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央機關

白振剛　

1959年到1962年，在新中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面對工農業生產跌入谷底導致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餓嚴酷的現實，最難過的是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主席本人了。他當時對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

中央領導自減糧食定量，采植野菜補充糧食

1959年春，國家將每個城市人口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要求糧食定量低標準，并以瓜菜代替糧食。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干部帶頭。中央最高領導人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渡過難關。
中央最高領導人和機關工作人員開始重新核實定量，先由個人自報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主席，自報的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委員長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總理報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澤東主席一樣，也是26斤。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后，大家都認為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于部一樣，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領導人都堅持說夠了，已經寫過，不要變動了。于是，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1960年1月9日，國管局在糧食部召開中央機關參加的現場會，推廣該部食堂采用的“糧食食用增量法”的經驗。3月初，根據對52個中央機關101個食堂的調查，有95個食堂適應壓縮糧食定量，實行了“糧食食用增量法”。“糧食食用增量法”的具體操作方法很多，以大米為例，中央機關食堂采用的就有“三蒸做飯法”、“雙蒸做飯法”和“泡米蒸飯法”等數種主食增量加工方法。
“糧食食用增量法”是一個不科學的做法，它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們吃飽飯的問題，而且還破壞了食品的營養。因此，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干部就想出另外一些辦法，作為糧食的補充和替代品，他們決定采集一切可以食用的植物，同糧食摻和在一起搭配著吃。
最開始時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采榆錢兒等。將采來的野菜和偷榆錢兒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饅頭個兒大一些。后來自然生長的可食用的植物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們開始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通的是一種“掃帚菜”的植物。這種野菜枝蔓多而密，把葉子擼凈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掃帚，其俗稱大概就是這么來的。

自己動手發展機關副食品生產

中央、國務院領導提出的渡過難關的方針是，組織中央機關發展副食品生產。國管局中央國家機關干部勞動生產辦公室，作為實施這一方針的職能機構，在當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61年1月6日，國務院批轉習仲勛副總理《關于兩年來中央國家機關的副食品生產的報告》中說，中央國家機關的副食品生產是從1959年春天，副食品緊張以后才大搞起來的。到目前為止，中央機關51個單位，共建立了271個副食品生產基地。這些農畜產品為機關食堂副食品的供應解決了很大問題。同年9月5日，國務院批轉國管局《關于中央國家機關副食品生產工作的報告》提出，爭取一兩年內，基本實現機關副食品生產自給。
1963年底，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對副食品生產基地進行了整頓和調整，共撤銷副食品生產基地171處，退地9．1萬畝。將原有副食品生產基地從上半年的333處減少到162處，耕地從上年的21.5萬畝減少到12．4萬畝。
“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機關各部門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政治到食堂，書記下伙房”的號召，組織機關黨政領導和干部輪流下食堂，通過參加勞動，改善食堂工作。國管局把實行“政治到食堂，書記下伙房”的工作制度和發展機關副食品生產的實際效果結合起來，組織工作組進行蹲點調查；按照地區設立協作組，召開現場會議，總結交流經驗推進工作。
實行對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副食品特需供應的辦法
1960年9月9日，國管局向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匯報《關于對北京的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的情況》。匯報說，今年初國家經濟情況已經十分困難，市場供應相當緊張，中央除多次發出指示緊急調運糧食支援最困難的地區外，還采取降低城市人口糧油定量等措施。在這種情況下，8月1日，中央書記處批轉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關于對在京的局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指示對在京的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特需供應辦法分為三類：給予肉、蛋、糖、煙四類副食補助。中央機關的此項工作由國管局負責具體辦理。照顧對象是黨外司局級以上干部和黨內副部長以上干部。8月初，國管局全面展開工作，邊審核名單，邊發特需供應證，邊補助。
當年10月26日，根據中央發出的《關于整頓對負責干部特需供應，禁止走后門的指示》的具體規定。除黨外人士仍按原定額供應，不予降低外，對黨員干部實行減半供應，從11月份起實行。這項特需供應到1963年7月，隨著市場上副食品供應情況的顯著改善，逐步取消了。
“三年困難”期間，中央機關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下，在北京市和其他各省（區）市的大力支持下，保證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中樞和中央機關的正常運轉，保證了中央機關70多萬職工和200多萬職工家屬的基本供應，使他們渡過了難關。中央機關事務（機關后勤）工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保障作用。1960年，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指示，中央黨、政、軍機關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萬人大會，表彰在渡過難關中的中央機關事務管理（機關后勤）工作先進單位和先進工作者。他們的光輝業績都被載入了史冊。

貫徹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精神

1961年12月11日至22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招待工作會議。陳毅副總理受周恩來總理的委托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說，中央這次“興師動眾”召開這么大的對內招待工作會議，表示了黨重視這個工作，特別是重視這個工作的思想性、政治性。現在有些人用公款請客，大吃大喝，這個錢花得令人痛心，這是對不起老百姓的。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北京老百姓不止一次地寫信來抗議，說副食品那么緊張，為什么要舉行那么大的宴會，周總理說抗議是有道理的。現在我們要想辦法，把宴會的規格降下來，一般的招待副總統、副總理，可以改在小餐廳里，有四五桌就行了。
1962年3月15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對內招待工作的規定》。規定說，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全面地持久地厲行增產節約。在目前時期，更需要艱苦奮斗，與群眾同甘共苦。在非生產性的費用方面實行最大限度的節約。這樣就更有利于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更有利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們國家的招待工作必須堅持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方針；堅持生產第一、生活第二，政治第一、物質招待第二的原則；必須發揚黨的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厲行節約和“精兵簡政”，反對鋪張浪費和特殊化的不良風氣。
1962年5月，根據國務院的決定，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的招待所由國管局統一管理起來。一般會議不住飯店，在招待所召開。中央機關帶頭，全國招待部門上上下下都努力貫徹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作風，這不僅促進了政府部門勤儉廉政建設，而且對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6期《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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