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有極大益處

孫煥臻　

    自上個世紀1978年代末以來，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刮起一陣陣“反毛”、“非毛”的狂風惡浪。他們首先是從所謂毛澤東“不重視經濟建設”打開缺口的。

    果真是這樣嗎？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無恥誹謗！事實是最雄辯的。

    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所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泵珴蓶|所領導創立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經過人民大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是“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1頁）為此毛澤東奮斗了終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極大的犧牲。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黨和軍隊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爸挥袑⒊鞘械纳a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保ā睹珴蓶|選集》1316-1318頁）

    新中國建立之后，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極其艱苦卓絕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頭八年內，革命的主要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面，那時的任務是恢復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那時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教育了干部和群眾，統一了認識，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那時，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1956年起，毛澤東開始艱苦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1957年，他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深刻地分析和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奠基之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從1958年起，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此情形下，干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張宏志同志所著《還清白于毛澤東》，客觀真實地反映了那段歷史情況；給“反毛派”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這對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大有好處）經過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反復比較，毛澤東指出：“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保ā睹珴蓶|著作選讀》下冊，第832頁）

   1962年初，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即“七千人大會”）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正確地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彼栒偃h：“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

    他率先垂范，身體力行，進行艱苦地探索。他提出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保ㄔ诒贝骱又醒牍ぷ鲿h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這條基本路線經過至今40多年的社會實踐的反復檢驗證明了它的遠見卓識和客觀真理性。

    在這條基本路線指引下，從1963年開始，毛澤東在抓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同時，也十分關注經濟工作。他抓經濟工作，主要側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發展方針和發展目標的制定，并且緊密聯系到當前的戰備工作。他多次聽取經濟和計劃部門的匯報，提出意見。當時，經濟發展形勢很好，有望提前實現經濟調整的各項任務，使國民經濟重新走上穩步增長的軌道。在此情勢下，確定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和提出更加長遠的奮斗目標，提上了黨中央的議事日程。

    1963年夏，毛澤東提出：把1963年到1965年這三年作為一個過渡階段，仍然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為這一時期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三年過渡之后，搞一個十五年的設想，就是基本上搞一個初步的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或者說工業體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和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年第1358頁）隨后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鄧小平主持制定《關于工業發展問題》的黨內文件。

    這個文件寫上了毛澤東以上關于國民經濟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也為周恩來在三屆人大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作了準備。毛澤東對《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作過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寫了一大段話：

    “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F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保ā睹珴蓶|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0頁、341頁。）

    從這篇精辟的歷史總結中，不難看出，中國在經濟和技術上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巨大差距對中國形成的壓力，一直是毛澤東思考國內問題和做出決策的重要出發點。在政治制度改變之后，不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在一個不太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這些話，反映了中國人民渴望民族振興、奮發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

    1964年，毛澤東在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上，有一些變化。他越來越重視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提出加強第三線建設，改善工業布局，加強國防。這是他鑒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周邊國際環境，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擴大對越南南方的侵略戰爭，在經濟形勢全面好轉的基礎上，所采取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他把農業和國防比作兩個“拳頭”，把基礎工業比作一個“屁股”。強調要把基礎工業搞上去，其他方面與之相適應，并要從外國引進先進技術，以加強工業。他特別提出當時有兩個“注意不夠”，一個是對三線建設注意不夠，一個是對基礎工業注意不夠。

    所謂三線，按地域劃分的。第一線是沿海，第二線是中部地區，第三線是后方地區，包括西南的云、貴、川，西北的陜、甘、寧、青。新疆屬于第一線。對三線建設，毛澤東考慮的重點在四川，而攀枝花又是重中之重。當時確定的鋼鐵基地是兩個，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澤東曾說過：“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要搞，不搞我總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而這兩個鋼鐵基地，毛澤東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對它寄托著極大的希望。他說：攀枝花不搞起來，我就睡不著覺，一定要下決心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他同時提出，要加快成昆、內昆、湘黔、滇黔、川黔幾條線路的建設。他說西南三線，不僅修鐵路，搞鋼和煤，機械、化工、軍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們把三線的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那時打起仗來就不怕了。打起仗來還可以繼續建設。你打你的，我建設我的。毛澤東把三線作為一個陣地，把一、二線作為一個陣地。以一線、二線的生產支援三線建設，而三線建設要抓緊。他說：“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后來提醒，注意了。最近這幾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毛澤東傳》1949-1976第1362頁）

   1964年經濟形勢好轉了，又出現上項目勢頭過大的問題。每當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人們總容易想把建設搞得更快一些，更多一些。這好像是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此時毛澤東比較冷靜，針對上項目勢頭過大的情況，提出一個原則：“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他說：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以客觀規律辦事。建設也是客觀規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錢，還是要打殲滅戰。財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滿了，打滿了危險！過去我們吃過虧，把財政收入打得滿滿的，把基本建設戰線拖得長長的。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要說服地方同志，工業、農業、國防和其他建設事業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錢。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說。必須留有余地，過去講是講了，但是沒有做。這幾年留了，要保持這幾年。（《毛澤東傳》1949-1976第1362-1363頁）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聽取余秋里、谷牧關于“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的匯報。毛澤東認為“三五”計劃投資項目多了，指標也高了。他說：“鑒于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億元的建設規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大了殲滅不了。要考慮來個大災或者大打起來怎么辦。我看大家想多搞，你們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偠灾?，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毛澤東聽取關于“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6月16日。）

    之后，周恩來把毛澤東提出的這三條，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成為那時國民經濟計劃，乃至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所遵循的重要指導方針。

    1964年隨著國民經濟形勢全面好轉，提出新的奮斗目標的時機已經成熟。黨中央和毛澤東確定，在這年年末召開三屆全國人大會，將宣布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結束，新的經濟建設發展時期就要開始。12月11日，周恩來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報告初稿送毛澤東審閱。13日，毛澤東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寫了兩段話。一段講人類認識規律，另一段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兩段話，很能反映毛澤東的世界觀、歷史觀，反映他對發展和振興中國的信念和理想?，F將全文引錄如下。

    其一：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其二：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41、342頁。）

    政府工作報告稿上有一句話是：“我們應當更有信心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趕上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泵珴蓶|認為，只講“趕上”還不行，還要講“超過”。于是把這句話改為：“我們應當更有信心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趕上和超過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簡單地說，我們必須用幾十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西方資產階級用幾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平?！?/p>

    之后，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全黨全國人民在這個宏偉目標的鼓舞下，遵循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與實踐，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勝利。到20世紀的70年代，我國建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具有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世界上第六大經濟強國（改革開放近30年我國一直達不到第六的地位，到去年才勉強奔上第六位）。正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先生所著《毛澤東時代進行了偉大的現代化》中所指出的：

    “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后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1952年（當時工業生產恢復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18％，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于土地的農民，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卻已從1952年的300萬上升到了1800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2800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盡管許多工廠的工作技術水平簡單而原始。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夠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極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國沒有接受過任何外援。敵對的國際環境（在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敵意之上又加上蘇聯對毛主義的敵意），與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則，起到了雙重強烈的作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實際上一直處于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況。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國家政策造成了經濟上額外的不利與艱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說：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p>

    我以上這篇拙作，是我讀《毛澤東傳（1949-1976）》有感而發。不知能否給以“走資派”“資改派”之類攻擊毛澤東“不重視經濟建設”的無恥讕言以沉重一擊。親愛的同志，愿我們攜起手來，共同來做這項極有意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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