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國家與特權現象：略述早期蘇俄的平等實踐

李星

適逢文革四十周年，階級民主與官僚特權的話題，在泛左翼內部又趨熱烈。工人政權如何消滅不平等？毛左派鼓吹的文革實踐，是否真地擊中官僚專權的要害？對毛時代若干政策（如鞍鋼憲法和「四大」）的全方位分析，需另開新篇；本文僅記述早期蘇俄的平等嘗試，或有一定的啟發效果。筆者拋磚引玉，希望出現更深刻的研究與討論。

內戰時期：平等法令的頒布與演變

二十年代，俄國幣值隨著戰亂劇烈起伏，蘇維埃仍堅持出臺許多拉近工資差別的法令。十月起義不久，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規定官員工資上限為四百盧布/月（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1917年11月18日，列寧起草（獲通過）法令《關于高級職員和官員的薪金》，規定「人民委員無子女者每月最高薪金為五百盧布，有子女者每個小孩另加一百盧布；家庭成員的住房每人不得超過一間」1。1918年春，鐵路工人與彼得堡職員的平均工資降到282-510盧布/月，最高與最低工資比例為1:1.82。

俄共黨內引入「黨員最高收入限額」概念，黨員應向黨內互助基金上繳限額以外的收入。1924年的限額標準是175 盧布/月（冶金工人的平均工資），當時一般工人薪水約50盧布/月。1922年2月，列寧的薪水為4700盧布/月，比當時工人（含雜工）平均工資高37%。

內戰與工業崩潰讓社會生活快速失衡。混亂無序的戰時節奏、國際干預和境外革命讓蘇維埃、紅軍及黨官員流離四方，他們的食宿時常低于工人標準。內戰末期，俄共中央驚呼眾多骨干「不分晝夜地忙碌。地下活動、流放與監禁已讓他們的健康嚴重受損。（目前的生活條件）使他們精疲力竭，無法積極工作」3。目擊者告訴我們，1921年的「蘇俄要人們看來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馬。他們多數服裝不整，蓬頭散發，甚至年輕人也蓄著很長的胡須」4（張國燾）。持續饑荒的大背景下，向革命的領導核心——先進無產者——開放營養特供刻不容緩。

另一方面，工業瓦解、產業工人隊伍削弱及多數無產者文化落伍等因素，使社會生產的基層監控左右支絀難以為繼。革命領袖們坦率承認「無產階級領導下組織對產品的生產分配的全民計算監督方面，我們的成就大大落后于‘剝奪剝奪者’的領域」5（列寧），導致工人政權「被迫因襲舊的資產階級方式，同意對一流資產階級專家的‘服務’付給高報酬」6。平等的缺口打開了。

從食品配給、住房到教育：社會領域平等措施的變遷

配給領域

資產者的怠工，使十月革命后食品短缺價格飛漲。1917年11月9日，蘇維埃法令授權地方蘇維埃征用任何商鋪、飯店和倉庫，打擊囤積居奇。蘇維埃著手食品限價，開始推廣配給制。1917年底，一個蘇俄工程師即便享有最高工資，實際收入也僅等于工人最低工資的80%，因為后者的食品配給遠優于其他階層7。1918年秋，隨著內戰加劇，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居民被納入嚴格的配給系統——兩京所有居民分為三類（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無業者），相應分配標準為4:2:1；1920年4月，體力與腦力勞動者的配給比例調整為4:3。基礎科學研究的需求、專家重返企業管理層和高危繁重工種的特殊性等因素，催生了「特別配給」的范疇。1920年4月，蘇維埃出臺法令，規定對「有重大意義的國企的工人職員、高危職業工作者和高級專家給予特別配給」8；1921年10月，八千學者（以自然科學為主）被納入類似體系。

1918年底，各級蘇維埃及高層黨機關先后出現供應較好的「內部食堂」：以俄共中央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執委會為例，內戰后期它們的食堂保持了相對豐盛和廉價。高級干部的態度分化嚴重——有人拒絕任何附加待遇（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任斯基），有的硬挺著挨餓（軍委委員拉舍維奇）；有人心安理得笑納送上門的好處（加米涅夫），且不忘換個年輕老婆（加里寧）。至于中下層官員，他們中也出現「餓字當頭以糧為綱」的傾向。當蘇維埃給予紅軍戰士較高配給后，很快呈現「冒軍領糧」的現象：眾多肅反干部、軍工廠職工乃至黨團機關人員各顯神通掛靠到紅軍系統，只求多分些「糧草」。1919年9月，俄共及中央軍委被迫組建特別委員會，整頓軍隊配給的發放范圍9。

住宅領域

1918年1月，地方蘇維埃得到分配住宅的授權10，規定國企工人僅交納象征性房租11。1920年5月，工會開始與地方蘇維埃共同主持住宅分配。1921年9月，上述機構指定五類人有權享用更多住宅面積——國家公務人員；（工會認可的）自由職業者；紅軍高級指揮員；重要科研人員和原政治犯。稍后，這一特權擴散到廣泛的管理層和技術專家12。

以斯大林領導的民族事務人員委員會為例，65位中高干部近半數的住宅條件遠超一般工人家庭：一人進克里姆林宮（斯大林），八人住在特別劃撥的「蘇維埃大樓」（即高級宿舍），二十人分別搬進原上流住宅區的三棟小樓，三人「屈就」旅館的高級包間13。1923年9月，蘇維埃政府重申旅館無權驅趕長期入住的官員，哪怕后者拖欠房租14。

交通領域。

內戰使鐵路徹底崩潰。1918年11月，蘇維埃政權把手頭的軟臥幾乎盡數改為硬臥，以增大客容量。同時，財政、鐵路肅反人員、郵局職工、各人民委員會、軍委及工會負責干部保留乘坐軟臥的權利。與許多配額的使用實踐相仿，軟臥的利用范圍很快混亂不堪。1920年1月，中央政府下令完全禁止個人長期使用專列和軟臥。

同年，俄共中央指示莫斯科市委統計市內、州內所有黨員的物質狀況和住宅條件，以便「建立較均等的物質待遇」，尤其強調清查「負責干部配車的使用情況，杜絕該領域的浪費與無監督」15。

教育領域.

1918年8月，蘇維埃宣布高等教育向全社會開放。然而，鑒于師資設備極其有限，蘇維埃只能首先提高無產者的文化素質。1923年5月15日的《勞動》報提出高校招生應優先考慮工人和黨員16。同年高校恢復學費制。貧困工人、紅軍指揮員和高級黨務人員免費入學；無產者家庭的子女可享受低學費的待遇17。為杜絕入學舞弊，蘇維埃曾嘗試工廠推薦制、共青團推薦制等辦法，盡量幫助年輕無產者改善文化低落18。然而，1924年俄共的一份文件承認專家層——利用革命后悄悄重建的「人脈」——普遍讓子女享受免費名額19。

隨著蘇聯官僚蛻變的趨勢加快，專家、管理階層日漸公開地表達對「階級歧視」政策的不滿。1925-1927年間，學費雙軌制逐步取消，迅速導致相應的社會后果：1930年的統計表明高校學生的工農子弟成分約37，4%20，淪為「來自多數的少數」。

高薪、特權與官員腐敗

1918 年6月27日，全俄蘇維埃中執委出臺新的工資規定，各類「專家」的工資上限為1200盧布/月，人民委員為800盧布/月；同期工人職員的薪水下限為350盧布/月。1919年2月，專家的工資上限調至3千盧布/月，1922年最終達到6萬盧布/月。不過，貨幣貶值部分抵消了高薪的實惠。

1919年3月，27等級工資制開始實行。1920年3月，獎金制度死灰復燃；企業管理層也能領取獎金，引起工人的牢騷。官員特權小步溜邊兒，四出尋覓突破口。1918年內部補助制合法化21；1919年高級官員、企業經理與總會計師群體獲得自行決定工資浮動比例的許可；1922年10月，新訂的獎金制度允許向企業經理發放折合全年工資的年終獎；1923年1月，「特種個人工資制」正式亮相，專家層作為一個經濟因素站穩腳跟。1925年3月，全俄蘇維埃執委會決定對106種負責職務（蘇維埃、合作社、經濟、工會及其它）的工資進行分級；中央委員以下的干部被劃為7等，占據了17類工資的最上7類22。政權內部，軍事斗爭讓大批干部習于獨斷專行，也對標準以外的物質享受滋生興趣。衰弱的工兵農代表會無力遏止這一趨勢；工廠區和貧民區怨聲載道卻充滿灰暗情緒。

滿目瘡痍的蘇俄，上層掌舵者、殘存的先進工人與投身紅軍的進步青年吃力地試圖維持工人政權的主導原則。1919年1月，受權制訂工資標準的工會召開二大。發言中，工會領袖阿·洛佐夫斯基揭露莫斯科多數工人的薪金僅390盧布/月，部分專家卻可拿4500-5000盧布/月；他一針見血地抨擊這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廉價行政」背道而馳23。另一位工會活動家施密特如此評論專家的高薪制：「部分專家的工資明顯過高，等于鼓勵企業管理者作假（擴大高薪發放范圍）」24。

同年，俄共九大《致全黨同志書》談到饑荒使面包與珠寶等價，餓殍遍野之際卻存在「部分干部脫離群眾的政治病，這些人——有時整個領導集體——濫用特權……在無產階級政黨內散播分化、互相敵視的氣氛」25。1920年4月，工會召開三大，決議工資兩極的比例不得高于1:826。同年夏，俄共中央確認黨內干部分化：有些人「拒絕任何（附加物質）待遇，把一切力量獻給工作，不考慮自己前途也不關心個人健康」27，另一類干部充滿暴發戶氣息。1921年全俄蘇維埃八大召開，與會者痛陳蘇維埃「尚未與資產階級官僚政治決裂，又遭遇了——我們所稱的——社會主義官僚政治。現在我們遭受新舊官僚制度（病癥）的雙料折磨」28（季諾維也夫）。1921 年3月，俄共十大責成中央委員會和中監委「負起責任，與黨員濫用職權及物質優越地位堅決斗爭」29。1922年，俄國十一大決議《關于黨的鞏固與新任務》要求中央委員會「無情制止政權與經濟機關的‘黨員’干部利用職權聚斂財富的行徑」30。

細心的讀者，或許察覺到蘇俄政治基調的變化——「黨」、「中央委員會」與共和國軍委會自信挺胸地發號施令「負起責任」，工人代表會、工廠委員會和士兵委員會怯生生地退避三舍，等待政治局的新決議。各地的破落工廠區時而響起零落的怒罵聲，卻少有回音。1921年4月4日，彼得格勒「速動」機械廠召開工代會。發言中，一位工人代表公開指斥領袖們忘了本：「當年布爾什維克是革命者，大家跟著你們走，心甘情愿犧牲在內戰前線。如今你們跟法國總理英國首相那幫玩意兒成天開會，跟我們（工人）斷了聯系」31。

工人的反應：政治淡漠與遲到的抗議

所屬階級的不滿——哪怕僅是無言的敵視目光——讓革命先鋒們如刀刺背。1920年9月俄共九大上，列寧執筆的決議草案提出「制訂較精確的實際準則掃除不平等（生活條件、工資水平），亦即專家、負責干部與群眾之間的不平等；這類不平等違反工人民主制，也是黨的瓦解與黨員威信下降的源頭」32。可嘆的是，決議僅頭痛醫頭地禁止職業官員收取外快（特種工資、獎金和加班費），看不到革命正讓洶涌的逆流推偏方向。至于蘇維埃的階級基礎，內戰、工業蕭條與黨內特權的夾擊下它趨于崩解。

1920年9月，俄共中央的一份報告承認「克里姆林宮的特權現象極其尖銳」33，提出組建獨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查清克宮干部群體的工作生活狀況，確定現存特權的實際范圍，把它們——由于無法立即全部撤消——限制在統一框架內。使每個黨內同志了解情況以澄清流言，因為滿天飛的流言歪曲了實情」34。一年后，第十屆黨代會的中央政治報告指出，對個別干部的特供「初期得到全黨理解，被承認是完全合理的措施，未引起任何非議。隨著特殊措施的廣泛傳播……黨內外都出現斥責之聲，抨擊（繼續）擴散類似措施的做法。黨內反對派的出現，主要來自——有時下意識的——反對高層特殊化的情緒」35。

每出現反特權的聲音，總有若干決定出籠。1924年5月，最高工資有所削減；1926年12月，出臺了獎金限額標準；累進稅的實行，限制了高收入者的貨幣積累。但皮毛措施無力遏止國家的官僚獨斷蛻變。也就是說，社會分化的趨勢會繼續下去。

一度走在世界無產者前列的俄國工人為革命灑盡鮮血，又讓赤貧壓彎了腰，思想狀態倒退至早期工運的經濟斗爭水平。1922年11月，彼得格勒一家冶金廠的會議上，出現了階級與先鋒「當面對質」的戲劇性場面。一批（一個？）工人以匿名便條質問報告人——蘇維埃共和國軍委會主席托洛茨基：「我們嚴肅地問您，托洛茨基同志，工人到底要看著自己和孩子們破衣爛衫光腳走路到猴年馬月？！請坦率地告訴我們，什么時候工人能活得像個人？什么時候我們能穿戴整齊，而工人的孩子不再光屁股？」36。最后，質問者請托主席為廠里的職工配發靴子，以參加十月革命節的游行。當眾宣讀便條后，托洛茨基回答道：「無產者需要也完全應當為自己的勞動索取報酬，但工人無權為自己的英雄主義索要報酬。共產黨不能接受有償游行者。這類要求是以奴隸的身份提供服務，而非覺悟的無產者」37。

托洛茨基的回答，清晰展示了蘇俄工人政權所處的尷尬位置。它的階級基礎饑寒交迫，正為靴子、襪子、肉湯和白糖操心；它卻面臨擊退有產包圍、拓展國際革命的歷史任務。內戰后，工人政權盼望自己仍能看到萬千覺悟的無產者，嚴酷的生存現實卻喚醒了工人的奴性與狹隘心理。七年后，與托同志一道奮力阻擋蛻變濁流的另一位革命領袖冷酷地寫道：「（干部）丑聞浪潮里，最醒目也最可怕的地方，是群眾的消極情緒（黨員的消極程度比一般群眾更甚）。聞所未聞的官員專橫早讓工人看在眼里，后者卻仍保持消極。出于對權力的恐懼或政治冷漠，工人們毫無反應或局限于不滿的嘟囔」38（原烏克蘭蘇維埃主席赫·拉科夫茨基）。

零碎的經濟罷工四處冒頭，遭到國家機器的遲鈍阻擋。1924年，列寧格勒港口發生要求加薪的碼頭工人罷工，28個工人立即被捕。其他工人在市內企業串聯后，發生連鎖罷工。很快被捕者得到釋放，工資標準上升50%。隨著官員專斷的泛濫，政治自由——包括工人結社自由——日漸稀薄。1928年12月，全蘇工會代表大會召開。發言中，老資格列寧派工會領袖葉·托姆茨基堅稱「不能允許工人一方與工程技術人員一方有過大的工資差別」39，卻不敢揭穿一個事實：工會早已喪失自主斗爭的權利，談何保衛日常利益？

托姆茨基講話的前幾個月，列寧格勒州政治保衛局（格柏烏）介入了紡織業的連鎖罷工。內部報告中，保衛局干部指出1928年4月10日「豪圖林」紡織廠罷工的起因是「工資下跌和管理層對工人的粗暴態度」40。就抗爭工人的組織程度，報告說「罷工純系自發，于毫無組織的基礎上發生」41。罷工者約2800人，包括260個黨員和500個團員（「團員最積極地參加了罷工」42），領導者是工廠委員會成員果洛文（黨員）和老工人費多洛娃，主要口號是「我們不反對蘇維埃，我們反對歪曲上級指示的個別黨員干部」43。值得一提的是，蘇中等國工人后來盛行的自我安慰（「歪嘴和尚念經」）與「找中央」的期待心理，上述口號里已見端倪。在其它紡織廠，黨團員也積極卷入罷工——「工人」紡織廠的罷工有6個黨員和17個團員參與，「納根」廠的罷工者包括8個黨員和10個團員。官員們的第一反應是無情鎮壓——由于群眾持續怠工，「納根」廠支部書記提議格柏烏逮捕為首的女工；「列寧紡織廠黨委書記、‘豪圖林’工廠廠長及廠黨委宣傳部長都要求我局采取行動」44，報告寫道。

二十年代末，隨著俄共黨內左翼反對派的失敗，官員們日益囂張地把大棒揮向工人。1930年，鐵路管理層獲準對「違反生產紀律」的工人處以行政拘留；工作證制度把整個工人階級趕入官方的隨意監視與調遣系統之內。官員特權的范圍、程度和厚顏無恥地勁頭得到極大泛濫，僅工會機關的干部特供即細劃為數十等級，「不僅深化了不平等，也為沿著官僚階梯向上爬創造了更多動力」45。

三十——五十年代：等級欺壓的盛宴

1926 年，左翼反對派怒氣沖天地譴責「今年第二季度，企業干部工資從98,38盧布漲到101,42盧布，工人工資卻跌至51,44盧布」（托洛茨基）。假設托同志當時預知十年后的景象，怕要驚歪了嘴巴。雖說「黨內最高工資限額」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才最終廢除，但早就不具備對中上層的起碼約束力。1935年，位于收入金字塔底層的蘇聯雜工（清潔女工、守門人）與高級工程師的收入差別高達1:20。1937年，一般工程師的工資達到1500盧布/月，廠長/經理達到 2000盧布/月；與此同時，普通技術工人的薪水僅200-300盧布/月（最低工資115盧布/月）。

二戰結束后，社會不平等毫無改觀。耀眼的勝利，極大提高了蘇軍軍官團的政治-社會特權。按照有關規定，陣亡列兵的家屬能收到52,5 ——240 盧布/月不等的撫恤金；陣亡上校的家庭終身撫恤金卻優厚許多，可達1920盧布/月46。國家意志下，多數工人繼續承受社會犧牲的主要重負。1951年，莫斯科清潔女工的毛收入約300盧布/月，高級技術工人（比如高爐第一爐前工）工資約3千盧布/月，普通工程師則有5千盧布/月可拿。1952年4月召開的莫斯科經濟會議上，盡管外國代表團具有強烈親蘇傾向，卻窘困地指出以下事實：按照他們的數據，蘇聯普通卡車司機月入700-800盧布，中央大部的經濟科長月入2500盧布；至于首都大廠的管理高層，則普遍月入7000-8000盧布或更高。與上層的奢侈相比，一般蘇聯群眾的貧困乃至赤貧狀況，直至六十年代后期才有較大改善47。

回到起點：零散的思考

隨著蘇中陣營的覆滅，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共運已崩解星散。前途何在？泛左翼內部意見繁雜。有人接受和消化了獨斷官僚的意識形態神話，斷言社會革命「其實」也是權變和交易的產物，工農大眾無外是「我們」上臺所需的騾馬，森嚴等級更是理所當然。說得形象些，這些與階級解放距離遙遠的「左翼」忙于在死亡中尋找生命，難怪他們對現實斗爭一籌莫展。也有些同志提出今后的工人國家應推行「無產階級多黨制」，形成制衡；但馬列先賢早已點明「假如工人階級不懂得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力，以便無阻礙地落實階級專政和（對社會生產的）控制，再完美的蘇聯憲法也回天無力」48（拉科夫茨基）。說到底，只有保持階級組織的活力和韌性，無產者才能把自身政權的異化局限在可控范圍內。

站在前人的白骨與肩頭上，今日的無產者至少可察覺蘇俄政權的幾點主觀錯誤：

他們對保護階級專政的核心——先進產業工人群體的意義缺乏理解；舊秩序可「批發」生產有產世界的克隆衛士，革命工人及其階級覺悟卻是群運高峰的一次性結晶。只有百倍愛惜這筆物質財富，才能在新秩序大量誕生「新人」之前堅持頂住社會思想的逆流。正因如此，蘇俄蛻變的真正起因并非「資產階級專家」及其高薪，而是賴以存在的階級核心遭到徹底摧毀。

另一方面，革命領袖們機械地以為各類「老左派」總比新手可靠。其實，老字輩或許經驗和知識多些，但戰士氣質往往在漫長的消耗戰期間損失凈盡，傾向于跟既有環境達成妥協。征服舊世界所需的第一素質，是對革命原則的無限忠誠（哪怕跡近迂腐）；「愚魯」的熱血少年，遠比犬儒氣息的老社會主義者值得工人政權依靠與信賴。

當工人政權的第一簇綠葉發生枯黃，列寧告訴自己的階級：「不要掩蓋我們的錯誤弱點，而要及時做完未完成的事。用高薪吸引資產階級專家是對公社原則的背離，如果對群眾隱瞞這一點，就是墮落到資產階級政客的水平，就是欺騙群眾」49。21世紀初的無產者有待泅渡寬廣的斗爭之海，必須直面現實，我們才可做完先輩未完成的事。

PS：

題目太大，草草收尾。拋磚引玉，勉強可用。

1/超過三千盧布的工資額，由各人民委員部的部務委員會規定，同時通知勞動人民委員和國家監察人民委員，并呈報人民委員會批準。
2/各人民委員部務必在一周內提出月薪超過三千盧布的所有職員的名單。
3/各人民委員部務必在一周內提出必須付給三千盧布以上的高級專家和杰出組織者的名單。
各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應當說明每個人的情況：1/保證他是某一方面的高級專家；2/他擔負著或能夠擔負哪一項杰出的組織工作。
4/在6月15日按三千和三千盧布以上的標準領薪的，將僅限于其工資額已為人民委員批準的人員。
5/人民委員會批準工資額的期限，從報批之日算起，不得超過一周。
6/報告人為列寧和克拉辛。
7/阿瓦索夫務必在明天（5月24日）想人民委員會呈報有關支付三千盧布以上工資（但不是給高級專家的）的提綱或原則。請用打字機六、七架。

《列寧文稿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最初載于1945年《列寧文集》第35卷 按手稿刊印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五版第38卷第381-382頁）
1 《列寧文稿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最初載于《列寧文集》第21卷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五版第35卷105頁）
2 Wollenberg E. The Red Army. Lnd. 1938, p. 183.
3 X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 1963. С. 801, 802.
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四篇「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第三章「莫斯科與列寧格勒」

5 1918年4月列寧「蘇維埃的當前任務」
6 同上
7 PROCOPOVICZ S. N. Histoire Economique de 1'URSS. P. 1952, p. 386.
8 PROCOPOVICZ S. N. Op. tit., p. 387.
9 1922年底，實物配給制得到最終廢除。
10 MATTHEWS M. Soviet Government. Lnd. 1974, p. 28.
11 標準為每5平米交1%最低工資。
12СУ, 1922, с. 349.
13Справочник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по делам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 М. 1921.
14СУ, 1923, с. 741
15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1. С. 2, 3
16ШИШКИН С. Н. Права учащихся и учащих. М. 1925, с. 55.
17 無產者家庭子女與非無產者家庭子女的學費比例大致為1/8。
18ШИШКИН С. Н. Права учащихся и учащих. М. 1925, с. 55.
19ШИШКИН С. Н. Ук. соч., с. 53.
20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М. 1934, с. 12, 77.
211918年6月的相關法令隱晦地做到了這一點。內部補助包括「最低生活標準」補助、長期工齡的獎勵、住房與食品補貼、加班與兼職補助、出差補助。這些補助也照顧了部分工人，但為官員的物質特權提供了落腳點。
22ДАНИЛОВА Е. Н. Действующе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о труде. М. 1927. Т. 1, с. 358.
23 KAPLAN F. I. Bolshevik Ideology and the Ethics of Soviet Labour. Lnd. 1969, p. 344.
24 同上
25 IX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Протоколы. М., 1972. С. 338.
26Декреты, Т. Ш, с. 552.
27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1. С. 2, 3
28VI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 1921. С. 217.
29 X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рв). С. 564.
30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т. 2. С. 507.
31С.В. Яров. Горожанин как политик. Революция, 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 и нэп глаз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цев. СПб, 1999, с.207
32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41. С. 293.
33 《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6. С. 2.
34 《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 (б)》 1920. № 26. С. 2.

35 X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М, 1963. С. 801, 802.
36 全文見附件二
37 同上
38 「Письмо Х. Г. Раковского о причинах перерождения парт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1928年8月2日 Астрахань

39СУ, 1919, с. 206, 490; 1920, с. 231.
40《1928年4月8日列寧格勒州政治保衛局（格柏烏）全權負責人向州委書記基洛夫的報告》Архи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фонд 6276, опись 272, дело 6, листы 9-13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同上
44同上
451930年19期《反對派日志》「工會干部的來信」

46И. И. Евтихьев, В. А. Власов《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право СССР》
47以食品為例，1930年的白面包（公斤）白糖（公斤）鞋（一雙）分別是6戈比、60戈比、25，30盧布。1935年則分別漲到一盧布50戈比，4盧布50戈比，100盧布-120盧布，即分別提高了2500% 、800%、400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0. Д. 272. Л. 9-13）。以住宅為例，1939年，32%的城市住宅無上水，38% 無下水道，92,7%無煤氣，54,7%無集中供熱。
48 同注釋38
49 1918年4月列寧「蘇維埃的當前任務」
50《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91. N 3. С. 146-147.

51 1922年11月5日《Рабочая Москва》「Тов. Троцкий на заводе "Красный пролетарий」(б. Бромлей)。刊登時疑似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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