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

謹以此文紀念曾福華同志逝世30周年

         目  錄

一、相遇在新加坡華僑中學

二、對體育的共同愛好把我們拴在一起

三、政治覺悟處于萌芽階段

四、風雨飄搖中的校園

五、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六、“孔雀東南飛”

七、國內外形勢大好

八、重逢在印尼首都雅加達

九、“棉蘭事件”再度重逢

十、政治大風暴悄然而至

十一、剃人頭者 人必剃之

十二、最后一次相遇

結語：《光榮犧牲》

光陰荏苒，福華同志于上個世紀70年代被李光耀政權逮捕后，由于遭到嚴刑拷打和折磨，身心嚴重戕害，正當壯年就撒手人寰，距今已30年了。

想起半個多世紀前，他和我還是歡蹦亂跳的年輕小伙子，在同一校園里，書聲朗朗，一起學習，一起進步的舒心日子；之后，為了逃避英國殖民當局逮捕，初中臨畢業，就被迫放棄學業，一起轉入地下，隨后又一起在各自崗位上，為人類最美好的事業堅持斗爭的崢嶸歲月，恍如昨日，不似夢境，勝似夢境，令人感慨萬千。

然而，斗轉星移，世事滄桑，并未能使我忘卻對他和許多已故好友的思念。他獨特的堅強個性和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時時鼓舞著我繼續前行。

一、相遇在新加坡華僑中學

上個世紀40年代末（1949年），福華從彭亨州首府——關丹前來新加坡華僑中學求學，報讀初中一，時年16歲多。像當時許多馬來亞青少年一樣，日寇占領時代無書可讀，入讀時已經超齡。

據他后來說，他出身于一個中小膠園主家庭，家里擁有數依卡（英畝）的膠園，由大哥打理，日子還過得去。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后，樹膠價格上漲，給他家庭帶來較為可觀的進賬。

他另一個哥哥福榮，隨后也來華中念書，比我們低一年級。還有一個小妹，在他轉入地下后，也來新加坡入讀中華女中。不過，有關他家庭的更多情況，我也沒細問，所以知之不多。

福華的出生地——關丹，二戰前原是個相對落后、寂寂無聞的市鎮。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寇揮師南侵馬來亞。12月10日，其“神風敢死隊”駕駛的戰機正是在關丹附近的南中國海海域，僅用了一個半小時的激戰，就把號稱“海上霸主”的大英帝國皇家海軍兩艘主力艦《反擊號》和《威爾斯太子號》，擊沉在那里的海底。這一出乎世人意料之外的戰果，令英國朝野上下大為震驚，令防守馬來亞的英軍士氣受到重創，同時也讓位處馬來亞東海岸偏僻一隅的關丹小有名氣。

事實上，不論抗日時期或是抗英時期，馬共領導的游擊隊就經常活躍在山高水深林密的彭亨州地區。當地不少青年男女（包括馬族青年），在馬共的影響和號召下，紛紛響應上山打游擊去了。據我所知,同樣出生于關丹的詹忠謙（即高老林），他的一位姐姐，在6-20事件發生后，即投身于抗英民族解放戰爭。

福華生于斯長于斯，從少年時代起，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不經意間在其幼小的心靈深處早已埋下日后生根發芽的革命種子。

1951年8月，新加坡英殖民當局懸賞5000元叻幣通緝余柱業的通告在報上發表時，承他告訴我，余柱業曾在關丹居住，跟他家稔熟?？梢姡缒昃团c這位日后成為馬共新加坡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余柱業認識，對其戰后作為馬來亞民主同盟秘書長的活動也有所了解。

在日寇占領那段艱難困苦的歲月，由于生活所迫，小小年紀的他，曾在賭場里當發牌手，混口飯吃，因此而練就了一手洗牌的絕技，令日后凡是有機會和他一起玩牌消遣的朋友們，贊不絕口。

難能可貴的是，他在那種烏煙瘴氣的環境里，并未自甘墮落，沾染賭博惡習和流氓習氣，而是潔身自好，作風正派，清白一生，真可謂出污泥而不染！當然，硬是要說有什幺缺點的話，那就是在那動亂年代，跟許多無辜少年一樣（包括我在內），受到不良風氣影響，尚未成年，就學會了抽煙。

我則于1947年8月，先是從印尼蘇北(Sumatra Utara)有“小延安”美稱的先達（Pematang Siantar），來到馬來亞霹靂州首府——怡保，入讀育才學校。1948年初，轉讀英華英文學校下午班。歲杪，前來新加坡，在加東勿洛的東嶺英文學校學習。約兩個月后，大姐回中國鬧革命去了，留下我和三弟在那里。父母親前來收拾“殘局”時，我要求倆老讓我轉讀華校。于是，靠著父親的社會關系——楊溢璘校董的一封介紹信，我終于獲得寶貴機會，于1949年3月作為走讀生入讀華僑中學。也就是說，比福華晚了兩個月才來到華中。那時，我也快15歲了。

記憶中，華橋中學這所具有悠久歷史和頗負盛名的學府，為陳嘉庚等熱心華文教育的知名僑商于1919年所創辦。它建在武吉知馬路五英里處的一個山坡上，是當時新加坡占地面積最大的一間華文學校。學校建筑巍峨，坐落有序，環境優美，綠樹小草，郁郁蔥蔥。除了排列整齊的課室，還有大禮堂（可供全校開會、演出、上音樂課）、以李光前名字命名的“光前樓”（內分圖書館和科學館）、以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名字命名的“虎豹樓”；體育設施方面，有足球場，四、五個籃球場，練單雙杠、跳馬、跳遠、三級跳和擲鐵餅、鉛球、標槍以及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場地和設備；還有供外地生寄宿的一棟雙層宿舍大樓和一所單層宿舍平房，以及供寄宿生享用的飯堂、室內澡間和露天澡池等配套設施，一應俱全。學校地標建筑物——鐘樓，居高臨下，下面半山坡一大片草地后來建成一個比足球場還大的運動場，由馬路邊學校入口處上望，氣勢不凡。

順便說一句，1956年下半年，為數上千名的全新華文中學生就曾在華中集中，進行絕食斗爭，并在這個運動場舉行規模空前的游行示威，抗議和反對英殖民當局及其傀儡林有福政權封閉和解散中學聯及其它工會組織、婦女團體，鎮壓反殖愛國民主運動的卑鄙無恥行徑。

此外，當時華中校園里，于圖書館附近還遺留下二戰期間英軍使用的一兩座殘破不堪的舊兵營尚未清除，跟學校書聲朗朗的清幽學習環境很不相配，實在有礙觀瞻。

戰后，華中師資雄厚，思想開明進步，不論是國文、史地、音樂、美術以及體育老師，多是從中國著名大專院校聘請過來的。他們中有倍受尊敬的薛永黍老校長、趙沨音樂老師（抗日戰爭年代，他在重慶時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著名文化人郭沫若、《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光未然以及《游擊隊之歌》作者賀綠汀等過從甚密，并在重慶各界舉行的八路軍百團大戰祝捷音樂會上，擔任《黃河大合唱》的指揮。1949年由華中被迫回中國后，曾擔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院長）、杜運燮老師（詩人，出生于馬來亞霹靂州實兆遠，在當地中華學校初中畢業后，回中國讀高中、大學。1945年畢業于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國文學語言系。大學期間，曾應召入飛虎隊和中國駐印軍任翻譯）、汪金丁老師（日本南侵時期，與胡愈之、沈茲九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蘇門答臘西部的巴耶貢務避難，后曾任新加坡民盟支部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鄭伯華老師（翻譯家，俄羅斯作家A-托爾斯泰《兩姐妹》、匈牙利作家培拉-伊諾斯《喀爾巴阡山狂想曲》的譯者）等，人才薈萃，濟濟一堂。

為數近千名的華中學生，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學生自治會，負責搞好同學間的聯系，組織他們進行各種活動，如出板報、演出等，并代表與外校學生會的聯絡；近百名的寄宿生，也有自己的管理委員會，負責料理寄宿生的日常生活、膳食、財務，并負責聘請一位校友擔任總務，統管采購、廚師、飯堂和清潔衛生人員的工作。可以這幺說，華中學生不僅要會讀書，而且要學會自治能力、組織能力和工作能力。而上述這些學生組織正好給同學們提供了極其難得的鍛煉機會和條件。

遺憾的是，從40年代末起，隨著馬來亞人民反帝反殖斗爭浪潮日益高漲，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英國人深感其在新馬的殖民統治受到嚴重威脅，在加緊對付馬共領導的游擊隊和新加坡地下組織的同時，也加強了對華文教育的諸多限制和干涉，以及對進步教師的迫害。當福華和我先后來到華中時，學校里崇尚學習自由的風氣開始遭到破壞，許多進步老師一個又一個先后被迫離開了學校。

盡管如此，那時候的新加坡，尚未有華文大學，華僑中學在許多人心目中，仍被看作是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最高學府。李光耀后來在他的回憶錄里，把華僑中學和中正中學譽為“……在新馬說華語或方言的人眼里，等于英國的伊頓公學（一所培養英國上層政界人物的中學）和哈羅公學（一所培養英國上層階級子弟的中學）。東南亞各地的華族家長都渴望在能力許可的情形下，把子女送到這兩所中學寄宿就讀”。（見《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第285頁）

由于孤陋寡聞，最初看到這段文字時，僅當作是溢美之詞，而且，對這兩所公學，也不甚了了，腦海里根本沒什幺概念。后來偶爾讀到一篇介紹印度崛起的文章，才知道在國際上久負盛名的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早年就曾負笈于哈羅公學（Harrow Public School）。眾所周知，1955年在印尼舉行的萬隆亞非會議上，他與蘇加諾總統、周恩來總理等一起，倡議“萬隆會議和平共處十項原則”；對自己在1960年代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犯的錯誤勇于表示悔意。由于他在為印度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活動中，吃過苦，坐過牢，功勛卓著，他在印度的威望和地位僅次于對英國統治者發起不合作運動、被尊為“圣雄”的民族運動領袖甘地。

事實上，新馬人民對尼赫魯并不陌生。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1946年3月19日），印度還在英國人殖民統治下、尚未獲得獨立時，他就曾到訪新加坡，并于當天下午，出席了有十數萬新加坡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參加的歡迎大會。時任南僑總會和怡和軒主席的陳嘉庚先生親自到機場迎接，當晚還在怡和軒為他接風洗塵。陳在致歡迎詞中特別強調：“尼赫魯先生不是印度大官，也不是印度的大富翁，我們歡迎他的原因在乎他的偉大人格。……”

后來逛書店，偶爾看到中國學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由楊立軍編著、名為《伊頓公學的經典法則》的書籍。瀏覽了一下，發現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原來是由英皇亨利六世于1440年創辦，擁有五百多年悠久歷史的名校。它辦學理念獨特，校規極其嚴格，學雜費更非等閑之輩所能負擔，因此，以“精英搖籃”和“紳士文化”聞名于世。

據介紹，學生從13歲入學起，就不僅開始教他們學知識，而且，更重要是培養他們的領導能力，以及尊重他人、自信、友愛、忠誠、勇敢和獨立的個性。學校畢業生當中包括英國名將威靈頓公爵（Wellington，1769—1852，據說，在滑鐵爐戰役中曾打敗拿破侖）、浪漫主義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7位英國首相、36位維多利亞十字勛章（英國最高榮譽的英勇獎章）獲得者，以及英國皇室成員和來自海外的名門望族的子弟。

由此可見，李光耀把上個世紀50年代的華僑中學和中正中學與上述英國兩所公學相提并論，說明他內心世界對曾經和他一起打天下、助他登上統治寶座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從來就是不敢小覷的，同時也是小心翼翼、處處設防的。

當然，那時代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根本就不知道英國這兩所公學的存在，做夢也不曾想過要與這兩所公學畢業出來的重量級大人物攀比；我們中的大多數學生亦并非如那兩所公學的學生，是什幺非富則貴、雄心勃勃、處心積慮躋身于高官厚祿行列的達官貴人或貴族的子弟，相反，而是出身于平民百姓，充滿激情，滿懷理想，追求真理，與時俱進，時刻準備做出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的學子。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事過境遷，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貫主張“非共民主社會主義”的李光耀，對于如今年已古稀、頭發斑白、不過是與他政見相左、但為新加坡的獨立、自由、民主不敢自詡有功，卻敢于自夸奮斗了一生的華文中學生，依然毫不留情面，毫不心慈手軟。他的這種態度，與新加坡中學采用的歷史教科書里稱為實行反共政策的馬來西亞政府相比，實在有悖于常理。

二、對體育的共同愛好把我們拴在一起

從1949年初直至1951年8月，福華和我就在華中這所最高學府度過那終生難忘的幸福的讀書生活。在揮之不去的白色恐怖統治的陰影籠罩下，看似風平浪靜的校園里，一股反帝反殖的鐵流在地下伺機而動。我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不認識到認識，彼此相知相惜，相互砥礪，相互影響，從普通學生逐步走上反帝反殖的革命道路。

記得初中一時，福華在甲班，我在戊班。作為外地生，我們都在學校寄宿，但不是住在同一個宿舍里。最初，彼此并不認識。我和他一位關丹同鄉劉金灶倒是住在一起，床挨著床，而且是同班同學。我和劉在學校交往的時間，跟福華一樣長。

我們寄宿生睡的是簡單的木板床，鋪上普通的沙灘席或叫草席（當然個別有錢的外地生鋪藤席），上面吊著一張蚊帳，晚上睡覺才放下來，以防蚊子叮咬。到了夜晚酣睡時，我如雷般的鼾聲和他“咬牙切齒”聲，此呼彼應，交相唱和。

金灶在福華一伙來自關丹的同學當中，是很有個人特性的一位。念初一時，他對美術就情有獨鐘，特別愛好書法和國畫。他后來離開華中后，曾到新加坡南洋美專深造，師從有“新加坡國寶”之稱的名畫家劉抗。其實，劉抗那時已是我們的美術老師（在他之前的美術老師姓盧），他給我們當場示范表演的指畫功夫，令同學們嘆為觀止。據說，金灶在后來蓬勃發展的反殖愛國民主運動中，曾以其所長，創作了不少反映和鼓舞新加坡人民爭取獨立自由斗爭的美術作品。

華中的寄宿生活豐富多彩，藝術氛圍濃厚，作息時間嚴格。記憶中，每天早晨6點鐘（星期日除外），天剛亮，宿舍的高音喇叭就開始響起嘹亮的樂聲，催促同學們起床。體育老師兼舍監李異南更是不辭辛苦，吹著哨子，走到每間宿舍，甚至每個同學床邊，一面喊著：“同學們起床啦！”，一面耐著性子把想睡懶覺的同學拉起身來到操場做操。做完操，漱洗完畢，就到食堂吃早餐。然后上課，一直到中午12點下課。到食堂用完中餐之后，午休片刻，又繼續上課。下午四五點，自由活動，是小伙子們大鬧天空的時刻。晚上6點吃晚餐，7點過后到課室自習，約10點熄燈就寢。

上課和休息時間之余，宿舍的高音喇叭總是不停地播放聞名世界的經典音樂作品。印象較為深刻的有：《我的太陽》、《桑塔露琪亞》、意大利著名歌劇《茶花女》和法國著名歌劇《卡門》里的選段，以及享譽世界的奧地利作曲家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藍色的多瑙河》等。不過，新加坡電臺和三家娛樂場（快樂世界、新世界、大世界）茶座里風行的華語“時代曲”，則被主播的高班同學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之作而從未播放過。當時聽了如此美妙、動人心弦的經典音樂，雖說還不完全懂得欣賞，但的確令人感到心曠神怡，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更妙的是，那一年，臨畢業的高三班同學，他們中有1955年選舉中與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選區打擂臺的民主黨候選人藍天，有其父原為中國國民黨政府駐印度外交官、演戲特別在行的鄭有國以及后來回到北京王大人胡同華僑服務旅行社擔任負責人的陳德鴻，正是這些精力充沛、富有才干的學長，在某一天晚上，在學校禮堂組織了一場話劇演出，劇目是19世紀俄國著名作家果戈里寫的喜劇《欽差大臣》（這是果戈里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為長篇小說《死魂靈》）。這部喜劇針對俄國封建農奴社會，官場上阿諛奉承和拍馬屁文化的種種丑態，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和嘲笑。演員們惟妙惟肖的表演，精彩之處，令同學們捧腹大笑之余，回味無窮，獲益匪淺。由于華中是全男生學校，劇中女角特別邀請外面女校同學擔綱。如果沒記錯，是一位后來在新加坡演藝界和廣播界頗有名氣的南洋女中同學，名叫張昭英。

每天下午自由活動時間，活潑好動的年輕小伙子們，都會聚集在運動場上，根據各人的愛好和所長，或打球，或跳遠，或擲鉛球，或玩單雙桿，以舒展筋骨，鍛煉身體。

這時候，福華和我就會不約而同地出現在籃球場上。可以說，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籃球場上開始的。他身高不到1米7，比我略矮，但身手矯捷，籃球和足球的基本功扎實，有其過人之處。我的基本功不如他，所以，常常向他請教。而他則非常熱情，耐心把自己領悟到的幾步“獨門功夫”傳授給我。果不其然，經他一點撥，我的球藝立即突飛猛進，真的是收到了立竿見影的顯著效果。說他是我的籃球師父，一點都不夸張。

他在運動方面的興趣和“天賦”，大概也是和他生長在彭亨的關丹有關吧，因為，據我所知，那時候，彭亨的籃球和足球運動發展不錯，其水平和實力跟霹靂、雪蘭莪不相伯仲。他的另兩位關丹同鄉詹忠謙和周密，那時就是華中學校籃球代表隊的主力隊員。他還有一位在育英學校念書、名叫潘先并的關丹同鄉，自己從不打球，專愛當裁判。后來我們每次在校外打球，他一定前來當義務裁判。多年后，他終于夢想成真，成為早期新加坡唯一的籃球國際裁判，后來則“官升一級”，當了新加坡籃球裁判長。說來真巧，潘先并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跟我一度當香港籃球隊教練和ESPN美國NBA籃球評述員的三弟相遇，也成了莫逆之交。

事實上，福華他們這批關丹同學，差不多個個都愛打籃球，在校期間，曾自行組織了一支“關丹隊”，我也“冒名頂替”，參與其中。記得“關丹隊”組成后，第一次出征就是前往柔佛的新山，與寬柔中學校隊切磋球藝。

福華在體育方面的“天賦”，以及從小就培養起來的堅毅性格和頑強意志，在初中一下半年參加全校越野賽跑中表露無遺。

這場越野賽，以新柔長堤這一端為起點、學校校園為終點，全長足足有12英里（注：1英里=1.609344千米）。對于非長跑選手來說，沒有充沛的氣力和頑強的毅力，要想跑完這個賽程，絕非易事。然而，他作為初一甲班的參賽代表之一，非但不屈不撓地堅持跑完了全程，而且獲得前十幾名的佳績。比起好些半途退出的高班同學（據我所見，有的還是學校的運動隊代表），這是個很了不起的成績，其精神和毅力更令人欽佩。

我也作為戊班的代表之一參加了比賽。結果，非常慚愧，拿了第三十多名，相形之下，比福華差了一大截?？梢粤囊宰晕康氖?，戊班總成績還不錯，獲得全校殿軍，每人分得一枚獎章。不過，我的小腿肌肉，為此足足疼了幾天，舉步維艱，而福華則若無其事，步履如常。

正是對體育的共同愛好，在初中一下半年，把我們拴在了一起。從此，我們就像一對情人似的，朝夕相處，出雙入對，感情如膠似漆，借用《易.系辭上》一句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來形容當時我們之間親密無間的關系，再恰當不過了。

可以說，除了上課和自習時間，其余時間我們都是經常一起打球，一起活動，一塊在露天水池旁洗“天體浴”。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們又會一起坐“綠巴”（Green Bus）到坡底的惹蘭勿剎運動場看足球賽，或到芽籠快樂世界體育館看籃球賽。當年，這些球賽除了是本地球隊之間的聯賽，經常有與來自外地，尤其是香港或印尼的球隊的比賽。

看完球賽，往往乘便到那時就已遐爾聞名的小坡食街——白沙蒲，去飽餐一頓。這里有廣東人的叉燒飯，潮州人的炒粿條、牛肉河粉，福建人的蝦面、薄餅、蠔煎，以及正宗的海南雞飯、豬肉沙爹等、令目前未能回歸的游子如今想起來依然忍不住垂涎三尺的美食佳肴。

其時，還沒發明什幺A-A制，所以我們從沒計較飽餐過后由誰付錢，他囊空羞澀，我付，反過來他付，就這幺簡單。當時，家里除學雜費，還給我們二三十塊零用錢花，偶爾到坡底看看球，吃點東西，買些書，綽綽有余。

值得一提的是，這時期，看過一場精彩絕倫的乒乓球賽，給我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那是香港乒乓球代表隊來新加坡遠征，比賽在中峇魯的大世界的場地進行。香港隊的球員，都是由當時香港一流的乒乓球好手如薛緒初、傅傳芳和姜永寧等組成。我們慕名特地趕往觀賽。他們出神入化的球技，不論是薛的直板快攻和姜的橫板削球，讓在場的新加坡球迷，看得如醉如癡，大為嘆服。據我所知，薛、傅、姜等后來都回到內地，為新中國乒乓球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那時候，球場風氣相當健康，銅臭味不那幺重，運動員的技術、體育精神和道德面貌，普遍獲得觀眾的贊賞。我們每天讀報，除了新聞版，體育版也是我們饒有興趣閱讀的版面之一。從報上，我們鮮有看過打假球、吹黑哨、吸興奮劑(禁藥)、行賄、斗毆、賭球等諸如此類既違法又有損體育精神、人格、國格以及敗壞道德的丑聞，否則，我們下坡看比賽的“雅興”，早就大打折扣了。

三、政治覺悟處于萌芽階段

坦白說，1949年念初中一時，我們除了讀書，還比較貪玩，政治覺悟還處于萌芽階段。這一年，是英國人宣布緊急狀態后的第二年，華中校園里的地下活動以更隱蔽的方式在繼續，在政治上對我們產生一定影響。

記得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早晨，寄宿生聽到高音喇叭傳來催促起床的樂聲后，如常聚集到操場正準備做操，不料抬頭一望，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高掛在迎面小矮坡的一棵大樹上，迎風招展，同學們看了，情緒無比激動和興奮。其時，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把剛誕生的新中國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非但拒不承認，而且恨不得把她扼死在搖籃里。因此，學校當局得知后，自然緊張萬分，趕緊叫校工把五星紅旗取了下來。

與此同時，晚間自習完畢，同學們回到宿舍就寢，此時，自有一只“神秘之手”在黑夜的掩護下，神不知鬼不覺地伸進學校的課室，把馬共新加坡市委出版的地下報《自由報》或其它革命傳單，偷偷地塞進同學們的課桌。翌日上午，同學們上課時，打開書桌一看，這些令英國人驚恐萬狀的秘密文件赫然擺在眼前，同學們既感到好奇又有點驚異。

盡管截至1949年底，英國人絲毫沒有放松對新加坡馬共及其外圍組織的地下活動的打擊和鎮壓，但是對其它進步文化和書籍的傳播，似乎還“網開一面”，沒有完全趕盡殺絕。

我們照常可以訂閱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南僑日報》以及胡愈之先生和夫人沈茲九主編的《風下》雜志；也可隨意到《南僑日報》報館樓下開設的、與上海書局關系密切的新南洋出版社，以及其它正派書店，購買各類進步書籍。新南洋出版社甚至接受讀者委托，代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訂購各種進步書刊。

華中學校自己開設的小賣部，也有不少好書出售，例如中國著名文化新聞工作者鄒韜奮先生的《患難余生記》、《萍綜寄語》，俄羅斯作家果戈里的《死魂靈》、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以及《王震南征記》、《居里夫人》、《蔡特金》等簡易讀物。

學校圖書館里，藏書甚豐，中外文學名著，應有盡有。例如，中國作家魯迅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蝕》，蕭軍、蕭紅的《生死場》，郁達夫的散文集，徐志摩的詩集，甚至徐吁的《風蕭蕭》（此書描寫二戰期間，中、日、美三國的間諜活動），以及美國女作家米切爾的《飄》（電影中文名字：《亂世佳人》），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大仲馬的《三劍客》（又名《三個火槍手》），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等，不勝枚舉。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類的書籍。當然，英殖民當局視為洪水猛獸的“共產”讀物，如馬、恩、列、斯，以及中國革命家毛、劉等的著作，則在嚴加禁止之列。

上述校園內的地下活動和看報讀書的良好風氣，拓寬了我們的視野，培養了我們熱愛學習的習慣，對我們日后的成長和進步，意義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那年的中秋，華中寄宿生委員會聯絡南洋女中寄宿生在學?；@球場上，舉行了一個聯歡晚會，共度佳節。會場布置，因陋就簡，桌椅板凳，都是從宿舍食堂搬過來的。桌子擺上：花生餅干，水果汽水。男女同學，混合而坐。最初，由于不認識，彼此一時相對無語，但是，隨著晚會開始，一個又一個精彩節目紛呈，生動活潑的氣氛越來越熱烈，原來的拘謹隨之消失。

晚會上，兩個高班同學表演的講不純正英語（即洋涇浜語）的節目，最受同學們歡迎。他們就像在說相聲，一唱一和，一個說：“好久不見”，另一個就回應：“long time no see”；一個說：“不三不四”，另一個又回應：“not three not four”；一個說：“馬馬虎虎”，另一個立即回應：“horse horse tiger tiger”……同學們聽了無不開懷大笑，把晚會的氣氛推向高潮。

我們當時的英語水平，雖說是“有限公司”，但至少還聽得出來，這是高班同學自編自導自演的搞笑節目。有趣的是，“long time no see”這句當時拿來說笑被認為不合英語語法的口語，日后竟風行起來，連一些英美人士一見面打招呼時也說:“long time no see”，而不是說：“I have no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了。

猶記得，那晚，皓月當空，繁星點點，福華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樣一個別開生面、興味盎然的中秋晚會。那時，我們完全沉浸在熱烈歡快的氣氛當中，忘卻了“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思鄉情懷，也沒有古人那種“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罇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情壯志。但是，兩個小時左右的晚會盡歡而散之前，在高班同學引領下，同學們一起引吭高歌：“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英勇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解放。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解放！”。這激動人心的歌聲，響徹校園的夜空，余音繚繞，不絕于耳，直至而今。

正是在這種氛圍底下，我被福華班上一位來自吉蘭丹名叫賴金算的同學（也是寄宿生）看上了。有一天，他悄然出現在我面前，把馬共新加坡市委出版的地下報《自由報》拿給我閱讀，并表示要發展我成為“讀者”（即抗英同盟初步發展對象之稱謂。要想成為盟員，還需經過考驗）。我表示愿意，接受了他給的《自由報》，隨后便成了他聯系下的“讀者”。

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樣做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福華和我雖說情同手足，但我始終沒敢把此事告訴他，也未曾想過他是否也像我一樣，已被發展為“讀者”，因為這種事必需絕對保守秘密，就連父母或愛人都不能隨便透露。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則使我更加不敢“亂說亂動”了。話說，那一年快結束的某一天，我到丹絨巴葛碼頭準備與乘船途經新加坡的母親見面。正當我在碼頭上獨自徘徊、等待輪船到來的時刻，一個身穿警服的印籍“馬打”（警察）走到我面前，對我進行盤查，并要我把隨身攜帶的一個袋子打開來給他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里面全是書，而且全是華文書，他雖“目不識丁”，嗅覺卻特靈，以為釣到了一條大魚，于是，二話沒說，就把我載到羅賓遜路的罪犯調查部（有說是政治部）去接受審查。

在那里干等了約半個小時，一個中年華籍政治部特務才把我叫進他的房間。他首先問我年紀多大？哪里讀書？這些書是哪里來的，又要送往哪里？我如實一一作答。我平生雖然沒遇到過這種場面，心里并不發慌，因為，這些書都是市面上可買到的，而且，我是準備把它交給母親帶到印尼給我堂姐的（我那時還不知道，她并不缺進步書籍）。他看問不出什幺名堂，打算放我一馬之際，不料，從一本書里給他翻出一張小紙片，原來是我從《南僑日報》上剪下來的關于“第二國際”[注]的小資料。他當即緊張起來，便繼續追問下去：這是什幺東西？從哪里來的？要做什幺用？我也照實作答，是從報上剪下來的，不做什幺用，是出于好奇而已。最后，他看問不出更多的東西，也看我還年輕吧，就讓我走了。

回到學校，我“心有余悸”，倒不是怕個人有什幺“閃失”，而是怕自己會不會因此而受到政治部的注意或監視，以至連累到與我有來往的同學。所以，我回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機會把此事發生的經過，一五一十告知那位聯系人，以便他有所警惕。不過，我和福華之間的交往，并沒因此事受到任何影響，因為我自認那時我們之間的關系，并沒有什幺“政治背景”，不怕受敵人監視。

1949年終于結束，學業方面，福華和我雙雙順利通過初一年終考試。我們當時誰都沒料到，即將迎來在華中校園里學習生活的第二個年頭，會是一個多事的年頭，也是我們人生道路上發生決定性變化的一個年頭。

[注]“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為各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工人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1889年7月14日成立于巴黎。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導和影響下，基本上執行了馬克思主義路線，團結了工人階級隊伍，進行了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斗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工人運動的廣泛發展。后分為三派：1.以德國伯恩斯坦等為代表的右派,即公開的修正主義者；2.以考茨基為代表的所謂中派，實際上支持右派；3.以列寧、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等為代表的左派，他們同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者展開了毫不調和的斗爭。后來，由于第二國際日漸為右派和“中派”所控制，特別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里的大多數社會民主黨，公開違背國際主義原則，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淪為社會沙文主義政黨，致使第二國際最終陷于破產。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文中，對以考茨基為代表的機會主義叛徒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并指出：機會主義為著極少數工人的暫時利益而犧牲群眾的根本利益；機會主義者客觀上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隊伍，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資料來源：〈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

四、風雨飄搖中的校園

1950年，原來五班初中一學生升上初中二時，縮減為三班。福華依然編在甲班，同班同學當中有林清祥、莊煥庭、謝宜殿（莊、謝好像是柔佛豐盛港人，跟他們一起來華中念書的同鄉中，有兩位與我同班，我腦海里雖還記得他們的樣子，但已記不得他們的名字）。我則編入乙班，同班同學當中有黃茂川，他初一時就和我同班，不久后因散發傳單和張貼標語被捕，隨后即被驅逐出境。他哥哥黃茂宗是新加坡市委負責人之一，后來也遭到與其弟相同的命運，這些情況我都是日后才聽說的。還有一位傅揖炎同學，他和我同桌。他雖極力想掩飾自己，反而弄巧成拙，讓人覺得他不像是一個有心讀書的學生，果然上學期沒念完，他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另外還有一個丙班，丙班同學有些誰，我現在已無法回想起來了，只知道三班同學都分別在“虎豹樓”同一座建筑物里的教室上課。

盡管時間過了半個多世紀，我對初二上學期的讀書生活，依然歷歷在目。記得那時教我們三班各科的老師基本上相同。其中一位教國文名叫唐錦云的女教師，給同學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沒記錯，她同時在南洋女中執教，是華中同學戴勉和戴淵的母親。

唐老師個子不高，身材纖細，身著旗袍，略涂口紅，打扮入時，溫文爾雅。她之所以給同學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不在于她的衣妝和打扮比較時髦，也不在于她是華中唯一女教師，鶴立雞群，顯得很突出，更不在于她講的課特別好，深受同學歡迎，而是在于有一回上國文課時，講解《水滸傳》里，武松喝了幾碗酒，醉醺醺過景陽崗打虎的故事，當她提到課文里的一個“鳥”字時，話音未落，自己卻忍俊不禁，令我們這些閱歷未深的同學，當時確實有點不知其然。后來經高班同學指點，才知道“鳥”字的新意。然而，令我們更為開心的是，這個“鳥”字，后來在女同學中間，也廣為流傳。一時間，“鳥”來“鳥”去之聲，不絕于耳。

初二上半個學期，我們開始上代數，所用的是英文教科書，就叫《Algebra》。數學老師姓薛，是出生于印尼的華人，年紀不大，頭發卷曲，為人和藹，跟同學的關系不錯。他說的普通話夾著濃重的印尼語口音。不過，他只教了上半個學期，就離開了，下半個學期換了一位姓謝的老師。記憶所及，三班同學曾舉行罷考，抗議他藉功課為名，刁難學生。

英文課老師姓劉，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行事作風像“峇峇”，嘴上總是刁著一根煙斗。跟華校英語教學存在的通病一樣，他也比較偏重于講授英語語法，對于教導學生在講、讀、看、聽方面則不太重視，致使許多同學覺得學習英語，老是要死記英語語法里的各種時態，因而感到乏味和厭煩。另外，由于我們當時受到“左”的影響，把英語看作是殖民主義者推行其奴化教育的工具，心里也產生一定程度的抵觸情緒；有時甚至嘲弄講英語的人，是在放洋屁。

不過，這位英文老師教的英語課本里，有好幾篇課文是從《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里挑選出來的故事，如《兔和龜》（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獅子和老鼠》（The Lion and the Mouse）、《狐貍和葡萄》（The Fox and the Grapes）、《一捆木柴》（The Bundle of Sticks）、《牧羊童和狼》（The Shepherd-Boy and the Wolf）等，都是涵意深刻，富于人生哲理，啟迪博大智能的寓言，引起我們莫大的興趣，給我們留下歷久不忘的記憶。

當然，中國寓言（包括成語故事）同樣令我們感到莫大的興趣；其涵意和睿智之博大精深，與外國寓言相比，不遑多讓。例如：《井底蛙》、《瞎子摸象》、《黔之驢》、《愚公移山》等，都是寓意深刻、發人深省的寓言。特別是《愚公移山》這篇小學時就讀過、耳熟能詳的寓言，中共領袖毛澤東于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會上發表的閉幕詞里，獨具慧眼，將其精妙地用來激勵和動員全黨，學習愚公精神，挖山不止，堅信一定能感動上帝——人民，一齊起來把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挖掉，堪稱一絕。其后，短短幾年間，中國革命形勢以雷霆萬鈞之勢迅猛發展，蔣家王朝之傾覆，新中國如一輪紅日在世界的東方冉冉升起，則進一步印證了他老人家思想的英明偉大。因此，可以說，中國寓言給予我們的影響和印象，其深刻程度更勝一籌。

體育老師和舍監則換了一位新老師，據說是剛從國內西南一所體育院校畢業出來的，名叫張修憲，比起李異南老師的矮小個子，身材顯得較為魁梧。最初同學們對他有所保留，因懷疑他有“特殊背景”。福華和我對李異南老師較為好感，因他對各項體育運動（包括體操、田徑、球類）都相當在行，尤其是籃球，打得不錯。他為人和善，與同學的關系很好，而且身為舍監，對校內發生的地下秘密活動，睜只眼、閉只眼，裝作不知道。離開華中后，到《南洋商報》任職，并成為《南洋商報》籃球隊的主力隊員之一，司職后衛。別看他個子矮小，彈跳力卻奇佳，高大的對手和他搶籃板球，未必能贏他。南洋大學成立后，他又到南大當體育老師，并于1950年代中曾親自率領南大學生籃球隊到印尼爪哇島的幾個大城市巡回比賽。

這一年我們也開始上化學課，同學們的學習興致很高，尤其是可以到科學館，在老師指導下，用儀器進行各種實驗，讓同學們感到很新奇?；瘜W老師好象姓羅（名字已記不得了），瘦弱身材，架著一幅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少說有八百度，笑臉常開，跟同學們的關系很好。他家人在坡底開有一家藥房，所以認真教學外，不忘向我們介紹一種用巧克力糖衣包裹的鈣片，說：服食鈣片對身體健康和骨骼成長很有好處。同學們在長身體的時期，聽了自然愿意不妨一試。

據我了解，初二時，福華對各門功課都能應付自如，惟獨音樂課，讓他“視為畏途”。因為他生來性格就比較內斂，也不愛唱歌，特別是要他在大庭廣眾面前唱歌，令他分外緊張，往往會走調，結果就越加不敢開口唱了。加上當時教音樂課的老師劉恭熙（據我所知，他還兼南洋女中的音樂課），教唱的都是些相當難唱的外國歌曲，不僅如此，他還要求每個同學都得學五線譜，這就令福華更為難了。其實，那時候，許多同學（包括福華）就連簡譜都未必會看。

因為上述原因，每當考音樂課時，福華自然會緊張起來，一定要我陪他一起考唱歌（當時考唱歌分兩人一組）。他覺得這樣一來自己便可以壯起膽子，在劉老師鋼琴伴奏面前，張著嘴小聲唱，我則在他一旁放開喉嚨，大聲唱，于是，就這樣雙雙“蒙混過關”。我想，這可說是我們之間“優勢互補”的又一個項目。

半個多世紀過去，劉老師教我們唱的兩首歌：《老黑奴》(Old Black Joe)和《野玫瑰》(Wild Rose)，依舊難忘。其中《老黑奴》這首美國歌曲，道盡了老黑奴勞苦辛酸悲慟的一生，歌中臨尾時如泣如訴地反復吟詠：“我來了，我來了，我的苦難已受足，我聽著他們聲聲呼喚老黑奴；我來了，我來了，我的苦難已受足，……”，聽了無不為19世紀美國社會種族歧視迫害下的老黑奴凄慘命運和遭遇而動容。

值得高興的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尤其是經過黑人自身百多年來對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政策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和堅決反對，黑人在美國以及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已今非昔比。黑人在各個領域（政經軍界、司法界、文教界、體育界、演藝界），星光燦爛，翹楚輩出。黑人在許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令白人或其他族群，難望其項背，欣羨之余，不無擔心未來的二三十年，白人的地位，會否被黑人取代。

2009年1月20日，當今的超級大國——美國新鮮熱辣的總統，將由黑人中的“超級政治明星”——奧巴馬（Barak Obama）宣誓就任。姑不論他的政治背景如何，代表的又是哪個集團的利益，他的當選在全球產生的轟動效應是否僅僅曇花一現，世界各國政府首腦和普羅百姓都不能不張大雙眼，密切注視這位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上任后，將給美國和當今世界，尤其是正遭受金融海嘯沖擊而陷入嚴重衰退的全球經濟，帶來什么改變和影響。無論如何，“奧巴馬現象”，可以給普天下華人帶來很多啟示，值得深思和研究。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我們對劉老師教唱的這兩首外國歌，只覺得相當動聽，并不知道原來大有來頭。最近一查，才曉得《老黑奴》的詞曲，乃出自19世紀有“通俗歌曲”開山祖師之稱的美國作曲家斯蒂芬-柯林斯-福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1826—1864）之手。他的另一首歌曲《哦，蘇姍娜》（0 Susanna），在南洋各地也流傳很廣，但凡有馬戲班演出的地方，就能聽到它那輕快悅耳動聽的曲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演唱《老黑奴》這首名曲，聲情并茂，大受好評的，不是別人，而是出生于黑人牧師家庭的著名美國男低音歌唱家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1898—1976）。羅伯遜也是著名社會活動家，與為世界和平大會作《和平鴿》宣傳畫的著名西班牙畫家畢加索（Pablo Piccaso，1881—1973）齊名。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羅伯遜因拒絕與美國反動當局合作，不顧威脅和阻撓，堅決參加巴黎世界和平大會并發表進步演說，長期遭到美國政府的迫害。

另一首歌《野玫瑰》的詞，是18至19世紀德國著名詩人、劇作家和思想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原詩（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是他早期重要作品之一；他的代表作詩劇《浮士德》及其它重要作品對德國及世界文學影響很大）。它的曲則是同一時代的著名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的代表作之一。中國著名女歌唱家宋祖英幾年前在聞名世界的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獨唱音樂會時，為了給聽眾帶來驚喜，特別用德文演唱了這首歌。聽了她的演唱，情不自禁回想起半個多世紀前和福華一起在華中上音樂課的情景。更沒料到的是，最近觀看臺灣電影《海角7號》，居然從戲里一位鄉野老叟撥動的琴弦里飛出這首曲子優美動聽的旋律。

正是在上初中二時，我和福華那一班同學接觸較多，認識了其中一位名叫林清祥的同學。從一開始，清祥就給我留下不錯的印象。他個子中等，身材清瘦，嘴里鑲有幾顆金牙，為人謙和，笑容可掬，說話斯文，印象中的他，甚至有點靦腆。體育運動則非他的強項，偶爾見他投投籃，打打球。不過，這并不妨礙彼此之間的交往。

老實說，當時誰都沒料到（我想連他自己也沒料到），數年后，溫文爾雅、羞答答的他，居然勇氣十足，敢于在眾目睽睽之下，站在講臺上，面對臺下黑壓壓的十數萬群眾，以杰出非凡的睿智和口才，生動活潑、深入淺出的語言，用華語、閩南語甚至馬來語，發表熱情如火、激動人心的演說，在爭取新馬獨立的斗爭中成為叱咤風云的政治人物。其受群眾歡迎的程度，連李光耀都自嘆弗如。

如今，已記不起當年我們是怎幺認識的，只記得他并不住校，而是住在后港，和我的聯系人有來往。在和我認識之前，他也許已從我的聯系人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況。這一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利用課余時間，他約我談話時，以慶祝馬來亞民族解放軍“2-1建軍節”名義，向我募捐。情意拳拳，我當即拿出5元叻幣給他以示支持。

我之所以能毫不猶豫“解囊相助”，除了因為我已是一位“讀者”，事實上，還因為早在元旦那一天，《南僑日報》上刊載了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的“新年賀詞”，號召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華僑積極支持和參加當地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我讀后深受啟示和鼓舞，在內心深處已下定決心，要投身到馬來亞民族解放斗爭的熔爐中去接受鍛煉了。

           不料，就在清祥向我募捐后沒幾天，福華突然向我“興師問罪”來了。他生氣地說：“你真不夠朋友！我們之間情同手足，你卻不信任我?！宾畷r間，我實在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不知他何所指，要他說清楚。于是，他直截了當地說，清祥也找了他捐款，而且，還把我捐款的事跟他說了，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真沒想到清祥會把我捐款的事告訴他，也許清祥認為我們是一對雷打不動的好朋友，但說無妨吧。

面對福華的詰問，我只好老實坦白交代，承認確有其事，并且沖動地對他說：“我不只捐了款，而且早已經是‘讀者’。如果你愿意，我現在就發展你為‘讀者’，以后，我就是你的聯系人”。他聽了沒表示異議，所以，其后一段日子，我曾把自己當作是他的聯系人。

經過這場“茶杯里的風波”，我們之間的友誼非但無損，而且發生了“質變”。也就是說，福華和我如今已經不僅僅是興趣相投的好朋友，而且是有著共同理想和奮斗目標的同志了。此后，福華和我在長達十數年之久的交往中，見面機會不多，彼此崗位又不同，囿于嚴密細則，就算難得一見，也是“欲語還休”。雖然如此，彼此之間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

可以說，揭開我和福華之間相隔著的那層薄薄面紗的，不是別人，而是清祥。從此，清祥和我們在校念書期間，成了心意相通的好同學、好朋友，雖然此后彼此之間接觸不多，但碰見時，點一點頭，笑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踏入1950年，校園里的寄宿生生活轉趨不寧靜了。英國人對于發生在華中校園里的地下活動，特別是夜晚頻頻發生的散發秘密傳單和懸掛紅旗的事件，越來越感到不安和惱火。它一再向校方施壓，強令校方密切注意和監視某些同學的行動，嚴防類似事件繼續發生，同時幾乎每晚出動“棺材車”（即警車）駛入學校巡邏，企圖抓拿所謂“不法分子”。然而，英國人盡管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地下活動非但屢禁不絕，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令殖民當局異常惱怒。

于是，英國人終于按捺不住，在上半年的某一天上午，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和政治部特務到學校進行搜查，并把宿舍區，尤其是高班同學居住的宿舍，鎖定為重點搜查的目標，妄圖搜查出什幺“罪證”來，以便用作封閉學校和寄宿舍的借口。

只見英國人及其嘍啰在宿舍區東奔西竄，翻箱倒柜，擾攘了兩三個小時，結果，搜查不出他們想要的東西來，只好悻悻而去。

 當時，福華和我跟所有寄宿生一樣，既不能回宿舍取任何物件，只能站在一旁觀望，任由這些政治部特務為所欲為。不過，老實說，我心里不免有點緊張，因為打從決心投身于馬來亞革命斗爭事業時起，我就渴望多了解和認識馬來亞的歷史、社會、地理和現狀，所以曾委托新南洋出版社向香港方面訂購了一本名為《馬來亞》的小冊子，當時這本書正好放在福華的宿舍里，深怕讓政治部特務發現后，給他帶來麻煩。最后，幸好這些特務和警察提早“鳴鑼收兵”，沒搜查到他那里。

提起向香港訂書這件事，不禁回想起清祥給我提供的又一件永生難忘的幫助。當年，作為外地生，在學校寄宿，又沒有家在新加坡，所以身份證上，是借用父親宗親開的一家商店作為地址。從香港直接寄書到上述地址諸多不便，于是，我和清祥商量，可否把書寄到他在后港的家。沒想到，他毫不猶豫，非常痛快地就答應下來。這件事折射出清祥在學生時代，就具有一個杰出的政治領袖豪爽熱情、樂于助人、無私無畏、勇于承擔的超群品質。

1950年的新加坡，市面也很不平靜。英國人雖然聲稱抓獲了馬共新加坡市委的負責人，但其白色恐怖統治，并沒能徹底擊潰馬共及其領導下的秘密活動。就在年初，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用手榴彈襲擊總督的事件；新加坡市委辦的《自由報》在極其艱難危險的環境下，堅持繼續出版，夜深人靜的時刻到處散發；半途攔截巴士沒收身份證的事件屢屢發生；間或還發生縱火燒巴士的事件；鋤奸行動也時有所聞。

面對這種情勢，英國人如坐針氈，除了進一步加緊偵破和打擊地下組織及其活動，終于露出其猙獰面目，采取更為蠻橫無理的措施，鉗制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于9月下旬封閉了親中報紙《南僑日報》和新南洋出版社等傳播和報道進步文化、新聞的單位，并四處抓捕有關的負責人或勒令他們出境。

而在此之前，對華中也采取了更為野蠻無理的打壓措施。記憶中，英國人曾派一批政治部特務前來學校，強行扣押兩位高二班同學回去調查。隨后，又勒令學校當局開除五十多名高二班同學，當中有黃明強（當時新加坡學委負責人、后為市委負責人）、詹忠謙（福華同鄉，學委委員）、張允伏（學委委員）、林使賓（福華同鄉，后來到馬大念書，1955年4月萬隆亞非會議期間，曾前往印尼觀察）、易潤堂（此人后來仕途得意，成為李光耀身邊的紅人）、陳新嶸（被學校開除后與易潤堂一起到《新報》工作，人民行動黨上臺后，由易牽線，曾擔任李光耀的政務次長，后流亡印尼，現居泰南）等。

緊接著，英殖民當局變本加厲，索性勒令華中無限期停課，并永久關閉寄宿舍，禁止任何學生在校寄宿。這一下，猶如晴天霹靂，使我們這些外地生完全措手不及，不但頓時無課可上，而且連落腳之地也頓失，一時間實在是方寸大亂。不用說，英國人的倒行逆施，不但不能令同學們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反而讓同學們進一步認清其猙獰面目，更加堅定同學們反對其殖民統治的決心。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只好和福華暫別，先回到印尼首都雅加達，一面等候復課消息，一面到當地一家華文中學（巴中）繼續讀書，以免學業中斷。我和福華約好，一有復課消息，便立即通知我。福華和他的同鄉周密則決定留在新加坡，等待復課。

約莫過了一兩個月，終于等來了福華通知：學校即將復課，要我立馬趕回新加坡。見面時，才知道這段日子，福華和周密就寄居在實龍崗路背后一條小巷里的一座寺廟。我心里未免有些奇怪，他們怎幺會住到廟里來了，莫非“與佛有緣”。后來，經他述說，才知道是他的一位姓鄭的老鄉（福建永春人），看他們有“難”，主動介紹他們去借宿的。

這位老鄉，當年在新加坡婦孺皆知的和和餅干廠任職經理。時隔半個多世紀，已記不清他的容顏，只記得他長得較矮，年齡比我們大好幾歲，算是長輩，為人慷慨大方，熱情好客，和藹可親。當時，他不僅帶我們到和和餅干廠參觀，有時晚上還請我們這幾個“鄉巴佬”到快樂世界見見世面，并在里面一家著名中餐館就餐。這些點點滴滴瑣事，折射出福華人緣極好，善于和群眾打交道的優良作風。

經歷了以上的風風雨雨，學校復課的日子終于來到了。此時離初二下學期結束，只有兩三個月時間了，拉下來的功課，同學們都得加把勁，趕快補上。三班的課室，從《虎豹樓》搬到學校地標建筑物——鐘樓底下的教室。住的地方，福華一伙來自關丹的同學（包括我），就在學校附近與武吉知馬路只有“一衣帶水”之隔的杜尼安路，租了一間板屋，臨時棲身。

由于這間板屋煮飯不方便，我們的膳食只得包給附近鄰居料理。不過，早點還得自己準備。記得當年離我們住處不遠的武吉知馬路，開有一家面包廠。每天下午四五點，福華和我就會結伴步行到那里買新鮮出爐的法式面包，準備當翌日的早餐。有趣的是，拿回家后，往往抵擋不住熱烘烘香噴噴的面包的誘惑，不等明天，就涂上煉乳，先吃了再說。

復課后的學校，表面上恢復平靜。學生宿舍封閉了,殖民當局最害怕見到的秘密傳單和革命紅旗，“銷聲匿跡”了，殖民當局以為華中校園從此可以“天下太平”了，它們因此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當然，這是殖民當局的如意算盤。實際上，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從1949年——1950年中），黃明強、詹忠謙等高班同學早已在學校里培養了“革命接班人”。記憶中，就在復課后不久，我們初二級三班同學曾聯合起來，舉行數學試罷考，抗議姓謝的數學老師，藉功課之名，為難同學。這次不怎幺起眼的行動，是我們三班同學在華中的“初試啼聲”，不過，并沒引起殖民當局和校方的注意和重視。福華和我由于參加罷考，失去了這次考試的分數，幸好，我們平時數學成績還不錯，所以期終考試總成績（包括數學）還合格。

此外，有一位教中國歷史的孫姓老師，上課無精打采，煙癮很大，活像個“鴉片仙”。他照本宣科，使用那些站在反動統治者立場編寫的歷史教科書講述中國近代史，引起接受了新思想的同學的質疑，我曾斗膽就書上的內容提出一些問題，請他解釋。他卻擺出一幅不屑的神情，用譏諷的口吻說：“以后就由你來寫歷史好了”。

在組織關系方面，福華和我之間，這個期間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據福華告訴我，在我回印尼等候復課時，一位念高一班的關丹同鄉——陳萬和，也來發展他為“讀者”或是“盟員”。我聽了初始楞了一下，后來仔細一想，覺得也沒什幺不好，反正都是“自己人”，誰發展和聯系不都一樣。更何況我那時的確“自顧不暇”：失去組織關系已好幾個月了。這件事，又不能向外人道，只有“啞巴吃黃連，有苦自己知”。

事情是這樣的：較早前，我的聯系人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新加坡了，至于離開原因，他表示不便說明，只說，不用多久組織就會派人來聯系你，要我放心等待。與此同時，在他離開前的某一天夜晚，為了考驗我，還曾要我和他到一處住宅區（好像是在宏茂橋一帶），趁萬籟俱寂，居民都安息的時候，挨門逐戶，把革命傳單塞進一排住宅的門縫里。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進行這樣的秘密活動，心情之緊張自不待言。

遺憾的是，那位聯系人離開后，杳如黃鶴，說要來聯系我的人始終不見蹤影。我就像一只斷線風箏，在空中隨風飄蕩。后來，我一直“心有不甘”，曾想方設法打聽他的下落，但都不得要領。甚至時隔半個多世紀以后，一有機會遇見來自他老家的朋友，我都不放過詢問有關他的情況，不過，得到的回答總是令人失望。

此時，福華和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漸成熟，對國內外的時局很關心，特別是對內地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的發展尤為關注。遺憾的是，由于英國人長期封鎖消息，從公開報章上能讀到的正面新聞實在少得可憐，因此，往往只能從敵人發出的負面新聞里，了解一鱗半爪。盡管如此，我們的興致依然不減。

年中，朝鮮戰爭爆發，東亞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金日成將軍領導的朝鮮人民軍，在戰爭初期，節節勝利，把李承晚傀儡軍趕到斧山的新聞，給我們以很大的鼓舞。隨后，美帝國主義者打著聯合國的旗號，糾集一些仆從國家，派大軍在仁川登陸，妄圖攔腰截斷朝鮮人民軍的退路。與此同時，還公然派出其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整個戰局驟然逆轉，令我們深感緊張和憂慮。

10月1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侵略軍，自恃擁有強大的軍事優勢力量，罔顧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并于10月19日占領平壌后，繼續向北推進，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甚至出動轟炸機侵入中國東北領空扔炸彈。

在氣焰囂張的敵人面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政府支持下，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毅然派出以彭德懷為司令員的數十萬中國人民志愿軍，雄糾糾、氣昂昂地赴朝參戰，結果，把以美帝為首的聯合國侵略軍，趕回三八線以南，其飛揚跋扈、有“日本太上皇”之稱的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五星上將，因戰事失利罷官收場。這一轟動世界的國際新聞，極大地鼓舞了各國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革命斗爭，成為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熱議的話題。

令人更為鼓舞的是，1950年底，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了控訴美國侵略臺灣的可恥行徑，揭穿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朝鮮問題上對中國進行的辱罵和誣蔑，派出了伍修權將軍作為特別代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伍將軍在會上所作的理直氣壯、義正詞嚴、針鋒相對的發言，把美帝的侵略行徑罵得狗血淋頭（此四字乃伍將軍發言稿原話，見《解密中國外交檔案》），把美英等西方國家辱罵和誣蔑中國之詞，駁斥得體無完膚，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的威風，真是人心大快。記得當時的新加坡《南洋商報》以《伍修權咆哮成功湖》的大字標題，報道了有關的新聞和他的發言，引起廣大讀者的熱烈反響。（注：成功湖為聯合國總部所在地）

事實證明，從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高聲宣布“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那一刻起，中國人民就不再是可以任人魚肉、宰割和欺凌的對象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騎在中國人民頭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的時代業已一去不復返了。

想想數十年來新中國在第一代領導人手上在各條戰線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兩個超級大國的爭霸中，傲然屹立，并獲得廣大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和人民支持和擁戴的事實，看看今天某些人所謂“弱國無外交”（即弱國腰板硬不起來）之說，不僅令人覺得這種論調幼稚、可笑、片面，難于自圓其說，而且簡直是不顧歷史、不顧事實、數典忘祖的一派胡言亂語。

五、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1951年，福華和我順利升上初中三。他仍在甲班，我仍在乙班。跟初中二時一樣，還有一個丙班，加起來，共三班。有一篇紀念林清祥的文章：《林清祥的政治生涯》里，提及我們初三班是這幺說的：“1951年，華中初中三共三班，有108位學生。108是個吉祥的數字，它令人想起中國文學名著《水滸傳》里的108條的好漢”。（見《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一文，作者：陳仁貴；譯者：楊培根，載于《林清祥與他的時代》上冊）

俗話說：“自古英雄出少年”。如今回想起半個多世紀前，年僅十多歲的初三班同學（當然還有全新華文中學男女學生），的確像“水滸傳”里的好漢那樣，毫無畏懼，敢于造反，造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其傀儡的反，成為爭取新馬獨立的好漢。他們中佼佼者的鮮活臉容，至今依然閃現于我腦海里。

不過，話說回來，福華和我作為初三班成員，當年實在未曾留意過初三班有多少條好漢，也未曾想過日后會成為其中一條好漢。我們只是注意到，初三班同學之間的隔閡日漸消除，關系日益密切，活動日漸增多。

三班里要數甲班出的好漢最多。記憶中，除福華、清祥外，還有方水雙、龔清泉、莊煥庭、謝宜殿、盧業勛等；公開活動中最為突出的，自然要數清祥和水雙了。如所周知，清祥和水雙后來在反帝反殖爭取新加坡獨立運動中，雙劍合璧，為維護和捍衛新加坡人民和工人的利益，曾跟殖民當局和盤剝工人的資本家進行堅決的斗爭，雙雙成為新加坡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和政壇上紅極一時的風云人物。

如果沒記錯，福華和清泉則是甲班主席的當然人選。清泉個子矮小，皮膚黝黑，他老爸是“綠巴”董事，當年他就表現出響當當的辯才。不過，說實話，業勛這個一直保持低調、不輕易拋頭露面的同學，才是三班當中非晁蓋則宋江的“領軍人物”。大家都親熱地叫他“老盧”！

乙班同學里，記得的有佘文鎖、楊考軍、顏自強、楊閏鈿、宋綿有、吳浩鈞和一位廋高個籃球打得不錯姓胡的同學。乙班主席是宋綿有，個子瘦長，作文不錯，后來回中國去了，如健在，也許還在天津。

佘文鎖和我同桌，幾乎無所不談。他是個不修邊幅，不拘小節，甚至認為穿得越邋遢就越革命的人。這也難怪，他當時的家，就在奎因街開了一間舊機器修理鋪，回家后要和油污打交道，從他身上有時還能聞出那股油污的氣味。不過，他也有書卷氣的一面：愛讀書、看報、寫文章，經常給報館投稿，還把刊登了的文章給我看。就我所知，他原來是和清泉、老盧一伙的小學同學。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反殖愛國運動蓬勃發展時，他也是活躍分子之一。據說，如今的他，已成為新加坡教授級人物，印尼問題專家之一。

丙班同學當中，較有印象的是陳世鑒以及一位名叫郭炳章（？）的同學。陳世鑒是丙班主席。值得在這里一提的是，陳世鑒正是1957年在人民行動黨內部搞“政變”、差那幺點就把人民行動黨“一分為二”、令李光耀大為惱火的重要參與者之一。郭同學身材魁梧，籃球打得不錯，是校隊隊員之一，自然是初三聯隊隊員之一，后來據說成為新加坡有名的殷實商人。

這一年，初三班的課室又從鐘樓下面搬到鐘樓左側一排新蓋的雙層建筑物。甲班教室設在二樓尾端的一間，乙班在其隔壁，丙班以及初中二的教室在樓下。陳世鑒的弟弟——陳世聰，以及李永素、鄭有日等，是初二班的積極分子。

福華一伙關丹同學（我已算是半個關丹人），此時也從只有“一衣帶水”之隔的杜尼安路，搬到拐入南洋女中路口的武吉知馬路約四英里半處。那里有一排雙層店屋，我們租用了其中一間的樓上安身。樓下則為吉蘭丹來的同學租用，他們當中有華中生，也有南中女同學。他（她）們都是沾親帶故的同鄉，所以無所避忌。

還記得，我們一伙當中，計有陳萬和、岑今漢、周密、福榮、福華、劉金灶、我以及一位姓詹的同學（詹忠謙的親戚），共八條漢子。今漢、萬和、周密當時都是高中生。萬和就是前面提到過發展福華為“讀者”和“盟員”的那位，他的數學一流。

樓上十幾平米的空間隔成兩間房，八條漢子分成兩伙人，各占一房。房內家徒四壁，只有一張桌子，兩張長椅，以及各自用裝煉乳木箱制成的小柜，供放衣物、書籍之用。平時，兩伙人就在各自房間里活動，晚上溫習完功課，把桌椅收拾好，席地而睡。

跟以往寄宿生生活大為不同的是，一大早起床，洗漱完畢，吃過早餐，就得沿著武吉知馬路步行約十分鐘到學校上課。中午放學，又得急急忙忙趕回家煮午餐。晚飯也得自己弄，雖然時間比較從容。其間，還得擠出時間回校打打球，鍛煉身體。

記得當時燒飯煮菜的雜務，八條漢子都得親自動手，“無一幸免”。我們分兩人一組，負責每天的膳食。福華和誰同組，早已忘了。我則和周密一組。周密家庭清貧，父親是位窮教書先生。幸得他早“當家”，對買菜煮飯駕輕就熟，手腳麻利，我跟著他學到了如何燒飯煮菜的基本功。那時，為了趕時間，中午來不及煮飯燒菜，一般都煮粥吃，越簡單越好。由于人多，還買了印度人用以煮飯的最大號的平底鋁鍋來煮粥。至于當時誰理財，每人每月要交多少生活費，已記不得了。

回想起這段學習、生活的日子，既緊張活潑又團結互助。更為難得的是，那幺多條來自不同籍貫（萬和、今漢是廣府人、周密、福榮、福華是福建人、金灶好像是興化人、姓詹的同學是海南人、我是客家人）、不同年齡、不同班級的漢子，擁擠在面積不過十幾平米的狹窄空間里，彼此之間從沒因各自生活習慣、興趣、思想和性格的差異，引發過口角或爭吵，更不用說大打出手之類不愉快的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對于我們來說，與原來在學校寄宿的生活相比，無異于一次很好的磨練，其好處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現在每日三餐、清潔衛生都得親自動手，再不能像過去那樣，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當一個四肢從來不鍛煉的“少爺”了。

進入初三后，我們三班“好漢”的讀書觀念，也比以前積極，因為我們開始認識到，要爭取和團結大多數的老師和同學，再不能“吊兒郎當”了，必需在學習方面做出表率，才能讓他們信服。

教初三班國文的，是一位中年老師，還記得他姓王，名字忘了，忘不了他講的課別具特色，生動有趣。他活似一位私塾先生，端坐在同學們面前，講述古詩詞時，興頭上來，便一面搖頭晃腦，一面口中吟詠：“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完全陶醉于其間，忘乎所以，自得其樂之神情，溢于言表。同學們第一次目睹老師如此講課，自然感到新奇和有趣。不過，同學們，就算比較調皮者，并沒有訕笑他，反而很喜歡他，尊重他，因為他教同學們學會欣賞不少底蘊深厚、意境不凡的古詩詞，使同學們對古文學的興趣和欣賞能力都獲得提高。

王老師吟詠的這首詞，叫什幺名字，何人所作，實際上早已忘了，查遍《唐詩三百首》，并無所獲；四處問人，也不得要領。后來，一家熟悉的書店老板推薦一本紅旗出版社出版、周宏讓主編、名為《跟毛澤東學文》的書給我，買了回家隨手一翻，一首似曾相識的詩篇《琵琶行》映入眼簾，讀了開頭的第一句“潯陽江頭夜送客……”，不禁喜出望外，這不正是我要尋找的那首詞嗎！作者原來就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令我更為驚喜的是，全球億萬人敬仰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也非常賞識這首詞，他閱后寫下的批語是：“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在天涯。作者與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詩高處在此，不在他處。其然豈其然呼？”（原文引自《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2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見《跟毛澤東學文》第131頁）需要說明的是，“江州司馬”指的正是白居易，因為他其時做諫官觸犯了皇帝，被貶為江州司馬，故名。無獨有偶，據《跟毛澤東學文》編者介紹，“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一千古傳誦的佳句，也是出自白居易16歲時寫的一首詞《賦得古原草送別》。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個意外收獲。

記得，王老師還教了另外兩首古詩詞，一首是唐朝“詩圣”杜甫反對當時朝廷窮兵黷武的《兵車行》，另一首是毛澤東譽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愛國英雄”——宋朝抗金名將岳飛的《滿江紅》?！侗囆小愤@首唐詩，不重溫的話，差不多已忘光了，只有開頭的一句：“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還有印象。不過，岳飛大有氣吞山河之勢的名篇《滿江紅》，相信許多同學至今不僅仍然會背，而且仍然會唱：“怒發沖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福華雖然唱得不很好，同樣能把它背下來，因為這首傳頌了八九百年的名篇所產生的深遠社會影響，在古代詩詞中沒有一篇能和她媲美，尤其是詞中“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兇奴血”所抒發出來的那種豪邁氣概，更是令人豪情萬丈，熱血沸騰。

另外,在王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導下,我們的作文,尤其是議論文的寫作水平，提高不少,許多同學都獲得80分以上的高分。

那時，為了進一步搞好與王老師的關系，三班一些同學在假日期間，曾經結伴到他在樟宜的住家拜訪，令他很受感動，覺得我們確是“孺子可教”也！遺憾的是，福華和我都沒料到，和王老師這段師生情，不久后就被迫中斷了。據說，王老師后來對于反殖愛國學生運動，都舉雙手表示同情和支持。

初三班“冒尖”的時刻，終于來到了。首先，作為初三畢業班(1954級)，單是自己班里的事務和活動都排滿了日程：要收集和編輯同學們和各種活動的資料、照片，準備將來出畢業特刊；參觀工廠，如南益樹膠廠和黃梨罐頭廠、百事可樂廠、花莎尼汽水廠、和和餅干廠等，以增廣見聞。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同學們平生第一次參觀在當時算是比較具規模的資本主義企業，打開了眼界，初步了解了其生產過程，同時親歷其境，目睹工人們的勞動以及工廠的生產設備和環境。福華、我和每個同學都非常感興趣，并且從參觀過程中獲得了書本上所沒有的一些知識。

此外，當時學校體育主任決定舉辦校內籃球班際賽，我們初三班聯合起來組成了初三聯隊，決定參賽。福華和我都獲選初三聯隊員。與此同時，為了參加這次班際賽，需要制作一套初三聯的球衣和球褲，這件事就交由金灶和我負責。記得金灶和我從奧運會的五環旗獲得靈感，設計了一套印上三環緊扣和“初三聯——1954”紅色圖案，并帶紅捆邊的黃色球衣和左右兩邊各一條紅杠杠的黃色球褲，拿到位于大坡大馬路附近的吉靈街（吉靈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當年對淡米爾籍印族同胞侮辱性叫法）一家體育文具用品店制作。這套新球衣褲做好后，拿回來看，效果不錯，隊員們都滿意。

眼看就要開賽了，連南中的一些女同學都約好要來給初三聯隊加油打氣的時候，福華和我雙雙“出事”，書沒得讀了，新球衣和新球褲也沒得穿上，留下無限感慨。

記憶中，初三班的對外活動，是從野餐開始，而且是由南華女中初中一同學主動來約請的。她們當中較活躍的有呂紅帳、嚴明花、蔡石君等。最初，她們和福華那班來往較密。雖說算起來她們屬“小妹妹”，但紅帳卻是初三班的“大哥”——老盧的愛人，也是明花、石君她們南華初一班的“大姐”，所以由紅帳和老盧幕后“牽線搭橋”，讓這些“小妹妹”出面來聯絡初三班搞野餐活動，也就“順理成章”了。當然，就我記憶所及，野餐活動早在念初一（1949年）時，各班級都有舉辦過，不過全是各班級自己搞的清一色男生野餐，沒有與外校女生聯合起來辦。

明花和石君后來與初三班關系熟了，曾到福華一伙關丹同學在武吉知馬路四英里半的居處做客。順便說一句，明花哥哥——自強，和我同班。那時，我雖失去組織關系，但我“不甘寂寞”，總想為組織“添磚加瓦”，所以，晚上有空，偶爾會坐“綠巴”到坡底找他，想發展他為“讀者”。后來才知道已有人“捷足先登”。不過，這并沒有妨礙彼此之間的交往，我和他倆兄妹曾經一起到新加坡市政大廈前的大草坪走走，一面坐在南國夜空下納涼，一面海闊天空，無所不談。記得當時自強曾提出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萬一被捕，遭到敵人嚴刑拷打，要怎幺樣才能忍受皮肉之疼？才能不變節投降？”說實在的，我作為一個未經斗爭鍛煉和殖民地牢獄之災的“后生”，一時間真不知要怎樣回答才能令他和自己都滿意，想了片刻，才說：“主要靠堅定的思想信仰和斗爭意志，以及不怕犧牲的精神”。

南華女中同學打開初三班對外交往的大門后，緊接著，南洋女中的同學也來正式約請我們聯合起來搞野餐活動了。當時她們還要初三班各派代表一名到南中去和她們的代表討論有關事宜。記得擔任甲班代表的是謝宜殿，乙班代表是我，丙班代表是誰已經沒印象了。對方則是南中高級師范班的同學，按我當年推想，她們應該算是我們的“學姐”。作為高級師范班的學生，畢業后的職業，將是擔當“百年樹人”重任的教師。

有趣的是，后來與她們接觸多了，才發現她們中好些同學都特別喜愛用動物名稱給自己取個綽號，如“老鼠”、“野貓”、“野兔”、“野象”等，不一而足。僅此一點，不難想象她們當年是多幺天真、活潑、爛漫和充滿青春氣息的一群。而我們這些男的，年紀可能比她們小，卻顯得有點“老氣橫秋”。實際上，在其后的反殖愛國民主運動中，她們和南僑、南華、中華等女校同學一樣，也是最積極、活躍、出眾的一群。

接踵而來的野餐活動越搞越紅火，參加者遍及全新華文中學各班級的男女同學。在這種情況下，南中的這一群同學和我們初三班同學，被較低班的同學看作是“老大姐”和“老大哥”，因此，他（她）們在搞野餐活動時，經常會邀請“老大姐”和“老大哥”的個別同學參與，給他（她）們打氣，助威。

當年，每逢星期天，一輛又一輛滿載著華校生去野餐的羅厘車，為了接送參加的同學，穿梭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朝著樟宜勿洛或榜鵝的目的地開去，車上青春激越、熱情奔放的歌聲隨處飛揚。這種似曾相識的熱鬧情景，蔚然成風，引起沿途路人帶著驚羨的目光駐足觀賞。回程時，同學們玩得疲倦了，歌聲仍然不斷，尤其是《別離歌》：“唱起我們的歌來，不要為別離悲哀，我們是現在的主人，偉大責任在身上。我們有共同的理想，我們有共同的信仰，向共同的目標前進，好像不分別一樣。……”的歌聲，一直激勵著鼓舞著同學們的士氣??！

可以說，新加坡華文中學生正是從此時開始，以一種合情、合理、合法并適應年輕人特點、使殖民當局難于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撓和破壞的活動方式，沖破了殖民當局長期來以緊急狀態法令這個緊箍咒，對新加坡華文中學生的公開活動所施加的諸多野蠻無理的限制，為日后新加坡學生運動和其它反殖愛國民主進步運動的開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些野餐活動同時彰顯，那個時代的全新華文中學生，即便是初中一年級的中學生，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出眾的組織能力。野餐活動的每一項準備工作，從聯絡異校，租車訂餐，購買水果汽水，安排游戲節目以及其它組織工作，無不由負責主辦班級年僅十多歲同學自己一手操辦。

由于各項準備工作做得有條不紊，加上游戲節目豐富多彩，還有眾多內容健康、旋律優美、容易上口而且適合年輕人特點的歌曲，可以大唱特唱，盡情地唱，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年的野餐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同學們玩得開心到樂而忘返甚至是樂此不疲的地步。

我們玩的游戲節目內容如此豐富，經過半個多世紀之后，差不多記不全了。不過，李光耀在其回憶錄里提及當年我們華文中學生在野餐時玩過的深受同學歡迎的一個游戲，叫“抓領袖”，倒是提醒了我。請看，他是這幺說的：“我看過他們在野餐會上玩‘抓領袖’的游戲：二三十個學生圍成圓圈，人人都摸鼻子、拉耳朵或拉衣袖，目的是要抓領袖者認出帶頭改變信號，使其它學生也立即跟著改變的人。隊員合作的話，領袖不是那幺容易被抓到的?！保ㄒ姟独罟庖貞涗?923-1965》第220頁）

李光耀在回憶錄里不惜花費筆墨提及華校生那個年代所玩的“抓領袖”游戲，當然不是因為他有閑情逸致來欣賞這個游戲，而是因為他想借題發揮，說明“親共分子”在日后的群眾運動中之所以能善于操縱群眾大會和指揮群眾行動，把一切都編排得很好，靠的就是通過玩這種游戲學會了控制舞臺的技術。他甚至認為，林清祥后來之所以能聲名鵲起，除了靠自己的演講，靠的就是這種控制舞臺的技術。李資政的想象力未免過于豐富了，游戲就是游戲，果真有如此大的作用，是我們這些游戲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記得我們還玩過一個叫“傳紅包”的游戲。與“抓領袖”一樣，數十位同學先圍坐一團，然后由一位同學背對著集體，或放音樂，或敲鑼打鼓，讓“紅包”在數十位參加者當中傳來傳去，經過一定時間（約數圈）后，樂聲或鑼鼓聲就會突然中止，此時，“紅包”落到哪個同學手里，他就得拆開“紅包”第一層紙，看看里面寫的要求，然后按照要求，出來表演節目，或唱歌，或講故事、或猜謎語，或說笑話。因為這樣，每個同學都怕“紅包”傳到自己手里時，樂聲或鑼鼓聲突然中止，于是，往往不接穩，就拋給下手，“紅包”便越傳越快，同學們的情緒就越高漲?？梢哉f，這個游戲緊張、刺激和好玩之程度，絕不輸給“抓領袖”。

此外，還有一個游戲節目，叫“傳口令”。先選出一位負責發口令的同學，接著把參加者分成若干隊。游戲開始，由負責發口令的同學把口令低聲告訴向他（她）小步跑來的隊長，他們聽了之后，又急忙往回跑，把口令低聲傳給自己的下一個隊員，就這樣一個傳一個，傳至最后一個接受口令的隊員，他一聽，不管聽清楚與否，便拔腳向發口令的同學跑去，把口令復述一遍，結果看哪隊傳的又準又快，誰就贏得比賽。這個游戲也很好玩，一個簡單的口令往往傳到最后竟然“錯誤百出”，令同學們開心不迭。值得慶幸的是，至今尚未聽說有人給這個游戲扣上進行軍事訓練的“大帽子”。

除了游戲，我們還跳一種源于蘇聯又由中國“引進”的舞蹈，就是邊跳邊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個朋友，行個禮來握握手……”的集體舞。至于“交際舞”，我們是“敬而遠之”。

其實野餐活動中所有這些文娛節目，都是為了搞搞氣氛，使同學們玩得開心、愉快、盡興，別無他意。而且，這些節目如果沒記錯，都是從介紹青年人玩游戲的書上“移植”過來的，并非我們所創造。

說實在，更能鼓舞人心的，是那些深受同學歡迎，后來在全新華文中學生的野餐活動和各種場合，大放異彩的眾多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歌曲：有解放前后中國年輕人愛唱的歌曲，如《團結就是力量》、《大家唱》、《跌倒算什幺》（這首歌可能是由《坐牢算什么》改過來的）、《朱大嫂送雞蛋》、《讀書郎》、《古怪歌》、《茶館小調》、《壞東西》、《傻大姐》以及王洛賓的多首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青春舞曲》、《半個月亮爬上來》、《康定情歌》、《都達爾與瑪麗亞》、《掀起你的蓋頭來》、《沙里洪巴》等，有臺灣民歌：《高山青》（后來在《阿里山風云》電視劇里改名為《阿里山姑娘》）、《我愛我的臺灣》，有蘇聯歌曲：《光榮犧牲》、《貝加爾湖之歌》、《喀秋莎》、《海港之夜》、《青年團員之歌》、《快樂的人們》、《深深的海洋》等，英國民歌《當我們在一起》，蘇格蘭民歌《友誼萬歲》，還有印尼馬達族民歌以及一首上面提到野餐歸途上必唱的《別離歌》。

這些歌曲當中，有的在日后反殖愛國運動中成為鼓舞斗志、影響深遠的歌曲，如《團結就是力量》、《我愛我的馬來亞》（由《我愛我的臺灣》改編）、《在森林和原野》等。世事滄桑，提起這些歌，相信參加過當年野餐活動和獨立斗爭的朋友，依然是津津樂道，回味無窮。至于馬來亞本身的革命歌曲，在當時白色恐怖環境下，只能在私底下傳唱，記得有兩首：《樹膠花開》和《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歌》，在同學們當中，廣為流傳。

令人捧腹的是，《在森林和原野》這首旋律優美動聽，輕快活潑，深受同學們喜愛的丹麥民歌，其歌詞原文是這樣的：“在森林和原野是多幺逍遙，親愛的少女呀，你在想什幺？摘下一朵美麗可愛的鮮花，這是多幺美麗呀多幺美麗呀！鳥兒們都在歌唱，鳥兒們都在舞蹈，少女呀你為什幺悲傷又苦惱。哪年哪月哪天哪個時辰，親愛的少女呀，你來猜猜看。哪年哪月哪天哪個時辰，煩惱苦悶完全消散，快樂又悠閑。這樣的日子不遠了，只要心兒沒有老，幸福的生活呀就快要來到。這樣的日子不遠了，只要心兒沒有老，幸福的生活呀就快要來到”，我們從《外國民歌選》“引進”時，為了使這首歌的格調高一些，就信手把歌詞中幾處“少女”的字眼，稍稍改為“朋友”，誰知這一改，給人們以更大的想象空間，竟收到“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效果。同學們越唱越起勁，越唱越喜愛。數年后，殖民當局“如夢方醒”，把這首歌與馬共游擊隊同英殖民軍展開的叢林戰掛鉤，判定她是一首鼓吹馬共領導的森林戰的歌曲，因此，在其《憲報》上煞有介事地宣布為“禁歌”。由此可見，當年英殖民當局的神經，脆弱到何等地步！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讀書郎》這首在上個世紀40年代許多孩子耳熟能詳的歌曲，其詞曲作者宋揚，數年前已于北京逝世，享年86歲。據介紹，他年輕時即投身中國革命，創作了不少革命歌曲。1944年秋，他在廣西參加抗敵演出四隊工作，由于日軍戰機轟炸，轉移途中不幸負傷，到一家陸軍醫院治療時，剛巧醫院附近有所小學，每天看到小學生背著書包經過病房門前去上學，有一天，忽然靈感如泉，一夜間便寫出這首不僅在當時風雨如晦的舊中國廣為流傳，而且在南洋各地（包括新馬、印尼）華校生當中熱烈傳唱的《讀書郎》的詞曲：“小嘛小兒郎，背著那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只怕先生罵……”

《古怪歌》則是他創作的另一首深受歡迎的革命歌曲。這首歌以輕松、詼諧、具有民謠風的詞曲，對國民黨統治下蔣管區種種貪污、腐敗、結黨營私、欺壓老百姓的黑暗現象，予以無情的鞭撻。記得歌中是這樣唱的：“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墻，燈草打破了鍋啊，……古怪多啊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月亮西邊出啊，太陽東邊落啊，天上棱羅地下裁啊，河里的石頭滾上坡，滾上坡?！?，這是《古怪歌》的第一段歌詞，其實第二、第三段歌詞，更為精彩。就時空來說，這支歌距今至少已有六十年歷史,神州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已進入21世紀所謂全球化時代，撫今追昔，唱一唱《古怪歌》，她的韻味和針砭時弊的力量依然十足，絲毫不減當年。

福華在野餐活動方面，雖說不是很活躍，不過，在主持甲班工作以及接下來的其它活動中，如救濟火城火災災民的賑災工作方面，已嶄露頭角。記得這一年某一天黃昏時分，一位名叫王如明的高班同學（與黃明強同班），前來我們在武吉知馬四英里半的住處找福華，要他去聯絡南中同學一起研究救濟火城災民的賑災活動。福華聽了有點為難，一來他和她們并不熟悉，其次，他比較不習慣單獨和女同學打交道，再說這位王學長來得太突然了，跟我們也“非親非故”，沒有什么關系。不過，話雖如此，那時我們年輕，“熱情可嘉”，也顧不了許多，于是，福華和我商量后，由于我和她們幾個認識，決定由我出面。王學長自然贊成，還趁熱打鐵，要我即刻動身去找她們。

可是，我們連她們住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找？后來，靈機一動，想起樓下住著幾位來自吉蘭丹的南中同學，便向她們打聽。結果，通過她們終于打聽到“野的一群”中的一位的住址。我沒多加考慮，便冒冒失失連夜坐“綠巴”到坡底上門去找。幸好她不僅沒給我“閉門羹”吃，知道我的來意后，還熱情地領我到某個地方與“野的一群”里幾個主要同學見面。彼此就賑災問題，特別是就如何在全新華文中學生當中開展和部署救災活動進行商議后，時間也晚了，我怕搭不上最后一班“綠巴”回家，就趕緊和她們道別。回到住處，我把商議結果告訴福華，日后，初三班的救災工作實際上是由他負責。

說起王明如學長，他的“趣聞軼事”還蠻多的。其一，因為他的頭長得特別大，同學們尤其是女同學喜歡拿他開玩笑，稱他“大頭”，他也“受之無愧”；其二，他曾發表文章，公開鼓吹追女子的“公雞論”。據他自己介紹，他正是像公雞追母雞那樣，死纏硬磨，窮追到底，幾經周折，終于把愛人追到手，因此，他的“公雞論”，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真理”。不過，我感興趣的，不是這些廣為流傳的“趣聞軼事”，而是他向福華和我談起他跟馬共總書記陳平很熟悉的故事。當時，聽他這么說，以為他在吹牛，我們都抱著將信將疑、姑妄聽之的態度。

時隔半個多世紀，讀了陳平回憶錄第二章的記述，才曉得總書記本姓王名文華，他父親南來初期，曾在新加坡一家經營汽車和自行車零件生意名叫萬豐隆的公司打工，當學徒。后來幾經努力，才“自立門戶”，在霹靂實兆遠甘文閣36號店鋪開了一間萬豐隆分店。據回憶錄介紹，萬豐隆老板姓王，是總書記父親同一個王姓村子里的老鄉，而我后來聽說，王如明就是萬豐隆老板的公子，難怪他當年敢于對我們夸說，跟陳平很熟稔了。

此外，這期間，各校同學還熱衷于舉辦電影招待會的活動。記得那時幾乎每周舉辦一次，門票收入作為賑災等公益事業用途。地點多是在位于惹蘭勿剎路附近的《麗士》（REX）戲院。在當時的環境底下，同學們只能挑選一些內容比較健康的西片和國語片放映。記得西片方面，有《百萬英鎊》、《亂世佳人》等。如沒記錯，還有一部蘇聯片（片名忘了,只記得其主題曲《貝加爾湖之歌》）。國語片方面，放映了好幾部，其中之一叫《清宮秘史》。當年我們把它看作是一部揭露清廷秘史并由著名導演朱石麟和著名演員周旋、舒適主演的宮闈片，理應不會有什么大問題。而且，這部電影的故事并不怎么樣，沒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不料，數年后，這部電影受到嚴厲批判，批判文章的題目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著實嚇了我們一大跳。

從參加和組織野餐、救濟火城火災災民到組織電影招待會的活動，新加坡華文中學生的反殖愛國學生運動已開始浮出水面。殖民當局看在眼里，記在心上，正密切窺伺著。它在學校里安插的“職業學生”，也不斷把學校的情況和學生中活躍分子的活動向其報告。我們雖說有所防備，但這些活動畢竟觸動了殖民當局的根本利益，于是，就在這一年（1951年）8月的某一天，拿華僑中學的一批同學（主要是初三班）開刀了。

記得那一天上午，剛上完一節課，我走出二樓教室到走廊休憩時，望著寬闊校園郁郁蔥蔥的景色，不料，見到一輛黑色“棺材車”（警車）正從入口處的小路緩緩駛入學校，然后停在鐘樓校長辦公室下面。我忽然感覺不妙，想必有事發生，便走下樓去，正想往校長室看個究竟，還沒走幾步，就與一位認識的校工相遇。他對我說：“張泰永，校長要你到他的辦公室”。說完，繼續往前走。我遲疑片刻，也掉頭往回走，正好福華急匆匆迎面走來。原來，他也被“傳召”。

我們一商量，覺得事態嚴重，因為他當時在武吉知馬四英里半住處用煉乳箱做成的小柜子里藏有組織文件，我則有剛油印好的一大疊新歌紙（其中有一首蘇聯歌曲《假如明天戰爭》），留在柜子里，準備下一次野餐活動發給同學們傳唱。我們一致認為，這些材料萬一被發現，肯定是“兇多吉少”。

就在我們躊躇不決之際，很湊巧，老盧往我們走來，我們趕緊把情況告訴他，要他給我們出主意。他聽了我們的話，果斷地表示，“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們聽了，也沒問清楚該跑到哪里，就拔腳往小食部（在李異南老師住所附近）的后山方向飛跑，然后沿著學校邊沿一條雜草叢生的山路，小跑到位于武吉知馬路約五英里半處的路口。

坦白說，作為外地生，此時此刻，該往何處躲藏，以后的路該怎么走，頭腦里一片空白。興許是“天無絕人之路”抑或是“吉人自有天相”吧，就在這個時候，一輛從坡底開來的“綠巴”停在附近的車站面前，沒想到，從車上走下來一位皮膚黝黑、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的小矮個，仔細一看，那不正是福華、清祥同班同學——龔清泉嗎！福華和我就像見到救星似的，頓時喜出望外。原來他在車上已經看到福華和我正在路旁猶疑張望，特意從車上下來和我們會合的。

福華和我都沒留意到，那一天上午清泉并沒來校上課。據他說，殖民地警察和特務在昨天晚上已經對一批華中學生展開逮捕行動。他知道，清祥已在家被捕，他則幸運逃過一劫。日后，我才獲悉，就在同一天晚上，殖民地警察和特務也曾到我身份證上填寫的地址（大坡福建街父親同鄉的店里），大肆搜查，準備逮捕我。結果，撲了一個空，只好來學校抓人。知道事情原委之后，我們問清泉怎幺辦？幸好，這位“智多星”早已“成竹在胸”，建議我們和他一起坐上“綠巴”，前往義順方向半路一個同學的果園，再商量下一步行動。

中午過后，幾位同學來到果園，有果園主人薛濟團同學，一位好像是初二班同學黃維勇，還有我同班同學楊考軍。令我們大感意外的是，福華的同鄉周密也來了。我們實在沒想到他也在黑名單之列，因為據我們了解，他雖和我們住在一起，平時除愛打打籃球，絕少參加學生方面的活動。印象中的他，為了畢業后，能幫家庭增加收入，一直是位“循規蹈矩”、有點膽小怕事的學生。此外，除初三班同學，據說，還有初二班同學，如果沒記錯，李永素也“榜上有名”。

經過商量和討論，決定福華和周密由維勇帶走，并安排他們安身之處。清泉和我，則由考軍帶到武吉知馬路接近新柔長堤的鄉村家里暫避。就這樣，在殖民當局的迫害下，已在念高中打算畢業后出來謀生幫助家庭的周密，美夢成空；臨初中畢業的福華、清泉和我，中斷了在華中校園兩年多難于忘懷的讀書生活。從此，年僅十多歲的我們，開始了在新加坡“浪跡天涯”的地下生活，真正成了“梁山好漢”，成了反帝反殖爭取馬來亞（含新加坡）獨立的斗士。（注：1948年6月20日英帝宣布實施緊急狀態，馬共被迫拿起武器上山打游擊，當年北馬一家華文報曾以“昔日梁山好漢重上梁山”的大字標題報道了有關新聞，那時筆者仍在怡保念書）

英殖民當局原來企圖通過對華中同學這一逮捕行動，對已開始露出反殖苗頭的全新華文中學生的活動進行恐嚇和打壓，殊不知，結果適得其反，我們拒捕的消息不脛而走，一時傳為“佳話”，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應。同學們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受到極大鼓舞。一位女校同學日后告訴我，她們得知消息后，當即做好準備，萬一英帝來逮捕她們，她們將仿效我們，堅決拒捕。

隨后的事實證明，面對年僅十幾歲的華文中學生的英勇斗爭，新加坡英殖民當局相當頭疼，有點束手無策：軟，自然不行；高壓嘛，又怕受到輿論（包括英國輿論）的譴責和笑話。在這種情況下，以林清祥（他在被拘留約一星期后獲釋）為代表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運動，乘勝奮起，從緊接而來的反對中學會考，反對服兵役（5-13斗爭），成立中學聯和組織各種文化活動開始，一直到投身于工人運動和憲制斗爭，并在鄉村地區進行地下活動的組織配合下，開展了有各族群眾參加、席卷全新的轟轟烈烈的反帝反殖爭取獨立運動，在新加坡歷史上書寫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斗爭畫卷。

                  六、“孔雀東南飛”

坦白說，福華和我被英殖民當局“相中”的時候，不論他或我從沒認為自己是領導學生反殖斗爭的領袖。我們充其量僅是拋頭露面的活躍分子。我們當時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也沒人在背后給予什幺具體指示，完全是出于反殖愛國的滿腔熱忱。特別是我，由于失去組織關系，說的不好聽點，就像是只“無頭蒼蠅”亂飛亂跳。

福華和我，果園分手后，從此“孔雀東南飛”。初時，他不知我的去向，我也不知他身處何方。我和清泉在考軍家里住了約一個星期，也呆不下去了。因為他父親看我們兩個年輕人，不讀書不工作，白天老是躲在家里不出門，心生疑慮，便對考軍說，他懷疑我們是“山老鼠”。最初我還“傻頭傻腦”，不知“山老鼠”何所指，問清泉，才知道是指在山里打游擊的馬共分子。這時候，幸得清泉這個“智多星”想出點子，把我帶下坡底安頓。后來，又由他說動他老爸在樟宜六英里的膠園深處蓋了一間亞答木板屋，我便隨他一家人（包括他父母親、哥哥等）到那里躲藏。

清泉祖籍福建興化，我和他一家子，雖然初始語言不通，但相處愉快。他老爸抽大煙，比較嚴肅，加上父子間交談時，聲量都很大，好像在吵架，令我有點“望而生畏”；母親是位很傳統的中國婦女，慈祥和藹，跟我有說有笑，還親手做又細又滑的興化米粉給我們吃；哥哥對弟弟言聽計從，為人正派，對我們很友善。不幸的是，多年后，從報章上獲悉，哥哥為了救老爸，活活被黑社會燒死。起因據說與綠巴公司內部糾紛有關。所幸沒有禍及清泉。之后，聽說清泉和隔壁一位郎中的閨女結為連理。應該感謝的是，當時我處境拮據，全無收入，所以，在他家藏匿約半年時間里，生活費分文沒交，全由清泉家人負擔。

正是在這里，初三班“大哥”——老盧常來找清泉聯系。我抓住機會，把我和組織失去聯系經年的情況告訴他，請他幫我恢復組織關系。他要我寫份詳細報告，把事情的原委講清楚，然后交他轉給組織。于是，通過他，我才得以重投組織懷抱。

也是在這里，出乎我的意料，又遇上了初二班同學——傅揖炎。其實，我在念初二時，從他的某些特異舉動，多少就猜到他可能是自己人。在他面前，論參加革命的歷史和資格，我算是后進。在當時組織內，他是抄寫秘密文件的高手之一，他的蠅頭小字，不但寫得又細又美，而且力度十足，可以復寫五六份，張張清晰,令我十分羨慕。我就是向他學習抄寫文件和美術字的。

另外，他對文學的興趣非常濃厚，尤其是對中外詩歌，情有獨鐘。通過他，我才懂得了一些中國作家的名字，如胡也頻、丁玲，中國文藝理論家和詩人胡風，詩人艾青、田間、袁水拍（解放前，以馬凡陀筆名發表了大量詩歌揭露和諷刺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貪污腐敗、欺壓百姓的黑暗現實），俄羅斯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美國詩人惠特曼，智利詩人聶魯達，還有一位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及其一首許多熱血青年背得滾瓜爛熟的著名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他自己也寫了不少詩作，記得有一首好像名為《克里姆林宮頂上的一顆紅星》，表達了當年革命青年對國際共運中心——蘇聯的熱愛和景仰。

令我終身難忘的是，他還給我講述了中國大文豪魯迅和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在上海的地下斗爭環境里，由相識到相知、相惜，結為患難與共的戰友的故事。據他說，《海上述林》一書，就是魯迅先生得知瞿秋白英勇就義后，為了寄托對戰友的哀思，不顧自己病危，出資出力，以“諸夏懷霜社”名義，編輯出版的瞿秋白的譯作（有關魯迅臨終前編輯、校閱、出版亡友遺稿的感人故事，可上http：//www.cReader.com查看《魯迅編輯的最后一部書——<海上述林>》一文）。

坦白說，那時我對瞿秋白的來歷知之甚少，只讀過他寫的一些雜文，由于在白色恐怖環境下，不便以自己名字發表，就以魯迅使用的幾個筆名在公開報紙發表?？梢哉f，瞿秋白的雜文，思想之深邃，水平之高超，語言之鋒利，已可與魯迅的“并駕齊驅”，讀了令人“迷離撲朔”，擊賞不已。

約數月后，不知出于什幺原因，組織又把我調離這里，從此我與清泉就沒再見面，傅揖炎后來與我如影隨形，最后去了中國。據說，他們還健在。

我走后，轉到位于新加坡郊區三巴旺一帶的勵德小學當地下教師。此時，我已獲悉福華和周密藏匿在湯遜路上半段四五條石附近的鄉村里，距離勵德小學有好幾條石遠。我已記不清是怎樣獲悉他們的藏匿地點的，反正那時年紀輕，真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只要說一聲在某某地方，不能用圖，照樣闖去找。

只記得當年從坡底坐巴士往三巴旺地區，半途可先在他那一帶停車，下車后，走約一二十分鐘凹凸不平的鄉間小路，便可抵達他藏匿處。他這一帶地區的村民，和三巴旺地區的村民一樣，幾乎是福建人，以種樹膠為生，部分村民為了增加收入，還兼養豬當副業。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當然不能與今日號稱國際大都會的新加坡相比，鄉村地區非常落后，沒電燈（點煤油燈或臭土燈，家境較好的點大光燈），沒自來水，沒電話，居民收入微薄，生活艱難，交通不便，信息不靈。

福華和周密在這里居住的是一間較大的木板屋，建在地勢較高的坡上，屋后是茅草叢生的小山崗。福華當時曾對我說，要是敵人夜間來抓人，他們準備爬過后窗，鉆進茅草叢里逃跑。

他們的居室非常簡陋，除了床、桌椅，還有一個用來夜間解手的大甕（原來可能是腌咸菜用）。那時候,鄉村居民在屋內很少蓋有什幺廁所，可是到了三更半夜，屋外漆黑一團，多數村民尤其是婦女，都不敢到外面上廁所，怕遇上蛇、蝎子、蜈蚣等有毒爬蟲，有的還怕“鬼”或壞人，所以只好在屋內放個大甕解決。再說，這些污穢對當時村民來說，又是種菜的“上佳”免費肥料。坦白說，我們這些剛從學校跑出來的“學生哥”，初時確實有點不習慣，不過，日子長了，也就“習慣成自然”了，并且覺得這未嘗不是貼近和體驗勞動人民生活的難得機會。

如果沒弄錯，福華的愛人李紅棗，就住在臨近地勢較低的一間村屋。她也是福建人，跟福華、周密雖不是同鄉，但在語言上的溝通完全沒問題。記憶中，紅棗有個姐姐或是妹妹，家里有一個豬欄，養有幾頭豬。福華和周密閑暇的時候，為了搞好跟鄰居的關系，常到她家串門或幫忙。有一次，我去探望福華時，他曾帶我到紅棗家做客，順便觀看姐妹倆養豬。就我所知，那時（1952年下半年）姐妹倆對福華和周密已萌生愛意。福華那時用阿Fat的代號稱呼我，所以紅棗如果有印象，也只知道有一個叫阿Fat的朋友。

我已記不清去過他那里有多少次了，有一天福華告訴我，除了從公路坐巴士來，從我教書的三巴旺地區的鄉村，經一條山路穿過膠園也可走到他那里，需時只要半個多鐘頭。不過，我始終沒試過。

正是在這里和他幾次見面期間，我才進一步發現福華在看書的時候，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好習慣，就是每看完一個段落，就會把書放下來，放在身上，然后閉目思考，慢慢咀嚼和消化書中的內容，務求融會貫通。之后，又把書拿起來看，又放下思考，如此這般，循環往復，直至把一本書看完。因此，他看書不求快，不求多，只求精，真正掌握精神實質，尤其是理論書。這點，充分反映出福華謙虛求知的學習態度。

可以說，他真正開始涉獵理論著作以及閱讀各類革命小說和文學作品，是在這個時期，因為此時的他，只能賦閑在家，有的是時間。記得在我“出事”之前，母親已走水（即跑單幫），乘船往來于棉蘭和雅加達之間，途中一定會在新加坡短暫停留。水客們就會利用這個空隙上岸做買賣。母親除了做買賣賺錢養家糊口，在我的請求下，還冒著被逮捕的危險替組織秘密運送了大量的革命書籍，包括毛主席著作的單行本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讀叢書”：《社會發展簡史》、《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此外，還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薛暮橋的《政治經濟學》，以及眾多的中國和蘇聯革命小說，如《新兒女英雄傳》、《李有才板話》、《苦菜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等。我曾拿其中一些理論書和小說給他看。

另外，那時候，中國在推行簡化字和漢語拼音，提倡學習世界語，他和我以極大的興趣討論和學習有關這方面的知識。至于在此時期，他閱讀過多少組織文件，什幺組織文件，我們都嚴守紀律，避而不談。

值得一提的是，福華轉入地下蟄居鄉村期間，我還發現他生活上更加嚴于律己，比在校時更加艱苦樸素。就以抽煙來說，那時香煙牌子名目繁多，價錢貴賤不一，“555”牌算是上等煙了，一般人抽的多是“海軍”牌和“星”牌中等煙，而他抽的卻是低下階層抽的“黑桃”牌次等煙。

可惜的是，正當我們有機會一起切磋學習心得的時候，一道《嚴密細則》通知下來，明令禁止發生橫的關系，一切沒有直接組織關系的來往必須終止，就這樣，此后我“軍令難違”，不敢私底下再去見他。更何況，不久后（大約1952年底、1953年初），組織上交給我一個新任務，要去完成，因此，我不僅離開了三巴旺的勵德小學，而且，連一聲招呼也沒打，就離開了這個花季少年時期共同生活了好幾年情同手足的好同學加好同志。從此之后，福華和我真的是“天各一方”，我就算有機會回來新加坡活動，也沒敢去找他。

                 七、國內外形勢大發展

我返回印尼執行新任務的時候，正是國際共運巨人斯大林逝世前后，國際形勢依然朝著有利于世界各國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運動的方向發展：1953年7月27日，在朝中兩國人民和軍隊堅強有力打擊下，以美帝為首的“聯合國軍”，被迫與朝、中軍隊代表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1954年3月至5月，越南人民軍在抗法戰爭中，在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發動了奠邊府戰役，把法國殖民軍打得落花流水，一舉解放了奠邊府，迫使法國政府于同年7月簽訂了《日內瓦協議》；從1950年代初起，印尼人民在蘇加諾總統的領導下，反帝反殖爭取真正民族獨立的斗爭浪潮更加高漲；1955年4月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進一步推動了亞非拉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其勢如燎原烈火，迅猛地在亞非拉燃燒。在這種熱火朝天的斗爭形勢下，1956年亞非學生會議在萬隆舉行，馬大學生會派出代表團參加，新加坡中學聯代表團則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了會議。

在國際形勢影響下，馬來亞（含新加坡）的政治局勢也發生了進一步有利于馬來亞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斗爭的變化。實際上，二戰后的大英帝國，昔日風光不再，它所統治下的殖民地一個又一個宣告獨立，其殖民主義體系在全球已開始土崩瓦解。在馬來亞各族人民在各條戰線戰上奮起抗爭和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抗英民族解放戰爭雙重打擊下，英帝國主義依靠軍事力量在馬來亞（含新加坡）強行恢復的殖民統治，也難于按照舊的方式維持下去了。因此，它謀求在政治上做些改良的同時，千方百計地挑選、培養和扶持可靠的代理人，以延續其殖民統治，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

于是，它開始在新加坡推行其控制下的所謂林德憲制改革報告，讓更多深受英國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熏陶的政客出來組織政黨，也半閉著眼讓左派分子浮出水面，從事各種公開活動和憲制斗爭，以便在適當時機，一網打盡；而在馬來亞內地，它繼續推行其有限度自治的大選，讓代表封建官僚買辦集團利益的政客出來參加競選，并宣稱愿意與大選的獲勝者討論馬來亞的獨立問題。

正是在國內外這種形勢下，為了順應馬來亞各族人民企盼早日實現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愿望，1955年12月28-29日，以陳平為首的馬來亞共產黨三人代表團（團員為陳田和拉昔-邁?。活檪€人安危，冒著生命危險，毅然從森林里走出來，與剛剛在1955年7月贏得馬來亞聯邦大選的巫、華、印聯盟代表東姑-阿都拉曼、陳禎祿，以及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在吉打北部的小鎮——華玲，舉行了一次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

會上，為了使這次談判能達成協議，陳平代表馬來亞共產黨莊嚴提出，只要聯（合）邦政府獲得內部安全和國防的控制權，馬共得到承認，馬共成員不受監禁和審查，馬共將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并放下武器。然而，由于英殖民主義者的阻撓和破壞，東姑-阿都拉曼不但斷然拒絕了陳平為結束戰爭、實現和平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議和正當要求，反而頑固堅持馬共必須接受其提出的等同于投降的“大赦”條件，遭到馬共方面理所當然的回絕，致使全馬人民企盼獲得成功的華玲和談，最后功虧一簣。

盡管如此，華玲和談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極大地鼓舞了馬來亞（含新加坡）各族人民爭取獨立民主自由的斗爭，同時成功迫使英殖民主義者隨后做出讓步,制定了提前給予馬來亞獨立的時間表。

與此同時，盡管陳平等馬共代表領導的游擊隊要在崇山峻嶺和原始森林里翻山涉水，轉戰各地，過著動蕩不安、糧食斷絕、缺醫少藥的艱難危險的生活條件下，與用各種現代化武器武裝到牙齒的數十萬英殖民軍交手，但是他們在華玲的現身，讓馬來亞人民有機會從和談的報道和圖片上看到，被英殖民當局用巨額賞金通緝并肆意詆毀為“共黨恐怖分子頭目”剛過而立之年的形象，卻是那么樸實年輕，平易近人，神采奕奕，豐采照人，尤其是陳平同志在談判桌上代表馬來亞共產黨人堅決拒絕投降和恥辱，誓言寧可戰斗到最后一個人的聲明，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令人肅然起敬，在馬來亞人民群眾中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

事實上，華玲和談的政治意義和馬共領導的抗英民族解放戰爭在馬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自由斗爭中的作用，已經濃墨重彩地載入馬來亞獨立斗爭史冊。如今,這一點業已成為馬來西亞各界有識之士的共識。

當年還沒有電視，我們又流亡印尼，新加坡報紙往往要遲兩三天才能收到，盡管如此，我們依然以極大的熱情和興趣關注華玲和談的進展，并盡綿力為這次和談進行宣傳，以擴大影響。記得，當時《覺醒周刊》進入創刊第三個年頭，銷量已達三四千份，在印尼華社和華人讀者中已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為了配合這次和談，筆者特意請流亡印尼的星市委負責人——黃明強，寫了一篇評華玲和談的文章，同時，請畫家老洪畫了一幅政治漫畫，發表在《覺醒周刊》和地下刊物《馬來亞通訊》（有關《馬來亞通訊》的式樣，見陳劍主編《浪尖逐夢》第8頁）。明強的評論，內容已忘，老洪的漫畫，印象深刻。記得畫面上，擺在東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和、一條是戰，而英殖民主義者則騎在東姑背上，指手畫腳，要他繼續走戰爭之路。

有趣的是，在我們閱讀到的眾多有關和談的新聞報道中，發現一則報道說，國內一家戲院在播放新聞片時，放映了華玲和談的紀錄片，而當畫面上出現陳平等馬共代表的鏡頭時，全場觀眾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叫聲，使英殖民當局十分尷尬和緊張，立即下令禁止放映云云，令我們雀躍萬分。

后來才知道，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饒有興趣地觀看了華玲和談的紀錄片，并對陳平代表馬來亞共產黨人在華玲和談上拒絕投降、堅持戰斗到最后一個人的立場，大加贊賞，說：“這是英雄?！彪S后，他老人家還說：“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投降’兩個字的！向敵人繳槍投降，一輩子抬不起頭，見不得人呀！”。（見《我肩負的使命》第103-105頁“毛主席第一次接見馬共中央代表團”，編寫：阿成[單汝洪]，馬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福華身處斗爭一線的新加坡，親歷新馬國內政治氣候的迅速變化，并且能夠以第一時間接觸到國內的眾多媒體，消息自然比處于“后方”的我靈通，他的感受和認識當然比我深刻。不過，對他這一時期的生活和活動，坦白說，全無了解。后來才逐漸知道，他在政治上日趨成熟，組織上跟他的同鄉和學長——詹忠謙并肩戰斗。據說，在我離開后的一段時期，他仍在鄉間居住，過著長期埋伏、默默耕耘的地下生活。但是，他并沒有松懈自己的斗志，放松對自己的要求，而是時時刻刻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積極參加勞動，幫助群眾，為群眾做好事、辦實事。他在鄉間籌備和開辦夜校和幼兒班，讓村民和兒童有機會接受起碼的教育，就是其中一個生動的例子。他的這一舉措，引起很大反響，許多同道中人紛紛效法。

在憲制斗爭蓬蓬勃勃發展時，他和原來在地下活動的許多干部，幾乎傾巢而出，以半公開半秘密身份，參加到一些群眾團體進行活動，予以配合。1959年新加坡大選期間，他也積極參與和幫助人民行動黨一些支部的選舉活動，為人民行動黨在是次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從而進一步登上最高政治權力中心，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說到這里，讓我想起福華雖然性格內斂，沉著，不易沖動，但他同時有一顆熾熱的愛心，對群眾、對同志，特別是對老人和兒童熱愛有加。有趣的是，他在和兒童戲耍的時候，有時會高興得“忘乎所以”，像個“老頑童”似的，喜歡講一些“俏皮話”逗孩子們，流露出他性格上純真的一面，說他是尊老愛幼的模范，一點都不過分。所以，我完全相信與他相處過的群眾、同志以及孩子們都會喜歡他。他后來在組織內能獨當一面，在斗爭中能發揮更大作用，跟他在這方面的表現，也是分不開的。

                  八、重逢在印尼首都雅加達

隨著新馬形勢的發展，人民行動黨上臺后，李光耀集團自恃有英帝和聯邦反動勢力的支持，對日益壯大的左派力量開始過橋抽板，反目成仇，并磨刀霍霍，非去之不快不可。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出乎我的意料，福華于1962年上半年悄然出現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而在他之前，詹忠謙已先行撤退到這里。我們的“頂頭上司”——余柱業，特別允許他們和我見面。

說起忠謙這位福華的同鄉，福華和我一向把他當學長和老大哥看待。1949年，我們讀初中一時，他已讀高中一。忠謙身材高大，1米8以上，是學校里數一數二的“高個子”。他愛好打籃球、足球和乒乓球，是華中學?；@球隊的中鋒，而且，是“左撇子”，打起籃球或乒乓球實在與眾不同，和他交手，如不適應，只好“甘拜下風”。另外，忠謙為人斯文謙和，說話細聲細語，與人爭執和談笑時，稍大聲點，他的臉蛋會立即變成“紅臉關公”，與他的高大身材相比，很不相稱。

猶記得半個多世紀前，在華中讀書時期，在他面前我總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小不點”。轉入地下初期，有一次經過東陵一帶遇見他，雖然相隔一條馬路，彼此一眼就認出對方，他像一位兄長一樣，一面對我微笑，一面舉起一只手對著我指指點點，像是提醒我要多加小心。再一次是我執行組織交代的任務，到達一處地點接人，院里曬衣繩上掛著一件熟悉的球衣，我猜想他當時可能就匿藏在里面，看著我這個“小不點”怎樣工作。

日后，他除了是學委之一，也是新加坡組織內數一數二的“筆桿子”。據說公開斗爭中許多好評如潮聲討敵人的檄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后來，他人生際遇坎坷不平，才干得不到充分發揮，心中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帶著無限遺憾離開人世。他的“悲劇性”結局，可以說是由各種因素造成的，也離不開時代的背景，但與他“遇人不淑”以及性格上優柔寡斷的軟弱一面，不無關系。即便如此，我對他依然十分尊敬，對他英年早逝無限惋惜和感嘆。

此外，忠謙還有一位姐姐，是我大姐在南中時相當要好的同學，后來回中國參加工作了。這點，我在學校寄宿時就聽他說過。因此，追溯起來，我跟忠謙和福華的關系，可說是“源遠流長”。

如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這個做“主人”的，該如何好好招待他們呢？！慚愧的是，那時我們的經濟條件是“好看不中吃”，在同志間不興請客吃飯，所以，福華這次印尼之行，我本人沒請他和忠謙吃過一頓飯。不過，我并沒忘記他們都是體育愛好者，而且我想他倆在地下斗爭環境里大概也有十來年沒摸過球了吧！因此，我便以體育項目來“宴客”：第一個項目，就是帶他倆到當時位于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背后的藍白籃球隊的籃球場投投球，過把癮。他倆的球藝畢竟荒疏了那幺久，投起籃來一時半刻自然不能“得心應手”。但是，他們的興致依然不減當年；第二個項目，還是“三句不離本行”。當時正巧第四屆亞運會在雅加達舉行，我弄來三張門票，請他倆一起去觀看這屆亞運會的壓軸戲：足球決賽（決賽隊伍已記不起來）和閉幕式。

決賽和閉幕式是在由中國政府援助興建的史納央（Stadion Senayan）運動場舉行。全場可容納八萬名觀眾的座位，人頭攢動，座無虛席。球賽精彩、緊張、刺激，觀眾的掌聲和喊叫聲此起彼落，我們也看得如癡如醉。對我們來說，就當時而言，這是難得一見的高水平的國際足球賽。相比之下，閉幕式的看頭，就沒那幺吸引了。

散場后，帶著滿意的心情，我們隨著人流走到路旁等“奧不列”（Opelet，一種可供6-7人坐的小客車）回家?？墒?，由于等車的人太多了，三個人不能一塊上，我讓忠謙帶著福華先走，我則殿后，等下一輛車子。不久車子來了，我趕緊爭著擠上去，不料就在此時我身邊左右兩側，有一群扒手把我團團圍住，然后把我手上戴著的手表強行搶了去，我不甘心被搶，想從他們手上奪回來。當時已是晚上十點來鐘，路燈昏暗，第一個搶我手表的扒手想從我手底下把手表遞給他的同伙，殊不知，當我在黑暗中在手底下跟他們爭奪時，搶來搶去的結果，手表竟讓我從他們手上奪回我手里，我一拿回手表，說時遲那時快，就急忙跳上“奧不列”。初時那些扒手還“蒙在鼓里”，以為手表已交到自己同伙手里呢，等他們弄清真相以后，“奧不列”已開走了。

說起這次（第四屆）亞運會的舉行也是鬧得沸沸揚揚，斗爭得很激烈。由于當時的亞運會以及奧運會都是在親西方的政治勢力的控制下，新中國體育組織長期被排斥在外，1962年6、7月在印尼舉行的第四屆亞運會，按照規定，東道國印尼必需邀請臺灣參加。如果不邀請，不但可能受到亞運會聯合會其它成員的反對，導致亞運會開不成，而且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早就蠢蠢欲動的印尼國內右派勢力可能乘機鬧事。另一方面，印尼又是當時跟中國最友好的一個邦交國，如果對臺灣的邀請成為事實，中國方面認為在政治上會造成很壞的影響。中國總理周恩來、外長陳毅為此曾寫信給印尼總統蘇加諾，要求印尼從兩國人民、兩國關系和對印尼的國際影響考慮，不應邀請臺灣參加。據說，陳毅副總理也曾多次找印尼駐中國大使談話。

印尼當局最初確實感到左右為難，考慮再三后，決定以印中兩國人民和兩國關系以及印尼的根本利益和國際影響為重，使出至今仍然成謎的一個“怪招”，令臺灣當局派出的體育人員用盡各種辦法都沒法入境，以至與這次亞運會“擦肩而過”。因為這樣，“亞運會聯合會領導人由印度人桑迪（Guru Dutt Sondhi，他也是國際奧委會委員）為首，以反對政治干涉體育為理由，堅持不承認雅加達舉辦的是正式的亞運會……”，“國際奧委會那時在美國人布倫戴奇的領導下，一貫打著政治不得干預體育的口號來推行反人民的政治，對印尼的做法當然認為是大逆不道，宣布不承認第四屆亞運會，并無限期中止對印尼奧委會的承認。民族自尊心很強的蘇加諾總統不能容忍國際體壇的粗暴干預，在9月份發起舉辦新興力量運動會……于是，從那時起，我國就大力支持印尼創立新興力量運動會?！保ㄒ娛澜缰R出版社出版《何振梁》一書，作者梁麗娟，據說，何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申奧成功的功臣之一）

福華和我適逢其會，親歷了國際體育戰線上的一場極其尖銳的政治斗爭，真是三生有幸。第二年（1963年）11月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不顧國際奧委會和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的反對和威嚇，于雅加達成功舉辦。參加的國家和地區有48個。中國政府派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體育代表團參加。這也是中國體育健兒第一次參加綜合性的大型國際運動會。他們在這次新運會上取得了60多枚金牌的驕人成績。身為元帥的賀龍副總理（曾兼任國家體委主任）以貴賓身份出席了這次新運會。據《何振梁》一書作者梁麗娟說：“新興力量運動會沖破了西方壟斷的體壇，鼓舞了亞非拉新取得獨立國家爭取平等權利的斗志，給國際體壇帶來了新風氣，灌輸了新精神，在世界體壇引起了震動?！瓏抑飨瘎⑸倨婧椭芏鱽砜偫碓谫R電中說:‘新興力量運動會的召開，標志著新興國家的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對國際體育事務的操縱和壟斷的斗爭中所取得的重大勝利?！?/p>

可惜的是，福華因任務在身，已離開雅加達，重返斗爭第一線，不能親臨新運會。老方和我都曾應當地一家華文報紙《忠誠報》邀請，權當了幾天的體育記者，采訪這次新運會，他寫足球，我報籃球。另外，當年隨中國體育代表團前來的，還有人數眾多的中國新聞媒體和記者。還記得，身兼中國體育代表團負責人之一的中新社副社長和總編輯——張帆（20世紀30年代末畢業于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戰爭年代，以筆當槍，出生入死于戰場和敵占區，成為著名戰地記者），不忘老朋友，特意請《忠誠報》友人轉達致意，約請見面。

從圍繞在第四屆亞運會到新興力量運動會成功舉辦而進行的政治斗爭，反映出國際體壇上新舊兩種勢力的斗爭，就像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各條戰線一樣，異常尖銳、激烈。可笑的是，后來有人“好了瘡疤忘了痛”，居然認為新興力量運動會是“左”的思想的產物，毫無功績可言；在全球化的今天，體育和政治無關，國際奧委會已是一個平等對待所有大小國家、超越政治的純體育組織了。這些人以一時的表面現象代替冷酷的客觀現實，以良好的愿望代替無情的斗爭，憑主觀想象和自我感覺辦事，實在是天真幼稚得令人吃驚。

可是，慘痛的事實告訴我們，情況絕非如此。過去，反華反共勢力利用各個國際體育組織（包括奧委會）排斥新中國，卻一貫高調反對政治干預體育，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以政治干預體育，又以體育干涉內政，把北京奧運會當作軟化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人權問題上的立場的政治籌碼。有位哲人早就說過，如果說人不是政治動物，至少可說是社會動物。用孫中山先生最簡單的話說，政治就是關于眾人生活的事。事實上，誰都離不開政治，也沒有一件事離得開政治。人類社會要實現即便是孫中山等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倡議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恐怕也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今，40多年過去，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奧委會這個國際體育組織在做法上不能不“與時俱進”，但是作為長期在西方世界控制下的國際體育組織，它仍然擺脫不了當今世界西方國家勢力占優的政治現實。更何況奧委會成員，龍蛇混雜，在價值觀和人權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于在決定由哪個國家主辦奧運會的關鍵時刻，還有一個置身于奧委會之外的“神通廣大”的“組織”，可以通過收買、賄賂等各種骯臟卑鄙手段，影響投票結果。

其實奧運會就是奧運會，一場世界體壇的盛會，舉辦過的大小國家（城市）不少，應以平常心待之；所謂奧運圣火傳遞，就是奧運火炬的傳遞；弘揚奧運精神，其熱情固然可嘉，搞奧運崇拜，則大可不必。各國政要，愿來者無任歡迎，不愿來者悉聽尊便，不必為此感到臉上無光，曲意逢迎。為時半個月的奧運會，能夠在嚴密的保安下順利進行，終歸有曲終人散、落下帷幕的那一刻，屆時，各國運動健兒在美好的歌聲中，互相祝愿：“See you 2012！”（2012年再會！）或“See you London！”（倫敦再見?。?，北京奧運會就算是功德圓滿了。

回說這次福華印尼之行，老余允許我們相見，當然絕非出于我們是老相識的緣故。實際上，他是希望福華可以趁來印尼匯報和討論工作之便，從我這里多了解一些印尼的政治情況，特別是多了解一些印共經歷1948年9月18日“茉莉芬事件”（Peristiwa Madiun）大屠殺之后，經過短短幾年時間的努力，于1950年代初在以總書記艾迪（D.N.Aidit）為首的幾個年輕得力助手（包括第二把手魯克曼Lukman、第三把手約多Njoto）的領導下，像浴火中重生的鳳凰一樣，逐步在國內發展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的歷程。有關的談話，大概在1962年6、7月第四屆亞運會舉行前后進行。

后來，印共在建黨45周年（即1965年5月23日）時，宣稱自己已是擁有三百萬黨員、二千萬同情者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僅次于中、蘇兩黨的第三大黨、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大黨。印共在國內政治生活和國際共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令各兄弟黨和朋友們刮目相看和無限敬佩之余，同時也令國內外反動勢力恨之入骨，非要把她鏟除不可。讓人十分痛心的是，隨后事態的發展說明，當狂飆驟起、風云變幻的時刻，這個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遠非是一個成熟的黨，以至遭到極其慘重的挫敗。不過，那是后話，而且問題很復雜，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楚。

老實說，當老余要我向福華介紹印尼革命經驗時，我的態度是不夠謙虛的，毫不推謝就接受了下來，于是在福華面前“班門弄斧”，把自以為來印尼后學到的印共關于印尼社會和印尼革命基本問題的理論，尤其是關于統一戰線政策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以及蘇加諾總統倡導的“納沙貢”（NASAKOM即團結Nasionalis民族主義、Agama宗教、Komunis共產主義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張，向他做了詳盡的介紹，同時也講了必須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的斗爭策略，但是，對對立一方，即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尤其是右派軍人的能量，顯然估計不足。如今回想起來，心里實在有愧，也不知有無給他造成什么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也讓我想起在印尼政界深孚眾望、資歷很深的印尼國籍協商會主席蕭玉燦(Siauw Giok Tjhan)先生。大概是在1950年代中后期，有一天，他突然在我們幾個年輕人面前，指點江山，藏否人物，議論起東南亞幾個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年齡問題。他說，這些國家（包括印尼）共產黨的領導人太年輕了。事先，我們完全沒料到他會對我們幾個更為年輕的年輕人，說出這番話，所以聽了很吃驚，不知道他為什么這么說，為什么對我們說。其時，由于毫無思想準備，他不多說，我們也不敢深究，就一直把他的話悶在肚子里。

事隔半個世紀，回想他講這番話，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感而發。當然，他不至于不知道，對一個人和一個黨來說，年齡不是一個根本問題的道理，因為，每個人、每個黨的茁壯成長，都必需經歷由小到大、由幼稚到成熟、由弱變強的發展過程?，F在看來，他當時之所以會那么說，是憑著自己長期積累的政治斗爭經驗認為，年紀輕固然有朝氣蓬勃、精力充沛、干勁十足、思想敏銳的優點，但同時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在閱歷未深、欠缺斗爭歷練、思想不夠成熟、作風浮躁的缺點，因而在面對和處理重大復雜問題時，可能不夠穩重和周全。顯然，他這一看法與當時印共幾位年輕領導人在處理黨內幾位元老問題有關。

記得1950年代初，印共中央曾對陳粦如(Tan Ling Djie)和曾任共產國際代表、印共創始人之一的阿里明(Alimin)進行批判，接著，還解除了他們的職務，之后又把他們逐出中央委員會。

對印共中央這一做法，蕭并不認同，甚至很有意見。而蕭年輕時，正是在陳和另一位激進華裔人士蔡錫胤（Tjoa Sik Ien）的影響下，成為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支持者，并翻譯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或名《紅星照耀中國》）。此后，蕭在國內政治活動中（包括日據時代和抗荷時期），繼續受陳的政治觀點和主張的影響。1948年“茉莉芬事件”后，蕭也比較贊同陳提出的關于印共發展方向和國內議會斗爭的一套理論?？傊?，蕭自始至終一直“以陳為師”。

據蕭的兒子蕭忠仁所著《蕭玉燦傳》一書透露，1948年年底，也就是“茉莉芬事件”發生后不久，約多與艾迪和魯克曼一起被選入印共中央政治局。后來，是他們在印共理論刊物《紅星》（Bintang Merah）雜志上發表文章，指責陳粦如和阿里明背離了慕梭所制定的新道路。當時，艾迪27歲，魯克曼30歲，約多25歲。（見第94頁）

《蕭玉燦傳》一書還透露，從1951年起，即陳被批判后，就一直住在蕭家，蕭的孩子們都稱他為伯伯。（見第40頁）1965年9-30運動發生后，蕭于同年11月4日被拘留。接著，陳也沒能幸免，于1966年被軍人集團拘留于泗水（Surabaya），6個月后，因挨餓而患腳氣病，慘死在拘留所，享年65歲。（見第270-271頁）

蕭則被監禁近十年后，于1975年9月獲準回家軟禁，1978年8月才正式獲釋，前后被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關了近13年，雖沒遭嚴刑拷打，卻歷盡磨難。同年9月，由于健康狀況惡化，與妻子啟程前往荷蘭就醫。在荷蘭治療期間，蕭不顧重病在身和醫生勸告，為了說服定居于歐洲陷入四分五裂、意見分歧甚至互相敵視的印尼流亡者，放棄前嫌，團結一致，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四處奔波，開會做報告。與此同時，他繼續鼓吹自己一貫堅持的社會主義乃印尼必由之路的主張；開展籌集資金活動，以協助剛獲得釋放的政治犯及其家屬的生活，以及推動要求釋放印尼政治犯的運動。1981年11月20日，蕭打算在萊頓城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向一批印尼問題專家學者發表演講之前幾分鐘，因心臟病發作，猝然離開人世，享年67歲。一代杰出的印尼華人政治領袖的忠魂，就此直上重霄九。

有關他的恩師——陳粦如的職務有兩種說法，其一：在1948年9月1日，即“茉莉芬事件”發生前夕印共召開的黨大會上，剛由蘇聯回國的慕梭（Musso）被選為印共主席，陳為總書記；其二：慕梭為總書記，陳為副總書記。至于阿里明，大家比較熟悉，他跟馬來亞革命的淵源可追溯至上個世紀20年代。據說，他是推動馬共成立的印尼共產黨人中最著名的一個。1946年，他和泰共領導人途經吉隆坡作短暫停留時，由陳平同志引見，曾與萊特會面。事后，他們曾向陳平同志表示，與這個自稱為共產國際代表的萊特素未謀面，引起陳平對萊特真實身份進一步的懷疑。（可參看陳平回憶錄My Side Of History ，Chapter 9，Page 157）

              九、“棉蘭事件”再度重逢

1964年中，我們有兩個干部按照組織指示，前往蘇門答臘北部（Sumatra

Utara簡稱蘇北）一帶開辟新據點，以便時機成熟時作為派遣干部回馬進行地下工作的交通站。不料，在由棉蘭（Medan，蘇北首府）出發去亞齊（Aceh）途中，意外地遭到當地軍警盤查，從他們身上搜出一些“可疑”的物件和文件（據說，還有通信地址等），引起這些軍警的懷疑，遂把他們當作馬來西亞間諜給拘留起來。由于從他們身上獲得線索，另外幾個仍在棉蘭待命的干部也被隨后趕來的當地軍警一起逮捕。這就是后來在組織內稱為“棉蘭事件”的簡單經過。

當消息傳來時，老余等負責人都在雅加達。他們隨即緊張起來，忙作一團，趕緊采取行動把居住在雅加達有可能直接受牽連的干部和群眾以及重要文件、物品等轉移到安全地點。與此同時，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想方設法營救“棉蘭事件”中已被拘留的兩個干部，一方面準備派人到棉蘭協助轉移尚未落網的另幾個干部（當時并不知道，實際上他們很快就跟著被拘留了），以及到廖內（Riau或稱丹絨檳榔Tanjong Pinang）把老方負責的點的一批干部撤退到雅加達。

情況危急，時間緊迫，怎么辦？當時在雅加達，老余信得過的干部，除方之外，沒有更好的人選。在“蜀中無大將”的情形下，雖說，我和這方面的工作一直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也被派上用場了。不過，我一個人就算坐飛機，也“分身無術”兩頭跑。于是，我向老余建議，棉蘭那條線由我堂弟去，他雖不是我們的干部，但和我一起工作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歷史，信得過，而且，他是蘇北人，熟悉棉蘭情況，一年前剛和我一起應邀到棉蘭，協助當地印尼國籍協商會創辦印尼文《Harian Harapan》（希望日報），負責組建并培養該報經理和發行部人才，認識了當地華人社會一些名流；我則到廖內去，雖說那里我是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但我畢竟在印尼東奔西跑了十年有多，習慣了，有一定社會經驗，萬一出現什么狀況，應對能力也較強。老余接受了我的意見，隨即分頭給我們布置任務。

據后來所知，我堂弟根據指示，的確以第一時間趕到了棉蘭那個點，可惜還是來遲了一步，因為就在他到達前幾天，那幾個干部已被“捷足先登”的當地軍警捉走了。結果，他只見到這幾個干部的家屬，了解了情況后，隨即前往棉蘭華僑總會（簡稱華總，當地親中華僑社團）找認識的負責人，向他們說明事情緣由，請華總想辦法通過關系加以營救。不過，華總負責人表示，他們的地位使他們在這件事上不便出面，建議他找當地印共的關系。剛好，此時的《希望日報》已辦成蘇北省印共喉舌，里面編輯部人員差不多全是印共干部，總編輯陳富強（Tan Fu Keong），是一位完全不懂華文、只懂印尼文、荷文、英文，接受蕭思想影響的干部。1960年代初，曾擔任蕭在雅加達創辦的《共和國報》（Republik）的主編，他也是一年前和我們一起應邀到棉蘭創辦該報的熟人，所以，我堂弟便徑直找富強，并通過他與印共蘇北省委打交道，請他們幫忙營救。他們了解情況后，的確曾加以協助。最后，據說由恰巧前來巡視蘇北省委工作的印共第三把手約多出面與當地政府交涉。結果，由于當地軍警死不肯放人，只能爭取到把這些被拘留的干部（準確的說，共6人，而不是7人）轉送至雅加達關押。

據老余在《浪尖逐夢》一書回憶，這些干部被遣送到雅加達后，組織曾通過印共的領袖約多去找蘇加諾總統。后來，盡管蘇加諾總統下了手令要放人，軍方就是不放。（見第199頁）由此可見，印尼社會政治情況復雜的一面。

1965年9-30運動發生后，蘇哈多反動軍人集團濫捕濫殺，把許多被捕的左派人士和他們關在一起，后來由于“人滿為患”，他們幾經搬遷，最后被遷至管理比較松懈的普通監獄關押，加上當時印尼貪污受賄之風愈演愈烈，獄卒乘機刮錢，對他們的底細也不甚了了，在這種情況下，由方（當時老余因“解盟”出事，被反動派關押，最后被迫離開了印尼）負責和設“計”，用錢買通獄卒，把這些干部一個又一個以出來度假的名義營救了出來。

現在回想起來，“棉蘭事件”的發生不完全是偶然的，正如老余在《浪尖逐夢》里說的：“我們去印尼這么久，好幾十個人過去，一般都是平安無事的”，這期間發生了一個“插曲”，即棉蘭事件。（見第198頁）的確，從1953年開始撤退一批干部一直到1962年底前后撤退數十位干部以及家屬到印尼，過程都相當順利，頂多是有驚無險，因此，久而久之，“敵情”觀念未免有所減弱了。

其實，棉蘭作為蘇北首府，不論戰前荷蘭統治時期、日本占領時期以及戰后荷蘭卷土重來時期，都是外來侵略者統治整個蘇門答臘的大本營所在地，其行政管理架構、軍警特務系統非常完善、嚴密。印尼獨立后，棉蘭作為蘇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承繼了舊日嚴密統治管理系統及其原班人馬，“牛鬼蛇神”依然相當活躍。

另方面，蘇北地區也是當地左派、華人華僑與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來斗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方。戰前、日治時代、戰后歷史上，革命者為了宣傳反抗殖民統治、進行抗日斗爭、爭取印尼獨立慘遭迫害、逮捕、驅逐甚至屠殺的事件，屢見不鮮。因此，當地華人華僑社會過去除了有“自成一國”、不怎么會說印尼語的特點外（不過，許多優秀的印尼語翻譯人才都出自離棉蘭約120公里有‘小延安’美稱的先達），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治嗅覺比起印尼其它地方（包括首都雅加達）都要敏銳，二戰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左右兩派彼此以“紅屁股”和“藍屁股”之稱劃線，楚河漢界，壁壘分明。另外，還有個別華人死心塌地充當當地政府的線人和“暗排”，情況十分復雜。

實際上，我們的同志踏入“貴境”的那一刻，就已進入在你周圍的人們的“眼簾”。如果沒有良好的社會關系和熟人掩護，隨時可能招致懷疑和麻煩，甚至意外。在棉蘭活動過的同志，對這一錯綜復雜的社會政治情況應該有所了解，對進行地下活動的嚴密細則也應該不會忘記，所以，在“棉蘭事件”中從那些被捕干部身上竟然搜出“讀得滾瓜爛熟”的“材料”以及其它可疑“物件”甚至文件，以至招致被拘捕的后果，的確與那兩個干部“不小心”有關系，但與有關負責人思想上麻痹大意也不無關系。幸好這一事件最終沒有給組織造成更大損失，被拘留的干部最后也回到組織懷抱，這一結局可說是“喜劇”收場，但它的教訓值得吸取和牢記。

我前往廖內的任務，由方自己向我布置，他詳細告訴我到了那里該如何去那個點，找誰，如何取得對方信任。出發的那天早上，方還到機場送行。不料，“好事多磨”，飛機升空沒多久，機翼螺旋槳居然出現一些問題（當時印尼內陸機使用的多是二戰期間美軍運輸機DAKOTA改裝成的客機），機師怕發生意外，立即把飛機折返機場。當時，方一直望著騰空而去的飛機，正想離開時，他大概放心不下，轉頭多望了一眼，于是，讓他目睹了飛機忽然折返的那一幕情景。幸好飛機經檢修后并無大礙，約十數分鐘后便再次起飛，最后終于在當天中午時分平安降落當地機場。

從機場坐車前往市區用了約半個小時，到達市區后，先去找旅店，把行李放下，便按照方的指示，去拜訪一位余和方原來在新加坡《南僑日報》做事的朋友，沒想到他居然也是《覺醒》的代理，因此，大家聊起來，便有“一見如故，相逢恨晚”之感。承他告訴我，如何乘車前往方要我去“撤干”的點。

那個點位于離市區約4英里的小山坡上，坐車用了十來分鐘。到達后，我沿著一條鄉間紅泥路一面往前走，一面搜尋要找的目標。走約十分鐘，終于望見一間表面上看來與鄉間極其普通的Warung（小雜貨店）無異的亞答屋，周圍居民都是當地印尼人，是華人行跡罕見的地方。店里擺滿了平民百姓所需的油、鹽、米、醬、醋、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直覺告訴我，這就是我要找的點。

踏入店門口，看到一位身材比我瘦小、年紀跟我相仿的年輕人在整理貨架上的物品。我走上前向他買了一包印尼煙，他以驚異的眼神望著我這個“不速之客”，心里可能想，這種穿著打扮的華人怎么會跑到“窮山溝”里來？從他的神情，我知道他在猜疑什么，便單刀直入問他：“老何在不在？我有要緊事找他（老何是方交代我去找的那個點負責人，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反殖愛國人士林福壽的弟弟——林福坤）。”他一聽便瞪大雙眼打量著我，良久，才說：“你從哪里來？找他什么事？”隨后又說：“我就是老何?！庇谑?，我把方派我來的緣由簡單說了一遍，并說，他若不信，不妨請福華出來一起相見（實際上，臨走前，方已告訴我，福華現就呆在那里）。取得他的信任后，他帶我走進店的后間，同時把福華叫出來相見，一起聽取關于“棉蘭事件”的簡單介紹以及方要將那個點的大部分干部和家屬撤退到雅加達的緊急指示。

這就是福華和我第二次在印尼重逢的經過，只是這次的地點在廖內。我和他們見面后，立即趕回市區，前往一家船運代理公司，了解最近的船期和購買船票事宜，以便安排需要撤退的干部和家屬能盡快離開。說來真是無巧不成書，當我來到船運公司時，竟然遇上一位年輕熟人，一位在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首府坤甸（Pontianak）活動時認識的商人的店員。交談之下，才知道數月前他已辭退那邊的工作前來此處發展，就在船運公司里擔任一個要職。

我聽了真是喜出望外，因為那時往來雅加達和廖內之間的船票非常難買，尤其是客房的船票，沒有特殊關系，就是出高價，也難于買到，而要撤退的人員當中，有幾個女同志（包括方的愛人、天明的愛人）和她們的年幼小孩（可能是海英、海燕等），需要有間客房方便照顧。這一難題，有了這位熟人相助，自然迎刃而解。后來，由于他的協助，我們果真順利地買到了第一時間離開當地的船票（包括一張客房船票）。

就在等待船期期間，福華曾下到市區我下榻的旅店來了解事情的進展情況，順便與我這位老友敘舊。屈指一算，從1962年6、7月亞運會后一別，時間不知不覺又過去了兩年多，這時我們已是三十出頭的人了，多少話，由于崗位不同、組織關系不同，欲語還休。我不知道這兩年來，他做了什么，有無潛回新加坡執行任務。記憶中，我們似乎連結婚了沒有，有無孩子之類的家常話，都避而不談。所以，我那時并不確切知道，他于1960年就與紅棗結為連理，以后也有了一個孩子。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身負重任，福華需要在地下斗爭環境里兩邊跑，過著一種常人難于想象的動蕩不安、浪跡天涯、充滿艱險的職業革命家生涯。可以說，福華為了“大家”，舍棄了“小家”，跟家里人實際上是聚少離多。

猶記得，那時我隨身帶著中國著名文學家司馬文森（1916-1968，曾任中國駐印尼、法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后期創作的一本長篇小說路上看，書名叫《風雨桐江》，內容反映作者老家（福建泉州）上個世紀30年代發生的革命斗爭故事。福華也是福建人，我想他一定會對這本充滿鄉土氣息的革命小說倍感親切和興趣，便送給他留念。值得一提的是，司馬文森是我們那一代人所熟悉的中國作家之一，他抗戰時期寫的《南洋淘金記》、50年代初在香港編寫攝制的《火鳳凰》等進步電影，當年在新馬華人社會和中學生中間很受歡迎。

幾天后，我和他們一行人終于如期乘船回雅加達，不過，考慮到不要讓我過于暴露，所以，在船上我只可以在暗地里幫助照顧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難題，需要時由福華和我聯系（因老何留下來堅持守點）。一路上總算風平浪靜，無驚無險，抵達目的地之后，就交回給方負責他們的一切，我此行的任務總算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時間，福華繼續留在雅加達，不過，他和我之間并無直接往來。

最近看了紀念福華的一些文章，才知道福華1962年6、7月和我第一次重逢、離開雅加達之后，的確曾返回新加坡。我估計，時間應該是在1962年底，其時李光耀集團自恃得到英帝和聯邦反動勢力撐腰，從公開與以林清祥為代表的新加坡反殖愛國力量鬧分裂，一直到企圖通過舉行新馬強行合并的全民投票，假手并聯合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聯邦反動勢力，進一步打擊左派力量，其“司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新加坡正處于“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政治局勢隨時會發生逆轉，福華回新正是為了執行組織關于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負責安排已暴露身份因而可能遭到逮捕的干部迅速撤離的具體工作。

這是一項緊急、復雜而又艱難、危險的任務，因為需要撤離的干部（包括一些家屬在內）多達數十人，雖說新加坡與印尼只有一衣帶水之隔，由新加坡乘快艇到廖內只需約一個多小時，又有后方同志（據說是黃明強負責、雷木誠協助）坐鎮丹絨檳榔接應，但在新加坡白色恐怖環境下，回去后執行任務，自身的安全首先已是一個絲毫大意不得的問題，而且要在短短時間內聯系那些干部，然后安排他們分批分次地穿越新加坡海警巡邏艇嚴密監視和巡查的海域，迅速撤離至安全地點，絕非易事。

不僅如此，據說，當時需撤離人員當中有個別人由于某些人的“游說”，勸他們不要去印尼，以至遲疑不決，拿不定主意，要經過說服，才下定決心服從組織安排。由此可見，福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任務方面，立場堅定，又善于做說服教育工作，充分顯示出他是一位智勇雙全、組織工作能力很強的好干部，無愧于后來流亡隊伍同志給他的“兵頭”稱號。

隨后的事態發展表明，打著非共民主社會主義旗號的李光耀政權，果然不出所料，在與英國人和東姑密謀之后，透過一天前在吉隆坡舉行會議的“內部安全委員會”的“批準”，于1963年2月2日發動了所謂“冷藏行動”，向反對他一意孤行、強行實施“新馬合并方案”的左派力量開刀，逮捕了113位包括林清祥在內的左派政黨和團體的領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幸好中央領導和新加坡黨組織洞悉其奸，早就部署了撤干行動計劃，因而使一批優秀干部得以在“冷藏行動”之前安全撤離新加坡，為革命保存了寶貴力量。（可參看陳平回憶錄My Side Of History，Chapter 17，page 278-279）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1960年代初起就喋喋不休、處心積慮、四處推銷其“新馬合并方案”和馬來西亞計劃的李光耀，在左派力量遭到鎮壓后，于1963年9月遂其所愿，加入了馬來西亞，而正當他本人自以為得計、躊躇滿志之時，不料，應驗了一句諺語說的話：“強扭的瓜不甜”。1965年7月，東姑阿都拉曼在倫敦決定要將他“休”掉（逐出馬來西亞）了，他們之間的“蜜月期”，為時不到兩年就宣告結束了。約一個月后的8月9日，在英國人同意和默許下，李光耀和東姑終于分別宣布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從此新馬被“正式”分裂為兩個國家。據說，李光耀當時一時難于接受這個“無情的現實”，深感“愧對國人”，為此“痛哭流涕”。

這一結果充分證明，以林清祥為代表的左派力量反對李光耀在各種條件尚未成熟之前，違背新馬人民的根本利益，強行實施新馬合并、加入馬來西亞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而李光耀與東姑阿都拉曼最終分手收場，當然是各自代表的集團的利益激烈沖突使然，也跟一國難容兩“虎”（李光耀和東姑阿都拉曼）不無關系。

十、政治大風暴悄然而至

1965年，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湛藍，天氣依然是那么炎熱，烈日下，流經首都市中心的芝利翁河（Sungai Ciliwung）依然無聲無息地流淌，三三兩兩的當地婦女，不顧河水的渾濁和路人的目光，像平時一樣在河畔洗衣、沖涼，兩旁的大馬路，車輛和行人，熙熙攘攘，首都的生活表面上看來也像平時一樣正常運轉。

引人注目的是，從1962年起直至1965年，解放西伊利安（Irian Barat）軍事行動的展開和對抗馬來西亞行動的不斷升級，耗費了國家大量錢財和外匯，加上1957-1958年從荷蘭資本接管過來的國營企業全都落入陸軍高級軍官手里，成為他們損公肥私、聚斂財富、他人莫近的“禁臠”，使國家收入連年減少，財政赤字劇增，通貨膨脹嚴重，印尼盾（rupiah）不斷貶值，百物騰貴，經濟情況因而日益惡化，人民生活愈益困難。

與此同時，印尼國內左右兩派的角力日趨突出和表面化。政治氣氛的白熱化，使人們的注意力，從經濟議題轉到政治議題上來。

在國內，從1963年起，蘇加諾總統為了落實他倡導的團結國內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張，成立了“納沙貢內閣”，印共三個主要領導人（艾迪、魯克曼和約多）作為KOM（共產主義）的當然代表都當了閣員。盡管當時他們在內閣里擔任的只是起象征性作用的國務部長職務，但是，到了1965年，印共在內閣中的力量獲得進一步加強，跟總統的關系越來越親密。

據《蕭玉燦傳》一書透露：“1965年5月，原人民青年團領導人斯蒂亞地-雷克索普羅佐（Setiadi Reksoprodjo）被任命為電力和能源部長。約多在內閣中的影響也日益擴大，甚至成了蘇加諾的心腹之一，經常起草蘇加諾的重要演說。”（見第254頁）此外，印共黨員干部在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和國會以及其它一些政府機構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也越來越大。而使右派軍人集團更為緊張不安的是，印共提出建立一支由武裝工人和農民組成的第五軍（Angkatan ke 5），以協助共和國武裝部隊維持治安和擊退外來進攻的方案，得到蘇加諾以及空軍和海軍參謀長的支持，只有以陸軍參謀長雅尼（Yani）為代表的右派軍人集團一再表示堅決反對。（見第253頁）

在對外方面，蘇加諾更加堅定地奉行反帝反殖、支持亞非拉人民斗爭的獨立自主（bebas dan aktif）外交政策。他寧可退出亞運會和奧運會，在新中國支持下創立了新興力量運動會，甚至主張召開排除西方國家在外的新興力量國際會議，與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控制的聯合國對著干。他在1965年8月17日國慶演說中，進一步提出建立雅加達——金邊——河內——北京——平壤反帝軸心的主張。

與此同時，反對新殖民主義陰謀——馬來西亞計劃的軍事行動全面展開。汶萊人民黨主席阿扎哈里（A.M.Azahari Mahmud）領導的“北加里曼丹合眾國革命政府”（Pemerintah Revolusioner 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tara）于這一年初在印尼首都宣告成立。在這之前（1963年初），文銘權、黃紀作等被英國人遣送到中國的砂拉越左派運動領袖，應印尼政府的邀請也已由中國秘密前來印尼，與越境過來西加里曼丹活動的成千名砂拉越熱血青年在坤甸會合。文銘權重新擔負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簡稱砂盟）的最高領導職務，他一面著手整頓組織，加強砂盟的革命力量，為建黨做好準備工作；一面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北加合眾國革命政府，以爭取印尼政府的援助（如軍事訓練、武器彈藥），擴大國際活動空間，為實現北加獨立、自由和繁榮而進行的武裝斗爭，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正是在這種熾熱的政治氣氛下，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繼北京代表處于1965年2月成立之后，也于1965年3月在雅加達設立代表處。此時流亡印尼約十二年的余柱業公開露面，擔任代表處副團長，于1950年代初就被迫流亡印尼的朋蘇汀（Bung Sudin）為團員之一?！敖饷恕庇∧岽硖幍闹饕蝿眨枪_為黨領導的武裝斗爭進行宣傳，以擴大國外影響，并在印尼的馬來亞僑民和留學生當中進行活動，爭取他們支持和同情革命。

余的露面雖然使當地一些朋友知道了他的“廬山真面目”，從而使與他公開上有來往的人多少沾上一點色彩，不過，由于我們之間的來往一直保持在有限的范圍內，并堅守地下工作的嚴密細則，因此，當老余等四位代表處成員在9-30事件發生后被印尼反動軍人逮捕，并沒有給在印尼流亡的隊伍造成任何直接的影響。

在經濟領域，蘇加諾總統還強烈主張把美英等國壟斷資本控制的石油、煤氣、輪胎等企業，如加德士（Caltex）、美孚真空（Stanvac）、豐年（Goodyear）進一步收歸國有。

非常明顯，在當時兩大對立國際勢力博弈的歷史背景下，蘇加諾總統堅持反帝反殖、日益親共親中的內外政策，對美英帝國主義集團在東南亞的戰略地位及其在印尼的政治經濟利益，構成越來越嚴重的挑戰和威脅。正因為這樣，蘇加諾和印共一直是美英帝國主義和印尼國內右派勢力三番五次非去之不快的眼中釘、肉中刺。

這一年的5月23日，迎來了印共成立45周年紀念日。印共在首都史納央運動場舉行了有約八萬名群眾參加的盛大慶祝集會。蘇加諾總統在印共主席艾迪陪同下出現在主席臺上。印尼一些政府行政和立法機構的要員、政黨人士、軍人代表、社會人士也前來觀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及其他一些兄弟黨的代表團，也應邀前來印尼參加慶典。真可謂冠蓋云集，盛極一時。

當開幕式開始，高奏印尼國歌和國際歌，雄壯的歌聲響徹云霄，由印尼總工會（SOBSI）、印尼農民陣線（BTI）、印尼婦女協會（Gerwani）、人民青年團（Pemuda Rakyat）等群眾團體組成的游行隊伍，排成整齊的方隊，在銅樂隊的先導下，繞場一周，此時鼓樂喧天，掌聲如雷，氣氛熱烈，場面壯觀。

在這一盛大慶祝集會上，還表演了精彩紛呈的團體操和極富地方特色的文娛節目，觀眾席上由上萬名學生配合并成的色彩鮮艷、美麗奪目、鼓舞人心、變化多端的慶祝圖案，令人嘆為觀止。

此外，圍繞這次慶?；顒?，還舉行了一個隆重的文娛晚會，隨中共中央代表團前來的南京前線歌舞團，在晚會上表演了幾個精彩的舞蹈節目，如果沒記錯，一個叫《飛奪瀘定橋》，表現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不怕犧牲，不怕艱險，強渡大渡河時，搶奪天險瀘定鐵索橋的事跡，另一個叫《豐收舞》，表現社會主義新農村豐收季節，社員們邊收割邊跳舞喜慶豐收的歡樂景象，令人耳目一新；巧奪天工、五彩繽紛的舞臺布景和燈光的獨特設計，同樣令當地觀眾贊嘆不迭。

印共盛大慶?；顒右鸬霓Z動效應，就像新雷第一聲，驚動了大地。她一方面極大地鼓舞了左派群眾的斗志，進一步密切了與蘇加諾為代表的中間力量的關系，國際友人的精神也為之一振；另一方面，使敵視印共的國內外反動勢力大為吃驚，進一步刺激它們加緊勾結起來，密謀如何把印共“解決”掉。其實，右派將領對印共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的大屠殺中幾乎全黨覆沒的情況下，能在短短的十年（1957年）內東山再起，成為印尼第四大黨，早就耿耿于懷，懷恨在心，他們一直在伺機行事，而且，為除后患，這一次非橫下決心徹底消滅共產黨員，把印共及其同路人趕盡殺絕不可。

當年筆者通過友人得到數十張請柬，交給老余，另外私下留了兩張給忠謙和福華（因我知道他仍在雅加達）。所以，那一天，許多流亡印尼的同志，都獲得機會見證了印共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一次盛大慶典。忠謙和福華觀禮完畢，散場和我相見時，看得出大家心潮澎湃，感觸良深，一切盡在不言中。

然而，當我們互道珍重時，誰都沒意識到，一個即將改變共和國和印共命運、比04年奪去亞非多個國家數十萬人性命的印度洋大海嘯更為可怕的政治大風暴，已悄然而至。而更沒料到的是，當風云突變，腥風血雨襲來的那一刻，印共這棵深深植根于印尼沃土上、枝繁葉茂、比中共歷史早一年的參天大樹，竟然在頃刻間，被連根拔除。

記得當時間到了1965年8月，傳來了一個令人擔憂的消息：長期患有糖尿病和腎病的蘇加諾總統，8月4日病情突然惡化，經印共主席艾迪由北京帶回的兩個中醫檢查，確認他的病情嚴重，隨時有性命危險，就算經醫治后能康復，也可能癱瘓，不能繼續過正常人的生活。這一高度機密的消息，卻像沒有不透風的墻一樣，很快就傳到敵對雙方陣營那里，使博弈雙方主帥的謀劃由做好萬一發生沖突的準備轉為擇機先發制人了。于是乎，首都的空氣驟然壓得人們透不過氣來了。

沒多久，便傳出7位陸軍將領成立了一個“將軍委員會”（Dewan Jenderal）的消息。據說，“將軍委員會”準備在1965年10月5日印尼“建軍節”時，利用前來首都參加檢閱的部隊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蘇加諾總統和消滅印共。而印共方面，據說也做好了應變的準備，要求具有公開身份的黨員干部（如在行政機關、立法議會、國營企業任職的干部），晚上不要回家過夜?？磥?，雙方的較量已無法避免，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面對這種形勢，印共和朋友們表現得很樂觀，以為勝劵在握，犯了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也藐視敵人的嚴重錯誤；對蘇加諾堅定革命的一面寄望過高，對他動搖軟弱的一面估計不足；對順利一面想得多，對可能發生的不利一面，尤其是對帝國主義和右派軍人的能量，“心中無數”，忘記了“1948年茉莉芬事件”血的慘痛教訓。

因此，當1965年9-30運動發生后，事情的進展并不是按原先設想的那樣順利的時候，特別是當死里逃生的極端反共反華的納蘇第安五星上將喘過氣來，與雅加達陸軍戰略后備隊司令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以及右派政黨和團體勾結起來，在美英帝國主義勢力暗中配合下，進行瘋狂反撲的時候，印共仍舊抱著不可原諒的等待觀望態度，把局面的扭轉完全寄托在蘇加諾身上，絲毫不做任何的抵抗，以為此時此刻的蘇加諾仍然能像過去那樣，以他在人民群眾中的政治威望和影響力，排除那些誓要打倒他本人和徹底消滅印共、以報“一箭之仇”、乘機竊國篡權的右派將領的阻撓，使9-30運動給國內帶來的巨大沖擊，能以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和平解決。

此時此刻，盡管蘇哈多指揮的陸軍戰略后備隊的坦克、裝甲車和部隊包圍了總統府，占領了電臺和首都各個重要戰略要點，同時通過廣播、報紙連篇累牘地大造輿論，進行反共宣傳；臭名昭著的戴紅貝雷帽穿迷彩服的陸軍教導團和駐西爪哇（Jawa Barat）萬隆的西利哇儀師團（Divisi Siliwangi）精銳部隊，也星夜開進首都，聯手部署瘋狂的反撲鎮壓行動，而左派力量和群眾則天天在期盼和等待蘇加諾在茂物（Bogor，亞洲著名植物園所在地）總統行宮主持的內閣會議，能達成和平解決9-30運動的決定。蘇加諾總統一如既往，在會議上一再強調其“納沙貢”主張，甚至譴責某些右派將領鎮壓人民的殘暴行徑，并想方設法用各種言詞淡化9-30運動造成的不良影響。據說，印共第二、三把手魯克曼和約多，也曾數度躲過右派軍人耳目，冒死出席會議，希望化解危機。

結果，分秒必爭的時間，一分一秒，日復一日過去，蘇加諾和印共失去了把忠于總統的海、空軍、部分陸軍和警察以及進步力量緊急動員起來，給予反動勢力以有力反擊的寶貴時間和機會。茂物會議，最后無疾而終；蘇加諾的政治解決方案和為此所做的一切，最終成了右派將領餐桌上一道有助消化的佐餐“笑料”。此時的蘇加諾，處境很不妙，實際上成了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軟禁下動彈不得的“空頭總統”，跟隨他的部長們，包括外長蘇班里奧（Subandrio）和空軍參謀長奧馬爾-達尼（Omar Dhani）等，一個個厄運難逃，而印共領袖及其支持者則成了毫無招架能力的“待宰羊羔”。

1966年3月11日，蘇加諾地位終于不保，他在蘇哈多右派將領的逼宮下，交出了“行政權力”，黯然下臺，結束了自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告獨立以來，由他統治了20多年后來被稱為“舊秩序”（Order Lama）時代。第二天，即3月12日，軍政大權集于一身的蘇哈多，立即下令，正式解散印共及其屬下所有群眾組織，蕭玉燦領導的華裔組織——印尼國籍協商會（BAPERKI）也被封閉，其屬下的所有學校和一所大學被接管。

記得在風云突變的時刻，首都成天有數以萬計的大中學生在美國駐印尼情報處唆使下和在右派軍人集團的保護下，上街示威游行。他們包圍總統府，高喊打倒蘇加諾的口號；火燒和破壞印共總部及其屬下的總工會、農民陣線、婦女會、人民青年團；搶掠和破壞印共報館、印刷廠、書店和人民文化協會（簡稱Lekra，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歡樂合唱團（Ansambel Gembira）等進步文化藝術機構以及印尼國籍協商會的機構和學校。據說，年輕學生的示威破壞活動獲得美國情報處的經濟支持，參加者除有免費飯盒、飲料吃喝，還可領取一筆賞金。

還記得，其時，美國情報處也曾派出一輛車子到“覺醒”門市部查看。幸好，好些天前，我們已把所有中、印文“紅色書籍”，從櫥窗里撤了下來，以致讓美國情報處的“探子”看到的，都是些打正“覺醒文化基金會”名義出版的世界文學經典名著改編的印尼文連環畫，有法國作家莫泊桑的《項鏈》(Kalung)、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Don Kisot）、俄國作家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Tamak Haloba）、《天方夜譚》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Alibaba dan 40 Penyamun）、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里的《小人國和大人國》、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百萬英鎊》以及《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 Crusoe）等，不下數十種，令他們看傻了眼，以為走錯了地方。因為這樣，“覺醒”躲過一劫，沒有像印共書店“革新基金會”（Yayasan Pembaruan）那樣,即時遭搗毀、破壞，圖書被付之一炬。

與此同時，反共歇斯底里在首都擴散。每當夜幕降臨，右派軍人集團就會派出軍警和車輛到各個居民點，強令居民和他們一起前往他們鎖定為共產黨人活躍的鄉村進行大包圍，逐家逐戶搜查，稍有可疑的，見一個捉一個，實行“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entah benar entah tidak）的殘暴政策。筆者就曾在某天夜晚，先是被叫到一個學校集中,隨后與附近居民一道被押上軍車，最初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心情非常緊張，也很無奈，只好“聽天由命”。后來才清楚，他們是要居民們“助陣”，跟隨他們去包圍一個“赤色”鄉村（天亮后，才知道是在?？谝粠ВM行反共“圍剿”活動。

到達“目的地”之后，我們被安排在外圍一個茅寮里望風，那些手持刀槍木棍的軍警和暴徒則沖進村子里大肆搜捕和搶掠，另外，還布置幾個軍人在周圍重要據點架起機關槍把守，嚴防有人拒捕，突圍逃走。那是月黑風高之夜，無辜村民被抓走了多少人，被洗劫了多少財物，不得而知，而我們這些居民則整整給折騰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將近中午時分，才散隊，自行回家。親友們焦慮地等了一夜，見筆者終于安然無恙回來，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首都的反共歇斯底里和濫捕濫殺之風，很快就蔓延到印尼許多地方。劊子手們像是殺紅了眼、毫無人性的野獸，大開殺戒。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從1965年10月到1966年中，在中爪哇（Jawa Tengah）、東爪哇（Jawa Timur）、峇厘島（Pulau Bali）、蘇北棉蘭等地被殺害的印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包括不計其數手無寸鐵的工人（其中有許多是蘇北地區的種植園工人）、農民和華人，多達四百萬人以上。有目擊者說，一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少，連6-7歲的小女孩，一個都不放過，照殺不誤，以至血流成河，尸體就漂浮在水面，慘不忍睹。

前面提到過的友人、棉蘭《希望日報》總編輯陳富強，就是被當時蘇北軍區一位極端反共反華的右派將領——克馬-伊德利斯（Kemal Idris）在該地區進行的所謂“剿共”行動中，慘遭殺害的數十萬跟“9-30運動”毫無關連的無辜群眾中的一個。另外，還有一位在棉蘭附近的民禮（Binjai）教書、兒時就認識的先達同鄉李婉玉和她的先生許年更（許原為民禮青年會骨干，后加入印尼籍，參加印尼國籍協商會活動），也慘遭毒手。他（她）們遇害時，年僅三、四十歲，正值年輕有為的大好年華。令人更為悲憤的是，他（她）們的尸體過了半個多世紀，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不知被那些劊子手扔到哪里去了?。?/p>

后來，有人把1965-1966年發生在印尼的大屠殺，比做德國納粹分子在二戰期間（1930—1940年代）對猶太人進行的“The Holocaust”（大屠殺）。事實上，印尼這場大屠殺，其手段之殘忍和滅絕人性，絲毫不比殺人魔王希特勒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無辜平民和戰俘以及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規模屠殺中國居民的慘無人道的罪行來得“遜色”。而對這場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罪責的，正是利用“9-30運動”，發動軍事政變，竊國篡權，日后用獨裁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三十多年的蘇哈多以及極端反共反華的納蘇第安、克馬-伊德利斯等右派將領。

此外，以蘇哈多為首的右派軍人集團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唆使和慫恿一批年輕大中學生和暴徒到位于卡查瑪達街（Jalan Gajamada）的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門前示威，高叫反華口號，一些暴徒甚至于罔顧外交規定，沖進中國大使館里面搗亂，并企圖用武力把飄揚在使館旗桿上的五星紅旗降下來，肆意對中國進行侮辱。為了維護國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嚴和榮譽，使館人員跟暴徒們展開激烈的搏斗，令他們的企圖不能得逞。恰好我正路過那里，親眼目睹了反華分子拙劣的表演。暴徒們的野蠻行徑，為當時在馬路旁圍觀的群眾所不齒。

緊接著，右派軍人集團又制定了許多針對華人華僑的排華法令，下令解散了印尼全國各地所有的華僑社團，關閉所有的華文學校和華文報紙（只準陸軍軍人所辦、為其反共反華張目的一家半頁多印尼文、少于半頁華文的不倫不類華文報存在），禁止使用中文和嚴禁中文書刊進口，強迫所有華人必須改用印尼姓名。

尤有甚者，右派軍人集團為了進一步發泄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華人華僑的仇恨情緒，在全國各地煽風點火，掀起了一股反華排華的濁浪。他們誣蔑華人華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走狗，是印共的后臺老板，指使暴徒趁機搶掠和霸占華人華僑團體、商店的資產，并且，強行把長期來友善的印尼人民對中國的稱呼，由“Tiongkok”篡改為“Cina”。

如此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由“Republik Rakyat Tiongkok”變為“Republik Rakyat Cina”（支那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或華人就由“Orang Tionghoa”和“Keturunan Tionghoa”變為“Orang Cina”（支那人）和“Keturunan Cina”（支那人后裔）了。對生活在印尼的數百萬華人華僑來說，“Cina”和“Orang Cina”的稱呼，非但刺耳，簡直就是奇恥大辱。

很明顯，這種篡改決不是什么語言文字學的問題，也決不是什么僅僅是一個稱謂的問題，而是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為了挑動當地人民敵視和羞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華人華僑而蓄意制造出來的挑釁性政治問題，是必須嚴肅對待認真解決的原則問題。眾所周知，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領印尼三年多期間，“Cina”（支那）和“Orang Cina”（支那人）的稱呼，才大行其道，以示其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蔑視和侮辱。那時筆者雖少不更事，但對這一稱呼的“內涵”還不至于蒙昧到一無所知的地步。

之后，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并不善罷甘休，他們以中國支持印共、干涉印尼內政為借口，不顧印中兩國人民之間有著悠久歷史的深厚情誼，片面地中斷了印中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和印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

從此，印尼華人華僑的處境更為險惡了。他們的華文姓名一律得改為印尼姓名。他們的后代只能讀印尼文，不能選擇讀華文，也不會講華語。他們的行動自由和過節的正當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的生命財產隨時可能遭到不測。就算入了印尼籍，也只能當二等公民，過著低人一等、受人歧視、忍氣吞聲的“Orang Cina”（支那人）的生活。不僅如此，每當印尼內部有什么動亂的時候，他們還往往首當其沖，成為任人宰割和魚肉的“替罪羔羊”。當然個別與右派軍人集團相勾結的上層華人除外。

1998年5月13日-15日，也就是蘇哈多下臺前夕，他和極端反華反共的納蘇蒂安為了轉移印尼人民的斗爭視線，再一次慫恿和唆使暴徒在右派軍人保護下，于印尼首都雅加達、中爪哇的梭羅、東爪哇的泗水、蘇北的棉蘭等地發動了一場針對華人華僑（即他們稱為Orang Cina）的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騷亂和破壞活動，造成印尼華人、華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據統計，僅雅加達一地，就有五千多家華人的工廠、店鋪、房屋、住宅被焚毀，約一百五十名華人婦女被強暴，近一千二百名華人被殺害。筆者一位居住在雅加達的老友的住宅被搶劫，他的女兒為了逃避暴徒的施暴，冒著生命危險，慌亂中爬上屋頂，結果從屋頂上摔了下來。所幸保住了清白和性命，卻保不住手腳受骨折。蘇哈多右派將領集團及暴徒們排華反華的累累罪行，實在是罄竹難書。

非常明顯，這是對“Orang Cina”這一挑釁性政治問題和必須嚴肅處理的原則問題，采取“綏靖政策”的惡果。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即便有一天印尼憲法上規定“Orang Cina”可以當總統了，也是白搭。“Orang Cina”問題，依然是埋在印尼華人身邊一顆威力可怕的“定時炸彈”，隨時隨地可能爆炸。屆時，少數華人可以腳底抹油，一走了之，大多數華人則只能待在那里聽天由命，任由宰割??！

十一、剃人頭者 人必剃之

歷史從來都是公正的。蘇哈多這個殺人如麻，依靠美英帝國主義扶持，用獨裁專制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長達32年的右派將領頭子，在1997年席卷整個亞洲的金融風暴對印尼政經社會帶來的后果沖擊下，終于在1998年5月21日，被群情激憤的大中學生和首都人民像突然爆發的默拉比火山（Gunung Merapi，位于東爪哇）那樣威力巨大的抗議示威怒潮，把他從看似穩如泰山的總統寶座上拉下馬了。

事實證明，在蘇哈多治理下的所謂“新秩序”（Order Baru）時代，他的家族內外勾結，橫行霸道，損公肥私，聚斂財富，裙帶風盛行。在蘇哈多的授意下，長女西蒂曾擔任內閣社會事務部長，四個兒女和一個媳婦任國會議員。蘇哈多的顯赫政治權力，也讓他的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加上他們的配偶、族親和表兄弟以及他的孫輩們，幾乎壟斷了印尼所有的有利可圖的經濟領域，同時擁有許多企業和股權，打造了一個龐大的蘇哈多家族商業王國。

據西方傳媒披露，蘇哈多家族擁有分屬二十家大集團的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共有四百億美元的資產，相當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供給印尼緩解金融危機巨額貸款的數額。蘇哈多及其家人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1997年為“花花公子”的小兒子湯米舉行了極盡豪華奢侈為能事的“世紀大婚禮”，參加人數多達一萬五千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尼廣大平民百姓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苦苦掙扎；顯示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印尼高居亞洲之冠。

資料還顯示，蘇哈多本人曾在《福布斯》雜志（Forbes，福布斯為美國最大型的出版和媒體集團，成立于1917年?！陡２妓埂冯s志為其旗艦刊物，風行全球）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四，資產達一百六十億美元。另據總部設在柏林的全球性廉政和反腐敗監督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腐敗報告》排列出的全球十大貪污腐敗政治領導人名單里，蘇哈多不僅榜上有名，而且位居榜首。該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蘇哈多于1967年至1998年任職總統期間，挪用公款高達一百五十億至三百五十億美元，而當時印尼人均生產總值僅為六百九十五美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權傾一時、被一些人稱為“建設之父”的蘇哈多，在他下野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利用特權，巧取豪奪，貪污腐敗的罪行，一件件，一樁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遁形，而且，在民怨沸騰的壓力下，他本人逃脫不了當被告，吃官司，受審判的可恥下場（盡管他一再以“健康欠佳”為由，拒絕前往最高檢察院接受調查）；他的子女也被清掃出國會，兒媳、弟弟被司法部門審訊，其小兒子湯米因策劃謀殺法官、私藏武器和畏罪潛逃等三項罪名于2002年被判監十五年。（由于蘇哈多及其家族在軍方和司法界的影響仍在，湯米服刑不到三分之一即出獄）

2008年1月27日，曾幾何時、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獨裁者——蘇哈多，敵不過下臺后官司和病魔纏身的困擾和打擊，終告還魂無術，壽終正寢。但他生前欠下印尼人民的錢債、血債官司，并不會就此了結。也就是說，他被控貪污和挪用公款的案件，將繼續受到法律的審判；仍在世的印尼大屠殺幸存者和數以萬計受害者家屬，強烈要求對他在9-30運動發生后所犯下的殘殺印共黨員及其同情者的滔天罪行，進行深入調查和審判；亞齊民眾和東帝汶人民也決不會饒恕他出兵鎮壓亞齊和東帝汶民眾時所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暴行。

對他的一生，褒貶不一，于今世上，毫不奇怪?！拔镆灶惥郏艘匀悍帧保巴盟篮?、物傷其類”，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不過，令人吃驚的是，以反貪廉潔自居、被捧深諳儒教真諦的李光耀，卻對蘇哈多這個極端排華反華的劊子手和貪污犯，情有獨鐘，感激涕零。

李不但在蘇哈多彌留之際，第一個飛去探望（其他兩個前去探望的，有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爾和文萊蘇丹，但他們倆“三緘其口”，而東帝汶領導人則對西方傳媒表示，只愿為一個垂死的人祈禱，但絕不會寬恕蘇哈多派軍屠殺東帝汶民眾的罪行），而且，發表了一通“言人所不敢言”的講話。李除了吹捧蘇哈多“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和對東南亞的穩定所起的作用，而且對“30年來同我非常密切合作的朋友沒得到應有的尊敬，感到悲哀?！彼踔琳J為，蘇哈多建設起來的資產價值是數以千萬億元計，幾十億元資產因貪瀆的流失，又算得了什么。（見2008年2月5日“聯合早報網”吳俊剛《褒揚蘇哈托引起的疑慮》一文）

李光耀此言一出，不但立即引起印尼許多媒體的非議，就連新加坡也有不少人質疑其言論是否過了頭，有人甚至表示，如果新加坡發生類似的貪污腐敗行為，難道也可以采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

其實，不論從何種角度或站在何種立場來看，李光耀此言差矣。在反貪問題上絕對不能有雙重標準，貪污就是貪污，就算你貪了一點，也是犯罪行為,也會令你自己和國家蒙羞，也必需受到法律的制裁，決不能因為你為公司或國家賺了多少錢，做了多少貢獻，就可免了你的貪污罪，這才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何況蘇哈多身為“一國元首”，竟以身試法，明知故犯，再加上他及其家族利用職權所貪污和挪用的款項，數量是如此驚人，因此，不但不應為他“申冤”，相反，應給他“罪加一等”！!對于倫敦劍橋大學法律系畢業、動輒以法律對付對手的李資政，不至于連這點法律常識都闕如吧！

至于說到蘇哈多對東南亞穩定所起的作用，他到底有多大能耐，明眼人心里有數。作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政治家，大概不會忘記，19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非洲人民抬進了聯合國”（毛澤東語，大意如此）；被稱為美帝頭子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先是于1971年7月9日派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接著，于1972年2月21日親自到北京晉見毛澤東，打開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急忙來華訪問，與中方簽署《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緊接著，東南亞國家的菲律賓、泰國以及當時還在與獲得中共支持的馬共作戰的馬來西亞政府，像參加400米接力賽那樣，一個接一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也不甘落后，加入這支“團隊”，于1976年趕赴北京訪問，希冀改善與中國的關系。

因此，從根本上說，正是毛澤東1970年代初在外交上作出的震驚世界的改善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不僅使中國擺脫了處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相互爭霸的夾縫中過日子的被動局面，進一步打開了中國對外交往的大門，而且，牽動了整個地球，改變了世界格局，從而使亞洲包括東南亞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獲得了百年不遇的和平穩定發展的機遇。誰能說：“是蘇哈多對東南亞的穩定起了重大作用”？！誰又能說：“1978年前我們的敵人遍天下，1978年后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呢？！這不都是睜眼說瞎話嗎??！

印尼人民在1998年的5月，只用了幾天的時間，就把以軍隊為后盾、獲得擁有三千六百萬黨員的執政黨——專業集團（GOLKA，Golongan Karya）支持、有著盤根錯節的復雜社會關系、用鐵腕手段經營了三十多年的“新秩序”時代的“軍事強人”的獨裁統治，打翻在地，當然不是偶然的。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認為，蘇哈多集權統治的垮臺，可用3個3來形容：

30年的鴉雀無聲（從1966年3月到1998年5月，蘇哈多統治印尼共32年）；

3個月的街頭騷動（1998年3月10日蘇哈多未經投票第七次當選總統，引發民眾抗議，5月21日蘇哈多下臺）；

3天之內土崩瓦解（1998年5月19日至21日，蘇哈多從公開表示不辭職到公開辭職）。（見http://news.QQ.com  2008年01月14日 博客網 莊禮偉）

以上用3個3來形容蘇哈多獨裁政權的猝死，是否非常貼切，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它至少給有興趣者提供了可以進一步去想象的時間和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把蘇哈多打翻在地的年輕大中學生和首都人民所采用的手法，與當年蘇哈多發動軍事政變，策動大中學生和首都人民上街游行示威，推翻蘇加諾所使用的伎倆如出一轍。據說，幕后幾個主要搞手，還是當年受蘇哈多利用的大中學生。所不同的是，當年他需要出動坦克、裝甲車和軍隊相要挾，而這次不費一兵一卒，他就被群眾從總統寶座上拉下馬來。由此可見，此時此刻的蘇哈多及其獨裁統治，是何等不得人心！他和他的家族是何等令人憎恨！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眾叛親離，樹倒猢猻散，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

這就是“剃人頭者”，應得的“人必剃之”的報應。不過，蘇哈多的獨裁統治及其家族商業王國之覆沒，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古今中外歷史上，不乏此類例子。古語有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日子一到，統統都報”，未來的歷史將再一次證明這一點。

下面是蘇哈多極盛時期其家族商業王國全貌：

長女西蒂：擁有一家交通運輸公司和一個火力發電廠，同時擁有中亞銀行

的股份。

長子薛狄：全國最大汽車集團的最大股東。

次子巴姆班：他控股的公司經營范圍涉及電視、銀行、酒店、石油化工、運

輸和通訊等。

    次女凱迪蒂：經營范圍涵蓋銀行業和建筑業，取得建造蘇門答臘通往馬來西亞的大橋的合同。

    幼子胡多莫：經營汽車制造、石油和天然氣開發等，擁有香煙廠及一些國內航空公司的股權。

    幼女胡塔美：其公司負責雅加達海岸填海工程。（節選）

（以上資料見http://news.QQ.com  2008年1月14日  《世界新聞報》）

                十二、最 后 一 次 相 遇

1965年9-30運動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待和觀望，最后考慮到我的安全，組織決定讓我轉入地下。從此，我又重新開始了數十載“浪跡天涯”的流亡生活。

1966年中，幾經輾轉，我再次來到廖內（丹絨檳榔）。沒想到就在這里又一次和福華不期而遇。不過，此時此刻，宛如隔世，如今已是風雨如磐的歲月，白色恐怖陰霾籠罩著千島之國。想起一年來印尼發生的驟變，我們相對無語，而我心中更是愧對老友。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北望中原，震驚中外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神州大地鬧翻了天。據說，這是一場關系到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生死存亡的斗爭，關系到要不要反帝反修和支持世界革命的斗爭。因此，文化大革命要求人們要努力學好毛澤東思想，緊跟時代步伐，敢于造反，破舊立新，滅資興無，斗私批修，在靈魂深處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和印共的慘敗，從無線電波中傳來了一篇又一篇革命言詞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同時也傳來了一個接一個深受景仰的領袖級人物消失、一個接一個新人物冒起的消息，以及一首又一首令人鼓舞的歌頌偉大領袖的革命歌曲和語錄歌，對身處印尼的流亡隊伍，興奮之余，在思想上、感情上無可避免地引起很大的震動。

我們中有些人，似乎從文化大革命和印共挫敗中，深有感觸，看到流亡隊伍中也出現了“修正主義”。于是，他們不顧當時身處極端嚴重的白色恐怖地下環境，不管自己手上有無政權和軍隊，從主觀愿望出發，希冀仿效中國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小革命”，以解決內部思想矛盾、工作和生活作風問題，防止流亡隊伍中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使流亡隊伍的思想更加革命化，為“打回老家去”做好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那時我們在廖內有兩個點，一個是一年多前棉蘭事件時我去過的那個點，另一個是后來新開辟的點。福華仍舊和老何（即福坤）他們一起住在舊點，我則和老方等人住在新點?？梢赃@么說，流亡隊伍的“文化小革命”，不是在接近斗爭前線的廖內而是在蘇哈多右派將領白色恐怖統治下的雅加達首先發動起來的。盡管如此，這股剛剛刮起來的“文化小革命”之風，不僅令人擔憂，而且不能不對身處廖內的同志帶來影響。

實際上，流亡隊伍中，許多同志對“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并不十分清楚，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以及它所要解決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問題，也談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他們不聯系印尼的具體情況以及同志們的實際，生搬硬套，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和紅衛兵的極端做法，都運用于流亡隊伍中來，搞串聯，搞批斗。他們甚至于斷章取義，動輒就以“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這些對付階級敵人的語錄，用于對付自己的同志。他們忘記了“必須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犯了錯誤的同志，改了就好”以及“不僅要團結與自己意見一致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等經過實踐證明為正確處理內部矛盾、團結同志的原則和方法。

還有一些同志在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問題上，片面理解，隨心所欲，要求只有六七歲的孩子，要學《紅燈記》里的鐵梅，“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于是乎當天蒙蒙亮，大人們都還在夢鄉的時候，卻要孩子起身干活；孩子生病發燒，不帶去看醫生，認為動不動看醫生，是嬌慣孩子，不利于培養孩子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利于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

在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問題上，個別同志，陷入嘩眾取寵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當時在流亡隊伍中廣泛流傳一個笑話，說是有位同志負責買菜，到了巴殺耐著性子，專去挑選那些廉價但已不新鮮甚至于發臭的魚，買回來給同志們吃。為此，鬧了許多諸如此類的笑話，成為同志們茶余飯后的談資，而他自己卻依然自得其樂。有的當了母親的女同志，由于奶水不足，需要買奶粉補充給嬰兒喝，也被扣上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帽子，甚至于一些雞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也引起爭議和不快。更為嚴重的是，病雞舍不得丟掉，照吃不誤。幸好那時候還沒出現“禽流感”，否則，后果如何，實在不堪設想。

在他們看來，革命者似乎不需要有健康的體魄；健康的身體似乎不是革命的本錢；講健康似乎就是“保命哲學”。實際上，這種看法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就算在深山老林里，環境再艱苦，再險惡，只要條件許可，也要讓部隊吃的飽，吃的健康，吃的有營養，否則，一支面黃肌廋的隊伍如何跟敵人作戰，如何長期生存，堅持斗爭。當然，在敵人圍剿，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許多同志為了革命事業，寧可餓死，決不投降的英雄事跡，在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的艱苦歲月里，并非絕無僅有，他們的英勇犧牲精神，驚天地，泣鬼神，令人敬佩，值得學習。

據我所知，就在“文化小革命”鬧起來之初，福華和福坤等人正忙于學習和討論組織文件，積極進行“熱身”活動，為潛回新加坡，恢復遭到1963年“冷藏行動”嚴重打擊的公開戰線的斗爭和地下組織的網絡而努力。他們根本無暇去深究和關注這場“文化小革命”，所以，“文化小革命”并沒有給他們帶來什么沖擊。

我和福華這次重逢，由于不是生活在一處，見面的機會并不多，加上他又重任在身，就算偶爾到我那個點與老方討論工作，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本說不上幾句話。記憶中，此時的他，顯得更加自信、沉著，更加成熟、老練，更加堅定、穩重。他的外表也起了些微的變化，就是把原來長滿濃密黑發的頭，給剪成一個平頭，看上去，像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兵頭”。

后來，他回新的確實日期，我現在已想不起來了。啟程前，在當時地下環境下，也輪不到我給老友餞行。至于他回去后的活動情況，我就更無從獲悉。只知道由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新加坡左派陣營里原有的分歧，進一步擴大，爭論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使他在貫徹組織制定的斗爭方針和策略時，面對各種不同聲音，左右為難。

正是在這場“鷸蚌相爭”的內斗中，政治部特務極力鉆空子，施展挑撥離間的伎倆，使左派陣營的分裂益發不可收拾。許多左派群眾和支持者因此而感到無所適從，對斗爭前途失去信心。再加上李光耀政權一貫采用英國殖民者制定的那一套鎮壓人民的“內安法”，打擊和對付凡是與他政見不合的進步人士，不經審訊就把他們無限期地拘留起來，結果，使原來勢力足以向李光耀控制的人民行動黨“叫板”的新加坡最強大的反對黨——社陣（社會主義陣線）一步步式微，最后終于在新加坡政壇上銷聲匿跡。從此以后，新加坡步入了李光耀控制下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時代，步入了議會里只剩幾只“小貓”喵喵叫、徒遭世人對他專橫打壓反對派諸多詬病的時代。

據老方說，當時福華為了統一左派陣營在某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認識，曾通過撰寫一些評論，在公開報紙發表，因而引起敵人注意，并追查文章出處和來郵地址。從這條線索，敵人終于察覺到他的行蹤。福華的被捕，可能跟這件事有關，不過，真相是否如此，我作為一個“局外人”，實在不敢隨意亂說。

1970年代初，我又遠赴他方，離他更遠了。從此，一直沒有他被捕后的音訊。直到1970年代后期，從《革命之聲》電臺傳來他被李光耀政權迫害致死的噩耗。沒想到廖內一別，竟成了訣別，對這位老友未滿46周歲，便英年早逝，心中的悲痛非筆墨所能形容。令我為他感到驕傲的是，《革命之聲》電臺還介紹了他在獄中，不顧重病在身，同敵人展開英勇斗爭、最后光榮犧牲的事跡，并稱他為烈士，號召同志們學習他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

然而，由于種種客觀原因，直到時隔近30年后，我才對這位老友的被捕原因、獄中的英勇表現以及光榮犧牲的具體情況，略知一二。最近又有機會讀到黃信芳同志撰寫的《永遠懷念我的引路人曾福華同志》的文章，使我的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

現在已可肯定的是，福華不幸被捕，是由于內部有人妥協泄密，被捕日期是在1971年2月18日。他被捕后，關押在衛理路地下密室（單獨禁閉），受盡嚴刑拷打，以至渾身是血，此外，獄方還常常逼他光著腳泡在冰水里，以至雙腳凍傷，失去知覺。然而，這一切酷刑，并沒能動搖他的堅定立場和革命意志，卻使身體原本壯實的他，身心俱損。他身后留下的一件血衣，就是反動當局對他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的有力證物。后來他又患上肝病，常常嘔吐，難于進食，身體變得衰弱不堪，但監獄當局卻熟視無睹，不給予治療。獄方毫無人性的態度，不但沒有使他氣餒和屈服，反而激起他更加機智地與獄方展開不懈的斗爭，要求獄方給予他作為一個患者應得的入院檢查治療疾病的待遇，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從1971年2月18日被捕直至1978年3月15日獲釋，福華在獄中整整戰斗了七個年頭，經受了各種難以想象的嚴峻考驗。他的英勇斗爭和表現，令同獄難友深受感動，并且自始至終都給予深切的同情和巨大的聲援。

當時，與福華關在一起的就有一位著名的社陣領導人——傅樹楷醫生，他和其他難友親身目睹了福華重病在身，如何頑強地、機智地同獄卒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后來，傅樹楷醫生眼看福華的病情越來越嚴重，經他親自檢查后，認為獄方必需立即把福華送院醫治，否則會有性命危險。于是，傅樹楷醫生和同獄其他難友不怕遭到打擊報復，聯合起來向獄方交涉。但是，反動當局依然不予理會，全體難友忍無可忍，一致行動起來，絕食抗議，最后才迫使有關方面不得不答應把福華送院治療。

遺憾的是，為時已晚，福華的病已被一再耽擱，此時的他，生命垂危，藥石罔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反動當局為了推卸自己的罪責，才于1978年3月15日把他釋放，送回家。十天后，即1978年3月26日夜，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代同窗和戰友就此離開了他所眷戀的故土，離開了和他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親人，離開了他為之奮斗終身的未竟事業。

據黃信方同志的文章說，福華的太太紅棗連同弟弟才發，2002年間曾前往泰南訪問了邦朗和平村（第9朱拉篷公主村），他和她們難得一見，并趁此機會，要求她們回去后把福華的生平事跡和光榮戰斗史，以及相關的資料傳給他。她們回去后，果然很快就把資料送過來。如今福華的簡要歷史以及在新加坡裕廊公墓里“曾福華紀念碑”的照片，已經陳列于泰南邦朗和平村歷史文物博物館內，供后人和游人瞻仰和追思。我相信，這樣做是符合福華生前愿望的。他家屬提供的資料無疑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我想，福華在天之靈，一定會感到無限欣慰的。

 結語： 《 光 榮 犧 牲 》

記得半個多世紀前，福華和我還在華中校園里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一起進步，一起經歷那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時，我們曾學唱一首名為《光榮犧牲》的蘇聯歌：

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

你光榮的生命犧牲；

在我們艱苦的斗爭中，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英勇，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英勇，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這首歌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歌詞，但非常悲壯，很有力量，給人以巨大鼓舞，在當年新加坡華文中學生的野餐活動中廣為傳唱。

最近從一本歌書上發現，這首歌原來創作于19世紀，是為了紀念1876年一個在監獄里去世的大學生、革命運動參加者車爾尼夫寫的，后來便成了革命者的葬禮進行曲。詞作者為{蘇}瑪契切特。蘇聯衛國戰爭時期，青年近衛軍的英雄們就是唱著這首歌在希特勒法西斯強盜面前英勇就義的。

今天，我就把這首歌當作一朵潔白無瑕的小花，獻給半個多世紀前為了大“家”舍棄了小“家”、為了馬來亞（含新加坡）的獨立和民族解放事業光榮犧牲的同窗和老友——曾福華，以寄托對他的無盡思念和謳歌他的英雄事跡。

另外，福華和我在那個青春煥發的年代，也曾閱讀過蘇聯作家尼-阿-奧斯特洛夫斯基所寫的著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們像同時代的許多進步青年一樣，都被小說主人公保爾的英雄形象所深深打動。作家借保爾之口說的一段名言，一直是鼓舞和激勵福華和我們這一代人永遠為人類美好事業而奮斗終身的座右銘：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一個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顧已逝年華時，不因虛度時光而悔恨，也不因一事無成而羞愧；這樣，在他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就可以坦然地說：“我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人世間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p>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福華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是把自己的整個生命和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人類最壯麗事業的一生。他無愧于一個真正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為真理和正義而戰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

如今，我們那一代人年已古稀，但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不僅無怨無悔，而且為自己做過的一切引以為榮。

當今世界，看似安穩太平，實際上，瞬息萬變，矛盾重重；大小武裝沖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類震驚國內外的突發事件、“地震”、“海嘯”，層出不窮，令世人目不暇接，不得不面對之余，更加堅信：人類社會一定會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前進。一切不合理、不正義、不民主、不符合歷史潮流的制度，一定要滅亡！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要實現！！

脫稿于2008-07-24夜  最后修改于2009年1月      張泰永

2009-7-20作者重新校閱了一次，改正了出版時校對上個別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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