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國共組織形態之異同與互動 

與國民黨相比，同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運作機制判然不同。就吸收黨員而論，中共規定：“凡非對于本黨主義、策略及黨之紀律充分明了且懇切的愿意服務本黨者，不必輕率加入”[74]。中共1923年修正黨章時仿行蘇俄的預備黨員制，規定凡入黨者須經過候補期：勞動者3個月，非勞動者6個月[75]。1925年10月，中共將候補期縮短為工人農民1個月，知識分子3個月[76]。因中共以無產階級先鋒隊自任，為了吸收工人入黨，對勞動者與非勞動者的入黨候補期區別對待。對于知識分子入黨，中共早期的看法是：“知識階級因受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家庭已漸次貧困；一方面讀書時固常覺得經濟的壓迫，又一方面畢業后，亦感到社會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趨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識之故，又往往為各階級革命勢力間之連鎖，褒然為革命之中心人物”[77]。中共將“知識階級”褒之為“革命之中心人物”和“各階級革命勢力間之連鎖”，可見中共從一開始即對知識青年階層予以了足夠的重視。不過，中共也看到那些知識青年“富有浪漫、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種種思想”，故對知識青年的入黨嚴求慎選，務必信仰堅定者才準加入，并以鐵的紀律加以約束。知識青年加入中共后，很快被塑造成為堅定的革命者。 

國共兩黨同以中小知識青年為骨干力量，但國民黨既無嚴密的吸納機制，亦無健全的基層組織，更無像中共那樣鐵一般的紀律去約束黨員。知識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現出兩個明顯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參與壓力，即當眾多知識青年以入黨為謀職甚至入仕之階，而國民黨一時又無法解決他們中多數人的“飯碗”時，必然出現前面所談到的群相“埋怨國民黨無能”的局面。二是導致國民黨與下層民眾相脫離。中小知識青年本來置身于上層精英與下層大眾之間，而其社會價值卻希望認同于上層精英而不愿與下層大眾為伍。國民黨在改組之初，對民眾運動曾予以相當的重視，也一再號召其黨員“到民間去”，“從下層多做工夫”，而實際情形卻是群相往上拱。孫中山自己即承認：“我的大部分擁護者屬于大學生階層、城市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商界，因此，我們沒有合適的人去深入農村，在那里扎根”[78]。加之孫中山所倡導的 “扶助農工”，是以“先知先覺”、“后知后覺”去“扶助”“不知不覺”，這與直接以工農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黨人相比，雖有相近之處，畢竟又有很大不同。國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誡其黨團員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79]。當北伐軍占領江西后，有幾位中共黨員出任縣長，中共中央認為這是腐敗墮落的表現，立令他們辭職，否則立即登報開除[80]。由于大多數國民黨人不愿從事下層民眾運動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人來承擔。特別是1926年5月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人被迫離開國民黨的上級黨務機關后，更將工作重心轉向基層，更加深入到民眾中去，在民眾中加強自己的影響[81]。1926年8月，廣東國民黨召開全省農民委員會全體會議，聚集了全省各地的農運積極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產黨員[82]。由此一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態，遂呈現出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顧孟余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會上深有感觸地說： 

現在可有一種危險，是國民黨差不多專做上層的工作，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是國民黨的同志多。至于下層的民眾運動，國民黨員參加的少，共產黨員參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種畸形的發展，很像國民黨是在朝黨，共產黨是在野黨的樣子。我們恐怕到將來兩黨的政策會愈趨愈遠，這是很危險的。……因為現在國民黨的同志在民眾運動中不能積極的參加，將來一定會和民眾愈加分開，甚至會不曉得民眾運動是怎么一回事，民眾是怎么樣的情形，有怎么樣的要求，和有怎么樣的需要，都通通不能夠有真知灼見，那是再危險沒有了！[83] 

實際上，國共兩黨的差別，還不僅僅表現在上層與下層之間，即使在同一層級，甚至做同一件事，兩黨黨員的表現也不免有優劣之分。據一位老國民黨員晚年回憶，廣東時期開辦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時，講師中既有“共產份子”，又有國民黨“官吏講師”，但兩者的工作態度判然兩樣：“官吏講師”對講課不熱心，其態度與材料總比不上“共產份子”之認真切實；“官吏講師近于敷衍故事，共產講師同于傳道，顯然有別”[84]。 

國共兩黨的“顯然有別”，在當時即已引起少數國民黨人的關注和憂慮。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沖日記記曰：“晚閱C．Y．之決議案及組織等，具見其工作之已切近實際，吾黨中散漫無緒，各逞私圖，尚何言耶？”[85]邵在日記中流露出對國民黨組織的沮喪和失望。這種沮喪和失望，并非個別國民黨人的“先天下之憂”。其時，戴季陶、譚延闿、唐生智等均感嘆：“K.M.T.不行了，革命還是C.P.”；“K.M.T.沒有力量，還是C.P.力量大”[86]。 

同樣的沮喪和憂慮甚至從國民黨的大眾傳媒上流露出來。如1926年12月31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報道：“現在有許多國民黨的黨員，常常嘆氣說國民黨的組織怎樣不好，怎樣散漫，怎樣不嚴密”[87]。翌年1月4日的廣州《民國日報》社論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覺的本黨同志，常常呼著‘本黨沒有嚴密的組織’；有些別有用意的人們，聽到這種呼聲，實有意似無意的說：‘你們國民黨已經有了總章，并且有了由區分部上至中央黨部的系統組織了，怎說沒有嚴密的組織’。誠然，這話說得不錯，但是我們看看黨的內容吧！看看我們工作所發生的困難，一方面又橫看和我們同一戰線的共產黨，組織之嚴密，工作之順利吧！我們實覺得相形見絀，實覺本黨總章所規定的系統組織，不是一種事實上嚴密的組織，只是一種文字上嚴密的組織”[88]。更有的憤激地說：“共產黨有鐵的紀律，國民黨除了幾條具文的紀律而外，泥的紀律的也配不上”[89]。 

所謂文字上嚴密，事實上不嚴密，表明國民黨組織的實際形態與其制度形態之間相互背離。由于兩黨組織運作的巨大反差，當時在國民黨內曾引發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種反應是一些富有革命熱情的國民黨青年，鑒于共產黨組織嚴密，國民黨組織疏散，轉而加入共產黨或青年團者。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組織嚴密，訓練嚴格，國民黨則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產黨”[90]。有一位青年談及他從國民黨轉入共產黨的原因：“我只看見人家（指共產黨人）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羨慕，由羨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個實行家，回看國民黨的青年，還像暮氣沉沉的睡著……”[91]。另一位由國民黨轉入青年團的青年亦稱：“CY的組織，我相信任何團體的好組織都比不上他的嚴密確真，他對于他的團員有整個的訓練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鐵的紀律規定團員勤閱書報，這是很好的方法，國民黨就因了缺乏這樣工作，所以到了現在，許多同志都變成跨黨跨團的假黨員”[92]。 

大革命時期，大致有多少國民黨青年轉入共產黨和青年團，未見統計。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張國燾承認由國民黨轉入共產黨的，約占共產黨員人數的3％[93]。據稱在“中山艦事件”后，由國民黨轉入共產黨的人數明顯增多。1926年9月共產國際遠東局使團的報告顯示，在“三二0事件”后的幾個月內，從國民黨轉入共產黨的大學生就多達300人[94]。此后，這一勢頭仍有增無減。1927年初，當國民黨青年不斷投向共產黨時，國民黨內部紛紛慨嘆：“國民黨已經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梁！”[95] “脫黨叛黨者日益多，而本黨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險！”[96]國共合作的形式最初只是一種單向流動，即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到中后期事實上卻成了一種雙向互動，即不少國民黨員亦以個人身份加入共產黨。到后期，甚至有逆轉之勢，即中共中央訓令新黨員不必一律加入國民黨，與此同時，由國民黨轉入共產黨者卻有增無減。先入國民黨，再入共產黨，是那時不少青年學生的革命之路。 

兩黨組織反差在國民黨內引發的另一種反應是，為國民黨組織松懈而憂慮，更對共產黨組織嚴密而恐懼。這種憂慮和恐懼衍化為“分共”、“反共”的主張和行動。本來，從孫中山決定“聯共”始，國民黨內就一直存在著“分共”、“反共”的主張。那些主張“分共”、“反共”者，其出發點和動機不盡一致。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出于對共產黨嚴密組織的恐懼。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討論國共糾紛情形時，即有國民黨代表談到，兩黨的糾紛并非主義之爭，亦非黨員努力者與不努力者之爭，實是“一部分人對共產黨怕得了不得”。他們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作秘密黨團活動尤生疑懼。共產黨代表則聲辯說，中國共產黨員總數不過5000，而國民黨員有50萬，“這50萬國民黨為何怕起5000個共產黨來呢？”[97]事實上，當時確實流傳著1個共產黨員抵得上10個國民黨員，1個民眾運動者勝過100個國民黨掛名黨員等說法[98]。西山會議派內主張“分共”者，亦部分是出于對共產黨嚴密組織的恐懼心理。 

可以說，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除了意識形態之爭，農工運動過火等因素外，國民黨對中共在其黨內的黨團運作深懷疑懼，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當時一些國民黨人公開說：“我們并不反對C.P.赤的政策，所反對的是C.P.處處把持國民黨的工作”[99]。陳獨秀在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亦承認，廣東、上海、北京、湖南等省市的國民黨黨務，均由共產黨人包辦，“C.P.不包他們便無法辦”。在湖南，當全省國民黨代表大會召開時，C.P.分子之間開始故意發表些不同意見，國民黨以為C.P.也不一致，但當最后決議案通過及選舉結果完全照C.P.的預計實現時，國民黨“各派對C.P.的組織一面驚贊，一面發生恐怖”[100]。就連鮑羅廷也感到“國民黨人確實害怕國民黨最終被共產黨人吃掉”[101]。在共產黨的嚴密組織運作下，國民黨人強烈感受到了一種組織生存危機。   

    回想國共合作之初，中共不過是一個黨員數百人，黨齡僅3歲的幼稚政黨，而國民黨則是一個擁有20萬黨員和30年黨齡的大黨和老黨。中共領袖陳獨秀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但與國民黨領袖孫中山比，不過是一個出道不久的“小青年”而已。在當時孫中山眼中，中共不過是一班“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102]。據蔡和森回憶，孫中山當時甚至不承認有C.P.的黨[103]。孫自己談到“容納共產份子”之緣起時，稱中共青年“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遇，且窺破彼等伎倆，于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104]孫此言固說明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乃蘇俄之意，而其中更隱含著孫不愿中共“自樹一幟”與國民黨爭衡和自己欲“獨得俄助”之心。孫還稱：“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于陳獨秀？”[105]在孫看來，俄之所以愿與之合作，乃在于他有所憑藉。孫稱：“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106]。不容諱言，此時孫中山言詞間充分流露出他對中共的睥睨之態。孫自然不愿與“毫無所藉”的中共對等合作，而只允許中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服從他的領導。孫意以為共產黨人既同意加入國民黨，即已表明這班少年誠心悅服其主義。孫在國民黨“一大”上即言：北京一班新青年 “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107]。孫對此非常充滿自信。孫當時顯然低估了中共這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堅定信仰和潛在的組織能量。 

另一方面，中共當時雖然規模甚小，卻自視甚高，同樣也瞧不起國民黨，甚至比孫中山視中共更有過之。中共最初本不愿加入國民黨，“是共產國際逼迫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108]。國共合作成立后，中共還一再告誡其黨員不可對國民黨“預存嫌惡藐視的心理”，“不應有不屑與之為伍的成見”[109]。由此亦可見當時一般共產黨人對國民黨藐視之一斑。蘇俄方面，當其“逼迫”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后，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一直擔心中共會被國民黨溶化而喪失其獨立自主性。蘇俄的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一個四五百人的小組織被分散吸納到一個有20萬黨員的大黨中，猶如河川匯入大海，很可能會被淹沒得無影無蹤。直到1925年4月，斯大林還擔憂中共寄人籬下的處境及可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當他得知中共不僅保持了自己獨立自主的組織，而且比國民黨組織更嚴密，甚至還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國民黨的黨務工作時，他甚感驚訝[110]。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后，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已占居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組織上隱然有領導國民黨之勢。到1926年底，中共自己也承認有“包辦國民黨”，“包辦民眾運動”之嫌[111]。國民黨人甚至感到“已經不是國民黨‘容共’，實是共產黨‘容國’了！”[112]孫中山當初決定“容納共產份子”時，恐怕不曾料到那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會有如此大的潛力，以至于令國民黨人擔心會被共產黨“吃掉”。 

值得注意的是，置身于國民黨之內的中共，一方面反復強調自身組織建設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卻不希望國民黨也有一個同樣嚴密的組織。中共一方面把國民黨的一切地方組織都掌控在手中作為其基本任務[113]，同時又提出“必須放棄自上而下建立一個強大的集中的國民黨的思想”；“必須放棄按一般共產黨的模式，更不用說照抄聯共的模式來建立國民黨的思想”[114]。1926年7月，中共第3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認為，“國民黨的組織不能是一階級式的集權的政黨，有太嚴格的紀律和章程。……黨的組織形式可以通融而寬大些。例如國民黨下級黨部至少要有政治俱樂部的性質，使與群眾接近，不必太側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縛自己。例如革命的社會團體未始不可整個的加入，這樣可使國民黨成為一個極大的群眾的黨”[115]。這一方面雖使國民黨得以進一步擴充其社會群眾基礎，但亦無可諱言，這種策略實不利于國民黨形成一個組織緊密的集權的政黨。 

事實上，黨內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著包容者不可能是一個十分嚴密的組織。民初之際，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等５黨合并改組為國民黨，當時黨員多達300萬，但內部紀律廢弛，組織煥散，很快便土崩瓦解。本來，一個真正組織嚴密的列寧主義政黨，是不可能再容納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在其黨內活動的。孫中山一方面想借鑒俄共模式將國民黨改造成為一個列寧主義式政黨，一方面又同意容納共產黨，這本身就存在著不可兼容與調和的矛盾。孫中山當初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黨內進行有組織的黨團活動。但這對具有堅定信仰和鐵的紀律的中共而言，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兩種結局：一種是國民黨仍維持其舊有的渙散松懈的組織體制，容許中共在其黨內作黨團組織活動，從而逐漸喪失自己的領導權，最終可能為中共所兼并；另一種是中止兩黨黨內合作，或共產黨主動脫離國民黨，或國民黨強行“分共”、“反共”。孫中山在世時，國民黨內雖不斷有人反對“聯共”，但孫中山自信有控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變其“聯共”初衷。孫去世后，主張“分共”者不免有“違教”之嫌，非不得已不敢冒然行事。西山會議派“分共”舉動的失敗，在一定意義上即是違背“遺教”而導致黨統“合法性”流失所致。蔣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記條下記曰：“……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能不傷心？惟因總理策略既在聯合各階級共同奮斗，故余猶不愿違教分裂，忍痛至今也”[116]。可見蔣雖早有分共反共之心，此時亦尚不敢冒“違教”之險，以免喪失競爭“黨統”的“合法性”王牌。直至 “四一二”政變前，國共基本上維持著第一種局面。但這種局面顯然難以長久維持。因為國民黨是不可能放棄其領導權的。當中共領導的兩湖農民運動風起云涌，直接沖擊著一大批農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國民黨黨員和黨軍軍官們的切身利益，無疑為蔣介石反共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與此同時，蔣介石在打下江西、上海后，個人聲威倍增，反共實力已具，反共時機趨于成熟。在這種情況下，蔣雖明知“違教”亦在所不顧也。 

四  結語 

    黨人、軍人和商人是近代中國崛起的幾大新興社會權勢群體。這些社會權勢群體的崛起，是近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中正統迭落，邊緣竄升的重要表征。從帝治到黨治，從廢科舉興學堂，到“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過程中，人們的上升性社會渠道和價值取向發生了較大改變。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第一次為廣大中小知識分子提供和開拓了一條新的政治參與渠道。1924－27年間，在國共合作之下的國民黨周圍，吸引和容納了一大批中小知識青年。這些知識青年的紛紛涌入，大大強化了國民黨的黨勢和聲威，但隨之而起的是對國民黨構成新的政治參與壓力。其后，在國民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歷史情境下，以中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黨人”逐漸占居了社會政治運動的重心，并最終演變為“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黨”的格局[117]。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職業“黨棍”群體應運而起，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后來國民黨黨治的歷史命運。 

就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初衷而言，黨務組織無疑是此次改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這一方面，國民黨改組實際上是不成功的。孫中山在“一大”后給全體國民黨員的一篇訓詞中，對改組后的國民黨組織形態作過這樣一番期許：“此次新章所訂之組織方法，其意義即在從下層構造而上，使一黨之功用，自橫面言，黨員時時得有團結之機會，人人得以分擔責任而奮斗；自縱面言，各級機關完全建筑于全體黨員之上，而不似往時之空洞無物，全體黨員亦得依各級機關之指揮而集中勢力，不似往時之一盤散沙。此種辦法，在能自由辦黨之地，固易獲效，即在不能自由辦黨之地，亦殊有活動之可能，本黨之決心改組以此”[118]。黨務尤其是基層組織建設，顯然是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的重心所在。但改組后國民黨組織的運作情形實際遠不如孫中山所期望的那樣。以往學者多以為改組后的國民黨由一個組織散漫的黨變成了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黨。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悖離實際的歷史幻像。這種歷史幻像的產生，主要構筑和囿限于制度層面的考察，而未及深入細察其實際運作。事實上，改組后的國民黨除了黨員人數急劇擴充外，其組織內聚功能并未增強，其組織形態依然散漫如故。大革命后期，國民黨雖然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百萬黨員的大黨，但其所表現出來的“黨力”尚不若僅有數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原因何在？僅襲用俄共組織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組織內蘊，組織技巧與意識形態相脫離，當是問題的主要癥結所在。而這又與孫中山中體俄用的治黨策略緊密相關。國民黨“以俄為師”實際上只學到半套表面功夫，一與“全盤俄化”的中共較量，即感軟弱無能。大革命時期，中共最初以一個數百人的小黨加入一個幾十萬人的大黨、老黨，僅兩三年時間，即反客為主，從上到下，幾乎形成“包辦國民黨”之勢，以至于國民黨人感到，初期的國民黨“容共”幾乎演化為后期共產黨“容國”的局面。就兩黨所嶄露的組織實力而論，其時若僅“文斗”而非“武斗”的話，兩黨競爭的勝負格局或許早見分曉。可以說，國共后來成敗分殊的結局，實際早在兩黨第一次合作之際即已嶄露端緒。

（原文刊發于《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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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曼容著《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國內較近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綜合性的相關研究專著。該書即持此論（第207－208頁）。呂芳上著《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89年版）一書亦認為“這次改組，確使中國國民黨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政黨”（第537頁），“無論如何，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確是一個‘黨律既嚴’的革命政黨”（第560頁），充分肯定國民黨改組成功的一面。

[②] 何應欽：《今后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③] 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1923年11月29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58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頁。

[④]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384、386頁。

[⑤] 李一氓：《模糊的熒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頁。

[⑥]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執行委員會編印：《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執行委員會各部工作報告》，1926年12月。張光宇：《國民黨在大革命時期的演變》，《武漢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劉曼容：《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第208頁。

[⑦] 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前夕：北京方面加入本黨者，唯有學界而已；廣州方面加入本黨者，多是青年學生和工人；浙江及東三省加入本黨者，知識階級及退役軍人最多；湖南山東加入本黨者，多為學界和工界；山西加入者大多數為學校教員和青年學生；安徽加入本黨者，以學生最為踴躍，其次為工人；上海方面加入本黨者，學、商、工各界皆有之；江西黨員在1920年以前以軍政界和留學生為最多，在1920年以后，以內地學生及工人為最多。見李云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3年版，第4—31頁。

[⑧]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頁。

[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頁。

[⑩] 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編印：《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第2次全省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1926年10月印，第13頁。

[11] 《省黨部代表大會報告》，1927年1月25日漢口《民國日報》。

[12] 《吳倚傖先生之國民黨現狀報告》，1927年1月15日廣州《民國日報》。

[13] 彭學沛：《今后的黨員》，1928年2月18日《中央日報》。

[14] 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15] 蒲良柱：《一般青年對于主義的信仰》，《現代青年》第43期，廣州《民國日報》副刊，1927年2月28日。

[16] 內中有人聲稱信仰“馬克斯列寧主義”，受到調查者的一番奚落：“更奇怪的，他居然發明了甚么‘馬克斯列寧主義’”。這大概可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的最早出處。

[17] 蒲良柱：《一般青年對于主義的信仰》。

[18] 國民黨“清黨”后，黨員重新登記。登記結果顯示，67％的黨員受過中學、小學、普通師范、軍警學校和家庭私塾教育，13.9％的黨員受過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師范和留學教育（《中國國民黨年鑒》，民國18年，第751頁）。由于大批農工黨員在“清黨”中脫黨，推測這一比例高于大革命時期國民黨黨員的實際教育程度。

[19] 陳元暉：《中國現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頁。

[20] 1923年10月8日《晨報》，引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4－6頁。

[21] 《青年會與留學生之關系》，《東方雜志》第14卷第9期，1917年9月。

[22]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71－72頁。

[23]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18頁。

[24]  蒲良柱：《一般青年對于主義的信仰》。

[25] 羅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權勢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系》，《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打印稿），武漢，1995年。

[26]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第358－361頁。

[27] 李劍農：《最近30年中國政治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2年版，第534頁。

[28] 陳公博：《苦笑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47頁。

[29] 吳澗東：《黨治考察記》，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3頁。

[30] 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3月26日至4月8日連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辟謠》公告；《中國國民黨周刊》1924年3月30日第14期亦予以登載；筆者在日本東洋文庫還見過一份當時國民黨中宣部印發的同樣內容的辟謠傳單（油印件）；孫中山還親自發表講話辟謠，亦可見其鄭重將事的情形。

[31] 李云漢：《中國國民黨史述》，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94年，第481－487頁。

[32] 如廣東省黨部先后舉辦過宣傳員訓練所、青年訓育員養成所、青年夏令講習班、婦女運動講習所、商民運動指導員學校等。見《全省第2次代表大會黨務報告決議案》，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1月5日。

[33] 親先：《“我一年來的回顧”的共鳴》，《現代青年》第38期，1927年2月21日。

[34] 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1923年11月25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頁。

[35] 孫中山：《關于列寧逝世的演說》(1924年1月25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頁。

[36] 《國民黨過程中兩要點》，見《中國國民黨改組號》，1924年1月1日上海《民國日報》增刊。

[37] 《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

[38] 同盟會頒布總章2次，國民黨頒布規約1次，中華革命黨頒布總章1次，中國國民黨在1924年“一大”以前，頒發規約2次，總章2次。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集》，《革命文獻》第70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6年版。

[39] 據李云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稱，1993年8月國民黨“十四大”修正通過的黨章，系第12次修正。見該書第二編，第446頁。

[40] 1924年《中國國民黨總章》，參見《革命文獻》第70輯，第44－55頁。

[41] 1919和1922年俄共黨章分別參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冊，第589~600頁；第2分冊，第217~229頁。日本學者江田憲治認為，1924年國民黨黨章是以1922年俄共黨章為樣本。不確。因為1922年俄共黨章是1919年俄共黨章的修訂。見江田憲治：《1920年代の民主主義》，載狹間直樹編：《1920年代の中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版，第104頁。

[42] 俄共的各級權力機關依次為：全俄代表大會→區域代表會議→省代表會議→縣代表會議→鄉黨員大會→支部黨員大會；相應的執行機關依次為：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省委員會→縣委員會→鄉委員會→支部委員會。國民黨改組后的各級權力機關依次為：全國代表大會→全省代表大會→縣代表大會→區代表大會(或全區黨員大會) →區分部黨員大會；相應的執行機關依次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全省執行委員會→全縣執行委員會→全區執行委員會→區分部執行委員會。

[43] 孫中山：《致全黨同志書》(1924年3月2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頁。

[44] 李云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第2－47頁；土田哲夫：《中國國民黨的社會構成》，見《南京大學學報》（研究生專輯·哲社版），1989年4月。

[45] 李云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第100－101頁。

[46] 陳希豪：《過去35年中之中國國民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147－149頁。

[47] 劉范：《如何才能做一個國民黨的黨員》，《現代青年》第7期， 1927年1月4日。另見《吳倚滄先生之國民黨現狀報告》，1927年1月15日廣州《民國日報》。

[48] 蔣介石：《對于第二期清黨之意見》（1927年5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號711（5）－347。

[49] 胡漢民：《清黨之意義》，《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50] 李云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第100－101頁。

[51] 《吳倚滄先生之國民黨現狀報告》，1927年1月15日廣州《民國日報》。

[52] 親先：《“我一年來的回顧”的共嗚》，《現代青年》第38期， 1927年2月21日。

[5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208頁。

[54] 王世燕：《對于中山大學的新希望》，《現代青年》第61期， 1927年3月22日。

[55] 王世燕：《對于中山大學的新希望》。

[56] 古有成：《本黨整理黨務決議案》，《現代青年》第9期， 1927年1月6日。

[57] 《黨務通告匯錄》，1924年4月12日廣州《民國日報》；《全省第2次代表大會黨務報告決議案》，1927年1月5日廣州《民國日報》。

[5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621頁。

[59] 《武昌市黨部全市執監聯席會》；《陽新縣黨部代表大會》，均見1927年1月28日漢口《民國日報》。

[60] 《江西省黨部嚴密下級黨部組織》，1927年2月18日廣州《民國日報》。

[61] 《第4次代表大會關于黨務之決議案》，1927年1月12日漢口《民國日報》。

[62] 蔣介石：《加強黨的組訓與改善黨政關系》，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524頁。

[63] 劉啟能：《各縣黨部經費問題》，《現代青年》第5期， 1926年12月31日。

[6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頁。

[65] 武如：《我們對于廣東今后的重要工作》，1927年1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

[66] 1922年修訂的俄共章程，對預備黨員的規定更為嚴格：一是預備期延長，工人和紅軍戰士至少6個月，農民和手工業者至少1年，其他人至少2年；二是入黨介紹人，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紅軍戰士入黨，須有3年黨齡的黨員3人介紹；其他人入黨，須有5年黨齡的黨員5人介紹。參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217~218頁。

[67]《吳倚滄先生之國民黨現狀報告》內稱：“現在各位，須知國民黨系謀全民利益的黨，不是為任何特殊階級謀利益的黨”， 1927年1月15日廣州《民國日報》。另見黃健生：《你不要懷疑》，《現代青年》第65期， 1927年3月28日。

[68]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323頁。

[69] 鄧華卿：《市教育局為什么要解散許多私塾呢？》，《現代青年》第42期， 1927年2月26日。

[70] 引自深町英夫：《改組前后中國國民黨的基層組織》，《近代中國》第129期，臺北近代中國雜志社1999年2月，第59頁。

[71] 魏然：《反動局面的形成及其責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

[72] 《長沙市之黨員統計》，1929年1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

[73] 魏然：《反動局面的形成及其責任者》。

[74]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頁。

[75]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第122頁。

[76]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第408頁。

[77]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第254頁。

[7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515頁。

[79] 阮嘯仙：《關于團粵區1年來的工作概況和經驗》（1924年4月4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4》，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2年編印，第380頁。

[80]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45頁。

[8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56頁。

[8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87頁。

[83] 顧孟余：《武漢2屆3中全會提案大綱之說明》，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111頁。

[84] 李樸生：《參加黨務工作的酸甜苦辣》，《傳記文學》第8卷第3期，臺北傳記文學社1966年3月，第25頁。

[85] 《邵元沖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

[86]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第281頁。

[87] 龍鼎：《國民黨的組織真是不好嗎？》，《現代青年》第5期， 1926年12月31日。

[88] 焰生：《歡送廣東第2次全省代表大會代表》，1927年1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

[89] 李焰生：《“容共”政策與“聯共”政策》，《現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90] 團：《讀了“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之后》，《現代青年》第8期，1927年1月5日。

[91] 馮金高：《同情的懺悔》，《現代青年》第36期，1927年2月18日。

[92] 張冠英：《由讀遺囑、看書籍、呼口號說到CY》，《現代青年》第64期，1927年3月26日。

[9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384頁。

[9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487頁。

[95] 李焰生：《“容共”政策與“聯共”政策》，《現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96] 有成：《正告少數“無所謂”的黨員》，《現代青年》第7期， 1927年1月4日。

[9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382－385頁。

[98] 曾盛琪：《怎樣做一個國民黨黨員》，《現代青年》第61期， 1927年3月22日。

[99]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第384頁。

[100]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第280－281頁。

[10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273頁。

[102] 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1923年11月29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頁。

[103] 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見《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4] 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1923年11月29日)。

[105] 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1923年11月29日)。

[106] 孫中山：《致蔣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頁。

[10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21頁。

[10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138頁。

[109]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第181－182頁。

[1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607頁。

[111]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第384頁。

[112] 李焰生：《“容共”政策與“聯共”政策》，《現代青年》第73期， 1927年4月9日。

[11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601頁。

[11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325－326頁。

[115]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第122頁。

[11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1992版，第587頁。

[117] 高廷梓：《過去黨義教育的檢討與今后黨德的實行》，《中央周刊》第1卷第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118] 孫中山：《致全黨同志書》(1924年3月2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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