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紅色歲月的閱讀之路

□《南風窗》記者　　陽敏

　　陳家琪，1947年出生于西安市，曾下鄉(xiāng)插隊，1970年代初，招工時被招進監(jiān)獄當了7年的獄警。
　　1978年考上武漢大學西方哲學史專業(yè)研究生，師從陳修齋與楊祖陶先生，現(xiàn)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為一名曾經(jīng)虔誠的紅衛(wèi)兵，陳家琪在“文革”中執(zhí)著于革命與繼續(xù)革命的理想。在他的家中，至今保留著當年的許多日記，里面記錄著諸如“讓劉某某懺悔和交待錯誤”的急切心情，也寫到自己第一次在一張大字報上看見“人權”這個詞時的訝異……一本本紅封皮、印著毛主席頭像和語錄的記事本，紙張已經(jīng)泛黃發(fā)脆，字跡也時有凌亂模糊，卻塵封了那段歲月的氣息。

一代新人的知識營養(yǎng)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當時你們這批思考問題的人，主要集中在什么年齡段？
　　陳家琪（以下簡稱陳）：“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思考問題的是中學生，特別是高中學生，而不是大學生，這很有意思，也值得研究。大約和我們下鄉(xiāng)，還是過集體生活，而大學生們已經(jīng)等著分配，等著拿工資有關。
　　他們成立了各式各樣的讀書小組，系統(tǒng)地列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開始讀。馬克思基本上是一個反叛者，他對現(xiàn)存的制度、政權總是持有一種批判的、反叛的態(tài)度，這在任何當權者眼中都是比較危險的。馬克思在德國、法國、比利時都待不下去，只有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也是他認為最具妥協(xié)性的英國收留了他，給他提供了讀書、寫作的條件，這本身就發(fā)人深思。
　　當時的我們完全是空想的、浪漫的、理想化的，但是這里面也真正體現(xiàn)了我們的思想、熱情和獻身精神。在農(nóng)村插隊期間，有大量的思想者的命運都很悲慘。
　　《南》：您到農(nóng)村插隊是去了哪里？
　　陳：陜西華縣關中平原，最富庶的地方。后來三門峽水庫一修，成天要防洪，因為它老是要攔水，泥沙越來越多，水就倒灌。整個關中平原原來是陜西最富的地方，現(xiàn)在是最窮的地方。
　　《南》：那個時期，對你們那代人影響很大的書籍是什么？
　　陳：“文革”后期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這篇文章與繼續(xù)革命很合拍，講的是要原則，不能為統(tǒng)一而統(tǒng)一。它也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問題，使我們從革命造反的浪漫中清醒過來。今天回頭去看，也許拉薩爾派的“社會民主黨”的思路是有道理的，當時在德國所起的實際影響也好，但“批判”告訴我們的是繼續(xù)革命，要思考“根本利益”。這在當時促使許多人重新思考問題。我在下鄉(xiāng)的時候就讀《哥達綱領批判》，不是很懂，但寫了一本的讀書筆記。
　　再就是《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把他們4個人關于法蘭西內(nèi)戰(zhàn)的言論集結在一起，這本書對我們影響最大。一些人開始思考社會制度、巴黎公社原則、民主制度、直接選舉等問題，大　概都與此有關。
　　《南》：毛澤東的書對你們那一代人來說，影響很深吧？
　　陳：當然。首先是《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讓我們了解到農(nóng)民運動的真實邏輯。后來注意力慢慢從毛澤東轉向馬克思，去讀馬克思的書，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思想。
　　《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講了最重要的幾點，一個，工人是沒有祖國的，（那時候是沒有任何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概念的）是世界公民。我記不得是馬、恩還是列寧說過，巴黎公社的工人非常可笑，當他們開始起義的時候還認為自己是法國人——你已經(jīng)是全世界無產(chǎn)者中間的一員了，你怎么還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呢？
再一個，對敵人不能心慈手軟，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就是心慈手軟。當敵人已經(jīng)退到凡爾賽，你們?yōu)槭裁床怀藙僮窊粞剑“屠桦x凡爾賽很近的，結果人家聚集了力量反擊過來。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講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工人階級一旦掌握政權以后，不能把國家機器全盤繼承下來，必須全盤打爛。這導致我們?nèi)ハ耄镂瘯闪⒁院螅f的國家機器是否砸爛了？新的革委會成立以后還是原來那套運作方式，大家就開始想繼續(xù)革命的必要性到底應該體現(xiàn)在哪里。那時候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徹底決裂”，一切都要從全新開始，從所謂的“一張白紙”描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南》：“工人沒有祖國”這種國際主義觀，聽起來似乎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振奮感。
　　陳：當時有一本書叫《南方來信》，就是從越南南部寄出的信，說美國兵在越南南方殘酷迫害越南人民，所以很多紅衛(wèi)兵就到越南、老撾?yún)⒓赢數(shù)氐姆疵缿?zhàn)爭，不少人都犧牲在戰(zhàn)場上。當局不讓去，很多人都是偷跑過去的，那是真正有理想、有抱負的一代人，盡管今天看起來可笑至極。
　　那時候連解放臺灣都很少提了。為什么？要解放就解放蘇聯(lián)，解放美國，解放非洲，解放全世界2/3受壓迫的人，否則目光太短小。也許這就是當時說要教育出來的一代新人，充滿獻身精神，隨時準備犧牲。現(xiàn)在我們這代人已經(jīng)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不知如何化解心中的情結。或者自我嘲笑，比如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就叫《浪漫與幽默——反省中的哲學心態(tài)》，對自己進行一番自嘲式的清理；或者吃喝玩樂，所謂看穿了；或者還想照此教育下一代。總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代人是共和國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培育出來的一代新人啊。
　　《南》：為什么《哥達綱領批判》特別引起你們的興趣？
　　陳：當時要求大聯(lián)合，以前造反派、保守派都分得很清楚，現(xiàn)在造反派、保守派都不算了，這就有一點像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和全德聯(lián)合會在哥達開會聯(lián)合，兩個持不同意見的共產(chǎn)黨聯(lián)合起來。于是《哥達綱領批判》的現(xiàn)實意義就出來了。那時候我們其實讀不太懂，里面講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工資制度的合理性、多勞多得，還有什么叫平等。一個什么樣的“綱領”才叫“旗幟鮮明”？當大家都在迷茫中時，這個話題就很吸引人。
　　它給一批喜歡讀書、喜歡思考的紅衛(wèi)兵提供了一個思想武器：我們現(xiàn)在是不是走上了機會主義道路？“文化大革命”好像已經(jīng)過去了，大家已經(jīng)忘記應該繼續(xù)革命，開始妥協(xié)了。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
　　《南》：看來您當時也很熱衷于思考繼續(xù)革命的問題。
　　陳：繼續(xù)革命繼續(xù)到哪里為止？這是一個很困惑的問題。一下子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今天看來很荒唐，但在當時是理想。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在1975年的時候，張春橋寫了一篇長文《論對資產(chǎn)階級的全面專政》，張春橋1958年就寫過文章《破除資產(chǎn)階級的法權思想》。什么叫資產(chǎn)階級法權？一個社會必須有秩序，這個秩序必須以法的形式固定下來，就是你享有什么權利，這個權利必須以法的形式保障下來。
　　當時沒有人想到共產(chǎn)黨獲得政權以后法權是什么形式，張春橋比較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認識到共產(chǎn)黨奪取政權后仍然保留了資產(chǎn)階級法權形式，比如8級工等級制，共產(chǎn)黨干部分多少級，拿多少工資，住多大的房子，12級以前算高干，團級以上的干部就可以帶家屬等。這些都是法權，就是以法的形式規(guī)定下來哪級人享受到什么權利。張春橋認為共產(chǎn)黨取得政權后不應該保留資產(chǎn)階級法權，因為它仍是一種特權，受法律保護的特權。
　　后來，像顧準他們覺得我們受法國革命的影響太重，應該學學英國。英國“光榮革命”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以法的形式，把國王的權利，把貴族的權利在限定下來的同時，也固定下來，這個權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重要的是財產(chǎn)權、繼承權等。這樣的革命比較緩和，損失很小，就是因為它首先以法權的形式，把一些人享有的特權保證下來了。今天回頭看，好像英國的社會變革比較穩(wěn)定，但是當時我們認為這是資產(chǎn)階級的妥協(xié)性、不徹底性。和英國革命比起來，法國革命徹底很多，上斷頭臺，徹底決裂，與傳統(tǒng)一刀兩斷。
　　但法國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還有德國哲學家們把理論的徹底與實踐的謹小慎微區(qū)分開來卻并未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更注意的是一種“決裂”與“徹底”的精神，而且很抽象。但馬克思是贊美這種精神的，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現(xiàn)代性，所謂“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南》：當時你們看到破除資產(chǎn)階級法權的問題應該很震撼吧？
　　陳：應該說不是很理解。1958年張春橋寫這個的時候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這個問題合乎毛澤東心目中對共產(chǎn)主義的設想，大家一律平等，實行部隊的供給制，你需要什么給你什么，而不是發(fā)錢發(fā)工資到商店買，可以不要商店，就讓一個后勤部門給你發(fā)，比如女的就發(fā)衛(wèi)生紙，男的就不發(fā)，不管你是哪一級干部。
　　其實這只是想象，實際掩蓋了大量的特權和不平等。這是在貧窮和封鎖消息的前提下可設想出來的統(tǒng)治方式，看起來是穩(wěn)固的、平等的、合乎理想的。這真正涉及一個法的意識問題。中國人基本上沒有法的意識，因為法維護的總是某種不平等的差異。我們更相信人，相信人心，所謂良知。

一名獄警的讀書與思考

　　《南》：讀完馬克思的書以后開始讀什么？
　　陳：讀了馬克思的書才知道黑格爾、康德，但當時找不到那些書。“文革”剛開始時，抄家和燒書，操場上一堆書，上萬冊、幾十萬冊書就燒了，熊熊大火啊。當時人非常純潔，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拿回去，但也有人偷了一些書。不過我身邊沒有人去偷黑格爾的書，因為沒人看得懂，都是偷一些文學書。還有人偷《金瓶梅》之類的，都是冒很大風險的。
　　插隊的時候，我才從馬克思那兒知道了康德、黑格爾，我就記住這些名字。很早就聽人說起，“不讀黑格爾，要讀紅格兒”，哪兒有紅格兒呀，也不知道黑格爾是干什么的。后來我找到了一本《西方哲學史簡編》，在這本書上才發(fā)現(xiàn)了這樣的人名，確實是黑格爾，不是紅格兒。
　　《南》：這本書你是從哪里弄到的？
　　陳：只要有意尋找，總會找到的。后來武漢大學招研究生，我發(fā)現(xiàn)陳修齋老師就是寫《西方哲學史簡編》中的一位，還有汪子嵩、張世英等人。我當然要考西方哲學史的研究生了，因為我有這本書嘛，因為我們自認為我們是被馬克思的書哺育大的。
　　《南》：70年代初，您離開農(nóng)村到監(jiān)獄當了一名獄警，這對您后來的研究生涯有什么影響？
　　陳：那是我讀書最集中的一段時間。由于要給犯人上課，講歷史唯物論、辨證法，講勞動改造人、創(chuàng)造世界，講國際、國內(nèi)形勢等等，基本都是規(guī)定好了的標準說法，但總想有點自己的新意，于是就看書。那時候已經(jīng)有大量“內(nèi)部讀物”可以看了，從布迪厄的《法國革命史》一直到一些“異議分子”對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質疑。
　　我們單位的黨委書記是個老干部，可以領到許多大號字的“僅供內(nèi)部參考”的書，我總到他那里去拿，每次都興奮異常，然后就如饑似渴地讀。我也接觸了不少的政治犯，對他們的許多話進行思考。
　　那時候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許多問題并非我們想的那么簡單，比如歷史唯物論，講歷史的客觀性、必然性，但如何處理領袖人物的作用始終是個問題，因為那時候還在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再比如勞動本來是很光榮、很自覺的人類活動，但現(xiàn)在成為一種懲罰手段，認為犯人只有經(jīng)過勞動才能改造成新人，實際上勞動受到鄙視。所以像我這樣的人，讀書、思考，總與個人的存在方式、心態(tài)、情緒、感受相關，并不只是讀書。
　　《讀書》雜志創(chuàng)刊不久，我發(fā)表過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要讀社會這本大書的意思。這注定成為我思考問題的一種方式，就是對社會、對政治、對思想與實踐的關系的關注。我覺得這才是人在社會生活中“原初的”或“本真的”事實本身。

小說讀多了，打人下不去手

　　《南》：文學書對您有些什么影響？
　　陳：我讀初中的時候，中國古典文學小說差不多都讀完了，最熟的是《水滸傳》。高中時印象深的中國小說有《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紅旗譜》、《風雷》等，但主要是讀外國小說，那時候能找到的都讀了，特別是俄羅斯和法國的小說。我把普希金的《葉普蓋尼•奧涅金》整本抄下來，而且背下來，特別是前面的獻詞。《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這些當時是和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決心當一個保爾那樣的人，不能愛上冬妮婭。還有《戰(zhàn)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地下室手記》、《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等。果戈里、巴爾扎克、莫泊桑、司湯達也總是掛在嘴邊，這些書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但對我影響最大的小說，還是《牛虻》和《靜靜的頓河》。
　　“困難時期”過后，中國的教育出現(xiàn)一種很奇怪也很美好的景象，學習負擔不重，沒有高考的壓力，我們在讀大量的課外書，學習只要能應付過去就行了。政治活動雖然多，但大家熱情高，喜歡過集體生活。總之比現(xiàn)在的學生幸福多了，雖然窮。
　　閱讀面廣了，首先它使我變得比較能寫，“文革”中就寫大字報、寫詩，至少有上百首；也變得比較敏感，富于同情心。這些都潛移默化地起作用，比如“文革”中有些問題認為可以做，比如搶檔案，可以找到理由，比如怕被銷毀、被轉移、被篡改等等；有些事情就認為不能做，比如不能虐待俘虜，不能正而八經(jīng)地審判人家，但道理說不出來。
　　這也與一個人的氣質有關。我覺得如果我出生在二三十年代，一定會加入共產(chǎn)黨，因為那時候的共產(chǎn)黨就給人這么一種感覺。浪漫，富于想象力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過誰也想不到事情也有另一面，不但令人沮喪，而且非常可怕的一面。
　　《南》：這些大概就是從西方的文藝作品里來的？
　　陳：這是很復雜的起作用的力量。武斗基本上都是拼命了，用槍打的武斗沒有參加過，但是用石頭、拳頭、棍棒打，我是經(jīng)歷過的，打得很慘。但是武斗時我沒有去打人，打不下去，我想這可能跟讀小說有關系。當然這只是可能。
　　武斗時我也要到前線去，為什么？因為不能表現(xiàn)得很怕死。一旦加入一個組織，只能前進，根本沒有辦法退出來，因為退出來兩邊都不討好，這邊的人會認為你是叛徒，怕死，另外一邊的人也不信任你，認為你既然可以背叛那一邊，也就可以背叛這一邊。我當時印象很深，這一派跟那一派武斗，大家到前線去打仗想獻出生命。當時我說，我也要上前線。但我的一個好朋友說，獨生子不能去。我說這就是理由啊？這樣不好吧，這樣多怕死啊。當時根本不能退縮，但是心里非常害怕，在這個意義上，是真正面對真實的自己。這時候你才能知道《西線無戰(zhàn)事》這部電影有多真實，而我們的一些描寫戰(zhàn)爭的電影和小說有多么虛假。
　　《南》：在思想上對你影響最深的是什么？
　　陳：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首先這個題目就很吸引人，因為我們那時也老碰到“怎么辦”的問題；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
　　讀了那么多小說，內(nèi)心深處受到人道、宗教、慈悲的東西潛移默化，但是“文革”開始以后又竭力想讓自己變得不顧一切、很厲害，造反、革命、打砸搶，我有時甚至覺得自己在“文革”中的狂熱既有“冒充”的一面，也有與過去的自己“決裂”的一面。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是假的，又轉回來。我們這代人的思想情感就這樣倒過來再倒過去。里面有真有假，到最后也就習慣了假，或者不知道什么真、什么假了。
　　前不久看上海新排演的話劇《牛虻》，看得我熱淚盈眶。與過去完全不一樣了，強化了作品里宗教的力量。總之，經(jīng)過這一切，你心中的幕布開啟，發(fā)現(xiàn)一切全變了。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