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當和事佬 尼赫魯玲瓏兩顧
迎子弟兵 周恩來酣暢一醉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毛澤東《七律•到廬山》

　　戰爭結束了，斗爭還沒有結束。
　　停戰協定簽署6天后，艾森豪威爾挺仗義的把那份預支的甜點心給正在失落中的李總統兌了現。
　　8月3日，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來到漢城，與李承晚會談并簽署了《美韓共同防御條約》（草案），條約規定：

　　每一方都承認，在太平洋地區對締約的任何一方的進攻，無論是對目前各自管轄下的領土的進攻，或是對以后締約的一方承認為另一方合法管轄的領土的進攻，都是危及了它們自己的和平與安全，因此聲明，它將按照它的憲法程序采取行動以對付共同的危險。
　　……
　　大韓民國給予美利堅合眾國在雙方共同商定的大韓民國領土以內及其周圍部署美國陸海空軍部隊權利，同時美利堅合眾國加以接受。

　　同日，杜勒斯和李承晚還發表聯合聲明，聲稱，如果在政治會議舉行90天以后，由李承晚統一朝鮮的目標還不能達到的話，“我們將準備共同退出會議”。
　　8月7日，美國邀集參加朝鮮戰爭的“聯合國軍”成員國一起，發表了一個聯合宣言。宣稱如果武裝攻擊復起，“我們將再度聯合起來迅速進行抵抗”，而屆時“想要把敵對行動局限在朝鮮邊界之內，十之八九將屬不可能”的。
　　這個聲明屬于那種架打完了再擼胳膊挽袖子拍胸脯打包票的扯淡，這一點，參加這個宣言的簽署者們其實心里都清楚明白。
　　他們是再也不會回到這個該死的戰場上來了。
　　就連倫敦的《觀察家報》也發表評論說：“看來奇怪的是：對于李承晚的公開威脅，聯合國都一直保持那樣完全默不作聲的態度，然而對于這種純屬‘臆測的情況（如果武裝進攻復起）’，倒是毫無必要地表現得如此好戰。”
　　然而李總統不會這樣想。
　　李總統孩童般的自尊心很快就從這些許得過于輕松的諾言中得到了滿足，覺得自己腰也壯了許多，那“北進”的口號又開始掛在了嘴邊了。
　　8月14日，李承晚在漢城發表演說，底氣很足地說：
　　“我們希望并且有決心在可能最早的時候北進。”
　　你進就進唄！
　　可他還要煽乎美國人：
　　“我相信美國會恢復戰斗，以便完成共同目標。”
　　美國人對此表示了莊嚴的沉默。
　　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美國人失落的心境只好在戰俘遣返問題上去尋找補償。
　　停戰協定簽字后，雙方開始按預定程序解決戰俘問題。
　　7月28日15時15分，朝鮮戰爭軍事停戰委員會在板門店舉行第一次會議，代表中朝方面參加“軍停會”的首席委員是朝鮮人民軍李相朝中將，委員是朝鮮人民軍的樸一莫少將和崔龍漢少將，以及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丁國鈺、柴成文；“聯合國軍”的首席代表是美國陸軍少將勃里安，委員為泰國陸軍少將開特卡契恩、英國陸軍少將白斯汀、美國空軍準將恩德希爾和美國海軍少將門登豪。
　　在這次會議上，雙方商定成立由中朝方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學崇上校和“聯合國軍”弗萊斯達夫上校、畢陶夫上校、艾德瓦茲上校組成的戰俘遣返委員會，并決定，從8月5日起，開始遣返戰俘。
　　8月1日，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成立。
　　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布茉希中將、波蘭的翁格洛夫斯基少將、瑞典的格拉夫斯特魯少將和瑞士的萊納少將。
　　李承晚的情緒總算得到了某種平復，情緒也上來了。
　　8月3日，聯合紅十字小組組成，并簽訂《聯合紅十字小組工作協議》，經遣返委員會同意后，他們分成南北兩組由板門店出發，去訪問雙方的戰俘營。
　　8月5日，雙方開始交換堅持遣返的戰俘。
　　一群群在碧潼戰俘營養得肥肥胖胖的“聯合國軍”戰俘興高采烈吹著口哨，揮舞著雙手與中朝方俘管人員告別，踏上了歸途……
　　一隊隊骨瘦如柴面黃肌瘦卻高擎著國旗昂首挺胸歸來的中朝戰俘走過分界線，一頭撲進親人們的懷抱，失聲痛哭……
　　9月5日，美步兵第二十四師師長威廉•迪安少將也被遣返回國，行前，體重增加了30多磅的他高舉著大拇指用漢語高呼：
　　“中國人，頂好！頂好！”
　　在行前與中朝方人員的告別宴會上，迪安將軍喝得酩酊大醉，他拉著中國代表和朝鮮代表的手說：
　　“愿美國和朝鮮和中國永不再戰！”
　　迪安將軍酒醉心明白，這仗，可千萬不要再打啦。
　　他對采訪的記者說：
　　“我感到越早離開這個地方越好，征服朝鮮是一個沒有希望完成的任務，沒有希望實現的使命，沒有希望達到的目標。”

　　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一八０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也在這一天遣返歸來，在一年多的戰俘生活中，他沒有穿過一天敵人配發給被俘高級軍官的皮靴，始終穿著一雙縫了又縫的破膠鞋——因為那是從祖國穿來的鞋。
　　近一米八的個頭，體重只剩下80多斤，而立之年竟謝了頂。
　　可以想見他在戰俘營中是怎么生活的。

　　迪安將軍回國后晉銜中將，并升任美第六集團軍副司令官，1955年退出現役，安享晚年，1981年逝世。
　　吳成德回國后受到開除黨藉的處分，并和其他經過英勇斗爭返回祖國的志愿軍戰俘們一樣，長期受到了不公正的處理和歧視。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關于志愿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復查處理意見》后，經過全面復查，他們的政治榮譽才得以恢復。
　　然而這已經過去了整整27年。

　　進行這樣的對比對筆者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的煎熬。
　　他們為祖國的利益而戰，不僅僅是在戰場上；他們為祖國的尊嚴而戰，不僅僅是在勝利時！在槍炮、棍棒和坦克包圍中、在美蔣特務肆虐橫行殺人如麻的暴力威脅下，他們卻在集中營升起了祖國的旗幟并前仆后繼地為之付出了重大的犧牲，這個事實，已經綽綽有余地證明了他們不愧是祖國英勇的兒女。這難道還不夠嗎？難道在飽受敵人折磨之后，他們還注定要飽受自己同胞的歧視，受到歷次政治運動的折磨與摧殘嗎？
　　他們從煉獄中沖出來，卻注定還要接受煉獄的灼烤。
　　這實在是讓親者愈痛，仇者愈快。
　　太痛心啦！

　　9月6日，雙方直接遣返的戰俘交換完畢。
　　中朝方面交給“聯合國軍”的戰俘為：美軍戰俘3 579名，英軍戰俘945名，土耳其籍戰俘228名，菲律賓籍戰俘40名，加拿大籍戰俘30名，哥倫比亞籍戰俘22名，澳大利亞籍21名，法國籍戰俘12名，南非籍戰俘8名，希臘籍戰俘2名，荷蘭籍戰俘2名，比利時籍戰俘1名，新西蘭籍戰俘1名，日本籍戰俘1名，韓軍戰俘7 856名。
　　“聯合國軍”方面交給中朝軍隊的戰俘為：
　　志愿軍戰俘5 640人，朝鮮人民軍戰俘70 183名。

　　隨后，雙方轉入處理“不直接遣返戰俘”程序。
　　這時，在板門店附近的軍事分界線南北都設立了“不直接遣返”戰俘營：分界線以北的戰俘營稱為“北營”，尚留有359名“不直接遣返”的“聯合國軍”戰俘；在分界線以南的戰俘營稱為“南營”，扣押著22 604名 “不直接遣返”的中朝軍隊戰俘。
　　“南營”中此時扣押的中國籍“戰俘”人數14 704人。
　　實際上，此時志愿軍戰俘剩余的人數已不足這個數字。
　　按“聯合國軍”公布的數字，戰爭結束時，其戰俘營中共關押著20 905名志愿軍戰俘，在經傷病戰俘和“直接遣返”兩次交換共遣返6 670人后，只應剩下14 235人。而之所以多出400多人來，那是因為其中已經混入了由臺灣“國防部二廳”派來“爭奪反共義士”的專職特務，并在營中擔任指揮。
　　按預定程序，這些戰俘營由中立國印度部隊接管，并由雙方代表團對其進行為期90天的解釋，此后仍不愿遣返的戰俘再由政治會議處理，或由中立國將其變成平民，去他們申請去的地方。
　　這個“解釋”，生出了諸多麻煩。

　　所謂“不直接遣返戰俘”，就是“拒絕遣返”的戰俘。
　　筆者之所以在“拒絕遣返”這幾個字上打上引號，是因為所謂70%的志愿軍戰俘拒絕遣返，完全是一場由那些道貌岸然的美國政治家們一手導演的一場政治斗爭的鬧劇。
　　畢竟，這是心態很不平衡的美國人可撈到的唯一一根稻草了。
　　以中朝方代表團事前的分類估計，這些戰俘中真正不愿意遣返的人數，是由數百名主動叛國投敵的民族敗類這種根本不屬真正意義上的戰俘所控制的3 000余名原未及從部隊中清理出來的原國民黨軍警憲特分子。而絕大部分戰俘，是從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實際利益的翻身農民，在政治上是擁護共產黨的，而且從中國農民對故土的依戀情結來說，內心也是不可能不愿意遣返的。
　　他們估計，如果打消顧慮，可能會有2/3以上的人愿意歸來。
　　然而他們錯了！

　　他們大大低估了這些人口販子的活動能量。
　　由于這是唯一能給美國人找回幾分好感覺的機會了，所以從合眾國總統、國務卿、參聯會主席，到陸軍“心理戰”機關，都花費了極大的精力來打撈這根稻草。早在將戰俘們移交中立國之前，臺灣和韓國的特務機關已對戰俘營實行了嚴密的控制。美軍心理作戰部東京分部的海恩森上校還對控制戰俘營的特務和叛徒們聲稱：
　　“你們到了非軍事區后，如果能保證沒有一個人回到共產黨那面去，就是給美國爭了面子！你們可以采取任何行動找印度人的麻煩，他們是不敢找你們的麻煩的。共產黨代表向你們解釋時，你們要罵就罵，要打就打，盡量控制戰俘少說話，只說要到臺灣去。”
　　臺灣國民黨當局駐韓國大使王東原親自通過“國防二廳”的特務頭子陳建中的特務組織，指揮了這場“反共義士爭奪戰”。他們通過特務和叛徒們在“南營”內實行每五人互相監督和負責不動搖的“連環保”。在“解釋”正式開始前，美軍軍官們還裝扮成“共軍解釋人員”，讓特務們組織進行兩個多月的模擬演練。
　　誰要是流露出回國的意思，立刻就會被剖腹、活埋、焚尸滅跡。
　　10月2日，志愿軍戰俘張子龍拒絕參加反共游行，拒絕呼喊辱罵自己領袖的口號，在遭受毒打時對戰俘們高喊：
　　“毛主席萬歲！同志們堅決回到祖國去！”
　　特務們將張子龍剖腹挖心，強迫戰俘們分食他身上割下的肉。
　　這就是駭人聽聞的“張子龍事件”。
　　需要說明的是，直接動手完成這場慘無人道殺戮罪行的，都是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
　　他們是中國人嗎？

　　印度兵當即抓住了7名兇手。
　　經審訊，證實這中間除具有戰俘身份的叛徒外，還有國民黨特務。同時，印度兵們還從“南營”中搜出了特務電臺和密碼。
　　“南營”雖已由印度看守部隊看管，而且剛開始時也擺出了“中立”的架子，對那些在戰俘營中胡作非為的歹徒，甚至還開槍放倒過幾個，但美國大佬一瞪眼，印度大兵那身量立馬就矮了一截，再不敢有什么脾氣了。
　　這幾個兇手被交給美國人，美國人轉手就將他們送到了臺灣。
　　在蔣總統那里，他們成了“反共英雄”。
　　國軍那邊兒盡是這樣的“英雄”，要不怎么會從大陸退到臺灣。

　　同是想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印度人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公允地說，當年的尼赫魯們是同情新中國的，畢竟同為剛剛贏得獨立自主的新興國家，大家有著共同的境遇共同的利益。況且，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時代能有這樣的作為，也屬難能可貴，中國人民不應該也不會忘記曾經給予過中國人民真誠同情與支持的朋友們。
　　然而尼赫魯們的仗義也很不徹底——那腰是弓著的。
　　擠進大國的行列，扮演大國的角色，在國際事務中擔當公正無私的判官，是尼赫魯們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他們卻把這種希望，寄托在西方世界施舍的那幾文錢上，因而在大是大非大關大節面前，態度總是搖擺不定，腰桿也始終硬不起來。
　　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誕生的新興國家，近半個世紀了，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仍然未能在國際社會中成為一個真正的主角，雖常能借夾縫之便從東西方都時不時撈到諸多貸款，然而其人均國民生產值和綜合國力始終不能與新中國相提并論，國際地位也遠不能和今日的新中國同日而語，這不能不說與尼赫魯們骨子里含鈣量過于偏低，有極大關系。
　　欺軟怕硬，成為印度國家政權的一大特征。
　　印度大兵們對“南營”歹徒們的管理，自然也始終是松松垮垮。

　　瞅準了這個的王東原們自然也就更加囂張。
　　“指導各戰俘營屆時拒絕解說，一旦共干入營，即予格殺。”
　　王東原如是布置。
　　由第六十八軍政治委員李呈瑞和第三十八軍參謀長李際泰率領的100余名解釋人員一進入“南營”，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迎接他們的是一群群舉著青天白日旗，戴著青天白日帽徽，唱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歹徒，嚎叫著向他們投擲石塊、石灰粉甚至匕首。
　　那些身著美式軍裝的黃皮膚“觀察員”們卻在一旁大聲叫好。
　　這是戰俘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是產生民族英雄最多的國家之一。
　　但同時也是民族敗類出得最多的國家之一。
　　而且多是所謂“精英人物”，如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
　　還有百人之眾國軍將領、國民黨中央委員。
　　那會兒日本軍隊在關內的兵力，最高時雖有百萬之眾，一般情況下也就在80萬左右，而象皇協軍、治安軍、和平建國軍之類的漢奸部隊，竟也達到了百萬之眾。民族敗類的傀儡部隊，竟然超過占領軍的總數，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各國中，即或不是獨一無二，至少也算是獨一堆中的一個了。
　　無怪乎有人說，要沒那么多漢奸，那鬼子兵哪能那么張狂？
　　抗戰能抗八年？
　　有理，有理！

　　盡管障礙重重，在解釋正式開始前，仍然有127名志愿軍戰俘利用各種機會沖出鐵絲網找到印軍，要求遣返，同時還披露了特務控制在戰俘營造成的血腥恐怖。
　　10月9日，尼赫魯發表演說，斟詞酌句地談到了戰俘問題：
　　“很明顯，有人曾對某些戰俘進行威脅施加壓力。如果這種威脅繼續下去的話，那么（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將不能起什么作用。那樣的話，就無需要我們到那里去。整個安排將成為一幕滑稽劇。”
　　然而恐怖仍在“南營”繼續。

　　由于“聯合國軍”方面有意拖延，解釋工作從10月15日開始。
　　然而至12月3日就被迫結束。
　　其間，中朝工作人員僅進行了10天的解釋，特務們不允許多數戰俘出來聽取解釋，出來傾聽解釋的又大都是些叛徒和特務，一進帳蓬就又踢又叫又打又罵。有時一天之內就有10多個解釋人員被打。
　　直至解釋結束，14 000余名中國戰俘中，只有2 000余人聽取了解釋，這中間，有138人當場選擇了回國之路。
　　解釋停頓后，又有200余名戰俘沖出帳蓬要求回國。
　　最后，只有440名戰俘沖出“南營”，踏上了歸國路。
　　20 905名志愿軍戰俘，最后踏上歸國路的只有7 110人。
　　僅占三分之一。

　　朝鮮人民軍的戰俘大都回到了自己一方。
　　他們是成建制被俘的，在戰俘營中的仍然保持了比較堅強有力的組織層次和政治領導，特務叛徒在那里基本上站不住腳。

　　12月28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以多數通過了一個“臨時報告”，提交給了停戰協定締約雙方，報告敘述了該委員會自1953年9月9日至12月23日的活動，并且指出了“南營”的狀況：

　　毫無疑問，在接管時戰俘已被完善地組成了許多集團，而這一組織形式現仍在營中保持下去。在印度看管部隊接管以前即已存在于戰俘中的“領導”，繼續對戰俘施行影響。這些戰俘受到程度甚為可觀的壓力。在若干事例中會牽涉到暴力行為。

　　報告還明確指出了“南營”中的特務組織的“總部地點在漢城，受大韓民國憲兵總司令官控制。這一總部與控制6個戰俘圍場的4個分支組織是相聯系的。分支組織則控制著所有55個營場的營場組織。在這三層組織之間有一個有效的通訊系統在工作，“聯合國軍”第六十四野戰醫院在這一通訊系統中構成了重要的一環。”
　　報告在列舉了大量事實后明確指出：

　　戰俘在表達愿望時所必須采取的這種不正常方式，使人很自然地懷疑到全體戰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中朝方理所當然地要求商定解釋期限應予補足。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也認為中朝方這是合理要求，表示同意。
　　然而美國人不同意。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夾在中間實在為難，印度、瑞典、瑞士等國就想出了一個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方面于1954年1月20日8時50分，將“南營”重新移交給“聯合國軍”看管，一方面通過了一個“最后報告”，確認了美軍蓄意扣留戰俘的事實，并于2月21日宣布解散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真是難為了這些騎兩頭馬的和事佬了。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最后報告”指出，“臨時報告”中所申述過的“那些結論和事實不僅未為‘最后報告’所敘述的任何事物所損害，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確證。軍事法庭的審判經過及提起公訴一方辯護一方證人的證詞，都明白無誤地說明戰俘組織的存在，并暴露了戰俘組織的基本性質與目的。”
　　反正說完就散伙，他們最后總算還是把話說了個透：

　　南營戰俘組織及主持這些組織的“領袖”否定了關于自由選擇的一切假設或妄言。……本委員會必須坦白陳述其以自己經驗為基礎的信念，即若不更充分與進一步地執行職權范圍而認為這些戰俘已自愿選擇了不遣返的說法，都是毫無證據作支持的妄言。
　　……
　　本委員會已經決定：宣布解除戰俘身份使之成為平民所必需的法律上的先決條件并不存在，因而這種“解除”是不合法的。

　　話一說完，中立國立馬就撒腿走人。
　　于是，“南營”中的7 064名朝鮮人民軍戰俘被“就地釋放”，補入韓國軍隊；14 235名志愿軍戰俘被裝船運往臺灣，補入兵員饋乏的國民黨軍隊。
　　然而遣返完畢了，他們的價值也就完了。
　　蔣介石先生一直有個很固執的政治操守觀念：所有從共產黨那邊叛變過來的人最不可靠——他既然能叛變共產黨，那也一定能叛變國民黨。這樣一些人，只可利用而不可重用。
　　所以中共叛徒很少有人能長期在蔣先生帳下混上安穩飯吃。
　　包括張國燾這樣的“大人物”。
　　被強迫送到臺灣的志愿軍戰俘當然不是什么“叛徒”，但在蔣公眼里仍屬“不可靠”一類人等，他們編入國民黨軍后一般都成了勞役隊，后來又被趕到阿里山中修公路，嘗盡了人間的悲涼凄苦辛酸曲折，許多人到了40歲上還無力娶親。直到蔣經國時代臺灣經濟起飛，他們算是好歹分到了一杯羹，日子才有了起色。
　　然而隔海相望的不斷思鄉情呢？
　　80年代后，他們中許多人懷揣著血汗錢，回到家鄉定居。

　　筆者鍵擊至此不禁扼腕長嘆。
　　“拒絕”遣返，是對新中國軍隊政治工作傳統優勢的一次挑戰。
　　勿庸置疑，面對這種挑戰，我們并沒有成為圓滿的勝利者。
　　志愿軍戰俘們大都沒有踏上回歸祖國之途，固然是在戰場上吃了苦頭的美國人想用“美式人權”對掃了自己臉面的中國人還以顏色，處心積慮地在這個原本沒有任何含糊的問題上做出了許許多多讓人不齒卑鄙無恥的小動作，以從政治上來抵毀新中國的惡行所致。然而志愿軍戰俘中的大多數人最終屈服于敵人的淫威和高壓，帶著故土情結桑麻襟懷，帶著一腔悲涼滿腹怨恨，把農家子弟對土地的向往扔在身后，踏上了一條不回家的路，則的的確確是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
　　要知道，在戰場上，他們曾經是多么英勇多么無畏。
　　要知道，除了家鄉的父老親情，待耕的土地也在召喚著主人。
　　然而這些昔日的勇士們，為什么在戰俘營中卻表現出我們國民性中的那些長期泯滅個性帶來的心理盲然、逆來順受等等弱點？為什么萬余人的思鄉人群竟被數百名特務叛徒所挾制所牽引？難道他們就不能象他們在戰場上經常做的那樣，萬眾一心地把這個被顛倒了的形勢再顛倒過來？
　　有人說，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痛，那是在敵人的血腥恐怖中啊！
　　的確如此。
　　但為什么處在同樣的環境之中，朝鮮人民軍的大多數戰俘們卻能始終把握戰俘營斗爭的主動權，最后絕大部分都爭取到回歸自己隊伍的權利呢？
　　這實在是一個不容我們這一代軍人回避的問題。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大校在其專著《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曾有一段震聾發饋發人深省之言：

　　在過去的長時間里，我們對于自身的精神素質方面的問題往往只強調優點，對于戰爭中出現的一些不足則大都簡單地歸咎于個別人的責任，而沒有從其深刻的內在社會原因進行全面的總結，尤其是忽視了魯迅早就提出的中國“國民性”的研究。因此，以系統的觀點對于精神因素問題進行整體性的研究，才有利于全面總結歷史經驗，并能很好地為提高軍隊精神素質提供借鑒。
　　從我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上看，中華民族長期具有吃苦耐勞的美德，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又養成了尊重長上的習慣，這些對于當時中國兵員的基本素質在許多方面都能產生有利的影響。西方國家的一些社會學家和軍事評論家曾經指出，東方的農耕社會給農民造成了不畏懼苦難與死亡、習慣于服從等特點，這本身構成了最好的士兵的素質，但是這些好的素質能否得到發揮，關鍵在于良好的領導和組織。這些觀點還是值得參考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中，成員絕大部分是農民，對他們只要實施有力的領導和教育，廣大官兵確實都能表現出英勇和嚴守紀律等特點，自身的許多弱點也可以得到壓制。抗美援朝期間志愿軍精神面貌上的優點，主要應該歸功于革命思想的教育，同時也是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所造就。
　　當然，長期的宗法社會的生活，也使人缺少獨立開拓精神，加之農民文化水平低，社會經驗不多，在以這種成分為主體的軍隊中，領導和骨干的作用如發揮得不好，舊中國“一盤散沙”的病弱也會在軍隊中出現，本來能夠成為堅強斗士的也會變成茫然失措的弱者。同樣以農民為主體的清王朝的軍隊、國民黨的軍隊，就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對外戰爭中的表現截然不同，正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從各個時期的中國國情出發，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國民性對于兵員素質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因勢利導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將是提高軍隊精神素質的重要保證。

　　徐焰同志這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仗打完了，勝也好，敗也罷，都不能白打。
　　血流過了，得也好，失也罷，都不能白流。
　　當兵，就要當明白兵；打仗，就要打明白仗。
　　新一代的中華兒女，在深化改革致力于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千萬千萬要對我們民族的教育事業多一分關注。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國民素質結構，完成我們民族健康心理的深層構建，才是我們民族真正堅強有力而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啊！
　　新一代的中國軍人，都應該象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
　　“做一個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聯合國軍”方面也有拒絕遣返的戰俘。
　　解釋開始時，“北營”中留有359名“聯合國軍”戰俘。
　　本來，中國方面根本沒有留下對方戰俘的打算，即或是美國戰俘中表現進步的人，中國方面也希望他們及早回國，多一個給新中國唱贊歌的義務宣傳員。直到1952年4月間雙方就戰俘問題達成協議，決定將“不直接遣返戰俘”交中立國后，志愿軍俘管部門才開始征詢戰俘們的意見，同時也動員他們還是都接受遣返回到自己的祖國。
　　然而，仍然有23名美軍戰俘、1名英軍戰俘和335名韓軍戰俘表示拒絕遣返。
　　但“北營”的解釋工作是在沒有受到任何干擾的情況下進行的。
　　“聯合國軍”方面來了一大堆神父、牧師什么的，來動員這些“迷途的羔羊”回到自己一方，韓軍“解釋”人員還帶來了國防部慰問錄音帶，并許諾回國后可以加薪提職。
　　最后只有12人表示愿意回去。
　　留下了21名美軍戰俘、1名英軍戰俘和347名韓軍戰俘。
　　22名美英戰俘在“北營”向西方記者發表講話，表示想去中國并非出于強迫而是自愿。
　　這個消息給了“聯合國軍”方面以極大的震撼。
　　雖然人數很少，但這是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很掃美國人的面子，“聯合國軍”總司令馬克•克拉克上將也認為，這是美國軍隊教育中的所存在嚴重問題所致。
　　美國戰爭史學者拉塞爾•韋格爾在《美國陸軍史》中坦承：

　　一些落入共產黨之手的美國士兵竟然能同敵人合作，對此，無論美國國內與軍內都出現了一種超乎尋常的自我反省與悲哀情緒。

　　“我們不象美國，有特務在戰俘中搗亂，我們沒有，全靠戰俘自己。假如在‘解釋’時中途變卦，那就壞了！幸虧這些戰俘們都很堅定，闖過了‘解釋’關、記者采訪好多關，幫了我們大忙。”
　　多年后，遣返委員會中方委員王迪康如是說。
　　這邊也把這事兒上升到政治斗爭高度來對待。

　　這22名美英戰俘后來都選擇到中國定居，有的上了大學，有的安排了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夕極左思潮泛濫時，周恩來總理指示動員他們去了香港或回了國。
　　只有原美步兵第二師的一位列兵詹姆斯•溫納瑞特留在濟南上完大學，在山東大學當了教授，和中國人民一起經歷了那個年代所有中國人都要經受的風風雨雨，十年動亂期間還掃過廁所拉過架子車。為此，許多中國朋友還為他憤憤不平，說咱中國人有時真差勁，當俘虜那一陣倒誠心誠意寬待他，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就欺侮人家了，花血本培養他念完大學照樣當臭苦力用。
　　“大家都一樣，好歹是主人公。”溫納瑞特反倒還安慰人家。
　　直到1976年，才回到美國探親。
　　“中美早該改善關系了，我走在尼克松前面，比他早來了20年！”
　　被中國人親熱地喚作“老溫”的前美軍列兵不無幽默的說。

　　戰俘問題“解決”了，該說撤軍了。
　　1953年10月26日，板門店又增加了一頂政治會議的帳篷。
　　這里說“板門店”，已經很不準確了。
　　因為此“板門店”，已非彼“板門店”。
　　談判簽字的那個板門店位于中朝方控制區內，再作為軍事停戰委員會址已不適宜，新的會址應該設在軍事分界線上。于是經雙方參謀人員勘察提出建議并經軍事停戰委員會1953年8月19日批準，決定以板門店東南分界線上甘巖洞為會址。
　　于是板門店的那棟大木屋搬到了甘巖洞。
　　分界線穿屋而過。
　　不過，板門店既已世界聞名，就只好約定俗成，繼續叫下去。
　　于是，甘巖洞就變成了“板門店”。

　　政治會議要談的是撤軍問題。
　　停戰協定第六十款規定，高一級政治會議的任務是“協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等問題”。
　　在停戰協定剛簽訂20天后——也就是1953年8月17日，第七屆聯合國大會第三期會議召開，在排除中、朝政府參加的情況下，討論關于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應該是圓桌會議還是雙邊會議。
　　中朝政府理所當然地作出了反映。
　　8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聯大討論朝鮮問題拒絕中、朝政府代表參加是不合理的，并指出聯大有責任將有關提案與建議隨時通知中、朝政府。
　　周恩來這是綿里藏針，意思是沒我們參加你再折騰也沒戲。
　　至于會議形式，周恩來指出政治會議應該是一次圓桌會議，因為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及期限等有關問題，不僅對于朝鮮的和平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促進遠東和世界和平有很大的作用。這樣的任務已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因此它不能僅由交戰雙方來解決和保證。
　　這一點，在聯大的辯論中得到了多數國家的認同，甚至英法也傾向于采取圓桌會議的立場。
　　然而這畢竟要美國人點頭才能算數。
　　美國人當然是不干的啦。
　　8月28日，七屆聯大通過了雙邊會議形式的決議。
　　9月13日，周恩來再次提出4點建議，要求除朝鮮戰爭交戰雙方的全體國家外，還應邀請有關中立國家蘇聯、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緬甸參加。
　　9月15日，第八屆聯合國大會開幕，再次拒絕周恩來建議。
　　而美國則通過瑞典連續照會中國政府，通知政治會議將于10月15日在舊金山、檀香山或日內瓦召開。
　　為不使政治會議拖延，中朝兩國政府商定，同意與美方進行關于政治會議的會談，但談判地點應在板門店，時間應訂在10月26日。
　　于是，10月26日，兩方三國代表在板門店舉行會談。
　　參加會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黃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奇石福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代表迪安。
　　一談就崩。
　　美國人壓根兒沒撤軍的意思。
　　跟兩年多前的停戰談判一樣，光議程就扯了18天。
　　好容易達成了議程的協議吧，會議的時間、地點、成員又成了久扯不清的問題。
　　談了12天毫無進展。
　　11月30日，中朝方提出一個全面建議。
　　12月8日，美國人得知第八屆聯合國大會9日起要休會了，才提出了一個17點對案。聯合國大會一休會，美國人立馬找了個借口中斷了會談。
　　又沒談成。

　　又經過幾番折騰，最后又談到了日內瓦。
　　日內瓦是個圓桌會議。
　　1954年4月26日，美、蘇、英、法、中、朝和朝鮮戰爭的所有參戰國代表齊聚國際聯盟大廈，討論朝鮮和平問題。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南日提出了《關于恢復朝鮮的國家統一和舉行朝鮮自由選舉的方案》，提出了3點建議：

　　一、 向北南朝鮮政府建議，舉行國民議會的全朝鮮選舉，以組成統一政府；為籌備自由選舉，由南北國會各選代表組成全朝鮮委員會，全朝鮮委員會的任務是擬定選舉法草案，并采取措施保證人民權利和選舉自由。還要采取措施發展南北交通。
　　二、 一切外國軍隊在6個月內撤出朝鮮。
　　三、 有關國家保證朝鮮的和平發展。

　　這種建議當然不會為美國和韓國所接受。
　　李承晚最怕的就是自由選舉，要那樣肯定沒他的戲。
　　美國人當然也不能走，不然他靠誰去？
　　也沒談成。
　　也是怪，民主之邦的美利堅合眾國專扶植這號貨色。
　　所以板門店那個軍事停戰委員會，也就在那兒擺了40多年。
　　今天還擺那兒哪！

　　不過，日內瓦會議后，毛澤東認為，如果軍事停戰委員會仍沿襲談判時期慣例，由中國同志負較大部分責任，則有損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權。故要求周恩來與外交部研究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根據外交部的報告，毛澤東于1954年11月24日致電金日成：

　　過去由于談判的需要，開城工作一直由中國同志負較大部分的責任，在共同對外的斗爭中， 中朝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經驗，同時開城工作顯然有長期化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開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鮮同志負責，由您直接領導較為適宜。你同意上述辦法，當即派現在國內休假的柴成文同志來平壤向您報告并請示，然后去開城和李相朝、丁國鈺二同志商量具體執行辦法。

　　金日成復電完全同意。
　　從此，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團除留一名停戰委員會委員和一名少校工作人員組成的聯絡處外，全部撤回。

　　美國人賴著不走，中國人卻不能再留。
　　中國需要建設。
　　停戰協定簽字前后，中國軍隊已縮減了在朝志愿軍部隊。
　　1953年5月7日，第三十九軍返國，歸還東北軍區建制。
　　7月10日，第三十八軍返國。
　　7月下旬，第四十軍返國。
　　這幾支部隊都是首批入朝的勁旅，幾乎參加了戰爭的全過程。

　　1953年11月12日，金日成率朝鮮政府代表團出訪中國。
　　“毛主席，戰爭勝利都是你們志愿軍的功勞！我代表全體朝鮮人民衷心地感謝你，……”金日成一口流利的漢語，“我們這次來，是想請你們繼續幫助朝鮮搞搞建設！你知道，這一仗把我們的家底全打爛了。”
　　“那沒問題！中國有句俗話：救人救到底，幫人幫到家。”
　　毛澤東一口答應：
　　“具體事情你們跟恩來同志談。”

　　幾天后，金日成與周恩來舉行了工作會談。
　　1953年11月23日，兩國締結了《中朝經濟文化合作協定》，同時發表兩國政府代表團的聯合公報。公報宣布：鑒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醫治戰爭創傷和恢復國民經濟的事業中，開支巨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將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這一時期中的中國政府援助朝鮮的一切物資和用費，均無償地贈送給朝鮮政府。同時為了更進一步援助朝鮮，中國政府決定于1954年到1957年4年內，再拔人民幣8萬億元（注：舊幣，合新人民幣8億元），無償地贈送給朝鮮政府，作為恢復其國民經濟之費用。
　　1954年3月29日，志愿軍總部也發出了《關于幫助朝鮮人民恢復與重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在嚴陣以待維護停戰協定的同時，抽調大批人力、物力、財力，以高度的熱情和積極主動的精神，支援當地政府和人民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在不影響正常訓練、執勤、備戰的前提下，連隊應有70%的人員、機關應有20%～40%的人員，每年幫助朝鮮人民勞動不得少于7個勞動日。
　　志愿軍官兵們立刻變成了一支勞動大軍。

　　這是這支人民軍隊的本色。
　　后勤部門從全軍口糧中拔出50萬公斤糧食救濟朝鮮人民。
　　西線后勤分部派出100多輛汽車幫助地方政府，10天內運輸建筑材料60萬公斤。
　　金城地區志愿軍官兵在20多天內幫助當地村民修建起1 400多間房屋。
　　鐵道兵部隊積極幫助搶修鐵路干線工程，僅3個月就修整和新建線路7公里多、車站37處、橋梁308座、全長15 000多米，使朝鮮北部鐵路迅速恢復了通車；
　　工程兵部隊也全力以赴，參與重建平壤的建設。
　　到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部撤回國內為止，8年間，志愿軍官兵共幫助朝鮮人民修建公共場所881座、民房45 412間、恢復和新建大小橋梁4 263座、修建全長430公里的堤壩4 096條和全長1 200余公里的大小水渠2 295條。
　　全軍各部隊還節約口糧700余萬公斤，救濟朝鮮災民。
　　……

　　新中國軍隊的官兵們，在朝鮮國土上，留下了許多動人的傳說。
　　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舍身救人的羅盛教。
　　羅盛教是第四十七軍第一四一師偵察隊文書，1952年1月2日晨，他正在成川郡櫟沼河邊進行投彈訓練時，一名名叫崔瑩的朝鮮少年不慎掉入冰窟，羅盛教當即跳入冰窟，3次潛入冰水中，將崔瑩托出水面。
　　最后一次，崔瑩上來了。
　　羅盛教卻沒有上來。
　　朝鮮人民記住了這個普通中國士兵的名字。
　　于是沸流江畔有了羅盛教亭，羅盛教山，羅盛教河，羅盛教鄉……
　　朝鮮的電影工作者專門為他攝制一部影片，名字就叫
　　——《沸流江上的新傳說》。

　　朝鮮人民對志愿軍官兵的魚水深情同樣令人難忘。
　　據不完全統計，戰爭期間，朝鮮人民為志愿軍運送傷員和物資，抬擔架和出戰勤就有30余萬人次以上。其中有不少人為保護志愿軍傷員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上甘嶺戰役中，一位名叫樸在根的朝鮮農民，在護送傷員途中遭遇敵機轟炸時，毅然撲在傷員身上，自己卻中彈身亡。女游擊隊員安玉姬為從敵人囚室中救出志愿軍被俘偵察員而英勇犧牲。支前模范咸在福打開冰窟，為傷員洗凈700多件血衣……
　　還有那千千萬萬個以母親情懷愛護中國孩子的阿媽妮的故事。
　　這是鮮血凝成的友誼。
　　在平壤大同江大橋被志愿軍工程兵部隊修竣剪彩之時，一位漢學功底深厚的朝鮮老人將一首詩貼在了橋頭展櫥里：

　　　　恨當年，豺狼當道，千萬黎庶死橋下。
　　　　血染大同江，淚灑平壤城。
　　　　滔滔江水，洗不清新仇舊恨。

　　　　看今朝，英雄獻身，巍峨大橋立江上。
　　　　譽載大同江，歌滿平壤城。
　　　　浩浩青天，書不盡中朝深情！

　　志愿軍官兵們，在為自己曾經趴在地上的祖國掙來了尊嚴的同時，也贏來了泱泱大國的殊榮。

　　1953年10月27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議會在檜倉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舉行隆重授勛典禮，授予中國人民志愿軍領導人和165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種勛章和軍功章。
　　在整個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涌現出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據統計，全軍三等功以上的功臣共有302 724人，其中特等功臣217名，一等功臣154名，并有282名功臣獲得了英雄和模范的光榮稱號。立集體三等功以上的單位有5 953個，另有16個單位榮立集體特等功。
　　偉哉新中國，壯士萬萬千！

　　1954年，中國軍隊陸續從朝鮮境內撤出了4個軍的部隊。
　　5月，第十二軍和第十五軍撤軍回國。
　　他們派出代表回到上甘嶺，向長眠在那里的戰友們告別。
　　在上甘嶺的石壁上，刻著這樣的句子：

　　中國人民志愿軍馬特洛索夫式的特等功臣、特級英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黃繼光同志以身許國永垂不朽！
　　中國人民志愿軍特等功臣楊根思式英雄朱有光、王萬成同志永垂不朽！
　　上甘嶺戰役中犧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這兩支勁旅回國后，都在光榮史冊上寫下了新的一筆。
　　在第十二軍第三十四師第一００團第二連，走出練兵模范郭興福，他用“郭興福教學法”，帶出了一大批生龍活虎頭腦靈光的老虎兵，成為名聞全軍的楷模。
　　空軍成立空降兵軍時，中央軍委給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提供了3個陸軍主力軍作為備選，這3支主力軍是原一野老牌勁旅第一軍、原四野老牌勁旅第三十八軍和原二野的后起之秀第十五軍。
　　軍委讓劉亞樓從中任選一支作為空降軍班底。
　　四野名將劉亞樓一眼就挑中了其中資格最嫩的第十五軍。
　　“從上甘嶺下來的部隊”這一條，一定在劉亞樓心中壓足了秤。
　　于是這群陸地猛虎安上了翅膀。
　　筆者有幸目睹過他們在天空中飄然而降的雄姿。
　　記得當時還吟得一首絕句：

彈掘炮耕生死場，
前仆后繼好兒郎。
挾得血嶺雄風在，
赫赫天兵天下翔。

　　他們成了貨真價實的天兵天將！

　　9月，第四十七軍和第六十七軍先后撤軍回國。
　　10月，楊得志接替鄧華，就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次年3月，李志民就任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委員。

　　1955年，中國軍隊繼續從朝鮮境內撤軍。
　　4月，第六十八軍和第五十軍先后撤軍回國。
　　同月，楊勇接替楊得志，繼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次年10月，王平上將繼任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委員。
　　10月，第二十四軍和第四十六軍先后撤軍回國。
　　根據中央軍委部署，志愿軍全軍將于翌年全部撤軍返國，但因1956年波蘭、匈牙利事件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軍隊放慢了撤軍步伐。

　　1957年11月，在參加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慶典期間，毛澤東和金日成商定：
　　“鑒于朝鮮的局勢已經穩定，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使命已基本結束，將于1958年內全部撤出朝鮮。”
　　1958年2月5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就朝鮮和平統一問題發表聲明：

　　為了緩和朝鮮的緊張局勢以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美軍和包括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內的一切外國軍隊應當同時撤出南北朝鮮。為此，在朝鮮派有軍隊的國家應當迅速采取相應措施，把本國的軍隊立刻撤出朝鮮。……在一切外國軍隊全部撤出南北朝鮮后，應當在一定時期內在中立國機構監督下實行全朝鮮的自由選舉，以實現朝鮮的和平統一。

　　2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完全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關于朝鮮問題的和平倡議，一切外國軍隊同時撤出南、北朝鮮，然后在中立國機構監督下舉行全朝鮮的自由選舉。中國政府準備和朝鮮政府磋商中國人民志愿軍從朝鮮撤軍一事。
　　2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率包括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大將在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朝鮮，商定撤軍具體事宜。
　　時任志愿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楊勇上將和王平上將提出建議，將最后撤出日期訂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紀念日——10月25日，此間，志愿軍官兵還可以為朝鮮人民建設幾個月。
　　毛澤東欣然應允。
　　2月19日，中朝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向全世界宣告：
　　中國人民志愿軍將于1958年底全部撤離朝鮮。
　　次日，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發表聲明，擁護自己政府的決定。
　　2月27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作出決定：
　　向志愿軍致以全體朝鮮人民簽名的感謝信；
　　在平壤修建中朝友誼塔；
　　各地修建所屬地區的志愿軍烈士墓；
　　建議向參加朝鮮戰爭的志愿軍官兵授予“祖國解放戰爭紀念章”；
　　舉行盛大紀念活動歡送志愿軍回國……

　　朝鮮境內犧牲的志愿軍烈士大都留在了朝鮮三千里江山之間。
　　包括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
　　這件事本來是個很難處理的棘手問題，中國人的傳統是活要見人，死要見尸，遺骨都要運回故鄉入土為安。然而大家一聽說毛主席的兒子也是安葬在朝鮮，沒有人再有異議。
　　中國人民對這位有過偉大功績犯過嚴重錯誤的領袖一直滿懷深深的感念之情，除了更深層次的原因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由頭。
　　然而毛澤東卻畢生精心收藏著愛子的衣物和遺物。
　　按韶山風俗，逝者生前遺物，特別是衣物，都要隨之焚毀。
　　這一次，故土情結很深的毛澤東違拗了故土的風俗。
　　多年后，當他又一次回到故鄉時，寫下了一首著名的詩篇——《七律•到韶山》。
　　其中最著名的兩句就是：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哦，贏得戰爭的毛澤東，痛失愛子的毛澤東……

　　1958年3月，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二十三軍撤軍回國。
　　3月9日，平壤6萬群眾舉行盛大歡送會，100多名白發蒼蒼的阿巴吉、阿媽妮擁上主席臺，將一束束鮮花獻給了志愿軍代表。
　　當他們駛入國門之時，丹東市萬眾空巷，歡迎子弟兵歸來。
　　4月以后，第十六軍、第五十四軍、第一軍、第二十一軍相繼撤軍回國。
　　10月，志愿軍最后一批部隊撤離朝鮮。
　　21日，志愿軍司令員楊勇上將、政治委員王平上將率總部官兵來到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陵園，向留在這里的戰友們告別。
　　24日，“朝鮮人民致中國人民志愿軍將士的感謝信”由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代表派專人送達北京。至8月底，這封信上已有682 700余人簽名——這個簽名人數，是當時北朝鮮人口數的2/3。
　　也就是說，除了嬰幼兒，朝鮮北部幾乎全體人民都簽了字。
　　與此同時，志愿軍全體官兵簽名的“告別信”也裝訂成冊，送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
　　平壤市群眾隆重集會，歡送志愿軍官兵返國。
　　25日，平壤市30萬群眾涌向平壤車站，歡送志愿軍官兵。
　　那是一片鮮花的海洋；
　　那是一片眼淚的海洋；
　　不到兩公里的街道，志愿軍總部官兵們走了一個多小時。
　　對比一下甲午之役倉皇退出朝鮮的滿清官兵，你作何感想？

　　26日，志愿軍部隊全部撤出朝鮮境內。
　　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英名，隨著她神圣使命的結束，成為了歷史。

　　10月29日，首都各界群眾在北京體育館隆重集會，歡迎祖國的健兒勝利歸來。北京市市長彭真和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會長郭沫若將一面巨幅錦旗獻給了這些“最可愛的人”：
　　“你們打敗了敵人，幫助了朋友，保衛了祖國，拯救了和平。
　　你們的勛名萬古存！”

　　29日，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懷仁堂接見了楊勇、王平為首的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團：
　　“都回來了嗎？”毛澤東問。
　　“是的，我們全部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好，回來好啊，你們為祖國贏得了榮譽，熱烈歡迎你們！”
　　“光榮屬于祖國和人民！”楊勇、王平立正答道。

　　當晚，周恩來總理主持盛大宴會，歡迎志愿軍代表團。
　　那次，海量的周恩來手拿茅臺酒，與代表團的每一個人碰杯。
　　人人都飽含熱淚與自己的總理碰杯。
　　全都是一飲而盡。
　　誰也數不清總理究竟喝了多少杯酒。
　　最后，這位向來風度翩翩絕無失態的大國總理醉了。
　　許多人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總理酣暢一醉。
　　慶功酒醉人，勝利更醉人。

　　這位大國總理后來頻頻在國際事務中大展其雍容風采，為新中國贏來了眾多的朋友，讓美國總統把手伸過太平洋，讓新中國“打”回聯合國，重新坐上了常任理事國的寶座。
　　這一切一切，都源于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是新中國這支人民軍隊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出色表演，為他增加雄厚的底牌。
　　陳毅元帥快人快語，一語道破個中機關：
　　“抗美援朝戰爭讓世人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如果說世界上有個美國不好惹，那么現在還有個中國，也不好惹！”
　　筆者鍵擊至此，滿孚一大白，也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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