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時刻
朱文軼
1976年是充滿不安的一年。1800萬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在不安中得到了可以重回城市的消息，更大規(guī)模的返城還沒有真正開始。大家都在等待指令。
這場以防止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為動機的運動改變了千萬人的命運，卻并沒有實現(xiàn)預想的成功。城市青年們沒能融入農村社會，也沒有如號召他們這樣去做的領袖所期望的那樣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民”。農村的一系列生活和觀念，除了成為他們青春苦難的胎記之外，并沒有成為普遍接受和推崇的價值觀。另一面，農村，也沒有真正接納這些城市來客，相反農民們有點抱怨知青成了他們的負擔——1957～1976年，中國農村的可耕地減少了11%，人口卻增加了47%。運動發(fā)起者致力改造的城鄉(xiāng)差異沒有消失。
一個叫任毅的知青在江蘇江浦縣插隊期間寫了首名為《南京知青之歌》的歌曲，被廣為傳唱，他也因此獲罪。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龍江的火車上，一路吟唱這首歌;江西的一個知青在開會前的拉歌比賽中，居然也唱起了這首歌;為了讓它更具代表性和傳播力，他們把歌名改為《知青之歌》。
1976年1月16日，兩個陜西村民給毛澤東寫信說，他們無法在城市工廠就業(yè)，而農民沒有推薦的城市知青卻得到了這些工作。讓農村青年得到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滅三大差別。毛澤東繼三年前的“李慶霖事件”后再次在知青來信上批示說:“送政治局。知識青年問題適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后再一次給予解決?！?/p>
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后的幾個重要指示之一。由陳永貴任組長的知青辦領導小組隨即成立，開始為一次全國性會議做準備，但直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時會議的準備工作還沒有頭緒。1976年一開始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知青問題”不是最緊迫的。
毛澤東一系列的最后指示，和他從前的話一樣從來沒有失去過感召力。除了知青指示，他還指出，革命將來還會發(fā)生，因為“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他說，“不斗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斗行嗎？”;“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边@里面有一部分是針對鄧小平的，后者在1975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整頓努力已經深入人心，“安定團結”恰好是他自1975年復出以來的辦事原則。1976年1月19日，鄧小平首次成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紹中說他是“周的繼任者”。接替周恩來的另一位候選人，是張春橋。
毛澤東的政權后期就由一連串這樣的格言固定著。而當這些話在1976年元旦前后一次又一次令人緊張的政治局會議被“四人幫”拿來作為武器，被爭斗的兩派爭相引用時，充分表明了這個國家1976年正在經歷著的、權威即將失去時的不安和茫然。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突然逝世讓中國從上到下都加劇了這種感覺，讓錯綜復雜的緊張勢態(tài)在1976年冬達到了高潮?！八娜藥汀奔涌炝司鹑∥磥頇嗔Φ牟椒ィ麄兇蛩愎伦⒁粩S。在過去的幾年，周恩來一直是鄧的政治庇護人，他的離去讓鄧小平處于困境之中。
江青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沒有脫帽，被電視鏡頭捕捉后引起了震動。沈陽的一位軍人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電視機砸去。在廣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鄰居家看電視的一群人大聲喊著:“打死她?！毕愀劬琵堃缓诎纂娨暀C銷售店前，排隊觀看周恩來逝世新聞的人們也注意到了這個細節(jié)，8個月后，他們又在同樣的地方同樣在黑白電視前目送毛澤東的離去。
鄧小平走近周恩來的遺體時，鄧穎超對他感激地致意，但對江青很冰冷。鄧穎超對張春橋的態(tài)度似乎介于兩端之間，不冷不熱。
鄧小平仍然沒有能逃脫再次被罷黜的厄運。1976年1月周恩來的葬禮上他宣讀了悼詞，這是他這一年的最后一次露面——這一次，距他的退出并未持續(xù)很長時間。
“四人幫”后來攻擊鄧小平時選擇的一條理由，就是在下鄉(xiāng)政策和大學生選拔方式上做文章。極左派抨擊他贊成知青返城，他們要讓知青扎根農村，而鄧小平則要“拔根”。1976年9月《光明日報》第3版上的一篇文章稱，發(fā)動和領導“批鄧”斗爭的原因之一，是毛澤東強烈反對鄧小平修改知青下鄉(xiāng)政策。毛澤東絕不允許其他領導人質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鄉(xiāng)觀點，這是他為這個國家開出的藥方之一，是他針對人內心的教育方針。他擔心鄧小平的全盤政策動搖他的遺產。
“那個人從來不講階級斗爭?！泵珴蓶|對鄧小平的公開指責在《人民日報》第一次發(fā)表出來僅僅一周，他就聽說天安門廣場發(fā)生了一些混亂。
圍繞“四人幫”爭奪權力的政治糾紛是1976年整個過渡期的混亂最外化的表現(xiàn)，另一些同樣深刻的變化也在潛移默化地發(fā)生。60年代，毛澤東樹立了一種包攬一切的權威，他主張的新思維方式主宰了很多年輕人，他們對權威和舊事物的畏懼心理大大減退。在與現(xiàn)實激烈碰撞后，到70年代，青年們的激情變成憤世嫉俗。1976年開始的知青返城趨勢下，一些知青為尋找出路而做的種種努力所造成的影響的確對社會氣氛造成了破壞力，知識青年的命運與城市人的狀況之間的巨大落差，又似乎為任何惡劣的行為提供了合理依據(jù)。
這些交織在一起的社會情緒在1976年4月5日清明這一天被集中地釋放出來。人們隱約察覺生活的哪個部分可能出了問題，卻并不知道新的方向，人們迫切需要新的有力量的指引。人們通過對作為他們心目中道德品格象征的周恩來的思念來表達這種政治訴求和情感訴求。紀念碑前紀念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對中國現(xiàn)狀的焦慮?！澳壳白畲蟮膯栴}是什么？”有人站在“閑人莫入”的人民大會堂臺階上向群眾高聲問道:“中國向何處去？這是最大的問題?！?/p>
1976年10月對“四人幫”的粉碎給這種種疑問和困惑一個光明、充滿希望的交代，也給這一年間，周恩來逝世、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這些接二連三的災難畫上了句號。中國在接近谷底的時候獲得了重生。
這一連串事件背后，政治話語籠罩著一切，它至今可能仍是關于1976年這一年的公共記憶的主流話語方式。人們談到鄧小平1976年和1977年政治生命的起伏時經常會說到，那一年北京一些街頭的清晨忽然會被發(fā)現(xiàn)在街邊的樹上掛滿了玻璃瓶子，很快被人理解為“樹小平”;在1977年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紀念周恩來去世一周年的活動中出現(xiàn)了這樣一條橫幅:“要深入批鄧:小平同志，你拿這么高的工資，不出來工作不行咧！”在“四人幫”被粉碎后，人們還習慣用舊路子來傳遞內心的喜悅和放松，郭蘭英含淚演唱《繡金匾》來歌頌周恩來，唱到“三繡周總理”時總是泣不成聲;那一年最富標志性的符號仍是《十月里響起了一聲春雷》、《周總理，你在哪里》、《祝酒歌》這些廣為傳誦的詩詞和歌曲;1976年第40屆廣交會是所有廣交會中最特殊的一次，廣州組織了參加當屆交易會的十幾個貿易團的代表和交易會的職工，差不多2000多人沿著東方賓館、越秀山、環(huán)市路繞交易會走了一圈，隊伍喊著“打倒四人幫”的口號，游行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才回到展館。這一行為，不過是人們在運用他們所熟悉和擅長的方式來表達某種新的情緒。這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延續(xù)，又是另一個時代開始的征兆——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關心個人命運、關心自我了。
1976年的經濟生活仍然一片慘淡。1976年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這還只是計算的“名義工資”，很多人實際每月拿不到50元。但人們已經有了從令人窒息與茫然的氛圍掙脫出來的苗頭。1976年安徽鳳陽小崗村出現(xiàn)了私分自留地事件;年廣久開始擺攤做生意，許多年后他不無吹噓地說1976這一年自己掙到了第一個100萬;對一些消費品所表達的羨慕和深刻記憶流露出社會對物質的渴望已經開始，鳳凰牌、永久牌自行車，海鷗牌照相機，蝴蝶牌縫紉機和海鷗牌、上海牌手表盡管在1976年對大多數(shù)家庭還是奢侈品，但它們很快就會進入“三大件”的選擇行列，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1976年底的上海大街上，出現(xiàn)了第一家自動售貨商店和第一家電視機商店，一年后，北京排隊最長的地方是理發(fā)店。
透過一片陰霾，袁隆平研究的雜交水稻在全國大面積推廣和北大一名叫王選的年輕科學家跳過二代三代照排機直接研究的四代激光照排系統(tǒng)獲得歐洲專利的消息還是鼓舞人心的。
社會風氣也在醞釀著改變。1976年人們對《春苗》注意的重點已經不在那些對這個劇本中“官職最大的竟是一個走資派”之類的批判上，人們更喜歡電影里扮演赤腳醫(yī)生田春苗的李秀明，他們稱那個穿著白色的確良襯衣楚楚動人地站在電影雜志封面上的明星是中國的“山口百惠”;1976年的另一個電影偶像應該是吳海燕，她主演的《海霞》也讓新的城市青年為之難忘;劉曉慶在《南海長城》里的亮相令她嶄露頭角，她和李秀明、張金玲一起很快被稱作“北影三朵花”，三人中前兩位的身上都極富轉折時代的痕跡，她們都在90年代由藝而商，李秀明經營“大家寶”薯片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劉曉慶則成為備受爭議的明星;1976年，在日本的鄧麗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開著高衩的中國旗袍并上電視，帶動了她的唱片在日本和港臺地區(qū)的銷售，鄧式情歌的聲音被錄制在各式各樣的翻錄帶里在大陸流傳則是1978年以后的事。
逐漸打開被太多重大事件遮蔽的日常生活，中國人的1976年以每個人各自的故事和方式結束。1976年這個國家的眾多遺留問題依舊存在，它們的解決和落實還要等待鄧小平復出之后，但新的時代已經在拉開序幕。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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