻忍住，只是向哈欣說：假如林清祥真的已經那么做，還要從我這兒知道些什么？“就相信林清祥所講的一切都是真的吧！”我說。

“我們要你合作。”他加重語氣，“要你回答所有有關你的活動的問題。”

我再一次重復：“就相信林清祥所講的吧。我干嘛要跟抓我的人合作？”

哈欣不再多說。他避免跟我談他要求我給予合作的話題。當天早上的盤問在午餐時間左右結束。我被送回單獨牢房吃飯，飯滲著沙，加咖喱咸魚，咖喱水淡而無味，一杯奶茶，好像是雨后的河泥水。

但是我得要有氣力，得吃飯，我心底對自己說。于是我念禱文歌頌偉大的真主，我把滲在飯中的沙檢出放一旁，飯吃下肚。吃完了我再念禱文感謝真主。茶水也喝干了，當作是很美味的樣子。才要把頭躺在石床上休息一會兒，辜加警察已打開牢房門，叫我到審問室去作下午階段的盤問。

哈欣沒來。那天下午只有勒加普盤問我。他由一位二巡警察陪同。我想他會再用林清祥的名字來叫我合作。其實卻沒有，有關林清祥的謊言已經曝光了。

勒加普問我在新加坡及1961年末被禁進入馬來亞時跟印尼大使館的關系。他問我1958年訪問該共和國時做些什么，以及我為什么那么“親蘇加諾”。他說他有照片顯示我跟幾位記者在一塊，其中一位是印尼共產黨人，等等。

我很輕易地回答他的問題。作為《馬來前鋒報》的編輯，我全心全意繼承《馬來前鋒報》長期以來支持印尼人民斗爭的傳統。那時候，印尼正全力實現其獨立。印尼人民正在西伊利安清理荷蘭的殘余勢力。同時，當時正值1955年萬隆會議之后，蘇加諾、尼赫魯、納塞、西哈努克親王和周恩來一起致力領導亞非民族奮起，爭取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枷鎖解放出來。

1957年底，馬來亞慶祝獨立時，聯合邦政府邀請幾位印尼記者到馬訪問。我身為馬來亞馬來記者協會會長，在吉隆坡一家餐館設晚宴，招待印尼的記者們。他們包括阿當-馬力克、莫達-如比斯、利思漢-安華、乃巴賀和哈欣-拉曼，都是印尼主要大報，包括《印尼火炬報》、《大印度尼西亞報》、《獨立報》、《人民日報》和《東方之星報》的主編，另外還有當時由阿當-馬力克為首的安達拉新聞社。阿當-馬力后來出任印尼外長和聯合國主席。

勒加普所指的那張照片是一位印尼記者所攝，照片中我跟阿當-馬力克、印共喉舌報《人民日報》主編乃巴賀、《東方之星》主編哈欣-拉曼、墨蘭-阿都拉和其他一、兩個人。

誣賴為“外國特務”

“我認識大使館內的幾個官員。”我回答。

“基于什么事務？”勒加普警長再問。

“我作為一名報人的工作需要。”我回答。

“你曾經從印尼大使館取得金錢付款嗎？”

“有。”我回答。

勒加普坐著的身子猛然一震。他聽到我的答復后感到吃驚。（那時，我還不知道自己被安上拿外國錢當特務的罪名。）

“你真的從印尼大使館拿過錢？”勒加普重復問題，似乎不相信那個答案。

“的確是真的有。”我坦白說。

“你一共拿了多少錢？做什么用途？”他接著問。

他臉很嚴肅地等待著我對那最后一道問題的答案。他給我看一張大約只有平常護照照片大小的一半的小照片。那是黑白照，里頭的人根本看不清楚。“你認得他是誰嗎？”勒加普警長問。

我拿過照片仔細看。“不，我不認識。”把那張照片還給了他。

“你怎麼可能不認識他。他說他認識你。我們已經抓到他了.”勒加普警長繼續說。

“很多人都會說認識我。在被捕之前，我也認識很多人，一些是外國人，像來自倫敦、加拿大、德國和日本，自稱是作研究的作家而要訪問我的。這照片中的人我不認識。”我解釋。

“他說他給過你錢，是這個人給你錢嗎？”

勒加普顯然在聽到我對從印尼駐新加坡大使館拿錢的解釋后，感到非常失望。我對他說，印尼大使館給我一張志銀新幣250元的支票，是支付一百本小書的費用。那本名為《西伊利安——肉中之刺》的小冊子是我寫的，他們跟我買一百本。

我寫那本書，是要表達我支持印尼人民要收復還在荷蘭統治下的西伊利安，使它回到印尼共和國懷抱的斗爭。聽過我的答復，勒加普警長不要再談這件事了。

在按計劃要飛往雅加達出席亞非新聞從業員秘書處會議的前一天，我把那張250元的支票交給在新加坡亞太新聞社工作的好友陳加昌，跟他換現款。當陳加昌從另一位記者同僚獲知我在原訂飛往雅加達的2月2日那天清晨在“冷藏行動”中被捕時，著實嚇了一跳。

1996年，當我跟陳加昌在新加坡會面時，他告訴我，那張印尼大使館的支票使他感到失措。他不敢到印尼銀行去兌現，只好收著那張支票，到我釋放后還給我。談起這張印尼大使館的支票的波折，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當盤問圍繞著我跟印尼的關系的話題時，哈欣副警監跑進來審問室。他們兩人耳語一番之后，一起坐下。我接著再被盤問，除了西伊利安，還有我還在哪些方面支持印尼的政治。

“比如說，你對蘇加諾的‘指導民主’有什麼看法？”勒加普問。

我說：“‘指導民主’可能是當時印尼政局中最適當的統治制度。”

下來，他們問關于1955年的萬隆會議和《萬隆宣言》，以及關于《五大原則》。我毫不猶疑地表示我全力的支持。然后，他們看來已經沒有再追問我跟印尼的關系的本錢了。哈欣副警監然后告訴我說晚上會有一位政治部高官要見我。

“賽，你好好想清楚。如果肯合作，就可以很快釋放。今晚，你就有機會這么做。”哈欣副警監說。

第30章   槍殺威脅

阿末-克罕盤問

阿末-克罕是新加坡政治部的副總監，巴基斯坦裔人，據說曾在英國M15情報局任職。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來到新加坡擔任政治部的副總監。他是以擅長“反共”事務的情報員而聞名。在新的審問室中，阿末-克罕給包括哈欣和勒加普在內的六位官員夾在中間。他的右邊坐著哈欣，勒加普坐在左邊。

“我聽說你不肯合作，”阿末-克罕開始他的說教，“我希望你改變態度，為你自己的好處而跟我們合作。”

看到我沒有反應，阿末-克罕繼續他的說教，講了種種關于共產黨的危險性，他自稱共產主義正威脅著新加坡和馬來亞。“我們需要你的合作來克服共產黨威脅。”他說。

“我跟共產黨無關。我在毫無理由情況下被捕，然后給加上各種荒唐的罪名。我要求即刻無條件釋放我。”我回答。

“沒那麼容易，賽先生。我們有很多關于你參與顛覆活動的證據。”阿末-克罕聲稱說。

“既然這樣，為什么不按法律控我上法庭？”我挑戰他。

“我們不需要控你上法庭。我們要你跟我們合作。”他回答。

我接著重復我對哈欣和勒加普講過的話：“為什么我要跟抓我的人合作。”

“因為你根本沒有選擇的余地。”阿末-克罕打斷我的問題。

我保持沉默，不想跟這個阿末-克罕對答。

“賽先生，你是個明白人，有頭腦，會想，你應該知道如何為自己和家庭著想？如果肯合作，你可以很快獲得釋放。”他說。

我無反應。他惱了，先轉向哈欣，然后再看向勒加普，他對他的下屬官員說：“這個人很頑固。”

“好啦！既然你那么頑固，不要合作，你會面對后果的。你可能給殺掉，你懂嗎?我們可以在半夜把你送去其他地方。半路上，把你推下車，做到好像你企圖逃跑，然后用槍從后面射死你。”那位曾經擔任英國特務的阿末-克罕威脅我。他的六個隨從，都是馬來官員，都靜靜地聽著他對我的生命所作出的死亡威脅。無論如何，他們都是現場證人，都親自聽到要殺死我的威脅。我望向哈欣。他低下頭，不敢看我。

（那事件發生后不久，我向律師知知拉惹投訴，問他可以采取什么行動對付阿末-克罕。知知拉惹說：“賽，別再提了。不值得對這些懦夫采取什么行動的。”我同意，過后就不再提它了。）

我聽了那項威脅感到是被挑釁了，于是我回答：“是的，我知道你可以這樣殺死我。殖民者和他們的特務不久前在剛果和非洲的確像你剛才講的那樣干下那些勾當。”

阿末-克罕注視我的臉好一會兒。然后，他一話不說，站起來離開審問室，那些在審問過程中一言不發的官員也跟著出去了。一位辜加警察進來押我回到牢房去。

煩躁不安之夜

那晚上我煩躁不安，很難閉上眼就寢，總是想著阿末-克罕的恐嚇和要脅。每一回辜加警察從牢房的“偷窺洞”監視我，我都被驚動，趕忙坐在床上，等待看他們是否會在三更半夜打開牢房門，把我送到另一個地方去。我腦海出現幻影，自己好像被押著離開牢房，離開扣留所大樓，然后到大路上，然后感到有人用手在我身后一推，我逃跑。“砰!砰！”槍聲響了。我還來得及回頭一看，阿末-克罕正把手槍指著我。

我從幻覺中醒過來，大力敲著牢門。辜加警察再來洞口“偷窺”，我對他做手勢表示要上廁所。他回去守衛室拿鎖匙，回來打開門。當我重回牢房時，看辜加警察的手表，已經是凌晨兩點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不再受盤問，沒有人來看我，再下來一天也沒人來。第三天，我感到很寂寞，已經有三天沒講話了。那時刻，我真想有人來“盤問”，管他是誰，只要是有人來跟我說話。我嘗試跟監視我上、下午各十五分鐘運動的辜加警察講話，可是，他卻對我的問題和談話不理不睬。我一直講個不停，講故事，問這個問那個，嘗試跟把耳朵和口都封到密密的辜加兵開玩笑。我還是感到滿意，至少可以跟又聾又啞的對象談話。

這就是我首五、六個星期被單獨監禁的經歷。那是從來未曾夢想過的經歷。踏入第二個月，盤問很少了。經過第一輪的震撼后，我也已經能夠適應牢房的糟透情景。我也接受必須學習在石床上的粗纖維墊褥上的黑破床單上睡覺的事實。當我發現墊褥滿是跳蚤，就讓它立靠著墻，睡在石床上。每天晚上，我都跟跳蚤展開大戰。久而久之，給蚤子咬到都麻木了。在囚房中，我分辨不出白天和黑夜。房間或許是用5瓦特的電燈泡照明，光度總是一樣的。過后，我學習用運動的時間來估計時間，上午那段是八時至八時一刻，下午的是三時半至三時三刻。

過后不久，我也發覺同僚胡森-扎希汀其實是關在隔壁房。他完全不聲不響。我還以為第十號房是空著的。我關在九號房；沙拉胡汀-高斯在八號房。還有一位朋友，《南洋商報》的傅超賢也關在“頂樓扣留中心”，但卻不知道是哪一個房。陳蒙鶴也一樣。那之后不久，胡森-扎希汀被移去樟宜監獄；傅超賢獲釋，后來成為李光耀總理的新聞官。

第31章                  樟宜監獄

“E座監房”

最后，經過三個半月的單獨監禁，我也被送去樟宜監獄。一直以來，我只是從外頭看樟宜監獄，看到的是那道又高又厚的墻。現在，我要成為里邊的居民了。穿過了八道鐵柵門，這兒拐那兒彎的，門開了又關，那沉重的敲擊聲幾乎震破我的耳膜。最后，我來到稱為“E座監房”(E Hall)地帶的大門。

門開了，我踏步進去，受到較早時送來“E座監房”的同志的歡呼和歡迎。我抵達的那天，“E座監房”已經住著七十多位政扣者，包括幾位自1956年以來就被扣留的，其中有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和中學聯領袖孫羅文。林福壽醫生、馬哈迪哇、甘紹儀、胡森-扎希汀、胡容芳和幾位我忘了名字的職工會領袖，都是我的老相識。

那一大批政扣者認識我，主要是因為我是領導1961年《馬來前鋒報》工友罷工，而被東姑政權逐回新加坡的前《馬來前鋒報》編輯。他們也知道我跟他們的領袖來往甚密，在政治思想上屬于同道，因此接受我為同一條戰線上的戰友。

“E座監房”的底樓有20間牢房，每間有一張床，抽水馬桶，也有洗手和洗臉盆。樓上則是一個大禮堂。我住底樓20間房的其中一間。其余的扣留者住在樓上廳堂，每人一張床，像軍營或病摟的擺列。在這里，扣留者可以自己煮食。所有煮食材料由營方供應，按照所選擇的食物，包括中餐、馬來餐和西餐。

西餐最為豐富，除了牛肉，每天一個人有四粒雞蛋，還有牛油。中餐和馬來餐都沒有牛油和雞蛋，而肉類也不是每天都有。我發現有超過一半的扣留者選擇西餐。“E座牢房”的確很特別，因為以前只是用來關白人罪犯。

第一天在“E座監房”跟胡森、高斯、馬哈迪哇、比爾列和幾位選馬來餐的華人扣留者一起吃飯，比起“頂樓扣留中心”真是差別很大，簡直是天淵之別。我沒想到胡森和高斯都是煮食能手。

與此同時，監獄外的政局風起云涌。人民行動黨政府抓了百多位社陣、新加坡人民黨、工團和南大等領袖后，開始忙著籌備大選。

在競選宣傳中，人民行動黨動用了所有的國家機器，電臺、電視、傳媒，更動用了政治部警察來恐嚇和威脅選民，阻止他們支持被人民行動黨指為馬共代理人的社陣和人民黨候選人。選民害怕，人民行動黨于是勝利了。社陣只取得13席，人民黨慘敗。

人民行動黨是那麼的害怕社陣，兩名中選的社陣議員巴尼和李思東被捕。另兩位受通緝的僥幸逃脫，躲了起來。過后，幾位落選的社陣候選人也被捕，他們包括陳仁貴和以社陣候選人（身份）參選的南大學生王發祥等。

選舉那天，“E座監房”充滿著對選舉成績的猜測和預測。“E座監房”的政扣者，絕大多數是活躍的政黨或工團的干部。他們組成新加坡左翼的骨干，人民行動黨對他們怕得要死。李光耀知道他們的才干。

人民行動黨能在1959年大選中大勝，靠的是這批人，他們那時候支持人民行動黨。如果不是因為這批人和他們的領袖，尤其是林清祥和方水雙，人民行動黨不可能勝利，甭說在1959年6月組織政府。如果那時沒有這批人和林清祥，李光耀根本不可能當上總理。

他們預計和猜測社陣會勝利。他們深信大多數人民會支持社陣。他們有信心，在外頭的領袖有能力匯集人民的力量來投票支持社陣。報章的競選新聞，顯示成千上萬的人民涌向社陣主辦的每一個群眾大會，這已經足夠證明社陣將取得勝利。他們期待著勝利和社陣在大選后組織政府。

我也跟大伙兒一樣興奮。我不想作出預測，但我真的希望社陣會勝利。因為我們將被釋放，可以重新活躍政壇，為建立自由、公正和民主的民族和國家貢獻力量。我們不要預測會失敗。干嘛要預測會失敗呢？因此，我們準備在“E座監房”舉行慶祝會，要準備吃大餐。

當大選成績要開始公布時，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廳堂聽新加坡電視臺的大選成績。可是，當一項又一項的成績顯示都是人民行動黨勝利時，開始時那種高漲的希望逐漸冷卻、冷卻。

無論如何，當社陣候選人勝利時，大伙兒還是歡呼，只是，喊聲越來越弱，因為勝利的席位比所預測的相差太遠了。當最后一項成績報告完畢時，社陣只贏得13席，禮堂是一片沉靜，連稍稍耳語聲都聽不見。我們都發呆了好一陣子。在被叫到樓下吃夜宵時（已經是準備了很多食物的），很少人有胃口吃了。大伙兒都直接上床睡覺。

第二天的一整天，“E座監房”的氣氛一直很沉。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這項失敗。大家開始提出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玩臭。悲傷化成了憤怒。林福壽醫生跟另外幾個人覺得有必要開會討論大選成績，以嘗試了解情況。所有的人都失望，但成績已經是事實。那天下午，我們再次在廳堂集合。

林福壽和另兩三個人先講話，嘗試解釋他們認為真正發生了什么事。他們都一致指人民行動黨玩臭，用骯臟的手段恐嚇選民。然后，林福壽醫生請我發表一些看法。

我還記得，我說人民行動黨確實是經常玩臭，它的政治從來未曾干凈過，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都在大選前被關起來”。李光耀知道，如果我們都不被捕，“人民行動黨根本就不可能贏。”威脅和恐嚇選民也是人民行動黨所干的勾當。人民因此害怕把票投給社陣候選人。然后，我吁請他們不要絕望。我請他們大家繼續奮斗，不要灰心，不要舉手投降。只要維持這樣的戰斗精神，我們最后一定會勝利。

幾天之后，“E座監房”的牢民增加了。落選的社陣候選人，包括王發祥，和其他約40位南大學生在殘暴的“維護內部治安法令”下被捕。其中的一些，包括林源德和王發祥進來“E座監房”。

與此同時，幾位舊扣留者如孫羅文已經獲釋。但是“E座監房”早已爆滿了。但是人民行動黨政權顯然要逮捕和扣留更多的政治對手。于是，他們在樟宜監獄內再建一座扣留營。

我們過后被搬去那新建成的“E座牢舍”（E Dormitory），由三座長形牢舍組成，內各設20間有門的牢房。那之后不久，來了另一批新扣留者，包括了一位社陣領袖謝太寶。

學習華語

（此節略）

思想意識的論爭

    （此節略）

第32章                  隔墻傳話

1971年，我再度調回“頂樓扣留中心”去，開始新一輪的單獨監禁和精神折磨。這已經是殘暴的人民行動黨政權第三度以慘無人道的手法對付我。當我從樟宜“中等監視扣留營”(Medium Security Prison,MSP)搬回扣留中心時，似乎已經意識到應該預期到有什麼后果了。

這地方沒什么新的東西，只有辜加獄卒是新的。那位曾經教我幾句辜加話的好心獄卒，并不在兩個七人站崗組之中。我相當失望，但也是幾天而已，因為，在新的獄卒中，我很快就跟其中一位二十出頭的辜加獄卒建立起友誼。

學習跟戰友通訊

    這一回，我也還是學到了新東西，那就是怎么樣跟隔鄰和對面的8，9，10和11號房的扣留者通訊。我關在6號牢房，同排的是4，5和7號房。比起第一次關在這里，現在的牢房好一些，因為新牢房的光線較亮，有廁所和洗臉盆。兩排牢房隔著一條小巷，一端連接守衛室，另一端連接著審問室。

這一回在“頂樓扣留中心”的第一晚，獲知我隔鄰的兩個房關著兩位女扣留者。我獲知這項信息的情形是：當天下午六時，我到建筑物尾端，即4號房過后的浴室洗下午澡。我感到驚異，因為看到水喉頭下端壁上有幾個用黑炭寫的華文名字。在名字上端，則是寫著;“歡迎你，同志！”，跟著是很簡短的便條。

我很輕易讀出墻上的名字和便條內容。那兩位女扣留者是在幾個星期前從樟宜監獄調來“頂樓扣留中心“。我受促涂掉她們的名字，然后用藏在浴室內墻角一個小洞內的小火炭寫下我的姓名。我很快照做，寫上我的中文名。我其實也很擔心過后可能會發生什么事。如果運氣差，被獄方知道這件事，就肯定會被調去前座的牢房。幸好沒有一位辜加守衛是懂華文的。

第二天洗澡時間，我發現同一片墻上出現了新的指示。難友要我在墻角的那個小洞找東西，我照做，找到一小摺用塑膠紙包著的小紙。在成功取出小紙后，感到很滿意。我趕忙擦掉墻上的字，匆匆沖了涼，然后趕著回牢房。辜加獄卒問我怎么今天沖涼這么快。我假裝發抖，一面說：“很冷，很冷！”他笑了。我趕緊走回牢房，在辜加獄卒關上門后松了一口氣。

浴室便條

吃過晚餐，我小心翼翼打開小紙條，讀著用中文寫的內容。

“賽同志，”便箋開始寫道，“很高興能夠認識你。我和隔壁房的另一位戰友不久后要回中國去了。回到那里，我們希望能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做出貢獻。因此，在此期間，讓我們更好的互相了解，通訊方法如下：躺近墻壁，用牙刷對墻輕擊。字母‘a’敲一下，‘b’兩下，‘c’三下，‘d’四下，以此類推。我們就用簡單的英文。開始通訊，我會敲三下，如果你已經準備好回話，就回敲三下。”

讀完字條，我無法控制不安的感覺。我佩服隔壁房戰友的創意。我奇怪她是從哪里找到那塊火炭和怎么想到她所建議的那套通訊方法。同時，我也對于跟她聯系感到遲疑和擔心。在那樣的情況下，她卻那么熱切的要跟我聯系，用意使我大惑不解。

她們并不是首批自愿選擇回去中國的政扣者。我們政扣者多數不同意，更不鼓勵扣留者接受政治部遣送回中國的獻議。我覺得，我們的祖國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因此，我們的獻身，雖然只是很小，應該是投身入建設一個民主和獨立的馬來亞。因此，至為重要的是：我們的斗爭和犧牲都必須以馬來亞為先。只是，卻有一小批扣留者，像我們隔壁的兩位戰友一樣選擇了走向“社會主義”的大路。另有一大批則被強迫遣送回中國，因為他們不是馬來亞國民。

我們曾經嚴肅地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卻記不起我們是否曾經作出最后的結論。但在原則上，我們不同意和不鼓勵扣留者接受被“放逐”回中國。我本身則從更深入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是一項關于社會主義信念的問題，我們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我們對這個主義的信仰、奉獻和獻身，以及這個主義在我們的國家馬來亞的發展取向。我懷疑那些選擇這條道路和這個主義的人，是否是真正了解他們所做的種種意義和影響。

他們可能在群眾之間，造成人們對我們的懷疑。或者，有人認為，在新加坡面對著無限期的扣留，而扣留者的待遇則是一年比一年殘酷，回中國或是解脫之路。因為，無條件獲釋的機會渺茫，甚至是完全沒有。于是，有人就像我隔鄰的兩位戰友，選擇了更容易的出路：回中國，或多或少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用意雖好，方法卻錯了。

我認識幾位跟我在1963年2月2日同一天早上被捕的女扣留者，包括陳蒙鶴，著名左翼活躍分子及我好友陳成發博士的妻子；曾梅蓉，工會領袖，獲釋后跟新加坡大學學生領袖黃金寶博士結婚；黃翠云，工會領袖，1968年釋放后跟林清祥結婚；及陳麗英，工會領袖，過后跟方水雙結婚。其中我認識的幾位，當時還在扣留中，但我并不認識住在隔鄰的兩位，因為她們是在過后幾年才被捕的。

隔墻通話

由于很想了解情況，我于是同意跟隔鄰的戰友隔墻“對話”。收到字條的第二晚，我準備好牙刷，等待隔鄰牢房的訊號。時間好像是過了幾個小時，我最后才聽到對墻傳來三響擊墻聲，三秒鐘后又重復。我回敲三下，然后開始長達數小時的艱辛“對話”，開始只是互相問好和互問健康狀況，然后才繼續談政治。試想想，單單一句“很高興能認識你”得敲279下。“你好嗎？”是141下。然后，你得全神貫注地聽，以便能算敲擊的次數，對應每個字母，后組成詞句。試想想你得聽數千擊響以聽清楚對談。例如：“對于你在反對李光耀——拉曼帝國主義政權斗爭中的堅強斗志和犧牲，我向你致敬。”另敲數百下以傳達毛語錄：“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社會主義萬歲，馬來亞人民萬歲！打倒英美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跑腿——拉曼和李光耀！”

我感到輕松，因為兩位女扣留者幾天后就調離扣留中心。我不知道她們什麼時候離開，因為剛好被帶到樓臺上晨運。那天下午沖涼時，墻上寫著要我在同樣地方找紙條。那是告別便條，是寫給“賽同志”的，然后是鼓舞我“堅定立場，續為人民而斗爭”的語句，以及更多的毛語錄，其中一些是我蠻喜歡的。

12年之后，在1983年，我以香港道瓊斯公司和新加坡時代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英文《亞洲研究雜志》(Asia Research Bulletin)編輯的身份訪問香港，獲知那兩位女鄰居是身在香港。她們抵達中國后，基于大家都不愿意談的原因設法離開中國到香港。戴淵，選擇被遣回英國殖民地香港，而不是回中國的前扣留者，在我訪問時設晚餐招待我。

在晚宴上，碰到好幾位離開中國到香港來的前政扣者。有十多個人出席晚宴，大家都開心地回憶著在樟宜監獄被扣留的日子。我偶然問起我的兩位鄰居。在被告知她們結婚，生兒育女過著幸福生活后，感覺很開心。如果有機會跟她們及家人碰面，談起當年扣留中心單獨監禁的經歷，或許應該是更開心的事。晚宴那晚，我問起怎么樣能聯絡到他們，卻被告知由于時間太過短促，要聯絡相當困難。

第33章                  多格勞斯-海德

在中等監視扣留營

中等監視監獄的范圍相當于五個足球場大，周圍就只用籬笆網圍起來。在這兒，刑事罪犯關在幾座單層建筑屋內。政治扣留者則關在其中一個角落的小建筑物中，靠近主要辦公樓。扣留者稱這兒為扣留營。這座小建筑物可容納約20人，但是，據我所知，它從不曾同一個時候關著超過10位扣留者。在這個扣留營，政扣者可自己煮食，包括早、午和晚餐，煮食材料每天由營房供應。

經過五年被扣留在樟宜監獄，三度在中央警署的“頂樓扣留中心”單獨監禁之后，現在是被送來“中等監視扣留營”。

我很高興發現，扣留者當中，有一位我所認識的戰友熱烈歡迎我這位新客。他是傅樹楷醫生，在1963年2月2日被捕前，他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家庭醫生。過后我了解到，傅樹楷不只是醫生，而且是已經成了營內的廚師和種菜專家。

有一天，早餐過后，我跟傅樹楷醫生、汪永祥、吳靜明和劉文霖一起看《海峽時報》、《每日新聞》、《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等報紙，一位獄卒進營來，叫我準備好去“面試”。通常，像這類的“面試”意味著國內安全局有重要的東西要向某個扣留者查問。自調來這兒兩年后，我已經有過多次的這類“面試”。只是，這一回的“面試”卻比較特別。面試本身無關緊要，但卻很特別，因為，到來面試我的是一位“洋大佬”。

反共心理專家的面試

在這之前，我的案件的面試和盤問都是由一位國內安全局的華人高級官員處理。但是，那天我踏入審問室時，看到的卻是一位英國人。看到我走進來，他站起來，笑著伸手跟我握手，但沒有表明他的身份。

我跟他握手，問道：“你是誰？”

“哦！我是多格勞斯-海德(Douglas Hyde)。賽，近況如何？好嗎？”

“多格勞斯-海德？你來這兒干什么？”

“我來看看你。”

“為什么？”我問他。我聽過多格勞斯-海德這個名字。他完全沒有想到我會做出這么樣的反應，或許在他心里是在罵我講出沒禮貌的話。無論如何，他始終保持冷靜。

自從離開英國共產黨和被褫奪《工人日報》的總編輯職位后，多格勞斯-海德這位年紀已經相當大、和藹可親的老者開始投身新的領域，成為反共和心理戰專家。他是在替好幾個反共的亞洲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府工作和服務。我聽說他被東姑和李光耀政權所雇用。

可是，那一天，在“中等監視扣留營”，多格勞斯-海德有一件任務要完成。所以，他控制著他的情緒，就算是被罵，被冷嘲熱諷，也要忍氣吞聲，保持冷靜。保持著笑臉，多格拉斯-海德請我坐下。一位官差捧來兩杯奶茶，放在桌上，一杯在他面前，一杯在我面前。

“賽，你喝茶嗎？”多格拉斯-海德很有禮貌地請我喝茶。

“如果可以的話，我比較喜歡咖啡。”我回答。

多格拉斯-海德重新叫那位官差進來，要他給我換成咖啡。那位卷著頭巾的印裔官差用奇怪的眼色看我，然后捧起那杯茶。他一面向著我眨眼，一面走出去。他知道我是很喜歡喝茶的，因為，在我被其他內安局高官“面試”時，大多數是由他招待飲品的。幾分鐘后，他捧著杯熱咖啡進來。

“謝謝。”我微笑著對印裔官差說。然后，我轉向多格拉斯-海德，“海德先生，你干嘛到這兒來看我？”

“賽，近況可好？好嗎？”他重復較早時我故意拒絕回應的問候。

“我很好。謝謝。海德先生，你怎樣呢？”我反問他，這回是帶著笑容。

“我也很好。謝謝。賽。“他高興地回答。多格勞斯-海德不習慣從他要“面試”的“共產黨人”得到這么熱情的問候。他告訴我說他所會見的共產黨人中，從來沒有一個向他問好，從來就不熱情融洽，特別是在開始階段。

多格拉斯-海德在新加坡已經有好幾個星期，他在此之前是在馬來西亞。他在這一帶執行任務一年左右。在新加坡，多格拉斯-海德已經會見相當多名被政府套上紅帽子，指為是“地下活動”重要人物和馬來亞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政治扣留者。起初，內安局會鑒定那些政扣者需要由這位前英共份子來“洗腦”。接著，就一一把有關政扣者送到特別扣留所，方便多格拉斯-海德進行“思想清洗”的任務，那就是連串旨在協助扣留者丟掉“共產思想”和“共產活動”的說項。

開始時看來相當擔心的多格拉斯-海德，現在看來比較輕松了，時時露出笑容。

“賽，這兒的生活怎么樣？”他問。

“你問監牢的生活怎么樣？這可就很難說了。你得自己來住住，才能了解滋味，…”我說。

多格拉斯-海德把身子移前靠近桌子，把兩只手放在桌面上，說：“可賽你看來還是很健康，神色煥發和興高采烈，……,你還能開心地笑……。”

“如果只是因為被扣留，我不曾哭過，也絕不會為此而哭。”我說。

多格勞斯-海德的用意

多格拉斯-海德開始解釋他那天到來見我的用意。他講述他身為共產黨人和擔任《倫敦工人日報》總編輯時的生活故事，直到他最后是如何因為對共產主義絕望而離開。然后，他勸我即刻當機立斷，放棄共產主義。他也同樣勸告過林清祥和林福坤。福坤是我的好友林福壽的弟弟。

然后，他談起他跟我兩個人作為報人和編輯的生涯和事業。他還說他和我都是因為政治理想而失掉工作。但是，我要回頭還不會太遲，多格勞斯-海德是那麼認真的忠告我。

一如所料，這位前英共份子并不熱衷于跟我討論我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課題。我不想浪費時間，跟他討論和爭辯關于共產主義的問題。我鄭重地告訴多格拉斯-海德，我根本沒有什么思想意識必須“丟棄”，而我是在無理的情況下被扣留和囚禁，政府虛構罪名，對我做出充滿惡意的虛假指控。我和多格勞斯-海德之間的對話也就結束了。

“你說我是共產黨人，只因為是你相信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政權的說法。我不是共產黨人，從來都不曾成為共產黨員。我有什么樣的共產主義要放棄？我要求無條件釋放或在公開法庭審訊我。”多格勞斯-海德仔細聽著我的講話。他句話不說，而我沒想到他會這么做。

再經過一些意見的交流后，多格勞斯-海德從椅子站起來，再度跟我握手。開始時他不說什么，但后來卻帶著遲疑地問我有什麼要求。

“賽，你要提出什么要求呢？”

“有的，叫他們無條件釋放我。”我回答。

多格拉斯-海德最后一次對我笑笑，慢慢放開我的手，揮手跟我說再見。

第34章                    庫德曼爵士的信函

年復年的繼續扣留

1968年，在中央警署頂樓扣留中心單獨監禁約四個月后，我被移去“中等監視扣留營”，這是開放概念的監獄，犯人可在沒有圍墻的監獄范圍內四處走動。“中等監視扣留營”的其中的一個角落用來囚禁一小批政治扣留者。

抵達“中等監視扣留營”時，我受到傅樹楷醫生和四、五位未認識的扣留者迎接。那是我們雙雙被扣留長達五年以來，第一次見到傅樹楷。由于是開放式，我們在“中等監視扣留營”可在本區內自由走動。我們跟刑事犯的區，只是以籬笆和崗站分隔。我們一起睡在大廳，可以自己煮食，可以種花種菜，養魚和養鴿子。

對于剛從四個月單獨監禁出來的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它甚至是比我第一次單獨監禁后，被移到樟宜“E座監房”時的變化還大。

時間繼續前移，我的扣留繼續延長，兩年又兩年。雖然新扣留營提供比較舒適一點的生活，監牢紀律有些放松和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可是，監牢終歸還是監牢。白天，我們像同一個大家庭的兄弟一樣，談天，游戲，討論和玩笑。但是，這樣的時間有限，過得也非常快。白天好像很短，太陽公公似乎是急著要在天空中消失。我們都曾經在嘆息：白天可是那么的短暫啊！

一到晚上，我們就跳入各自的天地。我們鉆入各自床位的蚊帳內。躺著望蚊帳頂，偶爾看見一、兩只蚊子在蚊帳內，在找吃。當大廳燈熄時，黑暗中忽然感到孤單寂寞，思念的情懷開始撲來。腦海中想著各種各樣的東西，或是家中的妻子兒女，或是情人良伴，或是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別離了那么久啊！最難過的是如果眼睛拒絕蓋上。像這樣的夜晚，往往是無盡頭的漫漫長夜！

這個時候，監獄當局正忙著建筑專用來關政治扣留者的新監獄：明月灣扣留營。1970年5月4日，全體政扣者都調往這個新的扣留營。

庫德曼爵士的信函

1978年8月初，一位內安局的高官忽然來見我，他交給我一封志明由新加坡總理署轉交的信。由總理機要秘書長林祥源簽署的簡短信函只有兩行字：“庫德曼爵士要求轉交所附的函件予閣下。”

庫德曼爵士（Lord Goodman）是當時英國牛津大學的院士。我當然不認識他。因此，收到他的信感到奇怪，更怪的是他不是把信直接寄到樟宜監牢給我，而是寄到總理署去。我只能假設，那封給我的信是先寄去總理署照會李光耀的。

庫德曼爵士在那封信中寫道，國際筆會（國際詩人、劇作家、編輯人、散文家和小說家協會）要求他聯絡李光耀，提出我在新加坡繼續被扣留的問題。庫德曼解釋說，只是因為我“refused to renounce violence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拒絕放棄以暴力作為政治工具”)。

如果是真的，庫德曼爵士繼續寫道，他要勸我能重新考慮李光耀總理所提出的“拒絕放棄以暴力作為政治工具”的立場。很顯然的是，當庫德曼爵士寫信給李光耀和我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人告訴他關于我被扣留超過十六年的真正實況。

當庫德曼爵士給我忠告時，我一點也不懷疑他是出自善意、真摯和誠意。因此，我相信當他知道我在李光耀政權被捕及扣留那么久的真正情況之后，一定會同意我的立場。

我從未被指運用暴力作為政治工具，也沒有計劃要通過暴力來達致政治目標。在組成扣留我的理由的控狀中，根本就沒有哪一條說我曾經在政治上使用暴力。我被扣留這么久以來，“放棄暴力”從來都不曾成為釋放我的條件。

為什么等到1978年，李光耀才說我拒絕放棄暴力？好心的庫德曼爵士如果無法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情有可原，而李光耀則絕不可能誠實和清楚地作出回答，因為他已經用那么殘暴的手段對付我，以及新加坡許多跟我一樣命運的政治扣留者。

我不相信如果我寫回信去一五一十地說明有關我被逮捕及扣留有關的實況，而那封信會到達庫德曼爵士手中。因此，我只是寫兩句話向林祥源致謝，核實已經收到庫德曼爵士的信函。

庫德曼爵士信函的故事就這樣結束。我沒有復信，內安局官員也沒來問起。我只是在那封庫德曼爵士的來信上寫下記錄：“對不起，親愛的庫德曼爵士，沒有回復你。”

第35章                  放逐烏敏島

“想吃什么？”

收到庫德曼爵士的信之后約兩個月，我意外地被調往惠德里路的秘密扣留中心。一、兩天后，我獲知林福壽也調來這兒，但在不同座。

自從被扣留將近十六年以來，在新扣留中心的第一天，看管扣留所的獄卒破天荒第一次問我：“午餐想吃什麼？”

我吃驚，假裝沒聽見，我以為他是在開玩笑。但是，那位獄卒重復他的問題：“賽先生想吃什麼，說啦，雞飯，還是伯拉尼飯、海南面或是炒面，我去買。”

最后，我說：“好啦，給我海南面。”他又問要喝什么？奶茶、咖啡，還是甘蔗水？我要甘蔗水。感覺上，好像是在做夢。

吃午餐時，我嘗試想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我預算著離開明月灣后會再一次送去單獨監禁，因為一般上，“頑固和死硬頭腦”的份子要一次又一次地塞進單人房去監禁，以進行精神折磨。我已經經過四次的類似折磨。我的這個新牢房不屬于單獨監禁，雖然墻很高，卻有睡床、廁所和浴室。睡床前，有相當大的范圍可運動，鋪水泥，很干凈。

然后，我嘗試對庫德曼爵士通過總理署寄給我的神秘函件尋求答案。看來，總理署已經成了牛津大學校長的“郵箱”。

最后，是關于食物。看管我的那位獄卒在第一天跟我提起的每一種食物，我一樣樣都嘗過了。第一天嘗過海南面后，第二天我要海南白斬雞飯，下來要伯拉尼飯、炒面，好像很饞嘴了。當我向莎拉瑪講起食物的改變時，她以為我在幻想。那天，她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扣留所，她剛巧帶來在樟宜路大兀餐館買的伯拉尼飯。莎拉瑪在我告訴她不用再帶食物給我后，才相信我告訴她的話。

所有這一切，似乎在我進來這兒三星期后的某個早上獲得了答案。我突然間被通知收拾所有的私人物件，準備離開秘密扣留所。又要離開？我心里想，到底去哪里呢？約一小時后，南里警長和沙阿利警曹來了。

“準備好了嗎？”他問。

“到哪里去？”我反問。

“到時你就知道啦！”南里警長回答。

放逐烏敏島

南里警長駕駛的車子往牙籠路的方向去，接著進入樟宜島和樟宜路上段。哦，看來是回去明月灣，我心里想，但卻默不出聲。車子在樟宜路上段奔馳。靠近樟宜監獄時，我等著他把車子轉進監獄范圍的路段，但南里警長卻直接駛向樟宜尾。這回，我真的迷惑了。

“我們到底去哪里？”我問。

“我們到烏敏島野餐去。”

“野餐？”

“是的，你可以就住在烏敏島。”南里笑著說。

我以為南里警長只是講笑。他只是要在送我去明月灣前帶我兜兜風。

但是，他把車子停在樟宜尾。在樟宜尾碼頭，我看見一艘載客渡船等著我們來。沙阿利警曹協助把東西搬上船，然后，南里警長領我上那艘在海浪中搖晃的船。我就坐在他旁邊。那艘至少可以載30個人的渡船，今天就只有我們三位乘客：南里警長，沙阿利警曹和我。

我好像還是在夢中，雖然已經從五官感覺出自己是在一艘船上，身旁是坐著南里警長。海水的水花輕濺到我的手和臉，船的引擎聲和海浪聲在耳邊響著。所有一切都是那么真實，可是我還是很難相信它，因為下來所真正發生的事，在我心中從來就未曾想象過。

我們啟航約十分鐘，當船正在樟宜尾和烏敏島之間的海域上時，南里警長才開口說話。他說，從今天起，我在“中止扣留令”下限居在烏敏島。過后，我獲知，林福壽醫生在同一天也被帶離惠德里秘密扣留所，被帶去樟宜尾碼頭，搭渡船到大德光島去。我們各被“獎賞”一個島，按照我的好友烏斯曼-阿旺的說法，李光耀已委任我為烏敏島島主。

從那一天起，就正如新加坡《海峽時報》的社論所指出的，我開始像拿破侖一樣開始政治放逐的日子。

政治流放者

三個月之前，南里警長和其他幾位內安局官員已經查過這個烏敏島，以確保它適合作為政治流放的用途，尤其是從保安的角度。在確定適合后，他們買下一間島上老居民所擁有的小破屋，進行改裝。原本是亞答頂的板屋，改成半磚半板墻，亞答屋頂換成鋅片，蓋上天花板。我的這間新房子有一個睡房，夠放四人沙發的小客廳，另外是廚房加廁所加飯廳。

那就是我在烏敏島的新“島主屋”。南里警長把我帶到這間屋子來，那是他在離此不遠的烏敏島警亭把“終止扣留令”交給我之后。根據其中的命令，我必須住在烏敏島32區，第98地段，門牌484號的屋子。沒有內安局總監的批準，不得搬離該屋子。

事實是，我只是從小監牢搬到大監牢。以前是關在樟宜監牢，現在整個烏敏島是我的牢房。我的地位還是政治扣留者，還是不自由，我的基本權利還沒有歸還給我。

正當我檢查和看看新居的四周時，一輛“德士”到屋子旁停下。我驚異地看到妻子和兒女們，羅斯曼、麗絲瑪瓦蒂和諾玲達從沙阿利警曹駕駛的“德士”下車。他們沖進屋子，我們擁抱在一塊。我感到似乎在夢中。

我以奇異的心情看著莎拉瑪和兒女們，似乎不相信我有這么大的孩子。我似乎不要接受這個生活的現實。我所想像中，孩子們都還很小：我被捕時，羅斯曼六歲，麗絲瑪瓦蒂五歲。當時才三歲的諾爾曼沒跟他們一起來，因為跟著他阿姨住在半島。那是諾玲達嗎？我開始時心里一直在問我抱著吻著她的秀發的少女是誰。當諾玲達用華語跟我交談時，我感到驚喜，她還在中華女中念高中。

“那‘德士’司機不收車資。”莎拉瑪說。站在我旁邊的南里警長和沙阿利警曹聽到，笑了。我大聲笑。當我把南里警長和沙阿利警曹介紹給家人后，莎拉瑪即刻道歉。

其實，在烏敏島哪會有德士。但是，當他們抵達烏敏島碼頭時，已經有一輛不能再用來載客的德士停在那兒等候。司機請他們上車，直接送到我的新家來。南里和沙阿利過后表示要離開，我跟他們握手，并表示謝意。

就剩下我們一家留在屋子里。莎拉瑪帶來中餐和糕點，罐裝和盒裝飲料，等等。他們在廚房忙著，準備午餐。我叫諾玲達跟我巡視屋子的四周。家人只能在周末才能來這兒跟我一起住，因為諾玲達還在念書，而妻則還在經營承辦宴會伙食生意，羅斯曼和麗絲瑪瓦蒂則從旁協助。

從那一天起，我在離新加坡本島不遠的小島開始作為政治流放者的新生活。一心一意要我在“監牢中爛掉”的李光耀政權，一直不間斷地進行報復性迫害。我發誓絕不要滿足他們想看著我在“監牢中爛掉”的美夢，不管是在樟宜監獄或是在烏敏島“大牢房”。我做好準備長期住下來，按照爭取真理、公正和民主斗爭的需要，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李光耀和他的監牢，管是什么樣子或是在哪里，都不會叫我“爛在里頭”。我發誓。

在烏敏島上，國際特赦機構的代表來探訪我。我也同時被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國際筆會”委任為終身會員或榮譽會員。在烏敏島上首幾個月，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很多訪客，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外國。

烏敏島本島的華、巫居民，開始時對我敬而遠之，漸漸也開始跟我熟絡了。有些居民到我家拜訪，帶來各種土產，或是所種的青菜，或家雞所下的蛋，或果園中的水果。他們的孩子，在我讀書寫作時到我家來“搗蛋”，幫忙我種花草種菜和收拾屋子。在這種情況下，我根本不可能“在（烏敏島）監牢中爛掉”。

在島上的第一個齋戒月前夕，我跟幾位馬來鄰居籌備在整個齋戒月期間舉行誦經會。居民的反應熱烈。每晚都有十至十五位男、女島民來誦經。

齋戒月前夕獲釋

我已經準備好跟烏敏島上的伊斯蘭鄰居一起歡慶開齋節。但阿拉真主卻另作了安排。齋戒月第廿七晚，我們舉行誦經完結儀式。第二天，南里警長和沙阿利警曹忽然出現。我以為他們是進行每一至兩周至少一次的例常探訪。但是那天早上，南里警長又叫我搬家。“這是最后一次了。賽，你今天被釋放了。來，讓我送你回去新加坡本島去。”南里警長說。

我呆了一陣子。“今天嗎？”我問，似乎不敢相信所聽到的一切。“對，就是今天，現在馬上就走，因為你的家人在等著。”

我趕到一、兩家鄰居去，告訴他們最新消息。他們都感到意外，但都表示感謝上蒼，因為最后我終于被釋放，自由了。

追溯往事

1963年2月2日，齋戒月的一個清晨，約凌晨四點半，年方27歲，正值懷孕六個月的愛妻莎拉瑪跟我說珍重。剛年滿34歲的我被哈欣副警監帶走，他是在“保護公共秩序安全法令”下逮捕我，把我丟進李光耀政權的監牢中。

1979年8月22日，也是齋戒月，愛妻莎拉瑪已經四十多歲了，而她所懷的胎兒，諾玲達，現在已經是16歲多了。羅斯曼已經23歲，麗絲瑪瓦蒂22歲。他們在樟宜路上段租下的1065號屋子迎接我從同一個李光耀政權的監牢中回到家里。跟著他阿姨住的諾爾曼（20歲），當時正在倫敦念書。

我的年紀已經是51歲了。那位抓我的哈欣副總警監已經是身歸故土。我是由南里警長沙阿利警曹帶回家的。

我釋放后兩年，在1963年我被捕時才六歲的大兒子羅斯曼跟他自由戀愛的對象莎麗法-阿絲瑪結婚。羅斯曼本來在吉隆坡一家私人學院念法律，唯卻被迫半途停學，因為得回新加坡協助母親打理承辦宴席餐食的生意。過后，他在新加坡從事酒店和餐館業多年，過后到馬來西亞從事相同的生意。

我的長孫，羅斯曼的孩子在1982年12月10日出世，名叫思琳，第二個孩子莎烏娜則約一年半后出世。

在我坐牢期間，二女兒麗絲瑪瓦蒂最勤給我寫信。她在1985年在吉隆坡跟洛克曼-哈京結婚。麗絲瑪瓦蒂婚前在新加坡一家日本電子廠當品質控制員。

諾爾曼由她的阿姨莎麗婭和姨丈拉惹-阿末-諾汀醫生（現在是丹斯里—拿督斯里）送出國留學，起初在英國，后來到美國 。

最小的女兒諾玲達，那位在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幼兒園受教育時學習射下美帝飛機的小妮子，則在1989年5月嫁給莫哈默德-阿茲米-拿督-阿都-華哈。阿茲米是美國畢業的電子工程師。這個小女兒，我們一家都叫她為玲達，她在新加坡中華女中高中畢業后，選擇在新加坡從事服裝設計。

當我在1999年5月18日慶祝71歲生日時，已經有了十多個男、女孫兒。感謝上蒼！

（第一部分完，節錄自2001年正月出版的《人間正道》中文本“第四部：囹圄篇  十七載漫漫長夜”）

張泰永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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