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文革”后期提議加強黃金儲備

作者：姜長青　陳淵   黨史博覽

　　黃金儲備，指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國際收支，維持或影響匯率水平，作為金融資產持有的黃金。它在穩定國民經濟、抑制通貨膨脹、提高國際資信等方面有著特殊作用。“文革”后期，陳云敏銳地意識到并把握住國際金融市場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推動中國政府大量增加黃金儲備，維護了國家的經濟利益，也為新時期的調整和改革開放的起步準備了思想和物質基礎。
　　
　　國際金融形勢的動蕩
　　
　　19４4年7月，在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有４4國參加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的最后協定書》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三個協定的基本內容包括：美元與黃金掛鉤，即黃金官價為每盎司（合28．35克）35美元；其他成員國貨幣同美元掛鉤，并同美元保持固定比價（即實行固定匯率制）。三個協定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雖然損害了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的穩定和貿易的迅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
　　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隨著戰后經濟復興的完成，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取消了外匯管制，實行多邊支付，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大大提高。各國利率水平的差異，使私人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為套匯套利而大規模流動，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各國政府之間為爭奪黃金儲備、限制資本流動而展開的貨幣戰，并最終導致以固定匯率制度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受此影響，國際貨幣關系動蕩，匯率波動劇烈，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現象嚴重，改革世界貨幣體系成了國際金融領域的中心問題。70年代，由于龐大的軍費開支和越南戰爭的消耗，美國的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國際收支連年逆差，黃金儲備不斷減少，美元不斷貶值，再也無法同黃金保持固定的比價。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宣布美元停止自由兌換黃金；1973年3月，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此瓦解。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短時間內無法建立一個新的、相對穩定和統一的體系來替代它，貨幣匯率劇烈動蕩，各國紛紛以浮動匯率制取代固定匯率制，從而導致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嚴重不平衡，國際經濟環境趨于惡化，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時有發生。在此形勢下，黃金儲備量作為國際儲備的一個部分是衡量國家財富的一個方面，黃金儲備量高則抵御國際投資基金沖擊的能力加強，有助于彌補國際收支赤字，有助于維持一國的經濟穩定。由于黃金的優良特性，歷史上就一直充當貨幣的職能，如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儲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黃金與美元脫鉤，黃金的貨幣職能雖有所減弱，但仍保持一定的貨幣職能。
　　目前許多國家，包括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國際儲備中，黃金仍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黃金是最可靠的保值手段，本身具有價值，故購買力相對穩定；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下，金價同步上漲；在通貨緊縮時，金價不會下跌。因而，歷史上每逢政治和金融局勢動蕩，就會出現搶購黃金的浪潮。
　　對一個國家來講，黃金是作為具有無限權威性的儲備資產。擁有黃金的國家不必懼怕別國政府作出的任何有關變更黃金價值和改變黃金使用條件的決定。對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或任何一種國家貨幣來說，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此外，由于軍事、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同樣也會引起貨幣的不穩，并促使物價上漲，而黃金對這些似乎并不怎么敏感。黃金是一種并不建立在借貸關系基礎上的儲藏手段，黃金的持有者不會因國際銀行體系發生變化而受到影響。
　　
　　在國際金融動蕩、美元同黃金脫鉤而且不斷貶值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有效地維護國家利益？當時，陳云多次建議，將手里的外匯多買些黃金儲備起來。1973年7月14日，他在聽取香港華潤公司所屬五豐行匯報時，對中國的外匯儲備情況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判斷：“今后金價仍會看漲，美元還要繼續‘爛’下去。我們外匯儲備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進口一部分生產所需物資外，可考慮買進黃金。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外貿部一起開會研究，算算在國外存外匯有多少利息，存黃金要付出多少儲存費，看合不合算。美元雖軟，但在較長時期內仍會是國際主要貨幣，沒有別的貨幣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國生產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在這次談話中，陳云還提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陳云看到了期貨市場具有價格發現和價格避險的功能，指出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雖然大多通過中間商進行，但不管采取哪種中間商形式，進出口價格有許多要參照交易所的價格來確定。我們過去有時只顧完成商品采購任務，價格越漲越買，吃了虧還不知道，這是不行的；我們利用交易所，就是要爭取有利價格，使自己少吃虧或不吃虧。他指出：“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根據這一思想，外貿部門在購買國內需要的物資時，靈活運用期貨手段，積極參與國外交易市場活動，在完成購買任務的同時，為國家賺取了外匯。
　　
　　陳云對國際形勢的新判斷
　　
　　陳云長期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對發展對外貿易一直十分重視。新中國成立初期，陳云就指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愿與各國政府及人民恢復和發展通商關系。”20世紀60年代，為緩解糧食緊張的局面，陳云提出并親自抓進口糧食的工作。為了提高進口糧食和機器設備的外匯支付能力，他又提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根據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爭取多出口創匯。
　　“文革”中，陳云受到沖擊，僅保留了中央委員職務，被下放江西南昌，到工廠“蹲點”。陳云并未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時間抓緊學習。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并密切關注著國際形勢。這可以從陳云給女兒的信和陳云女兒的回憶中得到印證。
　　1970年12月14日，陳云在給女兒陳偉華的信中說：“訂一份《參考消息》，這可以知道世界大勢。不知世界革命的大事件，無法增加革命知識的。”
　　陳偉華回憶道：“一天，吃過晚飯后，父親把我叫到身邊，說：‘你還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給你一本《世界知識年鑒》，這幾天你把它通讀下來，我要提出問題讓你回答。’就這樣，在南昌探親的20多天里，我和父親在一起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讀書中度過的。”
　　1972年4月，陳云回到北京。7月21日，陳云致信毛澤東，請求中央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次日，毛澤東即批示同意。不久，陳云參加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考慮制訂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并受周恩來的委托研究當時有著迫切意義的國際經濟形勢和發展對外貿易問題。
　　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關系解凍和國內糾正極左思潮，為從西方國家較大規模地引進技術創造了重要條件。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后的對外引進項目作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于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后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這個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引進工作的對手是西方資本主義大公司，交易是通過市場進行的，結算方式除單機按現匯支付外，成套設備項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這在當時都缺乏經驗。為此，陳云親自對進出口貿易進行調查，及時提出并開展對當代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價格和貨幣金融等問題的研究。
　　以后，在“四三方案”的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這些項目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對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1973年6月，陳云在與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說：“過去對外貿易75％面向蘇聯、東歐國家，2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反過來了，這個趨勢是定了。因此，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國情咨文那樣的東西，康納利、舒爾茨、德斯坦的講話都要研究。現在距離列寧所講過的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的時代還很遠。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他還指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銀行要把這個任務擔當起來”。陳云提出要恢復外貿、金融研究機構，認真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資料，并親自擬定了了解世界經濟狀況的十個重要問題。其中主要是關于國際金融和貨幣問題，特別是對外國銀行給我們的透支便利進行利害估計。
　　根據陳云的這一思想和周恩來的多次指示，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許多調查研究，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當有人講到現在人民銀行可以借到10億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匯資金，但在國內碰到這樣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針和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以及這樣做同現有規矩相矛盾等問題時，陳云指出，這是兩個問題：一是方針問題，即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和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二是方法問題，要把國內的規矩變動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這樣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個變通的辦法來讓大家討論。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把大道理講清楚。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過去沒有75％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現在形勢變了，因此，規章制度也要變動一下。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由于陳云的支持，1973年籌措到大量外匯資金，支持了對外引進的需要。
　　1973年7月27日、28日和8月4日，陳云先后三次同外貿部負責人及外貿部價格小組成員座談，指出：“戰后初期，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地位對內搞赤字預算，對外搞馬歇爾計劃，西歐國家成為‘五保戶’。后來，‘五保戶’變成‘暴發戶’，800億歐洲美元到處攻，美元貶值，危機發生。美元同黃金的關系已割斷，不可能再恢復。但美元也不會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國民黨的金圓券相比是錯誤的。那時國民黨已無生產基礎，而現在美國的生產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國已開始干預美元的下跌，對此要充分注意。美元危機的根源是生產力與市場的矛盾，即生產過剩，現在關于貨幣危機的文章都沒有說到點上。”
　　
　　陳云建議增加黃金儲備
　　
　　陳云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符合實際，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很快給國家創造了極大的現實利益。由于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把通貨膨脹的風險轉嫁給世界各國，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使手中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是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問題。雖然美元與黃金脫鉤了，但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功能并未喪失，陳云非常看好黃金的升值潛力。
　　1973年5月，陳云經過分析后判斷：現在世界黃金產量每年平均2200萬兩，價值35億美元，而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按每年增長1％算，就是300億美元。當然，貨幣還有周轉次數。但根據我們貨幣發行與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黃金產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長的，何況黃金還有它的工業用途。當時中國手頭有一批外匯存在瑞士銀行，陳云認為應該拿出來買黃金保值。他認為，今后貨幣大概不會再同黃金聯系在一起了。他設想，將來世界貨幣可能會用一種像我們解放初期那種“折實單位”來計算。
　　1973年6月7日上午，陳云同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陳希愈、喬培新等人談話，請中國人民銀行幫助收集有關國際金融和貨幣十個方面的材料，即：（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國從1969年至1973年的貨幣發行量，外匯儲備及其黃金儲備；（二）現在世界黃金年產量，其中主要產金國的年產量；（三）800億歐洲美元分布情況；（四）經濟繁榮、衰退、危機的行業標志，美、日、英、西德、法各國從1969年至1973年的鋼鐵、機械或其他基本建設投資；（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國度過危機的辦法及每次危機的間隔時間；（六）美國同英、日、西德、法各國的主要矛盾及經濟上矛盾的表現；（七）美國和日、英、西德、法各國在貿易和貨幣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可能采取的解決辦法，世界上貨幣總流通量和世界上黃金總持有量之間的大致比例；（八）美國1973年對外，包括轉移、駐軍、投資、旅游、貿易等方面的赤字；（九）對世界經濟和貨幣金融情況的近期和遠期估計；（十）外國銀行給我們透支便利的利弊。談話中，陳云還指出：人民銀行要把在“文革”中撤銷的金融研究所搞起來，擔負起全面的經濟研究任務。
　　1973年6月，陳云經過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應該把中國當時存在瑞士銀行的一批外匯拿出來買黃金保值。當黃金價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時，陳云明確建議銀行用外匯買進黃金保值，“國際市場價格在工資提高后，只會增，不會減，黃金價格還要上漲。在每盎司黃金80美元時，我曾建議用外匯買進一些黃金保值，但銀行認為利息損失大，不合算。買進黃金后，如果需要付款，還可以賣出去，這不是倒賣，而是為了支付”。
　　1973年，鑒于美元已同黃金脫鉤，且比價不斷下跌，陳云向李先念提出，我們與其把外匯存在瑞士銀行遭受風險，不如用這些外匯買點黃金存起來。國務院采納了這一建議，指示有關部門動用存在外國銀行的外匯買入大量黃金，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中國的黃金儲備從1970年的700萬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萬盎司。這不但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后對外開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陳云在1983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現在的黃金儲備，絕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國際貨幣動蕩時買來的。那時，我同先念同志講，與其把外匯存在瑞士銀行，不如買點黃金。中國有這么一點黃金是必需的，不算多。”1987年12月18日，陳云在同胡啟立談話時指出：1981年，我說國家有120多億外匯作為周轉資金很有必要。1983年，我又提出中國這么大，有幾百噸黃金儲備不算多。但那時對這些外匯和黃金覺得燙手，不知怎么辦才好。
　　一項歷史決策，其作用往往影響很深遠。隨著中國更多地融入世界經濟以及世界經濟金融形勢的復雜多變，愈加顯示出陳云在“文革”后期為中國黃金儲備增加所作出的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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