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孫中山借鑒俄共組織模式改組國民黨，建立了一套新的黨務組織體系。國民黨改組的重要性，早已為海內外學者所一致承認。近幾十年來，學者對此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刊布。但以往研究者大多側重于“聯俄聯共”等政策的確立過程以及孫中山等國民黨上層主要人物的思想行動，而較少關注國民黨內部組織構造的實際變動。國民黨改組后，其組織結構到底發生了哪些改變？俄共組織模式箝入國民黨體制之后，是如何調適或變異的？與同時期依俄共模式新建的中國共產黨相比，這種調適或變異對國民黨的組織運作、政治文化乃至國共兩黨的競爭和抗衡產生了什么影響？以往論者多認為1924年孫中山借鑒蘇俄革命黨的經驗，把一個組織松散乃至瀕臨瓦解的國民黨基本上改組成了一個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的黨[①]。然而這種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究竟是一種制度形態，還是一種實際情形，尚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后不久，何應欽即質疑：“本黨自13年改組以來，就表面的觀察，莫不自矜其組織完密，紀律嚴明，宣傳普遍了！然而事實上若果是這樣，何致能令中國共產黨寄生而發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動作遂令中國國民黨入于顛簸不安之境？”[②]何應欽之言提示我們，改組后國民黨組織的實際形態和制度形態之間可能存在著相當的差異。本文之作，即擬對1924－27年間國民黨黨員的社會構成和基層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作一探討，冀在重建史實的基礎上，對國民黨改組的意義作一較為適度的評估。  

一  國民黨改組后的社會構成 

論者常謂1921年中共的成立，直接得力于兩件大事：一是俄國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體；后者為中共的創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干部基礎。實際上，國民黨的改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僅3年，兩者引發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契機幾乎是同一的。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亦為國民黨奠定了思想革新和黨務革新的基礎，同時也是俄共和共產國際直接促發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總之，這一內一外兩件大事，直接影響了國共兩黨的政治生命，進而影響了20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考察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黨員的社會構成，不難發現兩黨的社會基礎，實際并無太大差異。這個時期兩黨黨員大致來自同一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其主體均是五四知識青年。

中共的首創者們為五四知識青年自不待言。用孫中山當時的話，他們是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是 “北京一班新青年”[③]。其時，孫中山慨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中國知識青年中的流行，嘆喟多數青年對馬克思主義過于崇拜[④]。他一再強調“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將當時中國知識青年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轉變為對三民主義的信仰。由于中共在知識青年中的吸引力遠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識青年中發展組織工作，比在工人中發展較為順利。李一氓回憶，直到北伐前后，整個中國共產黨都還很“學生氣”。當時中共黨員之間互稱為“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連中共中央通告的稱呼正文前不稱“同志們”，而稱“各級同學們”，而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時，則稱“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⑤]，從這些“暗語”中亦可約略體察當時充溢于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中的“學生氣”氛圍。這個時期知識青年在中共黨內實扮演著領導者、組織者和啟蒙者的角色。對此前人已有所論及，此處不贅。

這里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大革命時期國民黨黨員的社會構成。以往研究者認為，國民黨改組后，大量吸收農工黨員入黨，使農工黨員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論據多舉1926年12月廣東省國民黨黨員的職業統計為例：農民約占40％，工人占25％，學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軍、警、法、政、自由職業及其它人員共占百分之幾[⑥]。值得注意的是，廣東雖是國民黨改組的首善之區，但其黨員構成在當時全國國民黨黨員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資料顯示，國民黨自1924年改組以后，雖是多種社會力量的政治聯盟，但其黨員主體一直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學生。國民黨改組之初，在全國各地開展黨務的主要是知識青年[⑦]。據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5月25日報道：“國民黨自改組以來，組織日益完備，主張日益鮮明；國民了解了國民黨的內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據現知概數，已達百萬以上。其中最占多數者，就是知識階級之學生；學校中也有黨部、黨團之組織，至少都有幾萬黨員活動。國民黨與學生間之界線，已連成一氣！”該報道所稱國民黨當時已數愈百萬無疑夸大，但它切實地描述了當時青年學生群相涌入國民黨的情形。到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時，據當時各省國民黨黨部的報告，在12個已知黨員成份的省份中，學生黨員超過半數的有7個省份（附表）。譚平山在“二大”所作的黨務報告中亦稱：“各地多未注意本黨在各種群眾中的平均發展。黨員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屬于智識階級”[⑧]。1926年2月，鮑羅廷在聯共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的報告中亦談到，國民黨黨員主要是城市青年學生[⑨]。1926年7月北伐開始后，兩湖農工運動迅猛發展。但此時湘鄂兩省國民黨黨員以知識青年為主的格局一時并未被打破。據是年湖南省國民黨第2次代表大會宣稱，該省黨員吸收，多囿于知識分子[⑩]。另據1927年1月湖北省國民黨第4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該省國民黨的基礎是“建筑在青年學生上面，還沒有深入工農群眾”，出席大會的代表中，大多數是學生[11]。由此可見，即使在大革命后期農工運動發展迅猛的兩湖地區，青年學生仍是國民黨黨員的主要成份。而且這種現象并非湘鄂兩省所獨具。據1927年1月吳倚滄所作的國民黨現狀報告中談到，其時國民黨黨員人數大約在100萬以上，內中學生最多，占26％，其次為軍隊，占23％，自由職業者占12％，工人占11％，農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12]。農工商黨員合計尚不及學生黨員所占的比例。而學生黨員按比例推算，多達26萬人。依當時中國教育發展程度估測，這一數字可能不無夸大，但青年學生在國民黨黨員中所占比例最大，當無疑義。有人曾對那時的國民黨黨員形象作過如下一番描繪： 

“一個穿中山裝的雄糾糾的青年，不可向邇地直率并且激烈，鐵面無私地糾彈這個，打倒那個，苦口婆心地這里演說，那里致辭，席不暇暖地上午開會，下午游行，拿的薪水總是只夠糊口，交游的人總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總是只看見標語不看見墻壁，他們的行蹤總是馬策刀環游移不定”[13]。 

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個率直急進的青年學生形象。以往論者以廣東一省黨員的構成來例證大革命中后期國民黨黨員以農工為主體的說法顯然以偏概全。

國民黨“二大”時各省黨員成份比較（1926年1月）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省區黨務報告》，1926年5月出版。廣東數字系1925－27年黨員數平均值計算，見《青年呼聲》第14－17期，1928年8月。本表引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72－273頁。 

五四以后知識青年群趨入黨，蔚為20年代一大獨特的社會現象，其時“學生每以入黨為榮”即為寫照。這一現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愛國運動激發了一代青年學生的政治參與意識。在時代大潮的呼喚下，知識青年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積極主動投身于政黨作政治活動；另一方面，青年學生在五四前后的積極表現，使各政黨認識到青年學生是一種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資源，亦主動挾其主義學說滲入學界，競相爭取和汲引這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14]。五四新文化運動標幟著一個主義時代的來臨，各種外來新思潮的涌入，促發了知識青年對各種主義的信仰。在那個時代，知識青年以信仰主義為時髦，因懷著對主義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黨者比比皆是。而且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暫現象，至少持續到1927年大革命結束前后。據1927年2月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對部分青年信仰的調查結果顯示，一般知識青年對各種主義信仰的熱情絲毫未減。“他們如果不研究主義，沒有主義的信仰，人家說他是書呆子，甚至于給他一個‘時代落伍者’的頭銜，……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個‘新青年’，做一個‘思想進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進步’愈好”[15]。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因為此時（1927年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早已過去，而“主義的時代”卻并未結束，至少在那時城市知識青年群體的社會時尚認同中，“新青年”和“進步青年”的標準和表征，仍以信奉主義為歸趨。而且在崇洋趨新的風氣下，主義愈新，對“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據當時的調查顯示，“新青年”們信奉的主義非常龐雜，而且大多對所信奉的主義之內涵相當模糊。調查中發現，不少“新青年”自稱信仰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但對這些主義實際并不甚了解，甚至對不同主義之間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們大多聲稱曾經信奉過多種主義，或同時信奉多種主義。如內中不少人自稱同時信仰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自然與孫中山強調“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以及當時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有關[16]，但仍然反映出當時“新青年”們信仰的模糊性。 

大革命后期青年信仰調查（調查時間：1927年2月）

　　資料來源：蒲良柱：《一般青年對于主義的信仰》，《現代青年》第43期，廣州《民國日報》副刊，1927年2月28日。 

上表被調查者多為中學畢業或肄業生，也有少數大學生。調查者稱他們為“有些智識而又沒有充分智識的青年”[17]。實際上，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的基本隊伍正是這批“有些智識而又沒有充分智識的青年”。雖然未見這個時期國民黨黨員教育程度的直接統計資料，但據稍后的間接資料推測，這個時期國民黨黨員中人數最多的是一批受過中小學和私塾教育的青年[18]。這批知識青年何以會成為20年代國共兩黨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會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結構變遷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舉制度的廢除。比較科舉制度和近代從西方引入的新教育制度，可發現科舉體制有一種為后來新教育制度所不具有的消解讀書人政治參與壓力的機制。在帝政時代，正式編制的官僚隊伍的數額有限，每年通過科舉晉身仕途的人數更有限。在讀書人以入仕為圭臬的時代，候補入仕人數與取仕數額的懸殊，勢必會形成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然而在科舉制度下，有一種自我消解政治參與壓力的有效機制：一方面是官紳分流，使大部分讀書人以“紳”的身份居于民間，給以優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讀書人入仕之途大為舒解；另一方面，科舉取士沒有年齡限制，使讀書人感到仕途之門始終為他們開放，入仕的機會和希望始終存在。在這種心態下，即使屢考屢敗，依然對下一次成功充滿著無限的期盼，雖有個別科場失意者可能會產生對現存秩序的不滿、疏離甚至反叛，但讀書人群體性的社會不滿和反抗性的政治參與壓力難以形成。

在科舉廢除后，新的教育體制既喪失了科舉體制的儒學內涵所具有的社會凝聚和整合機制，也不具備科舉體制所特有的那種消解政治參與壓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學堂對讀書人的批量生產，遠大于私塾書院時代的師徒傳授的產出。新的教育體制本與近代工業化和市場經濟對各類人材的大量需求相適應，當新學堂取代舊科舉后，中國知識分子的數量大大膨脹，而近代化進程的遲緩導致社會對各類人材的需求并沒有得到相應擴充。加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慣性，政界仍是多數知識分子的首選目標，從而形成比帝政時代遠為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 

到五四時期，經新學堂十幾年的培養，新一代知識分子隊伍已相當壯觀。據統計，在五四前夕，全國共有公立學校52650所，學生約450萬人，與1910年相比，學生人數增長了3倍[19]。以中學而論，1915年全國共有中學444所，學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學生多達118548人[20]。此外，大學生和國外留學生人數亦達數萬人。而那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尚無法提供足夠相當的職位和就業機會來汲納源源不斷從新式學堂和國外留學歸來的知識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國都市社會集聚了一大批因就業無道、謀生乏術、前途渺茫而對社會現實產生疏離和不滿情緒的青年知識分子。據1916年對1655名回國留學生就業情況的調查，其中在家賦閑者多達399人[21]。留學生尚且大量失業，一般中小學文化程度的知識分子（下文簡稱之為中小知識分子、中小知識青年）謀職之難，更可想而知。 

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中小知識分子人數最多而境遇最差。據1923－24年前后的統計顯示，中學畢業生能繼續升學的只占19－20％[22]。也就是說， 80％以上的中學畢業生或由于家庭經濟條件或因自身學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學或出國留學，自然也就失去了躋入上層知識精英行列的機會，但他們對社會承認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強烈；他們因已受過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認同于普通民眾和甘居社會下流，但他們的知識、學力和能力又無法在競爭激烈的城市中謀得一個相當的職位。他們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會地位不穩定而產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時又因目睹整個國家與社會的敗落和衰頹而心懷不滿。這雙重的失意、焦慮、無望乃至絕望，使他們很容易被某種意向高遠甚至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識，自然也最易在這一處于游離狀態的知識青年群體中蘊育而生。正因為此，這個時期學運、學潮的主力軍是他們，國共兩黨的有生力量也是他們。如在黃埔軍校前3期通過考試選拔入學的兩千多名學生中，其學力大多是高小和中學文化程度。另據統計，1919－1927年間，全國學運、學潮有57％發生在中學（含師范學校），大專和小學分別為38％和5％[23]。 

中小知識青年與上層知識精英相比，其學識能力畢竟稍遜一籌，故而在時代大潮中，他們一般不能成為領潮者，而只能扮演隨潮和追潮者的角色。他們常常踵從于上層知識精英之后。當各種主義流行時，也難免盲目從之。其時即有人指出：“一般青年多數只曉得空口談主義（其實恐怕談主義的資格都不夠），一味盲目地跟著人家跑，究竟主義是什么東西？那種主義適合國家社會目前的需要？……他們通通不暇顧及”[24]。這里所流露的正是當時上層知識精英對中小知識青年的看法。在前者看來，后者連“談主義的資格都不夠”。

五四以來，白話文運動對中小知識青年的政治參與意識的增長，其作用實不可低估。白話小說最大的讀者群和白話文運動的最大支持群體，正是那些介于上層精英和下層大眾之間，“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知識青年群體[25]。以往只有熟讀文言或洋文者才能躋身于新舊精英行列，如今卻做白話文也能與上層精英們一比高低。 

不過，對廣大中小知識青年而言，更大的機會，或許還是國民黨的改組和中共的成立。要知道，從“公車上書”、“戊戍變法”，一直到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實際上均是新舊上層精英在唱和，中小知識青年無緣也不夠資格參與。當孫中山宣布改組國民黨，國民黨宣布要面向大眾，由一個封閉型的精英組織改組為一個開放型的群眾組織時，試想這對中小知識青年們來說，該是多好的一次參與政治和躋身精英之途的機會啊！國民黨黨章規定：“凡志愿接受本黨黨綱實行本黨議決”者，均得為該黨黨員。這意味著只要愿意接受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即使普通民眾也可以加入國民黨，與一些先進的上層精英互為同黨，互呼“同志”。不過，真正下層的工農大眾若非知識分子們“回到民間”去做耐心細致的宣傳鼓動工作，是不會主動來投奔國民黨的。因此，真正積極主動投入國民黨懷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們。 

再者，國民黨改組以后的黨綱決議，已是通俗易懂的白話文，不再象《民報》時代那樣深奧費解，這自然也迎合了中小知識青年的學力程度。盡管孫中山個人對白話小說和白話詩并不欣賞[26]，但這并未妨礙他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人運用白話文作為啟蒙民眾的工具。正如李劍農在《最近30年中國政治史》一書中所稱：“辛亥以前的革命黨機關報的《民報》，連高等學堂的學生都有讀不懂的（特別是章太炎的文章），現在的高小畢業生――讓一步說初中畢業生――大概都可以讀懂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白話經典了罷；這種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認”[27]。這些能讀懂孫中山白話經典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正是這個時期國民黨黨員的中堅力量。 

本來，對中小知識青年而言，馬克思的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辯證法、唯物史觀等不免過于深奧，但這個時期這些馬恩原典尚未譯為中文，他們不可能也無須去讀。他們所接觸到的至多不過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陳譯《共產黨宣言》以通俗曉暢的語言文字對階級斗爭學說所作的簡單明了的解釋，正迎合了中小學文化程度的知識青年們的脾胃[28]。不過，中共是一個嚴密的列寧主義政黨，對黨員要求有堅定的信仰、堅強的個人品質和鐵一般的紀律約束，而且在當時一般國人的心目中，共產黨有如洪水猛獸，所謂“父子之親不認，夫婦之情不顧，打倒智識階級”[29]乃至 “共產共妻”等種種流言，令一些守舊者畏避三舍。即當國民黨“聯俄”“聯共”之后，外間傳聞國民黨已被“赤化”時，孫中山亦未敢等閑視之，發動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四處辟謠，唯恐影響其“清名”[30]。故此，這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加入國民黨者遠比加入共產黨者為多。

中小知識青年群趨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是一個有歷史、有領袖、有勢力、有地盤的政黨，自然也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時國民黨在廣東一隅已是一個執政黨。這對一個謀生無道的中小知識青年來說，加入國民黨，或許能為自己的“飯碗”帶來一線希望。當黃埔軍校第1期招生時，計劃錄取324人，投考資格限定在高小畢業并入過中學1年以上，或具有相當程度者，正適合眾多中小知識青年的條件。結果報名人數多達2000多人，超過預計錄取人數多倍，最后錄取500余人[31]。這固然說明五四以后青年學生們熱心國是，不過也未嘗不可視作中小知識青年就業競爭激烈之反映。這個時期的其他資料也顯示，確有不少知識青年是出于謀生的動機而入國民黨者。其時廣州除黃埔軍校外，國民黨還辦有各類名目的黨工干部養成所、訓練所和民眾運動講習所等[32]，招收中小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學生入所短期培訓后，分配從事工運、農運和政治宣傳等工作。他們入所受訓，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熱情和愿望，但難免兼有謀生求職的個人動機。在1927年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上，曾有多名知識青年投書該刊編輯，毫不諱言自己離開家鄉至廣州加入國民黨，帶有“糊口”的動機。一位名叫“親先”的國民黨青年，自稱曾在“訓育所”畢過業，也曾在“宣傳所”念過書，還曾領導千百個群眾參加過革命運動，但他為無法養活自己而焦慮。他聲稱自己本是個“革命熱”的青年。他說：“依著總理遺囑，含辛茹苦，繼續沖上革命戰線去努力嗎？固所愿也，然而哪里有養活臭皮囊的經費？”他指望組織上能給他一個噉飯的處所，以解決其基本的生存問題，但他又嘆息“國民黨太膨大而無嚴密之組織，決無能力以分配同志擔任工作而解決其生活問題也”。據他所稱，有一些與他一樣境遇的同志在找不到噉飯處所的時候，埋怨國民黨不能解決黨員的生活問題，進而埋怨國民黨無能[33]。這說明國民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小知識青年參與政治的欲望，卻一時難以滿足他們入黨謀職甚至入黨做官的意愿。中小知識青年的紛紛涌入，一方面大大強化了國民黨的黨勢和聲威，但隨之而起的是對國民黨構成新的政治參與壓力。這種政治參與壓力對國民黨的影響將在以后較長時期內呈現出來。

國民黨改組后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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