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仿效蘇俄實行委員制以后，國民黨黨章規定，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閉會期間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依此，中央委員便在法理上成為全黨的最高權力精英。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后，在一黨專政體制下，黨的中央委員亦順理成為政界核心人物。中央委員的尊崇地位，勢必成為國民黨內各派覬覦的目標。每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往往成為黨內各派系角逐權力和較量實力的大舞臺。由于全代會具有黨統象征意義，自開全代會便一度成了黨內各派爭奪黨統的一大要著。中央委員的職位成為各派政治分贓與討價還價的籌碼。3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蔣介石個人權威的日益強化，全代會召開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其實際地位也愈益無足輕重。抗戰開始后，黨內反蔣勢力相繼淡出政治舞臺，蔣介石的黨魁地位不再受到強勢對手的挑戰。國民黨全代會和中央全會逐漸蛻變為替蔣介石個人獨裁提供合法性依據的橡皮圖章。但在戰時國民黨中央局促西南一隅，政治資源相對緊縮的情況下，名義上崇隆的中委仍成為黨內各派競逐的目標。在此過程中，中央委員的權力和地位在名額的不斷漲溢和黨魁威權籠罩下進一步貶損和虛化。
本文首先探討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權力蛻變過程，再以六大前后黨內各派競逐中委為個案，試圖“再現”國民黨派系紛爭的一個歷史場面。[①]由于派系的存在和活動在國民黨法理上是不允許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派系紛爭雖然凸顯和激烈，卻又十分幽微和隱蔽，其幕后之縱橫捭闔，局外人往往難窺其堂奧，所留下的原始文字記錄亦十分有限。既有關于國民黨派系斗爭史的研究，主要利用1949年以后各級政協文史資料。這些文史資料的作者雖自稱所述為親歷、親見或親聞，但其憶述時的外在環境和內在心境均難免影響其表述之可信性。本文主要依據時人日記、原始情報資料以及國民黨體制內人士的當下觀察記錄，在以往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期能對國民黨派系斗爭史的研究有所深化和細化。[②]
一
1924至1949年間，國民黨總共召開過6次正式的全國代表大會，1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別由孫中山和汪精衛主持外，其余各次均掌控在蔣介石之手。由于全代會具有黨統的象征意義，自開全代會便一度成了前期黨內各派爭奪黨統的一個重要手段。繼西山會議之后，諸如改組會議、擴大會議、非常會議、粵二大、滬二大、粵四大、滬四大、寧四大等，先后出籠。全代會的重復召開，勢必產生出多個中央委員會。當各派達成妥協時，中央委員的職位又成為各派政治分贓的對象與討價還價的籌碼，最終衍為“中央執行委員愈多，則黨的糾紛愈增加；黨的糾紛愈增加，則中央執行委員愈多”的惡性循環局面[③]。1924年國民黨一大選舉中央執監委員（含候補）51人，1926年二大和1929年三大增至80人，1931年四大猛增至178人，1935年五大更增至260人。在中委人數加增的同時，中委的崇隆地位亦逐漸流失。北伐時期，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曾肩負起最高政治權力機構的職能。但自30年代中期以后，全代會和中央全會逐漸淪為替蔣介石軍事獨裁提供合法性依據的橡皮圖章。國民黨黨章最初規定全代會每年舉行一次，后修改為兩年舉行一次。實際上1927～1949年間，國民黨總共只召開過4次正式的全國代表大會，1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之間最短間隔2年，最長間隔10年。隨著蔣介石個人權威的日益強化，全代會召開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其實際地位也愈益虛化。特別是1938年當選為國民黨總裁后，蔣在黨內的地位不再受到強勁對手的挑戰，其個人意志完全主宰一切。蔣遂視全代會若敝屣。這一情形與蘇（聯）共斯大林的情形極為相似[④]。
在全代會職能日趨虛化的同時，中央委員會的權力亦逐漸低落。30年代前期，國民黨規定全體中央執監委員為中政會的當然委員，候補執監委員可以列席中政會；同時規定中央執監委員和候補委員均可列席中常會。值得注意的是，是時中央委員對列席中政會比較積極，對列席中常會則興趣不大。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王子壯在日記中慨嘆：“近日政治會議人多而常會寥寥，是注重政治之趨勢，亦黨逐漸沒落之象也?！盵⑤]1934年1月11日，王子壯又記曰：“今日常會無甚要案，且出席人數不多，一般委員因注意政治之故，多赴政治會議而常會寥寥，相沿如此，已成習慣，偶有重要問題，始覺出席踴躍也?！盵⑥]
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法理上本是國民黨中央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常會則應是實際行使這一權力者。但在具體分工上，中常會只管黨務，中政會主管政治。在這一分工下，一般中央委員多愿出席中政會而不愿出席中常會。王子壯認為這是政重黨輕和黨趨于沒落的表征。王子壯日記中，凡記載中常會之處，最常用的一句話是：“今日常會，無甚要案?！比?934年5月3日條下記曰：
今日常會，無甚要案，而于推定委員作下星期一紀念周報告，每多推諉，良以中樞最重要者不宜輕易報告，如汪、蔣等，事亦甚繁，余如孫科、戴（季陶）等近似已不熱心黨事，偶推其報告，亦謙讓未遑，再加以常會中出席委員日見其少，多數以注意政治之故也。于是紀念周中除葉（楚傖）、居（正）諸先生外，即隨時拉夫而已。如今之推苗培成報告安徽黨務，即含有此性質也。[⑦]
王子壯的這段日記生動地反映了國民黨中常會和中央紀念周的情形。黨國要人不熱心黨事，中常會出席者寥寥，中央紀念周流于形式，報告互相推諉，乃至形成“拉夫”局面，說明“黨事”相對于軍政而言，日益無足輕重。“出席委員日見其少”和“無甚要案”更說明中常會的職能和地位日趨虛化。中常會主要討論什么問題，在此不妨再引一段王子壯的日記：
今晨開常會，以討論廖仲愷先生遷葬事，費時甚久。其中更有無謂之言論。楚傖先生為主席，即席仿唐詩兩句以示余。其詞曰：“可憐朝起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芍^慨乎言之。余有此感也久矣。今知葉先生亦具同感。今日之黨務，已趨末路，無計劃，無作法，入黨者以此為干祿之捷徑，負責者已無當年革命之勇氣，敷衍塞責者虛應故事，益黨內派別林立（事實上獨攬大權者，以蔣先生信任立夫之故，乃由立夫主持大部。而內部又分為數派。汪先生之改組派一部雖不直接參與斗爭，而亦時有小齟齬。海外黨務亦有所謂蕭吉珊派與非蕭派如謝作民、周啟剛等。此外尚有孫哲生、于右任，雖有數人，然大抵屬于擁蔣者），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對外作民眾工作，于是一般人對黨無味矣。常會中人到甚少，此‘虛前席’之意也。然則每次常會所討論何事？除開除黨籍，介紹入黨，黨部改選諸照例之事外，即關于死人事，如陳少白、范鴻仙、石青陽、廖仲愷……不曰給治喪費，即決定公葬，即函國府明令褒揚。諸如此類，聞之生厭。蓋即足以顯示黨已無生氣，日惟與死人辦理善后而已，可嘆孰甚！國事危急如此，民生疾苦如彼，而負全國責任之黨卻如此安閑，實趨末路也。[⑧]
王子壯上段日記，記于1935年5月。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不過8年，而黨務之頹廢，幾乎趨于末路。筆者檢閱中常會的會議記錄[⑨]，亦深感“無甚要案”。原以為堂堂執政黨的最高決策會議，所討論者均為黨國大事，孰知檢閱之后，大為失望。中常會所討論的，不過是一些瑣碎的例行“黨事”，諸如地方黨部人事任免，開除黨籍以及褒揚和撫恤死難黨員等，難怪當時“一般人對黨無味矣”。葉楚傖“可憐朝起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之句，十分貼切地描述了國民黨中常會之“安閑”、“無味”和缺乏“生氣”的情形。王子壯稱，由于中常會平日“無甚要案”，每逢全代會召開時，即感“缺乏成績”可以向大會報告，作為中央黨部秘書，自稱在起草報告時，只好鋪張其詞，勉力為之。王為此而感慚愧也[⑩]。
王子壯在日記中還寫道：“（中央）黨部方面之負責者，除葉（楚傖）先生外，直然無人，故一切事集中于一身。余如蔣之主席，事實上不能分身來主持黨務，至常務委員會多為老先生，除開會外，亦均不到黨部，事實上并不能負若何之責任也?！盵⑪]蔣介石將中常會事務畀予“老先生”，而“老先生”們并不認真負責，這一事實頗能說明中常會之無足輕重。否則蔣不會不管，而“老先生”們也不會不認真負責也。中常會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無所事事的冷衙門。王子壯慨嘆：“余常想，吾黨本已失去領導民眾作社會先導之本旨，而中央黨部之所以有相當之價值者，在政治上可以調和各方，如假全體會議以使各方團集一黨是也。此時宜有葉（楚傖）先生策應其間，以蔣先生之意旨而折沖各方，庶有相當之成就。”[⑫]在王子壯看來，中常會主導下之中央黨部，其實際存在價值，不過是一個在政治上可以調和各方的機構。此亦表明中央黨部之地位和職能之轉化。
由于黨權日降，一些兼任軍政職務的中委乃將重心轉向軍界和政界。當時有人指出，一些中央常委兼任政府職務后，重政輕黨，甚至視黨部為弁髦，對中央黨部的事務，僅每周開會一二次，形同點卯，大部分時間呆在兼職的政府衙門辦公，“對黨部事務形同隔靴，對于黨部同志視同陌路?！盵⑬]
戰前中政會在法理上是國民黨的最高政治指導機關，但中政會的職能和地位也有一個由實變虛的過程。在1927年以前，中政會是一個只有一二十人的核心權力機構。但到30年代初期，中政會委員人數一度增至近百人，如將列席人員一并計入，則多達200人[⑭]。盡管如王子壯所言“一般委員因注意政治之故”，出席政治會議較出席中常會踴躍，但“因人數太多之故，便有影響于政治會議地位的尊嚴，不能使人重視，開會時，大家視為一種例行應酬，可以隨便到會，也可以隨便不到會?！边@次會議是這批委員出席,下次會議又可能是另一批委員出席。[⑮]“連蔣先生以及許多封疆大吏的委員大都均不出席”。[⑯]在這種情況下，衍為“重要的委員不一定全出席，而出席者不一定全是重要委員；重要的事情不經由政治會議討論，而討論者轉多為例行事件”的格局[⑰]。當時有人指出：“政治會議遂成為追認備案之機關，以言紓謨定命，決策行政，實屬相距過遠?！盵⑱]甚至有人認為中政會不過是一個“清議與謾罵的機關”。[⑲]
陳立夫在晚年回憶錄中聲稱國民黨中央委員大多兼職，是因為薪水太低的緣故。他說，戰前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常務委員的月薪只有300元，而一個政府部長月薪高達600至800元[⑳]。薪水高低無疑是競相兼職的一個因素，而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黨權的日趨虛化。
當時多數中央委員都兼有軍政職務，但也有少數中央委員未兼實職。那些沒有兼任實職的中央委員往往徒有虛名，有的甚至淪落為政治邊緣人物。如先后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六屆中委的賴璉（字景瑚，1900－1983）在晚年回憶時仍憤憤不平地說：
我當選中委以后，很久沒有實際工作。我除以中委資格參加中央黨部紀念周和幾個不重要的會議外，并不能過問政府內政和外交的決策；連比較重要一些的政治消息，我也只能依靠每天必看的報紙。當時飛黃騰達的中委固多，而像我那樣無事可做的中委亦不少……我立刻發現一個人如無特殊的奧援，一切政治上的大門都是對他關閉的。站在政治的邊緣，而摸不著政治的頭腦，甚至找不著一個和他志趣適合的工作；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精神的虐待……（抗戰爆發后）我萬想不到我一到重慶，又恢復了‘閑散’中委的地位。我住在青年會的宿舍，除每星期一參加中央紀念周外，成天和幾個失業的知識分子游蕩街頭，或在小飯館里談天說地。有些青年以為我乃有權威的中委，對我大發牢騷，說他們‘救國有心，請纓無路’，希望我能幫助他們做一點對抗戰有益的工作。我如啞子吃黃連，只好一邊安慰他們，一邊暗自叫一聲‘慚愧’……[21]
依照國民黨黨章，中央委員理應是國民黨的最高權力精英。然而賴璉所描述的，完全不是一個最高權力精英的形象。這使我們感到在理解國民黨黨治權力結構的時候，應持謹慎態度。由于國民黨中央黨政軍人事高度相疊，使人們難以辨明其權勢憑藉主要來自何方。一旦將黨政軍角色剝離開來，便發現在法理上高于一切的黨權，實際上若無其他軍政實職相依托，便難免落空。象賴璉那樣，雖然位極中委，卻因無其他軍政實職，結果淪為一個處于政治邊緣，摸不著政治頭腦的無權無勢甚至無業的高等游民。
在國民黨五大以前，中央委員可自由出席或列席中政會和中常會。五大以后，由于中委人數大增，中政會和中常會的決議容易泄密，乃改變所有中委為中政會當然委員的做法，改為從中委中選舉19－25人為中政會委員；并規定出席中常會者，只限于常務委員及政府各部負責人員，一般中央委員不許列席[22]。這一改變乃斷絕了一批“小中委”與聞中央政情的機會。如王子壯在日記（1940年11月25日）中寫道：
自常會或國防會決定改于星期一上午舉行后，所謂中央委員談話會已停止數月。一般不能與聞機要之中委，對此渴望甚殷，以位居中樞，而國家要政，竟為絲毫不知，除新聞外，人如詢及中央政情，亦為瞠目，似非所以待中央同人之道。汪（精衛）在時，之所以于紀念周后舉行中委談話會，意在報告消息，宣達意見，因若干小中委既不使其出席中央各種會議，并重要消息亦勒而不與，所以若干人并紀念周亦不感興味，以專聽演講，無所裨益也。[23]
1943年9月王子壯日記又記曰：“黨務組之中央委員因不能參加中央任何會議，極多怨言?！盵24]“所謂‘民主’，黨內且不能實行，中央委員之在重慶者，尚要求參與常會及國防會而不可得。再進一步，所謂重大議案，并不決之于各種中樞會議，均由蔣先生左右之干部上簽呈決定，如吳鐵城、陳果夫、朱家驊、張群等，均系指定可上簽呈者，經批定后報告會議而已。于是可知，對外雖表示日趨民主，對內則日益集權于一人。”[25]
王子壯所記，與賴璉的憶述正相印證。蔣介石的個人權威日益集中，而中央委員會的法理權威則被嚴重侵蝕。一般中央委員不僅不能參與決策，甚至連對中央政情的“知情權”亦被剝奪。王稱：“如經常主持黨政之中常會及國防最高委員會，蔣先生多不出席，重要議案以及用人均已事前經總裁核定，兩會不過完成法定之形式，實際上亦未有不照案通過者也。其次，若干中央委員不特不能參與機要，且亦無適當之工作機會，在抗戰期間，實為人力之浪費?！盵26]
若干中央委員被投置閑散，顯然不僅僅是人力的浪費，更重要的是它象征著黨的法理權威日趨低落。1944年5月21日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委王昆侖提出質詢：常務委員會在大會閉會期間本為權力機關，何以經常不負責任？王子壯在日記中嘆曰：王昆侖“此一問題頗扼要，然常會諸公無以答，因非彼等不欲負責，重要各事均先經總裁批準，提出常會，因總裁向不出席，只有照案通過，常務委員并無表示意見之機會……負責討論大計之中樞機構形同虛矣?！盵27]中委和中常委的決策權力被黨魁的強勢威權剝奪殆盡。
與“閑散中委”賴璉相比，劉峙（1892－1971）無論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位軍政實權人物，北伐時期即追隨蔣介石，戰前曾任河南省主席，抗戰時期身居戰區司令長官等要職。他自國民黨三大起即當選為中央委員，自稱是“黃埔革命軍將領中除蔣、何（應欽）二公外，余為當選中委之第一人”，以后蟬聯至第6屆，前后做了27年中委，堪稱是國民黨內一位頗具聲威的人物。然而他在晚年回憶時亦自嘲是一個不能參與黨國機要的“啞巴中委”。他說：“黨中自有蔣公做領袖，固執獨裁以來，一切由其專斷，發號施令，全體黨員惟有供其驅使，中央委員亦不過備位而已。以一才學平庸（蔣公并無大學問，他所有著作都是他人代筆，演講學理亦不過強詞奪理而已），僅有大野心之怪杰，而欲以宰制5萬萬人口之國家，其不覆餗者絕無是理。余濫竽中委廿七年，參加不少次中委全體會議，不敢說一句話，假使我們（其直接將領）要說話，必為其不滿，甚至加以無情之斥責。在此情形之下，誰敢不馴服的做一個啞巴委員呢？！”[28]劉峙將國民黨中央全會稱作“總裁訓話會”，與會中委無論老少，都不敢或不愿發言，會而不議，惟有聆聽總裁語音不清的訓話。
30年代開始，中委逐漸淪為一個名譽性的職銜。一些沒有實職的閑散中委幾乎嘗不到擁有權力的滋味，而一些身兼軍政要職的中委，亦難以通過中全會、中常會等途徑參與機要。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王子壯深有感慨地說：“本黨今日之中央委員，其位雖隆而實際上名譽崇高而已，絕無任何權能，在政治上實為一贅物?！盵29]
二
然而富有吊詭意味的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實際權能雖然日趨虛化，而黨內各派競逐中委的熱情并未因之而消減。特別是在戰時政治資源相對緊縮的情況下，名義上崇隆的中委仍然是國民黨各派覬覦和角逐的目標。
國民黨派系紛爭基本上是后孫中山時代的產物。大體言之，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925~1931年為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派系斗爭的焦點主要為繼承權之爭與黨統之爭，同時亦夾雜著國共之爭和路線之爭。1927年7月以前，國民黨各派圍繞如何對付共產黨，而有容共、聯共和分共、反共之別；1927年7月以后，各派在反共問題上雖然取得一致，但隨之而起的黨統之爭又將派系斗爭推向極至。北伐時期，胡漢民曾提出“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主張。在這一理念宣導下，國民黨的派系政治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公開爭奪黨的正統，二是將派系斗爭隱蔽化。“黨外無黨”不僅意味著其他政黨不能合法存在，也表明黨內持不同政見者和派系勢力不能脫離原黨另立新黨，否則就可能喪失黨統的合法性依據。在這種情況下，黨內的不同派系為了合法存在，必須首先在黨內制勝對手，爭奪黨的正統，然后以“中央”的名義號令全黨，宣布對手為非法的“偽”組織，或取消對方成員的黨籍。南京政權建立初期，右翼的西山派舊幟依張，左翼的改組派又新樹一幟。同時，地方軍事集團藉勢稱雄，各據一方，“以軍分黨”。蔣介石則力圖挾優勢武力樹立自己在國民黨中央的“正統”地位，引發黨內左右兩派和地方軍事集團的強烈不滿和聯合反彈。在共同不滿蔣介石南京中央的情緒下，各政治派別之間和各軍事集團之間雖存有矛盾分歧，但在反蔣的大目標下集結起來，一度形成聯合戰線，衍為政治派系之爭與軍事集團內戰相互糾結的局面。
1932~1937年為國民黨派系斗爭的第二個階段。1932年以后，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等“單純”的政治派系幾乎偃旗息鼓，而地方實力派中一部分或歸附南京，或發生分化，一部分如西南反蔣勢力等仍與南京分庭抗禮。另一方面，蔣派內部又衍生出新的次生派系，CC系、力行社與政學系在共同擁蔣的前提下，為爭奪政治資源而明爭暗斗。
1938~1949年為國民黨派系斗爭的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領袖地位已正式確立，反蔣派系相繼隱退。派系之爭不再是反蔣派系與擁蔣派系之爭，而主要表現為擁蔣派系內部的彼此沖突?？箲鹨郧?，擁蔣派系之間（主要是CC系與力行社）的沖突即已存在，抗戰開始后，蔣介石訓令這兩大派系停止活動。力行社和CC系的“青白團”于1938年春夏之間同時宣布取消。但隨后兩派又以“黨方”與“團方”（三青團）的對抗形式延續下來，并呈更激烈之態。[30]
自30年代起，國民黨組織形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黨的派系化”與“派系黨化”交相并起?！包h的派系化”乃指國民黨黨機器由北伐時期指導全黨黨務的核心權力組織逐漸蛻變為一個由單一政治派系所獨掌和壟斷的權力工具。這一政治派系就是CC系。而“派系黨化”是指在黨機器淪為派系工具的同時，另一些派系擴張成為具有自主性和獨立性的準政黨組織。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團即是“派系黨化”的典型。而CC系實際具有雙重面向：即一方面它控扼黨機器而使國民黨派系化，另一方面它又在黨機器之外另立一個由“青白團”和“忠實黨員同盟會”等組成的自主性的組織系統，從而兼具“派系黨化”的特征。[31]
蔣介石長期將黨務大權畀予陳果夫與陳立夫兄弟，遂使以二陳為首的CC系勢力極度膨脹。黨務人事大權長期操控在一派之手，導致黨內資源由黨的“公領域”向派系的“私領域”大量流失。一國之黨蛻變為一派之黨。黨內成員對黨應盡的忠誠和義務被派系侵蝕于無形。黨員不向黨而向派系領袖尋求個人出路，浸至只知有派，不知有黨的局面。如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王子壯即申言：“黨原為人事之領導，故黨如健全，必有合理之人事制度，現在之一憑個人好惡為之升遷降調，至不合理，以故形成黨以組織部長為中心之現象，思攫黨中地位者亦必以此位為覬覦之目標，是黨之用人權系于一人之過也。同時中下級辛苦多年而有成績之干部，因不得升遷而抑郁特甚，是黨中最大之損失也?！盵32]王子壯認為，黨務大權應該直接掌控在最高領袖之手，然后以黨治政、以黨治軍。在王看來，蔣將黨的人事組織大權畀予陳氏兄弟是一大錯誤，以為蔣沒有認識到“黨”作為控制軍政之工具的重要性。[33]
蔣介石是否真如王子壯所言沒有認識到黨的重要性，尚存疑義，但黨權派系化的另一個后果，是黨內人才資源日趨枯竭。由于CC系視黨務為一派禁臠之地，非CC系人才很難染指插足。CC系分子中雖不乏長才，內中且有不少留學歐美出身者[34]，但該派對黨務資源長期壟斷后，人才來路日趨狹隘。不少才德兼備者因厭惡CC系的派閥作風而不愿參與黨務。
黨權派系化亦妨礙國民黨組織力量的擴張。因黨權派系化以后，其它派系為了抵制CC系勢力的滲透，在其所轄地域或勢力范圍內建立起嚴密的防御工事。因抵制CC系勢必連帶抗阻國民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和制約黨權的提升。錢昌照在其晚年回憶錄中即稱：
過去在國民黨時代有一句話，叫做“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意思是說，黨部的權抓在陳家手里。我在國防設計委員會以及后來的資源委員會時期，在成立機關黨部這個問題上也一直在和陳矛盾著。在1944年以前，黨部方面前后有過三次要我們在資源委員會機關內成立黨部，我都拒絕……到了1944年，國民黨開始籌辦六中全會大會（應為六全大會－引者注）選舉，所有重要機關都要設立國民黨黨部，資委會乃被迫在會內成立第78區黨部。我本人未參加此黨部工作，只是囑咐吳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應付，不讓資委會受到CC影響……后來我見蔣，說明我們多年來未成立黨部，怕二陳插進來，把事業弄亂等等情況。他唯唯。[35]
資源委員會作為國民政府直轄的一個中央級官僚機構，而公然抵制國民黨黨部的建立，其緣由即在防御CC系勢力的滲入。資委會的情形并非特例。據何廉回憶，他在執掌農本局時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也曾多次要求在其農本局總部和各省辦事處建立國民黨組織而遭其抵制[36]。CC系與黨機器二位一體的格局，顯然妨礙和殃及了國民黨組織力量的發展壯大。
CC系在戰前即儼然已成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重要派系。以1935年國民黨五大為例，此次全代會選舉產生的200多名中央委員（含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及候補中執委和中監委）中，CC系分踞了50多席，為其它派系望塵莫及。力行社、政學系、改組派等分別僅撈到3－6席。CC系一舉成為黨內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集團。二陳兄弟勢力達至鼎盛。據親身參與五大會務的王子壯稱，五大選舉結果出來后，陳立夫所得票數竟與蔣介石齊。蔣乃親以紅鉛筆將陳立夫、陳果夫名勾下若干名，并不準公布票數[37]。蔣為了稍稍抑制二陳勢力的過度膨脹，五大以后一度不讓陳立夫執掌組織部。
自1935年五大到1945年六大，中央委員一直沒有改選（1938年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沒有改選中委），第五屆中委的任期長達10年。在這10年間，國民黨內各派系力量的生態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有的派系幾乎從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跡，而有的派系勢力則在戰時大幅擴增。力行社于1938年關閉后，又投胎于三青團并獲得其主導權，組織與政治動員能力比戰前力行社時代更為精進，政治欲望亦與勢俱增。
除此之外，戰時又有新的派系孕育而生。如朱家驊于1938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后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旋又兼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1939年11月，朱家驊又由中央秘書長調任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得職務之便控扼大量權勢資源后，開始網羅人馬，自組班底，另樹一幟，逐漸成為戰時一大新生派系。朱家驊原與二陳關系較為親密，但自立門戶后，即與CC系分庭抗禮，并欲與之爭奪黨務資源。朱將自己的一批人馬安插到省黨部，占據部分省黨部主委和委員職位，自然侵蝕CC系的地盤。[38]CC系為保守自己的生存空間，勢必奮起抵拒。據王子壯觀察，戰時朱家驊系與CC系在地方層級的沖突相當激烈?！笆Y先生對于其干部，似采牽制政策，果夫立夫組黨十年而有所組織，自然在黨中形成一個力量，朱騮先（家驊）來長組織，因其在學界政界均有相當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舊軌，于是下級沖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陜西、山東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頓，更談不上下級之健全?！盵39]
當國民黨從東南沿海內遷西南后，原有的地域基盤大部喪失，而內陸諸省掌權的舊實力派又無意與新來的中央派系勢力分享地方權益。一些內地省區即使允許國民黨在其所轄各縣建立黨團組織，而實際控制權仍掌握在原有地方強勢人物之手。這些地方強人或者任命自己的黨部和團部委員，或者設法孤立由中央黨部和團部所派人員。比如在云南，龍云雖然允許三青團在1939年9月建立了支團籌委會，但在翌年即限制三青團在云南的活動，甚至下令逮捕三青團的幾名負責干部，直到重慶出面交涉方才釋放[40]?？箲鸷笃?，國民黨形式上在內地省份均建立了地方黨部組織，但這些地方黨部組織在多大程度上忠于中央的領導，尚存疑義。
在地方政治資源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國民黨內各派的政治競逐主要限制在中央一級和少數未被地方實力派壟斷的省區。隨著政治資源日趨緊縮，派系斗爭勢必更加尖銳和激烈化[41]。
三
1945年5月，國民黨六全大會在重慶舉行。六大召開前夕，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大會四大議題：一是國民大會之召集；二是憲法草案之研討；三是黨章之修訂；四是政治綱領之制訂[42]。然而黨內各派對大會的關注焦點完全不在政策的研討，而在權力如何再分配。六全大會最終成為各派進行激烈政治角逐的戰場，成為國民黨派系斗爭的一次大匯演。
CC系勢力長期以來對黨務的獨統天下，首先引來黨內其他派系的嫉恨和挑戰。1944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與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新桂系的白崇禧、政學系的張群，以及吳鐵城、熊式輝、王世杰等人就曾在全會選舉中常委時，相約不選陳立夫。[43]會上CC系與朱家驊派已有一番較量，但在此次中全會上，蔣介石讓陳果夫取代朱家驊任中央組織部長，旋即又由陳立夫接任。朱家驊則接替陳立夫任教育部長。據王子壯觀察，二陳重長中央組織部后，各派頗為警覺，黃埔系、政學系與朱家驊派有可能因舊仇新恨而結成反陳聯合戰線。[44]朱家驊自1939年11月起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總計在任4年半。在任期間，朱自樹一幟，勢必侵蝕CC 系的領地。陳立夫重掌中央組織部后，將朱家驊原有親信僚屬一一汰除出局。由此朱派與陳派之壁壘日深[45]。
全代會的一項主要職能是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這是黨內各派角逐的焦點。CC系在10年前的上屆中委選舉中已占盡先機，此次大會又由其重掌黨務組織大權，自然威脅到其它各派的利益爭奪。當時重慶盛傳一首打油詩，頗能反映黨內各派對CC系的警覺：“代表大會即日開，CC卷土又重來；大小委員自由派，他坐轎子你來抬?！盵46]據王子壯觀察，二陳在抗戰初期一度有所失寵，當時陳誠最紅，最得蔣的信任，而此番蔣介石讓二陳重掌黨務，乃蔣“以為國際國內對現狀不滿之時，用自己最嫡系最親信之人較有把握”。二陳勢力于是再度達至鼎盛：“黨教二者盡歸支配，且銀行方面尚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力量，其余如合作事業均為所掌握”。[47]王子壯對二陳的觀感不佳，認為“二位陳先生以往十余年之政績如何，固人所共知，其理論不足以號召黨人，其態度則不免于偏狹，其最優之點不過忠實努力，能為蔣先生造成黨內之一系干部而已。由今日環境以觀，蔣先生既為全國之公認領袖，宜在理論的統率，統一的教導，此正二陳之最不擅長者?！盵48]王子壯所言，大約代表了當時國民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其時各方對蔣介石讓陳立夫重長組織部幾乎普遍表示不滿，連元老派亦不例外，咸以陳氏兄弟主黨，只會加劇黨內的分裂趨向。丁惟芬在憤懣之余，數月不出席中央常會，以示抗議[49]。
全代會開幕前夕，前來參加全代會的各派代表即紛紛活動，均意欲奪得新一屆中委的席位。當時軍統方面有情報分析：“這次六全大會，本黨人才匯集，而意見卻是異常紛歧，雖然有人奔走要求團結統一，而你爭我奪終于派別林立，各不相下，代表之中有十分之八九想競選中委，而未弄得代表資格者亦有百余人抱中委之希望?；顒?！活動！花天酒地之不夠，‘基本票’之黑市已到200萬之多?！庇械拇砉_聲稱，若有人推其為中委候選人，即以負其將來任何責任為酬。為了拉選票，個別代表甚至動用大卡車、小轎車數輛，法幣上千萬招待和收買代表。[50]
在這場競爭中，除CC系實力最強外，其余各派較具實力者，一為三青團派，二為黃埔系，三為朱家驊系，四為孫科為首的太子派，此外還有新桂系及其它私人集團。所謂三青團派，實際上是戰前力行社（復興社）勢力的延續。力行社于1938年奉蔣介石之命解散后，旋即獲得新成立的三青團的主導權。三青團成立后，即與CC系主控的黨方在地方資源的爭奪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較量。對三青團而言，六全大會是其成立后國民黨首次召開的一次全代會，在戰時政治資源緊縮的情況下，中委的席位自是其勢在必爭之目標。但在當時的情勢下，三青團派自知無法與根基深厚的CC系相頡頏，唯有廣納盟友聯合對CC系進行圍堵方有成功的希望。其它各派基于同樣的考量，亦樂于結盟，于是以CC系為一方，以三青團、黃埔系、朱家驊系、新桂系等組成的聯合戰線為另一方，分化為兩大陣營。雙方頗有均勢之象[51]。盡管CC系以外的其它各派之間亦互為競爭對手，但各派惟恐CC系操攬新一屆中委選舉大權，故而激起同仇敵愾之心。為了一致對付CC系，他們暫時結成了同盟，其態勢與20年代末30年代初反蔣各派聯合制蔣的格局十分相似。有所不同的是斗爭方式是文斗而非武斗，而斗爭之激烈，雖無硝煙卻充滿濃烈的火藥味。
事實上，黃埔系與力行社／三青團本有歷史傳承和淵源關系。力行社最初的干部來自黃埔系學生系統，其后三青團成為力行社重心所寄，而黃埔系教官系統的陳誠與張治中又相繼擔任三青團中央干事會書記長一職。大會召開前夕，以陳誠、張治中、朱家驊、吳鐵城、白崇禧、康澤、王世杰、熊式輝等人為首的各派反CC系壟斷的聯合陣營即已初步形成。他們秘密成立了一個競選聯合辦事處，下分三個委員會：第一委員會負責聯絡軍隊黨員代表，召集人為賀衷寒；第二委員會負責聯絡國內黨員代表，召集人為康澤；第三委員會負責聯絡海外黨員代表，召集人為鄭介民。此外由各派分別指定一人為派系之間的聯絡員[52]。聯合辦事處成立伊始，即頻頻集會商討對CC系的反制之策。如此陣容龐大，組織有序，目標簡化的派系聯合戰線在國民黨派系斗爭史上尚不多見。
除聯合陣營外，其它一些勢單力薄的小派系亦對CC系心懷不滿，如元老派力主上屆中委對新一屆中委沒有提名權，其意亦在抑制CC系。云南地方實力派在大會前曾與CC系私下達成協議：CC系要求云南派將原朱家驊系的省黨部書記長撤換，代之以CC系的人接替，作為交換條件，CC系許諾云南派可在六全大會上獲得6名中委名額。但當云南方面撤換省黨部書記長后，CC系改口只答應給云南方面2－3名中委，而且最終能否選出，尚難預卜。云南方面始知為CC系所騙，遂對CC系極表不滿[53]。
出席六全大會的代表總額為671人，內中正式代表535人，上屆中委136人[54]。會前為出席代表的名額分配，黨內各派已展開過一場爭奪戰。CC系在這場爭奪戰中初戰告捷。CC系本以為憑其多年來蓄積起來的地方組織基礎，在新一屆中委選舉中可以完全把持，穩操勝券，未料激起其它各派的聯合圍堵，頓時亂了陣腳。加之CC系骨干分子各自均有覬覦中委的野心，內部成員之間亦相互紛爭。據稱當時CC系內部的小集團主要有二：一是高級班同學會，一是政大同學會，此外還有西北、華北、東南、川康等地域性的小組合。二陳兄弟一時也不易控制和平衡CC系內部各小組織之間的利益沖突[55]。
據會前來自軍統方面的情報分析，三青團、黃埔系、朱家驊派和新桂系等組成的聯合戰線所能控扼的代表人數，與CC 系所能控扼的代表人數大致持平，陣營雙方呈勢均力敵之態。這使CC系的操縱壟斷計劃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CC系不得不采取一些應變措施。攘外必先安內，二陳首先整合CC系內部，召集地方黨部代表舉行集會，要求各代表一致服從中央組織部的指令，不準私人競選中委，否則將受嚴厲制裁，并強制各代表書面宣誓愿聽從組織部支配。與此同時，CC系對外調整策略，與反制各派聯合陣營虛與委蛇。大會開幕前夕，二陳派代表張道藩、張厲生、鄭亦同和余井塘等4人，與聯合陣營所派之代表康澤、劉健群、賀衷寒、潘公弼等8人舉行秘密談判。雙方就中委選舉辦法、中委名額以及主席團名額分配等問題達成書面妥協，并由雙方簽字。
迄至大會開幕當日（5月5日）晨，CC系方面代表忽向聯合陣營代表發出一信，否認會前所達成之協議，并拒絕今后繼續商談。聯合陣營方面得悉后，大為震怒，認為CC系方面有意欺詐，乃緊急召集聯合各派代表200多人會商對策。會場群情激憤，與會者多主張對CC系以猛烈還擊，有的甚至提議繳出黨證，不再做黨員，其洶洶群情，大有欲對CC系宣戰之勢。最后各派代表商定，由朱家驊、陳誠和張治中三巨頭相機向蔣介石申訴，同時加強競選活動，另再成立一個發言委員會，由賀衷寒和劉健群等人負責，統一聯合陣營在全代會會場的發言口徑，以便集中火力抨擊和揭露CC系的陰謀。因兩方對立之銳，反CC系陣營并制定打擊CC系中堅分子之策：擬定20位CC系骨干名單，聲言絕對不予投票[56]。
CC系得悉聯合陣營方面集會消息后，先發制人，搶先向蔣介石告發聯合陣營秘密集會情形。開幕日當晚，蔣召見聯合陣營方面的陳誠、張治中和CC系方面的陳果夫、陳立夫和張道藩等人。蔣首先質問陳誠和張治中何以召集會議反對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陳誠答以集會不過互相交換意見，同時也將全代會開幕前與CC系方面協商之經過以及CC系方面反悔失信的情形報告蔣，并告發CC系所定大會主席團名單中有貪污和曾任偽職者。蔣當即質問陳立夫何以如此糊涂，并大罵陳之所為有失黨的威信。最后蔣訓示雙方要團結互助，切不可自相斗爭[57]。事后，CC系方面故意造謠謂陳誠、張治中等遭蔣責罵。同時向聯合陣營方面表示愿意繼續談判。但聯合陣營方面已無意再與之談判，而是指定由賀衷寒、劉健群負責指揮30多人，準備在大會論辯交鋒時，予CC系以痛擊。
另一方面，三青團與國民黨的關系，亦成了此次大會上雙方爭持的焦點。早自1938年國民黨臨時全代會決定成立三青團之日起，黨團關系即處于一種含混不清的狀態。以CC系為代表的黨方欲將三青團統轄于國民黨之下，而以力行社為代表的團方則力爭三青團與國民黨脫離干系，并與國民黨平起平坐。在此次全代會上，CC系又提出三青團應受國民黨層層節制，而蔣介石則屬意將三青團納入政府系統。蔣既有此意，CC系自不便公開反對。1938年臨時全代會通過之國民黨總章中，曾載有“本黨訓練青年設青年團”之條文，此次大會決定將此條予以刪除。大會在總章審查報告中最初規定“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憲政時期應隸屬國家”，但當審查報告印發給代表時，此條已改為“隸屬于國家教育系統”。三青團方面懷疑又是CC系玩的把戲，因CC系既無法將三青團納入黨方統屬之下，則希望將三青團改為國家教育系統下屬的一個組織，以便在黨內另成立一個青年組織。但CC系的企圖最終因三青團的反對而未能如愿[58]。
六大召開前夕，在分配大會代表名額時，蔣介石手諭應加三青團代表60人，而CC系方面則認為，三青團60萬團員中，有50萬非黨員，讓此等代表參加黨的會議，似不倫也。但因是總裁手諭，CC系不敢公開抵制[59]。
大會開幕雖已多日，而各派最為關注的新一屆中委選舉辦法迄未定奪。CC系方面主張新中委候選人提名，由出席代表每3人中推舉1人，并按地區和部門分類，各不相犯。按CC系的如意算盤，其本身勢力在地方各部門黨部中分布甚廣，分區分類推舉候選人自然對CC系有利。而聯合陣營方面極力反對分區分類，提議由出席代表自行報名競選[60]。
面對聯合陣營的挑戰，CC系表面故作穩操勝券和沉著樂觀狀，聲稱“一切均早安排定了，何必再言”，實際上依其所能控制的代表名額未見穩占上風，故而倍感壓力沉重。其間蔣曾召集陳果夫、陳誠、吳鐵城、張治中等人會商中委選舉辦法，初步決定新一屆中委名額為250人。編列候選人名單時，共列出274人，而CC系上屆中委尚有20人未能列入。陳果夫向蔣要求追加，獲蔣批可。政學系聞訊亦要求增列，陳果夫得悉又追加一批，遂使新中委候選人名額大為膨脹。
CC系在聯合陣營的步步緊逼下，感到依憑實力未見得穩操勝券，同時敏銳地體察到新一屆中委的選任大權最終掌控在蔣介石之手，于是投蔣所好，聯合上屆中委及部分代表約300人上書蔣，表示愿將新一屆中委選舉權奉獻于蔣。聯合陣營方面聞訊，接踵向蔣上書表示異議，指稱選舉權不能私相授受[61]。
聯合陣營與CC系的較量隨著新中委選舉日的臨近而更趨激烈。大會預定5月19日為新中委選舉日。投票前夜，雙方進行了最后一輪秘密談判。但因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終至談判破裂，不歡而散。翌日上午，大會正式進入選舉議程。蔣以總裁身份親臨主持。當蔣向大會代表宣布新一屆中委名額和選舉辦法時，全場嘩然。因蔣將中委名額增至460人（含候補），人數達到國民黨有史以來歷屆中委人數之最。而更令代表們驚愕的是其奇異的選舉法：選舉票計分兩種，甲種票系從約800名候選人名單中圈選出460 人；乙種票則從蔣介石推薦的480人中叉去20人，以余下的460人當選。兩種選票由與會代表自擇一種。蔣申言因有300名代表愿將選舉權交其支配，故強調新辦法不容反對。這雖與CC系從中運作有關，但主要展現了蔣的獨裁風格。甲種票圈選不僅耗時，而且稍有不慎，圈選溢額即成廢票。名額暴增后，聯合陣營原定布局亦被打亂。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代表只好采用乙種票付投。而乙種票完全為蔣個人意志的體現。各位代表躍試已久的選舉之權最終遭到蔣介石的閹割。為了宣泄對蔣的不滿，“總裁獨裁，中正不正”的順口溜在會場內外哄傳一時[62]。
5月21日，新中委名單正式公布。CC系恃其組織實力和蔣介石的偏袒，再次贏得絕對優勢，以117席占居中委總數的1／4以上，為其它各派望塵莫及。CC系之下，占居第2位者為黃埔系／力行社／三青團派，為33席。此外，政學系14席，朱家驊系10席，桂系10席。聯合陣營方面所獲席位顯然與其主觀期望相距甚遠。六屆中委的構成充分展示了40年代國民黨各派系的實力和組織生態（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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