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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斯納:巴黎公社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思想中的反映

莫里斯·梅斯納 · 2006-11-02 · 來源: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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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5月2l日,北京70萬人示威游行,支持法國造反的學生與罷工的工人,這些學生和工人在當時已使查爾斯.戴高樂的第五共和國政府陷于癱瘓狀態。據中共報道,以后的一周內,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有兩千萬人上街游行,(據說是“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表示他們與“法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團結在一起。①法新社駐京記者發現,在中國示威群眾中最顯眼的標語是“偉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傳統萬歲”,②這不是沒有歷史諷刺意味的。

  在法國,1871年巴黎公社已被馬克思主義者忘掉一半了;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卻一直在紀念著它。1961年,正值公社誕生90周年之際,中國舉辦了學術討論會,群眾集會,出版書籍,發表文章,竭力宣傳公社的歷史意義和馬克思所指出的公社的理論意義,以此表示對巴黎公社的紀念。1966年3月,中國對巴黎起義95周年的紀念活動是以公社歷史文件展覽的開幕式為標志的(這個展覽先在北京,后又在上海展出)。盡管毛主義討厭專門化,但是,中國的報紙上仍然報道了“專門研究巴黎公社的中國學者”的工作。

  正是在這個時候——有意思的是,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撰寫出長篇論文,討論公社的現實意義和它留下的革命教訓。這些教訓在1966年以后的幾年所發生的騷亂事件中很快就成了重要的主題。

  在1966年8月的“文化革命章程”即“十六條”中,官方正式承認,馬克思主義對1871年巴黎人武裝起義的解釋對將近一個世紀后在中國所恢復的革命是有影響的。當時的紅衛兵宣言都出自毛澤東如下的結論,其大意是:“北京人民公社”是20世紀的巴黎公社。這些宣言還聲稱,(在許多事情中)現在的中國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他們是“巴黎公社紅旗”的合法旗手。④在此之后的幾個月內,1871年巴黎事件(或更確切些說,馬克思對這些事件做了再加工)的意識、思想和概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毛主義者利用這些意識、思想和概念,號召群眾向現存的國家和黨的機構造反,用“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那時,陳伯達和毛的其他親信不斷地明確指出,巴黎公社是一個可仿效的革命模式。毛主義者的主要理論刊物《紅旗》在1966年8月發表一篇文章,該文詳細地引證了“十六條”中的一條,指出公社的選舉制度具有普遍意義,應該運用于中國。該文寫道,正是公社那個人民有權選舉、監督、罷免官員的原則,使得中國的革命者們能實現馬克思主義那個使國家“由社會主宰者成為社會公仆”的目標。⑤

  以巴黎公社為模式來重新組織政權的理淪產生了1967年2月那個毫無結果的“上海人民公社”,這是更為激進的毛主義首領們根據自己對馬克思關于1871年巴黎事件的分析的理解,試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嘗試。可是,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完美無疵的,上海人民公社在歷史上只存在短暫的十九天,它的結束標志著毛主義者從“文化大革命”這一更為空想的目標開始后退,也是以“革命委員會”為基礎重新建立中國政治生活的曲折過程的開始。正是這個過程,最終導致了中國共產黨整個最高層政治領導的重新改組。1967年初以后,雖然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巴黎公社的記述不再是逐字逐句地用來指導政治行動了,但是,公社的許多概念、許多革命思想仍是激進的毛主義思想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人對巴黎公社的特殊興趣,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在政治上對公社的利用,是毛主義者思想與行動中富有神秘色彩的特征之一。20世紀的中國,在時間與空間上都與19世紀的法國相隔很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巴黎公社是分別在極為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在社會政治環境上是迥然不同的。無論如何,紅衛兵終究不是再生的巴黎人,林彪的人民解放軍也不可能是復活的巴黎國防自衛軍中的無產階級營。

  然而,為什么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革命又如此重復1871年巴黎人的歷史呢?為什么紅衛兵與近年來的“革命造反派”要采用一個世紀以前巴黎工人所用過的名稱、口號和政治形式,或者至少是采用馬克思認為是巴黎人的口號與形式呢?為什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堅持認為毛澤東繼承(又發展與豐富”)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呢?如果中國是一張白紙,在它上面可以寫最新的革命詞句——毛澤東曾這樣聲稱過,毛主義者也多次重復過,——那么,有什么必要跨越這么遠的歷史時間與空間,追溯到巴黎人這批歷史先驅那里去呢?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全新的、獨創的、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現象,那么,在這場現代劇中,許多角色為什么要借鑒相當不同的歷史時間與空間中所發生的事件,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并且證明自己的行動的合理性呢?

  對于這一系列問題,要作出諷刺性的回答是不難的。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給過一個合適的答案。在評論黑格爾的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出現過兩次這句名言時,馬克思看到(聯系到當時的拿破侖第三)黑格爾忘了補充一句:“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的,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的”。如果說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一場悲劇,那么,上海人民公社是否只是一場笑劇呢?那些模仿巴黎公社社員的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是在創造歷史,還是只不過在仿造歷史?“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還是只是一幅對于革命的諷刺畫?

  對于旁觀者來說,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場大笑劇,是有意思的。這樣,也易于把整個過程作為一群歇斯底里的人的作亂而不予認真考慮。有些觀察者還認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創造歷史,而是一出在毛澤東導演與監督下由一群在北京的瘋人演出的歷史笑劇。既然笑劇不用認真演,因此,也不需要認真探究那些參與這場奇妙演出的人們的動機了。

  當然,也有些人很少用諷刺的方法來觀察“文化大革命”,而更多地采取嚴肅的態度來探討企圖徹底打碎現存一切的革命者為什么要回到前輩人那里去的問題。馬克思在另一段著名的論述中所表明的就是這樣的態度。他說:

  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禾給他們以幫助,借用他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⑧

  在這里它是指對歷史的拙劣的模仿,但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人們在創造歷史的方式中所包含的真正戲劇性的含意。他們在試圖創造嶄新的未來時是如何利用過去的——與此同時,他們又不得不保留從過去繼承下來的形式和觀念。那么,為什么當代的中國革命者試圖在中國創造“空前”的歷史奇跡時要運用過去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的概念呢?

  一、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巴黎公社

  沒有必要在這里重復馬克思關于公社的分析或追溯這些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與政治傳統中所起的復雜的、導致爭論的作用,只要看到如下一點就足夠了:對于“正統”的社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傾向于被視為脫離常軌的某些烏托邦思想,即被廢棄了的1848年雅各賓革命主義的不幸復歸。雖然對于已成為馬克思主義教規的這本書也不乏贊美之辭,然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特別是馬克思在1871年賦予這個概念的烏托邦式的革命含義——在很大程度上和邏輯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是不相關的,也與19世紀后半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民主和工人運動的改良的政治實踐是不相協調的。在考茨基以及一般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巴黎公社是革命歷史上的一次英雄的事件,伹它已在過去被安然埋葬了,在適當的場合,固然可以紀念它一下,但它已與當今的政治需要無關了。正如馬丁.巴勃曾經指出的:“馬克思對于巴黎公社所贊揚的東西,既不是馬克思主義運動所追求的,也不是它所要達到的。”⑦

  說到列寧,人們感到事情較為復雜一些。因為列寧想從馬克思對于公社的解釋中得到的東西,恰恰是他顯然不能(或不愿意)實現的東西。當然,列寧在恢復馬克思主義原先的革命的烏托邦傾向的同時又頻繁而熱情地提到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模式的公社,他在《國家與革命》中,重申《法蘭西內戰》的主題,并且指出蘇維埃俄國在“社會與政治性質”上與公社是相同的。然而,如果說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差距,那么,這種差距比起《國家與革命》熱情宣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的革命原理與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后列寧實行的政策之間的差距來,不可能更為突出。在新的蘇維埃政權的高壓政策與官僚特性日益加甚的同時,列寧在1918年中期以后的文章與講演中,實際上不再提及巴黎公社了,這種情形絕不是偶然的。公社的政治模式連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總目標,都將在斯大林主義的和斯大林主義以后的俄國被形式化,這同革命后建立起來的人所熟知的體制是完全一致的。在這里,我們只需要看到: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雖然與實際的蘇維埃政治實踐關系不大)已成為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進化史上的經典著作,這樣,就把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的模式傳播到另一塊土地上,并使這種模式帶有烏托邦式的革命理想。

  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把巴黎公社作為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模式來贊揚,所以,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塊無產階級人數很少的土地上領導革命、又要在他們的思想與文章中認為巴黎公社這個歷史模式具有特別的意義時,這顯得似乎有些荒謬絕倫。更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不是在1949年勝利之前,而幾乎是在這次勝利的十年之后,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的概念才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中成為如此重要的因素。

  雖然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馬克思關于公社的解釋就為中國第一批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所知,然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般歷史中——更不用說在毛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中——極少預示著馬克思的這種解釋會具有毛主義者后來所賦予它的那種特別重要的含義。確實,從中國革命一開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就一直是最有影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獻之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通過列寧這一著名的小冊子了解馬克思對于公社的敘述的。巴黎公社這個模式成了中共意識形態遺產的一部分,并且在許多年中,以標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形式按時地紀念它。但是,直到最近幾年以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并沒有作出獨特的評論與解釋。在《毛澤東選集》中,只有幾處附帶地(還是不重要的)提及巴黎公社。

  當然,在特定的中國革命形勢下,毛并無特殊的必要去回顧馬克思和列寧關于巴黎公社的文獻。這是由于,毛主義者采取了在農村動員農民從事革命戰爭,包圍并且最后推翻反革命的城市的戰略,而這個戰略與《法蘭西內戰》中所提供的古典式的城市無產階級革命戰略關系甚微。馬克思在對巴黎公社的敘述中,熱情地頌揚了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主動性,然而這種做法同毛澤東熱情地信任農民群眾的革命創造力和長期不信任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能力完全相反——一般說來,也和毛澤東強烈地反城市的偏見不相一致。不僅如此,在20世紀的中國(不同于19世紀的法國與沙皇俄國),不存在要予以摧毀的強大的集中的官僚政權;相反,在中國,革命的任務,如同毛在二十多年中所認識和實踐的,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過程中,在以難以置信的政治割據為特征的歷史條件下,建立新的軍事與政治中心。于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解釋的中心思想——需要“打碎”現存的中央集權式的官僚軍人的國家機器,并用全新的政治機構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來取代它,這種政治機構將把國家所篡奪的全部權力歸還給社會——對于1949年以前的中國歷史狀況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無關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巴黎公社的文獻甚至沒有為中國革命或1949年后的人民共和國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根據。相反,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的意義在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而在毛主義理論中(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前),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革命形式是明確地被排除掉的,因為它不適合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為特征的國家。事實上,毛主義理論還認為,對于奪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后勝利來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必要的。根以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民主階級”的聯盟為基礎的“聯合專政”。雖然,這幾個階級的聯盟是以“無產階級”即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但是,根據毛的理論,中國歷史狀況決定了中國要實行一種特殊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即“新民主主義”社會,這種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并且也區別于“俄國的制度”。⑧

  毛澤東在1939-1945年間所著文獻中的這些關于中國特殊的國家形式的觀點,在1949年作了重申和正式的總結。那一年,革命取得了勝利,毛澤東并沒有宣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卻宣布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詞后來被恰當地寫入了1954年憲法。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個標題下所寫的那篇著名論文,以及1956年前毛主義理論文獻中的一般特征,都是認為中國可以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但不需要采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1949年,毛許諾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中關于階級消亡的預言。據說,在這個社會中,“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這條中國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是通過“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的。⑨然而,毛含蓄地指出,通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路是漫長的,當前迫切需要的是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⑩在20世紀50年代為實現這兩大任務而建立起來的日益有秩序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馬克思關于公社的解釋的革命烏托邦思想并沒有引起特別的反響。雖然巴黎公社紀念日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八個正式的節日之一,但是,這種儀式上的規定僅僅具有歷史含義(借用約瑟.萊弗森啟發性的用語)11,僅僅只是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代代相傳的一般歷史與意識形態傳統中的一部分。

  正是毛主義者那種防止官僚主義腐蝕革命隊伍的唯一企圖,才使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公社的概念(以及這種概念所轉達的革命思想)在中共的思想與政策中具有真正的歷史意義,并且真正成為動力因素。毛時代的最后20年所實行的特殊的毛主義政策,反映了對黨與國家正式機構的不信任,以及越來越相信群眾(尤其是農民)的或多或少的自發活動能夠影響馬克思主義者所預示的激進的社會轉變。通過直接號召群眾(以及贊揚他們固有的革命創造性與社會主義積極性)來越過正式官僚渠道的趨勢,明顯地表現在1955—1956年的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運動中,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公社化的計劃上。在這種趨勢背后,潛伏著毛主義者的一種認識:現存的國家與黨的機構對于實現馬克思社會主義目標來說不再是有效的工具了。同時還有毛主義者的一種擔心:由于存在一個凌駕于社會之上的越來越腐化的政治機構以及一批脫離群眾的新官僚階層,革命會受到威脅,他們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與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潛在的敵對力量。

  在毛主義者對于現存的國家與黨的機構的懷疑日益滋長的同時,(在理論領域)毛主義者也越來越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這決不是完全的巧合。中國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曾經認為,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決定了它只有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如前所述,這是明確地區別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的)才能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但是,在1956年以及在那以后,標準的毛主義學說轉而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目標的關鍵——這個觀點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意識形態的中心觀點。1956年,毛主義者所發表的著名論文《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具有普遍意義,而且在中國,它也有特殊的歷史必要性。12由于馬克思主義最初的理論把巴黎公社視為無產階專政的一個典范,所以,毫不奇怪,中國人會對論述1871年巴黎人武裝起義教訓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愈益感興趣。然而,諸如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中國該采取什么特殊形式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類的問題,仍然(確實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巴黎公社與中國的人民公社

  鑒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毛主義者越來越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因此,考察一下“大躍進”運動的某些政治含義是有一定意義的。查閱有關1958年公社化運動的理論文獻,不能不得出這樣的印象:即毛主義者首先把農村人民公社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盡管農村沒有城市無產階級。公社將不僅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單位(使工業與農業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經典作家規定的“過渡”時期要完成的任務中的兩大任務),而且被視為一種革命的政治權力機構。例如,毛主義理論家關鋒,就公社發揮鄉政府的行政職能這一點曾指出,這使公社不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而且更為主要的是,它使公社成為“執行國家政權職能”的政治單位,這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最好的組織形式”。13與此同時,《紅旗》與《人民日報》的社論強調,公社并不僅僅是一個生產組織,還是一個“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的統一體”,14是“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15社論尤其強調公社的政治作用,“它是鄉社合一的,政權組織與經濟組織合一的,既是社會基層組織,也是政權的基層組織”。16它還強調公社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會起關鍵作用,在這個過渡時期,國家(當時理論上是指公社)固有的職能將逐步消失。17的確,按1958年毛主義者的預見,人民公社將成為執行馬克思主義者以前賦予無產階級專政在過渡時期所要完成的全部社會、政治任務的機構——這些任務包括消滅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工業與農業差別以及工人與農民的差別,并且“廢除”國家本身。公社將既是“生活組織”,又是生產組織,它既被認為是實現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的手段,又被視為將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社會單位的胚胎。18

  除了其他的相同之處以外,在毛主義者關于把政治權力分散到人民公社的思想與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分析中所存在的“聯邦”傾向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聯系。馬克思看到,公社將不是集權型的統治全法國的雅各賓式的專政,而是一種或多或少適應于農村與第二流工業中心的自治共同體模型,“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個次要的中心確立起來,舊的中央集權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機關”。馬克思以肯定的語氣寫道。“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洽形式”,并且“設在專區首府里的代表會議,應當主管本專區所有一切農村公社的公共事務。”19而且,這種把行政職能分散到實際生產者手中的過程并不是要到遙遠的共產主義的將來去實行,而是革命進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公社(即共同體)將在社會的革命轉變中發揮政治機構的職能,同時又擺脫其他純粹的政治性質。雖然列寧后來堅持認為,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并沒有離開中央集權,但是,有趣的是,恩格斯(他肯定比馬克思更加具有中央集權制的傾向)卻贊揚了公社對地方公社實行“自由聯邦”的計劃,認為這是反對中央集權政府的壓迫機構的一種形式。20在那個著名的對于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的批判中,恩格斯指出,在以前的法國革命先例中,“法國的每個省、每個市鎮,都有美國式的完全的自治權,”以這種方式批判了德國人的集權主義傾向。21

  毛主義者將政治權力分散到人民公社中去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巴黎公社的文獻的影響,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有時這兩者之間的相同點并不是難以發現的。例如,在1958年5月,一位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又章中就寫道:“鄉社合一,實際上和巴黎公社差不多,經濟組織與政權組織合一。”22然而,比馬克思主義的先輩所能產生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毛主義者起先所賦予公社的那種政治職能,對現存的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構成一種根本性的挑戰。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按毛主義者原先所設想的方式發展下去,則中國的中央集權式的政治權力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害——即按馬克思認為是屬于巴黎公社的方式,把國家所篡奪的生產者的社會權力還給生產者本人。但是,后來事實發展的結果是,1959—1960年的經濟混亂與組織上的無政府狀態(毛后來把這種混亂部分地歸因于保守的官僚分子的抵抗)沉重地打擊了毛主義者的人民公社計劃——而后者只能以改頭換面的被毀損的形式出現。

  對毛主義者來說,這些問題在當時已經發展到尖銳的程度——并且具有政治上的尖銳性——毛主義者被迫從“大躍進”階段的激進的社會經濟政策向后撤退,在60年代初重新確定國家與黨的官僚者的權力,雖然毛主義者仍然掌握著意識形態大權,但另一批人只不過是高談毛主義的思想和口號,卻控制著更為重要的政治、經濟機構以及科學與技術部門。盡管毛主義者還在宣揚“不斷革命”理論,但中國社會明顯地被置于官僚機構的統治之下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時期象現在這樣,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如此巨大和如此明顯的脫節。三、巴黎公社與“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春天所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其他許多事情中)最為不尋常的歷史現象是消除激進的毛主義者的社會理論與保守的官僚的社會政治實踐之間的差距。“文化大革命”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不僅指責國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指責黨,指責它們已落入“反革命修正主義者”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據說,這批人已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機構,并正在為復辟資本主義作準備。

  毛主義者提出的拯救方案同樣值得注意。所謂的已變了質的國家和黨的官僚機構將不可能從內部加以改良——也不可能由另一些官僚從外部加以糾正——只有依靠群眾的革命行動,自下而上地推翻它們的統治。毛主義者向群眾發出“造反有理”的指示,還命令進行“奪權斗爭”。當“文化大革命”日益轉向政治斗爭時,最著名的標語之一是來自巴黎公社的教訓,即“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現存的國家與黨的機構被指責成為反對社會普遍利益的保守的、潛在的反革命機構,所謂的革命群眾被鼓動去“奪取”、“推翻”、“打碎”它們,并且用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正是在這種政治和思想意義上,巴黎公社的榜樣才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博物館中被抬了出來,并且被認為與現今創造歷史的事業有關。在“文化大革命”混亂的政治斗爭中,“巴黎公社”被當作重新組織政治權力的榜樣來祈求,馬克思與列寧所認為的公社社員所具有的那種革命的戰斗吶喊響徹中國大地,馬克思主義對于一個早己過去的歐洲歷史事件的著名解釋又被推崇為(在一個時期內)當代中國政治行動的指針。

  于是,我們又回到先前所提出的問題上來了,為什么19世紀巴黎公社的榜樣會在20世紀中國“文化大革命”中被這樣看重?當然,一種回答是,毛主義者的直接的政治目標使然。如果中國的國家與黨如所指責的那樣,落入“資產階級”手中,變為寄生的官僚機構,那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要求摧毀這些政治權力的壓迫形式。公社為群眾響應毛主義者的造反號召,把政權奪回到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的行動,提供了一個歷史典范,同時又提供了革命精神的源泉,它使毛主義者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模式中獲得了理論支持。

  再說,中國人恢復馬克思主義原先關于巴黎公社的觀點,并不是出于單純的政治上的直接利益與意識形態上的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關于公社的著作中提出的觀點和思想,其意義并不小于公社模式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毛主義者認為這些觀點和思想,不僅在政治上可供利用,而且發現它們在理論上也是有吸引力的。確實,正是由于毛澤東的思想的基本傾向與馬克思關于1871年事件所作的說明之間存在著明顯相似之處,所以,馬克思主義關于公社的理論模式就使毛主義者獲得了特殊的政治利益——正是在理論上的一致性這個更為廣闊的領域內,使得中國人對巴黎公社模式的利用超越了眼前利益的局限。

  我們在這里沒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巴黎公社的文獻作詳細的分析,只是簡要地提一下一些較為著名的觀點。毛主義者首先從馬克思主義最初關于公社的解釋中獲得了徹底反對官僚主義的動力,并為他們那種普遍敵視正式的國家組織機構的態度找到了支撐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主義者的文獻不僅強調標準的馬列主義公式,即舊的國家機構必須被摧毀而不是簡單地接受過來(雖然這個公社的特殊“教訓”總是被重復著),而且還強調那個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概念,即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成為“以往一切國家政權的真正對立物。”23毛主義者在理論上承認必須“打碎”馬克思指出的“由常備軍、警察(與)官吏組成的普遍存在的機構”,同時又普遍關注著革命之后政權的性質和組織問題,深深地擔憂一個新的寄生蟲官僚集團會很容易地再次凌駕于社會之上。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有關公社的文獻中,提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按該問題的標準提法,這就是“怎樣防止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發生蛻化變質”,防止國家機關“從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的危險,24這個提法是從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1891年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借用來的。

  毛主義者所提出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恰恰也是巴黎公社社員所提出的,那就是馬克思曾以極大的熱情歡呼過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預防措施。為了使政權歸還給社會,生產者將以工作機關(而不是議會)的形式組織起來,這種機構兼有立法與行政兩大功能,完成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革命任務。這些社會所必需的行政職能不是由被任命的官員來執行,而是由群眾和那些從群眾中挑選出來的人來執行,這些人直接對人民負責(還經常受人民監督),他們可被人民直接罷免與撤換。這些履行公務的人只能領取與普通工人工資水平相同的薪水,不能享有特權地位。這就是毛主義者從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的敘述中獲取的更為實用的一些政治“教訓”。在中國人關于公社的文獻中,反復強調以上這些措施的重要意義,因為它們符合毛主義者長期存在的對官僚主義的敵視態度,并且也與那種理想化的平等主義的政治實踐相一致,而這種政治實踐,毛主義者是把它作為他們自己的革命傳統的組成部分來加以贊頌的。

  這種強有力的平等主義與反官僚主義的推動力是馬克思對公社的描繪中所具有的特色——在毛主義者關于公社的評論中,也特別關注這兩個方面——這兩大特色與毛主義重視的另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緊密相聯;相信群眾的自發的革命首創精神。馬克思所描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官僚主義畫像是建立在巴黎工人們的創造性與英雄氣概之上的,他在《法蘭西內戰》中是如此有說服力地對這種創造性與英雄氣概作了贊揚。他沒有一處討論黨的作用,甚至沒有很多地討論領袖的作用。整個主題都是關于工人們自己的創舉——因為在公社中,馬克思第一次發現他自己原先關于無產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的論斷已由歷史證實了。毛主義者發現,正是這種對于群眾的革命潛力的信任,才是他們所引證或用不同的語言來重新陳述的馬克思的記述中具有吸引力的東西,盡管這種潛力只是被贊揚的一般人民群眾(而不是特殊的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自發性。因此,當中國作者把巴黎公社的特征概括為“人民群眾創造性的結晶”時25,他們既反映了毛澤東本人長期的(和非列寧主義的)對于“群眾中蘊藏著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信念,又加強了這種信念。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獻中,經常忽略了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分析的另一些方面,而這些方面卻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解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別使人感興趣的是馬克思把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立場結合在一起的方式。雖然作為一次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巴黎公社在性質與目標方面都必然基本上是國際主義者的行為,然而,公社社員又是反對外來的德國入侵者的真正的法國保衛者。馬克思寫道“既然公社是法國社會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時又是工人的政府,是爭取勞動解放的勇敢戰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26相反,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受他們的階級利益所驅使,成為一幫民族叛徒。馬克思指出,在民族義務與階級利益發生沖突時,國防政府“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27a阿道夫.梯也爾這個資產階級腐敗的縮影,扮演了資產階級向外國敵人實行民族投降的領袖——“由俾斯麥特殊許諾所驅使”的內戰的挑唆者,“普魯士軍隊對巴黎直接占領”的游說者,“一群由外國入侵者所保護的奴隸主叛亂者”的領袖。28但是,公社的歷史證明,由于把普魯士人奉為“法國內政的最高裁決者”,資產階級再也不可能在民族統一中充當領導階級了,29巴黎工人們被證明是統一的法蘭西民族的捍衛者,也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從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的評論中,很容易得出這樣的觀念(正如中國馬克思主義作家們所作的那樣):在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戰爭與無產階級使命及它的國際主義性質之間,不存在矛盾。資產階級統治具有反革命性質與虛假的“國際主義”性質,而無產階級革命在真正實現國際主義目標時,倒真正成為“民族”的革命,這幅圖畫對于毛主義者說來是極有吸引力的——因為通過它,毛主義者那種把對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熱情與他們的國際主義主張及愿望結合起來的做法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可。30

  與當代中國有特殊聯系的另一個論題是:在馬克思關于公社的分析中,具有反傳統的傾向。在馬克思看來,公社社員不僅企圖以革命方式砸爛舊的社會經濟秩序與政治秩序,而且要從根本上與過去普遍的保守傳統習慣與價值觀念決裂。在法國當時的環境下,這種決裂過程集中在摧毀令人壓抑的“精神壓迫”與教會的“僧侶勢力”上;馬克思看到,這個過程還伴隨著使科學與教育普遍地從“階級成見和政府權力的桎桍”下解放出來。31在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始概念中,已經隱含了這樣的假定:新制度的誕生將從根本上貶低與死亡的舊社會有關的全部傳統、信仰與價值觀。馬克思把這種反傳統的動力歸屬于巴黎公社,但它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卻經常出現。這是由于它和毛主義者的信念很一致,即:社會在物質上與經濟上的變革必須伴隨著“精神轉變”,這種精神轉變將造就一批掙脫了舊的習慣觀念的“新人”。這樣,反傳統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時代就更有影響了,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號召下,對全部傳統價值觀和信仰的批判與攻擊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還強調馬克思關于公社的敘述中的另外許多主題。馬克思曾熱情地贊揚過公社社員的革命英雄主義行為,獻身精神和自我犧牲的禁欲主義價值觀。這些在毛主義的描述中也以同樣贊揚的口氣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贊揚。而馬克思所贊揚過的公社的許多崇高的英雄品質,也正是毛主義者在他們的革命歷史中所贊揚過的東西,并且被認為是“革命浪漫主義”精神。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在取代資產階級官僚與專家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工作效率的描述,使毛主義者對職業專家產生了厭惡態度,而增加了對“自力更生”的群眾的信任,認為他們既能掌握全部專業技術知識,又能發揮基本的管理職能。毛主義者尤其重視馬克思關于必須以無產階級暴力去對抗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暴力的論述(這就重申了毛主義者的一個著名公理:群眾必須認識到“手中擁有武器的重要性”)。毛主義者還注意到,馬克思從公社被鎮壓的教訓中得出結論說,面對“殘忍”的“野蠻”的反革命勢力,革命者必須不斷保持警惕,并且無情地鎮壓敵人(這就為“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以及“不能讓敵人喘一口氣”之類的標語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根據)。馬克思把公社(從而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是一個工人武裝共同體,這又使毛主義者找到了根據,說無產階級革命必然要包括群眾的軍事化。毛主義者強調民兵的重要性,而不相信正規軍。

  四、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當然,在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之間,也存在著許多(和相當重大的)分歧。馬克思終究相信,真正的無產階級是解放全人類的力量,無產階級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成指定的歷史使命。但是,對于毛主義者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并不真的要求這樣的無產階級來實行,而只要那些具有“無產階級覺悟”的人們來實行就行了。雖然在毛主義者的意識形態中一再解釋構成這種“覺悟”的信仰與價值觀,但是,它的特殊的社會含義是難以確定的。“無產階級覺悟”既不是特定的社會階級所固有的屬性(如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也不存在于某個特殊的組織中(如列寧所堅持認為的共產黨之中)。雖然認為毛發展和豐富了巴黎公社經驗,但是,毛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社會政治內容仍然是含糊不清和殘缺不全的。

  盡管有人會考慮毛主義者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糊不清的含義,但是,在毛主義者把農村人民公社視為社會經濟的革命轉變中的主要組織基礎時,卻是比較明朗的。這里,人們會注意到毛主義者顯然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經典。馬克思在寫關于巴黎公社的報告時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過程必將使“農村生產者接受中心城市的有理智的領袖的領導”,但毛主義者的革命希望則首先是寄托在農民的創造力上。在毛主義者看來,只有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礎上,革命才能生存和持續下去。

  在馬克思關于公社的分析中,最為根本的論點是關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主義者的態度仍是頗為含糊的。雖然毛主義者的傾向是從根奉上反對官僚主義的,并且對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權力表示了極大的敵視,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卻仍然不大愿意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如下原則立場:所有的政治權力都是社會力量的異化形式。這正如他們不能正視人類一般的自我異化問題一樣。當然,毛主義者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比以前執政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為關心。毛主義者明確地拒絕過斯大林主義者(典型的保守主義)關于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有機的、非對抗性的關系的概念,然而,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關于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在促進革命后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中的領導作用問題上,存在著尚未解決的分歧:一方面是強調強有力的國家政權的這種領導作用,另一方面則象民粹主義者那樣不相信國家政權。后一種傾向常常引證馬克思關于國家政權異化性質的語錄來為自己辯護。然而,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太粗略了,也常常太膚淺,以致于不能確定這個問題究竟是否是一個真正嚴肅的理論問題。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分歧,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始概念有許多方面是在毛主義者的思想中引起反響的。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描繪中所具有的烏托邦思想被復活與普及了,因為這些思想在理論上與政治上都會導致社會進行“不間斷”的激進的變革,而這種社會變革被看成是革命生存下去的根本條件。在中國,這種革命將繼續下去,按照毛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社會最終目標的理解去改造世界,而不是為那種被毛主義者稱為是“迎合現實”的“典型的實用主義幻想”去犧牲目標。這種來自巴黎公社模式的概念與思想,在一個時期內,推動了變革,阻止了現存社會與政治現實制度化的傾向。

  馬克思主義關于公社模式的原理是否曾經(或將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生活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這是一個頗有疑問的話題。但是,毛主義者對巴黎公社的贊揚不止是具有暫時的理論和歷史的意義。毛主義者求助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不僅是為了重新確立他們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識上的權威,而且是為了把毛確立為馬克思的真正繼承者。因為,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乞靈于由馬克思所總結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傳統時,他們就越過了俄國人,而直接向被馬克思稱為是“作為新社會的光榮的先驅將永遠受到紀念”的巴黎工人學習。在這種跨越俄國人直接向巴黎入學習的過程中,毛主義者明確地排斥了俄國革命的許多方面,或至少(稍微隱蔽地)譴責了俄國革命在當代引起的后果。在中國人關于巴黎公社的評論中,不指名地批評蘇聯是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歷史中的“反面典型”的情形并不少見。這樣,毛主義者就自信地認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根據巴黎公社的原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個結論又使他們進一步推論:是毛解決了俄國人沒有能力解決的理論問題和革命實踐問題,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較高的階段”。據說,與“蘇聯修正主義者”不同,毛主義的革命者們既有決心、又從理論上搞清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立與堅持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從而為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開辟了道路。

  這些自以為是的說法,遠遠超過了反蘇論戰中政治觀點上得分多少的需要。這些說法,也更多地反映了一種普遍的人類需要,即他們認為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的概念之間建立一種合乎邏輯的關系,是活生生歷史傳統的一部分。毛主義者既拒絕了傳統的中國先例,又擯棄了現代的蘇聯模式,他們企圖沿著原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淵源去探索,填補空白,使毛與馬克思在未經敗壞過的普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歷史傳統上聯系起來。中國人聲稱他們繼承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公社的概念,這種表白反映了他們在探索自己與巴黎公社那段仍有生命力的、有用的歷史之間的聯系——這部分地說明了毛主義者為什么感到有必要去“乞求過去的亡靈”,運用“借來的語言”來演出新的革命戲劇。

  因此,毛主義者探究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足跡就不僅具有政抬與意識形態方面的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心理學方面的意義。正如E.H.卡爾曾指出過的,那些相信自己處于歷史上某一場合的人們肯定相信他們也是來自于歷史上的某個地方。32毛主義者認為他們是來自于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這種傳統不僅容許而且要求徹底背離現存社會,以便創造一個激進的新世界。

  注釋:

  ①關于示威游行的記述,見《北京周報》1968年5月31日,第9一17頁。

  ②《紐約時報》1968年5月23日,第15頁。

  ③《巴黎公社展覽在京開幕》,載于《中國大陸新聞概覽》1966年3月20日,第39—40頁。

  ④關于那個時期的文獻中有關巴黎公社的有代表性的材料,見K.H.法思編的《中國的文化革命》(紐約格拉美出版社1968年版),尤其是第16l頁至196頁,第239頁~258頁。

  ⑤劉惠明:《巴黎公社的全面選舉制》,載于《紅旗》1966年第11期。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頁。

  ⑦馬丁.巴勃:《烏托邦之路》,波士頓比凱恩出版社1958年版,第98頁。

  ⑧《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10一1011頁。又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9《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05頁。

  10同上書,第1405—1412頁。

  11關于“僅僅具有歷史含義”與“歷史的真實含義”之間在用法上的差別,可參見約瑟夫.萊文斯頓在其《孔夫子的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引入入勝的討論。

  12《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個文件于1956年4月5日首先在《人民日報》上登載。

  13關鋒:《略論人民公社的偉大歷史意義》,載于《哲學研究》1958年第5期。鄉是國家政權機構基本的、最基層的單位,它一般包含幾個村和鎮。

  14《人民日報》1958年9月3日社論。

  15吳芝圃:《由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載于《紅旗》1958年第8期。

  16同上。

  17關鋒:《略論人民公社的偉大歷史意義》。

  18吳傳啟:《從人民公社看共產主義》,載于《人民曰報》1958年10月1日。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376頁。

  20參見恩格斯在1891年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德文版所寫的導言。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頁。

  22吳芝圃:《論人民公社》,載于《中國青年報》1958年9月16日。

  23劉惠明:《巴黎公社的全面選舉制》,載于《紅旗》1966年第11期。關于巴黎公社在文化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中的作用,見約翰.布萊恩.斯塔爾的,《沉緬于回顧的革命:中國人視野中的巴黎公社》,載于《中國季刊》1972華第49期,第106—125頁。

  24鄭之思:《巴黎公社的偉大啟示》,載于《紅旗》1966年第4期。

  25同上。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2頁。

  27同上書,第354頁。

  28同上書。

  29同上書,第391頁。

  30有趣的是,在中國早期關于巴黎公社的評論中所強調的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這種“民族主義”方面——李大釗(中國第一個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在1923年就強調:“巴黎人民奮起反抗賣國政府”(《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7-456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

  32愛德華.哈利特:《歷史是什么?》,紐約溫太奇圖書公司196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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