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全民服藥防治瘧疾” 年代

——紀念毛澤東主席《送瘟神二首》發表60周年　

連環畫：《送瘟神》

毛澤東手書《七律二首·送瘟神》　　

雖然“計劃經濟”有著不言而喻的“極左”原罪，但對70年代“全民服藥，防治瘧疾”的功德，我至今仍銘記不忘。瘧疾，俗稱“打擺子”，雖然不像血吸蟲病那樣可怕，但極易感染發病率極高，80年代前在我們這里很少有人沒打過“擺子”，幾千年來，它一直是個危害大多數人健康的瘟神。　　

講兩個著名典故你就能知道這瘟神的厲害了。　　

一個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54歲那年感染瘧疾一病不起，后來實在無法，他的內兄也就是“林黛玉的爺爺”蘇州織造李煦，向皇上奏報，請旨“頒賜圣藥”，這“圣藥”就是當時稱作“金雞拿”的金雞納霜，雖然后來“唐拾義”不過是毛把錢的價格，但在當時，因為是南洋的貢品，只有皇家才能夠享用，其余的，如皇親國戚、天子近臣和得寵的督撫將軍，十分需要時要請旨，能得到“頒賜”，還是很大的榮幸呢。“康熙大帝”南巡曹寅四次主持接駕并駐蹕曹寅的織造府，對其“個體生命”，自然十分“尊重”，乃欽命以六百里加急馳驛送藥。可惜藥到時曹寅業以歸西。　　

另一個是近300年后的毛澤東，第五次反圍剿突圍是打了擺子，長征初期幾乎因之喪命。　　

我個人深深換過瘧疾恐懼癥，1950、60年代那一年能不打擺子則以為是幸事。文革期間為消滅瘧疾搞“全民服藥”,各生產隊由赤腳醫生挨家挨戶定時送藥上門，讓你吃下，這做法雖然有點“人海戰術”，而且是免費，不夠“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但就這么著，居然管用：幾年間居然把瘧疾消滅了。以致80后們不知“打擺子”為何物了。毛澤東雖然從未講過“個體生命”和“普世價值”，但這一結果對于十億“生命”的功德，不是過來人是體會不到的。　　

俱往矣！這一“民粹主義”“人海戰術”早已顛覆進“文革博物館”了。中國的醫療改革按照市場經濟的普世法則也已“普世”二三十年了。隨著經濟的發展醫療的發展自然也今非昔比了。可是，如果自“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角度審視一下，還是有許多嚴峻需要國人反思的。　　

一句話，市場法由“看不見的手”也即金錢操縱， “醫改”有兩個結果：一是將人民的衛生事業變成了醫院不擇手段、“利益最大化”的賺錢工具；二是使醫療衛生資源按金錢分配，成了有錢人和權勢階層的專利，窮人則越來越“看不起病”。　　

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們對資本主義的生存法則包括醫療衛生業的不合理現象，都做過深刻犀利的批判。孰料“與時俱進”了兩個世紀，資本主義的生存法則在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反而成了不言而喻、不容懷疑、無須思考的“原道”、“現代文明”、“先進文化”和“普世價值”，成了我們與之“接軌”的改革大方向！　　

本著“不爭論”原則，引幾則資料以供網友辨識。　　

一　　

醫療貴族化舉例。　　

這還是幾年前的事，如今恐怕早又與時俱進了：　　

據《羊城晚報》7月15日報道，廣州市“貴賓醫療服務成穩定市場，豪華病房堪比星級賓館” ；日1000元以上的病房須預約始能住上，萬元一張的“特診貴賓卡”從不愁賣。陸軍總醫院華僑樓剛剛投資5000萬打造一套套每天1880元的病房，入住率已達95%以上。這里，都是星級的環境、星級的服務。省院的特診護士按“空姐”標準招聘，還可“桑拿”，特診房非會員拒入；中大附院特診用“禮儀小姐”接待，24小時隨傳隨到；珠江醫院按五星標準還開展飛機接送服務……總之，這里的貴賓特診服務是：不吝重資投入，服務極其豪奢，生意空前火紅。　　

二　　

《“瘟神”又回來了！》新華網武漢１１月１１日電（記者田建軍、李美娟）　　

我國發現血吸蟲病１００周年前后，曾經一度宣布被消滅的血吸蟲病在一些地方卷土重來。 　　

１９０５年，湖南省常德縣廣德醫院美籍醫生Ｌｏｇａｎ在英文版《中華醫學雜志》上發表我國首例血吸蟲病例報告。到全國解放初期，全國受血吸蟲病威脅的人口發展到近五分之一，血吸蟲病因此被稱為“瘟神”。其流行區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１２個省、市、區，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湖區五省”是重疫區。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通過千軍萬馬送“瘟神”，我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全國４００多個歷史流行縣（市、區）一半以上消滅了血吸蟲病，疫情一度得到有效控制。   　　

近１０年來，形勢出現反復，陰魂不散的釘螺大面積擴散，不少地方多年的血防成果付之東流，一度宣布消滅血吸蟲病的部分地區再現疫情。目前全國受血吸蟲病威脅人口達６５００萬人，血吸蟲病人８０多萬。　　

     記者不久前深入鄂贛血吸蟲病疫區，親眼目睹了“瘟神”給疫區人民帶來的災難和不幸。                 　　

    地處長江中游的湖北公安縣，號稱“百湖之縣、洪水走廊”，血吸蟲病疫情至今仍居全國之首。在斗湖堤鎮蔬菜場二組晚血病人關小平家，記者看到躺在床上的關小平身材矮小，瘦骨嶙峋，空蕩蕩的褲管露出三歲孩子般粗細的小腿。 　　

     關小平說，他今年３１歲，患的是巨脾加腹水混合型血吸蟲病，發病已有三年，體重從１２０斤減到不足７０斤。                 　　

    公安縣血防辦主任黃文榮讓記者看了一張照片：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的一次特大洪水過后，由于大面積農田被淹，釘螺四處滿溢，毛家港鎮南堤村５０００多棵水杉樹上爬滿了釘螺，最多的一棵竟達２７００多只，最高處達　６米　，觸目驚心！黃文榮介紹，近５年這個縣疫情直線上升，全縣釘螺面積和血吸蟲病人分別凈增５４５０３畝和２６４５９人，增幅達２８０％和１２６％，目前全縣均為血吸蟲病未控制區，１０２萬人中有７４萬人受到血吸蟲病威脅。                　　

     疫區的一些血防專科醫院，人滿為患，不少是挺著“大肚子”的晚血病人。在湖北陽新縣血防專科醫院，記者看到，準備做手術的１４歲小學生柯應發肚皮鼓得像個小皮球，個子只有八九歲小孩高。醫生說，孩子患的是巨脾兼侏儒型晚血病，不僅身體發育不正常，而且影響其智力發展。目前，疫區有不少這樣的兒童晚血病人。                　　

近年來，湖北省２３個按傳播阻斷標準已經消滅血吸蟲病的縣、市、區中，疫情出現回升的有９個，回升率達３９.１３％，目前全省血吸蟲病人約３０萬，近千萬人沒有擺脫血吸蟲病威脅。　　

三　　

 “民粹化”與市場化的對比　　

　1965年6月26日　毛澤東對于衛生工作有過一個著名 的指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因此他主張“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毛澤東主席的這一被右翼精英攻擊為“民粹化” 的方針，曾主導中國28年；顛覆之后實行“市場化”迄今也快28年了：二者給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帶來的各是什么樣的結果呢？　　

一，毛澤東時代曾創造過中國公共衛生事業進步成功的輝煌；它身后的“市場化”，不光使衛生保健出現嚴重不公，而且使國民的公共衛生保健事業出現倒退趨勢。　　

毛澤東時代曾為全世界創造了公共衛生事業進步成功的光輝典范。剛解放時，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屬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國別組。到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這使得人均壽命從舊中國的不到40歲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歲，嬰兒死亡率從195‰降到41‰。直到80年代，每逢國際組織對各國進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國的排名雖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則高得多，贏得了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廣泛的贊譽。　　

到了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191個會員國的衛生系統分三個方面進行了績效評估，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數第4，僅比巴西、緬甸、塞拉里昂稍強，屬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連近遭受十年經濟制裁的伊拉克都排在第56位，其它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　　

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醫療衛生的投入是有很大多增長，1900－2000年即增長了7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己從解放前的35歲上升到2001年的71.8歲，高于世界平均壽命（65歲）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壽命（69歲）。同時，我國的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不過不要忘了，如此輝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民粹化”的時代取得的，人均壽命的增長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　　

建國頭30年，結核病的發病率下降了60－70%；后20年，盡管資金更加充裕治療手段更加成熟，發病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呈上升的趨勢。據估計，中國大約有四億人受過結核病感染，全國約有500萬肺結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結核病患者總數的四分之一。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的數量高居世界第一。　　

特別是，本來已被徹底消滅的各種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復燃，并在各地泛濫成災。　　

二，醫療衛生的弊端，根子正是“充分市場化”也即盲目市場化：它顛覆了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的方針，變成了為有錢人服務，而將弱勢大眾邊緣化。　　

（1）政府對衛生投入的逐年減少，居民個人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多，這一趨勢超過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無論是政府衛生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還是占GDP 的比重，在"一五"至"五五"期間都是逐年上升的，雙雙在改革開放之初達到歷史最高點。80年代以后，由于實行“放權讓利”的財政包干制，衛生支出占GDP 比重一路下滑，到1995－96年，衛生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跌到了歷史最低點。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預算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為36%，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這意味著，在20年時間里，政府預算衛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與此同時，社會支出的份額（公費醫療經費）也從44%下降到24.5%。反過來，居民個人衛生支出的比重節節攀升。1980年居民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23%；到2000年已高達60.6%。　　

難道我們的“市場化”還不夠“完全”么？－－不是說“接軌”么？讓我們與“全球化”的市場列車比較一下：　　

200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略高于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5%的下限。　　

政府支出部分：發展中國家57。2％，最窮的國家也占59。3 ％，而我們中國只有39。4％。　　

居民個人支出部分：發達國家是27%.，發展中國家42。8％，最不發達國家40。7 ％，我們中國是占60.6%。　　

（2）政府投入的嚴重不公更加大了城鄉、貧富之間的差距。　　

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為3776.5億元，其中政府投入為587.2億元，其中農村占92.5億，僅占15.9％。當年，城鎮人口為約3.79億人，平均每人享受相當于130元的政府醫療衛生服務；鄉村人口為8.66億，平均每人享受相當于10.7元的政府醫療衛生服務；前者是后者的13倍。　　

2001年，農村居民的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為96.61元，城鎮居民為343.3元，兩者相差3.55倍。  　　

政府預算衛生撥款、醫療保障和個人醫療保健支出相加的衛生總費用，2000年為4763.97億元，其中農村衛生費用1073.6億元，占總費用22.5%；城鎮衛生費用3690.2億元，占總費用77.5%.同一年，全國12.7億人口中，63.8%是農村居民，36.2是城鎮居民。換言之，占全國三分之二人口的農村居民只擁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衛生總費用，而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鎮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衛生總費用。　　

在城市里，衛生資源相對集中在大城市；在大城市里，衛生資源相對集中在大中型的醫院。這些大醫院貴族化現象日益明顯。相形之下，農村醫院的衛生資源乏匱，醫療設施落后，醫護人員素質不高。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不是垮臺，就是“賣光”。　　

現在鄉村醫生的數量只有1975年的三分之二，而衛生員的數量則從1975年的328萬跌到2001年的27萬，還不足當年數量的零頭。另外，農村接生員的數量也下降了一半，從1975年的61.5萬人降為1997年的32.2萬人。　　

（3）一切以錢為中心，使衛生保健從“防重于治”到重治輕防，有治無防。市場化不僅大大提高了衛生防疫的成本，更使防疫系統陷于危機狀態。　　

全國縣級以下公共衛生機構只有1/3仍在較為正常地運轉，另外1/3在瓦解的邊緣掙扎，還有1/3已經垮臺了。　　

（4）對市場化的迷信所打造出來的原始積累的浮躁使各級醫院瘋狂逐利，不僅導致醫療費用的快速攀升，也造成了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　　

中國現在的醫療資源并不豐富。但很多人該看病不敢看、該住院不敢住的同時，大量寶貴的醫療資源卻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這就是資本與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很明顯，“市場化”的結果除了不公，還造成了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　　

（本文數據引自香港學者王紹光《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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