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先生抗戰一開始，不象北平他的同事和朋友那樣，急急南下避難，而是一如既往的坐在苦雨齋窗前，平心靜氣的讀書寫作，可謂定力超人。當時大難來臨，各人自保，大家紛紛南下時，有很多朋友關照過知堂先生，勸他南下，他找的借口是“家累太重，繼說要當蘇武”，就是不肯離開北京。當北平被日寇占領之后，好多逃出來的人發現知堂先生還靜坐在苦雨齋中，很為他擔憂。其實這時候沒有逃出來的文化界名人還很多，但知堂先生有點特別，因為他娶了日本老婆，有識之士便開始擔心起來，認為知堂留在北平不好，最終害怕被敵人所利用。據他的學生張中行先生回憶，就在傳言他準備變節之前，知堂先生的朋友如錢玄同、馬幼漁等先生都婉言勸阻過。其實當時的文化界名人如胡適，郭沫若都寫文規勸過。知堂弟弟周建人先生也寫信勸知堂南下。還有他的學生，如中行先生本人“1938年秋冬之際給他寫過一封信，那是盛傳他將出山的時候，我不信，卻敵不過一而再，再而三，為了防萬一，遵愛人以德的古訓，表示一下我的小憂慮和大希望，記得信里說了這樣的意思，是別人可，他決不可，何以不可，沒有明說，心里想的是，那將是士林理想的破滅。他沒有回信。”（《負暄瑣話》）不管別人怎么說，怎么勸，后來知堂先生還是變節了。

    知堂先生究竟在偽政府中做了些什么職務？筆者翻閱史書，查知知堂先生此前只是北大的老師，變節后他先后擔任的職務有：一是偽國民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二是偽國立北京圖書館館長（1942.4.10代理）；三是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1940.12.19-1943.2.8）；四是偽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944.5在職）；五是偽國民政府憲政實施委員會常務委員（1940.12.19特任）；六是偽國民政府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常務委員（1943年）；（以上資料來源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一書）從以上所見，知堂先生附逆后還是很活躍的，無論是掛名還是實授，先后擔任職務達六項之多。

    擔任職務是一方面，言行顯得更重要。朱正先生在《周氏三兄弟》一書中考證：“1941年4月，周作人率東亞文化協會評議員代表團到日本訪問了半個月，受到了日本國文相橋田等高官的接待。他到東京的第一陸軍病院和橫須賀海軍病院去慰問侵華戰爭中的日軍傷病員，兩處各捐贈五百元”。珍珠港事件后周作人發表廣播演說《日美英戰爭的意義與青年的責任》說：“這次的戰爭雖然是日本與美英交綏，但意義則極為重大，那完全是為了東亞民族解放而戰”。這就夠了，還有其他的言行歷史記載清清楚楚，此不贅述。

    對知堂先生變節之原因，說法有多種版本。一是張中行先生的“大事糊涂”說。中行先生說知堂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七七事變，日軍侵占北京，像他這樣的人，三尺童子也會知道，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計。可是他不走。中計是學顧亭林，閉門卻掃，寧可死而不出山……日本人會利用他，這是任何人閉目都會想到的。”（《負暄瑣話》）據說知堂先生是很精明的，在外人看來是大事糊涂，而他自己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他對任何人不會說的。中行先生還委婉地提出過“神鬼”說，認為“就周說，神是知和智，鬼是勢位富貴，忽然遇見機緣，神與鬼不協，鬼竟顯了大力，一時戰勝了，關鍵時刻，知打了敗仗” 。“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氣，不幸一時神鬼交戰，鬼竟占了上風。”我想中行先生的意思是人性都有弱點，在關鍵時候，是邪惡的一面戰勝，還是正義的一面取勝，決定了在大事面前的取舍。知堂先生在民族大義面前，是人性中邪惡的一面取勝了。這正如他自己曾對人所說：“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壞東西，因而如果作了皇帝，也許同樣會殺人”。（同上）可見本性中“壞東西”最終還是顯示了威力，做了殺人者的幫兇。

    二是“日本太太說”，人們分析說知堂先生娶了日本太太，在民族大義面前，日本太太起了“枕邊風”作用，這一點最近陳四益先生撰文予以否定。他舉例同是娶日本太太的郭沫若例子對比說：“抗戰前夕，周作人住在北平，郭沫若住在日本的千葉。周作人有妻子一家及子侄需要照顧；郭沫若也有妻子和五個兒女需要撫養。周作人在日本軍隊侵占北京前，行動是自由的。郭沫若則一面受到日本警方的監視。但在國難當頭的時候，郭沫若拋妻別子毅然歸國參加抗戰”。（《文匯報》2006年3月25日）由此可見日本太太說也不盡然，其中肯定另有深層原因。

    三是“貪圖享受”說，陳四益先生否定了“日本太太”說后提出了“貪圖享受”說。依據是和周家關系密切的俞芳對周作人評說“周作人貪圖享受，害怕艱苦，舍不得離開八道灣這所舒適住宅，也舍不得放棄北平的優越生活條件”。這種說法在陳先生讀過《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一書后，更加確信俞芳之說。從這本通信集中“可以感到周作人生活的日本化，和他為了保持那種安逸舒適生活的苦苦掙扎。已經栽過跟斗，蹲過監牢，成為‘賤民’之時尚且如此，當初在北平之際，又怎肯拋棄已經有的和可能有的優裕生活，去過那種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呢？”（同上）。其實不盡然，當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作人擔心他將會受到懲處，就想起他曾經營救掩護過一些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于是產生了投奔解放區的想法。而且還托人探尋這條路能不能走通。當時解放區的生活條件知堂先生是知道的，比起大后方不會優越多少，他都想去。對他來說優越生活固然重要，但還不足以誘他下水做漢奸。以他的學問與地位，大后方的生活也不會差到那去。因此“貪圖享受”說不是真正的原因。

    四是“中共地下組織的意見”說。此說朱正先生在他所著的《周氏三兄弟》一書考證，明確指出與當時事實不符。傳說中是當時北京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王定南托人游說周作人的結果，后來王定南針對這一說法在《山西政協報》上發表了一篇聲明：“我沒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說周作人”。同時朱正先生指出：“不能把周作人當漢奸這事算在共產黨的帳上，也不能以此為由為周作人開脫”。

    以上諸說，只是知堂變節的表面因素，真正促使他附逆的因素知堂從未談起。這是因為：一是他很精明，不會輕易袒露心跡；二是他的附逆是以他的后半生為賭注的，萬一輸了他想僥幸逃避歷史對他的審判。掩人耳目的話也是表示過：錢理群先生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講》中說：“七七事變后，‘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之類，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言，正式下水之前的某種猶豫、扭捏，也都是應有的‘文章’，如此而已”。錢先生對知堂的認識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實際的。盡管他不想談，避免談，但是從他的文章中也是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的。如知堂在他的《瓜豆集·再談油炸鬼》一文中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民族英雄，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和道德的毅力”。在《立春以前·后記》中說：“個人捐棄其心力以至身命，為眾生謀利益至少也為之有所計議，乃是中國傳統之道，凡智識階級均應以此為準則”。這些話反映了知堂先生從一開始內心就是非常復雜的，一方面找出自己之所以做漢奸的理由——挽救民族挽救國家的另一種方式的自慰語言，另一方面反映了他認為自己的選擇在有生之年是正確的。這和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人所持心態無甚差別。可以說他們的認識是一致的，因此他們就走到了同一條船上。知堂先生的真實想法沒有寫出來，同一條船上的同伴可是留下了文字的東西。如當年正在得意時的周佛海先生發表的《回憶與前瞻》一文中流露出的認識：“當時有三種觀察，一是戰必不敗，和必大亂，二是和必大亂，戰未必大敗，三是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我研究的結果，竟得第三種看法是對的。為什么戰必大敗，只稍有常識，而不絕頂糊涂稍有理性，而不純粹感情用事的人，沒有不明白的，用不著多說……當時我就說過，如果戰事延長下去，日本當然是要愈益困難的，但是日本感覺癢的時候，中國已感覺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周佛海先生在得意時說的這些話可看作他們共同的心聲，是他們的共同認識。知堂先生正是抱著這種認識，才不輕言離開北京，才扭扭捏捏地當起了漢奸，這正是他們附逆變節的真正原因。正如汪精衛先生曾對他的親信陳公博先生說：“公博，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也快到五十歲了，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陳公博的自白書——《八年來的回憶》）當年也已經五十多歲的知堂先生也正是抱著這種心態，不聽親朋與師生的勸阻，深思熟慮后而“下水”了，這才是知堂附逆的真正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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