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魯迅先生的“北平五講”
　　
木將

　　
　　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曾經到北京(當時叫北平)作過五次講演，那就是有名的“北平五講”。我曾有幸聽過他的講演，也看見了講演所引起的軒然大波。
　　
　　所謂“北平五講”，是與“上海三噓”并提的。
　　
　　“北平五講”，是先生于七天內在北平五個大學的講演。據現在的記載是：在北京大學講《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在輔仁大學講《今春的兩種感想》(以上均為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女子文理學院講《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二十四日)，在師范大學講《再論“第三種人”》(二十七日)，和在中國大學講《文藝與武力》(二十八日)。這五篇講演，前兩篇經先生修改收集在《集外集拾遺》里，其余則全遺失了。據先生說：“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想來，許是當時聽講者將筆記整理印出的，現在也找不到了。北平五講之后，上海方面就盛傳先生有《上海三噓》之作。所謂“噓”，就是輕蔑、鄙視地以口作聲的驅逐，如“噓狗”。據先生說：“那時是在一個飯店里，大家閑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實際“三噓”并沒有作，“走散了就算完結了?！?見《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但這傳說的“三噓”已經使一些舊世界的“沉滓”們惶恐萬狀了?！拔膲∝湣薄⒆允鬃児澐肿訔钸椚?，就曾誠惶誠恐，請求先生不要“噓”他。至于實實在在的“五講”對當時社會的震動，就可想而知了。
　　
　　提起“北平五講”，我就想起了那個紛擾、混亂、苦惱的年代。
　　
　　頭一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陷了，北平就站在了國防的最前線。這年春天，南方的上海日本侵略者又發動了“一•二八”戰役，全國陷入了緊張與悲憤里。北平的反動思想界、文化界，同全國反動的思想界、文化界一樣，是烏七八糟，一片混亂。有人打著“新史學”的招牌，揚言經過確鑿的考證，證明岳飛是“軍閥”，秦檜是“能臣”，金兵南下完全是赳赳武夫的岳飛不明大局引起來的，而且把這種“見解”寫在教科書內，到處宣講。有人又說根據新的史料，證明“五四”時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打是“冤枉”了的，他們三人都是“盡忠謀國”的。文化界還成立了“東方文化協會”，專門組織“專家”、“學者”為日本帝國主義寫稿，只做五百字的中國古書提要，就可以得三十元錢的酬勞；還專門組織青年利用寒暑假到日本旅行參觀，旅費完全由日本人出，足吃、足玩一個月，回來時每人還送一套西裝。這些人都大談日本文明，日本尊重文化，日本富強，宣揚民族自卑感和“中日親善”。各大學的課堂上，出現了日本的特務學生。街頭上出現了日本浪人。市場上到處都是日本貨。還有專門為毒化人民而設的煙、酒、賭、娼窟的“大旅社”、“大同社”。日本的憲兵可以在市內逮捕任何人，而政府的文告卻寫著“侈言抗日者，殺！”。
　　
　　現代評論派的“學者”和“作家”，這時也大肆叫嚷著：
　　
　　“發現一個字的古義，如同發現一顆恒星?！?BR>　　
　　“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BR>　　
　　他們也談文學，但談古不談今，“為藝術而藝術”。
　　
　　在這里，我想起楊沫同志在《青春之歌》里所創造的余永澤這個形象來了。一點也不錯，有些人為了吃飯、職業和向上爬，都拜倒在“我的老師”、“我的朋友”胡適的腳下。
　　
　　知識的渴望，人生的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國家的前途，……縈回在青年們的腦際，成為青年們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我們就在這種氣氛中生活著。有的在“新史學”里鉆了一通，有的游泳在“國故”里看不見彼岸，有的沉浸在“東西哲學”中，有的在研究康德、杜威和白壁德。鉆著鉆著，感覺到不是味兒了，大家懷疑起來了：我們究竟是在干什么呀？！
　　
　　就在這紛擾、混亂、苦惱之中，我們記起了先生。先生的出走廈門，先生的轉戰廣州，先生的戰斗在上海，更增加了我們對先生的信任。“該回來看看你拋別已久的學生們了！該看看你工作過戰斗過的北平了！”我們都在心頭默念著先生?！?BR>　　
　　而先生，就在我們默念中來到北平了！
　　
　　應該感激黨的安排。先生的來到北平，先生的幾次講演，都是在黨的有計劃的組織之下，在先進的人們的期望和保衛中進行的。使我們感激的是，在我們困頓中，先生伸出了同情的援助之手；他每次的講演都那么及時，針對時弊，繞過了反動派阻攔和破壞的暗礁，閃耀著無產階級崇高的智慧和藝術的光彩。五次講演合起來，真可說是一部輝煌不朽的政論。
　　
　　遺憾的是，這五篇講演辭，現在只剩下兩篇了。但，即使只這兩篇，也充分體現了“五講”的鋒芒，顯現了屬于“我們的”的驕傲。
　　
　　《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是第一次講演。在這個講演里，先生概括地從本質上揭露了反動的文化界、思想界和學術界的“學術研究”、“整理國故”和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派的騙人的勾當。他明確地告訴青年，歷代的反動統治階級都有供他們自己利用的反動文學，即“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那些忠順的臣子和奴仆，總是要為主人效力的，倘若無“忙”可“幫”，他們就要“幫閑”。無論“幫忙文學”或“幫閑文學”，它們的實質都是“官僚文學”。這就使我們認識到那些反動的“學者”們原來向我們推薦的是這種貨色，我們深深地知道，我們是上了他們的當了！
　　
　　但是，根據先生的意思，問題不在于過去歷史上有這種“官僚文學”，重要的是這種流毒當時還大量存在，并極為猖獗，“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來”，例如所謂“為藝術而藝術”者便是。先生指出，提出這樣主張的人是毫無反抗性的，“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而其實質，是維護反動統治階級的。經先生揭穿了這些“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者們的卑鄙下賤的肺腑，使我們明白了：先生所講的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關于青年們的道路問題。
　　
　　必須承認，象胡適們所散布的“整理國故”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讕言，象余永澤這一類型的人所走的可恥道路，當時對青年們來說，是有其欺騙性與麻醉性的，這是我們進步道路上的一個重大的障礙。聽了先生的講演，我們很多人都如夢初醒，回到現實的土地上來了。我們過去是一直在欺騙和蒙蔽中生活。先生的講演，使我們清醒過來，幫助我們重新考慮應走的道路！
　　
　　走什么道路？因勢利導，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先生又作了第二次講演。
　　
　　《今春的兩種感想》是講的青年應該走怎樣的道路。但他不直接提出這個問題，他從側面迂回著講，講兩種感想；這兩種感想你聽懂了，那么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你自己就可以作出答案來了。這兩種感想是：第一，他說青年們做事太不認真，凡事說說算了，而不認真去做。因為不認真去做，所以要吃虧。于是他舉出抗日問題作為例子，說他們成立了許多“抗日團體”而“并不一定抗日”，成立了“學生軍”，也只把操衣“放在家中”，并不操練，然而一旦被日軍查出，卻是“必定要送命”的。這是一層意思。更進一層，他指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另外那些人身上。但他不這樣說，他只是說他們也太不認真。我們知道，青年人太不認真，是認識不清，另外那些人太不認真，這就是欺騙了。用先生的話說：“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么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為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相，后天又談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來了。”把這兩層意思合起來，另外那些人不可靠，可是青年人自己又太不認真，那么該怎么辦呢？這里先生沒有直說。但是我們都在心下明白，那就是：一，要堅持在國防最前線，堅持抗戰；二，要“韌性”地同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包括國民黨反動派斗爭下去。在這里我們看見了自己的道路了。第二種感想是：“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边@是指示青年們要注意現實，要參加現實的政治斗爭。但先生又不直接說，先生只講我們有兩種缺點，就是：“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關于這，先生有許多闡發。我們從這些闡發中又看見了自己：我們有些人只對自己身邊瑣事有興趣，再不就談什么巴黎倫敦，月界天邊，宇宙哲學以至于靈魂有無等等，而對于社會問題，卻不注意。這就是我們的致命弱點。怎么辦呢？先生沒有直說，但每個人都可由此作出結論，那就是：注意社會問題，參加現實社會的斗爭！而這，同上一篇講演，就接了榫了。
　　
　　《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揭破了當時北平學術界的誑騙，指出他們的主張是麻痹青年，壓制青年，要青年脫離現實社會和斗爭，好讓日本帝國主義來宰割?！督翊旱膬煞N感想》則進一步指出青年要同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中外反動派堅韌地斗爭下去，這就是先生常說的要把它們“一口咬住”，同它們“韌性”地周旋下去。
　　
　　這就是我們對兩篇講演的理解。
　　
　　其他三篇講演，也都是這樣地一步一步由淺入深，同時又是藝術地為青年們作出了誠摯的、中肯的指引。
　　
　　我們從這些講演里認識了敵人，認識了北平反動學術界的真面目，認識了我們應該怎樣讀書，怎樣作人，也重新認識了自己。走什么道路，已經提到了日程之上，每個人開始為這個問題思索了。我們看見了祖國大地的淪亡，我們感覺到自己是輾轉在這危城而不自知。我們悲慟，我們憤激，我們流出了激動的熱淚。好像有一個強有力的聲音在召喚我們：“青年人，起來！起來！”
　　
　　七天，僅僅是七天，北平青年的心，有如烈火一般燃燒起來了！
　　
　　在輔仁大學的講演，我是聽過的。那是一個寒冷的下午，大約三點鐘以后了，一個同學悄悄告訴我，要我去聽一個講演，我沒問講演人是誰，便同他一起去了。我們匆匆向輔仁大學走去。路上，不時碰見和我們一樣的三三五五的青年人。到輔仁大學的大禮堂時，那里已經坐滿了人。屋子里沒有生火，很冷，只聽見有人咳嗽，但沒有人說話。靜極了。，這樣的氣氛使我感到溫暖。一下子好象全屋子里的人都親近起來了。這是反動派長期施行
　　
　　政治高壓的結果。當我知道講演的是先生，并且當先生出現在講演臺上的時候，大家都激動起來了。但人們都了解北平是什么地方，這是什么時候，大家又為先生的安全耽心起來。先生的活動，當時的反動政府是不許可的，因而這個激動不是歡呼，也不是掌聲雷動，而是把全身心都集中在眼上和耳朵上，注視著先生，聽著先生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
　　
　　先生穿著一件灰樸樸的長袍，和在相片上所見到的一樣，短發直直地立著，留著胡子，臉是蒼白和瘦削的，沒有笑，堅定地站在那里，兩眼平和地看著大家。他不是叱咤風云、鋒芒畢露地口若懸河，而是聲調平緩地在講話，象年老的長輩為孩子們講滄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這些講演，深深地刻印在我們的心里，我們看見先生鐵鑄似地站在北中國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眾的反抗風暴中，愈久彌新。
　　
　　講演只一個鐘頭便結束。當我們離開輔仁大學大禮堂時，我看見一群群一簇簇的青年人都來了。他們都是聽說先生來講演，臨時沖出學校趕來的。
　　
　　“魯迅先生講完了嗎？”
　　
　　“魯迅先生到哪里去了？”
　　
　　他們急促地問著，深為沒聽到先生的講演而悔恨著。從這天起，北平的青年都知道先生來到了，他們毅然沖破了反動當局的封鎖，追隨在先生的周圍，談論著先生的講演，而先生也就成天忙碌地生活在群眾之中了。
　　
　　這以后，先生的每次講演，會場都被青年人圍得密密層層，風雨不透，反動軍警也被青年學生們趕跑了。尤其在師范大學講演的一次，更為出色。這個講演原打算在風雨操場舉行的，但因為人來得太多，臨時改在大操場。不久，大操場又容納不下了，靠近大操場的教室大樓、巷道、宿舍、院子，以至校門，都站滿了人。后來，連整個師范大學所在地的和平門外、南新華街，都擁滿了青年人，使交通都斷絕了。同學們都要聽先生講話，但聽不見。聽不見，看看先生也好。但又看不見。先生講過后，大家你推我擠，有的要看看先生，有的拿著紀念冊請先生題字留念：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一片青年人的海洋！一片人聲的波濤！
　　
　　北平城里的反動政府和它的文化界，呈現出一片惶恐和緊張。記得有一次，同學們在北大三院集會。胡適忽然來了，他和往常一樣，威風凜然地說：“不要胡鬧！”但不約而同，一個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口號發出來了：“打倒胡適！”他只得夾起尾巴逃走了。
　　
　　這以后，由于黨的積極領導，由于先生的啟示，廣大青年學生從欺騙與蒙蔽中驚醒起來，向著進步和革命的方向轉變。在“一二•九”運動中，很多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和先生的教導分不開的。
　　
　　我們常懷著無限感激之情，思念魯迅先生的“北平五講”，感激他在那樣恐怖的氣氛中，親臨危城，為我們解決思想上的困惑，啟示我們應走的道路。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于西南師范學院
　　
　　(原載《四川文學》一九六一年十月號)
　　
　　原載《魯迅回憶錄》第一集，1978年1月第一版，上海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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