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

（2009年2月15日在毛澤東旗幟網站
“毛澤東思想大講堂”的講話）

李 成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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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編者按：“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思想中熠熠生輝的重要組成部分。李成瑞同志這個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毛主席進行調查研究的光輝范例和有關論述，并談了他自己從青年時期起跟毛主席學習和實踐調查研究的情況和體會。這篇文章雖然長一些，但內容豐富翔實，語言樸素生動，并且頗有新意；對于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樹立科學的人生觀、加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都會有所俾益。希望大家認真地讀一讀，想一想，并歡迎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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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旗幟網站的同志要我在“毛澤東思想大講堂”作一次講演，給我出的題目是《跟毛主席學調查研究》。這個題目很重要，也很大。我想分五個部分來談：一、毛主席調查研究的光輝范例；二、毛主席論調查研究的重大意義；三、毛主席論調查研究的基本態度和方式方法；四、我跟毛主席學習并實踐調查研究的若干情況和體會；五、幾點建議。

一、毛主席調查研究的光輝范例

毛主席從事調查研究，早在他的學生時代已初見端倪。當時他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這個學校具有“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該校規定的“教養學生要點”里，專列一條：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理，察社會之情況。在他曾寄讀的岳麓書院講堂正門上，懸掛著“實事求是”四個大字的橫匾。這些都給青年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崇尚清朝顧炎武等人樸素唯物主義的“實學”（與程朱的唯心主義“理學”相對立）和王夫之的“行先知后”學說。當時的中國處在列強侵略、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狀態，更加強了毛澤東了解和改造社會的愿望。他常對同學們說，不僅要讀“有字之書”，而且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社會的實際情況。

1917年暑期，他邀了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當教師的蕭子升，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文房四寶”，外出“游學”。湖南俗話，稱“游學”為“打秋風”。指窮知識分子靠作點詩，寫幾個字，送給鄉里的土財東，換幾個錢糊口，形同乞丐。毛澤東他們沒帶分文，歷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不少鄉鎮。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氐揭粠?，讀過毛澤東游學筆記的同學，說他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為了紀念這次旅行，他和蕭子升還換上游學時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館里拍了一張照片。這樣的“游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還進行過幾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個縣，游歷了半個多月。⑴ 這些經歷與他后來養成調查研究作風有著密切的關系。

毛澤東投身革命后，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更加自覺地就許多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下面集中地介紹其中最著名的、留下比較完整材料的調查研究范例：一是第一次革命戰爭時期，于1927年在湖南進行的農民運動調查；二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于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據地（“蘇區”）進行的基層調查。

（一）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

農民運動的興起和政治路線的嚴重分歧

1925年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南方一些地方的農民運動開始興起。1926年10月，毛澤東被中共中央任命為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擬定《目前農運計劃》，并于11月15日得到中央局批準。這個《計劃》提出，農民運動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條件而又在國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大力開展起來。因為這四省是北伐戰爭準備首先推進的地區，發展這里的農民革命，就從根本上瓦解了軍閥統治的社會基礎。然后由這些重點地區向西南、東南、華中等地區逐步擴展，帶動全局。這個計劃使全黨的農運工作有了一條具體的行動路線。

在中共中央農委的領導下，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畢業于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民、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學員回湖南后，成為農運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縣的農運工作人員有二百零三人，農民協會會員從四十萬人激增到二百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人，湖南全省的農民群眾差不多有一半已經組織起來。凡有農協的地方，農民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展開了減租減息的經濟斗爭，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縣成立縣務會議，出席這些會議的有農協和工會的代表，群眾團體實際上已參與政權的工作。

像急風暴雨般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人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成了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

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國民黨右派，包括北伐軍中的一些軍官，坐不住了。“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里來，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他們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是“擾亂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間派分子也開始動搖起來，說農民運動已經“越軌”了，應該加以限制，防止被人利用。聯合陣線內部潛伏的危機越來越表面化了。

關于農民運動的爭論，也反映到黨內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的身份在漢口參加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案說：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于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根據這個分析，會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持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事實上，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和他的日益向右，是他所代表的階級本質決定的，決不是這種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決議推行的實際結果，只是單方面地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犧牲工農群眾的利益。在會上，陳獨秀還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等。

以十二月會議為標志，毛澤東對陳獨秀右傾政策的懷疑越來越深了。陳獨秀本來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國社會階級關系和農民運動等重大問題上，他們的分歧越來越大。毛澤東已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土地和武裝。當然，他這時的考慮并不成熟，對陳獨秀的觀點一時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對。幾個月后他曾解釋說：我后來的觀點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于是也就沒有成立?！雹?/p>

深入的調查和有力的答案

面對著這樣嚴重的分歧，如何作出決斷？毛澤東反復考慮，應該下去調查研究，把事實切實弄清楚。帶著農民運動是否“過火”、“幼稚”的問題，他決心實地考察一下，看看農村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這時，他收到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電：“先生對于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導一切，無任感禱！”他很快從漢口到了長沙。

接著，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下鄉考察農民運動。從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開始，毛澤東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等陪同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農村革命的沸騰生活像磁鐵一樣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親眼看到許多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事。

在韶山，他聽說長期騎在農民頭上的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農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滾。聞訊趕來的寧鄉縣高露鄉的農會干部告訴他，這個鄉的國民黨區分部實行的是“二民主義”，因為他們取消平糶米，還把領頭爭取平糶的鞋匠關進縣監獄，取消了“民生主義”。在銀田寺，人們告訴他原團防局長湯峻巖等自民國二年以來就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殺的竟是兩個無辜的乞丐。

在湘鄉縣，農會干部匯報，有個大土豪逃到長沙，到處攻擊農民運動，說“那些一字不識的黑腳桿子，翻開腳板皮有牛屎臭，也當了區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弄得鄉里不安寧”；留在鄉下的小劣紳怕打入另冊，卻愿意出十塊錢要求參加農會。

在衡山縣白果鄉，人們告訴他，農會掌了權，土豪劣紳不敢說半個“不”字；婦女們也成群結隊地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長老爺也只好聽便。也有壞消息：當他到衡山縣城時，得知縣監獄里竟關著一些鄉農協委員長和委員。

在醴陵縣，農民告訴他，有個諢號叫“鄉里王”的土豪易萃軒，最初極力反對農協，后來又低頭作揖，給鄉農會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兒子送到何鍵的部隊里去。毛澤東還在醴陵見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羅在這里擔任中共的縣委書記，大力支持農民運動。

在許多地方，他還看到農會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給他們戴高帽子游鄉，甚至槍斃罪大惡極之徒；在經濟上打擊地主，不準他們加租加押，不準退佃；還推翻了過去維護封建統治的都團機構，人們談論都總、團總，都說：“那班東西么，不作用了！”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煙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這些新鮮活潑的生動事情，使毛澤東大大打開了眼界，為之興奮不已；而社會上出現的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也使他憂慮不已。他看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長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糾正他們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緊接著，中共湖南區委和省農協，在實踐中糾正了右傾偏向，從而為幾個月后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簡要報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完全不同，始發見我們從前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彼麍蟾媪俗约涸诳疾爝^程中糾正了幾個主要錯誤：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所謂‘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毛澤東還在《報告》中提出了十點意見。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這些來自革命實踐的呼聲?。∪欢?，這封信對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并沒有發生作用。于是，他決心寫一篇詳細而扎實的報告，向全黨、全社會發出響亮的呼號。

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很快寫成了，有兩萬多字?！皥蟾妗绷信e了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一是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二是政治上打擊地主；三是經濟上打擊地主；四是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五是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六是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七是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八是普及政治宣傳；九是農民諸禁（禁牌、禁賭、禁鴉片等）；十是清匪；十一是廢苛捐；十二是文化運動；十三是合作運動；十四是修道路、修塘壩。報告指出：所有這些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說農民革命“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該文的部分章節。十二日，《向導》周刊發表了部分章節。隨后許多報刊相繼轉載。四月，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由長江書店印發。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員瞿秋白為這本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他說：“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澎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在這篇《序言》里，瞿秋白還給了毛澤東和澎湃一個稱號：“農民運動的王”！

農民問題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個不容易解決好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

我國革命的長期實踐證明，毛主席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闡明的解放農民、依靠農民、充分發揮農民革命積極性的光輝思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愿意接受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到，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農民革命斗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愿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的地位。1927年夏季國民黨之所以敢于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地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⑶

（二）1930年和1933年在革命根據地的調查研究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中，農民革命斗爭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發展。封建土地制度被消滅，農民群眾得了土地，掌握了政權和武裝，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大為提高，多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兵“圍剿”，使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這時，過去那種右傾思想已經不復存在了。但在工作中又出現了某些“左”的傾向，如有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甚至把富裕中農當作富農，這樣就不能團結大多數。如何形成一套正確的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還有如何正確的解決工商業問題，都是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由于戰爭的緊張環境，當時的調查研究只能在戰爭的某些間隙中進行。

1930：如何正確地進行土地改革和對待工商業問題

一九三0年五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攻克尋烏縣城，在這里停留了一個月，環境比較安定。毛澤東利用這個少有的機會，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協助下，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進行調查研究。這是他以前還沒有過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調查的目的性很明確。毛澤東說：這正是“我對中國的富農問題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參加調查會的有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尋烏這個縣，正介于閩粵贛三省的交界處，明白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不僅調查了農村，還調查了城鎮，尤其調查了城鎮的商業和手工業狀況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和特點。經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訂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他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钡€有不滿足的地方，覺得：“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p>

毛澤東在這次調查中指出，適應正在變化的客觀環境，調查工作不能只偏于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干部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斗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p>

毛澤東在這年十月又做過興國調查。這次調查的特點是：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而沒有這種調查，就不能有農村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第三，調查了土地稅征收情況，“蘇維?！钡那闆r，包括區政府、鄉政府、村政府的情況。第四，調查了農村軍事化的情況，包括赤衛隊、童子軍、糾察隊、軍事預備隊、區特務營和紅軍獨立團的情況。⑷

1933：如何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和正確劃分農村階級問題

在深入土地改革和發展根據地經濟的同時，如何加強工農政權的建設擺上了重要的議程。毛澤東認為，一切蘇維埃政權工作的實際執行，主要是在鄉這一級。那末，他們應該怎樣進行工作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就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下旬，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后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這兩個點進行實地調查，總結典型經驗，來推動全局工作。他召開由各方面人物參加的調查會，走訪貧苦農民家庭和紅軍家屬，同農民一起勞動，在勞動過程中了解鄉蘇工作和群眾生產、生活的情況。隨后，寫出了《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這兩篇調查報告，把它們作為“工作的模范”材料印發給第二次全蘇大會。

在長岡鄉調查報告中，他寫道：“我們的任務是提出了”，“問題是怎樣動員群眾去完全地實際地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岸@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里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于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于更高的任務與計劃。”“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痹谶@次調查中，還調查了合作社運動，包括村社、區社、縣社的情況以及文化、教育、衛生方面的情況。

在才溪鄉的調查報告中，毛澤東特別重視鄉政權下面最基層的村政權建設，指出：“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于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些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边@樣，就使蘇維埃的基層政權能夠形成一個周密的、同民眾密切聯系的網絡，最大限度地把民眾組織起來，更有效地推進各項工作。在這次調查中，還調查了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物價和文化教育的情況。

由于革命根據地長期處于“圍剿”與反“圍剿”的拉鋸作戰中，各地土地革命工作發展不平衡；也由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和傷害中農的“左”傾思想的影響，在某些地區造成了不良后果。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在1933年發動了查田運動，要求正確地劃分階級和貫徹黨的階級政策。對劃分階級，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強調了兩個區分：一個是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另一個是也要區分富農和地主。他說：“富農與地主有分別。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所以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做地主待遇。”他更著重地指出：“聯合中農是土地改革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系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復向群眾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是）絕對不許可的。為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他，要著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碧岢觥案辉Ｖ修r”這個問題，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創見，說明毛澤東對中國農村階級狀況的認識更加細致和切實了。

在查田運動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體規定或規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員對已有規定的解釋不正確或在執行上發生錯誤。王觀瀾回憶道：“起初只從表面生活來看，從政治勢力來看。隨著斗爭的深入，才開始從剝削關系、剝削數量來分析?！睘橹鉀Q這個問題，十月間，臨時中央政府批準毛澤東在多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所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并通過他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同時予以公布。臨時中央政府的文件中還要求：“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處置之階級成分有不合本決定者，應即依據本決定予以變更?！边@以后，實際工作發生了很大轉變。勝利縣原來劃定的地主、富農有兩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間根據兩個文件進行復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為中農和貧農。會昌縣烏徑區，由富農改劃為中農的有三十五家，改劃為貧農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劃為富農的有十八家。于都縣段屋區地主、富農改劃為中農和貧農的有四十家。這樣打擊面就縮小了，擁護的人就多了，可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農則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從實際情況出發，科學地提出了如何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成分的標準。它具有原則上的明晰性和實際工作中的可操作性。這個文件，不僅對中央蘇區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導作用，在后來的全國解放戰爭期間，又經中共中央重新印發，成為當時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導文件。⑸

新中國建立之后，毛主席繼續發揚調查研究的作風。當然，由于種種條件的變化，他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親自到基層直接向群眾作調查了。但他經常召集了解情況的各個部門和地方負責人聽取匯報。例如，1956年4月他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就是他在幾個月中先后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大問題，加以分析和綜合而寫成的。1957年2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他通過各種方式了解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新情況、新問題而寫出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外出考察，在途中請地方黨委的負責人到他乘坐的專列上談話，了解情況。這也是調查研究的一種方式。這些，就不多說了。

毛主席1941年在《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還著重指出：“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做了許多調查?！雹?馬克思青年時代在進行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時，就對摩塞爾河等地區農民生活狀況進行過調查研究；后來還親自組織和指導第一國際各國支部的調查統計工作，直到他的暮年，又寫出了著名的《工人調查表》，包括100條調查提問。⑺ 這個“調查表”寫得如此符合實際，即使在今天的中國，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實際應用。恩格斯在青年時代“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時間都用來和普通工人交往；對此我感到高興和驕傲?！彼颜{查的結果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⑻ 被列寧稱為“世界社會主義文獻中最優秀的著作之一”。所有這些，同樣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有關的詳細情況，我打算以后另寫專文加以介紹。

二、毛主席論調查研究的重大意義

（一）調查研究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地決定路線、方針、政策的一個基本方法。

毛主席早在1930年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調查工作》。后來這篇文章散佚了。上世紀60年代又發現了，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公開發表。文章劈頭就提出一個命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薄澳銓τ谀硞€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他倡導要到群眾中去進行社會調查。指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愚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毛澤東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⑼

毛澤東思想的突出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這個命題出自班固《漢書·河間獻王傳》，本意是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毛主席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他在革命斗爭中的實際經驗，在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這個成語作了新的解釋和闡發。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 ，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雹?/p>

（二）調查研究是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樹立科學世界觀、人生觀的重要途徑。

毛主席1939年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雹?/p>

毛主席1939年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知識分子在其末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才能克服?！雹忻飨隙ㄖR分子可以率先接受和傳播革命理論，因而具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同時又指出他們的局限性和缺點。這種局限性和缺點，只有在同革命的主力軍——工農群眾實際結合中才能克服。

那么，青年知識分子怎樣同工農群眾結合呢？這就要到工農群眾中，參加群眾的斗爭。而參加斗爭的第一步就是調查研究。因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你不了解群眾的情況，不了解工農群眾的苦難和要求，怎能參加群眾的斗爭呢？怎樣發動和組織群眾呢？就是在參加群眾斗爭的過程中，也要繼續調查研究，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不斷了解斗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才能同群眾一起前進。

從前面談到的一些情況來看，毛澤東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調查研究，在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緊密結合而成長為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過程中，是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的。在這次調查之前，他與陳獨秀右傾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但就毛澤東來說還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我素以為領導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自己的意見”；二是“一時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對”右傾觀點。在這次調查之后，情況就不同了。一是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并堅持了正確的意見，敢于批評“領導同志”的錯誤；二是拿出了自己的“充足的理由”去反對右傾觀點。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他后來的觀點“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這就是說，這是他同工農結合、向農民群眾學習的結果。

（三）調查研究是一切革命和建設工作中不斷發現問題、總結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十分重要的手段。

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是非常艱苦復雜的，在斗爭中，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甚至是嚴重的路線錯誤。那么，怎樣去發現和糾正這些缺點和錯誤呢？這就離不開調查研究。前面講到的，毛主席在1927年在湖南進行調查研究而寫出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反對和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路線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在1930、1933年在革命根據地進行的多次調查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文件，對于糾正當時存在的某些“左”的錯誤，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又比如，建國后在大躍進中，出現了“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毛主席經過調查研究及時發覺，在1959年召開了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加以糾正。1961年，為了一步端正黨的路線，克服經濟困難，毛主席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他的親自領導下，各個部門經過調查研究制定了“農業60條”、“工業70條”、“商業40條”、“手工業35條”等一系列具體政策，對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推動國民經濟的調整和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毛主席論調查研究的基本態度和方式方法

毛澤東在1931年為紅軍總政治部起草的《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提出兩個口號：一是“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是“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⒀ 怎樣才能做到“正確的”調查呢？這須要有正確的態度、方式方法和科學的分析。

（一）基本態度：眼睛向下，甘當群眾的小學生。

毛澤東1941年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說：“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⒁

毛主席還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雹?我每讀到這一段話，都非常感動。連偉大導師毛主席都“痛感”對國內外情況“一知半解”，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可以自滿的嗎？連偉大領袖毛主席都要當群眾的“小學生”，我們在群眾面前還有什么值得驕傲的嗎？這樣的基本態度是進行調查研究的前提。

調查研究，向群眾學習是為了解決問題。每個時期革命和建設的客觀形勢提出的問題不同，調查研究的目的和重點也隨之有所不同。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客觀形勢提出的主要問題，是“該不該”開展深入的農民運動，農民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圍繞這個重點進行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客觀形勢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正確地進行土地改革和對待工商業問題，如何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和劃分階級問題。毛澤東的調查研究也是圍繞這些重點問題進行的。當然，調查重點問題要同調查全面情況相結合，因為重點問題本身是從全面情況中產生的。

（二）開調查會：一個簡易而可靠的方法。

毛主席在湖南和江西的調查，主要采用的開調查會的方法。他說：“開調查會，是最簡便易行而又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干部；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并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雹?/p>

怎樣使對方說真話？毛主席在《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說：“各個人特點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他還舉例說：“我在興國調查中，請了幾個農民來談話。開始時，他們很疑懼，不知我究竟要把他們怎么樣。所以，第一天只是談點家常事，他們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后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了解我的 真意，慢慢有點笑容，說得也較多。到后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象自家人一樣?！雹?/p>

（三）調查研究的多種方法。

典型調查可以與大面積觀察相結合，但要以典型調查作為基本的方法。怎樣找調查的典型？毛澤東說：調查的典型可以分為三種：一、先進的，二、中間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據這種分類，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⒅

直接調查與使用間接資料相結合。大量使用間接材料是必要的，但對這些材料的客觀性要認真加以分析。而直接調查對于提高這種分析能力以及檢驗間接材料的真實性是至關重要的。
毛主席通過警衛和服務人員探家進行調查，陳云提倡同各界人士結交能講真心話的朋友，也都收到了好的效果。

（四）胸中有“數”，要有基本的統計調查。

毛主席1949年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谌魏稳罕娺\動中，群眾積極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于中間狀態的有多少，這些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雹?/p>

早在1931年秋，毛澤東作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就曾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出《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锻ㄖ分姓f：“我們規定了人口和土地的兩種調查表格。這兩種表格主要地是要統計各階級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體地以鐵的事實來解答我們現在的許多問題?！薄锻ㄖ分羞€提出了“如何才能使調查所得的材料真實正確”的三條注意事項，要求工作人員認真做到，否則“必致把階級成分弄錯了，失去了統計的正確價值。”⒇

（五）掌握和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

調查研究要詳細地占有材料。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和特點（矛盾的主要方面）。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搜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部分。

調查資料的研究，要有明確的階級立場。對同一現象，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湖南農民運動，從地主階級立場來看，就是“糟得很”；從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立場來看，就是“好得很”。

強調調查研究的工人階級立場，是否影響統計的客觀性呢？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階級社會中，作為實踐和認識主體的人，不管自覺與否，總是處在一定的階級關系之中。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對社會事物所采取的政治立場，從而作出有利于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反應。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它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這就決定了工人階級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工人階級解放斗爭與人類解放斗爭的一致性。只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才敢于直面客觀現實，揭露資產階級為了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掩蓋的事實真相；只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才能對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科學的分析，正確地認識事物的本質。恩格斯說過：“科學愈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1) 在世界上存在階級的條件下，所謂超階級的“客觀立場”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我跟毛主席學習進行調查研究的若干情況和體會

（一）在革命戰爭時期進行過的若干典型調查。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工作。1941年，延安出版了毛主席的《農村調查》一書，書中有毛主席寫的重要“序言”和“跋”。我們對這本書認真地進行了學習。1942年毛主席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強調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我和許多同志一樣，以毛主席的農村調查為榜樣到基層進行調查。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先后在十幾個村莊進行過比較詳細的典型調查，可惜大部分材料散佚了?，F在保存下來的比較完整的只有四個典型村莊的調查報告，時間在1944——1947年。當時我22—27歲，年齡和今天在座的許多青年同志差不多。

1、日寇碉堡下的報告（一）——一個初步形成的隱蔽的游擊根據地（河北省曲陽縣羅莊村）

2、日寇碉堡下的報告（二）——一個鞏固的隱蔽的游擊根據地（河北省曲陽縣東邸村）

3、一個新解放村莊的社會經濟情況與群眾的翻身斗爭（山西省陽高縣西靳家洼村）

4、關于完成土地改革后農業稅征收辦法應當如何修訂的調查報告（河北省定縣吳家莊）

上述的調查報告中，前兩篇調查都是日寇建立炮樓（碉堡），駐有日偽軍和特務的村莊。在這樣的村莊，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建立了“抗日兩面政權”，白天以合法面目與敵特相周旋，晚上發動群眾支援八路軍、貫徹抗日政府各項政策，成為敵人“鼻子尖下”的隱蔽的抗日游擊根據地。這可以說是中外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觀。它是在敵人具有相對的軍事優勢、我們具有絕對的政治優勢（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階級階層一致團結抗日）的特殊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特殊斗爭形式。這種斗爭形式不同于一般的黨的“地下工作”。“地下工作”只與特定的上級黨組織相聯系，對敵人、對群眾完全是秘密的；而“抗日兩面政權”，對敵人是秘密的，對廣大群眾則是公開的。所以，如果有人向敵偽告密，有關的干部和群眾就有隨時被捕犧牲的危險。所以當時人們常說這些村莊的群眾特別是干部是“腦袋掖在腰里干革命”。我當時是邊區政府的工作人員，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應當到最危險、斗爭最殘酷的地方去，所以多次到這樣的地區做調查研究和實際工作。有一次，我到“炮樓村”去做調查，在安排住處時，村支書（當時黨組織不公開，支書多用工會主任等名義）問我：“你是膽大呢，還是膽小呢？”我笑著說：“如果膽小，我就不來這里了。”于是他把我安排在離敵人炮樓很近的一戶農民家里，炮樓上敵人的大聲吆喝有時也能聽見。支書說：“這里可能最安全。不過也要說明，我們這里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痹谡{查中，我把其中最機密的材料集中寫在一張小紙片上，如遇緊急情況就把它吃下去。我們住在這里，首先必須同房東和有關群眾搞好關系，因為必須依靠他們嚴密地掩護才不致被敵人發覺。好在我們住的房間里有地道口。如果敵人來搜捕，可以下地道隱藏轉移。

我在這兩個村莊調查的重點問題有兩個：一是如何鞏固抗日兩面政權，加強對敵斗爭的（以反勒索、反派夫和加強民兵、圍困敵堡為重點）；一是如何貫徹黨的減租減息政策和合理負擔政策。前者是民族斗爭；后者是階級斗爭，即處理好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之間的關系，既要使廣大勞動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并樹立起他們的政治優勢，作為抗日的依靠和中堅力量，又要團結地主、富農，共同抗日。上述兩個重點問題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我在這兩個村，各“蹲”了半個月，寫成較為詳細的調查報告，供邊區領導機關決策參考。這兩次調查都是在1944年進行的。到2005年，即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對調查報告的原稿作了一些文字加工，每篇約兩萬字，先后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主編）2005年第一、二期全文發表。

上述的第三篇調查報告，是關于一個新解放區村莊的情況和群眾翻身斗爭的過程。1945年夏，晉察冀邊區的八路軍遵照毛主席“擴大解放區”的指示，挺進外長城，收復了山西省東北部被日偽長期統治的大片地區。當時，我被派往新解放的陽高縣西靳家洼村（在山西省大同市東60公里）從事調查研究和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工作。這個調查報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記述該村政治經濟情況，主要是日寇和偽政權長期殘酷壓榨造成的階級兩極分化和群眾生活困苦的情況；第二部分記述群眾翻身斗爭和民主政權的建立的曲折過程。當時翻身斗爭的矛頭集中在漢奸惡霸地主（“大灰鬼”）身上。在這里，經受多年殘酷壓迫的群眾中蘊藏的巨大革命積極性，一經放手發動，就很快迸發出來。經過幾個回合的斗爭，取得了勝利，建立起以一個羊倌（雇工）為村長的民主政權。在斗爭中，顯示出群眾高度的智慧和創造性。村里的農民歌手還編了一個《打倒灰鬼王尚清》的小調（借用當地流行的《調兵》曲調填上新詞），來鼓舞群眾斗志。這個小調很快在村中傳唱開來，并引起附近村莊群眾的矚目。靳家洼的老鄉到別村去，站崗查路條的人要他們唱一唱《打倒灰鬼王尚清》才肯放行。這次的調查報告曾于1945年9月在《晉察冀日報》發表。當時正值日寇投降之后，此文引起新解放區許多干部的注意。在過了六十年之后，這個調查報告在《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3期重新全文發表。

上述的第四篇調查報告，是1947年在華北老解放區一個村莊，圍繞土地改革完成后如何改進農業稅征收辦法進行的一次調查。土地改革前，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和收入有較大差別，所以農業稅實行的是累進稅制。土地改革后，土地基本上平分了，階級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時期，解放戰爭進入了高潮，軍需開支大大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業稅征收辦法應當如何修訂？我當時作為晉察冀邊區政府的農業稅科長，奉命帶領一個工作組到河北省定縣吳家莊進行調查和征求群眾意見。辦法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好土改后中農與貧農之間以及原來的地主、富農之間的關系。經過群眾提出幾種方案，按各階級、階層典型戶試算列榜公布，大家反復評議，最后總結出絕大多數群眾滿意的新方案，即將累進稅制改為有免征點的比例稅制的方案。這次調查的結果，得到了邊區財經辦事處領導同志的肯定。隨后又在邊區的12個專區分別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論大體相同。邊區政府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新的農業稅征收辦法，于1945年5月在全邊區開始施行。全國解放后，這次調查的回憶錄，曾于1961年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印的《紅旗飄飄》第四集發表（題目為《農村調查的一段回憶》）；1962年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印的《星火燎原》第九集轉載（加正題《生產長一寸》）。

（二）在新中國建立后，堅持“做什么，學什么，調研什么，寫什么”。我的實際學歷是高中一年級，后來在敵后根據地上過華北聯合大學第一期，只有三個月，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在我的一生中，主要是按上述原則圍繞工作任務從四個方面來學：向馬、恩、列、斯、毛學，向群眾學，向實踐學，向一切有長處的人學。頭一個方面是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武裝頭腦，掌握思想武器；后三個方面可以說是廣義的調查研究。這樣，逐步成長為一個能擔負一定領導責任的革命干部，并被一些高校聘為兼職教授。現在我已87歲，面對當前的許多新問題，深感所知太少，仍在努力學習，努力調研（以搜集和分析間接材料為主）?；畹嚼希瑢W到老，調研到老。

調查研究的成果，要寫成調查報告。這個寫作過程，也是使資料條理化、使認識深化和提高的過程。多年來，我把積累的調查報告和工作經驗，加以整理提煉，編寫成書。從革命戰爭時期到現在，圍繞自己曾經做過的農業稅工作、經濟工作、統計工作、人口普查和人口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共出版了20本書（其中9本是與人合寫的），約500多萬字。對這些書，這里不必一一介紹?，F在只談不久前出版的《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中國展望出版社2007年出版）。近20多年我國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發生了極為重大的變化，但國家統計部門調查公布的有關資料很少。我就利用工商管理局、全國工商聯和一些科研單位提供的調查或登記資料，結合統計部門某些有關資料，加以分析、調整和綜合，進行深入研究。2007年5月，北京大學趙光武教授邀我去講有關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課程，我就從20萬字的資料中抽出5萬字，作為講稿。事后交有關出版社出版了這本《大變化》。書中用事實和數字說明了近20年在GDP大幅度增長的同時，社會經濟結構出現了如下重大變化：

1，私有制經濟已經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2，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格局；

3，社會結構呈現“金字塔”型，新資產階級迅速興起，工農大眾弱勢化；

4，國民經濟發展中過高的環境資源代價，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并影響人民生活質量；

5，國民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并面臨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

這本以調查研究為基礎寫成的小冊子，說明了事實的真相，發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三）我的幾點體會。

第一，調查研究——是革命和建設者的基本功。70多年來，我做過宣傳工作、農業稅工作、經濟工作、統計工作，一般都能取得一些成績，雖有缺點，但沒有犯過大的錯誤。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拿農業稅征收政策來說，從抗日時期以來，大體經歷了減租減息前、減租減息后、老區土改后、新區土改后和集體化這五個階段。在第一、二個階段，我參與了制定征收辦法的調查研究，第二、三階段，我主持了有關的調查研究和在此基礎上起草征收辦法的工作。實踐證明，這些征收辦法是基本符合客觀實際的。又比如，1983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是我國第一次運用電子計算機、普查項目較為詳細的現代化人口普查，缺乏現成經驗。我率團到國外考察回來，就一頭扎進無錫縣進行試點，我和同來的各省統計局長一起都當普查員，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登記，親身經歷每一個細節，歷時一個多月，最后根據實踐經驗擬訂了14項保證普查各個環節質量的工作細則；再經各省試點修訂后，在全國普遍實施。有人把這套辦法稱為“群眾路線+現代計算技術”的有中國特點的普查辦法。普查結果，得到了國內外各方的肯定和好評。

第二，調查研究——是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必由之路。我在調查研究中，與工農群眾同吃，同住，有時還同勞動，跟他們成了知心朋友，樂工農之樂，憂工農之憂。這就使我從馬列主義著作里學到的大道理，在自己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鞏固了我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永遠不忘工農?，F在，我成了高級干部，生活水平遠遠高于工農大眾，心中常有不安。特別是看到產生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有些群眾生活困苦的現象，覺得對不起犧牲的戰友，“夜夢亡友愧心寒”。我十分警惕：自己在意識形態上不要變成“工人貴族”！馬克思早就指出，工人貴族是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毛主席也說過，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始終與工農結合，“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組織，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今天，革命導師的這些警語都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有些曾經參加革命的老干部，竟然大肆宣揚“民主社會主義”之類的修正主義，肆意否定我國的革命歷史，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完全站在工農群眾的對立面。為了捍衛工農群眾的利益，捍衛社會主義祖國，我將與他們斗爭到底。

第三，調查研究——是毛主席留給我們的傳家寶，是辨別是非真偽的銳利精神武器。古人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毛主席通過他的著作和行動，不僅把捕到的“魚”給我們吃，而且教給我們“捕魚”的方法。他倡導的調查研究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實際結合、解決實際問題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也是識破各種假象的照妖鏡。現在，有人口頭上說堅持社會主義，走共同富裕之路，我們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到他們實際上是把公有制為主體變成了私有制為主體，使居民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甚至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差距還要大。這就能夠識破他們的真面目。調查研究是對偽裝的馬克思主義、偽裝的社會主義作斗爭的有力武器。

五、幾點建議

我對諸位同志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同志，提出如下幾條建議和希望，請予考慮。

（一）盡量多讀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著作。這是一個革命者的立身之本——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基礎，也是從事調查研究和一切工作的指針。

（二）在職的同志，要結合實際工作的需要多做調查研究。在校的同學，要利用假期、“三下鄉”和一切可能的機會，到工農群眾中去調查研究，在這個“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敝袑W習。我們要利用一切機會，同工農交朋友，并向接觸到的各種人學習、請教。

有些同學利用假期調查本省煤礦中調查工人勞動和生活的情況；還有些同學用當臨時工的方式到“可口可樂”公司調查工人，特別是“派遣工”的勞動和生活情況，得到許多實際的珍貴資料，為工人說了話。這些做法值得贊揚，值得學習。

最近，我收到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肖衍慶同志在“首屆青年‘聚焦工農’征文評選活動座談會”上的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關于青年知識分子到工廠、農村調查與工農相結合的話，很生動，很實在。他說：“不要低估青年走這條道路的愿望。在座談會上，我不僅聽到首都大學里的學子自己利用寒暑假到工廠、農村去調查的動人事跡，還聽到一位從上海一所大學畢業后當了幾年的白領，接觸了馬列毛的著作后決心到工農中去，只身到工廠當工人、農村當農民的切身體會。這些社會實踐，極大地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應該說，工農群眾的苦難生活使當代知識青年認識了社會的真實圖景。只要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大量媒體上修正主義的欺騙宣傳都會在他們腦子里得到矯正；他們初步學習的馬列毛主義就會在群眾中得到檢驗，并且運用這些馬列毛主義去幫助工農群眾解開思想上的疑問，從而革命的覺悟得到提高。這樣，工農群眾在他們眼中的形象就會大大改變。他們心中有了工農，又有活的馬列毛主義，他們就是毛主席當年殷切希望的那種頂天（馬列主義）立地（工農群眾）的革命者了?！?/p>

（三）關心人民和國家的大事和問題，有計劃有目的有重點地閱讀和積累有關的資料，并爭取到基層調查研究，抓時間加以綜合、分析，寫成文章，貢獻社會，提高自己。當前需要調查研究的問題很多，這里可以舉出以下幾條，供作參考：

——當前我國經濟困難的原因和出路：當前的困難除了受世界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影響外，從本國的情況看，GDP的支出結構中內需比重，特別是最后消費的比重為何過低？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為何過高？貧富差距為何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其深層次原因是否在于私有制經濟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基本經濟制度問題上出了問題？同時在對外開放應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立足點的方針上出了問題？要解除當前的困難，如果僅僅從二次分配（主要是財政分配，約占GDP的20%）上采取若干措施，實行減稅和增支（補貼、社保等），而不落實基本經濟制度，調整所有制結構，從而調整初次分配結構（約占GDP的80%），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內需不足、消費偏低、對外依存性過高的問題，使國民經濟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農村調查：如何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包括返鄉農民工）就業，提高農民收入？這是擴大內需的重點。可以調查現存的三種模式：一種是堅持和完善集體經濟（如華西村、南街村、韓村河等）；另一種是建立和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包括專業合作社、以土地入股的股份合作社等合作組織（浙江、山東等省都在發展）；第三種是依靠“公司加農戶”和養殖大戶，把農戶的土地“流轉”給他們，依靠他們去發展經濟。對三者的性質和作用加以比較，找出應走的道路。

——私營企業調查：如何落實《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維護勞動者權益，搞好勞資關系，提高企業和產品的素質？近年來企業利潤與工資的比例（剩余價值率）如何？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情況如何？怎樣使“派遣工”得到與一般工人同等的權益？

——國有企業調查：如何發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優越性、充分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來壯大國有經濟？是否落實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高管人員與一線職工收入差距的變化和現狀如何？毛主席大力倡導并得到西方某些企業管理家稱贊的“鞍鋼憲法”（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技術人員、工人相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能否和如何恢復？

——房地產企業調查：成本、利潤和售價如何？據媒體報導：有些人調查中國房地產企業利潤率為30%，也有些人調查其利潤率為26.4%，而大多數國家房地產企業的利潤在5%左右。為什么中國房地產企業利潤率特別高？其中是否有行賄部分？如何杜絕行賄，降低成本和房價，使大多數人能買得起房？

——人民生活調查：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社會保障等等。

（四）調研——實踐——認識（總結）——再調研——再實踐——再認識（再總結），反復進行，不斷提高，不斷前進。

以上所講，是我個人的理解和體會。有不全面的、不恰當之處，希望大家提出意見，共同探討。謝謝！

注：
《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出版：⑴第21、22頁，⑵第119—122頁，⑶第122—127頁，⑷第219—223頁，⑸第311—318頁。

《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⑽第801—802頁，⑾第554頁，⑿第636頁，⒁第789頁，⒂第791頁，⒃第790頁，⒆第1443頁。

《毛澤東文選（一）》，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⒀、⒇第266、267頁。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⑹第21頁，⑼第1—3頁，⒄、⒅第27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⑺第19卷，第250—258頁，⑻第2卷，第273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21)第4卷，第258頁。

（2009年2月15日講，4月5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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