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贊揚魯迅的一段鮮為人知的話

　　 吳江先生的《毛澤東1957年談魯迅事》一文(見《同舟共進》2003年第8期)中，引用了毛澤東1957年3月10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的一大段。這段話是吳江先生從他多年前在干校時寫的讀書筆記中抄下來的。(編者注：為讀者閱讀方便，特將吳江筆記中的這段話引出，見文末附錄。)他大約沒有注意到，這篇講話已經編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正式發表了(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一段引文見第262至第263頁(見文中右圖)。對照來看，《文集》中的這段話比吳江筆記中的文字顯得更整飭，例如，“未學通”《文集》作“沒有學通”，“他的雜文方面很多”，《文集》作“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就都是。還有，《文集》本中有“板起面孔辦報不好”一句，是吳江讀書筆記中沒有的。這些都是《文集》本的好處。可是另一方面，《文集》本也有刪削，這在傳遞的信息量方面，就不免有點損失了。吳江先生的引文中有這樣一段：

　　 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余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兩面夾攻，但魯迅還是寫。

　　 在《文集》中，上面用黑體字排印的這幾句完全被刪去了，卻很是可惜。這里，話雖只有幾句，卻涉及魯迅生平的兩件大事。一件是成仿吾他們對魯迅不好，就是說1928年關于革命文學的論戰中，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的攻擊。毛在這里點了成仿吾的名，是很恰當的。鄭伯奇在《略談創造社的文學活動》一文中回憶說：

　　 ……大家感覺到有聯合起來，發動一種新的文學運動的必要。以后魯迅先生由廣州來到上海，蔣光赤、段可情和我便同去見魯迅先生，提出聯合行動的意見。魯迅先生大為贊成，建議恢復《創造周報》，他愿意積極參加。當時郭沫若同志已由潮汕潛回上海，完全同意這個主張；但成仿吾同志和在日本的同志們另有不同的意見，這個計劃就無形地打消了。……成仿吾同志(從日本)回來以后，創造社就開始了新的工作。原有的《創造月刊》從第七期起，面目一新，大力提倡無產階級文學。一九二八年一月，另發行了一種綜合性理論刊物《文化批判》。……

　　 大家都知道，這《文化批判》一創刊，即對魯迅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創造月刊》中發表攻擊魯迅的文章，題目就叫《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

　　 毛澤東說的這話，表示他不贊成郭沫若、成仿吾當年對魯迅的態度，在那一場論戰中，他是支持魯迅的。毛說的第二件事，“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說的是“左聯”的黨員領導人周揚他們同魯迅的關系，這關系，用魯迅自己對馮雪峰的說法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今年6月間，在檔案中發現了魯迅于1936年7月17日寫給在蘇聯的楊之華的一封信，談到他因為拒不參加文藝家協會而遭到“國防文學”派攻擊的事，憤慨地說：

　　 ……所遇事情，無不倭支葛搭，所謂小英雄們，其實又大抵婆婆媽媽，令人心緒很惡劣，連寫信講講的勇氣也沒有了。今年文壇起了一種變化，但是，招牌而已，貨色依舊。

　　 今年生了兩場大病。……其間有一時期，真是幾乎要死掉了，然而終于不死，殊為可惜。當發病時，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

　　 從這信中也可以看出魯迅對“整他”的那些“上海的共產黨員”的反感有多深了。毛的這些話，表明他的同情和支持是在魯迅這一方，而對于“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對于魯迅的態度頗不以為然。

　　 和《新民主主義論》的泛論不同，毛說的這話是就兩件具體的事情(而且都是魯迅與共產黨員的關系問題)表示了支持的態度，那分量就更重了，這應該看作毛澤東贊揚魯迅最重要的“語錄”。《文集》中給“整理”掉了，多可惜。幸好吳江先生從他的筆記本中“發掘”出來，公之于世。這事不論是對魯，還是對毛，都應該記一功。

　　 附錄：

　　 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結合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里。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語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后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余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兩面夾攻，但魯迅還是寫。

　　 (來源：北京日報作者：朱正)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詩要如銀針之響于幽谷”[1]，銀針在幽谷中怎樣響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那時像他這樣主張的人很多，他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另一方面是魯迅先生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者。

中國文藝界還曾有所謂“第三種人”[2]，在今天我們也并不排斥他們。今天第一條是一切愛國者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條才是我們自己藝術上的政治立場。藝術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勞苦大眾方面的，但在統一戰線原則之下，我們并不用馬克思主義來排斥別人。排斥別人，那是關門主義，不是統一戰線。但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這就是魯迅先生的方向。你們魯迅藝術學院要遵循魯迅先生的方向。

[2]一九三二年七月，蘇汶（即杜衡）在《現代》雜志發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宣揚超階級的文藝，受到魯迅、瞿秋白的批評。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里，他忍受著，反抗著，正如陜北公學的同志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里勤謹地學習革命理論一樣，是充滿了艱苦斗爭的精神的。

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歷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的斗爭。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準確，那樣的清楚。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

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斗爭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有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參加斗爭的，后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德國的考茨基、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就是明顯的例子。在中國這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并把同志拿出去獻給敵人作為見面禮。魯迅痛恨這種人，同這種人做斗爭，隨時教育著訓練著他所領導下的文學青年，教他們堅決斗爭，打先鋒，開辟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于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里，主張打落水狗。他說，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

[2]指魯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發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毛澤東《論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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