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開炮前即被葬送的艦隊 

 一、一場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首當其沖的是為多年慘淡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滅。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擴展。戰爭雙方裝備實力與最終結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師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艦隊。有人統計，不算南洋水師和廣東、福建水師，僅建成北洋水師就耗銀3000萬兩。滿清駐日本領事姚錫光在描述北洋艦隊年開支時說，“其俸餉并后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支應各局經費，歲1768000余兩”；這還僅僅是北洋艦隊的官兵餉項及后方開支等項。另有統計說，清廷支付的艦船購造費便已超過3000萬兩。再加艦船上各種裝備器材的購置維持費、艦隊官兵薪俸、艦隊基地營造費及維持費、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廠及官衙的開設維持費、海軍人才的教育培養費等等，合而計之，清廷為海軍的總投資約在1億兩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萬兩白銀用于海軍建設，平均占其年財政收入的4%強，個別年份超過10%。這樣的數目與比例，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謂不高。
　　這是一支危機面前完全可以一戰的艦隊。其建立之初即參考西方列強海軍規制，制定了一套較為嚴密的規程。從表面看其組織制度已經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且十分嚴格的要求。艦隊的訓練也曾經十分刻苦。瑯威理任總教習時，監督極嚴，“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瑯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嚴格的要求和訓練，使艦隊官兵在文化素質上也達到了較高水準。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爾評價道:“其發施號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艦隊而論，誠非輕心以掉之者也”。
　　該艦隊在裝甲和火炮口徑方面一直保持優勢。排水量7335噸的“定遠”、“鎮遠”兩艦是亞洲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屬于當時世界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設計時綜合了英國“英偉勒息白”號和德國“薩克森”號鐵甲艦的長處，各裝12英寸大炮4門，裝甲厚度達14寸。日方嘆其為“東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它加速造艦計劃，搞出所謂“三景艦”對付定、鎮二艦，但直到戰時，它們仍未達到如此威力。黃海大戰中，定、鎮二艦“中數百彈，又被松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鉆入，死者亦不見其多”，皆證明它們是威力極強的海戰利器。
　　據日方資料記載，黃海海戰時雙方艦只裝甲情況如下:
　　日方似將既使金屬構造但未加裝甲防護的艦只，皆歸入非鐵甲艦只一欄。據我方資料記載，“定遠”、“鎮遠”的護甲厚14寸，“經遠”、“來遠”的護甲厚9.5寸。 看來即使日本的“三景”艦，也缺乏北洋艦隊這樣較大規模的裝甲防護。北洋艦隊的裝甲水平普遍超過日本艦隊。
　　火炮方面據日方記載，200毫米以上大口徑的火炮日、中兩艦隊之間為11門對21門，我方記載此口徑火炮北洋艦隊則有26門；優勢更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也有92比50的優勢。日方只在中口徑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優。當然因為中口徑炮多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優勢還是明顯的。但因為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的優勢同樣不小，所以不能說火炮全部是日方占優。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說，日艦每小時快1.44節，優勢似乎不像人們形容得那么大。有人說北洋艦隊將10艦編為一隊，使高速艦只失速達8節，不利爭取主動，那么日本艦隊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艦，其艦隊失速亦不在北洋艦隊之下。
　　流行的說法是，北洋海軍自1888年后未添船購炮，已難以一戰。但從以上可看出，不論就哪一個方面說，北洋艦隊也遠未到不能一戰的地步。1894年5 月下旬李鴻章校閱北洋海軍，奏稱“北洋各艦及廣東三船沿途行駛操演，船陣整齊變化，雁行魚貫，操縱自如。……以魚雷六艇試演襲營陣法，攻守多方，備極奇奧”；“于駛行之際，擊穹遠之靶，發速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廣東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間合操，水師全軍萬炮并發，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國，均以兵船來觀，稱為節制精嚴”。
　　若不是出于此種自信，清廷不會在這篇上奏兩個月之后毅然下詔對日宣戰。
　　
二、精心策劃戰爭的日本為勝敗皆做好了準備

　　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礙于北洋水師，它沒有必勝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豐島海戰后對同僚說:“似有糊里糊涂進入（戰爭）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其外交記錄中也寫道: “……英國亦自始與其他列國同抱最后勝利將歸中國之臆測，中日開戰后，彼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斐利曼德之舉動往往不少可怪之處；今亦不能辯其是否出于有心的運動”。
　　開戰之初，世界輿論普遍以中國為看好。日本大本營制定了三種方案，為勝敗皆做好準備: 甲，殲滅北洋艦隊奪取制海權，即與清軍在直隸平原決戰；乙，未能殲滅對方艦隊，不能獨掌制海權，則只以陸軍開進朝鮮；丙，海戰失利，聯合艦隊損失沉重，制海權為北洋艦隊奪得，則以陸軍主力駐守日本，等待中國軍隊登陸來襲。
　　三種方案皆圍繞制海權進行。三種方案皆視北洋水師之命運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也覺出自己海軍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于滿清海軍。據統計，日本從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軍撥款94，805，694日元，約合白銀6，000多萬兩； 只相當于同期清廷對海軍投入的60%。
　　其次，聯合艦隊的組建時間倉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剛剛編成。此時距豐島海戰僅6天，距黃海海戰也只剩下60天時間。其主力戰艦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艦齡短，官兵受訓時間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水師自1888年成軍后，艦隊合操訓練已經6年，多數官兵在艦訓練時間達10年以上，這是倉促成軍的日本聯合艦隊無法比擬的。
　　其三，聯合艦隊艦只混雜，有的艦只戰斗力甚弱。
　　據日方統計，聯合艦隊12艘軍艦參加關鍵的黃海海戰，共計40，840噸；北洋海軍14艘軍艦參戰，共計35，346噸（我方大多數資料統計北洋艦隊參戰艦只為10艘，皆不算開戰后趕來增援的“平遠”、“廣乙”兩艦及兩艘魚雷艇）；日方在總噸位上的優勢也是貌似強大。
　　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噸，只有一門120毫米火炮，日方稱其為“偽裝巡洋艦”，實為一艘戰前剛剛改裝的商船，根本不適合作戰。該船在黃海海戰中由日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乘坐，只為觀察戰況。戰斗一開始它就躲在日艦戰斗隊形的外側，企圖靠其它軍艦掩護其安全。再如“赤城”號炮艦，排水量僅622噸，航速10節，被安排在尾隨“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艦隊的直接炮火。這兩艘日艦戰斗力防護力均較弱，被形容為“羈絆手足、老朽遲緩之二艦”；日方在海戰中根本不依靠它們的戰斗力。“比睿”艦則是一艘1873年購自英國的全木結構老艦，首尾三根高聳的木桅桿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盜船，完全不像一艘現代軍艦。
　　中日海軍，各有優劣。從客觀條件看，沒有哪一方能夠穩操勝券。所以當雙方在黃海相遇、將拉開大戰序幕時，為緩和其官兵的緊張情緒，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甚至下令“準士兵隨意吸煙，以安定心神”。
三、戰場上北洋水師像一支未加訓練的艦隊

　　艦隊是實力相當的艦隊，結局卻是一邊倒的結局。當面臨的是戰場而不是操場、面對的是敵艦而不是靶艦的時候，“節制精嚴”的北洋艦隊變得毫無節制可言。
　　首先艦隊布陣就陷入混亂。丁汝昌與洋員漢納根、泰萊商定“分段縱列、掎角魚貫之陣”，到劉步蟾傳令后竟變為了“一字雁行陣”；接著針對日方的陣式我方又發生齟齬，接戰時的實際戰斗隊形擺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
　　臨戰前短時間內陣形如此變亂，致使今天很多人還在爭論考證，北洋艦隊用的到底是什么陣形。此種勉強之陣形維持時間也不長，“待日艦繞至背后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后即不復能整矣”。再加上“定遠”艦一炮震塌飛橋，丁汝昌摔成重傷，首炮之始北洋艦隊就失去了總指揮（泰萊回憶道，“此橋之名甚佳，而其竟飛，而丁與予亦隨之飛。鴨綠江之戰以是開始”）。這場命運攸關的海戰持續4個多小時，北洋艦隊幾乎始終在無統一指揮的狀態下分散作戰；“旗艦僅于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后遂無號令”。劉步蟾、林泰曾二位總兵，無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揮。戰斗將結束時才有“靖遠”艦管帶葉祖圭升旗代替旗艦；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隊旗，收攏指揮殘余艦只撤出戰斗而已。
　　再者為作戰效能的低下。先擊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總兵劉步蟾就命“定遠”艦首先發炮，首炮非但未擊中目標，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飛橋，重傷了丁汝昌。戰斗掉隊的日艦“比睿”號從我艦群中穿過，“來遠”艦在400米距離上發射魚雷，不中，其僥幸逃出。火力極弱的武裝商船“西京丸”經過“定遠”艦時，“定遠”發4炮，2炮未中；“福龍”號魚雷艇趕來向其連發3顆魚雷，最近的發射距離為40米，竟也無一命中，又僥幸逃出。僅600余噸的“赤城”號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彈藥斷絕、大檣摧折居然也不沉，再僥幸逃出。李鴻章夸耀北洋海軍的“攻守多方，備極奇奧”、“發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說，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煙消云散。
　　戰場上的北洋海軍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訓練的艦隊。其6年合操實戰尚不能成一陣，而組建時間很短的日本聯合艦隊，在整個作戰過程中隊形不亂，“始終信號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據統計，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九倍以上。
　　雙方艦隊的實力與戰績相較是極不相稱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養就是為了用。為什么龐大的北洋艦隊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費千萬卻不能一戰”？
　　自從戰爭與人類社會相伴以來，還沒有哪一種力量像海軍這樣，尤其檢驗一支軍隊的整體實力。也沒有哪一種兵器像軍艦這樣，每一個戰斗動作的質量都是全體成員戰斗動作質量的總合。戰場決定勝利，戰場卻不能孕育勝利。勝利只能孕育在充滿單調乏味訓練的承平。
　　同治年間有人仔細觀察過西方海軍訓練：“……每船數百人，終日寂然無聲。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槍往來，足無停趾。不但無故無一登岸者，即在船亦無酣嬉高臥之人。槍炮、器械、繩索什物，不惜厚費，必新必堅，終日淬勵，如待敵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鏡；大小合膛，皆以規算測量，故其炮能命中致遠，無堅不摧。雖王子貴人，一經入伍，與齊民等，凡勞苦蠢笨事，皆習為之。桅高數丈，緣索以登，必行走如飛。盡各兵之所能，方為水師提督。行伍之中，從無一官一兵，可以幸進”。
　　這就是戰斗力。只有這種由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 嚴謹的作風培養出來的軍隊，在關鍵時刻才能拿出頑強的整體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貴。現代戰爭之勇，必須以高超的作戰技能為基礎。必須借助精確熟練地操縱使用戰爭兵器來體現。一支連艦炮都能用來張曬衣褲的艦隊，戰時再勇，對形成有機合力來說也為時晚矣。
　　
四、這支新式軍隊，很快就與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相差無二

　　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水師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軍風被各種習氣嚴重毒化。
　　《北洋水師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但“瑯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則在海軍公所所在地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對這種視章程為兒戲的舉動，李鴻章以“武夫難拘繩墨”為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直到對日宣戰前一日，他才急電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準回家”。
　　章程同樣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甚至提督也側身其間：“瑯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同坐斗竹牌也”。
　　滿清兵部所定《處分則例》規定，“官員宿娼者革職”；但“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于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在北洋艦隊最為艱難的威海之戰后期，“來遠”、“威遠”被日軍魚雷艇夜襲擊沉，“是夜‘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岸逐聲妓未歸，擅棄職守，茍且偷生”；“靖遠”艦在港內中炮沉沒時，“管帶葉祖圭已先離船在陸”。
　　章程規定的船制與保養也形同虛設。艦船一是不保養，一是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曾談過一段對中國艦艇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銹堆積，內則穢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業已無可駛用”。
　　艦隊后期實行行船公費管帶包干，節余歸己，更使各船管帶平時惜費應付，鮮于保養維修，結果戰時后果嚴重。“致遠”、“靖遠”二艦截門橡皮年久破爛，一直未加整修，致使兩艦在海戰時中炮后速即沉沒。
　　至于艦船不作常年訓練而挪做他用，則已不是海軍的個別現象了。“南洋‘元凱’、‘超武’兵船，僅供大員往來差使，并不巡緝海面”；北洋以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為各衙門賺取銀兩。在這種風氣下，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黨營私。海軍大半閩人，水師提督、淮人陸將丁汝昌“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黃海之戰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閩黨之首劉步蟾則被人們稱為“實際上之提督者”。總教習瑯威理“督操綦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瑯威理”。“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這支新式軍隊的風氣，如此之快就與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無二。
作者: 鐵背心 發布日期: 2006-4-24
五、弄虛作假可以欺騙很多人，卻無法欺騙敵人

　　艦隊腐敗風氣的發展，很快發展為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平日操練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每次演習打靶，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徒求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空給觀者以威力強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祿的實惠。最后發展到1894年大閱海軍時，定、鎮兩艘鐵甲艦12英寸主炮的戰時用彈僅存3枚（“定遠”1枚，“鎮遠”2枚），只有練習用彈“庫藏尚豐”。
　　雖然“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制巨彈，備戰斗艦用”，卻一直沒有落實。而這時戰爭已迫在眉捷，與備戰如此相關的事宜，既不見劉步蟾、林泰曾二管帶向丁汝昌報告，又不見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不管北洋艦隊內部提督、總兵、管帶之間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軍覆滅，定、鎮二艦到底有幾枚12英寸主炮戰時用彈，人人諱莫如深。就此一項，北洋艦隊大口徑火炮方面的優勢立成烏有。
　　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海戰中二艦之主炮在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與敵艦作戰。
　　歌舞升平中弄虛作假，戰火硝煙中便代以謊報軍情。
　　豐島海戰，“廣乙”艦沉沒，“濟遠”艦受傷，北洋海軍首戰失利。但丁汝昌報李鴻章“風聞日本提督陣亡，‘吉野’傷重，中途沉沒”。
　　黃海海戰，丁汝昌跌傷、艦隊失去指揮，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倉促開炮震塌飛橋所致，奏報卻成為“日船排炮將‘定遠’望臺打壞，丁腳夾于鐵木之中，身不能動”（至今我們一些學術文章還在引用這樣的觀點）；丁汝昌還向李鴻章報稱“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尚未駛到，致遠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即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實則日方艦隊中根本沒有魚雷快船，“致遠”艦在沉沒前也未曾“將來船攻沉”。
　　此戰北洋海軍損失“致遠”、“經遠”、“揚威”、“超勇”、“廣甲”等5艦，日艦一艘未沉。李鴻章卻電軍機處“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據海軍提督丁汝昌呈稱……此次據中外各將弁目擊，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諸各國傳聞，則被傷后沉者尚不止此數。內有一船系裝馬步兵千余，將由大孤山登岸襲我陸軍后路，竟令全軍俱覆”。日艦竟然攜一艘“裝馬步兵千余”的運兵船來尋北洋艦隊決戰，完全是無稽之談。為掩蓋失敗而說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功”；而且“若非‘濟遠’、‘廣甲’相繼逃循，牽亂全隊，必可大獲全勝”。清廷也以為“東溝之戰，倭船傷重”，“鄧世昌首先沖陣，攻毀敵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傷”由此給予大力褒獎。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不能戰，以為能戰；本已敗，以為平，或以為勝；嚴重加劇了對局勢的錯誤判斷。
　　雖然北洋海軍上報擊沉的日艦，后來紛紛出現在圍攻威海的日艦行列中，但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謊報軍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鎮遠”艦在歸威海港時為避水雷浮標，誤觸礁石，“傷機器艙，裂口三丈余，寬五尺”；管帶林泰曾見破損嚴重難以修復，深感責任重大，自殺身亡。這樣一起嚴重事故，經丁汝昌、李鴻章層層奏報，就成了“鎮遠擦傷”，具體是“進港時為水雷浮鼓擦傷多處”，具體損傷狀況則瞞而不報。以至清廷信以為真，下諭旨稱“林泰曾膽小，為何派令當此重任？”
　　有的謊報軍情，使作戰計劃都發生改變。1895年2月， 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臺后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沖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知此訊，遂撤消了對威海的增援。陸路撤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在艱難的威海圍困戰后期，這支軍隊更是軍紀全面崩潰。
　　首先是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北洋海軍醫務人員，以文官不屬于提督，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后，相形之下殊為可恥”。
　　其次是單個的、小規模的潰逃發展到有組織、攜船艇的大規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交戰之中， 北洋海軍10艘魚雷艇及2只小汽船在管帶王平、蔡廷干率領下結伙逃循。結果“逃艇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之火炮，及日軍艦炮之轟擊，一艇跨觸橫檔而碎，余沿汀西竄，日艦追之。或棄艇登岸，或隨艇擱淺，為日軍所擄 ”。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 就這樣丟臉地毀滅了。
　　最后更發展到集體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水手棄艦上岸，陸兵則擠至岸邊，或登艦船，求載之離島”；“哨兵已不在崗位，弁卒多離營壘”；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請降；劉公島炮臺守將張文宣被兵士們擁來請降；嚴道洪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眾洋員皆請降。面對這樣一個全軍崩潰的局面，萬般無奈的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復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鎮遠”、“濟遠”、“平遠”等10艘艦船為日海軍俘獲。這支投入巨資興建、前后多年操練、聲名顯赫一時的艦隊，就此全軍覆滅。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軍風至此，軍紀至此，不由不亡。
　　
六、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

　　自林則徐以后，國人皆知西方專恃堅船利炮，無堅船利炮要割地賠款。清廷也以為過去之失盡在船不堅、炮不利。現在船不可謂不堅了，炮也不可謂不利，為什么還要割地賠款、且甚至是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為什么巨額軍餉堆砌起來的海軍從理論上說能夠一戰、實踐中卻不經一戰？
　　北洋艦隊如此迅速的覆滅，震驚中外。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曾評論說，北洋水師“觀其外貌，大可一決雌雄于海國”。他只看到了這支艦隊的外貌。親歷戰斗全過程的洋員泰萊，對這支艦隊評論如下:“如大樹然，蟲蛀入根，觀其外特一小孔耳，豈知腹已半腐”；可謂要害之語。
　　戰爭在最終檢驗一支軍隊、證明一支軍隊。清朝末年政治腐敗導致軍事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僅此，還遠不能解釋清楚為什么竟敗至如此之慘。
　　應該說艦隊廣大官兵作戰異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員對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寧死不退、誓以軍艦共存亡之氣概，對今人仍是極大的激勵。
　　但是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為北洋艦隊敗于船速炮速，敗于經費不足。同是戰斗艦，只備有一兩枚主炮實彈去作戰的海軍，有再強的兵器也歸于無用。同是魚雷艇，我方管帶王平等人駕艇冒死沖出港外爭相逃命、丟臉地毀滅之時，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率艇冒死沖入港內、創下了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撥一些經費就可彌補的么？
　　單就軍事來說， 甲午戰爭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于龐大的北洋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證，以致對叛徒逃兵的聲討和對英雄壯烈的謳歌，在這個殘酷事實面前皆成了蒼白無力的開脫。
　　甲午之敗，腐敗使然。有政治的腐敗，更有軍事的腐敗。可以計算一下，在日本聯合艦隊開炮以前，我們自己內部有多少人參加進了埋葬這支艦隊的工作。他們有的本是海軍積極的籌建者，為此上下呼吁，四處奔走；有的則是艦隊指揮者和戰斗參加者，最終隨戰艦的沉沒而自殺身亡。有的至今仍受我們尊敬。他們的悲劇，又何嘗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在那個政治腐敗、軍紀廢弛的社會環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復，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鎖鏈。政權建立了軍隊，又腐蝕著它；軍隊維護著政權，又瓦解了它。它們本想極力避免但結果卻加速了那個無法避免的過程。在這其中，它們互為犧牲品。
　　對當今的軍人來說，一個再大不過的教訓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戰斗力，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過人去實現。從這一點上來說，北洋水師之失敗實屬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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