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貢獻

梁 柱　

    一、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功地解決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的問題，并通過實際的步驟加以實現。
    中國社會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在這里，主要的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獨立，反對國內封建勢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眾不是工人，而是廣大的農民。因而，在這樣的東方落后大國里，如何把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正確處理最高綱領同最低綱領的辯證統一關系，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在黨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既區別又聯系的關系，還不能作出正確的說明。雖然黨內有一些同志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過理論探索，但畢竟沒有形成全黨統一的認識。相反，在黨內卻產生過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二次革命”論，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階段同時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一次革命”論，這些錯誤主張曾長期困擾著黨，并先后兩度把中國革命導入歧途。
    毛澤東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科學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兩步走的連結點問題，也就是說，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決不可能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由之路。
    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又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領導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為爾后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基本政治制度上，新中國建立伊始，毛澤東領導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同這一國體相適應，在政體上，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政黨制度上，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民族關系上，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歷史地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過自身的政治經驗進行選擇的結果。
    在經濟建設上，在毛澤東時期盡管我們犯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但從總體上說，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從1953年至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
    應當指出，這一時期的經濟建設，不能不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其一，“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太少了”。“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嚴密封鎖。中國不僅不可能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連通常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特別在建國初期，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和戰后爭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同情和支持中國，只有蘇聯能夠援助中國。其三，我們還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正因為這樣，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犯一些錯誤，出現曲折，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難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巨大困難，才會真切體會到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貴。
    在外交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國際環境是十分嚴峻的。美國不僅拒不承認新中國，而且竭力阻止其他國家承認，其目的是要通過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從而使新中國政權無法立足。新中國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區別不同國家對我國的不同態度，同世界各國建立新型的外交關系，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作用。到1976年，在當時世界上獨立的130多個國家中，同我國建交的達到111個。
    三、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再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提出要進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思想，“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為發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指明了方向。
    要找到自己的建設道路，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時期進行艱苦而曲折的探索和實踐的一個主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是開辟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新中國建立之初，“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強調走自己的建設道路，決不是排斥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有用的東西。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從指導思想的高度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良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并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但學習外國要有正確的態度。毛澤東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毛澤東指出，1956年 4月提出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這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共同的，但具體道路有別。不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既有共性即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有個性即體現本國的特點；因此評價一種模式的得失，就要善于把這兩者加以區別，既要肯定其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要對體現其本國特色的部分作具體分析。
    毛澤東強調要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與具體經驗（包括錯誤經驗）加以區分，前者屬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性，有普遍意義；后者則屬于體現蘇聯大國特點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一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于正確理解和處理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正確學習外國經驗，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10期《高校理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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