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

[樓 主] From:Unkown | Posted:2006-10-31 07:56| 來源：紅色旅游網

長征，是對中國革命和紅軍的最大考驗；長征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位偉人及其關系的最大考驗。在決定紅軍和中國命運的時刻，他們克服種種困難，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最終把紅軍帶出了泥濘的草地，把中國革命帶出了低谷，引向了輝煌。

紅軍被迫踏上險途

遵義會議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紅軍內部發生了一場決定紅軍和中國命運的斗爭，結果就是毛譯東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可以說居功至偉。

1933年1月，受王明遙控，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于在上海的處境日益困難，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此時，周恩來和朱德正在前方指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而受到左傾勢力排擠的毛譯東則在閩西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成立了以博古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來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既恕Ｒ壞剿漲┕瘧惴帕肆槳鴉稹貳奧廾髀廢摺薄⒎礎暗恕⒚⑿弧⒐擰薄Ｕ飭槳鴉鶚雇趺鰲白蟆鼻憒砦笤謚醒胨漲饗罟ぷ髦械靡勻嬙菩小６躍倫髡揭磺喜煌ǖ牟┕牛由蝦０嶗垂膊示鹿宋世畹倫魑目可健?lt;/P>

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周恩來和朱德曾經就作戰方針和戰役部署問題與博古、李德等人進行過多次爭論，但終因王明所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周恩來的軍事指揮權被大大削弱。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沙洲壩召開，博古被選為總書記，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幾天后，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全蘇二大”。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也被免去。

1934年6月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權力機構“三人團”，處置紅軍戰略轉移的一切軍政事宜。10月初，中央蘇區核心區域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紅軍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到1934年12月1日，紅軍一路血戰，連續沖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兵員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8.7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亂，在一籌莫展中一度欲引咎自戕，被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勸阻。

湘江慘敗把紅軍推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周恩來承擔了實際的領導和指揮責任，開始對李德、博古執行的“左”傾軍事路線懷疑、抵制和批評。

“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

如何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挽救紅軍，挽救革命？此時周恩來、朱德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毛澤東。

雖身處逆境，但毛澤東卻無時不在關注著蘇區和紅軍的命運。為了與博古、王明的“左傾”路線斗爭，能夠將自己的正確思想付諸實施，毛澤東開始爭取兩位“國際派”大將，王明與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與王稼祥。

當時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條就是“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在蘇區，張聞天曾與毛澤東相鄰而居，隨著他同毛澤東接觸的增多，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同時對博古、李德的專橫作風和戰場上的瞎指揮越來越不滿。

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他曾一度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1930年回國后，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干事，隨后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長征開始時，毛澤東與張聞天和王稼祥被同時編在了軍委第一野戰縱隊，三人經常談古論今，在許多方面尤其是軍隊的前途問題上認識趨于一致。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臨時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

這是自寧都會議以后兩年多來毛澤東第一次參與軍事指揮。雄心萬丈的毛澤東正是在此時寫下了那幾句滿懷豪情的詩句：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紅軍到達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對于周恩來而言，黎平會議是他一生所面臨的最大的抉擇之一，他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而與李德和博古徹底決裂。

周恩來當時的警衛員范金標后來對此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么問題，當時不知道，后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于當時中共黨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后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緊接著，在猴場會議上周恩來又起到了關鍵性的核心作用。這次會議規定：“三人團”要取代軍委所做出的作戰方針，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此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來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檢討長征以來的指揮錯誤。周恩來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

于是便有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召開。

在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權力受到了很大制約，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實際上已落到周恩來的手中。此時，蔣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于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后拍板定奪。

遵義會議最權威的歷史文獻

遵義會議上，博古的報告對錯誤輕描淡寫，事事強調客觀原因，為軍事失敗作辯護。而周恩來則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并從軍事指揮執行者的角度做了自我檢討，承擔了責任。

張聞天首先向博古和李德發難，嚴厲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給紅軍帶來的災難。這個報告的提綱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集體創作的。

隨后，毛澤東結合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事實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全面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并為博古、李德的錯誤概括了三句話即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轉移中的逃跑主義。

他的發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傾聽，這也是三年來唯一沒有被打斷，結束后沒有遭受批評的一次。

最后，周恩來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恩來的態度最終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解體。

關于遵義會議所做出的決定，現存最權威的歷史文獻是陳云手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其中寫道：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由此可見，毛澤東并未如通常所說的通過遵義會議確立了其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之后，黨內負總責的為洛甫（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澤東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黨的領導核心，并根據常委分工，他作為周恩來的副手參與軍事指揮。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后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最后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

打鼓新場風波

1935年3月4曰。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毛澤東出山后的第一仗是土城戰斗，但由于情報有誤，致使這一仗打得很不理想。當時部隊官兵有些議論，剛在遵義會議上被撤職的博古則大說風涼話：“看起來，狹隘經驗論指揮也不成。”毛澤東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

土城之戰后，紅軍回兵黔北，在毛澤東的指揮下二渡赤水，在婁山關和板橋之間一下子殲滅黔軍王家烈的8個團，乘勝再次攻占遵義城。接著，又痛擊敵吳奇偉增援部隊。這一仗，總共殲敵20個團，成為長征以來的最大勝仗。

遵義戰役的勝利，驅散了土城戰役失利的陰影，毛澤東在軍內的威信開始回升，但隨后發生的打鼓場風波，說明毛澤東當時的地位還很不穩固。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上討論“打鼓新場戰斗”。會上其他人都主張打，只有毛澤東堅持主張不打。由于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紅軍又處于窮鄉僻壤之間，稍有不慎，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盡管毛澤東再三闡述自己的見解，無奈眾人未被說服，毛澤東便提出：“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

“你不干，就不干吧！”張聞天見毛澤東又要撂挑子也急了。“好，我不干！”毛澤東氣呼吁地走了。

但這一次，從毛澤東提出辭職到重新擔任前敵司令部政委沒有超過24小時。因為當晚毛澤東去找周恩來仔細研究之后，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取消了，事實很快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是正確的，紅軍避免了一次不應有的損失。

“打鼓新場風波”引起了毛澤東的思索。他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討論”，不能處處搞“少數服從多數”。指揮作戰，權力必須高度集中。次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建議，并得到一致通過，會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一個新的“三人團”又形成了。

張國燾擁兵自重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會見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當毛澤東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與斯諾議著他“一生當中最黑暗的時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擁擠的貧民住宅區的一間小屋里，一位貧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寫他的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他就是張國燾。長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澤東的斗爭，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轉折，從10萬紅軍的領袖變成了被中國革命拋棄的叛徒。他心酸地回憶著過去的往事，關于過草地這一章的標題他沉重地寫下兩個大字――“分裂”。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迂回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走制勝。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終于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逐漸為黨內所共識。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于四川懋功。為了商定會師后全軍的行動計劃，中央于20日致電遠在茂縣的張國燾，請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張國燾當時可是顯赫一時的風云人物，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曾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屆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論資歷，他不在毛澤東、周恩來之下，而對當時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還在于，他所指揮的紅四方面軍擁兵10萬。

6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劉伯承等冒著瓢潑大雨來到兩河口等待張國燾的到來。

當時的張國燾可謂滿面紅光，氣宇軒昂，警衛隊伍也是威風凜凜，井然有序。反觀他面前這些剛剛從巍巍雪山上走下來的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一頭蓬亂長發，朱德滿臉皺紋，周恩來胡子拉碴……

看到這種情形，張國燾驕傲寫在臉上，就連李德也覺得，張國燾像主人一樣對待紅一方面軍的人。這使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感到不快。

歡迎晚宴結束后，張國燾問周恩來：“你們有多少人？”

周恩來非常機智地反問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現在有多少人馬？”張國燾自得地說：“我們有10萬。”周恩來說：“那我們只有3萬。”其實，到達懋功的一方面軍也僅止1萬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開始向中央發難，雙方就紅軍今后的前進方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博古和張國燾甚至互相進行人身攻擊。最終，張國燾雖然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于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北上方針、也贊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區，但后來他卻借口所謂“組織問題”沒解決按兵不動，故意延宕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以達成向中央要權的目的。

“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

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曾認真討論對張國燾做出什么樣的讓步才合適的問題。張聞天主張把自己總書記的位置讓給張國燾，但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毛澤東認為，寧可讓出紅軍的指揮權，不能讓出中央的領導權。他分析認為，張國燾要抓大權，把總書記一職讓給他，他可能不會滿意，但如果真讓他當總書記，會留下很大的禍患。毛澤東的意思是盡量考慮張國燾的要求，但又不能讓他獨攬軍權，因此在同周恩來商量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所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

沙窩會議后，黨中央為了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迅速北上，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左路軍由四方面軍的紅九軍、三十一軍和一方面軍的紅五、九軍團及軍委縱隊組成，朱德任總指揮，張國燾任政委，劉伯承任參謀長，經阿壩北進；右路軍由一方面軍的紅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紅四、三十軍組成，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經班佑北進。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朱德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暫時分別。毛澤東囑咐朱德對張國燾須小心警惕。

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后，以種種借口拖延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當時右路軍過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區。他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并提出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在陳昌浩身邊的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意識到關系重大，于9月9日立即設法將這件事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為此，毛澤東經過考慮，決定以部隊南下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為借口，帶領張聞天、博古離開前敵指揮部來到彭德懷的紅三軍駐地，與在那兒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繼續北上。

9月10日凌晨，毛澤東和彭德懷率紅三軍秘密離開巴西地區向甘肅俄界進發。

陳昌浩第二天才發現中共中央和紅三軍已經北上，馬上派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帶騎兵去追趕，并請示前敵總指揮部是否對“逃跑”隊伍實施攻擊，徐向前果斷地反對采取“打”的方式，認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陳昌浩采納了徐向前的意見，從而避免了一場紅軍內部的流血沖突。

當李特追上中央機關的時候，毛澤東冷靜地對李特說：“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李特怒氣沖沖地帶回了四方面軍的人。一年后，毛澤東的預言被證實。南下碰壁的張國燾無奈之下只得帶著歷盡磨難的紅四方面軍，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哪有朱反對毛的？”

與此同時，身在左路軍的朱德也與張國燾展開了一場艱苦的斗爭。張國燾策劃召開了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實際上是圍攻斗爭朱德，迫他表態、寫文章、發表聲明反對黨中央和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

在這個會上，朱德坦然自若，堅定沉著，任他們怎么斗、怎么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埋頭看書。等到他們斗完、罵完，他才義正辭嚴地說：“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舉了手的。我不能寫文章反對我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的。”他還幽默地說：“朱毛、朱毛，人家外國人都以為朱毛是一個人，哪有朱反對毛的？”最后表示：“你張國燾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張國燾又威脅朱德：“你既然主張北上，那你就離開部隊北上好了。”朱德戳穿他們的陰謀：“我是黨派來的，我不能離開部隊。”朱德心里明白，倘若離隊，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繼續做紅四方面軍工作的機會。

10月上旬，張國燾南下到達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后，公然另立“中央”，組織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委委員會”，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應撤銷職務，開除中央委員會及黨籍，并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12月5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稱：

(一)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

(二)你們應稱北方局，陜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三)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

(四)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的政權組織報來，以便批準。

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態，朱德堅決反對：“我是總司令，不能反對中央，不能當你這個‘中央委員’。你要搞，我不贊成。我按黨員的規矩保留意見，仍以總司令的名義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劉伯承等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下與張國燾的反黨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毛澤東贊朱德“臨大節而不辱”

張國燾在南下過程中屢遭挫折，部隊損失嚴重，后來由于共產國際的指導及黨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劉伯承、徐向前、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人的斗爭下，張國燾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北上，10月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等地會師。

11月30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機關到達保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和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熱烈歡迎。

李德也站在歡迎隊伍中間，他回憶說：“我是他們到達保安的見證人。看上去他們(張國燾部)的情緒相當低落，大多數人的衣服破爛不堪，各種各樣的顏色混雜在一起，甚至還能看到穿著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從表面的印象來判斷，紀律顯得并不渙散。參謀部和警衛部隊的武器，簡直讓人不能再有過多的奢望了。”

與一年多以前的兩河口會師相比，雙方正好換了個位置。

毛澤東、張聞天笑容滿面地與張國燾握手致意。毛澤東站在一張桌子上向紅軍講話，熱烈歡迎朱德、張國燾的到來。

此時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動。以至在講話中突然淚流滿面。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后來毛澤東盛贊這一時期朱德與張國燾的斗爭“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張國燾卻完全是另外一種結局。

盡管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但基本上還是真誠希望他能夠認識錯誤，全力投入黨的工作當中去。但可惜的是，張國燾并沒有認真地反省，反而日益消沉，最終與黨中央格格不入。

1938年4月，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投靠國民黨，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

摘自《巨星閃耀——毛澤東　周恩來 朱德在一起的日子》郭宏軍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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