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編輯部

　　大遷徙

　　將近40年前，毛澤東主席在1968年底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 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一聲令下之后，數百萬城鎮中學生告別父母、親人和家鄉，奔赴農村和邊疆，開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遷徙既不是發端，也不是結束。實際上，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初，結束于70年代末，總共涉及到將近1800萬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浮出水面

　　大動蕩、大遷徙，以及后來的大返城，使得這一代人的經歷前所未有地復雜、曲折，許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種悲歡離合的情節，相互之間的命運、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會地位、經濟狀況、自我感覺和對現狀與生活滿意度方面的差別，使得這一代人除了曾經有過的一段共同的、難忘的經歷，以及回憶起這段經歷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點。也許，還可以從他們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歲月滄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勞的精神，關注現實、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對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對舊體制弊端的深刻認識，這些特征使他們在剛返城時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群體認同意識，并對改革開放天然地支持。但隨著時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語言已不復存在，“我們曾經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識或弱勢群體意識的對立，滿足于現實、順應現實或不滿現實的態度差異。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和廣東、四川、江蘇等地知青的回顧展，舉辦“老三屆文藝匯演”，以及《北大荒風云錄》、《草原啟示錄》、《苦難與風流》、《劫后輝煌》等知青書籍的出版，這一段歷史從個人記憶深處浮現到社會表面。當然，這主要是精英的聲音，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成了“我們這一代”的發言人，而沒有發言權的整個“我們”也樂于讓自己被人想起和提及，只是在今天，這種大一統的關于“我們”的幻覺才開始消失。

　　有知青經歷的社會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學術、文化、藝術界等。其中，身任高級官員的人物最為引人注目，因為早年的經歷和現在的地位形成強烈對比與反差。這些人從不諱言那一段經歷，因為這意味著擁有實際經驗、艱苦環境的鍛煉、與下層群眾的自然親和力等等優秀素質。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構成前知青群體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當這些人講述自己早年磨難和日后成功的關系時，他們的故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其實，許多人從商是出于偶然和無奈，投身于“文革”政治運動給他們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后遺癥，他們不甘寂寞但上進無門，幸好有了市場經濟，使他們得到發揮能量的機會。他們的行為有時會暴露自己的經歷，比如除了商業的計算，還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義：他們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隊的鄉親，慷慨地對仍然貧瘠的土地作不望回報的投資；有人熱心于張羅同學會，為昔日的同窗和戰友排憂解困。

　　如果說苦難可能轉化為精神財富，那么從上山下鄉經歷中正面獲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們在鄉下堅持學習，并把書本知識和生活體驗、社會觀察結合在一起。由于條件限制，他們基本上不能自學自然科學，他們的觀察只能面對社會生活，而不能在實驗室進行。當這些人后來獲得進入大學或者在社會上展現才華的機會時，發現自己的創作靈感和認識社會的洞察力來自過去痛苦的底層經歷。這些人在繪畫、作曲、電影導演、詩歌和小說創作，以及新聞和社會人文科學各個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們是中國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科學的主導力量。他們的經歷和體驗，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一度強烈地影響了社會價值氛圍的形成。不過，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他們中的一些人困惑、失落和不滿愈益增加，有的力圖保住現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形象越發德高望重，說話越發不關痛癢。

　　沉入底層

　　與上述種種享受“劫后輝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慘的人，他們的總體狀況低于任何一個年齡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崗和內退的工人。幾年前，一位國情專家在分析中國失業問題的文章中一開始就指出，中國有兩次失業高峰，一次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19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傷害的，“是那些曾經有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經歷的下崗職工”。回到城市的大多數知青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邊緣化了，他們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著大街上私人轎車的奔流，看著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無奈，又無助。

　　其實，知青群體的不幸還不限于那些最顯眼的、在下崗潮中首當其沖的人，更主要地表現為他們的主體在生活道路上不斷遇到的挫折和無盡期的低質量生活。當中央政府停止上山下鄉政策，為知青返城打開閘門時，那些以為結束了困境的人馬上面臨新的困境。不錯，國家開始實施新政策，社會生活逐步恢復正常，但歷史細賬卻無法細算和補償。高考恢復了，擇優錄取是公平合理的，但那些剛進初中就遇到“停課鬧革命”，在泥土中滾了好多年的人，面對高考這一天賜良機則有苦說不出來。我國從1970年代末起在許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實行考試擇優錄用，但這種進步措施對于因“文革”和下鄉而荒廢了學業的返城知青，包括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過是一道難過的關卡。他們在關鍵時刻錯過了一趟班車，后來就趟趟被落下。

　　還有那些永遠留在農村的知青，他們活得更沉重，也許沉重到了這個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覺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關知青的電視節目中留給他們幾分鐘的畫面，我們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們的存在，想不到歷史大潮流會把人沖得那么遠，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軌跡，也不知他們有沒有怨，有沒有悔？

　　農民聲音的缺失

　　當萬千知青以多種方式、從多種角度言說那一段歷史和自己的命運時，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沒有一個農民參與這場回顧與反思，沒有人從農民和農村的角度作出回顧與評價。

　　其實，農民和農村是這一歷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們十分習慣于這一方的沉默。不錯，知青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村作出了貢獻，他們有人當上了赤腳醫生或鄉村教師，但他們在回城風的席卷下突然離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則少有人談及；沒有人計算過，知青的到來使農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糧下降了多少，生產隊為了安置知青，在國家的安置費之外花費了多少；更不用說，知青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清理階級隊伍”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說，農民有理由、有權利要求某些知青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懺悔和道歉，但似乎從來沒有知青這么做，可能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知青在聚會時講到當年的偷菜偷柴、偷雞摸狗、蒙騙恐嚇老鄉的趣事時哈哈大笑、樂不可支，一段時間，“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的歌曲唱遍全國，似乎知青對村姑的始亂終棄是最抒情的浪漫曲。

　　如果在談到上山下鄉和知青經歷時只是要人們理解“我們城里人”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關系？

　　整整一代人的命運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變后發生了裂變。

　　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句民諺形象地注釋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體全方位突變的勇氣源于反思災難后的人類智慧，源于每個知青對夢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張，是被壓抑之后如地火運行最終迸發的勃勃生機。那些有幸趕上77、78屆大學末班車的知青們后來成為社會的中堅，在各個領域里影響著中國改革的進程，而大多沒能考上大學的回城返鄉知青最終沉淀在社會的底層，承受著改革的陣痛。

　　但無論是浮出水面的幸運者，還是永遠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在努力改變個人命運的同時，也在推進時代的進程，從而改變著國家的命運。人們有理由向他們表示敬意，一代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