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的深刻革命——紀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

    五十年前,在雪域高原上發生了一場舉世矚目的社會大變革,西藏百萬農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后站起來,徹底廢除了野蠻、殘酷、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鏟除了三大領主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的政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揭開了西藏歷史的新篇章。在西藏自治區設立“3•28”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后,我們紀念西藏民主革命50周年更有特殊的重大意義。 
    一、舊西藏落后的社會制度,已經嚴重遲滯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必須進行社會變革。 
    舊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度,在這一制度中,西藏人民所受到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生活環境的悲慘程度都是世所罕見的。政教合一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通過政權,運用專政工具進行統治,通過教權,運用宿命論的思想進行麻醉和欺騙,把廣大農奴置于自己的絕對統治之下。在這種制度下,占人口不到5%的農奴主階級,即地方政府、寺廟、貴族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森林、山川和大部分牲畜及全部農奴。農奴除部分有少量牲畜、農具外,不僅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連人身也無自由,更無人權可言,有的則是出不完的差,繳不完的租和稅,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正像農奴中的奴隸所說的,帶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留下的是自己的腳印。 
    農奴主對生產資料的高度私有壟斷和對農奴人身的不完全占有是西藏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的基礎。這種封建農奴制的生產關系是以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為其主要特征,農奴主階級居于統治地位,可以不勞而獲,廣大農奴被迫處于服從地位,長年辛勞,卻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加上沒有人身自由,勞動的積極性受到極大壓抑。因此,這種生產關系損害和壓制了生產力諸要素中最基本的因素——人的生產積極性。同時農奴主階級攫取農奴的勞動果實,供自己揮霍享受,根本不關心農奴基本技能的培養和訓練,嚴重損害了生產力的又一要素——工具、勞動技能的改進和提高。造成舊西藏勞動者的閉塞無知,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極為原始、落后,勞動生產率很低,極大地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由于農奴主階級對農奴的壓迫剝削愈來愈殘酷,兩者之間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奴利用各種形式進行反抗,兩者的斗爭也愈來愈激烈。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社會最基本的矛盾,使西藏社會內部孕育著一場社會變革,決定了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必須走向滅亡。 
    二、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其本質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1950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昌都和爭取到的西藏全區和平解放,標志著西藏民主革命的開始。如同全國一樣,西藏民主革命的任務也是反帝反封建兩個方面。但在西藏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是分為兩步走的。因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攫取去許多特權,且利用挑撥離間,培養親帝分裂分子,破壞西藏與祖國的關系和西藏內部的團結,包括上層統治階級在內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西藏從解放軍進藏到平息叛亂和進行民主改革前,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也是農奴階級和農奴主階級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卻是西藏人民(包括不含親帝分裂分子在內的農奴主)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一切對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反對親帝分裂主義,就成為那時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因此西藏民主革命的第一步是,先反帝,暫不反封,首先把西藏從帝國主義侵略奴役下解放出來;第二步才是反封,爭取西藏農奴的階級解放,但也是待第一步任務基本完成而又條件成熟時再進行,將他們從封建農奴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因此,就其性質來說,西藏的民主改革實際上是民主革命的第二步,仍屬新民主主義革命。 
    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必然走向滅亡,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百萬農奴,在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前后,為了爭取生存的權利,曾個別的或集體的以各種形式奮起反抗、斗爭,盡管多以失敗告終,但還是屢見不鮮。經過民主改革前八年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深入細致的工作,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反帝走好了,當廣大農奴群眾逐步覺醒,民主意識逐漸增強,自我解放的覺悟不斷提高,要求改革,而反動農奴主頑固反對改革并發動叛亂,農奴和農奴主之間的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中國共產黨才不失時機地在仍有反帝任務的同時以主要力量領導百萬農奴走好了反封建的這個第二步,埋葬了封建農奴制度,取得了在西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 
    本來,在《十七條協議》中肯定了西藏在條件成熟時進行改革。但又根據當時的情況規定了“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方法解決之”。這就是說,改革雖然是必要的,但要在群眾要求改革而上層又同意改革時才進行改革。協議簽訂后的前五年,進藏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忠實地恪守協議,不但沒提改革,連階級教育也沒進行,那時主要是集中力量搞上層統戰工作,通常所說的群眾工作也不搞,只搞影響群眾的工作。1956年,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又指示,從1957年起六年不進行民主改革,六年后改不改還要看情況。中共西藏工委堅決執行這些指示,不但停止改革準備,還將60%以上的進藏解放軍和90%以上的工作人員調出西藏,一些事業也停止下來。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認為共產黨、解放軍軟弱可欺,就得寸進尺,他們不是要推遲改革,而是根本不要改革,永遠騎在人民頭上,奴役人民,榨取人民的血汗,盡情享受,并死心塌地地依靠和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叛亂,搞分裂,鬧獨立。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央仍然克制,向他們提要求,發警告,等待他們回頭,甚至要原西藏地方政府去平息叛亂。直到他們于1959年3月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宣布獨立,背叛祖國,發動全面武裝叛亂,達賴逃亡,叛亂武裝向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中央才不得不命令人民解放軍開始平息叛亂。 
    事物的發展,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想象相反,他們妄想歷史車輪逆轉,自以為發動武裝叛亂就可以挽救封建農奴制必然滅亡的命運,但他們的倒行逆施,卻使民主改革被迫提前進行。正像毛澤東同志所預示的,只要西藏的反動派敢于發動全面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由于他們搞叛亂,撕毀《十七條協議》,群眾要求改革的呼聲加劇,中央關于“六年不改”的方針,自然也不能繼續執行。中央命令解放軍平息叛亂的同時,遂提出了進行民主改革。在指示中指出:“為了發動西藏廣大勞動人民積極參加平息叛亂的斗爭,并且保證平息叛亂后,不再死灰復燃,中央認為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爭中,必須同時堅持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以便徹底解放藏族人民群眾,引導西藏地區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從根本上消除叛國分裂活動的根源”。也就是邊平叛邊改革。從此,一場波瀾壯闊的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們的末日來臨。 
    三、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導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僅豐富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也使西藏的民主革命很有特色。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在黑暗落后和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艱苦的自然環境中進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能以較快的速度徹底改變西藏的社會歷史,同時為該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注入極大的活力,既能在西藏這塊沒有革命基礎的地區徹底完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革命,又能不照搬其他省區的做法,經過較長時間的準備向社會主義過渡,把不斷革命論和社會發展階段論正確地運用到西藏高原。這是一項偉大的歷史壯舉。 
    中國共產黨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央的方針原則與西藏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制定政策,指導工作。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及西藏軍區,堅決貫徹中央“邊平邊改”的方針,團結帶領百萬農奴展開氣壯山河的民主改革運動,既集中力量平息了叛亂和打擊了隱藏的叛亂分子,又不失時機地開展了民主改革工作。在民主改革中,對叛亂地區先改,未叛地區后改。在叛亂了的農區先實行三反雙減(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減租減息)后進行土地改革;在沒有叛亂的地區實行雙反雙減和土地改革;在寺廟開展三反(反叛亂、反封建特權、反剝削)、三算(算政治迫害、算等級壓迫、算經濟剝削)和土地改革;在牧區開展三反和兩利(牧工、牧主兩利)。對參加叛亂或沒有參加叛亂的區別對待: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沒收其占有的生產資料,無償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并進行批判斗爭和法律制裁;對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產資料,由國家贖買,然后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對他們保護過關,并且不降低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比如對他們的生產資料實行比內地資本家還寬的贖買政策。按當時的物價,把耕地等生產資料折合成銀元,分期付款,按時兌現。凡是發現執行贖買政策不認真的,西藏工委都及時進行糾正,包括后來“文化大革命”中贖買政策遭到破壞的,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也得到了糾正。兌現了贖買金,徹底落實了贖買政策。這個政策,在國際上可說是個創舉,它的貫徹執行,在國內外都產生了極為良好的影響。運動中充分發動群眾,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團結中等農奴(包括富裕農奴)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縮小打擊面,加上對叛亂的也給以生活出路,既寬大、敵友我又分明,消滅了農奴主階級,對民主改革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由下而上發動群眾和由上而下與上層愛國人士協商結合是西藏民主改革的又一大特點。群眾是運動的主體,他們能否積極參加運動,也是民主改革成敗的重要環節。在民主改革運動中,地方工作人員和解放軍組成的工作組,十分注意依靠群眾和發動群眾。適時地由群眾選出農民協會,領導群眾開展運動,使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并在實踐中鍛煉自己,樹立自己的優勢,把改革變成群眾的自我解放運動。西藏上層愛國人士有與共產黨長期合作共事的歷史,在和平解放西藏、支援解放軍進藏,執行、維護協議,鞏固擴大反帝愛國統一戰線中起過重要作用,在平叛中又比較積極,所以在民主改革時,仍誠懇地和他們合作,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中央和西藏工委對改革政策和改革中的重要問題,包括對上層人士的政策,都和上層愛國人士協商。協商一致后,再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根據具體情況討論通過,公布實施。這樣,既能使他們解除顧慮,又能減少阻力和調動他們參加運動的積極性,支持民主改革運動的發展。 
    四、民主改革的勝利,摧毀了延續千年的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西藏社會歷史的大飛躍。 
    西藏的民主改革,雖然由于上層反動集團阻撓和中央耐心等待,一推再推,拖延了時間。但是,改革又有來勢猛,發展快,且比較穩妥和搞得好的特點。西藏的農奴和奴隸,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內受封建的三大領主殘酷的壓迫剝削,以及各方面的愚弄和欺騙,心靈長期受壓抑,往往敢怒而不敢言,稍有反抗,即遭鎮壓。和平解放后,在黨的政策和進藏解放軍、工作人員模范行動啟發影響下,群眾中萌發起的改革思想,這時就像冰川爆發,勢不可擋地投入要求翻身的行列,向封建農奴制度沖擊。從1959年3月至1961年短短的3年中,西藏在平息了叛亂的同時,就勝利地完成了全區的民主改革,懲治了隱藏的叛亂分子,廢除了高利貸和烏拉差役,解放了朗生(奴隸),改變了生產資料領主所有制為勞動人民所有制。百萬農奴成了新社會的主人,爭取到做人的權利。同時,由于生產力的解放,農村牧區面貌一新。全區的交通運輸、財經貿易、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也都在開展。到處歡天喜地,喜笑顏開,真是天變地變人變。 
    風起云涌的民主改革運動在中國西藏大地上取得了徹底的勝利。百萬農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支援、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直接幫助下,團結一致,艱苦奮斗三年,就埋葬了一個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就那場革命的廣度和深度及其對人類社會進程的影響來看,遠比南美黑奴的運動要深刻、徹底和偉大。通過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嚴重阻礙西藏社會發展的封建農奴制,鏟除了三大領主專政的社會基礎,建立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為西藏向文明、進步、繁榮和發展掃清了道路,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社會基礎;鏟除了封建農奴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廢除了三大領主對全部生產資料、社會財富和農牧民人身的占有和奴役。廣大農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確立了農牧民的個體所有制,百萬農奴得到徹底翻身解放,獲得了民族區域自治和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成為國家、民族、社會和自己命運的真正主人。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長期被禁錮、壓抑的聰明才智得到發揮,被束縛的生產力獲得解放,經濟迅速恢復發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切實保障,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弘揚。創造了一個達賴集團和西方敵對勢力及分裂分子所不愿意看到的,人民當家作主,沒有階級壓迫剝削,逐步繁榮幸福的新民主主義的新西藏，以后又躍進并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豪情滿懷地向團結、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邁進！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3月24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