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流言、訛言一度盛行，研究其產生、傳播、消亡的原因和規律，有助于解讀特定歷史時空中的社會心理氛圍，有助于描繪多維、多層的歷史圖像。
“謠言”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文化現象。當社會出現沖突、矛盾、動亂甚至危機時，謠言或類謠言就會應運而生。漢代的流言和訛言，就是這樣的類謠言。對流言、訛言或“謠言”及其相關語境進行認真考察和研究，將有助于歷史學者揭示當時的另類真相或史觀，解讀特定歷史時空中的群體心態和社會心理氛圍，描繪出更多維、多層的歷史圖像。
漢代的流言、訛言與現在所說的“謠言”是否相同？
秦漢文獻中的流言、訛言，通常被視為虛妄、謬誤、迷信，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聞，捏造的消息，易為有心人利用來誤導、愚民，頗似現代漢語所說的“謠言”。經典謠言研究著作指出，謠言是一種未經證實但未必虛妄謬誤、主要經口頭傳播的言論；社會學者認為，謠言及其傳播是一種群體解決問題的方式。
流言、訛言的兩大特點是什么？
實際上在漢代社會中，類謠言曾大量出現，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其特質主要有兩方面。
特點之一：浮浪不根、不斷流動
漢代流言、訛言的一個特點，和現代的謠言一樣，難以追根溯源。其原創者通常匿名，在流傳過程中又歷經多重口耳相傳，可能同原創的言辭面目全非。先儒告誡后學“流言不極”，“不問所從出也”；朱熹《詩集傳》定義流言為“浮浪不根之言”，即為此故。
流言、訛言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流動性、開放性。“流”的本義是水之流動、擴散。“訛”亦有流動、變化之義。古人選擇“流”和“訛”來描述這一類“未經驗證”、口頭傳播的言論信息，應非偶然。流言和訛言確實擁有動態的特性和流動、變化傳播的動力。
特點之二：在流傳中凝聚共識
由民間“戲語”經廣泛流傳而形成眾所周知的傳聞，是“訛言”生成的典型方式之一。許多俗神信仰發生于誤會、誤傳、戲語，但經歷了諸多傳播過程之后，往往由假成真，“治病求福，多有效驗”。這些戲語、流言、訛言之所以能夠成真，可能是因為它們在廣泛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凝聚、形成眾人的共識。
一種言論信息一旦被眾人選中而進入傳播、擴散的渠道，它的原創者、或者說始作俑者（如果有的話）就不再能控制它的成長和變化。傳播過程是雙向甚至多向的，是動態而非靜態的，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每一個傳播者都參與創作。共識形成于傳播過程中的互動、增益、刪減、潤飾。最后成型的流言、訛言所包含的政治、社會或宗教動機、訴求、期望、批判目標甚至表達方式都屬于集體而非個人，例如霍光打擊政敵引起的“群下嘩，庶人私議，流言四布”過程中所呈現的群體心態。
什么樣的言論能得到廣泛流傳，成為流言、訛言？在因流通渠道不夠暢通而信息閉塞的傳統社會，不可能所有言論信息都能迅速吸引眾人的注意，得到廣泛傳播擴散，成功成為廣泛流傳的流言、訛言。每一則成功流傳的言論信息，自有其特定的歷史時空情境、主客觀條件，牽涉因素極其復雜，要針對具體案例做具體分析。但有幾項基本要素，不可不提。
1、該言論是否涉及接收群體的重要利益。
任何群體，當然有其人數規模、階級、階層等定位，但更根本的是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在。一般來說，愈是牽涉該群體重大物質、政治利益，或涉及該群體關注的社會、政治、宗教議題的主題，愈容易引起其興趣和注意，就越容易傳播。
2、該言論的內容及表達方式是否易為接收群體所接受。
王充在《論衡·藝增篇》中對信息在傳播過程中眾人對之增益、刪減、潤飾的心態有如下解釋：“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于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有趣的是，大面積傳播的流言、訛言在經歷多重增益、刪減、潤飾之后，其主要動機、訴求、期望、批判目標仍然鮮明、一貫，不會如普通晚會上的傳話游戲那樣，一則簡單信息經過十來人之口耳相傳就被歪曲到面目全非，不明所以。王充的“俗人好奇”說不足以解釋這樣的現象。
謠言學者Allport指出，某一謠言只會在有類似想法的人中傳播，主要對“易受影響”的人起作用。這一群人的結合，就構成了那一特定時空情境下的共同利益群體。一則流言、訛言所涉及議題的社會政治意義、利益越是重大，其影響力的公約數也越大，相關利益群體的規模也就越大。正因為這群人對于需要什么、信仰什么、期望什么都很明確也很一致，所以經過流傳、增益、刪減、潤飾之后的版本雖然可能不同于原始版本，卻不但不會淡化、弱化或歪曲該群體的共同目標、訴求、表達，反而有助于提高該信息的可接受性。所以“流言惑眾”、“訛言惑眾”之類的說法，在宣傳層面上或許有效，卻不能揭示流言、訛言影響民眾的本質所在。
3、并非越接近事實的言論就越容易被接受。
漢代的流言、訛言通常是在官方對某些議題的說明模糊、不確定甚至虛假時開始流傳。如東漢末董卓被刺死，“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這則訛言實非無風生浪，王允在刺董后在處置董卓涼州舊部的問題上遲疑不斷，不殺不賞不赦不信亦不解散。訛言因是而起。
史籍中也可見到一些出處明確的流言、訛言，通常由具有特定政治、意識形態訴求的個人或集團主導編造、釋放出來。這些言論，常常為編造者的私利，傳遞一些偽信息。如：東漢末年，張角兄弟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口號就是一則由極少人編造的訛言，但卻是深思熟慮、老謀深算之宣傳杰作。
可見一則流言或訛言包含的具體信息是否真實可信，能否得到證實，不是其獲得特定群體認可接受的主要原因。因為流言、訛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動、眾說紛紜的時刻向眾人提供準確無訛的情報、消息，而在于能否恰當反映和滿足特定時空的群體心態、期待和想像。至于其信息細節是否“真實”，能否驗證，根本無關宏旨。流言、訛言反映特定歷史語境下特定人群的內心情緒、想法和秘密。在上位者可以此為媒介了解眾人的心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充滿偽造、虛幻信息的流言、訛言，也可以折射出特定歷史情境的一個真實側面；得到廣泛接受及傳播的流言、訛言，就反映特定歷史語境中的群體心態和社會、文化氛圍而言是真實的。
如何消解流言、訛言的負面影響？
流言、訛言的表達形式、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傳統政治倫理的規范來衡量，頗具陰暗、曖昧、鬼祟、負面的色彩；它們的破壞性往往大于建設性。如何消除其對個人、社會、政治的負面影響，便成為政治思想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在嚴刑峻罰之外，中國傳統政治智慧采用的消解流言、訛言影響的心理策略，首先就是搶占倫理的戰略制高點，例如以訛言與妖言、誹謗同罰等。
其次是搶占智識制高點的策略，即所謂“謠言止于智者”，居高臨下地蔑視、貶低這類信息，以及相信、傳播這些信息的人，令相信、傳播流言、訛言者不證自明地成為愚者。
這些傳統智慧閃爍著合理主義的光彩，至今仍被一些人視為對抗謠傳的不二法門。但以“智者”的常情、常識、常理作為推定、檢驗傳聞的主要標準，其實也相當主觀。例如，《論衡》所批評的大量虛妄、錯謬，皆屬漢代智者的常情、常識、常理。其論點雖然偏激，卻也不是全然無理取鬧。
第三種策略則是采取低調、回避式的態度，即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追謠，不辟謠，等待流言、訛言自動淡出歷史舞臺。
這一低調策略符合古典儒家的對流言類信息的信念。《尚書·大禹謨》：“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不聽、不問，流言傳聞終會自動消失，而自己耳不聞為靜，正常思維、工作也不會受其干擾。所以孔夫子認為，“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
與“流言、訛言止于智者”相比，“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戰略有一長處，即保持耐性，留待時間作證。然而這種策略也有其局限性。“見怪不怪”，有時其怪未必自敗。應劭《風俗通義》載有多種漢代俗神信仰，皆因誤會、誤傳、戲語而起，卻愈傳愈盛，越演越烈，直至始作俑者出面說明，戳穿虛幻，方能消滅。
（作者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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