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我們在這屋子里被捕。

    第一次入獄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達爾森林中，薛世綸征求我同意參加發起共產主義青年組織時，我是遲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這遲疑并無關于思想和認識。我的共產主義那時已經成熟了。但從思想走到行動這個關頭，需要下決心，需要有不惜入獄，受刑，被槍斃的決心。

    在中國，為共產主義運動人獄的，陳獨秀是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成立，他就任了總書記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關了好幾天才放出來，而且永遠驅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獄了，不過為了共產主義入獄是第一次。

    除此次以外，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至“二七”，是否有黨員入獄或死難，我不知道。“二七”是軒然大波。除當場中槍死的黨員和群眾及被處死刑的林祥謙和施洋不算，中國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的，在漢口有劉芬，許白昊諸人；在長辛店有史文彬，吳雨銘諸人；在上海有李啟漢，韓白驊諸人。漢口和長辛店被捕的，直接與鐵路罷工有關；上海被捕的則是間接的關系：李啟漢負工人運動責任，韓白驊是《向導周報》發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張國燾和楊志烈兩夫婦在北京被捕。這個消息傳到莫斯科后，我們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為幾個月前國燾曾在這里東方大學對我們演說。那時謠傳這兩夫婦受了嚴刑，且說國燾折斷了一條臂膀。馮玉祥“倒戈”之后，兩夫婦釋放出來，次年春天來上海，我問國燾獄中受刑經過，他說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產黨在全國各地似乎沒有遇著迫害，直至五卅前后。顧正紅是不是共產黨員，我不知道。但為赴顧正紅追悼會在戈登路被捕的韓步先，朱義權等四個上大學生則都是共產黨員。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會審公堂審判，這就是五卅演講和繼起的屠殺的一個原因。在講演時被捕的學生，列為第一名被告受審的瞿景白，秋白的一個弟弟，是共產黨員。在屠殺時當場死去的何秉彝是共產黨員。二人都是上海大學學生。

    五卅高潮中，與上海總工會同時也成立了“國際革命者救濟會”(M．O．P．R．)的中國支部。為采取一個通俗的名稱，陳獨秀便定名為“濟難會”。這是一個公開的組織，經費很充裕，負責的同志都做紳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華人交際和募捐。事實上也是一個宣傳機關。濟難會初成立時，沒有什么入獄的或死難的革命者待它救濟的，因為中國政府和租界當局一般不敢動手，或不知道怎樣去動手。復工后、退潮期間，流氓曾來搗毀總工會，常玉清諸徒弟曾將李立三綁到常玉清那里去，強迫承認什么條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閉總工會和通緝它的委員長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脫了。濟難會救濟的第一個革命者，是劉華，一個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學或附中讀書，受李立三指導，在小沙渡做工人運動。五卅前后，小沙渡無數次罷工之中沒有一次與他無關的。他成為公開的工人領袖。中外資本家恨他刺骨。孫傳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場大病，一個多月沒有活動，而且表現消極。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電車上被捕房密探認出了，立即被捕，路過四馬路，有幾個工人看見他，而且同他說了幾句話。不久，他解到龍華去。以后就聽說他在獄中被孫傳芳秘密槍斃了。據說孫傳芳在總商會某次宴會中，有幾個資本家向他訴說劉華如何“可惡”，請他槍斃的。我在《向導》上寫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動成功后，總工會曾公開登報尋覓劉華遺體，似乎未曾尋到。第二個受救濟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產黨員，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一個人在江陰鼓動農民反對地主，結果被當地豪紳勾結軍閥把他捕去槍斃了。濟難會為了表示不是共產黨機關，也救濟了這個死難的革命者。

    說到江陰，已經走出上海了。從五卅屠殺直至暴動時期，共產黨員除了劉華以外似乎沒有別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這樣說。差不多與五卅屠殺同時，青島也發生了屠殺，可惜為上海大潮所淹沒了，知道青島屠殺的人比較少。這運動也是共產黨領導的，負責的人是與我同在蒙達爾工廠做工的李慰農。七月間，李慰農終于被張宗昌捕去槍斃了。

    為了抗議五卅屠殺，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同國內各地一般，也發起一個運動，他們用傳統方法，包圍公使館，強迫陳篆簽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結果法國警察來驅散了，領導者任卓宣，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書記，被捕，判決了一年徒刑，確實在有名的Sante（e上二聲丿）獄中監禁了幾個月。

    “三一八”當場中槍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許多共產黨員，但沒有我認識的人，喬年在紛亂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殺之后，段祺瑞還公布了一個通緝名單，其中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最重要的是李大釗。許多人離開北京到南方來了。

    北京屠殺之后二日，廣州也出了亂子。蔣介石派兵包圍俄國顧問團，逮捕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逮捕或軟禁黃埔學校里和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此次雖然未曾殺死一個人，雖然除李之龍外其他中國的和俄國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復自由，李之龍最后也釋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義上說，“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來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蔣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發生過二次屠殺：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樂部主席，被槍斃了的，確實是同志。

    在此時期中，北方，保定組織被破獲，被捕了許多同志，大多是男女學生。負責人高風，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責任都認在自己身上了，結果犧牲了他一個人。

    北伐軍興，陣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沒有我認識的人。袁慶云隨軍出發，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個繁盛的丁字街頭，豎立一個紀念碑，我到那里時碑還是新的。湖北省委機關中人告訴我說：這是紀念圍城時被北軍殺死的某個同志。

    但從此以后共產黨員犧牲的就漸漸加多了。我們回到上海來罷。當共產黨準備上海暴動時候，羅亦農，趙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閑談說：暴動成功，我們三人不會完全平安無事的，但不知哪個先犧牲?第一次暴動時，我們的同志死了奚佐堯，陶靜軒若干人。報紙詳細登載他們被捕，審判和槍斃的經過。他們都承認是國民黨員。秋白看了報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說：“俄國同志當初受刑時還能慷慨承認自己是布爾塞維克，中國同志則連這個權利也沒有!”秋白不知從這個感慨做出什么結論沒有?能徹底思想的人，當時應當做出如下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必須脫離國民黨而獨立起來，必須以自己的面目對著群眾。

    第二次暴動時，上海司令李寶章派大刀隊巡行街道，遇著發傳單的或喊口號的人立即斬殺。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幾個共產黨員。除了大刀隊以外，警察和包探還逮捕許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運動時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學學生。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決徒刑，監禁在漕河涇監獄，暴動成功后總工會糾察隊派了一隊人去迎接出來。

    第三次暴動，在巷戰中陣亡的同志，我都不認識。暴動成功，糾察隊逮捕了幾個特別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結果不知如何處置。可是此時，我們已經感到新的威脅了。占據上海及江浙一帶的是蔣介石屬下的第一軍，但是蔣介石一路來的反動事跡，我們已有所聞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被他捕去槍斃，九江總工會被他買通流氓搗毀。難道我們的盟友蔣介石將代替我們的敵人孫傳芳和張宗昌來迫害我們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發生了事情。頭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訪杜月笙。據說杜月笙曾在電話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還是去了。暴動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幫通過紐永建與我們合作。第二次暴動時，我們在法租界設了指揮暴動機關，就是依賴杜月笙保護的。何今亮是我們同志中與杜月笙接頭者之一。他假名汪壽華，身份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車到杜月笙那里去，從此不再回來了。次日據汽車夫報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殺。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死的。最近，友人謝澹如讀了我這個回憶錄，托人告訴我他所知道的汪壽華死難經過。據他說，汪壽華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設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負責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來，故意把路燈熄滅，埋伏了人在后來的蓬萊市場近旁，俟他走近來時，開槍打他，他帶了槍傷倒斃在謝澹如親戚家的后門口。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為當時別處也曾采取這種殺人手段。

    在繳械時糾察隊陣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時群眾被屠殺的，姑且不去說它。我們只說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機關是龍華司令部，施行的人是偵緝隊長楊虎和政治部主任陳群。楊虎和陳群兩個名字當時是聯在一起說的，以致成了“養虎成群”，一句象征著恐怖的話。但主持繳械的是周鳳岐屬下的第二十六軍，他們要的是槍械，不一定要殺人。所以繳械時我們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沒有死。王一飛指揮南市糾察隊，繳了械后被捕了。一個軍官問了他幾句話，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學學生。他若落在楊虎手里就沒有命了。被龍華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開工作的同志，不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別處做工作逃來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認識的人則不多。上海大學學生何洛和他的愛人劉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選上海市政府委員，而且兼什么局局長，女的則是上海婦女協會負責人之一。劉尊一，北京某大學學生，一個四川姑娘，與趙世炎的二個姊妹和其他的女學生結拜“十姊妹”，相約不嫁。此時其中已有過半數背約了，劉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愛人。現在，她和她的愛人在等待著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個政治部主任潘宜之愛上了她，殺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她的同鄉歐陽繼修常念這二句舊詩，歐陽繼修曾有一本長篇小說寫這件事情，但我未曾讀過。

    這一批被殺的人，我認識的還有宣中華和安體誠，兩人都是從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華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委員，安體誠是杭州法政專門學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產黨員。在杭州被捕被殺的還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與上海同時，南京也實行屠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共產黨員占絕對多數，全體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們，放他們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開槍殺死他們。其中我認識的有主任委員侯紹裘，他本是上海大學附中校長，在上海時與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謝文錦，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有張應春，婦女部長，柳亞子的朋友，柳亞子有許多文章紀念她。一九二六年間，她在上海，為婦女運動常到中央宣傳部來找陳碧蘭，因此與我相當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蔣介石軍事系統下各地都有犧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視福建工作時，廈門的同志都向我稱道一個同志，廈門大學學生，死難者之一。一九四0年我回上海途中路過寧波時，看見寧波中山公園進門一座石碑，上面刻著國民黨“四一二”屠殺寧波共產黨員的“功績”。需要未來的歷史家來詳細記載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廣州的恐怖稱為“四一五”，即比上海遲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國總工會內的李啟漢被殺了。黃埔學校中死難的，我認識的有熊雄和蕭楚女。但我特別懷念一個姓陳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鄉，當我去法國時，他在漳州師范一年級讀書，當我在上海大學教書時他從家鄉寫信給我，討論革命問題。以后，他去廣州，我介紹他去找陳延年，結果進了黃埔軍官學校。他也死在這次恐怖中。據說，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營里，以后才被殺的。

    此時前后，張作霖也在北京與國民黨競賽恐怖了。在蘇聯大使館被捕的人中，我認識李大釗，范鴻劫，李季達，謝陳常。李秀達是我的莫斯科同學，回來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謝陳常曾與我同在蒙達爾做工。他們的死是張國燾在第五次大會上宣布出來的，大會為他們靜默幾分鐘志哀。關于他們的事情，報紙登載得很多。

    我到漢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進了新的階段。陳延年被捕了!上海報紙登載老狗吳稚暉致楊虎的賀電。老狗電中說：捕得小陳比捕得大陳更加有意義，因為在共產黨內小陳比大陳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陳延年，是有原因的。陳延年過去與他同屬于無政府主義，可是“少年共產黨”發起時，延年拋棄無政府主義走到共產主義來了。在法國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是吳老狗的死對頭，他的假面具就是給我們揭下來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動了全黨。因為他是廣東黨內負責人，他初到廣東時那里只有幾十個同志，不到三年發展上萬，工作的發展更不用說。全黨對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說國際要他代替他的父親為全國領袖。又因為過去的恐怖只限于犧牲那些做國民黨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開工作的人，如今進一步要犧牲黨內重要組織的負責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難經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羅亦農在上海公館里請吃飯，席散后，蘇兆征，王若飛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蘇兆征已經醉了，不知怎樣提起延年，他大聲哭起來。他說，他的眼淚只好流入肚里去。

    不記得那一日，總之是國民黨也在武漢宣布反共之后，羅亦農代替張太雷做湖北省委書記時候。亦農和我在浴堂洗澡，我們無意中談起趙世炎的皮膚病。亦農忽然用俄語同我說：“радин арестоъан！”(辣丁被捕了!)我嚇了一跳。辣丁是世炎的俄文名字。當時黨內對世炎被捕消息保持秘密。同志間偶然知道這消息時，問負責人，負責人都否認，或者說：“不錯，上海又有一批同志被捕了，其中有個工人同志自稱是趙世炎，為了欺騙楊虎，以便世炎脫逃。”這秘密是表示我們在上海正設法用賄賂或其他手段營救世炎。延年死后，我們的黨不能再有這個損失了。黨內的人知道陳延年的多，除北京和上海同志以外很少知道趙世炎的，這兩地同志也不很知道趙世炎的重要。延年和世炎各有所長，假使兩人交換了工作，不知道成績怎樣?延年不是廣大群眾領袖人才，他所長在于運籌帷幄，指揮同志工作。世炎是群眾領袖，運籌帷幄能力，我看，并不下于延年。這兩個同志又是十分純潔的，儉樸的，毫無個人野心，絕不似羅亦農和彭述之，又極能取得同志信仰。我未曾聽見人對這兩個同志有不滿意的表示。他們死后，中國共產黨進入了黨內斗爭時期，這斗爭結果至于分裂。延年和世炎如果不死，不知道怎樣?這分裂自然是客觀上不可避免的，可是斗爭和分裂方式，我想，一定會同實際經過的不同。

    我知道世炎死了，但盡量避免宣布。世炎的姊姊世蘭同“十姊妹”之一李慧住在漢口蘭陵花園亦農公館，我們天天見面，大家都不敢提起世炎。有一天，我們將近離開漢口了，我到亦農家里去，看見世蘭在流淚，她罵我們不該瞞騙她。她的哥哥從青島或天津寫信給她，她才知道世炎已經死了。

    我離開漢口以前，武漢三鎮已經捕人了。七月十五日所謂“和平分共”之后，起初唐生智還不多捕人，更未殺人。到了鄂南數縣暴動以后，就漸漸施行恐怖了。在武昌軍委機關被捕，這是反動以后最初被捕的重要同志，他本是湖北省委中負軍事責任的委員。他從獄中有信出來請求營救。我們想不出辦法。我不知他以后的命運。我未退出湖北省委以前，省委一個開會和接頭機關被破獲，幸而事情發生在黃昏時候，我們都不在那里辦公了，只留下二個女同志，河南人，住宿在那里。后來聽說是某區委書記過鐵路線被兵士搜查出一張開會通知單而發現這個機關的；又聽說兩個女同志都判了十年徒刑。我在漢口時候，除了這件事情以外，中央和省委機關都未遇著什么災禍。武漢的真正恐怖發生于我去上海以后。省委機關一連破獲了好幾次，死了好多的人，與我共同做過工作的馬峻山，余忠迪，魏某，符向一，任開國，都死了。穆清被捕，因證據不足，又有同鄉力保，幸得逃生，但只為得半年或一年之后去四川送命。羅亦農從上海去巡視長江工作，幾乎被捕。從此武漢無法建立工作，劉少猷，劉伯莊等等，被任為省委書記。去那里不久都逃回上海來。向警予也在那里槍斃，中國官廳向法租界當局要求引渡時曾遇了一些麻煩。

    我們在湖南基礎比在湖北的好得多，但恐怖之下我們也無法在長沙做工作。我們的干部同志犧牲于長沙的比犧牲于武漢的更多些。“馬日事變”中，我們的同志不知死了幾人，但那都是做工會，農民協會或國民黨工作的同志，黨內負責的人則很少。薛世綸那時任省委宣傳部長，正在長沙，這一夜聽了槍聲嚇得魂不附體，次日就逃往外縣去，從此脫離了黨。夏曦下落如何，我不知道。“八七會議”參加人中與我同不是中央委員的彭公達，開會后就回去湖南做省委委員，不久就犧牲了。過去負湖南責任的人已經無法在長沙做工作了。中央派王一飛去，他是浙江人，未曾在湖南做過工作。他做了一個時間省委書記，終于被捕，槍斃。四川人任卓宣遇著奇異的命運，他與王一飛一同被捕，一同槍斃，當夜或次晨，有一個農民在郊外刑場經過，發現一具死尸還沒有死，便救活了他，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負責的同志送他進醫院醫治槍傷。差不多快醫好了，不知如何被人發現，他又作了階下囚。此次與前次不同了。任卓宣為了保存性命，不僅投降了敵人，而且幫助敵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盡其力之所能為白色恐怖服務。不知有多少人犧牲在他手里!顏昌頤的愛人傅鳳君也在犧牲者之中，她隱藏了“伍桐”(何資深)好久，而當時一切案件無不與伍桐有關的。以后省委組織部長袁篤實(大時)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組織的名單和地址和盤托出，讓敵人按圖索驥一網打盡。從此湖南組織完全消滅。新任省委書記賀昌只好在上海設立湖南省委機關!任卓宣和袁篤實及其他幾個叛徒在長沙發表宣言勸其他同志投降。

    這是我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同恩來談起叛黨的同志。恩來嘆息道：“誰想得到連袁篤實也做了叛徒哩!”袁篤實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第一批中國學生之一，貧農家庭出身，少時曾替人牧牛。東大中國學生內部斗爭中，他是要角之一。回國以后，他做下層工人運動工作，忠實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做江蘇省委組織部長，與王若飛同住一處，那時我才識面，雖然久已聞名。以后他就調往湖南去了。我同他不熟，他的反動未曾像任卓宣的反動給我如此深刻印象。恩來與卓宣關系，比與篤實關系更深些，不知何故單提篤實?也許為了卓宣在國內工作表現不如篤實罷?任卓宣也是貧苦家庭出身，他是屬于中國舊小說常寫的一種典型，朱買臣式人物：一個窮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漸漸得到巨眼者賞識，遂飛黃騰達起來，于是忘記了而且賤視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朱買臣報了怨后，結果成了一個贓官。當代的“朱買臣”，有許多走到革命來的，他們不過視革命為飛黃騰達的捷徑。我常遇見這種人物，他們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個老同志，“少年共產黨”發起人之一，繼趙世炎和周恩來做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書記，在法國為領導運動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實，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飛等一個典型人物。過去黨內并非沒有叛徒，幾次大案多是內奸造成的，他們或是敵人埋伏的奸細，或是自己變節。我們都視這些內奸為“投機分子”，本與我們屬于不同的族類。任卓宣是我認為同族類之中第一個叛黨的。我們起初都不相信湖南來的報告。陳獨秀表示氣憤，他說：“卓宣決不會做這種事情，不要誣蔑他。”老頭子只見過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據過去的通信，言論，行事，視卓宣為與我們這批工作者一個樣的。老頭子絕不懷疑我們之中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不幸，湖南來的報告證明是事實了。我們對人從此多了一種認識。湖南作用完畢后，袁篤實在陜西去做了一任縣長，任卓宣則回歸四川繼續研究和宣傳他的“馬克思主義”。一九三0年間，他來到上海，辦辛墾書店，出版叢書和雜志，用“葉青”筆名寫理論文章。斯大林派中國共產黨無法奈何他，只好罵他“托派”。斯大林派有許許多多誣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話，但我認為他們把任卓宣說做“托派”是最無恥的誣蔑之一呀!

    我回上海后，全國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兇惡，更加擴大和深入。廣州暴動失敗，死了無量數的人，這個血債，中國無產階級是要索取的。我認識的死者只有張太雷，他是這個暴動的總指揮，他參加了廣州群眾大會之后坐汽車回公安局來，不知這個暴動者司令部幾分鐘前已為國民黨軍隊占據了。白軍向汽車開槍，一彈射中太雷胸膛，登時死于車內。與他同車的國際代表，德國人紐曼，居然逃脫。

    北京在張作霖治下也施行恐怖。有一批人犧牲了，其中一個是王荷波，福建最早的共產黨員，第三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參加過幾次國際大會。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時幾乎沒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處張寶全和宣傳部黃婉卿結婚時，在老半齋請了幾桌酒，除羅亦農外，中央各部人員都到了，好像當初在武漢一般。彭述之夫婦剛從北京來，也赴這喜筵。他們頗驚訝。他們說：“在北京是沒有這個自由的。”他處也沒有這個自由。中央秘書處鄧希賢和俄國新回來的張西沅結婚，席設聚豐園，也是這般鋪張。為了張寶全夫婦喜筵，我們被會計處扣去幾元生活費，說：那日原是大家集資給寶全夫婦賀喜的。但鄧希賢夫婦喜筵，則我們生活費未曾被扣，據說是小鄧家里寄錢來請客的。我自己也是那個時候結婚，但未曾請客，即是說未曾請黨內工作同志吃喜酒。

    那時楊虎已經去職了。他的恐怖如此之殘酷，而且化為一種敲詐手段，連資產階級自身也厭惡他。此時國民黨在大城市的統治已經穩定，經濟趨于復興，上海工人運動已退至無能為害的地步。楊虎時代被捕的判決了徒刑的共產黨員，向司法機關控訴，法院特為此設立一個法庭，重新審判，好多的人交保釋放了。國民黨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國主義撤退駐華軍隊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但龍華看守所仍然有政治犯待審，他們多半是個人仇恨或偶然失機的犧牲品，不然則是各省逃來的亡命者受人告發的。中央屬下外埠接頭處被破獲，負責者王荷波的弟弟王警東被捕，解往南京，那是外埠發生事情牽連到上海的。我們并不恐慌，此案也沒有發展，中央還派人去南京活動，買王警東出來。可是不成功，王警東判決了無期徒刑，后來我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遇著他，化名王凱，番號是“一號”。我出獄時他還未曾放出。

    一九二八年初喬年一批人被捕，這是我到上海后黨組織第一次遇到的恐怖。陳喬年，許白昊，鄭覆他三人槍斃后，其余的人判決了徒刑，我在蘇州軍人監獄中還遇著他們這一案的人。此案發生經過我不很清楚。

    張寶全被捕，不記得是與陳喬年同時，還是與羅亦農同時，總之是在同一個發生恐怖的時候。張寶全奉命通知各機關以恐怖消息，他到宣傳部來通知后，還要到其他幾處去。他袋內裝了許多信件。我勸他化化裝，但一時沒有辦法，他穿西裝，我穿的也是西裝，我們只能交換一件大衣：我的較舊的材料較壞的換了他的較新的材料較好的。他從此一去不回了。原來，他被捕后，從他身上搜出許多信，人們知道他的重要，用了許多刑法拷問他，可是這個忠實的關西大漢什么機關都不肯說出，以至于死。我繼續穿著他的大衣，紀念著他，經過第一次入獄，經過反對派活動，經過第二次入獄，從上海穿到杭州，從杭州穿到蘇州，從蘇州穿到南京，那年冬天借給一個蘇州難友，一個青年政治犯，他不肯還我，我很惋惜沒有帶出獄來。

    張寶全來也許是通知我羅亦農被捕的消息。羅亦農的闊綽公館早已取消了。此次，他巡視了長江工作才回來，無家可住，暫時住在宣傳部，我的家。白天則到戈登路愛文義路口一個機關辦公。一天夜里，他沒有回來睡覺，這雖是不平常的事情，我也不很著急。次日才知道他被捕了。江蘇省委機關破獲，中央機關都不恐慌，因為這是兩個系統。此次大家恐慌起來。我和靜二人搬到大世界近旁一個公寓去，留下娘姨看家，托詞往杭州燒香。直至報紙登出了亦農槍斃消息和照片，我們才搬回來。周恩來曾來公寓看我們，我從他知道亦農是被霍家新夫婦出賣的。這一對四川人本住在被破獲的機關樓下。賀子華原是朱德的愛人，曾跟朱德去德國讀書，漂亮，聰明，能說幾句德國話。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經過莫斯科回國，愛了從法國來的霍家新。亦農事情發生后，黨內的情報機關立即從巡捕房打聽到是這兩夫婦告密的。恩來出去不久，黃昏時候，鄧希賢走了來，向我討晚報看。我頗驚訝于他的詭秘神氣，立即出去買一張晚報。那上面登載今日法租界發生一件暗殺案，被害者是新搬來的一對夫婦，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傷，但沒有死。我立即明白鄧希賢的詭秘神氣，一聲不響地把報紙遞給他。

    從此以后一年多，上海未曾有重要機關被破獲，未曾有重要同志被捕。一九二八年七月間，我去巡視福建工作，幾乎在那里被捕。敵人目標在我，可是我于一日前離開廈門了，幾個同志被捕，新選的省委常委之一李連生也在內，他一人在漳州槍斃。未死以前，他在獄中遇見前省委書記陳少微。不久，陳少微挖了墻洞逃出來。

    以上所記不能視為白色恐怖史，因為是不完全的。我只記下我所見聞的事情，記載詳略并不是與事情的重要程度成比例的。凡我知道得多的，印象深刻的，就寫得詳細些。濟難會曾出幾本小冊子記載死難同志的略歷，有時還印出了照片。不知道未來的歷史家能否找到這些出版物?但愿有人記載一部完全的白色恐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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