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末代回憶

作者：蔡翔 文章來源：《今天》文學雜志網(wǎng)絡版

1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個下午，調休，約了同事出門。天氣很好，陽光穿過滿街的梧桐樹，一地斑駁的金黃。風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幾分蕭瑟的味道。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靜，行人不多，車也少。有一種公交車，那時叫“長龍”，車身長長的，像是兩節(jié)車廂拼接而成，每隔幾分鐘，就有這樣的“長龍”開過，里面倒也不算太擠。自行車照例是多的，偶爾會撳幾下鈴聲。

那一年，我從農(nóng)村回到城市已有兩年，在一家工廠做工。我做工的廠子是一家鑄造廠，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廠”。工廠很小，幾百人，1958年“大躍進”，上海的一些三輪車工人轉行，白手起家，所以廠房、設備都很簡陋。在上海，像這樣規(guī)模的廠子很多，還有比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當時，這些工廠大都屬于“大集體”，它們和全民所有制企業(yè)的區(qū)別在于：一是家屬沒有“半勞保”，而“全民”廠的職工的家屬看病是可以在廠里報銷一半費用的；二是當時“全民”廠的職工每月除了工資，還有5元錢的獎金，我們也沒有，只有36元工資，那時叫“赤膊工資”。所以，這類工廠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對象也都有點困難。當然，還有比這更差的，就是所謂的“小集體”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產(chǎn)組”。

轉過一個街口，看見有幾個人在路邊刷標語，司空見慣的事情，都沒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說不對啊，就都湊了過去。這一看，就嚇了一跳，墻上大字刷著：“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四個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們面面相覷，說是反動標語吧，刷標語的人一幅泰然的樣子；說不是吧……大家學著電影里的臺詞說了一句：變天了。

現(xiàn)在想起來，工人的消息還是蠻閉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著報紙公開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們才聽到“四人幫”這個說法，后來還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幫”。

第二天上班，廠子里就有了議論，然后照例是集中學習，聽文件傳達，談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門，但也都是些上得了臺面的話。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談。一般都知道會有些變化，但這個世界究竟會變成什么樣子，那就誰也不曉得了。

我從農(nóng)村回來以后，反而覺得城市很封閉。做知青的時候，有白天沒黑夜的扯淡。談些國際形勢，說些國家大事，想著辦法找書，然后討論，人好像都是這樣，沒希望的時候，反而覺得希望很多。進了工廠，八小時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還在農(nóng)村，也沒地方可去，有書讀的時候還好，沒書讀，就早早地睡覺。我后來發(fā)現(xiàn)，這個廠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戀愛的風氣很盛行，一對一對的，吃飯結伴，干活相幫著，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海，已經(jīng)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遙遠。老人們想著在農(nóng)村的孩子，年輕人想著戀愛和結婚。那時的工人，好像沒有什么消費習慣，長了兩只手，就是用來干活的。自行車壞了，下了班就在廠里修，廠子里都是些現(xiàn)成的材料。回到家，有個什么活，順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廠里學的手藝。在廠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歡迎的，當然，還有電工。早早都攏上了關系，想著結婚的時候，給打套家具，鋪個電線什么的。我后來結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間也都是工友們相幫著刷的。都是現(xiàn)成的工匠，喊一聲，就都來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這樣。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講和聽演講的，有撒傳單和讀傳單的，也有單個或結著伙在那兒辯論的。工廠也和學校一樣，有著林林總總的組織，工人不是參加這個組織，就是參加那個組織，回到家，說起來的，都是政治。工人有組織的時候，就成了工人階級；沒有組織的時候，就變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廠子里，遇見的就是這樣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這個時候，社會趨于安定，組織是早就解散了，工會也就發(fā)個電影票、自行車票什么的。廠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也都是些原來的干部。有些大廠，還象征性地保留了幾個“造反派”，像我們這類小廠，早早地就將這些“造反派”給開掉了。廠子里有個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來做過幾天“革委會”領導。但是在我進廠前，就回到工廠，做起了搬運工。不過，工人對這些“造反派”也沒有什么好感。一則這些人大都沒有什么根基，尤其技術不行；另外他們有了權，胡來者有之，腐化墮落者亦有之。像那個“造反”搬運工，聽說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錯誤”。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沒有制度創(chuàng)新，盡管搞出了許多新名詞。黨支部還是在的，支部書記就兼了革委會主任；也有廠長，是革委會副主任；其余宣傳組、組織組，等等，就是原來的科室，只是換了個名稱，人還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來了，每天在辦公室喝茶、抽煙、看報紙，很舒坦。工人說：“越斗越壞”。我一開始聽不懂，后來想想，差不多是這個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來越淡，你說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講越大，工人沒法參與，也不想?yún)⑴c，倒是留出了許多的個人空間，也多了許多個人的想法。記不清是1975還是1976年，批判鄧小平，大字報出來，工人們捧著大茶杯，一邊喝一邊看，看到“物質刺激”，就喝彩，說好啊。不是工人遠離了政治，而是那時候的政治趕走了工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時候有“工人”，但已經(jīng)開始沒有了“工人階級”。

所以，1976年10月，我們廠里的工人表現(xiàn)得比較平靜，甚至有點麻木。政治熱情早早地耗盡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來會有那么大的變化，包括自身的命運。

先知先覺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們廠子里。當然，后來還是慢慢地“知覺”了，那是另一種敘事的力量。我們都被編織進一個新的故事，這個故事叫“現(xiàn)代”，或者叫“個人”。

2 還是有一些變化

慢慢地，覺出了一些變化。

學習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幾個半天是班組學習，全廠大會也是必有的。廠子里的學習跟我們農(nóng)村差不多，嘮磕。只是城里條件好，每個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種搪瓷的，上面印著廠名，每年都會發(fā)。茶葉也是發(fā)的，不貴，澀澀的，但是很過癮。這些都是當時工廠的“福利”。開會總是先讀報，或者念個什么文件。讀報念文件的時候，就有人打瞌睡。我們班組的老師傅阿祥是個胖子，別人讀報，他就打呼嚕，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還說聽見了，聽見了。問他，有時也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也是一絕。討論的時候就熱鬧了，五花八門，什么都有，聽上去離題萬里，仔細琢磨，倒也不算太離譜。談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四人幫”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這時候，師傅們就來勁了，有說“岳飛傳”的，也有講“楊家將”的，說得高興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調的老戲。

廠子里原來有個“理論小組”，一開始是為了批判鄧小平，讀的倒是馬列經(jīng)典。一幫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讀原著，漸漸地，也有了些理論名詞。批判“四人幫”的時候，這些理論原封不動地也被搬了過來。當然，后來這些“理論小組”都被統(tǒng)統(tǒng)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長得美麗，也是小組成員。那個時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帶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劉海；工作褲一般都會重新裁減一下，褲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種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兩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來，一扭一扭，很好看。那個小姑娘，上班的時候也是這番打扮，圍著的男工自然很多。后來學理論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論》，說些很深奧的名詞，男工們就很敬畏。小姑娘還喜歡替婦女說話，用現(xiàn)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權”的了。這小姑娘那時很崇拜江青，大概覺得江青有點女界先進的樣子。后來就有點灰頭土臉了，《反杜林論》是不見了，有人逗她，說你現(xiàn)在還崇拜江青嗎？小姑娘就急，說你不要瞎講八講。

后來，形勢穩(wěn)定了，這類班組學習也漸漸少了，再后來，就沒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車間里勞動，沒有了熱鬧，也少了許多的議論。

再一個變化，就是干部了。原來廠子里有規(guī)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勞動日。這一天，干部們就穿好工作服，到車間來“勞動”了。這些干部有些原來也是工人，但是辦公室坐久了，就有點生澀，干起活來笨手笨腳，工人就在邊上戲謔，多出了許多余興節(jié)目，干部也不生氣，起碼臉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這一天，車間里總是其樂融融的樣子。慢慢地，干部不來了，有事到車間，公事公辦，臉上都很威嚴。

實際上，“文革”的時候，上海的工廠管理還是蠻嚴的。“抓革命，促生產(chǎn)”，當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說，那時候流行“義務勞動”，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這一點，很多人還是很高興的。再比方說，廠里原來有保衛(wèi)組，說是抓階級斗爭，但主要抓生活作風，保衛(wèi)組長姓張，在生活作風里，最喜歡抓未婚先孕，當然，這一條后來也沒有了。張姓組長整天無所事事，后來就下放到車間，做了普通工人。

我們那時候的廠長姓孫，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車間里，人很和氣，工作衣臟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廠長對工人，尤其是對有技術的工人特別尊重，生產(chǎn)上有什么問題，總是要和師傅們商量。師傅們也喜歡他，說孫廠長人好，懂技術。不過師傅們也說，解放前的廠長可不是這樣，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裝筆挺，尖頭皮鞋锃亮，看見工人是不愛答理的。現(xiàn)在想起來，我們廠長應該是“鞍鋼憲法”的產(chǎn)物了，也算是改造過的技術干部。不過，說是廠長，好像沒有什么權，想求他辦個事，比如說換個工種什么的，遞多少煙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幫”，孫廠長更忙了，但還是沒有什么權。

有權的是我們書記，姓王，人很威嚴，沒見他笑過，藍的卡的中山裝，風紀扣總是扣得一絲不茍，皮鞋是方頭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對他倒蠻尊重，說書記威嚴像個領導。年輕人就不一樣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務完成了，躲在一邊睡覺。書記下車間視察，我也木知木覺。工友們就嚇唬我，說領導瞪了你一眼，我說我正在做夢呢。我后來學習“鞍鋼憲法”，聯(lián)系實際，覺得廠長是被管好了，但管廠長的書記好像還不如被管的廠長，蠻官僚的。我想，大概書記沒人管，說是有個“職代會”，但也形同虛設。過了好幾年，說是要廠長負責制了，老廠長退休了，新廠長來了，新廠長沒人管，也變成了官僚，把廠子賣了，也沒人管他，那是更厲害了。當然，這是后話。

漸漸地，說是要整頓了。過去，廠里經(jīng)常要搞個什么文藝活動，剛打倒“四人幫”的時候，公司匯演，詩朗誦、三句半、對口詞，我都寫過，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幫”之類。不過，那時候，小青年都蠻喜歡的，有點現(xiàn)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歡，說熱鬧，廠子里有活氣。后來就沒有了。再以前，我們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煥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兩個肉包子，抽煙說話，等下班的鈴聲。現(xiàn)在也不行了，澡堂門被鎖了起來，這一點，大家意見很大，但這個時候，不作興貼大字報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幫”打倒了，鄧小平出來了，可“物質”還沒有“刺激”，就問領導，什么時候發(fā)獎金，領導就煩，說現(xiàn)在工人的政治覺悟是越來越低了。所以，感覺不太像知識分子總結的那樣“群情振奮”，倒是有點亂哄哄的樣子。

不過，變化還是有的，變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說“大集體”要改成“全民”廠了――后來證明是胡說，證據(jù)是“全民”、“集體”基本都倒閉了；也有的說，要漲工資了，還要發(fā)獎金。這倒是對的，后來工資漲了，獎金也發(fā)了，但沒有維持幾年。最好的消息是在鄉(xiāng)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興。那年頭，家家都有人在農(nóng)村，所以覺得這個世界真的要變了。

3 開始訴苦了

后來馬路上就熱鬧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說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報也出來了。

那時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個地方專門貼大字報，居然還有小說。我這個年齡的人，好像都有讀小說的習慣。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買的，讀里面的小說，也讀一個叫“任犢”的人寫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響亮，文章也做得雄偉。當然，后來這個名字沒人招領。

發(fā)現(xiàn)了大字報上居然有小說，就多了幾分稀奇，每次去，就細細地在那兒傻看。小說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樣了。故事的內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說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錢，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開始了，造反派先是來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條，然后是開批斗會，家里大人就戴著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風雨大作，夫妻雙雙上吊自殺，留下了一對姐弟。故事這就到了高潮，記得那天看到這里，天就將黑了，許多的人都將頭湊得近近的。女兒好歹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啊，人長得漂亮，還文靜，弱不禁風的樣子。孤女無依無靠，怎么辦，這時就來了個造反派，見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誘，引誘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個也是風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殺啊，但想想還有個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準備好了，反誣她腐蝕革命戰(zhàn)士。女孩沒辦法了呀，只好啞巴吞黃連。沒想到這就懷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當然不認帳，說姑娘是女流氓，還給造反派臉上抹黑。于是又開批斗會，又是游街。折騰下來，姑娘流產(chǎn)了，人也瘋了，凈赤著身子在淮海路上亂跑，那個小弟弟也被下放到農(nóng)村去了……。讀到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結束了。看的人眼淚汪汪，有說“罪過罪過”的，也有說“作孽作孽”的。小說是通俗小說，還帶點色情，和我們在農(nóng)村講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卻不一樣。所以后來讀到《文匯報》上的《傷痕》，覺得雖然精致了許多，但也沒有太大的震撼。

 “訴苦”本來就是中國革命的產(chǎn)物，所以“撥亂反正”，也沒有太多的形式創(chuàng)新。后來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體多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紙張五顏六色，估計也是那些人從各自的單位里偷出來的。這都是當年紅衛(wèi)兵辦小報的手法啊。就這一點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學者語錄：“沒有文革，那來八十年代”。

“文革”的時候，流行過“憶苦思甜”。蒸一籠窩窩頭，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難吃得很。吃的時候，要默念老一輩的苦難，想想新社會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權者，政治智慧都極差。“訴苦”就不一樣了，“訴苦”有一種面向未來改變現(xiàn)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時的“訴苦”有個前提，就是“過去”都是“好日子”。比較麻煩的是，這個“過去”怎么定義。一般來說，在當時，定在“文革”前是比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還能勉強算是“過去的好日子”。后來這個時間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學，惹了點麻煩，后來“文學性”了一下，得獎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窩蜂地說些“風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個兒的家譜一樣，盡管他們眼睛一睜開，看見的就是五星紅旗，但好像也沒有妨礙他們懷舊。

我們廠的工人后來未必都讀過《傷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報卻不脛而走，當然，也包括我們在廠里的轉述。那時，社會上很流行這類“訴苦”。干部講自己的下臺上臺，知識分子講自己的被歧視，資本家講自己的金條統(tǒng)統(tǒng)被抄走了，我們就講自己在農(nóng)村的艱苦生活……。當然，干部不會說自己曾經(jīng)也很官僚，資本家不會說他們的金條是剝削來的，我們也不會說，農(nóng)民比我們更苦。我們在訴苦的時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東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說當時，就是現(xiàn)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責“訴苦”，“文革”傷害了很多人，“社會主義”也傷害了很多人，這個苦當然要訴，把苦訴出來，極左政治就沒有了合法性，這就是革命的教訓，教訓需要總結，不總結不行。可是，在個人的“訴苦”背后，同樣也有階層或階級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資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資不漲，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過，工人不好意思訴這個苦，比起人家妻離子散的故事，這一點苦還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時候，工人基本是在聽別人的“故事”。后來，工人也有苦了，想訴的時候，這個社會又不流行“訴苦”了，說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遠的，當然是知識分子。

說起來，中國的下層民眾，包括我們廠子里的師傅，是最有同情心的。聽別人的“訴苦”，總是很容易走進那些“故事”里面去，跟著一起悲歡哀樂。慢慢地，工人也訴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歡說他在解放前蹬三輪的故事。阿祥說蹬三輪好啊，自在，有米的時候，遛遛鳥，聽聽評彈，沒米了，出去踏踏三輪，回來割一斤肉，買三斤米，又能混幾天，哪像現(xiàn)在，天天拘在廠子里。我們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說當年老是揭不開鍋，還說你老被流氓欺負。阿祥眼睛翻翻，有點發(fā)呆。我們又問他，你老實說解放前好還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氣壯地說：“當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勞保，也沒有流氓”。我們繼續(xù)逗他說：“既然你說解放后好為什么還要說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說實話，我們自己也被繞糊涂了。

我想，當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尷尬的，他們的命運和一段歷史復雜地糾葛在一起，當這段歷史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抹掉后，他們自己的“故事”也就沒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別人的故事變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來，許多人看《駱駝祥子》，記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記的是祥子。而且，在潛意識里，他們還得陪極左政治一起認錯，認錯的對象據(jù)說叫“普世價值”。當然，在這個“普世價值”里面，是否還有他們的位置，這一點可以存疑。后來喧囂一時的“去中國化”，背后實則就是去歷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認了三十年的錯，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點理不直氣不壯。極左政治欠下的債，現(xiàn)在由極右政治來還，這就是目前中國知識界的現(xiàn)狀。

我的師傅們肯定不同意我的說法，的確，在當年的“訴苦”運動中，我們誰不是滿懷希望？“訴苦”不是發(fā)泄，是有未來的政治遠景的。師傅們在別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這個“未來”很渺小，但實在。工資漲一點，獎金發(fā)一點，在農(nóng)村的孩子早點回來，房子最好再分一點，孩子大了，要結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個“現(xiàn)代”的光明的故事結尾上。

4 社會上的變化越來越大

在我的個人感覺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漸漸變得熱鬧起來。知青開始陸續(xù)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個個閑得發(fā)慌，我也開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當時個人之間的閑聊記錄下來，將會真實地再現(xiàn)一段歷史，可惜，誰也不會自覺地對歷史負責。在我的記憶里，聊天的內容是極其駁雜的，國際國內，無所不包。影響深刻的是，西方，當然包括美國，漸漸替代了越南、朝鮮和阿爾巴尼亞。在談到西方的時候，也漸漸有了一種想像。對于普通人來說，這一想像并不是來自思想或知識，而是某些具體的“物”。

有這樣一件小事。某天，我們在一個朋友家閑聊，朋友的鄰居（也是知青）進來，先是發(fā)了一圈“三五”牌香煙，我們抽了嫌嗆，但不敢說，那是鄰居的海外親戚帶來的。鄰居又神秘兮兮地說，海外親戚走的時候，留下了幾聽罐頭，說罷，就回去拿了一聽。上面都是洋文，不認識。罐頭我們見過，上海梅林廠生產(chǎn)的午餐肉，但不像。頂端有個小環(huán)，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們找來小刀，像開午餐肉罐頭那樣，把蓋子切開。里面是褐色的液體，一人問，能喝嗎？鄰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說，咳嗽藥水，也有說，中藥。只是對那鋁合金的小罐贊不絕口，說瞧人家造的，精致。后來，我們才知道，那東西叫“可口可樂”。

慢慢地，洋酒進來了，“索尼”電視進來了，“雀巢”咖啡也進來了。說起“雀巢”，那時很受歡迎，歡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這瓶子裝水，怎么顛，也不會撒出一星半點。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時的時尚。后來，就沒人用搪瓷茶缸了，領導在臺上講話，也都捧著“雀巢”。那時結婚，開始流行裝飾柜――上海人叫“玻璃櫥”，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過去，家里有海外關系，都不敢說，現(xiàn)在就是“身份”了。沒有海外親戚的，就托人要幾個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標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時候，中國和西方遭遇，看見的是“船堅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則是“雀巢”和“可口可樂”。“物”帶來的是一種想像，而在這一想像中，“物”也被嚴格地身份化，甚至層級化。就好像我們不會喜歡“三五”和“可口可樂”的味道，但肯定覺得它們比“大前門”和廠子里發(fā)的“鹽汽水”高級。在“船堅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樂”的驚嘆后面，則是“個人”。

再后來，就有了“三洋牌“的錄音機，有雙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個人意見，錄音機的歷史意義要超過電視。電視里的節(jié)目還是有國家管的，錄音帶卻通過各種渠道浩浩蕩蕩地流了進來。最早聽到鄧麗君也是在一個朋友家里，不像后來，小青年可以拎著“四喇叭”，里面大聲放著鄧麗君，招搖過市。一開始還不行，還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聽。那時就聽迷了，即使到現(xiàn)在，我還是很喜歡鄧麗君。我曾經(jīng)和人說，一個鄧麗君，就終結了“東方紅”，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話有點糙，意思放在那兒。也有人批評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充滿“殺伐之音”，這話對，也不全對，哪個國家的文化沒有“殺伐之音”？好萊塢的“殺伐之音”不見得就比我們的弱。問題是，社會主義，無論是制度，還是文化，都過于剛性。嚴肅，但少活潑；緊張有余，輕松不夠。說起輕松，丁玲1950年發(fā)表《跨到新的時代來——談知識分子的舊興趣與工農(nóng)兵文藝》，實則正是對一些讀者給《文藝報》的來信的答復。當時的讀者意見就認為所謂的“工農(nóng)兵文藝”單調、粗糙、缺乏藝術性，而且太緊張，即使工人也不喜歡看，甚至認為“這些書只是前進分子的享樂品”。他們需要“看點輕松的書”，“喜歡巴金的書，喜歡馮玉奇的書，喜歡張恨水的書，喜歡‘刀光劍影’的連環(huán)畫”，等等。到了1980年，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這里面當然有政治的因素，卻也沒必要把所有的帳都算到政治頭上。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我們這里，“新文化”的傳統(tǒng)過于強大，以至于造成對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產(chǎn)一點，社會上，各色人都有。何況，我也不相信一個人高雅到整天看《紅樓夢》，對“通俗”文化就沒一點興趣。“高雅”和“通俗”，各歸各的評價系統(tǒng)，最好。

我想，在那個時候，我們對鄧麗君的熱愛，并不會就此認定鄧麗君比“東方紅”（音樂史詩劇）更藝術。但是，許多人對鄧麗君的確百聽不厭，這又怎么解釋？沒有什么太過深奧的理論，“可口可樂”和“鄧麗君”給我們打開了一個新奇的領域，還多少帶有一種“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談“快感”的重要作用，實際上有點近似齊澤克所謂的“快感大轉移”。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會主義過于（甚至禁欲的）剛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產(chǎn)出來的。如果說，“文革”早期曾給許多人帶來一種“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鄧麗君，只是重復了這一“快感”而已。后來，李谷一的“氣聲”唱法因《鄉(xiāng)戀》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現(xiàn)了這一“快感”的生產(chǎn)過程。但問題好像也沒有這么簡單，固然，在所有藝術爭論的背后，都有意識形態(tài)的積極參與，而最終，鄧麗君也被迅速地符號化。可是，我們又為何也認可并加劇這一符號化的過程？毫無疑問的是，鄧麗君提供的是一種個人生活的幻覺。我們那時太想有一種輕松的、自由的、閑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個人生活，并且積極地妄想著從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離。這并無不當之處。但誰也沒有考慮這個“個人”到底是什么，它后來又憑什么組織了1980年代的“宏大敘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研究過1980年代的“回鄉(xiāng)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親，后來，臺灣也有人回來了。這些港臺的“回鄉(xiāng)客”中，有許多是極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社會下層，我們叫“做工”，他們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們帶來電子表和游戲機，也帶來一包一包色彩鮮艷的舊衣衫。我就有這樣的海外親戚。上海人過去愛嘲笑“鄉(xiāng)下人”，后來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時候，在香港人或臺灣人面前，上海人也變成了鄉(xiāng)下人。他們對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嘖嘖稱羨，穿上貼著外國商標的舊衣服招搖過市，津津有味反反復復地聽著那些香港或者臺灣的故事。在我的記憶里，這些海外親戚從來不談他們的艱辛和壓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項鏈和金戒指，當然，還有自由。黃金生產(chǎn)出一種富裕的幻覺，也反襯出人民幣的貧寒。這些故事四處流傳。

大概在這個時候，工人才真正開始不滿，這種不滿完全來自同一階層內部的比較。人們開始憧憬另一種生活，不安于斯。許多人都覺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壓抑，付出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而在另一個自由的星空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發(fā)財致富。的確，1980年代的幻覺之一，就是每個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開始覺得自己是社會主義的被壓抑者，甚至被剝奪者。數(shù)年之后，我?guī)状位貜S，工人和工廠已經(jīng)沒有了什么感情。他們津津樂道社會上的發(fā)財故事，瘋瘋顛顛地買這賣那。但是雷聲大，雨點小，折騰了半天，我好像沒有看到一個人躋身上流社會。再后來，工廠倒閉了，工人失業(yè)了，這時候，工人才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原來和工廠緊密地糾葛在一起。

5 考大學去

1977年10月，也是一個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動地問我有沒有看過今天的《文匯報》。我說沒有，反問他是否說要漲工資了。工友沈批評我目光短淺，然后宣布說可以考大學了。工友沈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非常激動，可是他卻發(fā)現(xiàn)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沒有氣餒，只是一個勁地慫恿我，他說已經(jīng)動員了好幾個人，人多熱鬧，考不上也不丟臉。我說你瘋了，咱們69屆初中畢業(yè)生，拿什么去考，還是批判“四人幫”吧。最終我還是被工友沈說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個大學夢的。

既然要去考試，就得復習，一說到復習，就懵了，無從下手啊，那時候，我哪知道該復習什么，又哪知道應該到什么地方去找參考書？不像現(xiàn)在，教輔書養(yǎng)活了多少人，那時可沒有。不考大學，誰要教輔書。想起一個同學，他姐姐是清華大學畢業(yè)的，在我們那兒，是個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學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找出一大摞中學課本，說就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煙，把課本打開一看，天書啊。

悶了半天，去找中學老師。老師聽說我要去考大學，不能說不支持啊，只是惋嘆，說你怎么現(xiàn)在才來找我。我們早就聽說了，也猜著了，八月份就內部辦了輔導班，都是我們自個兒的子女親屬。我傻乎乎地問，現(xiàn)在學還來得及嗎？老師說，早就結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師就安慰我，說這里還有點復習題，我們自己擬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來，感覺還沒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學家，長吁短嘆，同學和他的女朋友都勸我，說：別灰心，說不定瞎貓逮個死耗子。我后來感覺我這一生，還真是只瞎貓，糊里糊涂就逮了幾只死耗子，說個人努力，有一點，可大半還是命運所賜啊。所以我一直感謝我的命運。那時沒有什么復印機，我那個同學和他的女朋友就幫我手抄。所以，我考大學有很多別人的鼓勵和幫助。

后來就去考試了，在郊縣的一個中學，大清早地坐公交趕去，迷迷糊糊地進了考場。語文考卷里要修改四道病句，語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來，十年“文革”，閑書讀得蠻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還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寫一個什么建設“四個現(xiàn)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廠子里的師傅，跟師傅混了那么久，動動筆就編了一大篇。歷史好像沒問題，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灑灑地就把紙給填滿了，還自作聰明地寫了不少自己的讀史心得。還有地理，我復習的時候，到工會借蠟紙鋼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國地圖，然后油印了一大疊，這些手藝都是在“文革”中練的，沒事的時候，看著地圖像個大公雞，就在公雞身上填空，這一招，還真幫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話，也有些就是我們日常夸夸其談的問題。考數(shù)學真懵了，第一道四則運算，小學學過，第二道說某公社養(yǎng)了多少頭豬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計算，后半部分說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來了，后半部分實在搞不清楚。再往后，就是幾元幾次方程，復習的時候都看過，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凈，算了算，一道半題，8分，臨陣擦槍，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場，幾個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本來不存太大希望，也沒什么，只是覺得結束了，輕松了，就提議去喝酒。

這事就算過去了，錄取通知來了，沒我，也沒我們廠子里其他人，很正常。日子還是一樣地過。過了很久，通知又來了，擴招，有我，上海師范學院――現(xiàn)在叫上海師范大學了――卻是大專。別人都很羨慕，我卻有點猶豫，只是不想做教師，在農(nóng)村那會兒，老鄉(xiāng)說，家有二斗糧，不當孩子王，覺得再真理不過。我有個鄰居，四川人，老大學生了，跑來語重心長地勸我，說小蔡啊，要搞四個現(xiàn)代化了，國家需要有知識的人啊。我說有你就行了。工友們也勸我去，但理由不一樣，說贛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時候不能做，將來工人就是最底層的了，這幾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頓開，提著箱子就去報到了。

第一次到學校圖書館去借書，看見管理員，就恭恭敬敬地問，師傅，借書手續(xù)怎么辦？管理員看了看我，說，同學，現(xiàn)在是大學生了，不能叫師傅，要叫老師。心里格頓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變了。

那一刻，直到現(xiàn)在，也到永遠，我是那么慶幸，也感到那么僥幸，磕磕碰碰地總算爬上了這輛開向四個現(xiàn)代化的春天的列車。

6 幾句多余的話

三十年過去了，社會發(fā)展得很快，過去想也不敢想的東西，現(xiàn)在都有了。房子大了，電器也很多，“可口可樂”是早就不愛喝了，鄧麗君有時候還在聽。我坐在現(xiàn)代化的列車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處。只是，我那個廠子倒閉了，工人失業(yè)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車，車子駛過一個陳舊的工人住宅區(qū)，我在那里住了半輩子，現(xiàn)在也還住著我許多的工友。司機說，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機是崇明人。我問，還好嗎？司機說，還好，就是下崗工人太多了，他們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將，水、電、煤氣都是偷的，也沒人交物業(yè)費。我看了看司機，司機還蠻年輕，我想，他沒在廠子里呆過。

工友們都失業(yè)了，拿著低保，曾經(jīng)都出去找過工作，但又都回來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電表和煤氣表上動了點手腳，表走得很慢，錢省了不少。他們說，交不起啊，物價漲得太快，這點錢不夠用。又說，我們這些人現(xiàn)在是真正不要臉了。說他們生活得很凄慘，也不盡然，看怎么過，女工都是很會過日子的，一口家常飯總還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著快老，可以拿國家的退休工資。現(xiàn)在，許多人到了年齡，拿到退休工資了，日子也比以前好過一點，他們說，這是毛主席給的。

社會發(fā)展很快，但付出的代價也真的不小，這些代價里面，包括一個階級的尊嚴。也許，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總還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夢里，夢見我還在廠子里做工，也夢見工廠倒閉了，我也失業(yè)了。體弱多病，窮困潦倒，也偷水、偷電、偷煤氣……。這時候，就驚醒了，一身冷汗，一陣一陣地后怕。當然，更多的，是慶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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