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西路軍以歷史的本來面目

——對《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一條注釋的辨析

孫煥臻1

內容提要：本文引用中央文獻室公布的資料就西路軍西征的由來，失敗的經過及其原因加以闡述和辨析。

關鍵詞：中央軍委  西路軍  張國燾   西征   失敗

關于西路軍的問題，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中，已作結論：“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個結論是客觀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實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第[25]條注釋“西路軍”（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頁），其中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在表述上似乎給人一種與史實不完全符合的感覺。筆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專家和同仁。

一、西路軍西征的由來

西路軍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而是張國燾嚴重錯誤造成的既成事實，圍繞這個問題大體經歷了三次大的斗爭。

第一次斗爭，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爭重點圍繞紅四方面軍是北進，還是西進。

紅二、四方面軍1936年6月會師后，張國燾雖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反黨活動，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抗。經過朱德、任弼時，賀龍等力爭，終于迫使張同意兩軍一起北上與中央會合的行動方針。

黨中央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迎接全國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后，合力奪取寧夏的戰役計劃，明確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在甘南活動，消滅毛炳文、王均部，發展蘇區，準備冬季新的行動。”[②]9月14日，中央軍革委又為占領寧夏，對三支紅軍主力的行動作出具體的部署，特別強調，“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③]此后中央又多次強調，“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④]“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⑤]對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中央明確指出：紅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強調，奪取寧夏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祁留意，至禱至盼。”[⑥]

但此時張國燾又對北進方針動搖，于9月21日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地區，掉頭西進，打算迅速從蘭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進到涼州、永登地區，并認為先機占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實際仍不愿放棄脫離中央自成一個局面的企圖。經朱德等同志的堅決抵制和斗爭，并發電給中央：張不同意靜會戰役計劃，擬根本推翻，“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的，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⑦]又經中央的耐心說服與挽救；[⑧]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張國燾才不得不暫時放棄西進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繼續北進，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紅軍終于勝利會師。可以說，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既是戰勝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追剿和克服極端艱險的自然環境的勝利，又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退卻路線的勝利。

第二次斗爭，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圍繞對待寧夏戰役，是堅決執行中央部署“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首先應集中注意力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還是急于要四方面軍渡河西進？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央軍革委把寧夏戰役作為在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為此，中革軍委于10月11日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各方面軍作好渡河和攻擊寧夏的準備，從11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面軍的西方野戰軍全部和紅四方面軍三個軍，進攻寧夏，以紅四方面軍的另兩個軍，紅二方面軍全部和陜甘寧軍區獨立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⑨]為了實現寧夏戰役計劃，中革軍委命令，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區集結；二、四方面軍轉進至黃河以東，西蘭大道以北的通馬靜會隆地區休整補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戰役各項準備后，開始北攻寧夏，向南防御，阻敵北援。這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完整慎密的作戰計劃。

但張國燾仍對中央有二心，繼續其分裂主義路線，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機會，將四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占塊地盤，搞“獨立王國”。

為了第一步擊破南敵，給第二步北攻寧夏作準備和配合河東地區擊破南敵，黨中央于10月24日電令“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10月25日又電令“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30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西岸頭盧塘、井眼堡、大營磐、三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申，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⑩]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圍繞擊破南敵，北攻寧夏作準備。而張國燾卻抓住這個機會，準備推行其四方面軍全部渡河西進計劃。從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將30軍渡過黃河，還把總指揮部，九軍和五軍團，也陸續渡過河。中央發現后，毛澤東于10月26日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11]中央雖三令五申電張，按寧夏戰役的統一部署辦，但張終是不聽；置中央軍革委命彭德懷、劉伯承準備組織的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南敵這個全局于不顧，擅令四軍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結果使海打戰役計劃落空。由于未能擊破南敵，致使我奪取寧夏計劃被迫中止執行。對此，彭總在回憶中，曾尖銳指出：“張國燾多次破壞了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如果我軍當時把王均部消滅……我軍就可能控制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12]

第三次斗爭，是在11月上旬，主要圍繞河西的四方面軍是孤軍西進至涼州，還是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

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敵之阻擊，占領一條山和五佛寺一線。當時中央令四方面軍過河的主要目的，是為實施寧夏戰役作準備，并于10月28日電示強調：“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13]10月30日又電令河西部隊暫控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敵后繼續北取寧夏。在此，既明確指示四方面軍過河的任務目的，強調“緊靠作戰”，“北取寧夏”，又有警示張國燾，不要違背中央的意圖，擅自令四方面軍孤軍西進，被“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

然而，由于紅四方面軍前線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沒有深刻的理解中央意圖，于是在11月初，即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咸，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能久停為由，數電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請示河西部隊行動方針，并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致電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4]但張國燾卻于11月5日致電河西部隊，指令他們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在此，張完全無視中央的戰略意圖和指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而強調的是“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雖然張也看到被敵隔斷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電令陳昌浩等，“不可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15]又是“不可妨礙”，又是“不受一切牽制”。當然是指中央“妨礙”，“牽制”。這就從根本上與中央的方針相對立。由此種下了以后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正是根據張國燾的這些指示，河西部隊于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至此時，木已成舟，中革軍委也只有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但仍強調他們：“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并于8日致電張國燾并陳昌浩等，答復徐、陳等七同志11月7日來電要求組織前委和軍分會，指出：“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余名單照來電批準。[16]

這就是西路軍稱謂和西征的由來，在這里不難看出，西路軍之形成是張國燾，對抗中央統一戰略部署的產物，中共中央軍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路線，既要堅持原則，以大局為重進行斗爭，又要注意團結，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決策上，采取協商態度，因勢利導，甚至作出必要的讓步。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關于“西路軍”的注釋中，肯定地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似有不夠確切之嫌，或者說容易引起讀者的誤解。因此在此提出與注者商榷。

二、西路軍失敗經過

從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軍歷經4個多月浴血奮戰，終遭失敗，經過如何？

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時刻把西路軍的安危縈懷心頭，怕其被敵隔斷各個擊破。11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詢問：“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的情形？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同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下決心西進。12日復電中央：“我們計劃第一步進占涼州、永昌，略作休整補充；第二步進占甘州、肅州，爭取年前接通新疆”。[17]因此，就戰略方向是東返還是西進，中央一再征求西路軍領導人的意見，絲毫沒有強加之意。這時，在11月1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在作的報告和結論中，明確指出，“紅軍行動主要是向東”，并指出：“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18]以上不難看出，決不是有人所說的是“中央軍委選擇了河西作為戰略方向”。[19]人大

西路軍貿然西進，11月15日占領古浪，18日占領永昌，21日占領山丹，進入甘北地區。11月16日至18日，九軍在古浪一帶同馬匪五個旅激戰，殲敵二千余人，我軍亦損失近半，撤出古浪。從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紅軍共殲敵五六千人，西路軍也減至一萬八千余人。這時徐向前認為，馬匪主力并未擊潰，紅軍有生力量日減，又無根據地，難以補充，是否冷靜分析一下形勢，以正確決定今后行動方向。但陳昌浩并未考慮這一正確意見，繼續按原計劃西進。

此時，河東形勢發生了對我有利的變化。11月21日，紅軍主力在中革軍委的正確指揮下，取得全殲胡宗南部一個師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敵對我之進攻。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其和平解決，我黨與張、楊公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又電西路軍，要其在永昌地區休整，伺機以主力東打，向駐蘭州的東北軍靠近，以便返回黃河以東。12月23日陳昌浩復電中央，認為接通新疆取得國際援助是目前“整個抗日陣線的迫切與極大要求”，西路軍雖已付出重大代價，但完成這一任務已無問題；如果東進，路程過遠，易遭敵騎兵截擊，“傷亡掉隊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達蘭州，至多只能起到鞏固蘭州的作用，策應主力行動其作用不大。”12月24日，中革軍委致電西路軍，指出：從整個戰略考慮，“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達到靜寧、會寧地區與東北軍靠近，并可有力推動時局發展。然而，陳昌浩仍然沒有認真考慮。[20]張顯然，中央軍委要西路軍東進，決不單是為了策應河東主力紅軍，更重要的是從整個戰略全局著眼，也是為西路軍免遭因孤軍深入，被敵隔斷并各個擊破的安危著想。而一再堅持西進，孤軍深入，不愿東返，則是陳昌浩所堅持的。怎么反說中央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缺乏長遠的戰略布置，致使西路軍的任務變得飄忽不定”？[21]

為了更清楚了解這段史實，不妨重溫一下這期間中央領導致西路軍的部分電報：

11月18日，毛澤東等復電徐、陳，強調：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進占去，紅軍回旋余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距毛炳文。同時，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揮員會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系……電報還指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偏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同時致電張國燾等強調河東紅軍“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22]

11月20日毛澤東等致電徐、陳，指出：“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23日又致電，指出：遠方（指蘇聯）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余部。如此方能從敵取得補充，方能予敵以重創，根本消滅其戰斗力，方能使敵知所警戒。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為此方能解決問題。”25日，再致電徐、陳：“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接著，該電又具體指出了戰勝敵人的八項軍事原則。“關于作戰方面：（一）集中兩個主力軍于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二）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敵后。（三）敵多，則以一部鉗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四）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干部以機宜。惟須十分注意蔭蔽，一切高級干部均應教育他們蔭蔽，避免無益犧牲。（七）估計不能勝利之仗不打。（八）總之，不打則已，打則必須有所繳獲。與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干凈消滅敵人一個團。望酌行之”。[23]這是打破敵包圍，戰勝敵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戰原則。這些作戰原則都已為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的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所證明。可惜，西路軍的前線主要指揮員陳昌浩等并未認真實行。

從這些電報，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三點：其一，黨中央極為關心西路軍的安危，擔心其被隔斷各個擊破；并且為盡力挽救西路軍免遭失敗，多次指示其行動方針，作戰的軍事原則，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原則以及著眼點放在建設根據地上；尤其強調，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其二，西進不僅自然環境不利，就是蘇聯也不支持，最好東進，至少也應保持東面的回旋余地；其三，河東、河西紅軍都應從全局出發，互相配合，互相策應；而不是單純一方策應另一方。試想，若是西路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動方針，軍事原則和政治工作去辦，每占領一個地方，應把著眼點放在“為創河西抗日根據地而奮斗”[24]上，會“付出極大犧牲，彈盡糧絕，兵敗祁涼”嗎？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勢變化，西路軍錯過東返時機，向西越走越遠，亦愈益不利，終招失敗。12月30日占領臨澤，1937年1月1日占領高臺。這里回漢雜居，人煙稀少，群眾基礎差，難以立足。紅軍只有消耗，而無補充。加之南靠祁連山，北臨沙漠和大山。部隊就在這幾十里寬的狹窄地帶。而陳昌浩把部隊從東向西擺成一字長蛇陣，分兵防守幾個支點，被動挨打，險入馬匪的四面包圍之中。當馬匪結全部主力來決戰時，西路軍亦采取以硬對硬，準備決戰。結果，當1月12日敵三個旅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圍攻高臺，我紅五軍團據城堅守待援，而援軍中途遭敵阻擊，大部傷亡，至1月20日，五軍團3000英勇健兒，雖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終遭全軍覆沒，軍團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壯烈犧牲。這一戰，實質是西路軍走向失敗的開始。此時，西路軍已剩下不到1萬人了，全部集中在張掖縣的倪家營子。黨中央獲悉西路軍危機，遂命劉伯承張浩組成援西軍，明確指示援西軍的任務是“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時，還通過政治談判，表示愿付重金，爭取“二馬”停止對西路軍的追擊，以救援西路軍。這本是鐵的事實，而有人卻全然不顧，說什么“西路軍正是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增加了我黨在談判桌上的份量”。[25]

2月21日，西路軍鑒于在倪家營子困守無望，遂決定回師東返，到達甘州山洞堡一帶。在此，擊潰追敵一個旅，全殲敵憲兵團800人。如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繼續東進，仍有擺脫困境，實現與援西軍會合的希望。然而，陳昌浩卻過高估計了這一仗的意義，認為敵我力量已起了重大變化，敵人的銳氣被挫傷了，要繼續西進，重返倪家營子，占領甘北。[26]致使西路軍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絕境。至三月中旬，西路軍幾近全軍覆滅，遭到失敗。

這時，中央利用統戰關系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干部、戰士先后回到陜甘寧邊區。

三、關于戰略方向的選擇

戰略總任務，戰略方針，戰略方向三者緊密聯系，辯證統一。其基本關系是：戰略總任務決定戰略方針，戰略方針是實現戰略總任務的保證；戰略方針規定戰略方向，戰略方向體現戰略方針。戰略方向選擇錯誤，就不能保證實施戰略方針，當然，也就影響戰略總任務的完成。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戰略任務是：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抗日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根據此戰略任務，1936年8月，黨中央提出的基本戰略方針是：逼蔣抗日，聯合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蘇聯，鞏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肅以東，根據此基本方針，中央又作了具體的戰略部署，其中“四方面軍占領臨潭、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盡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7]至9月，中央又具體部署了攻占寧夏的戰役計劃。其中，四方面軍主要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10月底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并明確指出：“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別強調，寧夏戰役是“對于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面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28]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復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寧夏方免此失”。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29]

張國燾從其分裂主義路線出發，表面上同意黨中央的戰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搗鬼，總想把四方面軍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獨立王國”，同中央分庭抗禮。因此，在戰略方向選擇上，在三支紅軍主力會師前，他企圖西進而反對北進；會師之后，張國燾又根本不顧中央的統一部署，擅令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出涼州”而“不愿出寧夏”，致使海打戰役計劃被破壞，寧夏戰役計劃落空；進而造成四方面軍主力分兵西進甘北，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考察西路軍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是真正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當然，西路軍的失敗，對于廣大西路軍指戰員來說是沒有責任的。同樣，這也是黨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歷史事實的結論。當時，西路軍廣大指揮員并不知道張國燾另有野心，還以為這是黨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揚地踏上了征途。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繼，英勇奮斗，同優勢的敵人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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