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與工人階級的實際地位

李遜

文革在許多工人的記憶中，始終是一個值得懷念的蜜月。那個時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賦予領導一切的地位。1949年以後的中國始終稱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而到了文革時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澤東那句被姚文元作為一篇文章題目的著名口號說，就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與今天工人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按照中國的階級論的劃分，所謂工人階級，其實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廠的工人，被稱作“產業工人”；集體所有制的工人，戶口在城市者，也被劃作工人階級，而農村人們公社管轄的集體所有制工廠的工人則被劃為農民。直至今天，戶口在農村者，哪怕在城市工廠工作了十年，也還是被排斥在工人隊伍之外，被稱作“農民工”。而“工人階級”的外延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始終游移不定。有時似乎是全體工薪階層，包括現在被稱為“白領”的階層，有時白領階層又被分了出去。不過，不管如何劃分，全民所有制工廠的生產工人始終被作為工人階級的基本成員。文革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從所有的報刊文章、中央文件等來看，“工人階級”顯然只限于這部分基本成員。

上海是全國全民所有制工廠工人人數最多的工業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對全國文革局勢影響之大，也是堪稱領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稱為工人階級的階層在文革中的地位。

1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顯著的變化便是黨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歷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被作為工人方面的代表，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黨工委系統的領導。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書記、常委和委員的席位中，只有一個委員名額是留給工會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長和市人民政府委員中，上海市總工會方面有 4個名額，以后越來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屆人代會更只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一人算是工會方面的代表(1)。雖然以工會領導代表工人作為參政成員的做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例，但這些工會領導一則脫離工廠已經很長時間，二則不是工人選舉產生，只是共產黨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說，至少在上海，政權對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來最多的。許多過去的普通工人進入各級權力機構，人數比例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十七年。在上層，從1967年初的文革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人代表的比例都遠比文革前高。在政府機構中，最初的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委員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額最多的(2)；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105名委員中，工人代表43名，還是最多的。而在政黨機構中，上海1971年恢復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工人占兩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3)。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視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進入了上海權力中心，擔任了市委、市革委會書記、主任或各委、辦的負責人；王洪文更是當上了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

在各工業局、公司和基層工廠，工人也擔任著各種領導職務。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達到頂點，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等“上層建筑領域”，擔任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據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的統計：當時全市工宣隊總人數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數共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4)。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擔任實職、掌握實權，許多人雖然只是副職，但權力往往比擔任正職的老干部還大。

在基層各級黨和政府的委員會中安排工人代表，從工人中選拔干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文革前也這樣做。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實權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長期的工作中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地上去的，長期的黨或行政工作，使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黨的干部”，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再算作底層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黨代會、人代會，都會安排一些底層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代表。但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們不脫產，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擔當任何領導實職，沒有相應權力。

更與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黨的權力雖然更為集中，但黨的威信卻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產黨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樣神圣不可批評。文革中擔任領導的工人就是因為造黨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選拔進入黨政機構的，因此他們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樣事事聽命于黨的干部，許多人甚至在整個文革中與文革前便擔任干部者關系始終不融洽，盡管他們自己也擔任了黨的干部，這些新干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黨的干部。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權威。分割黨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權威。因此他們無時不刻地注意自己這個群體在黨政機構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對于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希望對黨政機構施于盡可能大的影響，甚至左右黨政機構的決策。

而在事實上，黨的組織也從來沒有象在文革中那樣委屈求全于群眾組織，在群眾組織的沖擊干擾前顯得那樣軟弱無力。這種現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雖然那時已再三強調恢復黨的權威。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終是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影響著整個上海的局勢。從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上海所有的風波都首先由他們掀起，各派力量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尊重，都想方設法與工人造反派稿好關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級領導中的席位以及對他們意愿的重視，被看作是對待文革的態度。甚至連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也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干部”，毛澤東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干部不多(5)。

不過，這一切只是事情的一方面。盡管在基層，參政的工人干部確實擁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權力，但在權力機構的上層，工人并沒有多少話語權。文革的話語權一如文革前，只在毛澤東手中。毛澤東一言九鼎，一句話決定整個中國命運，沒有任何個人和階層有這樣的強勢。其實，以江青、張春橋為首的文革派，也并不握有全部的話語權，他們所握有的只是闡釋毛澤東的主意或思想的話語權。毛將執行政策的話語權交給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干部階層，在文革前，詮注和執行權都集中在干部階層手中，但后來毛越來越不滿于干部階層對自己的闡釋，將闡釋權轉交張春橋等人，由此發動了文革。

制定政策方向的權力，始終只在毛澤東自己手中。這是毛的三權分立：自己制定政策方向，文革派闡釋政策，干部執行政策。

工人造反派擁有的也只是執行政策的權力。他們爭奪席位，就是向干部階層爭奪更多的政策執行權。

干部階層對工人造反派的滲透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這使工人造反派參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絕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他們要參政，首先必須入黨。而干部階層能夠制約他們參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們入黨，因為入黨必須由黨員舉手通過。許多工人造反派因此遲遲入不了黨，因此也就進不了黨的領導機構。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這個問題才有所突破。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隊”和“一打三反”，給干部階層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機。在上海，一機、紡織、輕工、化工、儀表、手工、二機、冶金、電業，九個工業局，到1973年，已經擔任各級領導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擔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而在上海10個區擔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6)。1975年鄧小平復出后，更是明確反對“直升飛機”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調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當權的領導班子。干部階層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黨政機構中的席位相對文革前雖然增加許多，但相比黨政機構干部的絕對數，還是不高。

因此，盡管工人造反派占領了領導職務，但他們內心深處始終有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總是生怕有朝一日時局復辟，那把“秋后算帳”的達摩克利特劍始終懸在他們頭上。這其實是對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懼的延續，也是對掌握著國家機器的干部強勢集團“永不翻案”之類保證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策始終是認同的，對毛澤東文革的方向，始終 “堅決擁護”。因此，他們從來沒有以工人的身份對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表示過懷疑，在關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資、獎金、分房、勞動政策乃至上山下鄉等方面，他們與當政者沒有任何分歧，而且還積極擁護。文革8年不加工資，取消計時或計件獎金，除了上海，大多數地區連基本的5元月獎金都被取消；工人的起點工資下降許多，連上海都從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嚴重損害工人經濟利益。這些已經當權的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表示異議，而且跟著擁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在涉及千家萬戶的“上山下鄉”政策方面，他們也是不遺余力地動員工人子女去農村。文革十年，看不到由工人造反派提出的為工人說話或謀利的提議或政策。這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普通工人。

工人造反派關心的是“走資派還在走”之類的政治斗爭，參政的目的是為自己群體爭取更多的黨政席位，這不得不使人得出結論：他們比較多具有的是幫派意識，而不是所謂的階級意識。雖然這一切的背后，可能是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明確意識到的對民主權利的訴求。

2

1949年以后，工人從來不被真正允許擁有自己的組織，歷屆工會干部都是黨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所以一旦文革中黨對社會的控制力量減弱，工人便馬上拋開工會，自己組織造反隊。但1968年以后，黨的權威重又恢復，所有的造反派組織被解散，再經過“清隊”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這樣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卻始終守住自己的組織，在整合自己內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發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對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上海工人赤衛隊”，旋即馬上宣布歡迎赤衛隊員加入造反隊。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絕大多數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勢力在上海從此不復以組織形式對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將被擊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門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義重新聚合成組織，重又成為對抗造反派的強勁勢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顯然大大降低了對付反對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發動“砸聯司”，一舉掃除造反派內部的反對勢力。從此，以王洪文為首的 “工總司”成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1967年底， “工總司”，召開“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會”，其實就是“工總司”一家的大會，成功地將自己的組織體系全盤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總司”的名稱。而在1968年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總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稱為“上海市工代會”。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國各地那樣重起爐灶式的召開。1973年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原“工總司”的骨干成員全部成為總工會的領導成員，各級基層也都是原來的造反派擔任工會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這樣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組織體系。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終有著可以作為依托的組織平臺；而作為文革初期非常時期的群眾組織 “工總司”，演變為本應是官辦的總工會，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獲得在黨的權威恢復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動的合法資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與黨的關系。

共產黨執政後，對于工會與黨的關系有過多次爭議，每次都以試圖維護工會獨立的主體意識的工會干部被批判調離或撤職而告終。各級工會干部是由黨組織推派，還是由職工選舉，有過多次爭論。原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狀之一，就是“同黨的關系上的工團主義”，因為李立三反對由黨組織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選工會干部，甚至提出“肅清委派制度”，主張工會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調離全總。李立三的后任賴若愚盡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會工作的固有本質還是使他將保護職工利益和權利作為基本任務，賴若愚同樣遭到批判和離開工會的命運。工會從此實際成為同級黨組織領導下的一個工作部門，必須無條件接受同級黨委領導，沒有自主權。在工會干部尤其是工會主席的任命方面，名為由工人自己選舉，實際由黨決定。黨對工會干部不滿隨時可以撤換；即使撤換、選舉或增補前與工會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會只能服從。工會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勞動競賽，即動員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黨和政府為職工爭取權益。

工會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動，1970年以后，工會活動又開始恢復。上海市總工會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視工會為自己的組織，不許他人干涉過問。例如，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制定了審批局、區、縣工會的規定，提出對這一級工會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調動，必須經由上海市總工會同意和批準。1970年左右上海機電二局和上海城建局黨委欲增加本單位工會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總工會商量，上海市總工會就公開聲稱不予承認，并要這兩個局的黨委檢討錯誤，向上海市總工會補辦手續(6)。

上海市總工會在工會干部的任命方面有著較大的自主權。不但對工會干部的任命，總工會還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黨政機構輸送優秀工人干部”的要求，進而對黨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當大的影響。

據文革中上海市總工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回憶，當時的市總工會主要通過這樣幾種方式施加影響：

其一是趁局、區、縣重建工會之際，由市總工會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員擔任負責人；待局、區、縣黨委或革委會增補或調整領導成員時，便以工會輸送工人新干部名義將這些人轉入黨政機構。市總工會這樣做，下面的工會也層層仿效。許多工人造反派就是這樣先擔任工會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義“輸送”進黨政機構。

其二是強調黨政機構中必須充實工人干部。市總工會認為哪一個局、區、縣的黨委或革委會里沒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沒有“文革中涌現的工人新干部”為由，由市總工會派去干部。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總工會副主任王秀珍規定：“總工會可以向各區、縣、局派干部，不僅派工會干部，也派黨政干部。”主持上海市總工會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1973年前還未入黨，卻可以推薦、指派人員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組室或辦公室的核心，委派區黨委副書記，以及其他黨政成員(7)。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義安排工人干部。為此，王洪文一再強調工宣隊應由總工會負責管理。

其四是讓已經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會領導職務，擴大工會政治資源，提高工會辦事力度。王洪文從1967年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1971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以后又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間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主任。而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王秀珍、市委組織部負責人金祖敏、市工業交通辦公室負責人陳阿大，文革中都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市總工會規定：在組建工會領導班子時，必須將擔任黨政負責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會職務，增強他們對工會的認同；凡被準備培養提拔擔任各級黨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須先到工會“過渡”，即先擔任一段時間的工會干部，培養對工會的感情，再去擔任黨政職務。靠著這樣的政治資源，工會得以在黨委中貫徹自己的主張。例如當“輸送干部”等做法遭到黨政干部抵制時，便由在市里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領導的名義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靜安區、普陀區的負責人就是這樣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職的(7)。

干部的任命，從來由黨壟斷。這一狀況在文革中則被上海市總工會突破。總工會負責人葉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黨組織發展共產黨員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會的意見。身兼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和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爭在二三年內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區、縣、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負責干部）中占50％(9)。上海市總工會從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擔任上海各局、區、縣以上機關（包括市委、市革委會各組、辦）領導職務 (10)；此外，幾次送往中央擔任領導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選人，也都由市總工會首先提名。

雖然，“工會是干部的學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寧提出，文革前黨的組織部門也經常從工會選拔干部，但文革前工會的“輸送干部”是被動的，即由黨的組織部門挑選，唯獨文革中的工會才有那么強的自主意識，不是等待被挑選，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動輸送，甚至主動向中央和國務院輸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會依附于黨，處于黨的嚴密控制之下，工會工作必須聽命于同級黨組織。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則通過以上辦法，不但形成了一個活躍于黨的系統之外的嚴密體系，而且還把勢力伸進了黨政系統，通過各級工會影響甚至控制各級黨政。這種現象是文革前所從未有過的。這種狀況，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張得以上下內外呼應。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后黨的權力日益集中，黨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狀況使得“黨政合一”日趨嚴密。但在工會系統，工會干部兼任黨的職務的狀況反而分割了黨的權威，削弱了黨對工會的控制。在這一意義上，尤其是在參與及影響上海各級黨政機構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工會在上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3

自從1949年以來，憲法保護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從來沒有全部兌現。只有在文革發動群眾時期，即1966年至1968年，話語權才有所保留地釋放。從文革初期的1966年12月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便有著自己的機關報《工人造反報》，剛開始時發行時只有3萬份，以后發行量不斷增加，最多時64萬份，增刊最多時為105萬份，超過當時上海黨報《解放日報》的發行量。《工人造反報》上的許多文章，是當時上海基層必須學習的政治讀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機關刊物《人民日報》或《紅旗》雜志轉載。外省市造反派將《工人造反報》上的文章作為中央報刊的補充讀物，以“學習上海經驗”，揣摩中央文革“最新精神”(11)。

但是這樣的好景不長，不到兩年，1969年后，有限度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也被完全收回，全國各地的小報、傳單相繼停刊，輿論重又歸于一律。唯獨上海《工人造反報》繼續出版發行，外地對此意見很大，張春橋于是多次指示停刊。王洪文一拖再拖，希望能保留這個輿論窗口。直到1971年4月，才不得不停刊。

1968年，工總司打報告給張春橋，要求創辦綜合性的月刊《上海工人》，但張春橋未同意，說工人造反派有一份《工人造反報》就夠了。

《工人造反報》停刊后，總工會先后辦過幾份“內部刊物”：《簡報增刊》、《批林批孔動態》、《內參》，等等。但畢竟都只是“內部刊物”，發行范圍極小，只送王洪文等人，毫無社會影響。1975年王洪文回上海時，要求總工會辦刊物。葉昌明即布置準備辦兩個刊物：《工人理論》與《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由上海工人政治學校與市總工會宣教組合辦，以上海工人政治學校的名義出版(12)。

但是，總工會辦自己刊物的愿望最終沒能實現。先于《工人理論》出版的《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第一期被徐景賢看到，徐立即交張春橋的秘書轉給在北京的張春橋。張閱后立即批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隨便出刊物。”王洪文只得逼著總工會的葉昌明等人作檢討，并停了刊物(13)。

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響力，但根本不被允許。工人作為一種象征被抬得高高，但卻進不了主流話語圈，盡管報紙上一再宣揚工人階級的崇高地位。文革的話語權始終掌握在毛澤東手里，在中央，輿論都由張春橋、姚文元等掌管，上海的輿論則由徐景賢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連詮注權都沒有，有的只是重復那些詮注，或闡釋那些闡釋。王洪文雖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書記，但根本無法影響中央的報刊，連上海的報刊都影響不了，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口號下的某種真實。

4

文革中利益分配是傾斜于整個全民所有制工廠工人的。雖然在經濟領域沒有出臺明顯面向他們的優惠政策，但工人階級得到的政治資源卻是最多的，這大大提升了工人的實際地位，加上工人職業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工人令人羨慕的穩定工作和良好福利，使工人成為最令人向往的職業。雖然知識含量高的其他職業的經濟收入和福利待遇不比工人差多少，而且文革前更受社會實際尊重，但對知識的貶低和對干部的沖擊降低了他們的社會地位，這些職業不成首選。許多大中學畢業生以及軍隊復員轉業人員，青睞的是國營工廠，而不是如今熱門的工商、稅務、銀行等職務。

工人所得到的政治資源很多可以轉化為經濟利益。例如學生的畢業分配，或是已經上山下鄉的知青的上調回城，或是被推薦參軍上大學，工人子女比其他階層子女有著更大的優勢，出身就是他們的政治資源。當然，同樣有著優勢的還有“貧下中農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但“貧下中農子女”因受戶口限制，在招工上調等方面敵不過工人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中相當大一部分父母成了走資派，在一個時期失去特權。此外，在福利分房、工資獎金分配、干部提拔等方面，工人階級得到的實惠都是最多的。

這種狀況甚至影響了社會的價值和審美取向。文革中對人的尊稱是“師傅”，這個原來在工廠內對有一定資歷工人的尊稱，隨著工宣隊進駐各領域而流行，一度代替了“同志”；報紙為顯示革命性爭相使用工人的日常語言；工作服成為繼軍裝后的流行服飾。此外，在老百姓中，和工人結婚是婚嫁的首選。

結論

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廠工人的地位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最高的，與今天他們一落千丈的地位對比更顯出強烈落差。但是這種優勢十分脆弱。因為優勢的根源不是這些工人本身的素質，只是計劃經濟下的被動給予。工人的勞動價格與實際價值不對稱，不是通過市場流通自然形成，而是被人為拔高。而且，文革中的社會機制與文革前在本質上沒有絲毫不同，根本沒有提供一個讓各個利益集團為自己爭取利益的民主協商機制，工人造反派除了為自己在這個機制中爭取更多席位，沒有想到也不可能被允許對這個機制進行改革。于是一旦整個社會運作由階級斗爭逐步讓位于經濟規律，工人沒有可以依托的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操作平臺。如今，官辦工會在咄咄逼人的資本面前顯得那樣軟弱，在更強勢的外資企業，甚至連官辦工會都無法組建。

“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作用”本質上是與“階級斗爭為綱”相副相成的。1949年以后人為宣傳“工人階級”，執政產黨取得執政合法性以維持“專政”的需要，也是歷次政治運動不斷打擊反對勢力或“人造”反對勢力）的需要。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其實，一個正常的社會，各個社會成員和階層都是平等的，不應該有哪個階層是“領導階級”而高于其他階層，更不應該有哪個階層是被打擊對象。

社會的價值取向永遠是勢利的。在告別了階級斗爭后，經濟收入成為社會地位的判斷標志。國家在經濟利益分配中所起作用越來越小，原先依倚仗自己是國家企業職工而被欽定為領導階級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因經濟收入的降低以及就業的不穩定性，越來越被邊緣化。昔日的老大哥，如今成為弱勢群體的代名詞。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組成部分，盡管他們具有很強的幫派意識，但他們也具有很強的階級認同感。在黨和政府同時又是企業所有者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文革中的社會沖突主要只能表現在政治上而不在經濟上，工人造反派的參政因此并沒有為工人帶來太多的實際利益。他們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權益的爭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們對“規章制度”、“管卡壓”、“走資派”等的不斷批判，使干部對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松動許多。這種松動，有規章制度松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干部權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場所的自由度以及與管理他們干部的關系是1949年后最高最松弛的，這種松弛直到文革結束以后，再沒能恢復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時期是最讓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覺，也是工人整體階級意識最強的時期。但是，由于許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們一旦掌權，關心的只是自己幫派的利益而不是整體工人的實際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對他們缺乏認同感，換句話說，廣大工人并不將他們作為代言人，他們也從未真正為工人代言，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上海工人造反派與黨的關系文革后被批判為“派性”，“工會凌駕于黨之上”。其實，工人造反派的這種派性實際是對自己利益集團的參政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訴求，具有民主成分。作為一個政權結構，本來就應該是各種利益集團的協商和互動。但當時執政黨認為自己已經代表了所有階層和集團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許任何利益集團出頭為自己爭取利益。文革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利益尚未分化，在別的階級或階層都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況下，工人造反派面對的不是其他利益團體，而是整個政權；加上沒有制度層面的相關機制，于是顯得非常孤單和突兀，也引起普遍反感。

工會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工會地位雖然高，但仍然是虛假的。雖然這個時期的工會比任何時候都獨立而有自主意識，但工會的權利不是來自憲法的“自由結社”，工會仍然依附于黨。只不過文革前的工會是依附于整個黨，文革中則依附于黨中的一個派別，這個派別勢力大一些，工會的力量就強一些。工人不能通過自由結社選擇當政者。而且工會的這種相對獨立現象只在上海等少數地區才有，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地位也就不是上海工人的地位，更不是全國工人的地位。文革的經濟體制畢竟仍與文革前一脈相承，黨和政府仍是企業所有者，對企業不滿就是對黨對政府的不滿，工會的真正獨立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掌握著工會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為工人爭取權益的最根本原因。

毛澤東真心將整個工人階級視作精英階級、將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這從他的一系列講話中，以及提拔王洪文當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夠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質使他們擔當不了毛的重望，“直升飛機”式的被提拔，使得他們缺少從政經驗。他們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過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經驗上比不過經驗豐富的老干部。他們許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氣、流氓氣和幫派氣，甚至使得文革派張春橋等也對他們存有戒心，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注釋

(1)《上海市組織史》1991年征求意見稿（打字本），上海組織史編纂組編

(2)徐景賢1970年11月24日與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的談話記錄

(3)根據《經中央批準的中共上海市第四屆委員會名單》1971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滬【71】號統計

(4)上海市總工會組織組1974年4-5月間的統計：《全市工宣隊情況》

(5)上海市公檢法《關于培養“工人大使”、“組閣”是否列入起訴書的幾種意見》

(6)上海市工代會1972年《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加強新干部隊伍和工代會的建設》（討論稿）

(7)葉昌明1977年6月14日

(8)葉昌明1977年4月5日：《交待關于利用總工會結幫的問題》

(9)金祖敏1974年《關于選拔培養新干部和發展新黨員的情況》，轉引自中共上海組織部1976年12月14日整理：《四人幫在上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組織路線言行初編》

(10)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

(11)上海市總工會“清查‘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余黨運動領導小組”：《〈工人造反報〉調查情況》，1978年1月25日。

(12) 上海市總工會“清查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余黨運動領導小組”：《關于王秀珍、葉昌明利用工人理論隊伍進行篡黨奪權罪惡活動的清查情況》，1978年1月25日。

(13) 王秀珍1977年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