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黃宗智內卷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述評

作者：張家炎　(中國經濟史論壇于2003-7-2 2:39:56發布)　

20世紀中葉以來，對如何解釋中國傳統經濟在西方漢學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認識。由于中國在20世紀以前基本是農業社會，因此對中國傳統經濟的認識也主要是對中國小農經濟的認識，對此西方漢學界已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最新的解釋是彭慕蘭所提出的分岔論，在他看來，18世紀以前的中國（江南）農業與歐洲（英格蘭）基本相似，江南甚至不少地方領先，只是約1800年后才出現根本性的分岔，主要原因則是英國能從美洲殖民地得到大量原材料及英國國內有容易開采、接近的煤礦（而江南均沒有）。此說法在不少方面對既有的學術成果進行挑戰，最重要的即是認為18世紀江南不存在黃宗智所說的內卷現象，從而從根本上否認黃宗智內卷化理論的成立。對此黃宗智在美國《亞洲研究雜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號發表長篇書評闡述自己的觀點，彭慕蘭亦予長篇回應。同期發表的還有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從中國與西歐比較角度對彭書的評論，以及李中清、王豐、康文林等人對他們人口史某些觀點的解釋。

2002年6月3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理論與比較史中心就此組織了一次爭論雙方參與的討論會，參加者包括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武雅士、艾仁民、彭慕蘭、李中清、王豐、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下面即簡要綜述各人的主要觀點，然后是筆者的幾點評論。

一、 討論會主要觀點綜述

此次討論會雖然是圍繞18世紀中（江南）西（英格蘭）是內卷還是發展的分歧展開，但會上雙方爭論的實際是兩個分開的議題，即一、從總體上綜合討論18世紀英格蘭（歐洲）與江南（中國）兩個經濟體之間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還是在勞動生產率、人均產量、勞動分工、收入與消費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為領先？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彭慕蘭與杰克·戈德斯通重點討論的即是此一議題；二、中（江南）西（歐洲）人口行為的差別。前一議題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與評論中分別引用了不同學者對此的看法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些學者包括武雅士（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等引證其觀點）與李中清、王豐和康文林（彭慕蘭、杰克·戈德斯通引證其觀點）。

(一)兩個經濟體的比較

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18世紀英國與中國: 評彭慕蘭〈大分岔：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認為，為了認證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相似，彭慕蘭沒有認真對待近20年來西方研究18世紀英國的主要學術成就，即對可以簡稱為“五大變化”（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的證實。他把這些革命性的變化盡量寫成是內卷型（即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演變，同時又把長江三角洲經歷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盡量寫成是發展性（即勞動邊際報酬遞增）的變化，由此求得他希望的中英、中西等同。其實，英國的工業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趨勢以及它們和英國煤礦業特早發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紀長江三角洲則不見其中任何一個條件。它呈現的不是19世紀工業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紀巨大社會危機的形成（其中癥候之一即是窮人在生存壓力下溺殺女嬰）。中國后來進入現代經濟發展的道路和英國完全不同：是通過社會革命來進行資本積累，而后通過農村的現代工業化來減低農村（部分地區）的人口壓力。在與中國有關的實證上，彭書則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經驗研究錯誤。譬如，他以為一匹棉布的生產過程中，要用3天來織布（并因此估計一個從事棉布生產的農婦收入會高于一個男雇工）。其實，織布一般只花1天，4天紡紗，余下來的是彈花、上漿等工作的時間。又譬如，他想象江南農民每人每年消費10匹棉布和2匹絲綢，甚是無稽。國外經濟史研究傾向于輕視關于具體生產狀況的知識而偏重時髦理論和書面數字，彭書正犯了那種錯誤[1] 。

針對黃的批評，彭慕蘭《超越東西二元論：重新定位十八世紀的世界發展途徑》多未正面回答，相反，他主要是對黃宗智的內卷化理論從實證到概念進行全面的否定，以進一步強調中（江南）歐（英格蘭）18世紀的相似性及美洲原料與國內煤對英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彭認為在比較勞力集約時應比較單位總產而非每畝勞力投入（他認為如果在一畝土地上比別人多干一倍時間但多一倍收入，這不是內卷），在總計勞力時應將成年男女與兒童予以區分（他們的生產力不同），同時還應考慮確保食物的生產占全年勞動的時間（江南比英格蘭少）。彭又認為植棉并紡織的日收入并沒有黃所認為的那么低，且在前現代條件下，農業中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極大地高于家庭紡織業，這與內卷沒有關系。彭還認為黃的內卷定義“勞力邊際報酬遞減”對所有生產都適用（一位精心播種第一塊地而粗心播種第二塊地的農民并未陷入內卷化生產），并非中國經濟的特別現象；內卷應該表示每天實際工資的長期下降，而這在中國不曾出現，卻在早期歐洲有。他不認為18世紀江南存在人口壓力。

針對黃就彭某些硬傷的批評，彭回答：其一，他對紡織工序中時間安排的誤解并不影響其總的觀點，即紡織收入高（經重新計算他認為織一天布的收入可抵夠一人20或30甚至40天消費的大米）。其二，他認為不是江南所有人都是窮農民，布也不只是用來做衣服，而黃所依賴的徐新吾的資料大成問題。因此彭不僅堅持江南棉布消費與英格蘭相似、糖也消耗相當（江南人均年消費10磅糖），且認為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國人好。

最后，彭不認為易于得到煤與美洲原料乃大分岔的全部，但中／歐與江南／英格蘭的比較表明此二因子被低估了，他認為是煤與蒸汽機的結合誕生了新世紀。煤在英國緩解了燃料危機，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總之，彭堅信18世紀后期歐亞大陸兩端的經濟有很多相似之處，不能把中國、歐洲納回到完全分開的“發展的”、“內卷的”只存在對立的范疇。

但黃宗智《回到實質性問題：對彭慕蘭就我的評論所作的回應的反駁》認為，彭與黃在18世紀長江三角洲內卷的事實上并沒有真正的不同意見。因為在紡織業收入與種稻收入的比較中，彭把兒童勞力轉換為成年勞力后得出的結論（1比2或3）其實是強調棉紡織業代表的是比農業低的勞動回報——而這正是黃的主要觀點。小麥生產也是。但黃認為彭通過轉移注意力的換算來掩蓋他其實同意黃的方面，比如彭指責黃把總勞動投入與總產弄混，但黃認為他說的只是勞動投入的差別，沒有說回報也有同樣的差別；又如彭沒有注意到人均消費（含小孩）（2石）與成人平均消費（3石）的差別及糧食消費與維生所需（含糧食及其它）的差別。

從實際生產條件出發，黃認為要比較江南水稻生產與英國小麥生產就得比較稻與麥或米與面粉，要比較兩者農業就得考慮英國的動物產品（折算成谷物當量）而不能只將英國谷物生產與江南糧食生產相比（江南乃谷物農業），比較兩者還得考慮農場規模的巨大差別（江南農場只及英國的1%）。黃認為彭無視差別而強求兩者相似的作法也表現在處理英國的種種巨大變化上，包括農業革命（18世紀英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翻番，江南則下降）、新城市化（英國中小城市增加）、原始工業的革命（英國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江南仍留在農家且為農業的輔助性生產）、消費革命（英國出現更多的農產品及農村對城市產品需求擴大）等。黃因此質問：如果18世紀長江三角洲勞動生產率真的下降且貧窮壓力明顯（溺殺女嬰、售妻女等），而英格蘭卻有大量長江三角洲沒有的變化，包括農業勞動生產率翻番、城市人口增加（三倍于江南）、原始工業增加（江南仍留在農戶內）、急劇的消費變化、煤的極早發展……彭對所有這些并不反對——那么如何使人相信這兩個經濟體保持大致相等？黃強調指出這種只注重數字運算而忽略當地情況（生產與生活條件）的研究方法會導致大量嚴重的錯誤；他的比較也因此注重的是農場大小、勞動投入、作物組合、肥料使用、技術、產量等實際生產條件，而不是其它。

上述比較側重中國史方面，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英格蘭與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分岔：財產關系、微觀經濟學與發展型式》則側重從歐洲史角度出發進行比較。他們認為英格蘭與江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體（英格蘭本身的社會經濟制度從早期近代之初就已與中世紀不同）。兩者面臨完全不同的限制與機會，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經濟策略或經濟再生產方式而導致不同的發展型式。1500—1750年間英格蘭農民為競爭租佃而作出其生產決定，由此而迫使利潤最大化。農民被迫尋找增加總產同時降低勞動投入的途徑。農民視大農場為更有效而不愿通過使用更多的勞力而降低利潤。農民經濟條件差時晚婚、獨身多；田塊日益集中，勞動生產率提高；英格蘭農村農工結合是為謀利，等等。表明它所經歷的是斯密式經濟演化。
而同期江南農民往往擁有部分或全部的產權（永佃權、田面權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場，地租由政治、非由市場競爭決定。地主攫走約30—40％的收成卻無意投資農業。佃農不追求利潤最大化。農民為續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產多子均分。人口壓力日增而田產日小，結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勞動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勞力集約。糊口的同時每日勞動力產出下降，剩余積累少。長江三角洲農工結合是為了生存，等等。它所經歷的是馬爾薩斯式經濟演化。他們認為在1500—1750年間，兩個經濟體的發展途徑已經分岔。從1750年至1850年則是此前發展路徑的延長。按世界史標準衡量，18世紀后期英格蘭已是發達國家（1800年時英國已不再是農業國），而長江三角洲變得更窮。作者還指出英國可以從歐洲大陸獲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國內也不存在燃料危機。從而從根本上否認彭所謂英格蘭與長江三角洲約1800年之前沒有分岔，而約1800年的決定性分岔來自于英國得到了美洲的原料與英國國內的煤供應的觀點。

對于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的批評，彭慕蘭《對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的批評的回應》幾乎予以全面否認，首先，他否認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有關英格蘭與江南經濟體差別的某些陳述，如他否認英國有市場競爭的租佃市場，否認英格蘭低生育率與社會產權系統之間的聯系，否認英國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之間的必然聯系等。他認為是總人口的增長而不是農業中分流出的人口為新工業提供了人力，而且這種“釋放”量也比江南強不了多少；英格蘭地主從農業中獲得的利潤并沒有都投資在工業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躍的土地市場；1500—1750年間英國土地所有權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對江南在人多地少壓力下為糊口而投入勞力更集約的紡織業生產的說法，他認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農，其剩余（1800年時5口之家人均4石米當量）仍超過最低生存所需（人均2石）；且從紡織中所得不比農業中所得低。江南紡織擴展的原因與在幾乎任何地方一樣，是比較優勢使得江南能進口長江上中游的米而生產其它東西。第三、彭從根本上否認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以農業產權關系解釋江南、英格蘭經濟1750年時巨大差別的觀點。他認為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的指數只能比較趨勢，不能比較某一特定時間的生產力水平。相反他反復強調以人均農業產出與單位勞動產出而言，18世紀的英國農業無甚優勢，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人均農業產出——1700年江南人均產出為1409磅小麥當量、英格蘭為1260磅小麥；1800年江南為987磅小麥當量、18世紀末英格蘭為1121磅小麥。單位勞動產出——1800年英國農民每天產出是0.21石小麥、江南農民是0.20米（谷？）當量。每勞動力產出——明末至清中期江南每勞動力產出增加30％，而英格蘭1600—1850年增加為43％，大致接近。因此彭認為1750年兩地勞動生產率的大分岔不存在，考慮到江南的高土地生產力，說江南農業在總體上占優勢仍是合理的。總之彭認為遲至1750年，英格蘭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岔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來自于農業之外。

杰克·戈德斯通《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黃宗智、彭慕蘭、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爭論的評論》以貌似第三者的角度提倡各種社會之間、長時段的比較，他的主要觀點是認為英國并沒有農業革命，但長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農業生產的“繁盛”。他認為長江三角洲的農業生產水平在1800年前從各個方面衡量都比英國強：1750年長江三角洲農業人口人均主糧產出（6.32石小麥當量）高于1700年的英國（4.62石小麥）；1750年長江三角洲總人口人均主糧產出（3.53石小麥當量）高于1700年的英國（2.36石小麥當量？）。亦即1750年長江三角洲勞動生產率比1700年英格蘭高50％。1750年長江三角洲只有極小部分農田棄稻植棉，絕大多數農家仍以產稻麥為主，且僅靠此即可維持高于糊口水平以上多得多的生活水準；1750年長江三角洲只用了38％的務農人口就可以養活全部人口（如加上交租量、第二季作物、豆油菜等消費），勞動生產率比英格蘭高。此水平英國1800年才達到。他重點指出在戶均耕地減少的情況下，長江三角洲這些成績的取得主要是擴展雙季栽培、使用牛耕、大量施用肥料（特別是餅肥）的結果。1750年時江南農業生產有極大剩余。這有助于支撐此期內長江三角洲迅速增長的人口。但1750年到頂點后即急劇下降（因沒有新的技術改進）。工業化之前英國、中國不存在大分岔的發展途徑。但他反對彭有關美洲原料與英國國內煤對英格蘭經濟發展作用巨大的看法，他認為是科學技術（特別是蒸汽能源作用）而不是其它（農業、可利用資源等）促進了英格蘭與世界其它農業經濟的分岔。

黃宗智《十八世紀長江三角洲有農業革命而英格蘭沒有？》主要針對杰克·戈德斯通涉及中國方面的問題，亦即他認為有革命性變化的地方（牛耕、肥料、雙季栽培）及婦女參與農業生產的變化作出回應，說明杰克·戈德斯通認為英國沒有農業革命而長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農業生產的“繁盛”）的觀點之不成立。首先，杰克·戈德斯通認為晚明江南農業中沒有用牛而清中期用牛普遍。黃認為他的這一錯誤主要在于依賴李伯重著作所引《天工開物》的孤例。其實宋應星講的是太湖盆地中央桑稻農作區，土壤濕潤、人口密度又高，因此牛耕不普遍；但其它地區在明清時期牛耕其實一直很普遍。他是把兩種不同局部地區間一直存在的差異轉化為整個地區不同時間的對立比較。其次，杰克·戈德斯通認為江南從1600年雙季栽培很少到1750年無處不在，耕作制度發生急劇變化。黃認為他在此是把明末140％的復種指數說成雙季栽培“很少”，而清初170％的復種指數被說成雙季栽培“無處不在”。再次，杰克·戈德斯通認為增施肥料（餅肥）主要是為了補充雙季栽培條件下土壤養分的損失（而不在于將已有的產量提高多少，即沒有認同李伯重餅肥施用帶來了肥料革命的觀點），否則在同一塊土地上一年收獲兩季會很困難。黃對此表示認同。最后，杰克·戈德斯通認為江南發生了婦女參與農業生產的劇變：明代婦女分擔所有農活，而清中期性別分工明顯——男人干重農活、女人紡織。黃認為他所依賴的仍是李伯重的書，但李并沒有這么提。婦女實際是一直參加各種勞動的，即使是以后紡織的興盛也沒有出現如此明顯的性別分工變化。在黃看來，杰克·戈德斯通所謂1750年長江三角洲農業生產有極大剩余的說法顯然不存在，他想象中的江南農業（除了肥料部分之外）要么夸大其辭、要么不存在、要么誤解，他對農業的理解完全不能令人相信。

(二)中西人口行為的比較

武雅士《晚期中華帝國存在生育控制的證據嗎？》表示，他雖然接受李中清、王豐、康文林等人對中國人口行為基本特征的表述，但對他們的證據及對低婚內生育率的解釋有不同看法：武認為他們的資料貧乏（主要材料為清皇室戶口冊薄、清遼寧道義屯戶藉及1982年對3萬婦女進行的1％人口生育率調查），低估出生率，其結論對中國沒有代表性（如清皇室成員是城里人、不從事生產、滿族，而絕大多數中國人住在農村、為生計辛勞、漢族；又道義農民為漢人旗民，系國家仆役，且存在資料不全的問題）等。武全面否認李中清等人的主要觀點，即大多數中國夫妻采用晚生、早停生育與生育間隔長等方法（均相對歐洲而言）來有意控制生育。他認為中國家庭絕對不會限制而是力求多子（如通過早婚）。20世紀初調查表明中國的生育率至少是每婦女生7.5人，而大量以族譜為基礎的研究表明1900年前中國生育率變幅為6.77—9.19人。武認為中國婚內生育率低于西歐部分地區的主要原因是貧窮：營養不良、沒錢治病、干重體力活及因經濟原因而異地分居等。最重要的經驗證據包括作者在1980—1981年親自對中國8省582位育齡婦女的訪談。作者反對中國夫妻比歐洲夫妻晚生（頭胎遲）是刻意的推遲，相反中國夫妻總是想早生孩子。他對頭胎遲的解釋是早婚、晚潮、及未成年母親小產率高等；早停（停止生育）的主要原因則是貧窮導致的營養不良。作者同意中國夫妻生育間隔比歐洲夫妻長，但沒有那么長，而原因仍是窮而非有意減少同房次數（有意控制）。總之，他認為中國夫妻有意控制生育率之說根本不成立。

李中清、康文林、王豐《現實性抑制還是中國式抑制？》通過計算機模擬的方式認為如果武雅士中國婦女生育率為7.5的觀點（黃宗智引用）成立，則中國人口在1700年至1900年的200年間會從2億飆升為近100億。這沒有發生，也不可能發生。因此武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就黃認為18世紀中國的社會危機及普遍的溺殺女嬰對中國人口增長的負面影響的說法，他們反對死亡危機特別是饑饉在抑制中國人口增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觀點。他們認為這些危機既不是人口過剩的產物，也對長期人口增長沒有影響。相反他們的研究表明，長時期內中國死亡率是相對穩定的。至于溺殺女嬰，他們認為他們并未否認窮人及災時更趨向溺女嬰，但他們強調的是不光是窮人、也不僅是在危機時才溺女嬰，而溺女嬰對中國人口規模長期波動的影響則有待更多資料的證實。在他們看來，對長期人口規模調節起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有意調節婚內生育率。因為大量研究表明中國歷史上總和已婚生育率（從清室的5.3到20世紀臺灣的6.5不等）均比歐洲歷史上的婚內生育率（8—9）低。新馬爾薩斯主義認為中、歐婚內生育率類似及中國人口系統由死亡率內卷變化決定的觀點站不住腳。而且近300年雖然是中國歷史上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但卻慢于世界人口增長，因此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漸降。這也是老馬爾薩斯主義難以解釋的。中國人口發展的獨特軌跡最可能是個人和家庭有意識的行為積累的結果。對此，武雅士認為：第一、李中清等人在進行計算機模擬測算時誤解了他的數字的意義，他講的是總和生育率，不是總和已婚生育率，兩者當然有差別；第二、針對他們對其樣本過小（主要是他本人的實地調查）的批評，他提出了別的地區的例子進行回應比較。黃宗智則認為，李中清等人的計算機模擬測算中沒有考慮溺殺女嬰，這被當作“產后墮胎”處理而被排斥在生育率與死亡率的計算之外，如果算入的話，結果完全不同。不能僅憑數字游戲反駁別人通過實地調查得出的結論[2] 。

二、幾點評論

交流的目的是為了求同存異，加深理解。但此次論爭雙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識，反而是更加強化了各自的觀點，也就是各自觀點的分歧更鮮明、對立。產生分歧的有不同的史實（如黃認為彭根本誤解了江南紡織業生產的勞動時間分配），也有對同一歷史現象的不同理解（如針對中國人口婚內出生率低的現象，李中清等人的解釋是存在人為控制，而武雅士則認為是受制于以貧窮為主的其它社會經濟原因）。雙方均力圖從實證、理論兩方面證明對方觀點之不成立。勝負對錯讀者自有明鑒，但就討論會本身而言，則存在避實就虛不直接回答問題的毛病，有的被批評者并不認真對待批評者提出的問題，反而是王顧左右而言它，強調自己被批評者批評的觀點。聽眾在更多時候覺得大家在各說各話，并未形成對實質性問題的討論，更談不上形成什么共識。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這場爭論不僅僅是不同理解間的爭論，更是兩種研究學風的較量。雖然都力圖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但各有側重。其中如黃宗智曾多次赴長江三角洲實地調查，并特別重視發掘、謹慎地使用原始中文資料；而武雅士更不斷強調他曾從南到北走訪過數百位中國婦女（沒有誰比他訪問得更多），他們在結合實證調查的基礎上形成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解釋。李中清等也作了長期的實地調查并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因此黃宗智對這些資料本身并無異議，他批評的是李中清等人對這些資料的使用與解釋）。但彭慕蘭對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獻的基礎之上，因而出現被黃宗智認為屬于無稽的硬傷，這些錯誤本不該出現。至于戈德斯通根本就對江南農村缺乏感性認識。他在唯理論上也表現得最明顯最突出，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反西方中心論的學說，彭慕蘭等人有同樣性質的研究無疑給他極大的支持，于是曲解加誤解演繹出一段并不存在的江南農業史。

這一特點說到底是對具體生產條件的不同態度。黃宗智對彭慕蘭的批評主要即是認為彭忽視了具體的生產條件，而對生產條件的重視則是黃一以貫之的特點。因為在他看來，農業史研究脫離了生產條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經典馬克思主義比較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黃則進一步強調生產條件（conditional production），這可以認為是對馬克思經典經濟學的一種重要修正。所謂生產條件就是在有限條件下的農業生產。在黃看來，農業生產在很多情況下是不能用價值、價格等東西來度量的。而這種偏重理論與數據、輕視具體生產狀況的知識的作法正是西方學術界的時髦。他認為國內經濟史研究也受此影響而有忽視生產實際研究的趨勢，他呼吁國內研究者要重視自己的傳統，尤其是農業史研究與農學史研究的傳統，亦即生產實踐研究的傳統[3] 。所以黃的長篇書評所強調的主要是經驗論證問題——這既是立論之基，也是彭書的核心。黃討論的重點即是具體的生產條件，如農場大小、勞動投入、作物組合、肥料使用、技術、產量等，而較少討論價格等其它因素。另外，大量研究已經表明，中國農民的經濟行為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解釋，如果過于拘泥所謂經濟學“常識”認為邊際報酬太低時農民就不會投資（勞力資金），則中國農民恐怕都要在家里喝西北風了。

對不熟悉江南農業史的讀者來說，這場爭論引發出來的問題之一則是誰更接近18世紀江南（中國）農村的真實。雖然雙方都有各自認為可靠的材料以為經驗認證的基礎，但卻存在誰的事實更客觀的問題。絕對復原“客觀”的歷史是不可能的，對歷史事實的了解也隨材料的不斷發掘而深化，但歷史也不能是隨意的想象（為符合某種理論而度身量做、曲解史料等）。一戶18世紀江南農戶（5口之家）每年消耗50磅糖、用掉50匹布、10匹綢？且其中女的因紡織收入還比男的高出許多倍？任何一個有過在中國農村生活經歷的人一定會納悶二、三百年前這種農家存在的可能性。難道江南農民也在茶里放糖嗎？或者每年都換一床新棉絮、做一套新棉衣——否則那么多的棉布如何消耗得了？如果婦女單紡織其收入就是男人的許多倍，為什么（正如討論會中一位聽眾提問的那樣）男子不去紡織？他們都蠢笨至極？

產生這種虛幻的境象涉及到如何解釋中國歷史（符合中國經濟發展）及美國學界提倡標新立異的研究作風（力求與以往研究不同）。中國經濟近年來的高速增長激發學者們去尋找其根源，而東亞研究又與其經濟發展有微妙的關系，上世紀中后期當日本經濟已走向世界前列時，有學者開始認為日本19世紀甚至更早就與西方一樣了，所以它能成為非西方社會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國家。現在中國經濟地位日益強大，也有人開始認為中國與西方原來其實也沒有大差別。而標新立異、以提出新的理論為勝更是典型的美國學風，正是在這一風氣的影響下，美國中國學（至少在解釋中國傳統經濟發展方面）新人輩出、新說紛呈，從沖擊說到內卷化到分岔論代表了不同的階段，然而越來越偏向理論的趨勢卻未能與重視生產條件更好地結合，所以引發大量對基本史實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釋的質疑。就學術發展而言，質疑、爭論是好事。這也是保持學術活力的重要前提。

彭慕蘭此作是弗蘭克《白銀資本》等類著作的延續，他們的總基調是18世紀前中國（江南）與西歐（英國）經濟并無大的不同。但農業在1850年以前的西歐及20世紀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是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因此比較兩者的經濟不能不提農業。然而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完全沒有涉及農業，該書雖曾喧囂一時，但推波助瀾的并非經濟史學者，因為中國的經濟史學者對他的觀點毫無興趣。他們認為弗蘭克認證的不過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4] 。但彭慕蘭的《分岔論》則以農業為重點，且比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具體得多，他不僅利用了不少有根據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戰不少中國學者普遍認同的見解。但如果說江南農業并不比英格蘭農業更勞力集約，則等于是否認中國學者的既有研究成果，也就是說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就要改寫。這與接受李中清等人的觀點等于要改寫中國人口史乃至中國史一樣。對李中清等人的觀點，國內人口史學者如曹樹基已先期作出了的回應[5] ，有關彭慕蘭等對中國農業史的理解，國內的經濟史界尤其是農史界應該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畢竟他們是最應該提出自己看法的人。國外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牽涉到中國本土學者的研究，此次爭論雙方莫不如此。這又涉及到如何對待中國本土學者研究成果的問題。有的人大量引用中國不同學者的研究并表現出相當的尊重；有的人則僅有選擇性地采用個別人的研究而置其它多數人的研究于不顧，或認為這些研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既然大家的比較以相當篇幅涉及農業問題，各位就應注意農業生產的有關知識，這并不需要歷史學者一定也得接受農學知識的培訓，但參考農學界、農史界已有的成果并非難事。如果參考了這些著作，有些所謂的爭論可能根本就不成立。比方說有關肥效遞減的問題，這早已不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又如豆餅的施用，并不是想當然的直接扔在田間，因其系高效有機肥，未腐熟前不能直接施用，否則作物非但不能吸收反而會因在田間腐熟而燒壞作物。因此施用前先須將豆餅打碎，然后堆起來發酵，并里外翻動多次，過幾天等充分發酵后方可施入田間。考慮這些工序后對施用豆餅的用工顯然與直接施用有不同的理解。在此方面，黃宗智對中國農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表示出充分的尊重。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及《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都特別倚重國內農史研究的成果。

不過，彭慕蘭其實是將中國史放在世界史視野中進行考察，進行這種歐亞大陸的大跨度比較也許只能主要依賴二手文獻，或者因為研究者的某些個人原因而難以進行必要的一手調查而不得不選擇依賴二手文獻，所以彭慕蘭與杰克·戈德斯通大量依賴李中清等人的清代人口史研究與李伯重的清代江南農業史研究成果。只是引證者可能因此忽視了被引證者想要強調的主題。如李中清等人要證明的是中國、西歐人口行為如何的不同，他們的目的是要提出自己的一套對中國人口史的解釋。而彭以他們的研究為基礎要證明的卻是18世紀兩者經濟如何的相同。如果說不同的人口行為與相同的經濟結果并不一定矛盾的話，在農業方面即中西比較的核心方面出現的不同就令人困惑了。在杰克·戈德斯通看來，李伯重無疑是清代江南農業史的唯一權威；彭慕蘭雖然引用了更多的二手研究，但在他看來，任何人的研究差不多都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唯有李伯重的研究幾乎無可挑剔（這一點恐怕李伯重自己也不敢首肯）。而且，在《江南農業發展1620—1850》一書中李伯重所要竭力證明的是中國與西歐如何地不同，他以此想要表達的概念也是不能用西方的一套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可彭以他的研究為基礎卻拼命證明1800年以前中國與西歐并無不同。是不是說李伯重所強調的不同只是1800至1850年所發生的事呢？不能否認50年可以有很大的變化，但這并不是李伯重的本意，他要強調的是中國明清以來的持續發展（而非如西方學者認為的長期停滯）及中國與西歐的不同，他提倡的是要用不同的理念來理解中國。因此他甚至批評黃宗智的研究（其研究被公認為是最“中國式”的研究即用中國的資料解釋中國歷史，提出符合中國的模式解釋）也是西方中心論的產物。反倒是彭慕蘭、杰克·戈德斯通等人大量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卻得出了中國與西歐在1800年前并無大差別的結論。這多少有點諷刺的味道。

此次論爭文章還有一個特點即是雙方在行文中有不少簡單但量大的演算（雖然不是經濟學上的復雜數學運算），這種量化無疑可以提高表述精度、增強說服力，這也是國內學者要加強的地方。但唯數字是否走向另一個極端？尤其是當這些數字摻入太多的不確定成分時（即一個又一個的假設）？比如經計算得出中英勞動回報率相同且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時就反而令人有不精確之感。如果大量貌似精確的計算所得出的總的結果乃虛幻的境象，這種計算又有多少意義？另外，歷史研究有時并不能全靠數字統計，而且并非什么都是可以量化的，當一般說中國歷史上因生態變遷而導致老虎大象等動物分布范圍不斷縮小、數目不斷減少時，人們并不能提供每年減少多少頭、只的數字。這一結論主要來自相關文獻的文字描述，但誰又能否認此種描述的真實性？如果某人碰巧得到一份皇家狩獵園的記載說明其中的老虎數量其實是在不斷增長，這一準確的局部數字記載能推翻上述靠文字描述得出的總的結論嗎？

這同時也牽涉到局部與整體的比較。為什么某些單個例證就可以用來表示一個時代或甚至幾百年間全江南或甚至全中國的情況？今日上海的發達可以代表全中國的水平嗎？如果一則研究指的是上海如何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另一則研究說（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中國仍處在較窮的欠發達階段，為什么一定要用一則研究的結果去否認另一則研究的結果？因為兩者說的都是實情。還有比較的標準或一致性問題，象杰克·戈德斯通那樣把不同時段發生的事拉在一起比較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

各方在挑戰對方時另一較普遍的現象是指責對方對原材料的誤解、曲解或遺漏。作為歷史研究對原材料的理解是最基本的方面，如果在這方面出現硬傷肯定要嚴重影響其研究質量。另外彭等人選擇自己中意的二手資料時往往指責別人使用的成果是舊的，但歷史研究并不表示新的就是對的、好的。而要看這一研究所依賴的材料的可信度及其結論的可信度。

最后，此次爭論也引發對研究方法的思考，究竟是憑想象的紙面推論還是從實地考查中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更是研究者應該努力的方向？爭論中有些非常實質性的質問并沒有得到回答，答辯者反而是回避問題而從別的方面來反復強調自己受到批評的觀點而不是力圖拿出更多的實證來。究竟是需要無視實際、驚世駭俗的理論，還是提倡沒有理論光環但材料詳實的實證研究？

這是一個看起來答案簡單但實際上見仁見智的問題，爭論雙方的文章本身對此已經表現出各自的偏好。所以討論會雖然結束了，爭論絕對沒有終止，論戰雙方及其支持者之間的爭論肯定還會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場合繼續下去。從大的方面看，此次爭論也不過是長期以來有關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爭論的延續，只是進入了新的階段而已，并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這一爭論不僅引起了中國研究學者的興趣，而且引起歐洲史學者、世界史學者的興趣，從而有助于擴大中國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這對整個西方中國經濟史研究乃至中國學來說都是好事（而國內學界同仁肯定也能從中學到不少東西），它將推動該領域學術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

注釋

[1] 該文已譯成中文，中譯文全文發表于《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 此段中武雅士與黃宗智的觀點系討論會上的口頭反駁。
[3] 此系筆者與黃宗智先生的個人交流。
[4] 秦暉：《誰，面向哪個東方？——評弗蘭克：〈重新面向東方〉，兼論所謂“西方中心論”問題》（未刊稿）
[5] 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評美國學者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張家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出處：《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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