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遵義會議會址有感

王子善

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大意義，通過黨史的學習有所了解，但是有很多比較具體的情況，了解并不深刻。最近單位組織到貴州旅游，參觀遵義會議會址，聽了講解員生動的講解，觀影像，看了一些資料，深受啟發,加深了對這次會議重要深遠意義的理解。有幾點感想。

遵義會議開始了由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問題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漲的背景下成立的，共產國際對黨的路線方針提出過許多意見，對黨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在黨的領導人中，不少人都是莫斯科學習以后回國掌握黨的領導權的。他們對中國的國情、社情、中國的實際缺乏深入的了解，脫離中國實際，教條主義的執行共產國際的意見，對中國革命造成極大損失。
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的原則，深入研究了中國的實際,提出了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1931年冬，黨中央從上海進入蘇區以后，博古是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洛浦、王稼祥、凱豐等都是莫斯科回來的。博古對執行國際的路線是很堅決的。
在中央進入蘇區以后，共產國際派李德為軍事顧問，對軍隊的領導組成由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負責軍事領導和戰爭指揮。一切成了唯李德的意見是從，，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方針，具體指揮都是按李德的意見，由博古決定的。第五次反“圍剿”慘遭失敗證明了“三人團”指揮的錯誤，也證明了李德在指揮上的錯誤。使紅軍被迫離開根據地，開始長征。
在遵義會議上，廣大指戰員自然就提出了前四次反“圍剿”為什么能取得勝利，第五次反“圍剿”為什么慘遭失敗。要求總結經驗教訓，這成為遵義會議的主要內容。圍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博古作了總報告，周恩來作了軍事報告。對兩個報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多數人不同意博古的報告，對“三人團”的指揮提出尖銳的批評。毛澤東指出：“我以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犯了軍事路線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三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他接著說：“為什么敵人的一、二、三、四次進攻都被我們打敗了呢？唯獨第五次我們不能勝利呢？”他對五次反“圍剿”戰爭的情況逐一進行了分析。“第一次反圍剿敵軍10萬，紅軍4萬，是2.5：1；第二次是敵軍20萬，紅軍4萬，是5：1；第三次是敵軍30萬，紅軍3萬，是10：1；第四次敵軍50萬，紅軍5萬，是10：1；第五次敵軍50萬，紅軍5萬，仍是10：1，而我們為什么失敗的這么慘，連個地盤都沒有了，來個大搬家。”并指出李德在指揮上的錯誤。
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怎么辦呢?大家認為博古已不適合再擔任黨的領導。“三人團”已不能在領導紅軍，紅軍的行動不能再聽李德的指揮，必須改變黨和軍隊的領導。
由誰來擔任中央領導，周恩來建議由毛澤東擔任。經過征求意見，毛澤東建議洛甫（張聞天）接替博古為好。因為當時主要領導成員多為從莫斯科回來的，這樣有利于團結。
軍事上根據洛甫的提議成立了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由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改組“三人團”，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毛澤東表示給周恩來當顧問。這樣毛澤東重新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軍事上的領導人。
領導核心和紅軍指揮權的改變，撤銷了李德的權力。再加當時中央已失去了和第三國際的聯系。從此一切行動都由中國人自己根據馬列主義原則結合中國實際來決定，結束了聽命于外國人的歷史，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從遵義會議以后，我們對第三國際、對蘇共采取了獨立自主的方針，不惟命是從。此后在抗戰中、解放戰爭中、在處理和國民黨的關系上都是根據中國的實際獨立自主地解決問題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蘇聯對我國進行了無私的援助，我們學習蘇聯經驗，尊重蘇聯專家。后來在學習中出現了照搬照抄的教條主義。從1956年，毛主席開始糾正學習蘇聯中的教條主義，強調學習外國經驗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一定要緊密結合中國實際。
在國際交往中強調要獨立自主，要維護主權，不迷信外國。在原則問題上決不遷就。在赫魯曉夫時期，為了反對他控制中國的圖謀，不惜斷絕往來，以至一戰。

從關于軍事路線的兩次爭論看黨內路線斗爭的重要性

湘江戰役紅軍遭到慘重的損失，紅軍主力只剩下三萬多人，過了湘江以后，走向何方？哪里是前進的方向？軍委確定的目標是向湘西二、六軍團活動的地方，已經下達向北偵察的命令。
毛澤東對敵人的情況進行了廣泛調查研究，從敵人大大小小的報紙上，看到敵人正在紅一方面軍和二、六軍團之間筑起一道道鐵壁，設下數不清的陷阱。正以五、六倍于紅軍的兵力，張著一張大網等待著紅一方面軍。如果我們仍堅持向湘西和二、六軍團會合的方向前進，正好中了敵人的奸計，跌入敵人的陷阱，一失足就會千古恨，一著棋不慎將全盤皆輸，十多年所開創的事業將毀于一旦。毛澤東一再考慮，決不能去湘西。
毛澤東根據偵察到的敵情，敵人報紙上報道的情況，認為貴州較之川、湘、桂、滇省，防御力量差，兵力單薄，提出：堅決不能北上會合二、六軍團，目前刻不容緩的戰略方針是改變進軍方向，西入貴州，這樣紅軍才有一條生路。何去何從？是生是滅？千鈞重量系于一發之際，這是關系到數萬紅軍命運，關系到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問題，必須改變紅軍前進的方向。
毛澤東根據對敵我情況的分析認為：敵人已嚴密封鎖我軍同二、六軍團會師的去路，敵人的兵力是20多萬，以我軍三萬疲憊困厄之師，去對付以逸待勞的勁旅，簡直是以卵擊石，不會有好結果的。根據這種分析，和王稼祥、洛甫等交談，得到王、洛的支持。并對干部進行說服工作。
周恩來是黨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軍內是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核心領導“三人團”成員。關于紅軍前進方向問題，開始他也主張向湘西和二、六軍團會合。但是，他聽到了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的反對意見后，在通道的縣溪鎮召開的會議上，在關系紅軍前途命運進軍方向問題上，他不顧李德、博古的反對，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了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決定改變向湘西和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這一決定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有著重大的意義。沒有這個決定，也就不會有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以后，紅軍二進遵義，打了勝戰，戰士士氣高漲。這時收到了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的電報，建議在打鼓新場，三重堰向敵進攻。對這個建議軍委委員們都表示贊同，周恩來也表示同意。毛澤東提出應認真研究，還是不打為好。為此，周恩來主持召開會議，軍委委員，各軍團領導人都參加了。會上大家都主張打這一戰。只有毛澤東一人反對。他認為“除黔軍之外，滇軍主力也正向該地運動，我們如冒進，勢必與滇軍主力對壘。”“我們為什么要攻那個堡壘呢？攻堅往往費力不討好。我們應在運動中調動敵人，乘隙殲敵，避實擊虛，這才是上策。”毛澤東為一方，其他多數人為一方，爭論激烈，都不退讓。有人主張進行表決，按多數人意見辦，一表決，二十多人贊成，只有毛澤東一人反對。
毛澤東認為，沒有充分掌握敵情，如果和黔、滇兩軍交戰，這對紅軍的命運，是極大的威脅，這是關系到紅軍命運的問題，不應考慮個人問題，關系問題，不能妥協，因此提出：“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總指揮了。”也要阻止打這一有極大危險的戰役。但他說服不了多數。
就在毛澤東、周恩來正在為難之時，周恩來收到一局送來的情報，說黔軍猶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場前進，滇軍魯旅由黔西也向新場前進，滇軍安旅、龔旅跟進。二局也來電稱：紅軍如欲進攻新場，周敵與川敵有向野戰軍側背夾擊之勢。周恩來看了電報，給毛澤東看，并說：“你考慮的對，野戰軍不能進攻打鼓新場。”事實說服了大家，紅軍避免了一次關乎前途命運的危機。
從此以后紅軍在貴州、云南、四川邊境和敵人周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進入四川，把尾追堵截的20萬敵軍遠遠甩在后面，紅軍終于絕處逢生，勝利走上北上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勝利到達陜北。
歷史告訴我們在有關紅軍生死存亡，有關革命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上決不能妥協。有些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們把黨內的斗爭都誣蔑為是個人權力之爭，是個人恩怨之爭，以上兩次斗爭就是對他們的最好回答。毛澤東的兩次堅持，周恩來改變態度支持毛澤東的意見都是正確的，都是為革命前途和大局著想的，沒有個人私利。中國革命勝利以后，同樣存在著關系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問題的原則之爭，是非之爭。如：是否出兵朝鮮問題上;在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問題上;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在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階級，階級斗爭，要不要繼續革命問題上都是關系到中國發展前途和道路的原則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的斗爭都是大是大非原則之爭。決不是什么個人權力，恩怨之爭。

遵義會議前后奠定了毛、周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和長期親密合作的基礎

1931年冬周恩來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就在他到中央蘇區的前夕，在瑞金召開的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撤銷了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周恩來一到瑞金就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從此，開始和毛澤東共事。
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是博古，博古對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王明路線是堅決的。周恩來組織紀律性很強，他對中央的指示是堅決執行的，他對蘇區的實際情況又缺乏了解。因此，在一些問題上和毛澤東發生過分歧。在土地革命政策問題上，根據中央政策規定是：“消滅地主，反對富農，中立中農，聯合貧農，以雇農為基礎。”毛澤東認為這是一種過左的政策，表示反對有過分歧。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縣城召開的寧都會議上，討論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問題，會議提出繼續貫徹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要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的首先勝利。出席會議的人員都同意中央的進攻路線，唯獨毛澤東不同意，主張“誘敵深入”的戰略，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最后提出周恩來負責戰爭領導，要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周恩來認為前方戰事離不開毛澤東，堅持要毛澤東在前方指揮，至少也留在前方助理，他自己在前方配合毛澤東及監督行動總方針的責任。人們不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最后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回到后方“療養”，戰爭需要時再到前方，10月12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通知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帶著妻子賀子珍到后方養病時，握著周恩來的手說：“恩來，前方有事，通知一聲，我就來。”周恩來永遠不會忘記，毛澤東顧全大局，服從組織決定，不計個人得失，擲地有聲的話。周恩來在第四次反“圍剿”戰役中，在部隊擬定的作戰命令，訓令上常常用毛筆簽上“有便送毛澤東一閱”幾個字，說明他對毛澤東的尊重和信賴。
在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毛澤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得到洛甫，王稼祥的支持。周恩來在中國革命處于關鍵的時刻，在自己的革命生涯處于關鍵的時刻，選擇了倒向毛澤東一邊，支持毛澤東，請毛澤東出馬。在關鍵時刻周恩來作出了關鍵的抉擇。
又經過湘江戰役后，遵義會議之后，紅軍前進方向的爭論，和戰場上的勝利。毛澤東的領導、指揮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周恩來的組織才能也充分發揮出來。毛、周從相識到相知，兩人相得益彰。從此奠定了兩人長達42年的合作共事。在長期共事過程中，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但在原則問題上是一致的，是相互支持的。這對中國民主革命，社會民主革命和社會建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這是歷史事實。
毛、周逝世以來，有一些人懷著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毛澤東進行誣蔑、詆毀、誹謗。說毛澤東不相信周恩來 ，造出不少謠言，這些謠言根本不值一駁，在四屆人大的人事按排，這樣重大問題上毛澤東明確支持周恩來的意見，這就是最好的說明。也有人誣蔑、詆毀周恩來，把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都說成是違心的，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文革”中好多重大問題都是周恩來親自研究，親自決定的，作為周恩來這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可能離開人民群眾的利益，離開革命的原則違心處理重大原則問題嗎？
毛、周在中國革命史，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歷史地位，將永遠載入史冊，永遠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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