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深層次歷史制度根源是諸子均分制的土地繼承制度。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將中國歷史的演化鎖定在一條特殊的軌道上。所以，在中國歷史的開端，就已注定中西文明將有不同的路徑選擇。歷史的選擇也使中國無法內生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而只能是外生，即靠外部輸入，并采取漸變的形式。今天，沉重而脆弱的歷史包袱使中國的現代化將不得不面臨非常復雜而艱巨的任務，將不得不支付巨大的社會轉型成本。
    【關鍵詞】 中國   資本主義   產生
    【作者簡介】 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理論和中國經濟問題。

所謂李約瑟問題，就是指為什么資本主義出現在西方而沒有出現在中國？這個問題引起了許多理論研究者的廣泛研究，在探討過程中他們給出了許多種解釋。本文對此問題的解釋是：在中國歷史開始起步的時候，由于制度安排的偏差，就已埋下了中西文明注定要分岔的種子，這個深層次的歷史原因就是中國土地繼承制度（這里指廣義制度）中的諸子均分制，這項獨特的制度安排，構成了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從而鎖定了中國歷史的大致趨勢。下面談談作者的理由。
一
土地繼承中的諸子均分制是在我國歷史的初期形成的一種傳統，后來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法律強化，其含義主要是指“地產繼承實行諸子均分而非由長子獨自繼承。一般情況下，無論是貴族或平民，嫡長子在土地財產的繼承方面并沒有什么特權。”[1]并且地產也具有運動的、非壟斷的性質，土地可自由買賣。與此相反，歐洲中世紀的地產繼承是長子繼承制，即土地作為遺產只能由長子繼承，不是由諸子均分。并且地產具有非運動的，即“安定的壟斷”[2]的性質，也即土地在法律規定上是不可以買賣的。諸子均分的土地繼承制度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深遠和巨大的。
1、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繼承制度安排是影響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關鍵變量。任何一個社會形態中都有自己的核心生產要素。在資本主義時代，資本是社會經濟系統的核心要素，資本的性質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性質。在未來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將會成為核心要素，知識的性質將會決定未來知識社會的性質。而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土地始終是社會經濟系統的核心要素。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任何一項關于土地的制度安排都將事關全局，對社會影響巨大。所以尋找中國歷史變革的因素，就不能離開對土地制度變革的研究；否則只能是舍本求末。而土地的繼承制度又是一項具有遺傳和放大效應的土地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諸子均分制應是找出李約瑟問題正確答案的一個切入點。
2、土地繼承的諸子均分制是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持續影響的一項制度安排。據考證，早在戰國時，就已有這種制度。商鞅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強制大家庭分解為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3]到了漢代，兄弟分財異居的現象已屢見不鮮。漢代一般平民的家庭結構，以父母妻子三代人和夫妻子女兩代人組成的小家庭為主要形式，這與諸子均分的財產繼承原則有密切聯系。這種諸子均分的土地繼承制度可以說是從其產生之日起就一直貫穿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并不斷得到強化和貫徹。如唐代法律就明文規定：“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宋刑統》照抄并詳解了這則令文。到了明代又進一步規定：“其分析家財田產，不問妻妾所生，止以子數均分”，《大清律例》的條文也與之相同。新中國成立后盡管進行了人民公社化改造，但這只是一個時間很短的插曲；目前中國農村的家庭承包經營其土地繼承的原則仍是體現了諸子均分制精神的，即家庭中的男性成員對于家庭財產的分配都有同等的權利。所以，中國歷史上產生過許多制度安排，但沒有任何一項制度安排能從古至今以一貫之的方式堅持下來，唯諸子均分制例外。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在尋找影響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歷史原因時就不能不涉及諸子均分制。
3、諸子均分制的土地繼承制度是引致中國產生小農經濟結構的直接制度根源。諸子均分的直接結果是土地越來越細碎化。晁錯說：“今農戶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4]這是漢初典型的個體小家庭。這種家庭的諸子成年以后，如果分家，則每家的地產就必然要少于百畝。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鄭里廩簿竹簡，提供了一份景帝時期局部地區農民占有土地狀況的珍貴資料。[5]廩簿所記25戶，能田者69人，人口105上下。土地共617畝，戶均土地24.68畝。土地最多的一戶才有田54畝，最小的則只有田8畝。多數的戶，占有土地約20畝或30畝。從鄭里廩簿的記錄看來，農戶的土地比晁錯所說的一家百畝要少得多。所以從歷史上來看，盡管土地面積通過墾殖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但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和地產的不斷均分，使得土地經營規模的總趨勢是越來越細小化。到了清代，中國人均土地不足2畝；而目前，我國人均土地才1畝左右。這種土地不斷細小的結果，限制了農業的規模經營，從而也使中國農業不可能走上西方農牧混合經營的路子。有些學者認為西歐的農牧混合結構與東方尤其中國的單一農業結構的不同，是造成中西發展道路不同的根本原因。如自然科學工作者陳平教授認為，在工業革命前的游牧業、農業和農牧業三種經濟結構中，只有農牧混合的經濟結構具有適當的穩定性和進化度，給分工和交換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所以資本主義首先在具有這樣經濟結構的西歐出現、生長，最終打破封建社會的壁壘。中國早在西周后就形成單一的小農經濟結構，至今仍然具有其主要特征。這種結構的惡果主要表現在：自然生態破壞，農業勞動生產率遞減；人口不斷膨脹，以至導致周期性土地危機，從而對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阻礙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穩定結構。整個社會內外缺乏橫向聯系，社會體系不是網狀而是一種垂直結構。因此，雖然政治極不穩定，但經濟結構卻超常穩定，這是長期阻礙分工協作的大生產方式和阻礙科學技術進步的根本原因。[6]這種觀點得到許多同志的贊同。其實，如果僅從小農經濟這個層面上看，問題的答案應當是正確的。因為中國社會本質是小農社會，中國社會的種種特性無不打上小農的印記。但問題的實質是，是什么原因是中國演變為一個小農社會，而不是西歐的農牧結合模式？從歷史的起點來看，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偏差。從繼承制度看，中世紀西歐是長子繼承制。長子繼承制使西歐莊園不能變小，從而有利于實行土地的規模經營和采取農牧結合的經濟結構。英國實行長子繼承制，所以牧場、莊園很大。拿破侖法典規定遺產均分，法國小農經濟遺留至今。這里也許有的同志會問，照此理由，為什么法國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其實，這里是其他因素的作用起了主導力量；再者，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與法國不同，所以不能把法國和中國放在一塊來比。任何一項制度安排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會起到主導作用。不管怎樣，法國的遺產平分制對法國社會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是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所以，從歷史上來看，諸子均分制的制度安排應是中國產生小農經濟結構的直接制度根源。
至于環境方面也應是一個考慮的因素，但不應成根本的因素。瓊斯在《歐洲的奇跡》一書中認為，歐洲的地理環境使它能發展出耕牧結合的種植業、受水、旱、雹等自然災害和瘟疫等的侵害也較亞洲為小。對此，他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出發，推導出亞洲國家是無法發展到現代社會的。這種觀點無疑帶有偏執的因素。誠然，中西地理環境是不同的，但地理環境的不同能否決定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卻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有許多國家地理環境不同，但這些國家卻走上了大致相同的資本主義道路。如日本的地理環境就不同于西歐，但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就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雖有洋務運動，但并沒有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不過有一點應是肯定的，不同的地理環境對經濟結構的選擇應是有很大影響的。在中國，地理環境方面的作用也是形成小農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相對于制度安排來講，環境方面的影響是被動的，而制度安排更顯示了人類的主動性。所以，諸子均分制的制度安排更顯示了其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的巨大影響。
4、有的文章指出，西歐相對分散的政治體制以及有市民階級參與的等級君主制、實行重商主義的專制君主制客觀上有利于封建制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而“東方型”、中國式的專制君主制及其抑制、打擊商品經濟的政策則是導致封建制長期延續的根本原因。這里筆者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會要求什么樣的政權組織形式和相應的職能構成。與小農經濟結構相伴的，必然是集權制的官僚體制，除非其它方面條件發生重大變化。為什么中國封建專制制度比西歐早得多而延續的時間又長的多呢？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小農經濟的需要，由此產生的官僚政治體制及其性質也就只能是為小農經濟服務，并進而以維持社會的長治久安。所以中國歷史上大都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工商業的發展會促進小農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本質上是不利于封建官僚統治的，所以商人也就有了“奸商”的稱謂。所以，從歷史發展的客觀性上來看，中國的封建官僚體制本質上是為維護小農經濟服務的，對工商業的健康發展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使中國歷史的發展更遠離資本主義的軌道。所以，這里如果僅從國家政權體制方面找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就有本末倒置之嫌。結果成了原因的原因，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封建集權官僚體制是小農經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雖然封建官僚體制對社會歷史的發展起到了反作用，但不應成為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根本原因。
5．諸子均分制對中國人觀念上的直接影響是平均主義的根深蒂固。我們說，任何觀念的產生都有其現實的基礎。平均的思想作為人類理念的一種理想形式，也有其存在的不同層次和水平。從合理性上看，機會的平均應高于結果的平均。但在中國，重視結果的平均大大高于重視機會的平均，從而使中國的平均體現為平均主義，并且這種平均主義的觀念是深入人心。這里因為諸子均分制本身就是體現了一種結果的公平，不同兒子雖然貢獻不同，但最終結果是平均的。這種觀念代代相傳，并泛化到一切行為關系中，進而使中國人的平均主義有著比西方更為強烈的色彩。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提出的口號無不體現了一種平均主義的觀念。而西歐則不同。如1525年爆發的德國農民戰爭，當時農民提出的《十二條款》是為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基督教兄弟之愛”。這里，農民斗爭的目標體現了一種宗教性質。再如997年，諾曼底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另外，15世紀末16世紀初發生在德國的“鞋會”運動提出了改革社會道德的要求。據編年史家的論述，這場運動的特點是運用了神法的觀念來進行斗爭。這就是說，不直接把經濟性的要求當做斗爭的目標，而直接把建設一個基督教道德社會當作斗爭的宗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西方農民起義的目標更偏重于追求機會的平均，而中國農民起義的目標其實質體現的是結果的平均。如中國農民起義提出的“均貧富”的奮斗目標就最直接地表現了平均主義的思想。
另外，從中國封建社會官僚體制的運作過程來看，平均主義觀念也無不滲透其中。中國歷代王朝不斷地“均田”、“限田”，就是這種平均觀念的具體反映。這種不斷地平均，不斷地“均田”與“限田”的行為，在觀念上和行動上的直接后果是淡化了人們的財產所有權意識，并進而妨礙了中國社會對私人財產權的嚴格保護。而我們知道，承認并保護私人財產權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就失去了一項起碼的必備條件。
6、諸子均分制的土地繼承制度直接導致了中國特有的人口變動規律。馬克思說：“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7]諸子均分制對中國人口變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增強了內生的人口擴張機制。由于人均土地面積的不斷減少，農業經營越來越向精耕細作的集約化方向發展。而集約化農業的發展又要求勞動力的大量投入，如興修和維護水利灌溉工程、人工制肥和施肥、園藝化的田間管理（尤其江南一年多熟的水稻種植）等都需要大量的勞動投入。這種主要通過增加勞動力的辦法使中國古代的單位面積糧食產量達到了世界前工業時代罕見的水平，甚至達到乃至超過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歐現代農業的單產水平。據研究，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歐現代化農業最發達的英國，平均糧食畝產水平多不超過300市斤，在1890年代以前，大都不超過250市斤。根據吳慧對中國糧食的估算，19世紀的英國還達不到中國唐代的水平。或者退一步按寧可先生的估算數字，19世紀的英國也不過在中國明清時期的水平上。美國學者伊懋可也曾作過估算，認為1920年代中國傳統農業的單位面積產量大大高于歐洲國家工業革命前夜的水平，這時中國的小麥產量約在每英畝14蒲式耳左右，法國1850年小麥產量僅13蒲式耳，英國高些，19世紀上半葉達到30蒲式耳，但1920年代中國稻米產量已達56蒲式耳。實際上，伊懋可對中國糧食產量的估計過于偏低。按伊懋可的估計，1920年代中國小麥畝產僅為0.84石，稻米畝產僅為1.36石。按中國學者余也非的研究，北方小麥畝產在元代已超過這一水平，達到0.96石，南方水稻畝產在宋代已超過這一水平，達到1.39石。不管怎樣，從眾多的研究成果看，說中國農業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從唐宋以后已經達到或超過了19世紀歐洲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結論并不為過。在當代，一位中國學者陳平教授曾在美國得州中部作過一個實地觀察，發現平均每頭母牛約需要10公頃草場，一個典型的牧牛家庭要有100頭母牛才能保持不贏不虧，這就最少需要1000公頃土地來維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如改為中國精耕式的種糧，可養活上千個家庭。所以，中國傳統農業的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糧食產量增加的結果又進一步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人口的增長又進一步推動了農業的集約化經營。如此循環往復，使中國農業陷入了一種“過密化”的境地。但是這種境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由于經濟分化的因素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所以土地的集中又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從而分離出龐大的過剩人口。于是乎，中國歷史上就有不斷的“均田”、“限田”，以此來解決眾多人口的吃飯問題。由于中國歷代沒有節制生育的措施，所以戰爭、瘟疫等成了解決中國人口多的一個自發抑制機制。中國歷史上的內亂，對抑制人口的自然增長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據統計，從秦以后到辛亥革命前的2100年間，共發生人口減少30%以上的大規模戰爭13次，其中除漢武帝對匈奴戰爭，清代白蓮教起義和太平天國的傷亡可能不及半數以外，至少有9次戰爭導致人口減少一半以上。再加上自然災害等因素，使中國人口總體上保持在其自然經濟系統所能承受的水平以內。由于缺少內生的自發抑制機制，所以中國人口一有機會，就會又走上快增長的軌道。如內亂后的太平時期，再如地區開發等。因為伴隨區域開發必然有土地規模的擴大，從而又促進新一輪人口的增長。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有一個現象，在中國和西歐，早婚與晚婚的發展趨勢是不同的，歐洲是從早婚發展到晚婚，而中國卻是從晚婚發展到早婚。為什么有這樣一個差異，這里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繼承制度的不同。中國的諸子均分制必然會促使人口越來越多。早婚伴隨著早分家、早立業，同時也伴隨著早生子、多生子。所以中國傳統社會也就不會形成類似西歐的一種自覺控制人口的機制。（2）諸子平分的土地繼承制度一方面形成了人口膨脹的內生機制；另一方面，又把人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使中國社會從根本上缺少大規模向外擴張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海外探險也就失去了應有的經濟意義。華勒斯坦在自己的研究中曾注意到在15世紀，當時，中國地少人多，西歐是地多人少，但中國感到缺少人口，而西歐感到缺乏的是生存空間，因而要尋找和發現新大陸，大量向外殖民擴張。這一奇怪對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人口生產和需求機制。西歐由于是長子繼承制，所以，西歐的人口一方面有對外擴張的動力，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種內生的自我抑制機制。主要表現在：（1）迫使大批沒有得到土地的人從事對外戰爭和海外殖民活動。11~13世紀十字軍東征在地中海國家的運動就是以這批人和逃避饑荒瘟疫的農民組成的。據說荷蘭每年派出大量水手，回來的只有2/3。從古希臘到近代，歐洲的殖民活動，輸出了大量人口，對歐洲本土人口的穩定產生了相當的作用。（2）迫使自我節制生育。早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就把一國公民的限額規定為5040人，并最早提出了計劃生育的主張。亞里士多德也主張限制子女數目和施行墮脫。羅馬時代奴隸制的商業城市高度發達時，貴族和公民都盛行不結婚和不要孩子的風尚，因為財富分給子女就意味著貧窮，據說當時大部分公民都沒有結婚。凱撒不得不禁止45歲以下無丈夫無子女的婦女配帶寶石和乘坐轎輿。奧古斯都則頒布更嚴厲的法律對不結婚的人處以經濟懲罰，給結婚和多子女的人以榮譽、特權、官位和經濟的獎賞。但是所有這些法律最后都徒有虛名，因為外生的干預抵不過內生的抑制。而在中國卻相反，劉邦和惠帝用增減錢糧勞役的經濟辦法獎勵生子、懲罰晚婚，結果卻產生了極大效果。這里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缺少內生的人口抑制機制。所以從最終意義上來講，控制人口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形成一種內生的抑制機制。在中國，由于人口的不斷增生，使社會經濟結構陷入了一種既脆弱又不可逆轉的進程。越來越小的生產規模使農業抵御風險的能力越來越弱；同時，使經濟結構的大調整難上加難。歷史上，鮮卑人、蒙古人、清兵都曾試圖化中原的耕地為牧場，但因無法養活眾多的人口，不得不被迫還牧場為耕地。
7、諸子均分制引致的人口擴張又直接導致了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大破壞。和農牧混合的經濟結構相比，小農經濟單一農業結構的擴張其最大的惡果在于森林植被的大規模被破壞，并改變了自然的生態結構。結果是造成水土流失、地力貧瘠，農業生產的基礎日益惡化。另外，中國自從商鞅變法雖然承認了私自開荒的合法性，卻一直未建立起相應的規則來管理開墾的方式和規模，放任短期經濟行為，這也對惡化環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漢書記載，“翟地（陜西綏德一帶）富饒多畜牧，人俗好射獵”，并無今日的荒漠景象。秦漢以后森林草原的破壞日益加劇，最明顯的是黃河決溢改道的周期不斷縮短。據統計，黃河水災的周期秦漢平均為26年，三國五代為10年，北宋為1年，元、明、清為4~7個月，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時代竟達3個月一次。累計2000年間黃河決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河道高出地面3~10米以上，成為世界害河之冠。黃土高原每畝地每年流失土壤6~8噸，農民“越墾越窮，越窮越墾”，陷入惡性循環。再加上中國內戰頻繁，火攻燒山，政權不穩，朝朝新修宮室，尤其北宋皇朝大興土木，加劇了森林的毀滅。在中國封建社會由于沒有獨立調節體制的存在，因而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因為資本主義農業有相當的協作和規劃，還有調節體制和經濟法規的制約。而中國個體化的小農經濟，卻有極端短期和掠奪性的經濟行為。個體小農毀林開荒，再加上農民起義軍棄寨時放火燒山和統治階級大興土木等因素，使生態惡化速度呈加劇趨勢。總之，小農經濟的擴張對公共資源的破壞是極為厲害的。以森森覆蓋率為例：日本為68%，美國為34%，西德為30%，大都分布均勻，中國僅12.7%，而且大部集中在邊遠地區，內地森林幾乎不復存在。魯迅說：我們中國人對于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由于中國的小農經濟和歐洲的農牧莊園相比，缺乏經濟聯合和分工協作的傳統，沒有生產民主和公共生活，因此中國農民一方面有極大的暴力反抗性，另一方面也有破壞的盲目性。另外，小農經濟的單一種植結構也破壞了生態鏈條，造成連鎖反應。森林伐盡使農村能源短缺，可作綠肥的秸稈只好當作燃料。精耕細作的灌溉農業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鹽堿化日益嚴重。據統計，中國現有耕地的1/3為低產土壤，農田平均有機質含量比歐美國家低2~5倍。生態破壞造成雨量稀少，氣候無常，沙漠擴張，天災頻繁。自古以來水利工程代代修、常常垮。單一農業經濟破壞了農業經濟的根基——土壤和氣候，必然導致農業基本建設的投資和勞力不斷增加，而社會勞動生產率反而不斷下降。
8、諸子均分制引致的小農經濟結構限制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和速度。恩格斯說：“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中國近代只所以沒有產生西方的科學技術體系，封閉、落后的小農經濟結構是其根本原因。主要是：（1）諸子均分制使家庭財產不斷地細分，從而使科學技術的進一步深化發展得不到資金上的保證。（2）農業勞動的集約經營使廣大勞動者不得不在生產過程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從而使科學的產生失去了時間和精力的保證，同時也使中國科技水平只能停留在經驗階段。（3）小農生產方式的自給自足又限制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分工的深化，從而使科學技術的發展失去了動力基礎。由于沒有生產上的要求，所以，有閑階級對科學技術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利益基礎。雖然中國歷史上科技杰出人才輩出，但現實的經濟結構阻礙了大規模科研群體的興起。有什么樣的經濟結構，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科技體系。所以，四大發明在中國和西方遭受不同的命運也就不足為怪。如果中國也有對外擴張的動力，那么指南針就不會用于看風水，火藥也就不會用來做爆竹。（4）小農式家庭農業的集約經營又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農業的經驗技術水平將會處于世界領先水平，而事實也正如此。
9、關于韋伯的清教理論。韋伯認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導人生要勤儉、誠實、守信用，為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努力入世活動。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追求財富成為人生的目的，人變成一架賺錢的機器，從而有助于西歐產生出資本主義，而中國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這樣的倫理，致使中國未能產生出資本主義。這里的問題是，是觀念在先，還是事實在先？是資本主義精神產生了資本主義實踐，還是資本主義實踐產生了資本主義精神？若是如韋伯所說，是資本主義精神產生了資本主義實踐，那么，為什么在中國卻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精神？問題的實質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就根本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精神。相反，倒是儒教更適合小農經濟的需要，以至統治中國兩千多年而不衰。當然，我們在經濟發展中不能否定精神的因素。但在歷史發展的初期，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經濟結構是重于精神的。而當精神相對形成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時，其對經濟的影響作用也就愈大。從整個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來看，資本主義精神對推動資本主義發展是產生了巨大作用的。而在中國，儒教的精神卻加固了中國人小農經濟的觀念，維護了小農經濟本身的運轉。
10、有的學者從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出發來說明何以中國未產生出資本主義。白樂日在其《中國的文明和官僚制》一書中認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紀是有自治權的，商人擁有自由、特權，從而能得到發展。例如集市就是發源于意大利，因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憑借集市而發展，而中國則沒有集市，中國的城市也沒有自治權。他認為，中國的城市只是官僚統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組成，他們是特權集團，而農、工、商在中國卻沒有地位，由于國家壓制商業、技術的發展，所以中國可說是一個永久的官僚社會，其結構長期未變。自15世紀以來，中國的發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國缺乏西方的民族主義、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自然科學、自由勞動等等。上述理由如果僅從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看，也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問題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城市和中國的城市都不會憑空而生，其存在的現實基礎是農村。城市的存在是和農村的發展相匹配的。城市體制的不同與農村基礎的不同有很大和直接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說，由于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同，從而導致了中西方城市發展的差異。而農村發展的差異又可歸根溯源到歷史發展的最初制度安排的差異上。所以，中西城市發展的差異又不能不與土地繼承制度有著間接和直接的聯系。
11、在亞洲內部，由于財產繼承制度的差異，從而也導致了有差別的發展模式。拿中、日、韓三國來說，中國傳統的繼承制度是諸子平均析產，而韓國則是不均分析制，長子通常繼承二倍于其他兒子的遺產，且不少于全部遺產的一半，一般有百分之六十由長子繼承。日本則是類似于西方的長子繼承制。并且，在日本和韓國，長子除較多繼承父親的財產外，還在更大程度上繼承了父親的權威。另外，從中日兩國相比，日本家庭的血緣原則就不很徹底，這特別地體現在養子問題上。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家庭收納養子的情況極少，一個家庭一般只在沒有男性繼承人的情況下才可能收養養子，而且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多采取女婿入贅或由男系親屬中血緣最近者“過繼”的形式。在有養子的情況下，親子、養子與父親和整個家庭的關系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別。日本則對養子更能接受，家庭收養養子很普遍。如據一項研究表明日本家庭養子比例17世紀時為26.1%，18世紀為36.6%，19世紀為39.3%。而且養子與親子在家庭中地位的差異不大，甚至在有親子的情況下，養子也可以承擔“長子”的角色，繼承全部家庭財產。如明治前就有25%~34%的親子繼承權被外人取代。這說明，與中國的家相比，日本的家更多的是共享財產的單位，血緣的作用較小。甚至未正式收納為養子，而只是生活在一起的無血緣關系的奴仆與家庭的關系也比有血緣關系但不生活在一起者更近。所以，相對于中國來說，從財產繼承制度看，日本就更容易走向資本主義。
12、關于對外開放問題。有些同志認為閉關鎖國，沒有對外開放是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實際上這里深層次的原因仍是小農經濟結構本身的因素。在西方，由于經濟結構的關系，所以國家間的戰爭其實質都是體現商業和殖民的性質。戰爭是打敗商業競爭者的手段，勝利者掠奪戰敗者的財富，訂立有利于本國商業的條款，建立新的海外殖民地以贏得商業的霸權和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在中國，戰爭的性質多半是出于戰略和外交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商業上的動機。戰爭的勝敗更多的是考慮政治方面，而不是經濟方面。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也是出于夸耀中國富強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經濟目的。由于經濟本身的不需要，所以不久即被后人批評為花錢糧數千萬擔于國無益的弊政而廢止。所以在小農經濟條件下的中國，一方面沒有對外開放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沒有對外開放的動力，從而也就注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必定是步履維艱。至明清，西方人主動上門要求開放，但這時的中國盡管表面上看起來仍很強大，但實際上已很脆弱，尤其是小農經濟結構系統正處于十分脆弱的境地。而與此相反，西方卻正顯示出其蓬勃向上的景象和咄咄逼人的發展勢頭。這時的中國，是開放好呢，還是不開放好呢？這對當時的統治者是一個難題。我們這里顯然不能一味責罵當時皇帝及有關官員的愚昧無知和盲目自大，其實任何選擇都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因為在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體系內，開放本身是沒有動力要求的，同時當時已很脆弱的小農經濟實際是承受不了開放的壓力的。所以，在當時的條件下，清朝政府所面對的是只有開放壓力而沒有開放動力的情況。退一步講，如果當時清朝選擇了開放，受到沖擊的不僅是中國已很脆弱的小農經濟結構，而且清朝集權的官僚體制也將會受到巨大的沖擊，弄不好會自身難保。面對這樣一種境況，必須改革與開放并舉，但改革的直接結果是皇權必將受到限制和沖擊。所以，當時的清朝對對外開放是懷有一定恐懼心理的。從穩定的角度來看，當時清朝政府也就是選擇了不開放。后來，西方人耐不住性子，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人的大門，而這時的清朝政府，迫于無奈，也只好如此，由此導致了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開始。歷史走到了今天，中國共產黨人的對外開放卻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主要原因是：（1）政權的性質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與清朝腐朽的官僚體制是不能相接并論的。這是中國開放成功的重要保證條件。（2）中國的經濟結構同歷史上的中國有了很深刻的變化，已具有了較為扎實的現代工業的基礎。（3）中國人的觀念已發生了很大變化。（4）中國的開放是與改革并舉的，改革構成了保證開放成功的重要條件。（5）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漸進式的，而不是激進式的。（6）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也大大不同于過去。正是由于上述條件的存在，從而使中國今天的開放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13、如果說不受外國的干擾，中國能否自己獨立產生出資本主義，其實這是不可能的。由于土地繼承制度而引致的小農經濟結構本質上是排斥大規模分工和交換的，其本身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當然也不排斥一定的分工和交換的存在。有些同志認為在明清時我國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判斷。從歷史上看，在我國歷史的早期就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交換，如西周就有土地的交換等。只不過分工和交換的規模隨經濟總量的擴張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如手工業和商業的規模就有隨著經濟的擴張而擴展的勢頭。但這是量的擴張而不是質的轉換。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和西方的資本主義是形似而非神似，二者具有不同的運行機制和發展路徑，正如不同生命體在胚胎期是很相似的，但最終會差異越來越大，顯示出質的不同。所以，充其量只能說是具有資本主義的因素，而不能說是萌芽，這是質與量的區別。并且建立在小農經濟體系上的一切體制、觀念形態都是為小農經濟服務的，所以工商業既是有量的擴張也會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使之只能保持在小農經濟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正因如此，要想在中國獨立的發展出資本主義，無疑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14、如果說小農經濟是落后的，那么為什么中國在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卻一直領先于西方？這個問題的理由是：（1）歷史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性，正如生命成長，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但這些不同的特征最終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而中國的土地繼承制度對中國的歷史演進就扮演了這個遺傳基因的角色。當然外界擾動會一定程度地干擾成長方向和速度，但歷史發展的每一期總是依賴于前期的基礎，歷史的軌跡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2）西方社會的開放性決定了西方社會經濟系統的歷史前期是一個多磨難的時期和落后的時期，因為他要經受內外兩個方面的考驗。但是，一旦這個社會經濟系統成長起來，他將會具有了更加壯實的肌體。而中國則相反，小農經濟的封閉性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早期應有一個較好的成長期，成長的速度也會較快。因為從系統的角度看，開放系統的形成期都較為艱難，而封閉系統的形成期則較為順利，因為受到的干擾相對較小。但是在封閉系統形成的結構其生命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逐漸讓位于在開放系統形成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結構。所以，從系統的開放性看，中國雖然有歷史的輝煌，但最終落后是必然的。而中國的封閉，又是小農經濟所固有的本性。所以，從根本上說在中國歷史的早期就埋下了落后的種子，近代中國的落后也就成了必然。
15、上述問題思路歸納起來就是：諸子均分制是直接引致中國產生小農經濟結構的直接制度根源，而在這種小農經濟結構基礎上產生的體制、觀念等又進一步強化了小農經濟本身的運行。在這樣的基礎上，注定中國不會內生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和科學，也注定了近代中國的落后。中國的資本主義只能是外生，即由外部輸入，并采取漸變的形式。
二
歷史不存在假設。面對沉重而脆弱的歷史包袱，急切的中國人如何趕上時代的快車，奔向現代化的遠景目標，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深思的問題。
1、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開放，如再不開放，無異于自取滅亡。
2、由于歷史沉重的原因，中國的現代化注定要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痛苦轉型過程，必須要支付巨大的轉型成本。一方面，轉型要面對已經具有一定獨立形態的舊觀念的阻礙；另一方面，還要面對現實經濟基礎的重構。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轉型就是一個解決巨大歷史遺留問題的過程。轉型不僅僅是一個立的過程，是破與立并存，而且破的任務有時更艱巨。所以，對中國現代化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每一個國民都應有清醒的認識。中國的現代化將是中國的一次徹底的脫胎換骨。
3、采取法律手段，分步驟有條件地向長子繼承制過渡。這既可以強化人口的內生抑制機制，也有利于中國農業的現代化改造。
4、大力開發中國的人力資源，這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
5、大力發展科學技術，這是未來中國發展的根本動力。
6、中國目前實行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和改革與開放并舉的戰略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的理想選擇，應繼續堅持下去。
7、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8、要在穩定與發展中尋找最佳平衡點。
9、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
10、要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面對千瘡百孔的中國國土資源及生態環境，如再不保護，后果將不堪設想。
11、從中國歷史的演化進程看，良好的制度設計至關重要。所以，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要特別重視制度建設，并且目標一旦明確，要堅決執行下去，既使短期成本很高也應在所不惜；否則，只能使成本長期化，這時付出的成本會更大。
12、當前，可考慮首先在各地、各單位廣泛引進人才競爭機制，形成公平競爭環境；其他問題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解決之。
13、目前，中國人除物質的缺失之外，更缺失的是精神支柱。沒有信仰的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加快中國人信仰體系建設事關根本。
14、要正確對待所有制問題。“私有制”不是萬惡之源，“私欲”才是萬惡之源。“私有制”是一種財產的組織形式和所有形式，它并不必然帶來“惡”的結果，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條件下才可能產生“惡”的作用。而“私欲”則不然，它是“惡”的必然致因。社會規則的功能應是保證“私欲”得到合理性地體現，而不應把著眼點放在財產的存在形式上。財產的“公有”還是“私有”應取決于其對社會福利的增進程度，而不是其它。另外，“私有制”和“私欲”也并無必然聯系。西方社會“私有制”很發達，但人們的“私欲”并不很重；中國歷史上“私有制”并不健全，但“私欲”泛濫成災。反思歷史，中國社會應急需樹立保護個人財產權的觀念；國家應依法保護凡是依靠合法手段取得的個人財產。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將發生巨大轉型的關鍵時期，歷史的重任已不可推卸地落到了我們肩上。面對未來中國的希望，我們應當有勇氣去面對一切，既要有準備承受一切苦難的毅力，又要有堅定不移的決心。未來的中國要么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成為其中的一位主人，要么只能淪為世界的仆人和打工仔。除此，別無選擇，因為客觀環境不允許未來中國成為一個“自由職業者”。而這一切，都取決于我們現在的選擇。

注釋：
[1]林甘家：《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385頁。
[2]馬克思說，歐洲中世紀的土地所有權是一種“安定的壟斷”，而“運動的所有權是近代底兒子”。參看《經濟學——哲學手搞》，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7、71頁。
[3]《史記》卷68《商君列傳》。
[4]《漢書》卷24《食貨志》。
[5]參見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間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
[6]陳平：《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兩千年來動亂、貧困、閉關自守的病根》，《學習與探索》1979年第4期。
[7]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

參考資料：
1、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學林出版社，上海，1997年版。
2、王詢：《文化傳統與經濟組織》，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大連，1999年版。
3、陳平：《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
4、侯建新：《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濟南出版社，濟南，2001年版。
5、樊樹志：《中國封建土地關系發展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
6、林甘家：《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
通訊地址：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郵編：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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