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官商合流（節選自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三冊第二章第五節）

　　唐制，十族稱為清流，作官稱為清資官，不許兼營商業，工商算是賤業，不許入仕。隨著宦官勢力的興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漸消失；另方面，士流兼營商業，在開元年間開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漸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剝民眾的力量，同時，也加劇了宦官與士流的沖突。下面舉出土流兼營商業的事例。

　　《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當是上字之誤）清資官置客舍邸店車坊。詔書說，近聞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東西兩市及近場（市場）處廣造店鋪出賃，妨害商賈的利益。白今以后，凡出賃店鋪，每間每月賃費，不得超過五百文，依法令清資官不許置產，已造的店屋準許出賣。開元末年，朝政已極腐朽，這種詔書，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謂高尚，并不求有實效。唐肅宗女政和公主，經營商業，獲利逾千萬。千萬當是萬緡餞，她在短期內成巨富，自然是憑借貴族勢力。其他官員勢力較小，獲利也會少些。商業與官勢相依附，才能獲更多的利，是很顯然的。唐代宗時，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官不得與商人爭利，在揚州所設邸店，一概禁止。原來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托名軍用，派人到揚州開設店鋪，經營商業，官勢再加軍勢，不僅普通商人受損，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敵。唐代宗下令禁止，據《唐會要》說，諸道的店鋪“至是乃絕”。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擁護，但地方長官勢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暫時的禁絕。

　　京城大商業多使用地方長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時起，節度使多從神策軍大將出身。大將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給中尉，到方鎮后，盡量搜括，償還本息，自身還私蓄一大批錢存放在商店。足見唐中期以來，極大部分的錢是在神策軍系統的內外各級軍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業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說聽說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歸根說來，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剝削民眾以外，還利用商業作為另一種剝削手段。商業特別是高利貸業和奢侈品業的興盛，正說明民眾生活的極端貧窮和合流了的官商貪得無厭。

　　京城有大量的方鎮存款，大商業也多是方鎮所經營，因此，唐憲宗時，出現一種稱為“飛錢”或稱為“便換”的匯錢法。商人在京城，送錢到諸道進奏院（駐京辦事處）及諸軍、諸使、富家，自己輕裝出京，在當地憑券取錢，購買貨物，運回京城。飛錢法可免帶現錢行路，對商業大有便利處。朝廷想取得飛錢的利益，令商人到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官收匯費一百文。沒有一個商人肯來三司飛錢，朝廷只好允許免收匯費，結果還是沒有人肯來。飛錢是官商合流的產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錢，不準備再付出，自然不會得到商人的信任。

　　漢、魏以來的士族制度，唐朝還保持著，到北宋才廢除，這在科舉制度里表現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繼續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業比前朝有很大的進步，商業也比前朝發達。手工業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有益的作用，商業的發達刺激著手工業進步，也加強著各地區的經濟聯系，但官商合流卻使官僚和商賈都增加了剝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農民。自唐中期起，農民破產流亡愈來愈普遍，反之，莊田和商業一直呈現殷富氣象，顯然，官商的殷富是從農民的窮困中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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