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教授《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指出了國內教科書的種種偏頗、片面，這本來是向國民普及“歷史真實”的大好事，但由于袁教授自身強烈的價值取向，《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與官方教科書一樣，帶有較強的導向性與較大片面性，只不過偏于另外一端而已。 

官方教科書的取向與偏頗顯而易見，誰都知道它要干什么。恐怕就連它的編篡者，也大都意識到它的偏頗、片面。與之相比，筆者相信袁教授是真誠的，他不但相信自己述說的是“歷史真實”，而且相信自己的論述必將利國利民。他的片面性源于觀念驅動，是不自覺的。唯其如此，剖析他的文章才更具思想意義和現實意義：《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為觀念對真相的遮蔽、對認識的扭曲提供了示范性標本。 

袁教授的片面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強烈的價值取向，以觀念剪裁史實；二是混淆了道德評判與利益分析的界限，以利益分析取代道德評判。茲試從《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文中的幾個關節點出發，予以論證。 

一，關于“違約” 

《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文中有一核心觀點：“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強主導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國和貧苦民眾。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于弱國和多數民眾”。 

由此觀之，袁教授與其反對者的爭議，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當年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務實派與以僧格林沁為代表的清流派的分歧。雙方在各自的立場點上，都有其道理；但一旦付諸實施，效果大不相同。從現實利益的角度而言，袁教授言之有理。雖然不平等條約是列強以槍炮強加給中國人的，但有規則的掠奪總比無規則的鯨吞好；如果大家都不講規則，中國人的處境可能更糟。縱然張海鵬先生撰文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不大可能因中國朝野的容忍而得避免，但在強弱懸殊之勢下，弱者審時度勢，委曲求全，立足于內部發展，確實是理性人的明智抉擇。

袁教授主張守約容忍、反對違約起釁的現實主張沒有錯，但他進而指責當時民眾之“極端”、官員之“愚蠢”，稱敢于以武力懲戒列強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 ，則體現出以利益分析取代道德評判的偏頗。

既然不平等條約是列強以槍炮強加給中國人的，那么被強制者在道德上即無“守約”之義務。這里沒有什么“程序正義”問題，程序正義的前提是程序本身要合乎正義。在槍炮脅迫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只有在槍炮脅迫下才可能得到遵行。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中國人民反對西方列強的斗爭具有天然的正義性。這種道德觀不是什么“狼奶”，而是作為中國人應該記取的歷史、應該堅守的底線。

要反抗就會有犧牲，甚至可能得不償失。在強弱懸殊之勢下，委曲求全確實比憤然而起活得更長久、更安全。但在道德上袁教授無權要求當時每個中國人都認同此一現實主義選擇。曾國藩在以現實主義原則處理天津教案后，自承“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并非無因。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乏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不惜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忠勇之士。如果面對強權欺凌只能老老實實聽話、遵循“國際規則”以求賞吃一口殘羹冷彘，那么中華民族或許早已不成其為中華民族。

同理，如果面對強權只能屈辱，一切都只能根據利害得失來安排，那么世界史將要重寫。人類歷史上不會有圣女貞德，不會有華盛頓、丘吉爾。今天沒有人指責丘吉爾的堅持抵抗給倫敦人造成了重大傷亡，也不會有人辯稱“如果英國及早投降德國，可以避免許多傷亡”，不難想見袁教授也不會支持此種論調。但是，這就引申出一個核心問題：為什么袁教授們不愿意將近代中國人民奮不顧身反抗列強的行為與二戰中不畏強暴的英國人民相提并論？是什么促使他們在相似事件上采取了不同標準？

筆者相信，導致這種天壤之別的并非僅僅是成王敗寇的視角，即使英國的抵抗最終以失敗告終，袁教授們也不會以談論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輕蔑口吻來談論倫敦大轟炸。導致這種雙重標準的，只可能是強烈的價值取向：自由民主的英國，抗擊法西斯德國天然正當；而當時專制落后的中國，不應該抗拒先進文明的進入。

在袁教授的相關論述中，人們不難梳理出這樣一條價值序列鏈條：生命安全重于民族尊嚴，自由民主卻高于生命安全。

二，關于“反文明，反人類”

如此即不難理解，為什么袁教授會將義和團運動貶得一無是處，斥之為“反文明”。在袁教授心目中，“文明”特指由當時西方列強所代表的近代文明，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也是今日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方向。義和團運動試圖阻撓、破壞這種文明在炮艦掩護下的快速擴張，當然罪大惡極。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反文明”真的就是一種道德原罪？發端于西方的近代文明何曾證明過自己是“善”的代表？當代大多數國家都是被西方列強的炮艦裹挾進這場現代文明的競爭的，這是一場不容人拒絕的游戲，是一雙一旦穿上就難以脫下的紅舞鞋。它最終會將人類帶向何方，至今誰也看不清楚；對它的功過是非，今人也無法蓋棺定論。你可以說它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沒有人能賦予它道德上的至善，反對它也并不構成道德原罪。

在100多年前，有那么一群人愿意閉關自守、保守自己原來的生存方式，這難道有罪嗎？西方列強憑什么闖入別人的家園，將“先進文明”連同鴉片一起硬塞給他們？只不過是毀幾段鐵路、殺幾個洋人而已，美國白人不也可以持槍驅趕闖入自己私人領地的“外人”嗎？怎么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卻成了袁教授筆下的“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甚至是“反人類”？如果義和團殺洋人就是“反人類”，那么此前發動鴉片戰爭的洋人是否也是“反人類”？如果洋人已經“反人類”在前，那么義和團殺死“反人類”之人類還算不算“反人類”？或者說在這里，“人類”一詞也如前面的“文明”一樣，是特指，它專指某一種文明、某一類人？

要走出上述邏輯困境，袁教授只能再次高揚某種特定價值，并將其標榜為“至善”。他也正是這么做的，他文章的標題是《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即是將“現代化”預置于無可質疑的高度，并以此作標尺進行道德審判。如前所述，現代化只是一個籠統性概念，其進程雖不以人之意志為轉移，其功過卻難以評判，無論如何不適于成為一個可以丈量一切的道德標竿。

于是問題又回到了原點，袁教授可以走出困境的路徑只剩下一條：只有從“現代化”中抽象出某種普世價值，“反文明，反人類”之說才能自圓其說——不言而喻，被袁教授抽象出來的道德支撐點，只能是“自由民主”。當“自由民主”成為“至善”時，它就會自動遮蔽、乃至取消其他的不同視角與價值判斷。

三，并非題外的話

在此次圍繞歷史教科書的爭論中，爭論各方呈現出兩個頗有意味的特點：

1，每個人都宣稱自己是立足于全社會利益，但每個人又都被對手攻擊為“服務于某一利益集團”。出現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因為觀念的世界不同于現實世界，最大差異就在于前者可以超脫于一切具體條件的限制約束。在現實世界寸步難行的東西，在觀念世界可以暢通無阻。立論者很容易就可以在觀念世界為自己的立論點與“全社會利益”之間架設起直通大道，但在現實世界這條道路可能阻礙重重，甚至可能根本行不通。筆者相信，無論是袁偉時、楊鵬，還是王小東、黃紀蘇，都是真誠地想為中國好；他們都真誠地認為，自己的立論點與“全社會利益”是統一的。導致彼此分歧的不是不同的動機，而是各自擁有的不同思想源泉，這種源泉可能由個人的經歷、處境、知識結構、觀念、興趣等諸多因素共同決定。

知識分子以觀念影響現實，在同一律的支配下，知識分子在觀念世界堅持某一點的同時，必然在現實世界留下多重投影；它既可能契合于某些集團的利益，又可能阻撓另一些集團的利益，但這種自然發生的利益關聯未必出于知識分子的主觀動機。就群體而言，知識分子的最大利益是其“話語權”，即觀念對公共話語的主導權。話語只有建立在“全社會利益“基礎上，才能具有說服力，因此知識分子很難放棄“全社會利益”這一立足點轉而追求“服務于某一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觀點之所在，即利益之所在，知識分子的個人利益與其話語主張高度統一，所以很多人表現出對觀念的“誓死捍衛”。

在信息發達的現代社會，不同主張的可選項其實已有限。無論是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還是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或者是民族主義的民族意識，諸多普世價值都已獲得越來越多的公共認同，沉淀為“重疊共識”。意見分歧僅僅來源于或由不同觀念主導、或由不同事實判斷主導的對不同價值間相對重要性的先后排序。思想界吵得不亦樂乎，爭來爭去爭的無非就是這么一點東西。王小東先生曾表示困惑：為什么民族主義者已經表示贊同自由民主了，自由主義者還視其為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后快？答案就在這里。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并不是你承認就可以了，而是必須將它高置于民族主義本身的核心價值諸如民族利益、民族尊嚴之上——不同價值在觀念世界可以和平共存，一旦落實到現實世界往往相互緊張；當二者不能兼顧時，排在后面的就只能被犧牲掉。

理論界一些自欺欺人的人總忙著論證不同價值的同一性，諸如“實現自由民主就是最大的民族利益之所在”之類。不錯，不同價值間有交集、有重疊，但它們必然還有差異，有不同。一旦相互沖突，如何取舍，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這也是不同思想爭論不休的根源。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思想界的“共同底線”，只能是一家一派的自說自話。主義沒有共同底線，利益才有妥協聯盟。

2，此次討論的參與者都不是體制內主流知識分子，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當局的言論限制，但卻都不約而同指責對方在“投執政者集團所好”。例如王小東先生就批評對手“才是政府的忠實仆人”，甚至有“一仆三主”之說。

這種指責與知識分子的弱勢處境有關。與政治權力、經濟資本相比，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只是一種軟權力，它只有在與權力、資本發生關聯時才能兌換成物質利益，否則其功能主要只限于精神享受。因此，對知識分子處境歷來有所謂“皮毛”之說：知識分子這些“毛”，只有依附于某張“皮”，才能充分兌現其價值。在當下中國，不能排除有某些“毛”急于依附于某張“皮”；也不能排除各張“皮”紛紛在物色自己的“毛”。但這種猜測動機的“誅心”之論，除非有充分證據，否則沒有意義。因為每個人的觀點主張都會與某種現實利益發生關聯，在別人眼中，你同樣可疑；當你從別人眼中發現一根刺時，可能別人早已注意到你眼中有根梁。

無庸諱言，迄今為止，當局最顧忌的還是政治自由派，因為他們的主張直指政權合法性的核心，難以招安、利用；兼且他們還得到國際形勢的支持。既然當局至今尚無意“順應世界潮流”，必然會對他們“提高警惕”。因此，新左派包括民族主義的處境比之政治自由派，都要相對寬松。楊鵬先生在《中國政治進入了十字路口》一文中所說的“排除精神地雷”，應該只是策略，是自由派在弱勢條件下的自辯圖存，而非“剖白自薦”式的邀寵，因為這種“邀寵”毫無意義。 

當下自由派在民間話語權方面確實擁有相對強勢，但這主要是市場造就的，而非官方賞賜的。由于自1980年代始自由主義即成為民間主流，它塑造了一代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意識，以至使國內媒體從操作者到受眾大都持自由主義傾向。在媒體市場化的條件下，誰主導了受眾，誰就能主導市場，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導媒體。自由派的這種話語強勢可以說是客觀情勢與主觀努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但是，現在事情正在發生變化。市場化改革開始顯露其負面效應，對此一直參入打造“改革話語”的自由派精英無法完全卸責，左右之爭再非10年前那種新左派背負歷史包袱、自由派占據道德高地的強弱格局。近年來圍繞改革的種種反思、爭論，使民間輿情漸趨左轉，即使官方干預也無法阻止這一民意潛流。當此兩大勢力此消彼長、有可能以“左右平衡”格局取代原來“一右獨大”之際，新左派的主要危機不在陣營外而在陣營內，最大隱患不是老田式的極端偏執，而是楊帆式的大言不慚、出言無稽。

思想競爭的核心是話語權競爭，而話語權的根基在于公信力。公信力主要有兩種，政治家的公信力與思想學術的公信力。前者之所趨，即后者之應避，因為政治家只須蠱惑民意于一時，思想學術卻須長期承受公眾理性的反復拷問。以搞政治的方式搞學術，至少在今日中國尚非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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