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事引出好結果

         ——和朋友談談心

       石  堅

作者石堅同志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干部 老新聞工作者, "文革"前任"天津日報"總編輯, 后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運動應當否定，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導的，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他老人家又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壞事可以引出好結果。這也是不能否認的。我愿以個人為例加以探討。

文革中我被扣了七頂反革帽子，大小會批斗一百六十多次，皮肉受了不少苦，左耳被打聾，腰部受損。最高規格的電視批斗大會，向全市轉播，市革委會政治部主任親自主持，由官方人員高喊“打倒”不知多少次。造反派鉛印誣我的傳單達數十萬份。住牛棚兩年半，下廠勞動兩年多，扣發工資、不讓過黨的生活……文革后期以落實政策為名安排了報社辦公室副主任職務，最后任有職無權的報社革委會副主任。直到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年，市委在新華總社調我回新華社的敦促下才官復原職。否定“文化大革命”運動對我個人來說，應當百分之百擁護。但是，如黑格爾講的，為孩子洗澡不能把孩子和臟水一起倒掉。我在文革中也有不小收獲。

第一、我在住牛棚時有機會通讀了《列寧文選》，而且編了《列寧論新聞工作》、《列寧論機關革命化》（可惜被駐報社軍管組給遺失了）還偷偷閱讀了不少文藝作品，包括我未讀過的《斯巴達克斯》、《基督山伯爵》等。

第二、學會了一些技能，可以從事簡單的電焊、開天車、開鉆床、做電工活、開剪床等技術。我居然為天津探礦機械廠焊了車間一根立柱，焊口雖不美，但還堅固。此外，我還干了許多臟活、累活，甚至用手直接掏廁所的糞便，給殘疾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倒屎尿。我和林鋒還搬掉了報社院內挖人防工程留下的一座土山。這些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

第三、經歷多次批斗，我學會了虛與應付造反派之方，說了不少違心的話。正如我的“牛友”林鋒用羨慕的口吻評價，每次大型批斗會，我好象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真是對答如流，避免了挨打，甚至落了個“態度老實”之名，自如應付那些造反派。

第四、認識了人生舞臺上各種類型的人物。有不少好人，特別是我的電工師傅李志華、管子工師傅劉玉良、木工師傅小葉等都是善良的人。李志華還有相當思想水平。他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客觀公正出乎我意料之外。比如他教我電工操作注意安全時，特別囑我一定不忘拉閘，并寫上“正在工作”四字。還意味深長的對我說，如果出了事故，寫沒寫這四個字性質就不同了。我在探礦機械廠勞動一年，和許多工人接觸。如電焊班長劉金鐸正直無私，鉗工師傅季學剛一絲不茍以及尚師傅、安師傅等不僅向他們學到技術，更重要的學到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此外，我親眼看到“不論張工李工，大家一起做工；不管大專中專大家一起搬磚”的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

第五、打掉了我的官氣。文革前，我真是“官運亨通”，青云直上，不但每次提級都有我，而且準備提為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由于上級信任，一帆風順，我自己逐漸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作風，“官大脾氣長”。文革中把我打倒在地。使我一落千丈，跌到群眾之中，制止了我的不良傾向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講，對我來了一次整風。雖然這種整風有如狂風驟雨。當時抵觸，事后冷靜思考對促使我改進思想作風，學會夾著尾巴做人，以致晚節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使我終身受益。這一點，文革對我的作用不可抹殺，實乃不幸中之幸。

第六、我的胸懷廣闊了。對文革中打罵、侮辱過我的人或過激的造反者，能正確對待。我恢復工作后，沒有報復一個人。有一名造反派，曾乘直升飛機提拔為報社領導人，文革后按政策被降職，到市人大找我要求幫他調動工作。我雖不在報社，但兩次為他找比較理想的崗位，都因報社有關人員不同意未調成，他死后我為他寫了一篇文章，客觀公正評價了他。我覺得我的做法還是正確的。

第七、不僅報社人員，全市大多數干部都廉潔奉公，除“四人幫”一小撮外，無貪官污吏。我記得，“坐直升飛機”新提的干部年齡不超過五十歲的出差乘火車只能乘硬席，住房不得住單間，沒有招待費，等等。我在文革晚期到縣里學習、調研，縣委書記和我們一起排隊買飯菜，照價交錢、糧票。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因公來天津日報訪問的兄弟報社負責人，不是我領到自己家里吃便飯，就是由正副總編自掏腰包吃頓狗不理包子。后來，干脆將正副總編的夜餐費集中在辦公室作為招待費，兄弟報社負責人來了，請他們到“狗不理”吃頓包子。

第八、文革中我也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寫了一些違心的檢查、揭發材料，傷害了一些同志，除對這些同志深表歉意外，也促使我加強思想修養。

總之，從這些看來微不足道的小節中可以啟迪我們，對一切人和事物都應具體分析。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觀點都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我個人改造主觀世界而言，我還是獲益非淺的。

以上個人體會是否有當，敬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