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能否再現? 再現的歷史能夠說明什么? 我們在讀歷史資料時常常會有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那些相似的“社會事件”令人駐足。由此我們需要把當下與并不久遠的昨天相聯,思考那些相似性是什么? 變化了的又是什么? 特別是在時間的框架下,相似性更值得反思。
筆者遭遇的歷史場景是這樣的:1924 年,上海一家絲織廠發生大火,燒死80 多名女工;1993 年,深圳一家玩具廠發生大火,燒死80 多名女工。這兩起“社會事件”或“社會歷史事件”帶有某種“社會戲劇”(social drama) 的特點,因為它的悲劇色彩讓人過目難忘,但是作為一名社會學者,有更多的問題要思考。這兩起社會事件,可以作為“一個道德腳本”加以分析。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社會顯微鏡”和歷史比較的研究方法,因為不同的事件宣講出同樣的語言,顯露出人們的內心沖動和可以強烈感受到的社會價值(伯克,2001 :46 - 47) 。這種“社會歷史事件”把人帶到一種時間與空間的場景中,事件的相似性使人們似乎可以抽離掉時間和空間,而剩下的便是女工的命運和社會結構性因素。當以歷史的眼光看中國時,我們關心的問題是:當下的社會是如何嵌入在歷史的發展路徑之中的。相似事件的背后說明的是什么問題? 時間是如何消失的? 結構因素與事件的相似性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一) 1924 年的大火
1924 年3 月11 日至3 月20 日《申報》以《川公路織綢廠失火慘劇1 - 9》連續報導了1924 年3 月10日在上海發生的一起火災。
“1924 年3 月10 日晚10 時停工,本地男女工人回家,來自盛澤、湖州、南潯、嘉興、廣東(3人) 共計400 多名女工,當晚分臥于東屋底層和二層樓之地板上,10 點40 分起火,起火時女工皆已入睡,只有女工工頭一人在廠房平房內洗衣,發現廠房起火后大叫……
各女工聞聲躍起,則火已延燒東屋,東屋本有可通西屋之大梯,但晚間在東屋的門皆關住,故無論西屋之梯已燒斷或不燒斷,皆無從逃生。只得向東屋之梯奔逃,此梯由廠屋右側一小弄內出入,人多梯狹,門口又極小,而可憐之女工,雖際此生死關頭,猶不舍其飯籃與鋪蓋,于是體大口小,愈是難以擠出。昏亂中互相踐踏,反將門口堵住,二層樓本有窗三扇,然皆用鐵柵阻止,不能跳出,及十一時余, ……救火車到時, ……中有照顧其兒女,而不及逃生者,有因扶攜其親母,致葬身火穴者……焚斃者約百人,有方哺乳之幼兒及懷孕之婦女多人,皆罹于災,可謂浩動矣。
(《申報》,1924 年3 月11 日)
川公路織綢廠,又名祥經絲織廠,是一家擁有700 多工人的工廠,它的廠房、廚房和工人的睡房是在一個相互連結的四層樓房里。有近四分之三的女工來自周邊農村。睡于底層的女工都在火災中逃了出來,但有20 多人受傷。第二天,工廠對從火海里出逃的女工以每人發給15 元的方法令其回原籍。當時留下了100 多名女工沒有動身,因為那些死者要么是其同鄉,要么是其姐妹,梅堰一地區就有13 人被焚燒致死。這些沒有回原籍的女工住在宜樂里的四個房間中,她們睡在地板上,晚間沒有被枕,寒苦異常。
這一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各界的強烈反響和極大憤慨。《申報》連續9 天報導此事件。邵力子于次日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報》上發表社評,強烈譴責資本家的罪惡,指出“各廠不但沒有保障工人安全和生命的設備……而且在資本家和資本家的走狗眼中看來,女工不是娼妓,便是盜賊”。天津《婦女日報》對此事做了極為詳盡的分析報道。國民黨上海婦女部、上海女權運動同盟會、職業女子聯修社、基督教婦女節制會、競雄女學等5 團體,除向受害女工表示聲援外,還聯名函請各工會及工業委員會共同向各工廠提出改良工廠建筑,增加消防設備,制定賠償條例等要求。上海市各界群體團體,如工團聯合會、紡織工會、商聯會、學商公會、紅十字會、南洋煙草公司職工會、中國工會、中華印刷工會也紛紛對被害女工進行援助。例如,上海紡織工會3 月12 日下午4 時召開緊急會議,請求本埠各團體對受害女工進行救助。上海絲紗女工協會做出決定:第一,派人前往火災地點進行調查;第二,對于設備不合法的工廠,應督促從速改良;第三,要求該廠主從優撫恤被害女工。
3 月13 日上午對36 具女工尸體進行安葬,安葬途中,曾游行閘北各馬路,至水電廠前發生沖突,死者家屬們認為這是“官辦水電之犧牲者”,挽聯寫有“被官辦水電所害”。最后,事件演變為閘北市民的因官辦水電的失職而罷市。到3 月18 日, 《申報》刊登出死者的詳細資料,以親屬關系的方式公布,總計死亡80 人,失蹤19 人,死母20 人,妻14 人,女11 人,幼兒2 人等。最后對那些辦理后事的女工們,由紅十字會送回原籍,按名單每人各發給銀元二元及船票等。
(二) 1993 年的大火
1993 年11 月19 日深圳市葵涌鎮致麗玩具廠發生了一場大火。在這場大火中有87 人死亡(女85人,男2 人) ,20 重傷,25 人輕傷。（注1）
致麗工藝玩具廠是港商租用葵涌鎮廠房進行獨立經營的“三來一補”獨資企業。生產、經營皆由港方負責,利潤由港方獨享。葵涌鎮派一名廠長協助港方經理管理企業。廠房是一幢三層鋼筋混凝土建筑物,于1988 年5 月建成并投放使用,建筑面積2166 平方米。第一層是裁衣車間和倉庫,第二層是手縫和包裝車間,第三層是衣車車間。該廠注冊員工418 人,事故當天在廠工人404 人。
11 月19 日13 時25 分,該廠一層東北角倉庫起火,火勢順風向廠房東南和西側迅速蔓延。經全總調查組確認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港商違反我國法律法規,無視工人生命安全,強制工人冒險作業。廠倉合一,安全通道被堵塞。該廠窗戶全部用鐵條焊死,大部分窗戶還用鐵絲網罩閉;廠房內東西側各有一個疏散樓梯,但港商將東面疏散樓梯用拉閘門上鎖封死,只留西面一個疏散樓梯,而且這個樓梯通道上堆放了貨物;一層有四個安全出口,有三個出口被鎖死或焊死,只留西南面一個出口,并在僅留出的西南面出口中間處裝上鐵欄,形成一條長約8 米,寬僅018 米的窄長通道。在疏散通道少且不暢通的情況下,近300 名工人根本無法迅速逃生,再加上燃燒的化纖物散發出的毒氣,許多工人窒息在樓梯口處。這是火災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原因。雇用無證電工,違章接線。中方廠長負責消防等監督職責,然而對港商的違法行為不加制止,盲目服從。《工人日報》1993 年11 月26 日
事件發生后, 《工人日報》、《光明日報》都載文對此進行報道和提出抗議。2001 年3 - 4 期的《天涯》雜志對該事件有追蹤報告,長達四萬余字。常凱曾隨調查組進入火災現場,收集了200 多封被遺棄的打工妹書信,寫有《廢墟上的憑吊》(一夫,1994) 。此后國內外不少學者提到此事,特別是兩名社會學家用這些書信分析中國的勞工問題,論文值得一讀(譚深,1998 ; 陳佩華,2002) 。
二、歷史時間與社會結構
1924 年的火災已經過去了近80 年,80 年間改變了什么呢? 今天的上海已經成為現代化的城市,成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最吸引投資者目光的大都會。街區的名字也發生了變化,它已經成為各類高科技人才、金融人才進出的高檔城市。
1993 年至今也快10 年了,深圳及其附近的東莞、中山等地依然是“三來一補”企業的重鎮,在現代化的城市之中及其周邊,打工妹的足跡隨處可見。
(一) 時間框架
布羅代爾對歷史和時間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歷史變遷是以不同速度發生的,是時間下的變遷。有幾種不同的歷史與時間,第一種歷史是“一種幾乎察覺不到其消逝的歷史,一種永恒輪回,永遠反復循環的歷史”。這是人類和他們的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地緣歷史(geohistory) 下的時間。第二種歷史是“經濟制度、國家、社會和文明的時間”,雖然緩慢但可以感覺到它的節奏,是有關“局勢的歷史”。第三種歷史是事件和個體的“事件史”(布羅代爾,1997 :121 - 204) 。上述看到的兩個“事件”,使我們置身在至少兩個時間框架下,一是經濟制度、國家、社會和文明的時間;二是個體的事件史(女工事件史) 的時間,這兩個時間框架的相互作用是我們認識女工社會地位的關鍵。
(二)“事件”的歷史背景
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是一個人民多災多難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開始,這一階段充滿制度變遷與人們生活的調適,此時期女工的出現與發展是歷史的必然。從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看,女工出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并成為資本最感興趣的勞動力。這些資本既包括了殖民帝國主義的資本、官僚資本,也包括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資本。
鄧中夏先生針對1925 年日本已在中國建立的41 家紗廠,雇用中國員工88000 余人的情況,深刻地說:“日本在華設立紗廠,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經濟侵略的一個有力的手段。它在華設廠的原因:一、是因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二、是不要納付關稅,便可將生產品賣給中國人,以占取中國的市場;三、中國殘酷的軍閥政治,絕對禁止工人的集會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內更純然是外國政府,對待中國‘下等人’可以用對待牛馬的法子。這都是日本資本家在他們本國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資本家樂于在中國開設工廠。”(鄧中夏,1949 :130) 女工在紗廠中占了絕大多數,成為中國工業化早期資本原始積累的犧牲品。
當下社會,大批農村女工(常常被統稱為“打工妹”) 的出現是在1980 年以后,開放政策使中國社會再次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此時大批發達國家在中國沿海地區設廠,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勞動分工鏈條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以廣東省為例,作為沿海地區它是全國各地外來人口的大省,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在其中占了8 成。一些發達的市鎮,外來勞動力已經超過甚至數倍于本地人口,這其中六成以上是年輕的打工妹。深圳1996 年總人口345 萬,其中戶籍人口88 萬,外來的129 萬是農村人口,其中女性83. 6 萬,占64. 8 %。外來女工主要在制造業,特別是在寶安、龍崗區的“三來一補”工廠工作,她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3 歲(譚深,1998) 。
外資在中國設廠的原因依然是:第一,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第二,中國有廣大的商品市場;第三,中國雖然有勞動法,但是還有各種可以買通的地方官員,還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鉆,在其他國家無法實現的低工資、低的勞動保護、超時工作,在中國都可以實現。從致麗工廠的火災看,中方廠長不僅沒有起到消防監督作用,反而協助港商,賄賂消防整治小組人員,騙取火險隱患整改驗收合格證。在整改過程中,鎮政府沒有進行督促整改,片面強調投資環境,不顧工人生命安全,過分遷就港商。5 月28 日,鎮長寫信給市消防整治小組“如不發給,將會影響葵涌鎮的經濟發展,港商將會集體上訪,直接向市政府投訴”(工人日報,1993 年11 月26 日) 。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背景下,女工只能充當最廉價的勞動力,她們不過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生產與資本鏈條中微不足道的、一個隨時可以丟棄的小零件。
三、資本主義與父權制
在基本相似的經濟結構下,為什么是女工遭遇如此厄運?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與特定的勞動性別分工和性別文化相關聯。
20 世紀70 年代末美國經濟學家海迪•哈特曼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利用了父權制。婦女的平等之路是要既反對父權制又要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婦女受壓迫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制度或私有制;另一方面是父權制,它們既是具體的關系制度又是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依照性別的勞動分工是人類歷史上的普遍現象,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在于,按性別的勞動分工具有等級制,反映了父權制的主要特點。哈特曼認為,按性別分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機制,它維護男人對婦女的優勢,資本主義利用父權制從四個方面使婦女處于從屬地位。第一,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按照經濟學的解釋,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起自由勞動力市場這一新的制度形式,在勞動力市場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婦女具有同男性一樣的勞動力市場地位。但事實并非如此,父權制使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勞動過程存在明顯的性別分化;第二,勞動報酬制度。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劣勢地位直接表現為低工資,低工資使婦女依賴男人。低薪迫使婦女結婚,因為女人可以通過婚姻買到自己無力買到的東西和生活方式;第三,商品交換。為了生存,已婚婦女要為丈夫料理家務。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劣勢地位加劇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男人從工資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處;第四,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結合不斷產生婦女的從屬地位。因為婦女的家務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合法化,使婦女只能從事半日工作或不工作,這又加劇了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利地位,由此等級制家庭分工被勞動力市場永久化。這一過程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兩種制度長期互相影響的結果,它使婦女的從屬地位成為惡性循環(Hartmann ,1979) 。
80 年代初,哈特曼的階級與性別的重疊理論被得以補充,楊( Iris Young) 以“超越不幸的結合”為題,分析說階級和性別關系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女權主義理論的一種簡單的結合,關鍵問題是要清楚地說明父權制的運作規律、內在動力和矛盾以及它與資本主義的內在聯系。資本主義制度是導致婦女邊緣化的重要原因,壓迫婦女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屬性。把婦女推向邊緣并使婦女起次要勞動力的作用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基本特征。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中,婦女起了馬克思所描述的勞動力后備軍的階級作用。資本主義并不是利用了父權制來產生等級關系,而是從一開始它就是建立在規定男人主要、女人次要的性別等級之上(Young ,1981) 。
上述學者看到了資本主義與性別分工的內在聯系,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特有的性別文化。從早期女工和打工妹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她們與家庭的內在聯系,看到她們為擺脫家庭貧困所做出的努力和自豪。早期女工常常是因為父母早逝或家鄉遇災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她們的收入成為支持家庭生活的基本來源,在1924 年的火災中有兩個遇難者帶著吃奶的孩子。今日的打工妹,在她們的書信中,并不認為每天12 小時的工作是不正常的,相反8 小時工作才是不正常的,因為她們主要是靠加班才有點工資。對于她們來說,要想得到基本的收入,只有接受超過11 個小時以上的勞動時間。而面對國際市場靠訂單開工的企業,要么加班,要么無工可做;與此同時,家鄉的親人還等著她們寄回家里的錢,有的女工需要供兄弟上學,有的女工需要寄錢回家蓋房,為兄弟娶媳婦,家里需要錢買化肥。寄錢回家是打工妹們的一種生活狀態,在她們眼中掙錢回家是天經地義的事,能為父母分擔責任,能夠供兄弟上大學為父母爭光使她們具有了某種成就感。有學者指出,在家庭決策和打工妹自覺的背后,看到的是傳統的性別分
工的跡象。這種性別分工表面的出發點是家庭整體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兩性不平等的發展權利,它鼓勵男性個人的發展并將它與家庭利益一致起來,它貶抑女性的個人發展并將之與家庭的利益對立起來(譚深,1998) 。
在傳統性別文化的影子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同樣利用了中國特有的父權制的家庭文化,無數女工的超時勞動和自我犧牲被整合進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四、沒有走出的時間與空間
筆者提出“歷史時間”的概念,力求從歷史角度審視中國女工的歷史和現狀。“歷史時間”是指在相同的經濟制度和文明條件下,某些社會事件可以再次出現;或者相同的社會事件說明社會是在相同的經濟制度和文明的時間和空間下。此時,時間失去意義,事件呈現出結構的相似性。
中國女工史的早期(1860～1949 年) 是女工“自愿”被剝削的歷史,女工們由于貧困被迫進入工廠,從事每天超過10 小時且工資十分低的工作,生存的壓力使她們別無選擇。這種情形與中國今日打工妹的情景別無二致。有學者用“生存的文化”概念來揭示當今中國外來工,特別是外來女工的悲慘境遇。在所謂自由競爭的市場條件下, “生存”使她們失去自由選擇的權利。因為這些外來女工已經深深陷入“生存的文化”中了。在離開家鄉和村莊前,這些工人和她們的父母非常明白工廠中生活的艱難。他們明白等待著她們的命運,但她們沒有別的路可走。她們的家庭深陷于貧困。貧困迫使他們創造出一種生存文化,借以應付每天的基本需求。盡管獲得報酬不確定、工作不穩定,而且工作環境艱苦,但在農村,生存的需求仍然促使家庭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工廠中去。以致于女工以疼痛的身體來反抗血汗勞動(陳佩華,2002 ; 潘毅,1999) 。
使用“歷史時間”概念指當某些結構性的社會因素出現時,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再次呈現,其意義在于,從歷史與現實兩方面關照女工整體命運,同時,借此深刻地認識當今女工命運的歷史性。歷史與時間問題是近年來社會學家們關注的重要問題。關注點各有不同。例如,吉登斯把時間概念與在場或身體的概念相聯系,指出時間的三個向度,一是日常體驗的時間,它是一種可逆時間;二是個體的生命跨度,是不可逆的時間,是個體生命歷程的時間跨度;三是制度的長時段,在這一時間概念下,吉登斯引入了“歷史”的問題,它涉及到制度的結構化過程(吉登斯,1998 :100 - 104) 。“歷史時間”在某種程度上屬于制度的長時段,在一個制度的長時段中,站在歷史的角度,個人命運嵌入在制度以及制度具有的結構特征之中,并被結構化。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女性的角色是在家庭之中的,三從四德的傳統規定了女性“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社會生活圈子。近代工廠女工的出現是對傳統性別秩序的挑戰,女工由出現到發展到形成一定規模的歷史過程,體現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這一社會轉型是傳統農業社會在外來入侵者的資本與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向著早期現代社會的轉變,個體家庭和女性們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對這一轉變做出適應性反應。而當這樣的歷史條件再次出現時,即在當前的社會轉型中,中國社會在西方全球資本和自身追求現代化的壓力下向著現代社會轉變,農村個體家庭和女性們為了生存和獲得更好的生存再次進入工廠成為廉價勞動力,再次成為底層勞動者。從較長的歷史時段看,這一歷史時間的再現表明中國社會依然沒有完成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根本轉變。農村個體家庭和女性們被適應進這一歷史進程,婦女個人在這一歷史過程中通過對家庭經濟的貢獻重新定位在社會和家庭中的位置。
當然,歷史還是有所變化的。1993 年的大火引發了全球性的關注,國際社會一方面譴責資本主義的殘酷,另一方面援助受害女工。全國總工會派小組調查事件經過,在媒體上對處理結果進行報告,對當事人進行了各種制裁。有良知的學者們也紛紛發出聲音,表達對事件的關注。但是,歷史事實依然是80 多名女工慘死,對此,何言以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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