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之八：

 

殘殺逃兵的團長40年后如是說

　

 

　 不少中國人習慣于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認知方式。現實生活并非這樣絕對。“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

　 一位曾下令殘殺逃兵的某團長，率部起義后，經受住了戰爭的考驗和政治斗爭的考驗，在起義一年以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政治整訓期間，中共派來的政治工作干部組織起義部隊召開了“對事不對人”的控訴大會，并與某團長一起坐在主席臺上。這位一輩子鐵骨錚錚的鐵血軍人，當年與日本鬼子拼刺刀時沒有畏懼過，當年殘殺逃兵時沒有手軟過，此時，卻在士兵群眾的哭訴中，渾身上下發抖了！

　 某團長的靈魂是用士兵的淚水徹底洗滌干凈的，而他的思想反省與靈魂革命又是在士兵群眾予以諒解的掌聲中通過的。

　 1984年，一位當年面對血淋淋的殺人場面嚇得渾身發抖的小新兵，登門拜訪了從前望而生畏的老長官。來人提著五糧液和板鴨，先作自我介紹：“我以前是你手下的兵，今天專程來看望當年帶領我們參加革命的老首長。”

　 “你叫什么名字，先不要說，告訴我你現在的職務。”“老長官”打斷了來人的自我介紹。

　 “師職。”來人答道。

　 “呼”地一聲，76歲的“老長官”從沙發上猛然站了起來，一把握住來人的手：“唉呀呀！我早就聽說我們團出了個師領導。沒想到，沒想到，真沒想到，師首長就在我的面前！你是我們團的驕傲，給我們起義官兵爭氣了！”

　 “不敢，不敢！當年起義時，老首長是掌握實力的主要將領，沒有你的支持，起義不可能成功。”來人惶恐地接過話，趕緊把榮譽還給了當年率領自己參加革命的“老長官”。

　 “對呀，對呀，對呀！”“老長官”的爽快，依舊不減當年，不掩飾，不做作。

　 一會兒，“老長官”從書柜里翻出一本花名冊，隨即點出了來訪者的姓名。這一天，“老長官”特別高興，親自下廚房為客人炒了幾盤拿手的家鄉菜。

　 趁著“老長官”興致盎然，席間，來訪者斗膽地吐出了憋在心里40年的疑團：“老首長，你那個時候，殺逃兵怎么那么狠呢？”

　 “不狠咋行？一個是部隊沒法帶，不殺一儆百，都跑光了，誰來打鬼子？再一個，古今中外治軍都要嚴，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本質不同，國民黨治軍習慣這個，也只能靠這個，沒什么道理可講。”

　 “那也不能太狠啦！”來訪者還是沒想通。

　 “咳！在舊軍隊你沒帶過兵，你不知道。不那樣，行不通，吃不開！唉，都過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感謝“老長官”的坦誠，他為晚輩留下了一把打開認識舊軍隊大門的鑰匙。

　 “不狠，吃不開！”這樣的話，中校副團長李崢先也說過，上校副師長李佐、上校兵站支部長張官迎、中校副團長王偉略他們都說過。

　 國民黨軍官帶兵的“狠”，不能單純地、絕對地、片面地理解為人性的冷酷與殘忍。作為一種嚴厲的懲戒手段，它維系官長的權威，維護部隊的紀律，也維持內部的秩序。在通常情況下，是用于約束所有官兵的，有時，對最親近的人也不例外。

　 暫編第21師師長隴耀有一位親戚，叫梁啟義，在暫編第21師師部任軍需官。1948年困守長春時，他丟失一張面額不小的本票。隴耀得知后，在師部駐地的電力局禮堂內集合師直屬隊全體軍官，當眾下令師部副官處胡主任責打梁啟義50軍棍。胡主任再三替梁啟義求情，隴耀執意不允，非打不可，一棍也不能少。打完之后，當眾驗傷，若打輕了，胡主任還要重掄軍棍。50軍棍打得梁啟義皮開肉綻，路都走不動了，養了一個多月才慢慢好起來。

　 舊軍隊的軍官，也不是個個嗜打成性，也有不打士兵，不克扣士兵糧餉的。

　 第60軍起義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軍官未進東北軍政大學，留在九臺隨部隊參加政治整訓。這部分人，多數軍閥作風較少，否則，面對眾多士兵的淚血大控訴，他們根本呆不下去。

　 由于帶兵方式的反差，在國民黨第60軍內部有一個十分奇特的約定俗成的規矩：士兵可以自行“跳槽”，只要不離開本軍，換個連隊未嘗不可。士兵“跳槽”方式，一種是作戰受傷治愈后，發一個“歸隊證”，歸到哪個具體單位就不管了，士兵往往借機名正言順地換一個打人少、能吃飽飯的連隊；另一種，是自己偷偷跑到一個新單位，悄悄干上一段時間，既成事實后，再拋頭露面。

　 士兵“跳槽”之所以能夠合法化，是因為它能帶來皆大歡喜的喜劇效果。士兵的原單位少了一個兵，連長可以多吃一個空額；士兵的新單位“撿”來一個兵，在編制數額內能據實增補糧餉；在上面的頭頭看來，只要我總兵力不減，何必自找麻煩？

　 李佐1938年參加臺兒莊戰役時是連長，步兵連編制180人，他的連隊實有286人。臺兒莊戰役結束后，李佐升任營長，步兵營的軍士編制最多170至180人，他那個營里的軍士多達300余人。李佐說，從外單位跑來的兵大部分是傷愈歸隊的。開始，自己還挺高興，可是超編后，上面又不增發糧餉，找了好幾次都沒解決，跑來的兵趕又趕不走。只好消極地等待作戰減員，恢復編制數。從那以后，誰都沒有積極性多要兵了。

　 暫編第21師第3團重機槍連士兵龍培在遼寧撫順時，一天，遇到一位在師通訊連當上士的老鄉，老鄉當下就勸龍培：“你不要在下面呆了，一天到晚打仗，今天不知明天是死是活。來來來，到我這兒。我在師部無線電臺，工作就是用手搖發電機，成天干活都在屋里。”龍培就這么隨隨便便地跳了槽，半年多后，移防吉林時開始露面，原單位的長官見了也沒說啥。

　 在國民黨軍隊，不但有不打人的軍官，而且打殺士兵的軍官，也絕非都是那種不仁不義之徒。

　 舊軍隊自有舊軍隊的舊道德。

　 龍培在暫編第21師第3團重機槍連當兵時，曾挨過排長扁擔，痛得哭了整整一天，差點又挨排長一頓打。排長叫岳炳清，貴州人，參加過臺兒莊戰役，作戰經驗和生活經驗都非常豐富，別看他帶兵嚴厲，不茍言笑，卻是面冷心熱。

　 1945年底，部隊在越南駐防時，龍培患上了“趕水病”，就是猩紅熱，一連發燒半個多月，無醫無藥，又吃不下去飯，人都瘦成了一把骨頭。一天，排長岳炳清又到床邊來看龍培：“小龍，起來，跟我走。”

　 龍培不知排長叫自己干啥，欠了欠身：“排長，我病得不行了，實在走不動了！”

　 岳排長火了：“媽×的，叫你起來你就起來，磨蹭什么？”說罷，一把將龍培從床上提了下來。

　 岳排長把龍培拉到營房外，見四下無人，拿出自己的煙槍遞給龍培：“你抽點大煙，病就好了。”

　 岳排長用自己的錢買了鴉片，讓龍培吸了兩次，病真治愈了。龍培說：“要不是岳排長，自己可能活不下來。”

　 第546團鄧團長，下面的兵都說他殺人不眨眼，見了他，一個個噤若寒蟬，大氣都不敢出。他也有仁義的一面。長春被圍困的后期，部隊普遍缺糧，士兵幾乎天天以豆餅充饑。鄧團長下令將全團坐騎全部殺掉，自己的也不留，并集合全團宣布：所殺騾馬全部分給士兵，任何軍官不得克扣。

　 在國民黨軍隊，有些軍官打罵士兵雖然相當兇狠，但外人要動他手下士兵一根指頭，那可不行：我的兵，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絕不能讓他在外面受欺負。

　 士兵在外面打架是不允許的，可一旦打了，就只準打贏，不準打輸：我的兵，決不允許當軟蛋！出了事我頂著，大不了替你們挨一頓板子。若是有人欺負了你們，告訴我，我來替你們出氣。在我手下，不會讓你們吃虧！

　 國民黨第60軍的云南籍士兵，幾乎都有一個共同感受：部隊到東北后，軍官打士兵明顯少了，輕了，伙食也大為改善。

　 有的士兵猜：是不是軍、師長們向各級提過這方面的要求？

　 軍官們異口同聲：從來沒有。

　 實際上，自離開家鄉那天起，官兵們就不約而同地油生了“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情緒感受，在濃郁鄉情的基礎上，強化了彼此間互相依賴、相依為命的行為趨同。軍官們認為，我的兵，還是家鄉人可靠。士兵們則幻想，要回家，只有跟著當長官的老鄉。

　 對于滇軍內部盛行打罵士兵的風氣，起義將領李佐是這樣解釋的：滇軍起源于云南陸軍講武堂，而早期講武堂啟用的教官多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自然承襲了日本軍閥野蠻的治軍方式，以至于多少年來，軍校教官一直向學員灌輸“不打不成兵”的治軍理念。

　 實際上，這其中還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文化上的原因。

　 在宗法觀念和宗族勢力極強的舊中國，控制和管理私有屬性的軍隊，必然是色彩濃重的宗法家族式統治。長官是家長，士兵是家族成員。長官對士兵有不容動搖的統治權和支配權，士兵對長官只有盲從的義務。在維護等級森嚴、個人權利極不平等的統治秩序的前提下，各級長官才肩負起維護“家族”整體利益或“家族成員”個人利益的道義責任。

　 由于官兵之間缺少平等的利益基礎，更缺少公平的理想目標，彼此自然“沒有多少道理可講”。由于“沒有道理可講”，不同階層的人權，只能在“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中，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排序，于是，統治者殘暴的施虐心理與被統治者麻木不仁的受虐心態，在蠻荒的生存環境里滋生起來，強化下去。于是，幾乎所有的舊軍人都習慣于依自己的社會地位，扮演相應的主子或奴才的角色，并麻木于主子對奴才人權血淋淋的踐踏。

　 由此，不僅心狠手毒者有了暢行無阻的通行證，身體力行“仁義”道德的“夫子”，也難以脫離這種野蠻的行為軌道，甚至投身偉大的反侵略戰爭，也要運行于這種腐朽制度的路基。

　 抗戰初期，國民黨第60軍由昆明出征抗戰。全軍4萬余將士由云南經貴州入湖南，徒步跋涉50余日，行程2000余公里，部隊所到之處，買賣公平，借物歸還，露宿郊野，不進民宅，更不準有絲毫擾民害民行為。

　 部隊開拔時，軍、師、團均組織糾察隊檢查紀律執行情況。尤其是安恩溥師長，平素極力推崇孔孟的“仁義”說教，對部屬要求最為嚴格。若有人借物不還，鋪草不捆，只要被發現，“安老夫子”都要惟帶兵軍官是問，喊來營、連長，當眾就是一頓皮鞭。鞭子抽在身上，不準躲，不準叫。你治軍不嚴，就該嘗嘗皮肉之苦。營、連長們回去之后如何“傳達貫徹”，不言而諭。

　 國民黨軍“習慣”的帶兵方法，靠其自身力量是難以革除的。

　 長春起義后，曾澤生軍長將軍部直屬輜重團與暫編第52師并編，任命原輜重團團長凌發啟為該師第3團團長，掌握、控制這支他很不放心的部隊。

　 凌發啟的經歷頗為曲折。剛到東北時，他是第184師師部副官主任。潘朔端率部起義后，他向潘朔端“告假”離隊了。回到第60軍不久，為曾澤生重用。

　 山不轉水轉，凌發啟轉了一大圈，又轉回到兩年多前他不愿前行的起點。他未嘗未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一類的懊悔。這一次，他下決心跟曾軍長走。軍長派他帶一個團，他要把隊伍牢牢掌握在手里，再完完整整地交給解放軍。

　 凌發啟上任伊始，遇到的頭一個難題，就是逃離部隊的士兵急劇增加。一天，連隊抓住一名開小差的東北籍士兵，請示凌發啟團長怎么辦？凌發啟犯難了，按舊軍隊的辦法，理當借他的腦袋祭刀，以震住其他鞋底抹油——想溜的士兵。可如今給共產黨干，能行嗎？他心中一片茫然。為慎重起見，他請教了共產黨派回來的李崢先：“八路對開小差的槍斃不？”

　 “解放團開小差的被俘軍官，抓住后都不槍斃，八路自己的逃兵，我想就更不會槍斃了。”李崢先猜測。

　 “抓住以后怎么處理？”凌發啟再問。

　 “教育，講道理。”李崢先的回答十分簡潔。

　 “講什么道理？”如饑似渴的凌發啟又問。

　 “老實告訴你，我也不會。我現在帶兵是新舊方法一塊用。”李崢先能傳授給凌發啟的只有這些了。他雖然是解放軍派回來的，但派回之前，他除了“解放軍官教導團”外，并未在解放軍的部隊里呆過。

　 凌發啟取不到真經，只好跟著李崢先的感覺走，集合全團，押上逃兵，以軍棍大刑“侍候”。一頓軍棍下來，逃兵的命沒丟，但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

　 第3團開小差的減少了。然而，共產黨并不買凌發啟的賬。解放軍干部到來后，仍把這件毒打逃兵的事，列為控訴舊軍隊的內容，讓被打士兵在全團軍人大會上作了典型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