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航線解密
——半個多世紀前活躍于印尼與新加坡之間的一條地下航線

[編者的話]
據了解，《余柱業口述歷史檔案》先前僅以影印本出現，且有許多來歷不明之版本，在新馬一帶私下流傳。2006年，才有鉛印本面市，書名《浪尖逐夢——余柱業口述歷史檔案》（馬來西亞策略研究中心出版，陳劍作序）。無論如何，這部口述歷史“檔案”之可信程度，至今無人說得清楚。

    由于口述者余柱業，乃大名鼎鼎的前馬來亞民主同盟秘書長、前馬共新加坡市委負責人，前后擔任過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駐印尼代表處和北京代表處副團長，以及《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黨委、華語部主任等職務，他在敘述自己的一生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許多與他相關的人和事、他個人回歸新加坡后對馬共及其斗爭以及對自己追求的理想的反思，等等。因此，很自然地吸引了新馬講華語的社會人士（包括他的舊友新知以及對新馬獨立斗爭和馬共歷史感興趣的人士）極大的注意和關懷。

    余柱業也提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馬共新加坡地下組織曾通過一位在新加坡念書來自印尼名叫小張或張泰泉的學生和他的母親（即張伯母），經營了一條秘密地下航線，通過往來于棉蘭——新加坡——雅加達的輪船，把包括余柱業及其夫人曾愛善以及黃明強、陳蒙洲等在內的一批新加坡馬共重要干部撤退到印尼的鮮為人知的秘密。許多同時代的友人讀了“檔案”之后，對小張是“何許人”？張伯母又是“何方神圣”？小張和張伯母為什么敢于冒觸犯印尼和英殖民地法律因而有可能被逮捕和坐牢的極大風險做這等事？與這個秘密相關的人和事是否屬實和全面？這條地下航線又是由馬共那一級負責人在主持？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檔案”似乎還留下許多耐人尋味的“謎團”，尚未解開，著實讓讀者頗費“猜疑”。

    歲月不饒人，故事的主角張伯母已于上個世紀90年代逝世，當事人之一的小張，也早已踏入古稀之年，幸運的是，小張于2007年3月底，寫成了一篇題為《地下航線解密》的回憶文章，把深藏在心里達半個多世紀之久連他的上司也未必完全掌握的這段充滿神奇色彩的經歷，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否則，這個屬于“絕密”資料的真相和讀者心中的許多“謎團”，恐將石沉大海，永遠無法打開，成為一件無可彌補的歷史憾事。

    以下便是年多前小張本人所寫的關于半個多世紀前活躍于印尼與新加坡之間的一條地下航線的絕密故事，謹發表于此，以饗讀者：

                 
   一、 小張“何許人也”？

我原名叫張大永，1934年出生于印尼（當時叫荷屬東印度）蘇門答臘北部（Sumatra Utara，簡稱蘇北））離棉蘭（Medan）約120公里的美麗小山城——先達（Pematang Siantar）。

父親張建源，出生于19世紀末封建落后、貪污腐敗的清王朝最后一個皇帝統治下的舊中國粵東一個貧瘠山區——梅縣（現已改稱為梅州）。由于家窮，13歲的他，就像同鄉的許多大人那樣，迫于無奈，離鄉背井，冒著極大的風險，漂洋過海，遠赴南洋謀生。他先是來到20世紀初英國人統治下的新加坡，原本想投靠一位親戚，誰知遭到白眼，吃了個閉門羹。但他年紀雖小，可人窮志不窮，絕不向這個親戚懇求，便轉身走人。

20世紀初的新加坡，剛開埠不久，經濟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由唐山輸入的勞工（豬仔）大把，找工作不易。可是，正當他深感前路茫茫，苦無立錐之地之際，遇到了一位“貴人”，一位在鞋鋪里當鞋匠的鄉親阿欽叔，幫他在鞋鋪里找到一分臨時工——當“火頭軍”。年幼的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背著一個比自己個頭還高大的籮筐上巴殺買菜。就這樣做了一些時日之后，南來時就立志要闖出一番事業和尋找父親（即我的祖父）的他，又不畏艱險地來到與新馬只有一衣帶水之隔的荷蘭統治下的位于蘇門答臘北部的先達打拼。

來到蘇北后，他終于與日夜思念的祖父團聚，同時在他極力勸說和幫助下，南來后染上鴉片煙癮的祖父，終于把抽鴉片的惡習戒掉了，這是他一生中引以為榮的一件事，而他自己一生中，在生意場上應酬打滾，從不抽煙，也不到風月場中“逢場作戲”。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原本在家鄉就慣于吃苦耐勞的他，不怕人生地不熟，不怕日曬雨淋，赤手空拳，騎著腳車（即自行車），到先達附近地區的鄉村，走村串寨，做些小買賣，賺取蠅頭小利。幾經艱辛，努力拼搏，終于使他積累了用于發展生意的“第一桶金”，并在先達站穩腳跟。

據說，1920年代經濟好景時（即美國經濟大蕭條發生之前），他在先達開了三間經營洋雜貨的商店。隨著事業有成，他也于1920年代中后期，經“媒妁之言”，與母親（即張伯母）締結良緣，從此，父母親除了要為自己的營生繼續努力拼搏之外，也開始了為養育自己的8個兒女而操勞一生的努力。特別是1929——1931年席卷全球的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后，由于資金周轉不靈，債臺高筑，父親擁有的三間店，最后只剩下一間勉強維持。從此，父親的生意，從上坡走向下坡，風光不再。

父親雖出生在“男人讀書、女人種田”、有“文化之鄉”美譽的梅縣，但由于家里非常窮，一位姑姑從小因為養不起，就送人當童養媳；祖父出洋謀生沒有路費，把祖上留下的一間小房間典當給鄉親來做盤纏；父親和他唯一的弟弟，從小就沒條件上學念書，因此，父親南來謀生后，深感不識字、沒文化之苦，在為生活拼搏之余，也在讀書方面，狠下工夫。他發揮勤奮好學的精神，靠著辭源、辭海等工具書，終于自學成才，學會了識字，成為會看書，看報，會寫，會算的一位生意人。

他經常掛在嘴邊鞭策自己的一句口頭禪，是孔夫子的“不恥下問”。他不斷激勵自己奮發圖強的“偶像”，是靠自學成才最后當上商務印書館老板的王云五。他最愛看的一本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是《三國演義》。而當孩子們稍為長大時，他有空就經常給我們講《三國演義》里“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三顧茅蘆”、“煮酒論英雄”、“張飛大戰長板坡”、“火燒赤壁”、“孔明借箭、”、“三氣周瑜”、“曹丕逼曹植七步成詩”的故事。他說得繪聲繪色，我們聽得非常入神，此情此景，至今難忘。

此外，由于出生于有“足球之鄉”之稱的梅縣，他也喜歡踢足球，后來因為看到一位隊友的腳被踢致重傷，他害怕了，便改打羽毛球。那個年代，身為小老板的他，不要說出門坐小轎車，就連摩托車也欠奉，只有騎腳車的份（當然出遠門，得乘坐火車或汽車）。正因為他深知，運動是強身壯體獨一無二之道，所以，他在我們兄弟孩提時期，就鼓勵我們要多運動，不怕吃苦，不要嬌生慣養。在他的言傳身教影響下，我們幾兄弟的確都非常好動，愛玩孩子們喜歡的各式各樣的游戲和玩意，也愛打球、游泳和騎腳車，或走路到郊外去捉非常漂亮又非常好斗的打架魚，摘各種果子吃，紅毛丹、柚子、芒果、番石榴等，應有盡有，到先達附近連綿數十公里的樹膠園里挖橡膠籽玩。

不過，有一次，大哥、我和三弟跟著一位年長的大孩子，偷偷摸摸跑到流經先達一家制冰廠的河里(Sungai Pabrik Es)游泳，當時我并不諳水性，差一點兒沒溺死，多虧那位年長的大孩子，在千鈞一發之際，奮力把我推回岸邊，否則，那時候（日寇占領時期），我早就向閻王爺報到去了。父親知道后，狠狠教訓了我一頓（吃藤條）。其實,他曾一再警告過我們，就算學會了游泳，也不準到河里游泳，只準到泳池里游，因為，河里暗涌多，水流喘急，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水卷走。長大后，有關游泳遇溺或到海邊戲水被浪卷走的事或報道，聽多了，看多了，而且，其中還有幾位是認識的好人，轉眼就沒了，令我不勝唏噓，對水產生了敬畏的心理，才知曉“欺山莫欺水”、“水能載舟，也能復舟”，實在是必須認真對待的至理名言。

母親（即張伯母）姓梁名歡（歡妹），也是客家人，祖籍松口（現屬梅州地區），出生于1909年位于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Aceh）一個叫南必力的小市鎮，比父親小約10歲。外祖父雖是大戶人家，但并不富有，加上家里人口眾多，母親小時候，只上過一兩年荷蘭小學，便輟學了，所以，母親只懂點荷文和印尼文，中文斗大的字一個不識。和父親成親后，夫妻恩愛，相敬如賓，而且在父親的點撥下，靠著自己的聰慧伶俐和勤奮學習，很快就學會看、會寫中印文書信和會算的“賢內助”。

凡是認識母親的親朋戚友都公認，母親智慧和美貌雙全，賢良淑德，說話斯文，舉止大方，為人隨和，通情達理，而且富于同情心，樂于助人。她不僅對待自己親人如此，對待鄰里鄰居如此，甚至對待店里的伙計（店員）也如此。記得，店里一位簿記的婚事，就是母親特意撮合成的；一位伙計得了肺癆病住院治療，母親不僅給他弄飯菜，有時還帶著我和小妹去探望。當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母親的某些做法，也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母親雖說是在當地出生的第二代華人，但她的舉止言行，穿著打扮，一點都不像一般的娘惹（Nyonya），而更像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影響的中國婦女。她“十八般武藝”——從協助父親做生意、操持家務、燒飯做菜（客家菜、印尼菜、西菜）到制作各類糕點、釀酒、縫紉、刺繡都有一手，尤其是她烹飪的菜肴，釀造的米酒，在先達客家人圈子里，有口皆碑。而她的待人接物，熱情好客，落落大方，不亢不卑，也為人稱贊。正因為如此，二戰后，有“小延安”美稱的先達，左派婦女團體成立后，曾想請她“走出廚房”，參加婦女會的愛國民主進步活動；1970年代，李凡同志（1980年代末，泰王國、馬來西亞政府與馬共三方在泰南普吉島舉行和談時，任馬共代表團顧問之陳再潤女士，原名伍瑞靄）和她見面談話后，不無驚奇地對我說：想不到你母親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

更為難得的是，母親全無不良的嗜好和習慣，當時，許多客家婦女喜歡玩紙牌（我所知道的至少有兩種），但她和鄉親鄰里相聚一起時，從不玩牌，直至她最后離開人世。她雖信神拜佛，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不完全迷信，而且她之所以信佛，主要是在超自然力面前，感覺到人的渺小和無奈，希冀通過祈求菩薩，保佑自己家人一切順遂，身體健康，無災無難，平平安安，以減低心里的憂慮和恐懼。值得一提的是，她自己信神拜佛，但絕不強加于人，對自己兒女也是如此。小時候，我曾問過她：究竟有沒有神？她的回答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沒有。不僅如此，她原來拜的是“觀世音菩薩”，但也不排斥“如來佛”或其它的神和菩薩，同時與信仰其它宗教（如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也能友好相處，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習俗。

印象中，母親絕少發脾氣，不論對任何人都是曉之以理，耐心說服。她和鄰居鄰里相聚時，經常津津樂道各種古代動人的故事，如“木蘭從軍”、“孟姜女哭長城”、“岳母刺字”、“楊門女將”、“梁祝”、“西廂記”、“紅樓夢”、“梁紅玉擊鼓抗金兵”、“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秦香蓮”、“孟麗君”等或宣揚盡忠報國，或歌頌巾幗英雄，或贊頌敢愛敢恨、忠貞不渝愛情的傳說，反映出她愛憎分明，感情豐富，對年幼的我們，影響深遠，不僅使我們從小就對具有悠久歷史、內容豐富多彩的中國古典文學、戲劇、音樂，深感興趣，而且教育了兒女愛什么、恨什么。

還記得，1950年代，《梁山伯祝英臺》（越劇）、《天仙配》（黃梅戲）、《劉三姐》等新中國電影在新加坡上映時，轟動一時，父母親也和當地男女老少一樣，成了這些電影的“粉絲”，其熱愛程度絲毫不遜于年輕人。當時，難得唱歌的母親，不僅會哼《天仙配》里的幾句：“樹上的鳥兒，雙雙對對,夫妻恩愛,把家還……”，而且還哼的有滋有味，喜形于色，同時還特意買了一張《天仙配》唱片帶回印尼給我們欣賞。

我們姐妹兄弟共8人，我之上有一個大姐和一個大哥，之下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小妹。因為男的數下來，排第二，所以，姐妹兄弟們都叫我老二或二哥。除小弟出生于二戰后，我們各姐妹兄弟都是出生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經歷了戰前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相對穩定的和平年代，也經歷了日本入侵時期的戰亂年代以及戰后荷蘭殖民者卷土重來的動亂年代。可以說，我們在孩提時代，曾沐浴在和平陽光下，也遭受逃難、恐懼、血腥和戰火的洗禮。

跟許多老一輩的中國人一樣，父母親本想一索得男，誰知來的卻是一個“好”字，所以，就給大姐取名桂招，企盼大姐像月桂樹那樣開枝散葉，把一眾弟妹招來。上蒼果然不負有心人，第二年大哥就呱呱墜地，來到了人間，父親給取名大有，既包涵大富大貴的意頭，也蘊涵著大的有了，希望小的跟著接踵而來的意思。隨后我、三弟、四弟、五弟就像是跑400米接力賽那樣，一個又一個跑出了娘胎。父親給我們取名時，曾請算命先生算過命，我因為“命”里缺水，就取名大永；三弟取名大榮，可能是缺火；四弟取名大松，可能也是缺火；五弟取名大淼，看來是嚴重缺水。小妹取名宜招，蘊涵“來不來總相宜”的意思，不再強求了。然而，二戰結束后第三年，比小妹小7歲的小弟大江，還是姍姍來遲，使父母親的添丁事業終于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父母親對兒女（包括我的一個堂姐和一個堂弟）的熱愛，尤其表現在對兒女教育和學習的重視。我們到了入學年齡，個個都有機會背著書包上學堂。必要時，還專門請家教來給我們補習功課，練字，學書法。此外，有什么好吃的，母親除了親力親為，總是留給老人、父親和兒女們吃，自己卻情愿不吃或少吃。但是，父母親對自己的子女，決不溺愛，犯了錯，照罰不誤，絕不袒護，尤其是涉及跟外面的孩子的糾紛時，對自己子女的要求更為嚴格。

父母親也愛聽歌，記憶中1930年代，家里就有一部小狗嘜（His Master Voice）留聲機，幾乎天天都在播放那個年代“百代唱片公司”發行的由周旋、姚莉等歌星演唱的流行曲的唱片，其中有《馬路天使》、《漁光曲》、《木蘭從軍》等電影里的插曲，我還隱隱約約記得，《木蘭從軍》里一首插曲開頭的歌詞是這樣唱的：“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廂，它照進我的窗，它照進我的房……”。還有一首《夜半歌聲》里的主題曲：“空庭飛著流螢……”，給我留下深深的記憶。

在這種“藝術氛圍”影響下，大姐對音樂很有興趣，她當時還定期到奉教堂（即基督教堂）學風琴；我有時還陪她去，看她彈琴。我們兄弟妹則在她的帶動下，都愛聽歌，愛唱歌。“我的家庭真可愛，美麗清潔又安祥，姐妹兄弟很和氣，父親母親都健康，雖然沒有大廳堂，冬天溫暖夏天涼；雖然沒有后花園，春蘭秋桂常飄香，……”，這優美溫馨的歌聲，經常繚繞在我家的上空。當我們盡情歡歌的時候，我那慈祥的外婆和母親，就會喜滋滋地站在一旁，望著我們，傾聽我們的“大合唱”。此情此景，真是其樂融融，令我們姐妹兄弟經過漫長歲月的艱苦奮斗，與母親重聚香江一起同聲再唱這支歌時，回味無窮。

父母親愛家，也熱愛家鄉，熱愛自己的祖國，盡管那時候的祖國和人民，正處于內憂外患、貧窮落后、國難當頭的時刻。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件爆發，日寇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開始了全民抗戰。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達的上空，也響起了“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抗日救亡的歌聲。父母親像眾多華僑一樣，不愿當“亡國奴”，密切關注國內時局的發展，關注國家的前途、中華民族的命運，并且響應當時“國民政府”的號召，踴躍捐輸，支持國家抗戰，打日本鬼子。

日寇投降后，二戰期間藏匿在先達鄉間從事抗日秘密活動的著名進步人士，如巴人（即王任叔，中國著名文藝評論家、小說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印尼大使）等以及在他們培養和影響下的一批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紛紛出來進行各種活動，同時擔任當時先達唯一的華文學校的教師。在他們的努力下，民主愛國進步的團體，職工會、婦女會、青年會一個又一個浮出水面，精彩奪目的文藝演出和體育活動精彩紛呈，革命歌曲（《延安頌》、《黃河大合唱》、《游擊隊之歌》、《太行山上》、《大刀進行曲》）和抗戰歌曲（《歌八百壯士》、《新加坡河》、《長城謠》、《救國軍歌》、《旗正飄飄》）激越嘹亮的歌聲，響徹先達上空。

說實在的，我那時候，就愛上了這些歌曲。學校舉行歌詠比賽，我的參賽歌曲，就是《歌八百壯士》。記得當我站在臺上，張開喉嚨激動地放聲高唱：“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引得臺下的老師和同學們都高興地笑了起來。《新加坡河》這首動天地的悲歌：“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暗暗地訴，你啊，可知道，多少慘淚冤血，滴入你心中，……”，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鼓舞人心、激昂慷慨、旋律優美的革命歌曲，我也很喜歡唱了。

先達的進步活動紅遍了整個蘇北地區，“小延安”之美稱，由此而來。影響所及，我家“與時俱進”，由支持蔣委員長抗戰轉而支持共產黨解放全中國，從此以后，我家一眾大人孩子都成了“紅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鬧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國學習和參加工作，外婆和父母親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回國養老。

值得一提的是，當我變成一個熱烈的“紅屁股”的時候，外婆曾幽默地對我說：“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紅屁股’又變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的緣故吧，那時候我對這句話，并不理解，只當是外婆開我的玩笑說的話。其實，現在想來，這句話富于哲理，是她對從小就熱衷于政治的小外孫未來人生旅途發出的“預警”：千萬不要由極左變極右。

二戰后，戰爭帶來的嚴重創傷未愈，先達社會百業凋零，百廢待興。與此同時，荷蘭殖民者又妄圖卷土重來，恢復其在印尼的殖民統治，它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下，派遣殖民軍重新占領了棉蘭及其周邊地區，并且嚴密封鎖了棉蘭與以外地區的交通往來。父親為了打開一條生路，不惜冒著這一帶海域的風高浪急以及有可能被海盜搶劫或殺害的危險，乘坐機動木船，從亞沙漢（Tanjung Balai）港出發，到新加坡或檳城走水（跑單幫），然后從這些地方帶回蘇北地方上稀缺的商品銷售，以賺錢養家糊口，供兒女讀書上學。

由于跟外界接觸多了，拓寬了“國際視野”，讓他看到要想培養兒女成才，必需讓兒女到新馬“經風雨，見世面”，接受進一步的良好教育，于是和母親商量后，決定讓他們的掌上明珠——大姐，第一個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上學。此事發生于1946年，對當時還相對封閉的先達社會來說，不少左派人士都認為，這不失為一件開明和大膽的舉措。

1947年中，荷蘭侵略軍終于按捺不住，從其占領區棉蘭出發，出動飛機、大炮、裝甲車，向蘇北地區印尼人民軍防守陣地發動了所謂“第一次警衛行動”（實際上，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侵略戰爭），企圖恢復其在印尼（包括整個蘇門答臘）的殖民統治。由于印尼人民軍武器落后，寡不敵眾，先達最后也被攻陷。剎那間，有“小延安”之稱的先達，猶如變了天日：家家戶戶被逼重新升掛紅白藍荷蘭國旗；印尼人民抗荷運動遭到殘酷鎮壓；被俘的印尼人民軍將士慘遭槍殺；華僑社會進步勢力（紅屁股）也同時遭到荷蘭殖民當局的打壓，而國民黨反動勢力(藍屁股)則氣焰囂張，與殖民當局緊密勾結，企圖搶奪我入讀的中華學校的控制權，迫害和排擠在校任教的進步教師，當時在先達活動和任教的巴人被逮捕。先達社會頓時陷入一片混亂，學校最后被迫停課，孩子們像“無業游民”，整天無所事事，四處游蕩。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有意要把兒女送到新馬受教育的父母親，當機立斷，下定決心，立即把我和三弟送到馬來亞霹靂州首府怡保，托付給一位堂兄管教和照顧。其時，我13歲，三弟12歲。順便說一句，這樣一來，我家就有三個子女在新馬求學了。對我家來說，這恐怕是父親財力上所能負擔的“極限”了。

             二、情牽馬來亞錫都——怡保

1947年8、9月，我和三弟在父親親自帶領下，坐上當時普通老百姓到棉蘭所能乘坐的唯一交通工具——荷蘭殖民軍軍車，離開了哺育我們成長正處于動亂的出生地——先達，告別了十多年來無時無刻關愛我們成長的慈祥勤勞的外婆，告別了費盡心機、無微不至地關懷和教養我們成長的母親，以及從小就和我們磕磕碰碰一起長大的一眾兄弟妹（包括堂姐弟），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沒有眼淚，沒有悲傷，除了外婆眼眶里強忍著的那把熱淚。真可謂“少年不識愁滋味”。

我和三弟先是由離棉蘭約數十公里的勿老灣（Belawan）港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從新加坡坐火車途經吉隆坡到達馬來亞錫都、霹靂州首府——怡保。由于我們兄弟倆都是在戰前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先達出生，持有荷蘭殖民當局發出的出生證，屬“荷蘭臣民”，因此，由荷屬殖民地到英屬殖民地在那個年代并不太難。這兩個歐洲殖民主義國家，在開拓殖民地、爭奪“蠻荒之地”的豐富自然資源的歷史上，本來就是一對既互相爭奪又互相勾結的“歡喜冤家”。還記得，我們一路上通行無阻，到達怡保不久，就領到了馬來亞英國殖民當局簽發的居住證件（后來包括身份證）。

在我們兄弟倆眼里，新馬華人社會的風俗習慣，以及當地馬來人的風土人情，跟原居地大同小異，不同的是，新馬的印度人和各色人種要多得多，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環境衛生，交通運輸和市面的繁華熱鬧景象，在殖民歷史上后來居上的英國人統治下，要比由位處歐洲西部、北海之濱的老殖民主義小國荷蘭統治了350年的印尼強得多。

我們來到馬來亞的時候，正是二戰后，英殖民主義者卷土重來，恢復其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而且，為了解救其國內的經濟困境，對馬來亞和人民進行更加瘋狂的剝削和掠奪的時候。當時，戰爭帶來的重創未愈，經濟一蹶不振，失業嚴重，工人、農民要求改善生活和待遇的斗爭此起彼伏，各族人民要求獨立和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不過，對于初來乍到的我們，在幼小的心靈中，卻看不到什么動蕩，市面上似乎是那么平靜，而且一切是那么新奇，絲毫覺察不出那是一場風暴前夕的寧靜，反而覺得可以在怡保這座美麗城市的綠水青山和奇秀巖洞間，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盡情呼吸異鄉的新鮮空氣。

怡保的堂兄名叫張泰英，我們后來一直親熱地叫他“阿英哥”。他的祖父和我們的祖父是親兄弟。堂兄也是出生于老家梅縣。與父親一樣，為了擺脫貧困，二戰前就漂洋過海來到馬來亞謀生，投奔在怡保開了一家小錫礦場的三舅公。

堂兄是讀書人，當年約二十來歲，用今天的話說，長得很帥，是標準的美男子，穿著得體，出門或拍照，都愛打領帶。雖然年屆“談婚論嫁”之齡，依然是“孤家寡人”一個。其實，看上他的女子不少，但他很有志氣，不愿靠三舅公相助，要靠自己事業有成，才“談婚論嫁”。這是他給人的外在印象，而更重要的是，他很有氣節，不畏強暴，為人正直，不趨炎附勢。據說，日寇占領時期，三舅公遭到日寇迫害，是他挺身而出，救了三舅公一命，所以，三舅公為了報答相救之恩吧，就讓堂兄和他家人一起住。后來，我到新加坡華僑中學念書時，為了表示報答他管教愛護之恩，曾寫信問他想看什么書，不久，他寫來回信，要我給他買一本鄒韜奮的《經歷》。寄給他之前，我“先睹為快”。沒想到，看了之后，深深為先生的為人和道德文章所打動，對日后我從事文化出版事業和為人處事有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也使我進一步認識了堂兄的為人和思想。

正如上面所述，我原來的名字叫大永，三弟叫大榮，這是父親在孩子出世時，按“大”字輩給取的。可是，我們兄弟倆甫到怡保，好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發現堂兄叫泰英，都覺得“泰”字好，“大”字“老土”，所以，未征得父親同意，便迫不及待地決定向堂兄學習，把自己的名字由大永改為泰永，大榮改為泰榮。影響所及，就連尚留在先達老家的兄弟，也“有樣學樣”，通通改為“泰”字。奇怪的是，父母親非但不生氣，也沒表示異議。其時，我們也不當一回事，所以并未“深究”。時隔半個多世紀，當我們有機會回鄉——梅州祭祖，才知道按張家族譜，堂兄和我們這一世子孫，應是以“泰”字輩取名。我們同時發現，家鄉里同族堂兄弟，也都是以“泰”字取名。我想，這大概是父母親之所以對我們私自改為“泰”字，一直保持沉默的緣故吧。

不過，如此一來，我雖做到“坐不改姓”，卻做不到“行不改名”，所以，往往把朋友們弄糊涂了，例如，新馬的友人就只知道有個叫“泰永”的同學，而老家先達的朋友則只知道有個叫“大永”的孩子。至于“泰泉”這個名字，則是我由新加坡重返印尼執行任務和做事時，重新取的新名字。職是之故，如果不加以解釋，各方友好，直至今天，就算我站在他們面前，也未必知道“小張是何許人也”！

記憶中，當年堂兄所寄居的三舅公的屋宇，位于怡保新街場“寶石戲院”附近的高溫街。那里有一排雙層樓房（洋樓），三舅公擁有其中盡頭的兩間。一間給他姓李的妻舅一家人住，另一間三舅公一家人自己住。三舅公住的一間比較大，房子背后有一個庭院，還有一座矮屋，里面有兩個小房，堂兄就住在這座矮屋里，我們兄弟倆去后，堂兄讓我們睡里面一間，自己睡靠門口的外間。在主屋后面，還有一個不小的車房，里面擺放著三輛汽車，一輛是三舅公的“坐駕”——英國產的黑色奧斯丁（Austin）小轎車，一輛是供他妻舅巡視錫礦場用的老式英國敞蓬車，一輛是美國產的Buick（Chevrolet？）大轎車（這輛車是個“龐然大物”，耗油量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很少見三舅公使用過）。

三舅公一家有十多口人，夫婦倆已屆四五十歲的年紀，膝下有三個長得如花似玉的女兒，兩個風度翩翩的兒子。他們的大兒子，非常聰明，很會讀書，受英文教育，已經讀“九號位”了，為人很隨和，也不驕傲，平等待人，一點架子也沒有，也沒有一點公子哥兒的壞脾氣。日后，我和三弟轉到新加坡讀書，他來新加坡出差時，還特意約我們到新加坡中華游泳俱樂部相聚，留給我和三弟非常難忘的印象。他的弟弟，跟我們差不多同齡，不怎么會讀書。我和三弟常常和他一塊玩，有時，不免爭吵，甚至打架，為此，曾挨三舅公的藤條。

三舅公的大小姐，我們到怡保讀書時，已在國內上大學。回來時，帶回一個“金龜婿”。夫婦倆，幾乎“足不出房”，天天關在房子里，難得一見他們的“風姿”。據說，他們無煙無酒不歡，三舅公后來的礦場生意，破產收場，部分原因與他們有關。二小姐身材窈窕，非常斯文，當時還在檳城鐘靈中學念高中。三小姐像是小家碧玉，在怡保一間女子中學念初中，不上學時，也差不多天天關在樓上的房子里，讀書溫習功課。她有一個女孩子家常有的習慣：愛吃零嘴。而且，每次買零嘴，偏偏選中了我。她最愛的零嘴，就是世界最大的糖果制造商生產的“吉百列朱古力”。每次我把她的“至愛”，買回來交給她時，她只會兩眼直瞪瞪地望著我，既不請我分享，也不說聲謝字。

有趣的是，1949年她也來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念書。那一年中秋，華中和南中寄宿生聯合起來舉行聯歡晚會，應了一句“不是冤家不聚頭”的諺語，沒想到她就和我坐在同一個桌子，令我“大吃一驚”，才知道她來了新加坡，就在南中讀書。猶記得，我們當時相對而坐，互不相認，你望著我，我望著你，誰都不愿開第一“腔”。更妙的是，每逢假日，我會搭綠巴到坡底買書或看電影，好幾次都與她“不期而遇”，但我們還是互不理睬，我們都想在對方面前保持驕矜，她不愿放下大小姐的架子，我又不愿在她面前低下頭來。所以，我和她一直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不要看三舅公是一個礦場主，一家人吃飯時，廚子端出來一碟炒得火侯十足、香噴噴的生菜，總是擺放在他面前，只許他一個人享用，其余同桌吃飯的大人小孩，只能眼巴巴望著那碟生菜。日后，每每吃生菜時，我就會想起這件事，心里總覺得奇怪，怡保離盛產蔬菜和水果的金馬侖很近，是不是那時候的生菜很昂貴，只有洋人和大老板才吃得起，普通人吃不起？或者，因為當時國際市場不景氣，商品（包括錫和樹膠）價格低迷，三舅公錫礦場出產的錫不值錢。因此，貴為小礦場主的他，在這種情況下，也只好“量入為出”，“撙節用度”。后來的發展說明，情況的確如此。據說，在我們離開怡保不久，三舅公的礦場就難于經營下去了，他差不多到了破產的地步，夫婦倆最后的際遇，相當凄涼和悲慘。

回說我和三弟來到怡保的時候，堂兄先是安排我們到當地一間著名華校——育才學校，念小學五年級下學期。其時，離年終考試只有兩三個月了。我們的程度，中文沒問題，但英文方面，由于在老家仍在念“Boy，I am a boy。Girl ，you are a girl”的程度，趕不上當地水平，所以考試結束，成績單發下來，我們的英文都不及格，不能升級，要留班。但是，如果勉強在育才繼續讀下去，英文又不行的話，堂兄怕誤了我們的學習前途，便當機立斷，讓我們到位于怡保舊街場那一頭的英華英文學校念下午班的“standard one”（一年級），以提高我們的英文水平。

猶記得，當年每天中午上學，我們頭頂烈日，或不顧風吹雨打，背著書包，從高溫街（在寶石戲院附近）的住處出發，徒步走過靜悄悄地流經怡保市中心的近打河到學校。全程少說，也需十多二十分鐘。放學時，太陽快落山了，天氣沒那么熱了，我們又由原路步行回家。

英華英文學校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國際學校”，各色人種都有。記憶中老師除了英國人，有很多是印度籍淡米爾人。我們的班主任是個男老師，一位全身肌膚跟黑人無異的淡米爾人。同學全是男生，有馬來人、印度人（淡米爾人、錫克人）和華人，白人也有，不過念程度較高的上午班。

此時是1948年初，我和三弟對全英文教學，雖說一時還不能完全適應，所幸我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英文書”，因此，經過近一年的努力，出乎堂兄、各親友的意料，我們這兩個到了怡保后依舊貪玩調皮的孩子，年終考試成績居然名列前茅，我得第一，三弟第二，連我們自己也不無懷疑是不是在做夢。

另外，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話說有一天，上完一節課，我在教室里悶得無聊，不知是喉嚨“癢癢”，還是怎么的，竟引吭高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you told me……”，不料剛唱了幾句，一個同學急急忙忙地走進教室對我說：隔鄰教室的老師叫我過去。我不知就里，以為干擾了老師的休息時間，心里有點慌。誰知一進教室，看見一位淡米爾籍的中年女教師面露笑容地坐在那里，隨后帶著驚奇的口吻問我：“你怎么會唱這首歌的？是哪里聽來的？”我結結巴巴回答說：“是聽來的。不過，我不知道是從哪里聽來的。”接著，她又要我在她面前再唱一遍。我照做了，雖然只會唱那幾句，她也覺得滿意了，便讓我回自己的教室。

不過，坦白說，我其實就會唱開頭的幾句歌詞，大概是在老家先達聽來的，也不知這支歌的“來頭”，后來這類歌又被我打入“冷宮”數十載，所以，也沒再引起我的留意。進入新世紀，偶爾讀到一篇介紹有“國母”之稱的宋慶齡生平的文章，才知道她年輕時，在美國留學，就喜歡上這首歌。后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她和這支歌也“闊別”了數十載，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據說，她突然很想重溫這支歌，特意請落難美國的妹妹宋美齡，把這支歌的唱碟找來寄給她。所以，我才知曉，這支歌的中文譯名叫“當我們年輕時”（英文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是1938年美國經典音樂劇The Great Walts（中文譯名“翠堤春曉”）里的主題曲。

由于年終考試成績優異，校方特批我和三弟下一年度轉讀上午班，并且允許我們跳班，念“standard three”（三年級）。堂兄為此高興得不得了，為了獎勵我們，親自帶我們到怡保附近的著名景點——霹靂洞玩了一天。

如今回想起來，如果按這個“良好勢頭”發展下去，我們很可能就會一直在這里受英文教育了。我們的人生之旅，很可能也要改寫了。不過，俗話說，世事難料，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堂兄寫信給父親，表示不愿再寄人籬下，想另謀發展（出外教書，事實上后來他一直在北馬各地教書，還在接近馬泰邊境的高烏一間華校當過校長），不能再照管我們了，要求父親設法把我們接回去教養。

在這種情況下，比我們早一年（1946年）到新加坡入讀南洋女子中學的大姐，受父母親的囑咐，于1948年底來到怡保，把我們接去新加坡上學，由她親自照管這兩個年齡“大不算大，小不算小”、幾乎天天一言不合就“拳腳相向”的弟弟。

屈指一算，從1947年8月至1948年底，我和三弟在怡保生活了一年零三個月左右，時間不算長，但我們對怡保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很有感情，至今難于忘懷。

興許與年紀小，而且是生活在城市的小圈子里有關吧，我們對這期間發生于馬來亞的政局變化，并不知情。甚至6月20日，英帝國主義者宣布馬來亞實施“緊急狀態”，馬來亞共產黨為了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實現馬來亞的獨立和民族解放，領導馬來亞人民再次拿起武器進行武裝斗爭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在6-20事件后的一天，偶爾在閱讀檳城出版的一家報紙（《中興日報》？《光華日報》？）時，看到一則題為“昔日梁山好漢重上梁山”的新聞，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可以說，我那時候，并不怎么關心時事，對馬來亞的政治和正處于水深火熱中的馬來亞人民的斗爭，并沒有認識，對英帝的殖民統治說不上厭惡，不過，像許多華人一樣，對這些高高在上的白人統治者并無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怡保，雖沒有今天的繁華熱鬧，但戲院至少也有四間。放映的電影，不少是至今仍膾炙人口的好片子，如“寶石戲院”上映的由白楊、陶金、舒繡文主演、反映“國統區”人民在抗戰年代悲歡離合、抗日勝利國民黨“接收大員”爭搶財富、墮落腐化、中國何去何從的史詩式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上、下集（“八年離亂”和“天亮前后”），優秀演員秦怡主演的《遙遠的愛》，以及舊街場一家戲院上映的西片《三劍客》等。從小就是一個“標準影迷”的我，自然不會錯過每部好片子。

此外，約于1948年中旬，著名文化人丁波（解放后，丁返回中國，曾擔任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率領的香港“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南來新馬巡回演出，曾蒞臨怡保表演。堂兄特地帶我和三弟前往捧場觀看。沒想到，“中藝”的精彩演出，使我“茅塞頓開”，第一次欣賞到王洛賓多首如此美妙動聽、充滿中國西北地方浪漫生活氣息而又容易上口的民歌：《馬車夫之戀》、《在那遙遠的地方》等。真個是“繞粱之音，三日不絕”，令人至今回味無窮。

學校放假，除了郊游，堂兄還經常安排我們和一些親友的孩子，一起坐上三舅公那輛舊式敞蓬老爺車，前往他在怡保附近地區的礦場（佛瑯潭）游玩。車子沿途要經過哪些市鎮（朱毛、務邊、金寶？），早已淡忘，奇怪的是，路過江沙的情景，卻久久難忘。如果沒記錯，那里是蘇丹皇宮所在地，是馬來人聚居地。市面鬧中有靜，秩序井然，馬來人熙來攘往，馬來學校眾多。

至于三舅公錫礦場的具體位置在哪里，我當時也沒搞清楚，只記得錫礦場里的鐵船（即采錫礦船）、金山溝和琉瑯女（淘洗錫米的婦女），對我們來說，都是未曾一見的“新鮮事物”，尤其是琉瑯女，一身恰似“唐山”婦女的穿著打扮，曬得全身黝黑、粗糙的肌膚，令我們感到很好奇。她們好像都是客家人（廣東客？）。不過，令我們這些孩子更感興趣的，莫過于下到佛瑯潭里戲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們，如果不是礦場的管事勸阻，還真想脫下褲子，在冰涼的潭水里游泳呢。

我和三弟在怡保期間，一如在老家時一樣，熱衷于體育運動。不過，回想起來，有點奇怪的是，當年在怡保好像找不到什么場地讓我們打籃球和羽毛球，相反，我們倒是常常有機會跟當地孩子一起，到怡保郊外公路旁隨處可見的綠草如茵的草地上踢足球。說來也真湊巧，60年前的那一年，即1948年，也是奧運年，沒搞錯的話，那一年的奧運會，應是第14屆，于英國倫敦舉行。那時候，電視機還沒面世，要想追蹤奧運會的賽事，只能靠聽收音機和看報。不過，實話實說，當年我們最關心的，只是中國“國手”（籃球）和“國腳”（足球）的比賽。

無獨有偶，當年“國手”的成績也不錯，好像也打入了8強。這支“國手”里，有幾個是來自菲律賓華人籃球界的好手，記得其中有一個打左邊鋒的，名叫李世喬，投籃很準，一個打中鋒的，名叫蔡文華，以及他的一個兄弟蔡文章，球藝都非常出眾。這支菲華籃球隊在奧運會之前，曾到新加坡比賽，所向披靡，特別是他們的“拉務拉務”（車輪戰）戰術，在新馬引起轟動，好評如潮。殊料，原本入選為“國手”之一的蔡文章，卻因為鼻子有缺陷（扁鼻梁），竟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有關方面取消參賽資格，理由是有損“國家形象”。消息傳來，當時海外華人社會和輿論界，一片嘩然，對國民黨政府有關方面以貌取人的做法非常不滿。我們雖少不更事，心里也憤憤不平。

另外，還有一件事，傷透了“國人”的心，話說那一屆奧運會曲終人散，各國運動健兒踏上歸途的時候，中國的“國腳”卻因為沒有盤纏，滯留倫敦，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借口“窮”，沒錢發路費，結果“國腳”們只好變賣球鞋、衣物以及身上所有能賣的東西，才籌集到一筆路費回國。也有人說，當“國腳”們有家歸不得的時候，是當地華僑華人看不過眼，踴躍捐助，給他們買船票回國。

不過，話得說回來，1948年，蔣家王朝，已然危如累卵，朝不保夕，人民解放軍的百萬雄師，正準備“過大江”，直搗蔣家王朝盤踞了約二十載的老巢——南京。在此垂危的緊急時刻，連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了了，何來美金銀元供運動員玩奧運呢？！印象中，這支“國腳”主要是由滬港兩地的足球員組成，其中有位來自上海，擔任門將（守門員）的，名叫張邦倫，給我印象較深。后來在報章上看到，解放后，他仍然披甲上陣，為上海隊效勞。

三、初到獅城 報讀華中

如上所述，1948年末，大姐特意來怡保帶著我和三弟坐火車，南下新加坡讀書。沿途經過的城市，跟一年多前父親帶我們北上怡保時并無兩樣。不過，記憶中，第一次與父親途經吉隆坡時，曾稍作停留，對吉隆坡火車站這座別具風格的建筑物留下深刻印象。日后才知，它建于1910年，深受摩爾式（Moresque）建筑風格的影響。據說，1980年代，曾修繕一新，風采依舊，與其它幾座歷史性建筑物以及獨立后所建的高聳入云、比紐約帝國大廈還要高的國油雙峰塔樓一起，相得益彰，成為吉隆坡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而這一次，跟我們從怡保一起南下的，還有一位陪大姐而來的南中同學，她是芙蓉（Seremban）人，所以，當列車駛經該地時，她心情激動，興致勃勃。令她不無遺憾的是，她當時也要趕回新加坡，不能下車回家看望親人。承她介紹，芙蓉也是個綠樹成蔭的美麗城市，附近有不少風景如畫的景點，最著名的是叫“不叻士熱水湖”（Pedas Hot Spring）的地方。可惜得很，我們日后都沒機會“到此一游”。

我和三弟重臨新加坡，就像《紅樓夢》里的劉姥姥進到大觀園似的，看得眼花繚亂。當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根本不能與今日新加坡同日而語。不過，比起蘇北首府棉蘭和馬來亞錫都怡保，比起20世紀初父親初次由家鄉梅縣踏上新加坡時，已然變為“國際城市”：經濟發達，轉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位居東南亞前列；政府機關和高樓大廈林立；各大商店、酒樓食肆，鱗次櫛比；教育衛生事業比較先進，各種源流的語文學校、書店、戲院和娛樂場所，隨處皆是。唯一未變的是，它仍然在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下。

實際上，新加坡自19世紀初開埠以來，由于位處馬來半島的南端，扼太平洋與印度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經過近百年變遷，從20世紀初開始，已擺脫一個荒蕪小漁村的影子，并已逐步發展為馬來亞和整個東南亞的商業中心。其間，雖然經歷了二戰的洗劫和破壞，不過，隨著戰后周邊國家和一些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它進一步發展成為世界著名的轉口港，歐、亞和大洋洲海空交通樞紐。

與此同時，由于國際政治舞臺上，東西方相互對立的兩大集團的形成和崛起，隨著對峙的日益加劇，新加坡在軍事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就算到了所謂冷戰結束后的今天，它實際上在暗地里依然是“兵家必爭之地”，雖然，印尼方面有些人稱它不過是“地圖上的一個小紅點”，民進黨執政時代臺灣當局有人曾反唇相譏它只是“鼻屎”般那樣大的國家，我們的同志老方，也曾在寫給新加坡當局的信上，語出驚人，把它稱為一個“怪胎”，令新加坡當局非常不滿并加以指責。不過，有趣的是，近日讀報，發現李資政自己也承認新加坡為“怪胎”了。

閑話休提，言歸正傳：我們抵新后，由于大姐已由南中轉到位于加東附近的中正中學（總校）念高中，所以，我和三弟便被她安排到面臨加東勿落海濱一所叫東嶺英文學校的英校就讀。我還清楚記得，這所學校是座不大的建筑物，學生也不多，校長是一位華人。學校里還有好幾間房子出租給各色人等居住：有一家數口的猶太人，跟我們姐弟三人住在學校的樓上；還有一家數口完全不懂華文的僑生（Baba和Nyonya）住在樓下。因此，這所英文學校，給我的印象不佳，像是一所“野雞學校”（即私人辦的雜牌學校，不是賣春學校，請勿誤會），比起我們在怡保入讀的英華英文學校，簡直沒法比。它唯一的好處，是因為靠海邊，閑暇時可以到海灘散散步，吹吹海風；附近還有一個建在海灘上的茶座，晚上營業，不少在炎熱的南國生活和工作的人，就會在此時乘車從市里前來光顧，一邊吃喝，一邊吹海風，聽濤聲，放松一天的疲勞。

不料沒過多久（大概有兩三個月吧），大姐受到國內形勢和多方面的鼓勵和影響，下決心要回國內解放區讀書了。還記得1949年初的某一天，她突然神秘兮兮的把我和三弟帶到樓下學校旁的一個小房子里談話。她開門見山就說，她要離開我們，準備在日內動身回國了。而且，千叮囑萬叮囑，要我們保守秘密，絕對不可以告訴父母親。我不知道三弟當時聽了有何感想，不過，我卻一點也不吃驚，而且心里頭暗下決心，要“步姐后塵”。

后來，父親來新加坡見我們時，發現他的“掌上明珠”失去蹤影，便再三追問我們，我們只好坦白交代，把事情原委和盤托出。父親聽了后，又氣又急。氣的是，大姐為什么那么傻，一聲不講，就走了，連父母親都信不過；急的是，大姐一個女孩子家，遠走高飛，既擔心她的安全，又怕她沒錢用。不過，等氣稍稍平息下來，父親愛女心切，一面設法四處打聽她的下落，以便取得聯系，一面趕緊托香港的熟人，寄錢給大姐，以便她應付不時之需。

好久之后，據大姐告訴我，父親最后和她聯系上了，但父親寄給她的那筆錢卻莫名其妙地“沒”了。幸好她到了香港，便順利地與先期抵達香港、先知先覺的新加坡同學聯系上，并由他們安排，在全國解放的硝煙未散之前，與一批來自各地的愛國人士，乘坐輪船，冒著風險，經臺灣和南韓的仁川，轉赴位于渤海灣的塘沽港登陸，回到了她眷念的祖國。

這邊廂，父親前來收拾“殘局”，問我們怎么辦？大姐不在了，你們是想繼續留在學校讀下去呢？還是有什么想法？父親在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對這所學校本來印象就不好，而且，我也渴望讀中文（原因是什么，我現在想不起來了），所以，我要求父親想辦法讓我去讀華文中學；三弟則想繼續留在學校讀英文。就這樣，處事有“民主作風”的父親，尊重我們的選擇，讓三弟留校跟樓下那一家人一塊住，繼續讀英文，與此同時，通過他在獅城的社會關系，給我開了一封介紹信，介紹我到華僑中學去面見校長。其時，已是1949年3、4月，學校早已開學，一般情況下，是不招收新生的。

順便說一句，從此，三弟和我“分道揚鑣”，他先是按自己的愿望在那所學校（隨后又轉到另一間英校）讀英文，后來返回印尼讀中文，最后，又回國讀北京體育學院籃球系。由于進入體院后，理論和實踐同時并舉，球藝突飛猛進，被吸收到北京隊，先后代表北京隊參加了第一、第二屆全國運動會的籃球比賽。而在第二屆全國運動會的籃球比賽中，北京隊力克對手，榮獲冠軍，他個人也獲得了“國家運動健將”級的榮譽稱號。后來，柬埔寨國家籃球隊隨西哈努克親王訪華時與北京隊交手，賽后雙方球員曾與當時兩國領導人劉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親王合影留念。父母親當時已回國定居養老，親眼觀看了他們的愛子的球藝和與國家領導人合照的情景，欣慰、激動、興奮，都無法形容他們當時的心情。

而我則揣著父親老鄉給開的介紹信，獨自一人前往建于武吉智馬路五英里的小山坡上的華僑中學，帶著“生死未卜”的心情，走上華中地標建筑物——鐘樓校長辦公室，晉見校長。接見我的是學校教育長鄭安侖，校長薛永黍和一批進步教師由于遭到英殖民當局迫害，已然“靠邊站”。鄭教育長（后來任校長）看了介紹信，二話沒說，就接受我當走讀生，念初中一上半個學期余下的三個月時間，條件是三個月后，要是學期考試不及格，就只能說Bye！Bye！了。

幸好三個月后，我的考試成績，雖說不是名列前茅，但各門功課都及格。就這樣，我就憑自己的“實力”，取得了在華中立足的資格，從“走讀生”成為和其他同學一樣的“正式生”。說起來，真有點像是“天助我也！”。因為如前所說，我小學6年級都沒上，就跑去念英校，有一年多的時間荒廢了中文的學習。

坦白說，那時我并不知道華中是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最高學府，更不知道華中和中正這兩所新加坡華文中學，在李資政眼里是可以與以“精英搖籃”和“紳士文化”聞名于世的兩所英國貴族學校——“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和“哈羅公學”(Harrow Public School)相提并論的學校。對當時的我來說，我不是慕名而來的，所以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一心想讀書，想讀中文書。而且，作為外地生，可以在學校校園里住宿，成為一名寄宿生，使我一踏入校園，非但不感到陌生，反而覺得這里是可以讓我德、智、體獲得全面發展的新天地。

二戰后，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斗爭日益高漲，亞非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特別是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的偉大勝利，這時代的強音，一直在華中校園內回蕩。

盡管英殖民當局在1950年代初，把馬共新加坡市委領導機關破壞得蕩然無存，盡管英殖民當局用盡各種辦法，企圖消滅校園里地下流淌著的反殖鐵流，一批又一批的進步老師遭到迫害，甚至驅逐，一個又一個進步同學被開除、逮捕，甚至驅逐，英國人的政治部特務似乎也知道，馬共新加坡學委的負責人，就在華中校園里“興風作浪”，但是正如白居易一個名句所說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我打從進入華中校園，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和校園的氛圍影響下，與一批好友，尤其是福華一起，從1949年念初一一直到1951年8月念初三，經歷了新加坡社會和校園內的風風雨雨，有幸成了初三班“108條好漢”里的一員，一名英國人要除掉的活躍分子，并終于成為反殖愛國、爭取新馬獨立的斗士。

             四、 轉入地下 當小販和教師

記得1951年8月某一天，英國人決定采取行動，逮捕一批華中同學，包括林清祥、曾福華、龔清泉、周密、張泰永等，企圖鎮壓剛剛露出反殖苗頭的新加坡學生運動。清祥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逮捕了，政治部特務事實上也曾在同一天晚上到我身份證上的地址（福建街上段父親同鄉的商店）搜捕我。幸好我不住在那里，而是和福華等來自關丹的同學住在華中附近的一處出租屋里，不然，我將被逮個正著，其后果不堪設想：不但不可能在華中繼續讀下去，而且很可能被立即遣返印尼，因為我在那間店里一個用練乳箱做成的私人衣物箱子里，秘密藏著好幾本馬列經典著作，其中一本是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讀叢書”之一：《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如今回想起來，事情如果是那樣的話，上個世紀50年代活躍于印新之間的地下航線的經歷就要改寫了，小張和張伯母也不可能成為一出充滿神秘、驚險色彩的“話劇”的主角了。

我在好幾篇回憶文章里曾提及，福華和我就是在1951年8月的一天，眼看初三就要畢業了，由于英殖民當局派警察和特務到學校要捉人，我們不甘于被捕，逃離學校，從此轉入地下，開始了一個嶄新的人生斗爭之旅。福華和我都到當時經濟還相當落后的農村匿藏。我幸好得到老龔的幫助，隨后跟他一家人到樟宜6英里處的膠園內生活。作為職業掩護，白天我和小趙（又稱“拳頭師父”）在當地一間學校（平儀小學）的小賣部開店做生意。他負責采購，我負責看店，和炒米粉賣給小學生吃。

想起來也很有趣，我那時剛從學校出來，何曾炒過米粉，而且，一炒就炒一大鍋，除放些豆芽和甜醬油，其它什么料也沒放，沒想到居然受學校里小學生歡迎，每天都賣得精光。有一天，在附近群眾家里租了一間房子住的傅楫炎，神色匆匆走到小賣部對我說，轉移到他那里躲藏的一位領導，肚子餓了，想吃我炒的米粉。可是米粉早已賣光，豆芽也沒了，于是我拿出一粒蛋，當即炒了一碟米粉交給傅（按照保密制度，我是不能見他的）。

同樣出乎我的意料，這位領導吃完后，居然跑上來小賣部，向我表示謝意，并贊我炒得好！我一看，他原來是我的學長——黃明強。當時，我約莫猜到他是學委負責人，不過，我們之間并沒有直接組織關系。那時，我們誰都沒料到，日后，我這個默默無聞的普通“讀者”，會成為他直接領導下去完成地下航線任務的干部，可以說，他是敢于使用我這個“馬仔”的第一個“伯樂”。不過，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就這樣，我轉入地下后，在樟宜老龔家藏匿了約半年多左右，即從1951年8、9月到1952年4、5月。我“日出而作”——到學校小賣部幫小趙看店、炒米粉，“日落而息”——中午過后就回老龔膠園深處的家，看書、做些抄寫工作，幾乎日日如是。

由于我當時失去組織關系，身份不明確，只能閱讀和抄寫一般的組織文件。后來，幸得老盧（即盧業勛）的幫助，我才得以恢復組織關系。沒想到來聯系我的，也是我的學長阿堅（即張允伏），他與黃明強、詹忠謙是同級同學。而他從事航運業的哥哥，后來，有新加坡“希臘船王—奧納西斯”之稱。據說，我岳父在風光的時候（1940年代后期），跟他過從甚密，一度是他的“酒肉朋友”。

這個“阿堅哥”，笑容可掬，穿著比我們許多干部都整潔、講究，當時，我們幾個屬他聯系的下級，都很尊重他。我后來轉到三巴旺勵德小學當地下教師，就是由他安排的。原因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在老龔家藏匿期間，曾發生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歷。

話說，有一天，老龔家人全都去了坡底，老龔和后來也轉移過來這里的傅楫炎，也雙雙結伴到坡底“辦事”去了，并且和我約好晚上就會回來，留下我一個人獨守空屋。不料，左等右等，從黃昏等到黑夜，從黑夜等到天明，又從天明等到中午，始終不見他倆的蹤影。我越等越覺得不對頭，是不是出了事，否則，為什么不見他們回來，而且，連他家里人也沒人回來。

嚴重的是，傅楫炎有一批重要的組織文件藏在屋子里的米桶內，我擔心萬一他們出了事，敵人來搜查，一旦被發現，將暴露組織的秘密。我思前想后，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著急。最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趕快取出這批文件包好，并把它藏在腳車坐椅背后的包里，然后穿好衣服，把門鎖好，騎上幾個月前，我還在學校讀書時買的一輛簇新的英國名牌（萊利）腳車，從膠園里老龔家出發，騎到樟宜6英里的路口，然后神態悠閑地從那里徑直往坡底方向騎下來。

當時容不得我考慮太多，我只想把組織文件安全轉移，交到可靠的人手上。與此同時，我也很想了解一下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研究一下對策。一路上，幸好無驚無險，我的坐騎直奔至奎因街一位同學家才停下來。沒想到，這位同學一見到我，好像見到“鬼”似的，竟然不信眼前的這個人是“小張”。他帶著又怕又驚的表情對我說，你不是被捉了嗎！？怎么現在會跑來這里？老龔和傅楫炎昨晚回家時明明看見，家的周圍人聲嘈雜，燈火通明，他們肯定家已被敵人包圍，你已被捕了，你現在卻安然無恙出現在我面前，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聽他這一說，我才知道老龔和傅鬧了一個相當嚴重的“笑話”。于是，我把實際情況告訴他：昨晚，在家周圍的確有幾個人坐在地上，高聲談話，而且，點上“大光燈”用以照明，以便修理汽車，根本就沒什么“敵情”。我也根本就沒被捕。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情況了解清楚，由于緊張，憑想象編造出來的故事。

同學聽我解釋清楚，立即設法通知各有關方面，以解除沒必要的“誤會”。這場“風波”平息之后，我和老龔和傅見了面。據他們說，那天晚上，當他們快走到家時，老遠聽到人聲鼎沸，燈光很亮，就以為有“敵情”，家已被包圍，我已被捕，于是趕緊扭轉身，三步做兩步往回跑，不管前面是路還是溝，總之，越快離開“是非之地”越好。由于當晚既沒有月亮又沒星星，膠園內漆黑一團，什么都看不清，特別是老龔，又是深度近視，結果一路上，跌跌爬爬地往前跑。最后，終于讓他們跑到公路上，回頭張望，也沒發現有“人”跟蹤過來，于是趕快登上一輛行走樟宜到加東的巴士車去坡底。

更為有趣的是，他倆上了車，驚魂甫定，老龔才發現自己腳上有一只襪子不見了，鞋子也穿錯了，趕緊用雙腳遮蓋。不僅如此，他們一下到坡底，出于好心，立即通知有關各方，說：糟糕，小張已經被捕了！累得一些關心我的朋友為我擔心，掉下了眼淚。

最后，這件事，原來只是”虛驚一場”。值得慶幸的是，也沒因此“橫生枝節”，實在是皆大歡喜。隨后，我們都回到那里居住。不過，不久后，組織便安排我轉移到三巴旺附近的勵德小學當地下教師。于是，我告別了老龔和他一家人，遺憾的是，從此就沒有機會再見面。至于傅楫炎，日后與我幾乎可說是“如影隨形”，我去哪，他隨后也去哪，直到他最后回了中國。

勵德小學位于靠近西山三巴旺地區的膠園內，從大路徒步走到學校也要花十分鐘時間。學校不大，只有兩間課室，有一個泥地籃球場，就一間鄉間小學來說，有這樣一個籃球場，應該是很難得的了。對我個人來說，卻使我有了一個聯絡群眾感情的“用武之地”。當時，擔任校長的是我入讀華中初一時，正在念高三畢業班的學長——梁景勝。不過，大家雖然認識，但彼此都不相認，“心照不宣”就是了。還有一個老師，就是帶我去學校的“自己人”——王欽。我就是在他們的掩護下，在這所學校當了地下教師約半年時間。

在我調離勵德前不久，來了一位師范畢業、人稱“野象”的女教師——李淑芬，她是南中“野”的一群中、不愛拋頭露面、較為低調的一個。我們對這次的“不期而遇”，頗感意外。她白天來學校上課，并不住校。后來我離開后，她在學校跟王欽相處久了，日久生情，結為連理。

在勵德期間，可說是我革命生涯的轉折點，其間發生了兩件具決定性意義的事：

第一件是，我在樟宜老龔家藏匿時候，由于老盧的幫助，恢復了組織關系，所以，我在勵德，除了應付教學工作，還可以為組織做些抄寫和刻寫文件的工作，因此，獲得閱讀和學習組織秘密文件的機會。這些文件當中，有《人民民主共和國綱領》、《馬來亞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萊特事件真相》、《柔南事件》以及《解放叢刊》等。

中國出版的革命理論書籍和革命小說，看的也不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云、洛甫、凱豐等所寫收錄在《整風文獻》里談黨員標準和修養的文章。正因為如此，當我在閱讀了“解放叢刊”有位叫馬堅寫的關于作為一個革命者要為人類解放事業而奮斗終身的文章時，感觸頗深，于是，有感而發，寫了一篇表示自己愿為這一最崇高事業而奮斗的學習心得，交給了“阿堅哥”，我當時的聯系人。

出乎意料，我這第一次寫的很不成熟的東西，居然得到組織上的賞識，加上我來到勵德學校后，在聯系和團結群眾方面，在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方面，表現可以，因此，我就在勵德學校教書的很短時間內被吸收為黨的同情者。這點，令個別比我資歷老的同志，甚至心態一時失去平衡。

第二件是，自從母親于1951年代替父親走水（跑單幫）做生意以來，她便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定期往來于棉蘭——新加坡——雅加達。實際上，當我還在讀書期間，應我的請求，她就已從印尼秘密帶革命書籍（包括理論、小說、歌曲）給我。1951年8月，英殖民當局要逮捕我，我因此被迫放棄學業，轉入地下，父母親才知道，我已參加當地反殖愛國運動，為此，連書都讀不成了，辜負了他們想栽培兒子成才的一片苦心，不過，他們一句怪罪的話都沒有，而是把它當作既成事實接受下來。

更為難得的是，他們并沒有勸我遠走高飛，放棄理想，母親依然繼續冒著危險為我不斷補充在當時新加坡環境下非常珍貴的革命精神糧食，而父親則一直保持沉默，而且見我轉入地下后，沒有比較像樣的衣服裝飾自己，還特意親自帶我到有一定名氣的裁縫鋪，給我做了面料上乘的兩條西褲和兩件短袖上衣。慚愧的是，當時，對于父母親如此關愛自己的用心，并沒有深刻體會，覺得一切都很平常。而他們的確做得如此自然，并沒有希冀兒子說什么，給他們什么回報。如今回想起來，才感受到父母親的舉動，不僅用心良苦，彌足珍貴，而且很偉大，他們實際上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支持兒子鬧革命！

 五、潛回印尼 先行探路

約于1952年底，正當我在勵德小學的各項工作開展得相當順利的時候，有一天，母親像往常一樣，走水（即跑單幫）途經新加坡，又給我帶來一些非常難得的革命精神糧食，我如約到坡底她下榻的旅店見她。在這次見面過程中，母親隨意問我，離開老家那么久（從1947到1952年，已有5年）了，想不想回家看看外婆和弟妹們，看看這幾年來老家和印尼的變化，順便還可選購一些革命書籍帶回來。

母親告訴我，憑她從1951年開始走水，挑起養家糊口的生活重擔起，經過兩年時間的仔細觀察，發現往來于棉蘭至雅加達的航船，途經新加坡時都會作短暫停留，水客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到岸上做買賣。而水客（包括其它乘客）當中，有些是有簽證，可以正式上岸的，也有一些是沒有簽證偷偷摸摸上岸的。也就是說，新加坡這方面，上下岸是有漏洞可以加以利用。因此，只要她事先買好船票、痘證和居民證，從新加坡安全下到船上后，我們的身份便跟其它搭客無異，到了目的地（棉蘭或雅加達）后，一樣可以順利出關。母親保證，安全方面基本上沒什么問題，我完全可以來去自如。

我聽了后，的確有些心動，而且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建議，于是對母親說，容我考慮。之后，我回到學校如常工作。過了不久，“阿堅哥”來聯系我時，我把母親提出的這一大膽建議，詳細地告訴他，征求他的意見。他聽了后，什么話也沒說，既不表示同意，也沒表示反對。不料，他隨后再來聯系我時，便通知我，組織要把我立即調離學校，而且，把我的組織關系轉給其他負責人直接聯系。就這樣，我便離開了一生中當地下教師約半年的勵德學校，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朝夕相處、給了我許多幫助和支持的同事以及一群天真、活潑、爛漫、無邪的農村學生，當然，還有那一支實力越戰越強的勵德校友籃球隊。

下到坡底后，我跟隨父親一起暫時寄居在諧街（High Street）附近一位山東商人的住所，等待組織聯系和安排。白天無所事事，父親要我到這個商人在萊佛士坊開的一間經營出入口生意的小店里幫出納。作為職業掩護，這不失為一個好主意，我自然樂意接受。后來我才知道，父親要我去這間店幫出納的目的，是因為他聽信了原來在福建街上段宗親店里當會計的一位同鄉的推薦，把自己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數萬元血汗錢投資到這間所謂的做出入口生意的商店，以為可以獲得應有的回報，給他日益拮據的經濟困境，增加一點收入。殊不知，這位后來轉到那間店里當會計的同鄉，為了一己的私利（能繼續獲得薪金），竟然向父親隱瞞了那間店的生意，實際上已到了完全虧空的地步。

父親的這筆投資，結果血本無歸，只好堅持賴在店里不走，企望有一天，能拿回多少算多少。與此同時，父親不得已而求其次，要這位商人同意父親住在他家里，租金就從他欠的債里扣除。然而，令我非常氣憤的，不是這位山東商人，而是那位令父親上當受騙的梅縣同鄉。據他親口告訴我，6-20事件爆發之前，他是怡保一家左派報紙（已忘記它的報名）編輯。事件爆發后，為了逃避英帝的逮捕，跑來新加坡做事。此人一副文弱書生的樣子，我在華中讀書的時候，每個月都會到福建街上段父親宗親開的店里，向他支取父親給我的生活費。那時候，我要多一點，他都會有意見，要我省著用。因此，印象中，原以為他是個和藹的老實人，而且，跟我算得上“同是天涯淪落人”，可萬萬沒想到，隱瞞真相，弄虛作假，坑害自己同鄉、熟朋友的，竟會是他！有時侯，真個是到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地步啊！

就在這段日子，終于與新的領導人接上關系。見面時，才知道這位領導人，原來是半年多前在樟宜贊我米粉炒得好的新加坡馬共學委負責人——黃明強。我把母親提出的建議又向他詳細述說了一遍。他對這一建議非常感興趣和重視，并想了解多一些情況。看來，組織上早就有一個計劃，準備把在新加坡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從事公開活動的干部，撤到印尼或其它安全的地方，以減輕組織負擔和保存革命力量。不過，為了慎重起見，他要我個人先回去探路，進一步把情況弄清楚。另一方面，為了更好的完成任務，我本人也必需先返回老家——先達一趟，重新辦理好各種合法的證件（護照、出生證），以策安全。

于是，1953年初的某一天，母親從雅加達回棉蘭途經新加坡時，我在她的掩護下，跟著她下到停泊在新加坡河邊隨處可見的接載水客的機動小木船，前往拋錨在防坡堤外的海域、隨時準備開往棉蘭的輪船。

從新加坡到棉蘭的航程，輪船都是在馬六甲海峽的海域內航行，風浪不大，如果加快馬力，只需10個小時，就可抵達離棉蘭數十公里的勿老灣（Belawan）港。情況正像母親說的那樣順利，特別是有她應付各種場面，我只要聽從她的安排和囑咐就行了。就這樣，我在幾天的時間內，就從生活在白色恐怖陰影籠罩下的新加坡，回到了闊別了整整5年的出生地——先達，見到了日夜思念我的外婆和眾弟妹。大哥因患牙癌，正在雅加達就醫，這件事令為生活奔波操勞的母親，精神上經受更大痛苦和折磨。

父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的那間老店還在，不過，“景物依然，人事全非”了。店里的貨架上差不多“空空如也”，原來的店員都另謀出路了，基本上可說是由堂弟一人在演“獨腳戲”，生意每況愈下，只是在茍延殘喘，能拖多久算多久。家里，慈祥的外婆身子骨還算硬朗，視力卻越來越模糊；老三已回國念體育；老四、老五、小妹和小弟還在當地左派學校上學。

此時，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印尼人民長期英勇斗爭面前，在1950年代“四海翻騰云水怒”的國際形勢下，在一兩年前被迫承認自1945年8月17日宣告獨立的印尼共和國的合法地位，結束了它在印尼長達350年的殖民統治。小延安——先達，已然“舊貌換新顏”。想當初，小小少年的我離開時，那是“烏云壓城城欲摧”的時刻，如今卻似“解放區的天，明朗的天”的新氣象。大街上經常可以看到左派團體的銅樂隊，坐在大車上，為辦喜事的人家，沿街輪番吹奏起“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等激動人心的革命樂曲，熱熱鬧鬧的在迎送新婚夫婦上戰場似的。電影院里放映著許多新中國和蘇聯出品的電影，書店里銷售著新中國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書籍和唱片，令你目不暇接。我就像久旱的大地似的，拼命吮吸著這久違了的甘露。

猶記得，當我在先達的“日里戲院”觀看一部1950年代初國慶紀錄片時，從銀幕上看到了毛澤東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天安門城樓，向從他們面前走過的群眾隊伍和接受他們檢閱的人民解放軍隊伍，揮手致意的情景，“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歌唱祖國》雄渾的歌聲和樂聲，交織一起，在北京上空回響，令坐在觀眾座位上的我，熱淚不禁奪眶而出，心里不禁歡呼：我終于見到了毛主席！見到了一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真正的、英雄的、正義的、人民的革命軍隊！

雖然那時候，這支毛主席親手締造、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和指揮下的人民軍隊，沒有那么多先進的飛機大炮，沒有原子彈、核彈、導彈，武器裝備相對落后，也沒有軍銜，沒有五顏六色的軍服，看起來也沒有像西方國家的軍隊那樣“威武”、“文明”、“先進”，但是真正較量起來的時候，又有哪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敢于小看這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都親切地稱為“最可愛的人”的武裝力量呢！？

由于時間緊迫，任務在身，盡管珠玉當前，好看的東西很多，我也無暇多看。在母親的協助下，我趕緊去見過去父親店里的員工，以及非見不可的親朋好友，并請其中個別員工為我補領出生證明文件作證。就這樣，我終于在短短的幾天時間里，領到了我的新的出生證。這張證明文件，跟我舊的出生證，有幾個“新”：第一，“新”在出生證是用印尼文，而不用荷文了，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變遷；第二，“新”在名字，填寫時我已用新名字Tjang Tai Tjan，打字員卻打成Tjang Tjai Tjan，我一時不察，沒立即要求改正，等我發現后，恐怕時間來不及，所以就接受下來，反正是新名字就行。誰知，正如廣東人說的：“錯有錯著”。9-30事件發生后，印尼軍方登報要通緝Tjang Tjai Tjan這個人，除我自己認識這個名字外，周圍的人（包括我愛人）也不認識這個名字到底是誰。

下到棉蘭，又是在母親的帶領下，去見一位專門辦理各種證件（包括護照、出生證、稅單）的熟人。說起這位熟人，可說是棉蘭的“地頭蛇”（這里的意思，是指他對當地情況很熟悉，關系很廣，不是說他是當地的一霸，專門欺壓老百姓的壞人）。據說，從戰前荷蘭統治時代起，他就給蘇北地區的許多華僑華人辦理各種證件，所以跟“衙門”和社會上三教九流的人都很熟。父親要辦理的一切證件，都是由他代勞。

實際上，1947年我和三弟前往馬新求學的出國證件，也是他一手辦理的。后來，老余撤退到棉蘭時所買來的出生證，就是母親通過他想辦法取得的。那是一張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出生證，據說是從一個死者那里（家人或有關機構）買來的。當然，因為是通過母親出面，這位“地頭蛇”相信父母親是殷實的生意人，所以也不疑有“他”，頂多懷疑買這份出生證的人，是從對面偷渡過來的生意人。

我的新護照、痘證等必需證件，很快就辦理好，接著，又由母親帶我到KPM輪船公司買船票。由于這條航線為KPM獨家行走，每月最多往返行走三、四次，而想乘搭這條航線，順便到新加坡的水客和游客很多，所以為了能買到船票，也要有熟人，也要花點小錢，特別是想買到二等艙的房位。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后來的事實說明，能買到房位，對完成任務，帶來很多方便，關鍵時刻，還能保障撤退干部的安全。

一如前面所說，從棉蘭開往雅加達的輪船，都停泊在離棉蘭約40公里的勿老灣港，我們來也好，走也好，都得坐當地的“公交車”到這個港口上下船。后來，我才發現，這里的治安環境和秩序，要比雅加達附近的丹絨不綠（Tanjong Priok）港，好一些。我這次隨母親出發，途經新加坡時，跟上次已不相同。現在，我已有正式證件，可以正正式式、大大方方上岸。上岸后，我立即按照事前約好的聯系辦法，與我的頂頭上司黃明強接頭。見面時，我把這次回印尼的經過和各方面情況向他作了詳細的匯報。他聽了以后，立即決定，下次我由雅加達返回棉蘭途經新加坡時，就開始啟用這條撤退干部的地下秘密航線。

就這樣，從那時起，我又“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水客，混雜在為了生計，不得已過著舟車勞頓、奔波勞碌、擔心受怕、收入又不穩定的特定人群中。他們中間不僅有許多年齡不同、籍貫不同、階層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男女華人和印尼人，而更令人側目的，是那些來自多峇湖（Danau Toba）和馬達山（Brastagi）地區，男的以兇悍、女的以“巾幗不讓須眉”著稱的馬達族人。值得慶幸的是，母親在近兩年的水客生涯中，跟這群人的關系，可說是搞得很熟了。

此外，雖然荷蘭殖民主義者已經承認印尼的獨立，但在經濟上它仍然牢牢的控制著印尼的經濟命脈，印尼的空中和海上交通，都為KLM（即荷蘭皇家航空公司）和KPM（即荷蘭皇家輪船公司）所壟斷。KPM行走于這條航線的輪船，有好幾艘，都是兩三千噸噸位以上的大船，即可載客，又可裝卸貨物。母親跟各條船上的船員（包括一些荷籍大副、二副）、海南籍茶房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經過兩年時間的打交道，關系也比較熟。

說起來，KPM船上的海員或茶房，表面上很風光，實際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樣。他們在船上工作，四處航行，幾乎天天面對大海，生活單調，枯燥、乏味，也很苦悶。當輪船到達某個地方停留時，不用值班的，都會爭著上岸游逛。另外，他們作為海員，都可以買到一些名牌免稅煙，自己如果不抽煙的話，他們都會主動向認識的搭客兜售，撈取一些外快。母親雖然不抽煙，不喝酒，遇到這種情況都會照顧他們。而母親買了之后，又可以作為“過關斬將”之用，真可謂“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

因此，就連棉蘭和雅加達的海關人員、碼頭搬運工、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新加坡專門接待水客的商店（幫水客辦貨、解決住宿、上下船）及其老板、工頭和普通人員，無不認識母親。中國人不分老幼都叫她：“阿源姆”！，印尼人則叫她“Nyonya”！試想一想，要不是有母親已然建立的這一良好群眾關系網，并且在她親自掩護和帶領下，我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混跡于這伙特殊人群中，開始執行組織安排的撤退地下干部到印尼的任務！？

               六、 萬事具備 只欠東風
   

記憶中，我們的秘密地下航線啟動前后的日子，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巨人斯大林不幸離開人世的日子。噩耗傳來，我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和悲痛。為了向這位世紀巨人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組織上發了一個學習提綱，要求同志們在適當時候和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舉行悼念儀式，向巨人的離世默哀，學習巨人的思想，繼承巨人的遺志。

令人憤慨的是，巨人尸骨未寒，就遭到赫魯曉夫式的侏儒們異口同聲的口誅筆伐，對巨人的一生全盤否定，結果，引起國際共運的一場軒然大波，最后導致世界上第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如今，時移世異，歷史最終作出有力的證明：巨人就是巨人，侏儒就是侏儒，豈能魚目混珠！？

如今回想起來，1930-40年代，當希特勒德國法西斯強盜的鐵蹄在整個歐洲戰場上肆虐、蹂躪，其上百萬大軍，數十萬輛的坦克，十數萬架的飛機和大炮，兵臨莫斯科城下，狂攻濫炸的時候，要不是有像斯大林那樣具有鋼鐵般意志的巨人在領導和指揮英雄的蘇聯紅軍和蘇聯人民，日日夜夜，奮勇抵抗，英勇殺敵，并在最危難、最嚴峻的時刻，扭轉戰局，把人類最兇惡、最殘暴的公敵——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法西斯軍隊打垮，最后攻克柏林，徹底端掉它的老巢的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的歷史，無疑將會是另一種樣子。

毋庸諱言，斯大林也有缺點、錯誤，甚至是嚴重的缺點、錯誤，出過錯誤意見，但是，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毫無“前車可鑒”的歷史條件下，面對著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充滿敵意的包圍、封鎖、顛覆和進攻，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不是很正常的事嗎？！中國有句俗話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還有句成語說：“瑕不掩瑜”，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在如何對待和認識一個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的巨人的功過問題上，需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結合當時的實際 情況和各種客觀因素進行具體分析，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事實上，視共產主義為終身敵人，并以消滅共產主義為己任、如今受許多人頂禮膜拜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前英國首相丘吉爾，對斯大林的貢獻曾作出較為中肯、客觀和形象的評價，他說：“當他接過俄國的時候，俄國只是手扶木犁的國家，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有了核武器。”（大意如此）

上面這段話，似是題外話，其實不然，我們的地下航線正是在這一日后對國際共運的發展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背景下啟動的。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重大課題，跟我第一次執行撤干任務時，要撤退到印尼的這個干部有關。這點，容我稍后詳談。

順便說一句，這個時期，僅僅我一個人“單槍匹馬”回來印尼執行任務，可說是組織在印尼的草創時期，用“一窮二白”四個字來形容，恰如其分。還記得，1950年中旬，英帝勒令華中暫停開課時，為了不荒廢學業，我曾暫別福華回到雅加達，就讀于巴城中學。那時，父親的經濟情況還過得去，在雅加達一條叫Gang Mocui小巷里的Pasar Gelap買了一間兩層樓房子，我回來時就住在這個房子，與此同時，我才知道外婆和眾弟妹（除大哥、堂弟等留守先達老家），也都已移居這里。

但是，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好花不常開，好景不長（常）在”，后來父親由于生意失敗，不得已把房子賣了，外婆和眾弟妹們又搬回先達老家去了，所以，如今我回印尼執行任務時，已經沒有家可以落腳了。而且，我也才了解到，這一兩年來，母親走水往來于這條航線，到達雅加達的時候，也只能寄人籬下，住在父親原來在Pasar Gelap房子對面居住的一位跟母親有點親戚關系、我叫她“伍叔婆”的家。有句話說：“人到中年，萬事足”，不過，此時的母親，人到中年，為了一家人的生活，依然要如此奔波勞碌，對兒女毫無要求，更無責怪，還樂意協助組織完成撤退干部的危險任務，也沒要求回報，的確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加上那時候組織上并沒有撥什么專款給我們，解決住宿問題，甚至連我的生活費和其它一些開銷，我都是慷母親的慨，因此，當時，我也和母親一起，寄居在伍叔婆的家。到了晚上，不要說睡房間，就連想有一張床睡，也是一種奢望，只能將就睡在一張帆布床上，白天折起來，晚上才打開。母親則擠在伍叔婆房間里睡。日后，老余來到雅加達的時候，也曾一度睡在這家人租給一個裁縫師傅作為剪裁衣褲的桌子上過夜。

盡管如此，這里畢竟曾經是組織在印尼草創時期的一個重要據點，留下了我和老余夫婦的足跡，值得回憶。而且，我想在這里說明的是，早期撤退到印尼的同志，在執行任務和開展工作時所面對的情況和生活條件，決不是像10年后撤退過來的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樣舒適和風光。

1953年2、3月，我如期隨同母親從雅加達的丹絨不碌港，乘搭KPM一艘輪船出發，執行首次撤干任務。出發前，母親親自帶著我到衛生署做多一張痘字，以應付過關檢疫時使用；又到船公司買多一張船票。另外她又想法給弄來一張居民證，以備證明身份。這一切準備就緒，可說是“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

從雅加達丹絨不碌港往新加坡開的KPM輪船，經爪哇海（Laut Jawa），穿過卡里馬塔海峽（Selat Karimata）向北行駛，一路是碧藍的大海，乘客在甲板上可遙望勿里洞島（Pulau Belitung）、邦加島（Pulau Bangka）朦朧的身影，再航行約十數小時，輪船就進入新加坡海域，此時，船長會一面下令放慢航速，一面叫人發電報通知新加坡海事處，請對方派領航員前來把船駛入新加坡防坡堤外的水域拋錨停在海面上。

接下來，就輪到新加坡移民廳的快艇，把移民廳人員送上大船，為乘客檢查、辦理簽證事宜。就我所見，船方對新方人員都非常客氣，好煙好酒好茶相待。等到他們檢查完畢，抽足、喝足，回到移民廳的快艇走人之際，早就站立一旁等候多時整裝待發的乘客，尤其是水客們，紛紛爭先恐后，從舷梯走下停在大船周圍海面的小舢舨，趕赴紅燈碼頭或新加坡河岸邊上岸，或做生意，或觀光游玩、或探親訪友。

我和母親不急不忙，等候熟人的駁船，混雜在這群人當中上岸。到了岸上，我和母親“兵分兩路”，我先到愛人處落腳，按照約定的聯系辦法，通知我的上級，我已到達，準備和他接頭。母親則如常先到她下榻的旅店安頓下來，然后，把從雅加達帶來的貨物（主要是質量上乘的峇迪布），拿到熟悉的客戶那里去賣。

幸好，母親此時下榻的旅店，已不再是原來福建街上段先達熟人開的那一家。否則，對我的活動很不方便，因為年多前，英殖民當局的警察和特務搜捕我的地點，就在這家旅店對面的一家商店。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可發生在我身上的這件“好事”，卻一下子在福建街上段認識父母親和我的人當中傳開了。所以，那些熟人一見我后來還敢于到這家旅店去找父母親，便會一面對我微笑，一面用一種手勢警告我：“你這個小鬼，小心啊！別給英國佬抓了”。

之后，母親為了出入方便，就改在諧街附近、正對著一家規模較大的（皇家）警署的華商旅店下榻。旅店一側就是可供乘客上下船的新加坡河，走過河上那條橋，就進入大坡二馬路，同濟醫院和珍珠巴剎近在咫尺；警察署一旁的那條馬路，則可通到皇家山和端蒙學校。據我所知，母親后來一直在這家旅店下榻，直到她不再走水，和父親在南天旁邊、與芳林公園相對的同濟醫院樓上租了一間房間居住為止。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父母親終于決心回國養老，結束了在獅城度過的令他們終身難忘的酸甜苦辣歲月。

記得，翌日，我就和黃明強聯系上。他通常都會約我到郊外比較偏僻和人少的地方碰面，而且，邊走邊談。由于是處于地下斗爭環境，我們的碰面，首先第一條，就是必須提高警惕，注意有沒有“尾巴”；其次，一定要準時赴會；再其次，就是要長話短說，言簡意賅，把話說清楚，把任務交代清楚，把下次碰面的地點和聯絡辦法約好，便立即分手道別。因此，這一次也不例外，他簡單地告訴我，第一個要撤退的干部，是陳蒙洲，至于其他問題就按情況處理。

說起陳蒙洲，我們那一代人都知道，他是英帝懸賞一萬元叻幣，要通緝的重要人物。印象中，他的賞格是英帝在新加坡要通緝的人物當中，名列榜首；大名鼎鼎的馬來亞民主同盟秘書長余柱業5000，“全權代表”方壯璧2000，律師林建才5000，至于有沒有后來居上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盡管這次要轉移的是英帝出了那么高的賞格要捉拿的重要人物，黃明強和我都不緊張。他放心地告訴我，你不用去帶路，他會自己上門來找。其實，陳蒙洲也是華中生，比我高兩班，1950年我上初二，他已上高一，所以不用特別介紹，我也認識他。不過，在校時，彼此之間甚少接觸，只知道，他長得不很高，肌膚特別白皙，架著近視眼鏡，一副風度翩翩的書生樣子。

還記得，他按約好的時間準時到達旅店，我也早就站在樓上樓梯口處等候，只見他頭戴禮帽，一只手拿著一罐555牌香煙，神態自若，由樓下拾級而上，大家一見面，相視而笑。于是，我們就隨母親一起坐駁船前往停在防坡堤外的KPM輪船。

可以說，他這次轉移不但達到“安全標準”，而且是一次愜意的旅途……。

                   七、一心一意  肝膽相照

話說，當年母親和我非常順利地掩護蒙洲上到停在新加坡防坡堤外的KPM輪船。記憶中，這艘KPM輪船名叫“Bauld”（？），那時我也沒去深究這個名字的意思，不過，據我日后所見所聞，這艘船是行走于這條航線的KPM船中較新的一艘。這些KPM船的噸位都相差無幾，有的3千多噸，有的2千多噸，而且都是既可載客，又可裝卸貨物的兩用船。

母親這次給我們買的是三等艙船票，按等級比統艙高一級，平時三等艙是六個人一間房，像集體宿舍，睡的是帆布床似的床鋪。不過，出乎意料，上船后才知道，我們不是睡在普通的三等艙，而是睡在母親給我們爭取到位于船尾甲板上
單獨的一間三等艙，里面有僅供兩人睡的舒適床位。我們自然喜出望外，因為這樣一來，這個船艙，就成了我們倆一個自由的小天地，愛怎么著就怎么著。因此，當輪船的汽笛聲發出三次沉重的巨響，開始往馬六甲海峽的公海方向緩慢地航行時，我們便把房門一關，神侃一通。

要知道，當年我們還是20未出頭的年輕小伙子。在他面前，我是“學弟”，他作為“學長”,又是受英帝出那么高賞格通緝的重要人物，他沒有“等級觀念”，而又很健談，因此，作為”學弟”的我，自然樂意聆聽他講話，向他學習。就這樣，我們倆天南地北地談個不停，直至用晚餐時才中止了我們之間初次見面的談興。

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我們聊了什么，已無印象，只有兩件趣事卻始終難忘。第一件，就是上文提過的當他獨自一人大搖大擺地走到華商旅店和我會合時，手上拿著的那罐50支莊的555牌香煙，那天下午就給我們抽光了。當然，主角是他，我是陪襯。第二件，是那晚我們還獲得機會上到頭、二等艙走走、參觀。誰知走到頭等艙的酒吧間時，他酒興大發，建議進去飲兩小杯免稅洋酒（沒記錯的話，不是Johnny Walker威斯忌，就是白蘭地）。記得，他一杯下肚，不夠喉，還想來第二杯，而我才喝半杯，就不勝酒力，當時他告訴我，喝烈酒要慢慢喝，不能大口大口地喝，但是，我實在不能再喝了，便把喝剩的給他。結果，他喝了那么多，卻若無其事，我則頭腦發暈，眼前突然一黑，站都站不穩，要由他一路扶著我，緩慢地走過二等艙的走廊，回到自己在船尾甲板上的艙位。

說起來，也有點怪，這樣的機會偏偏給他碰上了，隨后撤退的干部，為了安全起見，差不多是“閉不出戶”，不隨便在船上四處溜達，在許多情況下，連吃飯也是母親通過相熟的茶房送進來，或是由我去打來。這也許是一種人們常說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吧！

由新加坡開往棉蘭的船只，如果是下午開船，經過一夜的航行，翌日中午之前，便可抵達勿老灣港，而往來于新加坡至雅加達的船只，一般需經兩夜的航行。抵達棉蘭后，我們幾乎馬不停蹄地趕回先達老家。此后約兩年（即至1955年），蒙洲以及隨后由母親和我掩護撤退到印尼的畫家（洪平汀），都在我家落腳，跟四弟、五弟一起住在閣樓，雖然睡在漆皮鋪的地板上，不過，上面都放有一張褥子，主客不分彼此，同樣待遇。小妹、小弟跟外婆睡二樓，堂弟睡樓下，堂姐到蘭都不拉八（蘇北一城市，靠近亞沙漢）教書去了。后來，蒙洲通過他父親陳岳書和舅舅王叔旸（他們倆是上海書局的創立人）在棉蘭的熟人的關系，經棉蘭的華總介紹他們到先達的一所華僑中學執教。

按照明強的指示，畫家、蒙洲和我組成一個小組，畫家為中心，這可說是流亡隊伍在印尼的第一個黨小組。我初期走水回到老家，就和他們一起過組織生活。不過，地下航線撤干的任務，依舊是明強自己負責。記得，我們小組第一次過組織生活，就是根據組織早先的一個決定，舉行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儀式，地點就在我家二樓臨窗的地方。有意思的是，這個地方正是1947年中旬荷蘭殖民軍進攻先達時，誤以為隔壁店鋪門前印尼人擺放的一堆褥子為印尼人民軍的防御工事，于是，猛向這個方向開炮，結果，隔壁二樓臨窗的墻壁，因為是用木板搭建的，整個被轟倒下來，我家這個地方則被打了一個大洞。所幸，當時我們還在學校上課，母親和外婆都在內間做事。

為了給蒙洲搞一份真正的身份證明文件，母親特意到離先達好遠的一個鄉下，找我的叔母（即前面提到的堂姐和堂弟的生母），請她認蒙洲為干兒子，替他出一張出生證。叔母欣然答應。就這樣，蒙洲的出生證跟叔母姓劉，對外則一直跟我們姓張，當作是我們的堂兄弟。

蒙洲是一個非常豪爽、慷慨、講義氣和“滴水之恩，定當涌泉相報”的人，對錢財不像一些人那樣，把“一分錢看得像牛車輪那么大”，尤其是后來他生意場上春風得意，組織上有需要，只要說一聲，沒有一次說“不”。對于曾認他為干兒子,使他得到一張真實出生證的叔母，當他知道她家有困難，需要幫助時，他也慷慨解囊，幫她們度過難關。對于父母親，就更不用說了，他不但非常尊重，而且母親走水時，資金周轉一時有困難，他也樂意把流亡到印尼時，他家里給他的一筆防身之用的錢先借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國內發生巨變，母親和弟妹們先后來到香港，舉目無親，無處容身，又是他伸出援手，把自己在上環永樂街租用的一處唐樓，讓母親和弟妹們居住。母親和弟妹們對他在患難時所給予的寶貴援助，一直沒齒難忘。

至于我個人于公于私都用了他不少錢。如今事過境遷，不怕坦白說，我回國的路費，有部分也是靠他幫助，盡管當時我已是《覺醒周刊》的實際負責人，但用“兩袖清風”來形容我的經濟狀況，恐怕遠未能說明問題，而他當時在生意場上，也剛剛起步。當然，除了他，在這方面，給我提供幫助的還有好幾位朋友，包括小李叔叔——鵬叔和夫人。更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友人得知我結婚的消息，竟然把200塊人民幣當作禮金留在廣州，通過有關方面轉給我，名字卻不愿留下來。事后，經我多方了解，才猜到是哪個好心人。另外，9-30事件發生后，“覺醒”的一位友人緊急回國的費用，也是他一手相助。

于公的方面，1959年底，《覺醒周刊》被勒令停刊后，為了順應形勢發展，在蕭玉燦先生建議下，我們把“覺醒出版社”（Penerbit Sadar），改為“覺醒文化基金會”（Yayasan Kebudayaan Sadar），注冊時由蕭決定，請一些政界名人擔任主席和理事，其中一位還是印尼黨(Partai Indonesia，簡稱Partindo)主席威爾多約（Werdoyo），跟蘇加諾總統有親戚關系。其時我們都樂得干實事，當“無名英雄”。那時候，我們還有數十位職工，一個也不裁，我們決定一部分人，應蕭的要求，到《共和國報》（Republik）幫忙，搞經理部和發行部工作（有個別人到編輯部當記者），一部分人開始從事文化圖書出版事業。不料，沒過多久，《共和國報》跟首都幾家報紙被禁止出版，于是，我們把《覺醒》所有員工集中一起，全力搞文化圖書出版、發行工作。我們的圖書出版工作，在很短時間內，越辦越大，出版的圖書（特別是連環畫），不僅種類越來越多，發行量也越來越大（第一次印刷都在一萬冊）。

在這種發展勢頭的情況下，單靠向政府申請用紙，已經不能滿足需求。這時候，蒙洲經營的出口貿易生意，有了很大發展。按印尼政府規定，有關公司必需將所得部分外匯用以進口印尼市場上需要的物資。就這樣，蒙洲應我們的要求以及市場上的需要，進口了大量的紙張。可以說，我們出版的圖書幾乎是用他進口的紙張，每次向他要多少都沒問題，有時，甚至到了他要求我們把公司所有存貨趕快搬光，免得他要為這些存貨傷腦筋。

大約在1965年新年前后，他公司進口了一批好的布料（好像是的確涼），打算拿部分發給公司職員，但他公司員工有什么好處，他永遠不忘分給《覺醒》員工一份，就這樣，那年過節，《覺醒》上下幾十個同事（包括印尼員工）喜氣洋洋地分得兩套布料。另外，9-30運動發生前后，他公司又進口了一大批優質的斜紋布（或叫卡嘰布），他又給了我一批。我把部分送到西加給砂勞越友人，部分給流亡隊伍的同志。這件事，后來老方有意見，認為大家都穿同一顏色和布料的褲子，容易互相暴露。我聽了“無話可說”，就當“好心辦壞事”吧。

還記得60年代初，有一次，老余告訴我，新加坡有一個美術家代表團要來雅加達，準備跟雅加達的著名印尼畫家（包括人民文化協會屬下的畫家）見面，并且打算到日惹（Yogyakarta）和梭羅（Surakarta或Solo）參觀和學習，要我請印尼著名華僑畫家溫悲鷗陪同和安排、照顧。此時，老溫是《覺醒》出版的所有圖書的封面設計者，關系很熟，自然愿意幫忙來自獅城的同行，但是此行的費用不菲，也是由蒙洲慷慨解囊。另外，約于1963年，我到西加活動的經費，包括后來在坤甸開書店的費用，也是他墊付的。這些情況，有部分《覺醒》的同事也都知情。

更難能可貴的是，9-30運動發生后，白色恐怖的陰影籠罩共和國，他不但沒有退縮、害怕，反而繼續給我們大力支持。其中有兩件，如果不說出來，恐將永遠無人知曉，因為，囿于嚴密細則，許多組織的秘密，我連自己愛人或無關的上級，從來都不提及。

第一件是，其時，過去和我們往來的友人深陷困境，前來找我，要求給以他們一筆為數頗大的經濟援助。我對他的要求，一方面不敢自作主張，另一方面，這筆錢的數目實在太大了，放在平時，也絕非小數目。何況，那時各方正是急需用錢之時，在經濟上都很不容易。于是，我只好對友人說，讓我想想辦法，不料，他見我沒有一下子答應下來，竟以為我“見死不救”，不滿地說，你們華人華僑有問題（主要指發生排華事件）的時候，就指望我們出來說話，幫助你們，現在我們面對困境，你們就不想伸出援手。其實，友人雖然和我打了好多年的交道，并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還以為我們是愛國進步華僑和華人商人背景，很有錢，很有辦法。

老實說，看到他們此時此刻的處境，我也于心不忍回絕。其時，老余還沒被右派軍人捉走，我只好硬著頭皮向他請示：該如何處理。他也覺得問題很棘手，也很為難，因為跟組織全無關系。我說，找蒙洲幫忙如何，他不置可否。也就是說，如果蒙洲愿意，他也不反對。結果，我只好找蒙洲商量，把整件事告訴他之后，他二話沒說，立即答應下來。友人終于如愿以償，獲得了這筆來之不易的援助，但他始終不知道，這筆錢實際上是從一位流亡到印尼、受英帝出了很高賞格通緝的新加坡政治人物的腰包里掏出來的！！

第二件，是在9-30事件發生后，我轉入地下，于1966年輾轉來到丹戎檳榔（廖內）主持一個點的工作。當時，老方要通過一個群眾走水，來往于廖內和新加坡，需要一筆約幾萬元新幣作為經費。這筆錢也是由我在廖內寫信給他要來的。不料，這位群眾走水，“遇人不淑”，這幾萬塊錢就像“泥牛入海無消息”，結果，追也追不回來。之后，老方要買一艘機動木船（約25噸噸位），行走廖內——新加坡，這筆買船的錢，約十數萬元新幣，也不用我親自跑一趟，只需通知一聲，他就立馬匯過來。這一次，我“當仁不讓”，非親自抓這個工作不可，同時還要阿錦（即阿坤）隨船當財政，而這位群眾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也改變作風，認真工作起來。

蒙洲政治嗅覺敏銳，理論造詣、工作熱情很高，而且，心胸開闊，不計較個人地位。1955年，他離開先達來到雅加達之后，參加了《覺醒周刊》的工作，此時，我已在《覺醒》工作一年多，他完全服從分配，負責撰寫“專論”，受到好評。據阿英反映，當地華中學校老師對《覺醒》的評價很高，說《覺醒》文章都是出自大學生手筆。但他從不自滿，從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修改不得，甚至也不要求修改過的稿件非他看過不可。所以，我們之間，通過工作，建立起親密無間、相互信任關系。不僅如此，我有籃球賽，他是必到的捧場客。

說起來，我和他從見面的第一天起，就很投契，我們都喜歡“指點江山，藏否人物，議論時政”。記得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舉世矚目，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大肆抨擊，全盤否定。

更加令人憤慨的是，他還下令，把斯大林的墳墓，從莫斯科紅場遷走。對于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反斯大林的惡劣行徑，一向敵視社會主義陣營的西方國家，如獲至寶，立即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反共反蘇的濁浪，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先后發生動亂，許多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退黨，一時間鬧得周天寒徹，逆流滾滾。

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先后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宏文，對斯大林功過問題做了比較全面、客觀的分析和評價，穩住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陣腳，解了蘇共和赫魯曉夫的圍。對于這樣重大的政治話題，我們自然不會放過。

但他不滿足于此，此時他那異常敏銳和靈活的腦袋，已經在深入思考一個令我意想不到的問題：即中共將來毛百年后會不會發生同樣的問題。坦白說，像我們這樣既無高深理論水平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年輕普通黨員，實在無法回答這樣重大的課題。當然，我們知道，中共奪取政權后，曾經發生過高饒反黨事件，但是，我們當時相信中共中央，是經過長征和長期革命戰爭嚴峻考驗形成的領導集體，今后不論發生什么情況，都不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后來的發展說明，我們的想法太簡單了，畢竟我們根本不知道中共內部高層發生的種種錯綜復雜事情的內幕。

另外，當我準備離開雅加達，轉移到廖內之前，曾到他家話別。其時，印尼已是風雨如磐的歲月，反華反共勢力氣焰囂張，印共遭到嚴重挫敗，幾已全軍覆沒，他問前路如何？印共有沒有希望重新站起來？大家心情沉重，他和我可以說是從1953年3月一起，看著印共像浴火中重生的鳳凰，一步一步發展壯大的，如今慘遭美英帝國主義和印尼右派軍人集團的毒手，我們哪能不為之痛心疾首呢？當時，我只好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白告訴他，經此挫敗，非得有30年不可。如今，30年過去，印共雖未恢復元氣，但發動政變、竊國奪權的右派軍人集團頭子——蘇哈多，終于在1998年5月，被印尼人民把他用鐵腕手段經營了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打翻在地。時間只差了2年，我想這件事可以告慰他在天之靈！

老余喜歡用“長袖善舞”來形容他，贊揚他善于和各種人打交道，佩服他在很短的時間內，白手起家，憑著一些人際關系，就打開局面，而且，還提攜了幾個原來一無所有的合作伙伴。除了“長袖善舞”，我想，還可以加上“風流倜儻”來形容他。因為，他不僅才思敏捷，文章寫得好，而且，也很會打橋牌，四弟、堂弟和我的橋牌，都是他教會的。另外，他的嗓子好，歌也唱得好，他不僅懂得如何運氣，還知道如何氣沉丹田。記得，他來到先達老家時，我就發現，他還會唱京戲。有一次，他一時興起，吊起嗓子，唱起“四郎探母”里的著名片段：“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飛，有翼難逃……”，老實說，他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令我至今記憶猶新。

不過，我更愿意用“一心一意，肝膽相照”來形容他。也許沒多少人知道，60年代初，當他第一個孩子出世的時候，他就給孩子命名“一心”，同時準備好第二個孩子出生的時候，用“一意”命名，以表達他雖然不能像我們那樣戰斗在革命工作崗位上，但對黨，對革命，對曾熱烈追求的事業，他永遠是“一心”“一意”的。當時許多自己人都不理解他，往往從表面看問題，以為像他這樣的人，已是墮落腐化分子，其實對他內心世界并不了解。對我和他過從甚密，也認為是討好資產階級，喪失革命立場。

這些同志有這樣那樣的想法，并不奇怪。因為，他們一方面，受當時極左思潮影響，一方面許多事不便公開出來，所以他們并不了解內情，而且，對統戰工作、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根本就沒有認識。試想想，不用說武裝斗爭，單說印尼流亡隊伍以及我從事的各種活動和公開工作，有哪一樣離得開“錢”，沒“錢”簡直就寸步難行。當然，我不是金錢至上者，但我以為必需正確處理“錢“和工作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從上面所述，盡管蒙洲后來生活上有一些問題，但在政治上他是始終堅持不渝的，而且，在那樣的白色恐怖環境下，他還敢于提供那么多經濟支持和幫助，給友人，給組織，僅此一點，在當時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遺憾的是，當我1970年代初北上，把他的關系交給組織后，似乎組織沒人再去聯系他，關懷他。

看看今天貪婪無恥、貪污腐化、見利忘義的黑心“企業家”、“共產黨員”，想想蒙洲的見義勇為、無私付出，說他是“肝膽相照”的摯友，恐怕還不足于形容他的萬一。思前想后，不是有“絕唱”、“絕響”之說嗎！說他這樣見義勇為，老是肯從自己腰包里掏錢出來，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要求任何回報的生意人，已然“絕種”，是否更為合適？！我想。

最后，我想說的是，他出身于書香世家，繼承了父輩優秀文化傳統，兄弟姐妹當中，出了不少出類拔萃的人才。他的二姐陳蒙鶴，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反殖愛國人士和杰出的婦女界領袖。1956年10月間，林有福傀儡政權，在英國主子的命令下，發動大逮捕，鎮壓新加坡反殖愛國力量。蒙鶴姐和石君在這次大逮捕行動中，被捕入獄，同時被關押在歐南路監獄。因為這樣，她們成了同獄的難友，不僅如此，蒙鶴姐在牢里還成了石君等年輕難友的大姐和英文老師，彼此結下了一生都難忘的深厚感情和友誼。

1959年底，石君出現在蒙洲面前的時候，就因為上述原因，他一直以“蔡姐”稱呼石君，雖然論年齡他比石君大，而且，自己是被英帝出了那么高賞格通緝的重要人物，但他從不自傲，不以為意。我一再要他改口，叫“阿蔡”好了，但他始終不改，直到最后，還是叫“蔡姐”。可以這么說，當時在我們的小圈子里，享有這個“殊榮”的，除老余愛人，我們稱“阿B姐”外，只有石君，讓他這樣稱呼了。就連老余，我們都叫老黃，至于他和我之間就更不用說了，他叫我“老張”，我叫他“阿忠”！

八、亦師亦友亦兄——余柱業

第一次撤干任務順利完成后，我隨母親又返回雅加達，準備執行第二次的撤干任務。途經新加坡，我跟往常一樣，上岸去見黃明強，把第一次行動順利完成的經過，向他做了口頭匯報，并且，把我下次從雅加達經新加坡的大約日期告訴他，請他做好準備第二次撤干的部署。

事前我并不知道，第二個要撤離的干部會是鼎鼎大名的余柱業。事實上，就連我的上司黃明強也不知道這次要撤離的干部，究竟是誰。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余原屬不同的組織系統，最初并不認識。甚至在他撤到印尼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也不知道，站在他面前比我們年長十多歲的干部，原來是余柱業。

不過，我清楚記得，母親和我此行是從雅加達出發，準備把第二個干部，撤退到棉蘭，而不是像余在口述歷史檔案中所說的，是撤退到雅加達。出現這個出入，我想主要是因為這段歷史，畢竟離他口述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四十年，加上他已到了遲暮之年，有些事回憶起來難免會有所遺忘。

為什么我敢于肯定是撤退到棉蘭呢？因為在母親和我從雅加達出發的時候發生了一宗意外事件，幸好沒釀成嚴重事故。話說，當年我們來到丹戎不碌的時候，按規定，每個旅客必需先買票才能經過軍人把守的關卡，進入碼頭，再接受海關檢查，登上停泊在岸邊的輪船。不料，就在母親排隊買票的時候，一個印尼小偷，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搶走了母親的手袋。我見狀，不顧一切，立即往小偷逃跑的方向追去，因為母親手袋里，除有少量的錢外，還有一份我按當時組織要求寫的每月思想總結，雖說，這份材料，我是用蠅頭小字寫在非常薄的信紙上，而且把它裝進牙膏里，偽裝起來。但對我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組織秘密，不能落到小偷手上。

在我窮追不舍的情況下，這個小偷也不甘示弱，繼續往海灘的灘涂地帶逃跑。眼見就要追到了，小偷也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快跑不動了，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小偷的幾個同伙也追了上來，而更要命的是，一個拿著卡賓槍（沖鋒槍？）的軍人，也向我走來。我一看情況，心知不妙，這些人不正是蛇鼠一窩，互相勾結，互相包庇的慣匪嗎？！

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正當我就要放棄的時候，說時遲，那時快，他們已把我包圍起來，其中一個還走上前來，把我戴的眼鏡搶走，結果，我只好“夾著尾巴敗退下來”，手袋沒拿回來，又被搶去一副眼鏡，真的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不過，我心中放不下的始終是那份思想總結，深怕被他們發現，對我們將來的行動計劃不利。

不僅如此，令我此行印象深刻難忘的是，上演一場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追賊戲”的同時，偏偏遇上我買了一雙新皮鞋穿。試想想，穿上新皮鞋追賊，追了兩三公里的路，其結果，我的腳跟起了大水皰，還磨爛了，疼得我要命，新鞋舊鞋都不能穿了，所以一到新加坡，趕快買了一雙拖鞋穿，以便出門接頭，執行任務。

就這樣，我此次撤干之行，在新加坡和黃明強接頭時，我也顧不了太多，只好穿著拖鞋去和他會面。他把此次任務、接人的地點、時間交代清楚后，我立即和他道別，并按照他的指示去做。記得那是在1953年3月某一天早上，我穿著拖鞋坐車到位于國泰戲院至惹蘭勿剎橋頭（Rex戲院附近）那條馬路中段一排雙層樓房的一間去接人。印象中，那層樓房的斜對面是虎標萬金油大廈，其商標清楚可見。當我找到那間樓房，上到二樓敲門時，屋內有人把房門打開，我進入屋內按照聯絡暗號作了自我介紹，定睛一看，屋內共有一對男女，男的看上去三十多歲，身材中等，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頭戴禮帽，手提公事包，完全是知識分子的模樣；女的約20多歲，估計是他的愛人。我一看他這一身打扮，太惹眼，建議他除下帽子，然后才和他一起從紅燈碼頭乘舢舨到防坡堤外登上停留在海面上的KPM輪船。

這次我們給撤退干部買的是統艙船票，吃、睡都和普通統艙搭客擠在一起。還記得，整個過程非常順利。這一趟，新加坡移民廳人員也沒要求做什么特別檢查。我把余送到船底的統艙位置上，像統艙搭客一樣，拿出草席鋪在船底貨倉板蓋的空位上安頓下來。不久，船準時啟程，船上工作人員開始來到艙底向每個搭客查票。我在一旁幫他應付，順利通過檢查。

正如上面所說，直到此時此刻，我還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等到途中閑談時，他說漏了嘴，提起他曾在關丹呆過，我一聽才如夢初醒，原來坐在我面前的竟是新加坡警方懸賞5000元叻幣要捉拿的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余柱業。而他完全沒想到，坐在他面前的年輕人，居然是跟他非常熟悉的關丹老鄉——曾福華的校友，所以，他一提自己曾在關丹呆過，我就猜到他就是余柱業，因為1951年，新加坡警方出賞格要捉拿余時，福華曾向我透露，他們一家和余非常熟稔。看得出，當余知道無意中說漏了嘴，暴露了自己身份時，情緒有點不爽。

可以說，這次撤干任務也完成得非常順利。老余來到棉蘭后，母親給他租了一間房間暫住，同時，幫他買了一張“貨真價實”出生字，從此，他搖身一變，成了印尼公民，而且，像他自己所說，還參加過投票。他在棉蘭呆了一段時間，找了一些熟人，了解和熟悉棉蘭和蘇北地區的社會情況，以便將來可以對外應付，進行活動。我經常看到他和一位叫林伯的長者聊天，聽林伯講古，包括父親如何白手起家和我家的歷史。林伯家正是母親到棉蘭時的落腳處。我和蒙洲初期來到棉蘭時也會在這里住。之后，余便前往雅加達居住和活動，同時等待他愛人前來會合。從他和林伯閑聊這件事身上，我看到了他是如何跟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和進行社會調查的一個方面。

從1953年初起，我和余結下了近十三年亦師亦友亦兄的親密關系，一直到9-30事件之后，他被印尼反動軍人集團逮捕，遣返中國。當時，我約19歲，他快35歲，不論年齡、閱歷、學歷和學識、才干，我僅僅是一個初出茅廬、連初中也未畢業的年輕小伙子。老方說我后來的成長和進步，是余手把手把我教大的，我認為并不為過。我自己則想說，他也是賞識我這個“馬仔”的第二個伯樂。

余的口述歷史檔案的主編陳劍在該書作的序和附錄中提到，余和我是《覺醒周刊》的創辦人，這與事實不符。我不敢“貪天之功為己力”。事實是，我當時還在走水，尚未全部完成撤干的任務；其次，當我最后逐漸淡出走水的角色，百無聊賴，到老余和阿B姐在統一印刷廠（后來成為印共喉舌《人民日報》的印刷所和編輯部辦事處）的《覺醒》辦事處走動時，是阿B姐鼓勵我參加《覺醒》的校對工作。

應該說，《覺醒》是蕭玉燦先生和老余合作創辦的一個面向印尼華人社會的中文刊物，才比較符合歷史事實。據我所知，蕭早在50年代初，除辦了《人民日報》（當時還不是印共的機關報），還出版一份周刊叫《星期日驛使報》（Sunday Courier），他和余一見面，就表示他很想辦一個中文刊物，宣傳他在《星期日驛使報》的主張，并把其它重要文章翻譯成中文發表。我估計，余當時一方面想解決職業問題，一方面也想有個宣傳陣地，因此，他們可說是一拍即合，于是決定出版名叫《覺醒周刊》的中文刊物。

正式掛名主編的是吳孝義，一個1948年日惹時代即跟隨蕭，生活異常儉樸，印尼文（有專家說，他的印尼文是僑生印尼文）強過中文的日惹僑生。說來也很有趣，《星期日驛使報》長篇連載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甚至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等的印尼文譯文，都是由他翻譯過來的。1959年底《覺醒》出完最后一期，他已意興闌珊，返回日惹繼承父業。

我后來之所以成為《覺醒》的實際負責人，是因為1954下半年，老余和B姐另有任務，要離開椰城，把這副重擔交給我，我只好硬著頭皮接下來。當時，除了吳孝義負責翻譯蕭的“國會通訊”、寫“和讀者談心”、“內幕新聞”、“社會百態”等文稿，編輯部就剩我一個人，因此，整個刊物的工作，從編輯、改稿、校對，以至于付印、出版，差不多是我“一腳踢”。那時候，每逢星期五我都要從白天工作到第二天早上，親眼看著刊物上車付印、出版之后，才帶著疲憊的身體，騎著腳車回家睡覺。

而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由于《覺醒》是在統一印刷廠印刷，那時排字、做版技術落后，是通過手民（即排字工人）一個又一個字從字盤里檢出來的，然后做成一個又一個版面，可是到了要併成16版一起上車付印時，全都是由印尼工人操作，糟糕的是，由于他們又不識中文，因此在併版付印過程中，有字粒掉落，或一整行字弄亂了，他們根本不可能按原文排好，是司空見慣的常事。在這種情況下，《覺醒》的印刷質量非常差，錯漏特別多，加上《覺醒》的發行工作，從屬于《星期日驛使報》的發行部，他們跟講華語的華人社會脫節，因此《覺醒》發行量在1954年，名義上有1000份，實際銷量不過數百份，財政上虧空很大。

當時，“覺醒”并不是“獨立自主”的刊物，一切費用都由《星期日驛使報》承擔，蕭認為長此下去，恐怕會連累了《星期日驛使報》的生存發展，有意想把《覺醒》停辦，征求我的意見。而我則認為，《覺醒》這樣的刊物，符合當地華人社會的需要，在印尼實在有存在的價值。因此，我不揣冒昧，要求蕭給我一個月時間回蘇北（主要是棉蘭和先達）走一趟，找當地華社熱心人士想辦法（籌錢）。臨行前，我見了司馬文森文化參贊，他完全支持我的想法。

可以說，從我和司馬參贊接觸的第一天起，他即充分肯定《覺醒》在發展印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促進印中兩國的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視《覺醒》這份刊物，他自己也是《覺醒》的忠實讀者。結果，我蘇北之行獲得棉蘭和先達華社熱心人士的熱烈支持和幫助，收獲甚豐，滿載而歸。從此，《覺醒》有了“養命錢”，成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刊物，加上1955年之后，“人丁興旺”，編輯部和發行部初具規模，排字和印刷條件逐步改善，內容越來越豐富，印量一期比一期增加，發行范圍最后遍及千島之國主要島嶼和城市。

《覺醒周刊》立場鮮明，言論切中時弊，在全力支持蘇加諾總統的反帝反殖內外政策的同時，及時報道和大力宣傳蕭玉燦鼓勵所有華人團結起來，融入印尼社會，積極參加印尼人民維護真正的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建設以及爭取華人作為印尼民族一分子應得的正當權益的斗爭所提出的各項主張和建議，因此，《覺醒周刊》對分散在印尼各地的讀者，不僅成了他們了解印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情況和形勢發展所必讀的刊物，甚至成了他們工作和行動的指南。后來，《覺醒》受歡迎的程度，可以用一位報童的話形容：“Mingguan Sadar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覺醒周刊》的銷路，就像炸香蕉那么紅火）

后來，蕭和我們的關系非常密切，對我們“這批來自蘇北的進步年輕人“非常信任，把我們看成是他事業上可以依賴的得力干部。1963年底，棉蘭的印尼國籍協商會主席張希石來雅加達見蕭，要求蕭派人到棉蘭協助他們創辦一份印尼文報，蕭當即答應派我們幾個人前往。1959年4月，我個人北上處理私人問題，要不是他在印尼政壇上人際關系廣，介紹當時印尼駐華大使館的臨時代辦給以協助，恐怕難于獲得解決。蕭為人謙和、誠懇，和藹可親，政壇經驗豐富，善于跟各派政治人士打交道，年紀比我大20歲，但絕不倚老賣老，我們按當地華人的習慣，稱他“Engkoh Xiao”（蕭兄），他則叫我“Enkoh Chang”（張兄）。

九、接下來撤離的干部知多少？

回想起來，接下來撤離的干部還有8個，撤離過程基本上大同小異。這八個干部當中，男的有畫家洪平汀、砂拉越同志張榮任（即小張）、作風特出的雷木誠、詩人傅輯炎以及黃明強本人；女的有阿B姐（即曾愛善）、阿英（黃明強的愛人）和阿珍（現在是阿坤的愛人，居邦朗和平村）。至于他（她）們撤離的先后秩序，早已忘記，只記得洪平汀和雷木誠先是撤到棉蘭，小張、傅詩人、黃明強、阿B、阿英、阿珍都是撤到雅加達。

除阿B和阿英外，其他同志的撤離行動，我都有直接參與。而黃明強作為是次撤離行動的直接負責人，是在整個撤離計劃完成后，才最后轉移到印尼的。也就是說，黃明強大約是于1954年中之后才來到印尼的，而不是像余的口述歷史檔案的主編陳劍所說，是“于1952年前來的”。

鑒于我這篇回憶錄著重于講述1950年代初黨領導的活躍于印新之間的秘密地下航線未解之謎，因此，在這里不可能一一介紹每個轉移到印尼的干部的撤離過程以及有關干部充滿傳奇色彩和豐富經歷的人生。

盡管如此，我覺得有一位是值得向大家介紹的，他就是來自砂撈越的張榮任，因為從他身上，可以追溯至半個多世紀前，新加坡學生運動和革命組織“抗英同盟”與砂拉越人民反殖斗爭和進步組織之間的聯系及其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記得那一次行動，母親和我是從棉蘭出發，而且，多了一位年僅13歲的小妹隨行。小妹是因為學校放假，母親特意帶她來新加坡見見世面，觀光游玩的。我一上岸，顧不了陪小妹去玩，便按約好的方法和明強聯系。碰面時，明強告訴我，這次要撤退的人住在火城木屋區，是一位來自砂撈越的同志，同時特別交代，把他平安送達印尼首都雅加達之后，就算完成任務，他以后的一切，由他自行解決，與我們無關。

翌日，我按照明強說的地址和時間，前往火城木屋區，不用費太多周折，便找到他的住處。當時火城的確是個貧民區，跟我們這些學生出身的人的住處相比，實在是有天淵之別。我和他對上暗號之后，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小張。只見他身材矮小，皮膚黝黑，臉上架著一幅早年瞿秋白等革命前輩所戴的那種圓框深度近視眼鏡，我沒和他多說什么，便趕緊把他帶上即將開往雅加達的KPM輪船。整個過程相當順利。

在船上，他見到了母親和小妹，啟航后，他的心情輕松起來，開始談笑風生，講笑話給我們聽，慢慢的我們發現他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說，他曾讀過英文本的馬克思著作《共產黨宣言》，而且，為了證實這點，還即席用英語背誦了其中的一段。他年紀輕輕，談吐風趣，知識淵博，令母親和小妹非常欽佩，對他非常好感。

平安抵達雅加達之后，最初幾天，我把他安頓在Pasar Pagi附近的一間我們自己人平時落腳的旅店。之后，他就不辭而別，單槍匹馬，潛回砂拉越鬧革命去了。此時大約于1954年2、3月。我原以為，和他的關系，隨著他的離去，就此結束，因為，明強曾對我說過，他是砂拉越同志關系，跟組織（指包括他在內）無關。不料，過了近一年后，我原來安排他暫住的那間旅店的熟人傳來消息，說小張回來了，變成另一個人了，原來談笑風生、幽默風趣的他，變得精神恍惚，心神不安了，要我抽出時間去看望他。

我一接到消息，立即趕過去，誰知他因付不起較高的房租，搬到附近一家更小的旅社住宿了。我一到那間旅社，見到他的模樣正如朋友說的那樣，處在一種驚恐的狀態，很怕有人加害于他。由于我帶他過來之時，組織只對他說，我是一位走水的商人，所以，他見著我沒那么恐懼。加上母親當時也在雅加達，知道情況后，對他的處境很表同情，不但特意煲一些湯料給他安神進補，而且還親自送過去安撫他。（因為，其時我已在《覺醒》工作，非常忙）

經過一些時日和我們的接觸，他的情緒慢慢穩定下來，并且，才愿意對我這位“商人”開口，訴說他和我分手后的大體經過。

原來他的確是潛回砂拉越進行革命活動，但是由于英帝特務的追蹤，東藏西躲，有時一個人不得已躲到森林里棲身，使他精神上慢慢支持不住，于是私自從砂拉越跑回雅加達。對于自己的這種行為（他可能認為是一種逃兵行為），他內心不斷自責，而且，越想越害怕，以為會受到組織的懲罰。因此，來到雅加達后，據他說，他曾去找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館，要求協助他回國，并且，寫了一份材料，準備交上去。

我聽了后，向我的頂頭上司黃明強反映情況，他表示無能為力，因為跟組織并無直接聯系，他也無權過問砂拉越革命組織的事。而老余當時也在雅加達，那時他還不是我的頂頭上司，但在工作上、業務上，生活上，我和他接觸的時間和機會比較多，我也把小張的事告訴他，他也表示無能為力，畢竟那是另一個國家革命組織的事。可是，我并不罷休，因為我不忍看他這樣一個人落得如此下場，所以，先后跟明強和老余商量，建議把他安插到《覺醒》工作，反正《覺醒》正需用人之時，而且正如前面提到過的，小張的英文不錯，我們也缺少英語人才。

明強和老余對這個建議，都無異議。就這樣，隨后小張就在《覺醒》編輯部工作，負責翻譯蘇聯英文周刊《新時代》發表的有關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事件的評論文章，有時也寫寫社論。記得1956年亞非學生會議在萬隆舉行，我們也曾派他作為《覺醒》記者前去采訪。此時，他整個情緒穩定了下來，工作表現不錯。不料，有一次，派他和一位同事到東爪哇出差的時候，在列車上跟對面座位坐著的一個洋婆，用英語攀談起來，誰知他倆越談越起勁，最后談到上床同居的境地。我們知道后，曾勸他再三考慮，但他執意這樣做，老實說，我們也沒轍，畢竟我們不能以紀律名義強制他，隨他去就是。后來，也許他感覺不好意思一直面對我們，或是洋婆給他找到更好的職業，便不告而別，離我們走了。

之后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偶然獲悉他跟那個洋婆離了，去了巨港(Palembang)教書。就在教書期間，憑著他的口才、學識和英語，博得一位身為千金小姐的學生的愛慕，成了當地一個富商的“乘龍快婿”。不過，他一直都不和我們來往和聯系。

有趣的是，1963年初，不論是從砂拉越越境過來西加的砂拉越同志（葉存厚、楊柱中）以及剛從中國秘密來到印尼的砂盟負責人文銘權等，都向我打聽小張的情況，對他的下落非常感興趣。當時，我心中未免有些納悶，像小張這樣一個在思想和生活上發生如此重大變化的人，還找他干什么。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心中的這個謎團終于獲得答案。

據老朋友寫的《北加里曼丹革命歷史片段——砂解盟前前后后》所述：“……1954年初，張榮任通知文銘權，他已受‘抗英同盟’領導的委派即將秘密潛回砂拉越。同年3月12日，文銘權按事先約定的辦法到印尼西加里曼丹和他碰頭，并將他帶回古晉。張榮任一到古晉即馬不停蹄地開展‘砂拉越解放同盟’的各項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發展盟員和建立砂盟的各級組織。文銘權、王馥英等是他親自發展的第一批砂盟盟員，文銘權也同時成為他的主要助手，由于張是非法潛回砂拉越，不能公開露面，許多工作都通過文銘權去執行。不過張也冒一定的風險親自聯絡一些他信得過的‘砂拉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老團員，其中就包括他的胞弟張榮僑。他向他們分析世界革命形勢，特別是講述馬來亞人民在馬共領導下的斗爭情況，增強他們留在砂拉越干革命的信心，并爭取他們加入‘砂拉越解放同盟’。……這期間，砂盟通過張榮任，一直和新加坡的‘抗英同盟’保持正常的組織聯系，并接受其領導。從此，在砂拉越革命斗爭史上掀開了新的一頁。

由于張榮任是非法潛回砂拉越，隨時都有被敵人發現和逮捕的危險，幾個月來他在文銘權掩護下東躲西藏，精神上常常處于高度緊張狀態。這樣艱苦危險的生活他堅持了半年之久。后來根據他的分析，認為敵人很容易就會發現他，所以他必須馬上離開砂拉越，否則對組織和他個人都很不利，他覺得再也無法承擔‘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領導職責了。大概是在1954年9月間的一次約會上他要文銘權盡快想辦法幫助他返回印尼去。當時他是文的上級領導，文只能滿足他的要求。張離開后，文曾越級寫信給‘抗英同盟’領導匯報此事，領導上給他回復過一封信，鼓勵他堅持砂盟的工作。之后，雖然文又多次去信要求恢復組織聯系，但不知何故均未接到回信，‘砂拉越解放同盟’和‘抗英同盟’的組織聯系就這樣中斷了。……

1963年文銘權從中國輾轉來到印尼，見到馬來亞共產黨駐印度尼西亞辦事處的負責人余柱業。文向他打聽當年張榮任事件時，余說他曾聽說此事，但具體情況不太了解。余認為‘砂拉越解放同盟’經過十來年的努力奮斗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革命組織，完全可以獨當一面領導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爭，沒有必要再恢復過去和馬共的上下級的組織關系。不過，余認為‘砂拉越解放同盟’今后可以和馬共保持親密的兄弟組織關系，并肩戰斗。”（轉引自www.of21.com）

我們的整個撤離行動從1953年初開始一直延續到1954年中，前后進行了一年多的時間，安全轉移了十名重要干部，有英帝懸賞一萬元叻幣通緝的學運活躍分子陳蒙洲，有英帝以五千元叻幣捉拿的大名鼎鼎的余柱業，有當時學委負責人、是次撤離行動負責人、后來任市委書記的黃明強等,都是當年英殖民當局發現必定會被捉去坐牢的重要人物。

正如上面所說，這些同志來到印尼后，大多數人都是由母親幫他（她）們弄到出生證，從此改名換姓，取得合法身份，從事各種活動，除雷木誠1964年卷入棉蘭事件曾被捕外，其他全部同志都安然無恙。如今回眸過去，可以說，如果沒有1953年初開始的撤退干部來印尼的行動，沒有這一批同志中大多數人十年來的長期堅持和努力工作，1963年李光耀政權磨刀霍霍，在英帝的支持下，與聯邦反動勢力聯手鎮壓新加坡左派反殖愛國力量的前夕，組織要一下子撤退數十名干部到印尼的行動，可能就不會那么快捷、順利和安全。撤退到印尼之后，不論在就業方面、生活方面以及其它各個方面，也可能不會那么方便、就手。

需要說明的是，1953年初開始的撤離行動，并不是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樣，風平浪靜，毫無風險，只要有錢和熟悉這條航線就可以了。實際上，在這一年多的撤離行動過程中，曾遇上兩次驚險的場面：

一次是由棉蘭出發來到新加坡時，特務部人員隨同移民廳職員上船突擊搜查。一個矮矮胖胖十足打手樣子的狗特務來到我的三等艙船位搜查，他打開我的皮箱，從里面翻到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幾位學生扭秧歌的畫面，他一看，就懷疑我有“問題”，也不多問，就連照片和我用船押到新加坡某處碼頭的政治部盤問。幸好敵人沒其它證據，盤問后，看問不出什么，就把我放了。不過話得說回來，如果這個狗特務有情報，知道母親在走水，連她的房間也搜查的話，我收藏在她那里的革命書籍就可能被搜查出來。那時候，麻煩可就大了。經過這次教訓，我們后來更加提高警惕，對隨身的物品一再認真檢查，以免有把柄落在敵人手里，給革命帶來危害。（其實，我每次上船之前，對隨身物品都有檢查，也沒想到皮箱里會有一張小妹和同學扭秧歌的照片）

另一次，就是撤離我們的學委負責人黃明強的時候，敵人好像獲得什么情報似的，臨開船前，新加坡移民廳職員突然下令，要求船長把所有搭客，都集中到船上大廳接受點名檢查。與此同時，又連同船上人員到各個房間和船艙檢查，看看有無“漏網之魚”。老實說，這是母親和我行走這條航線那么久以來，從未遇到過的驚險場面。我相當緊張，母親卻鎮定自若，一面要原來就躲在房里的黃明強立即鉆到床底下藏起來，然后用幾只裝貨物的藤籃從外頭加以遮掩，一面到大廳接受點名檢查，觀察動靜，隨機應變。黃明強就這樣在床底下足足憋了一個多小時的氣。最后當移民廳職員離開，船長下令開船之后，我們把滕籃挪開，黃明強才從床底下安然無恙地爬出來，大家這才松了一口氣。

十、把一切獻給黨
       
    應該說，上個世紀50年代初新加坡黨組織能夠成功地安全撤離包括余柱業、黃明強、陳蒙洲等在內的10名響當當的馬共重要干部到印尼，母親居功甚偉。正如前面曾提到的，首先，發現這條航線可以用來作為秘密地下通道撤退干部到印尼的是她；其次，她智勇雙全，敢于挺身而出，而且凡事親力親為，從買船票、做種痘字一直到掩護我們同志下船，大都是靠她去做；再其次，她在走水過程中，樂于助人，人緣好，同時善于應付各種人際關系和應對各種場面。

因此，母親在眾多同行的水客中，很有威信，船上的茶房（多數是海南人）對她也很不錯，就連印尼海關人員和碼頭上的搬運工人以及新加坡做水客生意的老板、船工跟她的關系也很好。這些都方便了她完成帶人的任務。當然，帶的人多了，大家看在眼里，心中不免好奇，但嘴上都不說，也沒人去告密，因為，他們都相信母親決不會干壞事，做傷天害理的事。

    需要指出的是，母親盡管知道有危險，但是，她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她當時這樣做是出于對我們事業的同情心和對兒女的支持和愛護，完全是自愿的，一點好處都沒拿。父親則深怕會出事，即便不會被捕下獄，至少也會打破飯碗。但是，母親并沒有退縮，一直堅持到完成整個行動計劃為止。父親看母親的態度如此堅決，實際上也默默從旁加以協助和給以支持。

    此外，母親從開始走水的時候起，就不斷給新加坡地下組織秘密帶來許多革命書籍。我回去印尼活動之后，她給新加坡地下組織秘密帶來的革命書籍就更多了，其中包括《毛澤東選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單行本）、《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書以及蘇聯和中國的革命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普通一兵》、《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牛虻》、《新兒女英雄傳》、《誰是最可愛的人》、《三千里江山》、《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風斗古城》、《烈火金剛》等等，不勝枚舉，極大地滿足了處于嚴酷的地下斗爭環境的同志們對革命精神糧食如饑似渴的需求，從而激發起他們的斗爭精神，鼓舞了他們的斗志。

    而當余柱業和黃明強等領導人撤退到印尼后，她又曾擔任他們的交通，幫助傳遞信件。母親雖然為革命做了那么多工作，完成得又那么好，但她從不居功自傲，從不宣揚聲張，表現自己，她好像就是組織的成員一樣，嚴守秘密，即使在別的領導面前，她也是“好漢不提當年勇”。所以，一直到她離世，由于黨一直處于地下斗爭環境，知道她為我們黨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包括中央領導在內）并不多，更不用說，跟組織無關的“外人”了。

    至于母親對撤退到印尼的干部的關心愛護，實際上就像對自己的兒女那樣。蒙洲和畫家洪平汀曾經在我老家住過，對此應該有切身的體會。就以上面提到過的小張來說，當她得知小張精神狀態不佳的時候，不僅口頭上表露出一種同情和愛護，而且親自買肉買料給他煲湯喝，還親自送到旅社給小張，好言好語安慰他，用實際行動使他在患難時刻感受到一種難得的溫暖。
  
另外一件發生在雷木成的身上。說起來，我和雷原來就有一面之緣。1952年中，我到三巴旺一帶的勵德學校當地下教師的時候，由于我在學校的表現驚動了他，他不顧嚴密細則的規定，借故跑來學校，想看看來的新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而且在我面前，又同王欽聊天，談起有幾個大哥住在他家（位于勵德學校更深入的膠園里）的事情。因此，我在那個時候，就從他們的談話里猜到有幾個領導干部（大哥）在他家藏匿。沒想到，這次撤離干部行動計劃里有他一個。

    我已經不記得是如何與他碰頭，如何帶他下船的了，但是，我清楚記得，他上到船后，跟我和母親共處一室。這時候，我們才發現他鼻子流膿，發出一陣陣令人非常難頂的惡臭，母親估計他可能患鼻竇炎，不加以治療的話，病況會越來越嚴重。于是，母親決定一到達棉蘭安頓下來后，就送他到一家政府醫院醫治。當時，這家醫院醫療條件不錯，連護士長和一些護士都是由訓練有素的荷蘭人擔任。

殊不知，母親送他住院治療沒兩天，他的炎癥消了，病況顯著好轉了，他在醫院呆不住了，居然不顧住院費、醫療費也沒交，就從醫院逃跑了。事實上，在他住院期間，母親和我會送飯送湯給他或去探望他，所以，這一天母親來到醫院探望他時，護士長著急的告訴母親：病人不見了，令母親大吃一驚，為他的安全擔心。我得知后，趕忙回到我安排他住的旅店去查看，這個雷木成好端端的躺在床上睡大覺，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不過看到他安然無恙，終于安下心來。

后來又是我陪他去雅加達，然后親自把他送到東爪哇風景宜人、氣候涼爽的瑪瑯（Malang）。誰知他到了那里住了一段時間后，左等右等不見有人來聯系，他又不耐煩了，竟然自己搞了一本護照跑回新加坡找明強“興師問罪”去了。這些塵封多年的舊事，除了說明他的自由主義毛病相當嚴重外，同時說明他有時侯的確是“神通廣大”和“膽大包天”到令人嘖嘖稱奇的地步。據說，老雷現居邦朗和平村，并擔任邦朗和平村旅游公司董事長。我想，有關他的傳奇人生和趣聞軼事，應該留給他自己寫回憶錄說給大家聽吧。

俗話說，“上的山多，終遇虎”，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從后來發生的一些不怎么顯眼的事情上，可以看出敵人已開始把嗅覺伸到這條秘密地下航線來偵察。因此，考慮到安全上的原因，這條秘密地下航線在完成它撤干的歷史任務后，就停止使用了。隨后若干年，母親也沒有再負責傳遞書信了。

這條秘密地下航線的故事距今過去了整整半個多世紀，世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一旁默默支持母親和兒子去完成這項危險任務和革命工作的父親，早已在1972年逝世；作為圓滿完成秘密地下航線歷史任務的主角——張伯母，也于1990年初離開了她眷念的兒孫們，臨終前，她只要求兒女們把她的一撮骨灰送回鄉下和父親合葬在一起。

父母親作為普通人，尤其是母親作為一個平凡的家庭婦女，在50多年前，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如此大膽和驚人的冒險舉措，作出了如此令人深深感動的無私奉獻，實在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父母親作為一介生意人，并沒有什么財產留給兒孫們，父母親留給兒孫們的是精神，自強不息、鍥而不舍、頑強拼搏、永不言敗的精神!為人類美好理想無私奉獻、奮斗終身的精神！

最后，需要補充的是，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以為1953年初啟動的撤退干部計劃，是由我的上級黃明強決定的。實際上，據他后來告訴我，這個計劃是由他的上級決定的。至于是由哪一個上級決定的，他并不知道。看了2003年出版的陳平回憶錄之后，我才知道，1951年當總書記還在彭亨叢林的總部領導部隊跟實力強大的英國軍隊艱難作戰時，就曾下達指示，要求新加坡地下組織把已公開暴露身份的干部，撤離到安全地點：印尼或其它地方。

現將總書記回憶錄第十七章有關內容，抄錄于下：

“1951年，新加坡警察當局為了摧毀島上馬共的基層組織，發動了一連串閃電式搜捕行動。當時，新加坡地下組織和我彭亨總部之間一直保持著正常的通訊聯系。我獲得最新報告說，殖民當局即將采取行動對付當地受英語教育的知識分子。這時期遭到鎮壓的大多數受害者，都是緊急狀態宣布后才參加到我們隊伍來的。有些則是通過抗英同盟加入進來的。有些我們新加坡地下黨認為可靠的人士，在沒有征求總部意見的情況下，被吸收為黨員。我對英國人為什么采取行動對付這些人感到迷惑不解。他們的公開立場幾乎是人人皆知，而我們也一直認為這些人很可能已經暴露了。因此，他們完全沒有可能被調到黨內擔任高度機密的職務。

我仔細閱讀了新加坡地下組織給我發來的報告。由于鎮壓行動不斷升級，我立即指示把這些歸類為“公開人物”，也就是公開上已暴露身份的黨員，撤退到就近的任何一個安全地點。結果，有的去了印尼，有的去了中國。當時還決定，不要把越過長堤進入馬來亞當作一條撤退路線加以選擇。那里的戰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已經蔓延開來。

其中一位撤離干部，就是余柱業。他是黨的一名資深黨員，曾經負責秘密出版新加坡地下報紙《自由報》。他是萊佛士學院的經濟系畢業生，公開上曾在陳嘉庚主辦的親中共的《南僑日報》工作過一段時間。余及其撤離同事，最后到臨近的印尼藏匿。他們打算一旦新加坡的政治形勢變得有利于黨的事業的時候，就立即返回島上活動。作為一個經驗非常豐富的宣傳工作者，余是撤離新加坡后在流亡期間繼續全職為黨的事業工作的極少數同志之一。他后來在新加坡南面的廖島站穩腳跟，并在那里繼續從事黨的秘密活動。我個人見到他已是十年后的事，那時是在北京，我們一起開始制訂另一次大規模撤退我們黨員的計劃，這一次又是從新加坡。……”(見My Side Of History,By Chin Peng，Chapter 17,page 278-279)

可見，1950年代從新加坡撤離干部的行動計劃，從一開始，就是由陳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下令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保全干部和組織力量的高度機密的行動計劃，而不僅僅是新加坡地下組織單獨作出的行動計劃。有關這一點，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黨的秘密，就連執行這一行動計劃的直接負責人黃明強也不知情，進入新世紀后，當我有機會見到總書記時，獲得他親口確認。

因此，如果可以說半個多世紀前活躍于印尼和新加坡之間的秘密地下航線，是一出充滿傳奇色彩、驚險萬分、情節動人的戲的話，那么，這出戲的總導演是陳平總書記，執行導演是黃明強，主角是張伯母，配角算小張一個，演員們包括了余柱業、陳蒙洲等十名響當當的重要干部。說到這里，這段深埋在我心中早已過去多年的舊事，應該可以有所交代了。     （全文完）

[注]雅加達是印尼首都，印尼文名叫Jakarta，當地華人華僑至今仍習慣叫椰加達或椰城。印尼獨立前，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它又叫Batavia，中文叫巴達維亞，簡稱巴城。

（張泰永  寫于2007—3—29；修改于2007—4—6；最后脫稿于2008年10月）

本文收集于《深埋心中的秘密——新加坡與檳榔嶼的故事》一書，21世紀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

2009-7-17作者重新作了校正，除個別字眼和錯誤地方有所改動，與原版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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