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論《中共十七大報告》

              ―鄧小平反思、李鵬江澤民糾正改革

                      楊連旭

2007-11-12

日前，俺老人家在《改革為什么會失敗了、真是走了邪路了呢？-―又論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既然《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那么其中的方式方法就不一定必然完全正確，就完全有可能造成《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的后果。

所謂改革，原本就并不是有預謀有組織的系統行為，也沒有憑空想像的那么美妙，更沒有編造的那么神話！

其一、鄧主席說“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可大家的主意就是放權讓利、提高消費、收買人心，人民的要求就是提高收入、發家致富、吃喝玩樂！改革的實質就是，以1979年的放權讓利、提高消費、收買人心導致國家財政嚴重虧損為開端，為彌補國家虧損、應對社會危機、維持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形成的相關政策。

其二、、國家財政的可持續巨額虧損、國庫的可持續空虛和國家的可持續虛弱，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危機迭起。由此，其間的歷屆政府都不得不在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的剛性增長、農村農民農業的貧困落后、當下的社會經濟政治危機、今后的社會經濟發展，這四個雞蛋上跳舞！

其三、整個改革開放只得圍繞著國家財政的虧損轉，被財政赤字和由此而來的外債內務、引發的社會危機牽著鼻子走，無暇科學和教育，以至于病急亂投醫、飲鴆止渴、一頭撞入了“民進國退”、“以市場換技術”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伙伴”的市場化方向改革，丟棄了為人民服務、禍國殃民至今！

其四、改革在1980年代，就是以國家內外負債維持城市日益增長的超前消費，以承包國營企業、殺雞取卵支撐財政，以犧牲農業帶來鄉鎮企業繁榮，從而拉動了經濟增長，形成了社會經濟以高耗低效為主的社會粗放發展。

問題是，改革既然如此，難道就沒人反思糾正嗎？當然有啦。這就是：

第一、1989年3月23日，鄧小平指出：“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準備用兩年或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問題”、“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回避”、“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

第二、1989年3月20日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會上作了題為《堅決貫徹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方針》的政府工作報告。李鵬指出，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是今明兩年我國建設和改革的重點。

第三、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199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各地要把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內容，從今冬開始，用兩三年的時間，分期分批在農村普遍開展這項工作”；1991年9月21日，江澤民總書記來到西柏坡，揮毫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

正式編成的國家決算，1985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1866.4億元，國家決算總支出為1844.78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結余為21.62億元。

雖然有國庫券收入60.61億元，可這不僅也是自1979年以來首次沒有赤字，而且還實現了結余。

問題是，由于在1985年的財政收入中，進口消費品增加的收入、多用了外匯增加的關稅收入等近200億元的非經常性增收因素，都被用作安排經常性支出，擴大了此后年度的支出基數，埋下了加大赤字的隱患。

所以，盡管“七五”計劃，其基本原則和方針之第二就是：堅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保持國家財政、信貸、物資和外匯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間的綜合平衡。可是：

其一、根據正式編成的1986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2260.26億元，決算總支出為2330.81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70.55億元。中央財政赤字94.18億元，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彌補。其中，國庫券收入62.51億元，國外借款收入75.74億元。

其二、根據正式編成的1987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2368.9億元，總支出為2448.49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79.59億元。中央財政赤字96.78億元，國務院已決定不再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來彌補，改由財政部向各專業銀行和社會發行債券來解決。其中：國外借款收入為106.48億元，國庫券收入63.07億元。

其三、根據正式編成的1988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2628.02億元，總支出為2706.57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78.55億元。（注：如果把國內外債務收入作為赤字處理，1988年全國財政赤字為349.33億元。）其中：國外借款收入138.61億元，國內債務收入132.17億元，其中：國庫券收入92.17億元，專業銀行購買財政專項債券40億元。

也就是說，國家虧的年虧損已經連續突破了200億元和300億元，而且內外債務也分別突破了100億元。

因此，1985年到1989年，五年中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8.8％、6.0％、7.3％、18.5％、17.8％。

盡管對于城市改革，鄧小平評價頗好：

“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這五年，首先是農村改革帶來許多新的變化，農作物大幅度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廣大農民購買力增加了，不僅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民家庭。農副產品的增加，農村市場的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強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這五年，共創造工業總產值六萬多億元，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一點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業品，包括彩電、冰箱、洗衣機，都大幅度增長。鋼材、水泥等生產資料也大幅度增長。”（《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6頁）

可據統計，1988年的零售物價指數已經高達18.5%，創造建國40年來最高漲幅，導致當年財政價格補貼高達319.6億元，商品供求差額為2731.3億元。結果，1988-1989年物價急劇上漲，引發了搶購風潮和系列社會問題。

對此，1989年3月，鄧小平指出：

“我們執行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大錯誤沒有犯，小錯誤沒有斷，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沒有經驗就要摔跟頭，今后也難以避免。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得太快，給國家和人民都帶來了困難。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準備用兩年或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問題。我們的一條經驗是，發展順利時要看到出現的新問題，發展要適度，經濟過熱就容易出毛病。總之，制定一切政策，要從實際出發。只要注意這一點，就不會犯大錯誤。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回避。把錯誤糾正過來，就能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同時，他強調：“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88和290頁）

于是，開始治理整頓經濟，緊急縮減投資和貨幣供應的規模、提高城市居民的副食補貼、倡導過緊日子。1989年4月4日全國人大會七屆二次會議認真審議并通過了《堅決貫徹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方針》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努力提高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水平，加強宏觀管理，嚴格執法，嚴明紀律，令行禁止，克服在經濟建設中急于求成的傾向，保證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在公民中堅持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發揚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光榮傳統，振奮民族精神，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事業推向前進。

1990年1月4日至8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李鵬在會上發表《改革開放要沿著健康的軌道前進》的講話，著重指出：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治理整頓的目的，是為改革開放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在治理整頓期間，一些改革措施要圍繞治理整頓來進行。

2月25日至3月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經濟體制改革“八五”綱要和十年規劃》提出：9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制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行機制。

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頓”，有效控制了集團購買力和樓堂館所建設，遏制住了消費基金膨脹和通貨膨脹，解決了糧食收購“打白條”問題，農業連續豐收，工業增長速度基本恢復到正常水平，出口貿易持續增長，經濟秩序有所改善,卻導致了全國幾千個建設項目下馬，占60%、共13萬家的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破產倒閉，破產和市場疲軟這個詞出現了，長期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

盡管如此，“七五”計劃結束后，1990年同198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84.6，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6.3，糧食總產量1990年達到4350億公斤；工業總產值增長2.3倍，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12.6；國民生產總值由4470億元增加到1740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1.36倍，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9；國民收入由3688億元增加到1730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1.31倍，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8.7。

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5，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6.9，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7.6。

面對如此成績，《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在指出了產成品積壓較多、經濟循環不暢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和經濟效益差、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扭轉的同時，特別強調：國家財政困難，收支矛盾突出。

確實，由于不僅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且北京發生的動亂、世界列強的所謂經濟制裁，還有“菜籃子工程”和城市居民的副食補貼，又加大了財政虧損。

其一、正式編成的1989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2947.87億元，總支出為3040.2億元，收入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92.33億元，比預算赤字74億元擴大18.33億元。其中，外借款收入為144.06億元，國債收入282.97億元。

其二、正式編成的1990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3312.55億元，總支出為3452.2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139.65億元，（注：如果把國內外債務收入作為赤字處理，1990年全國財政赤字為515.1億元。），比預算確定的赤字88.92億元擴大50.73億元。中央決算赤字為107.97億元，國務院確定，通過向人民銀行借款來彌補。其中，國外借款收入為178.21億元，國內債務收入197.24億元。

其三、正式編成的1991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3610.88億元，總支出為3813.55億元，收支相抵，財政赤字為202.67億元（注：如果把國內外債務收入作為赤字處理，1991年全國財政赤字為664.07億元。），中央決算赤字為182.54億元，國務院確定，通過向人民銀行借款來彌補。其中，國外借款收入180.13億元，國內債務收入281.27億元。

也就是說，每年的國家虧損已經連續突破了500億元和600億元，而且內外債務也分別接近200和300億元。

                       （二）

1991年，全年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7，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3，糧食和棉花產量都是歷史上第二個高產年；油料、糖料、烤煙產量再創歷史最高水平；全國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14.2，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1662億元，突破2萬億元。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教育活動也開始從農村向城市發展。

 1992年1月6日，李鵬在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指出：治理整頓的任務基本完成。通過治理整頓，為改革創造了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并且使改革有所前進。在這種形勢下，要加快改革的步伐，適當加大改革的分量。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起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新體制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行機制。

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

6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要求全黨和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第三產業、各級黨政領導干部要統一思想，轉變觀念，開闊思路，發揮創造性，動員廣大干部群眾，為實現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這一重大戰略任務而努力奮斗。

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

至此，改革突破了1990年既定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目標和模式。                    

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指導，所有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工資翻番，生產資料，糧食、礦產、土地進入市場成為商品，房地產、股票、期貨三大投機全部開通。

由此，不僅形成了全國性的開發區圈地熱，而且股票和海南房地產創造的百萬、千萬富翁的神話，刺激起了人類的所有欲念。

正因如此，就爆發了歷史空前的經濟高漲和全民經商運動，以至于連高級領導機關，乃至軍警部隊都大張旗鼓的倒買倒賣，市場繁榮興旺，私營經濟發展、鄉鎮企業大上，官場腐敗橫行、經濟犯罪猖獗，貧富分化嚴重，拖欠干部教師工資、大批國有企業虧損停產，“下崗”一詞一夜走紅，投資和信貸投放再度失控、連年飛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992年7600億, 1993年增長70%躍至1.3萬億,1994年再增40%。

這樣，一方面，拉動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自1993年起，每年以近1萬億元的速度遞增，一年一個臺階，到1997年超過7萬億元，另方面卻導致財政虧損又創新高：

其一、正式編成的1992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4153.05億元，總支出為4389.68億元，支收相抵，財政赤字236.63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206.59億元，借國內債務455．29億元，國外借款212．16億元。

其二、正式編成的1993年國家決算，國家財政總收入5088.17億元（包括國內外債務收入693．84億元），財政總支出5287.42億元（包括國內外債務還本付息支出337．35億元），收支相抵，財政赤字199.25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204.77億元。

其三、正式編成的1994年國家決算，國家財政總收入5218.1億元，國家財政總支出5792.62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支出大于收入574.52億元。此外，1994年國家債務收入1175.25億元，其中，用于彌補中央財政赤字666.97億元，償還國內外債務本息499.36億元，國家財政利用國外借款安排的重點建設支出8.92億元。

也就是說，從1991年到1994年：

一是、國家年赤字從從連年穩定的200億元左右，突然直破500億元，年虧損從664億元直線上升，先破900億元，后破1700億元；

二是、中央財政的債務收入已經從以往償還舊債本息、彌補新赤字后還有余，轉變為已經約等于償還舊債本息與新赤字之和了。

由此，國內貨幣供應量增幅均達35%以上，1992年開始出現了第三次通貨膨脹， 到1994年物價上漲率分別為13.2%、14.8%、21.7%，其中35個大中城市的食品類價格竟比上年同期上漲34.1％。

吸取第二次通脹后急剎車的教訓，政府通過控制利率和貨幣政策實施經濟的軟著陸。不僅將存款利率一度提升到了12%左右，五年期以上有12%左右的保值利息，形成全世界罕見的高利率，而且漲停板、T+1、調高交易稅數管齊下，導致股市1995-1996年兩次大跳水，進入長達數年的熊市。

1995年“八五”計劃結束，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百分12，1995年達到57600億元，扣除物價因素，是1980年的4.3倍。李鵬總理在《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一○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雖然自豪地說：“我在這里向大會報告：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已經提前五年實現了”，可還是強調：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五年零售物價年均上漲百分之十一點四。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部分社會成員收入懸殊、經濟秩序還比較混亂，有些腐敗現象仍在蔓延滋長，一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等問題。

豈止如此：

其一、1995年中央決算報告：中央財政總收入3866.63億元，其中，中央本級收入3256.62億元。中央財政總支出4529.45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支出1995.39億元。中央財政收支相抵，赤字662.82億元。此外，1995年國家債務收入1549.76億元。其中，用于彌補中央財政建設性預算收支差額662.82億元，用于償還國內外債務本息878.36億元。

其二、1996年中央決算報告，中央財政總收入4264.95億元。其中，中央本級收入3661.07億元。中央財政總支出4873.79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支出2151.27億元，中央財政收支相抵，赤字608.84億元。此外，1996年國家債務收入1967.28億元。其中，用于彌補中央財政建設性預算收支差額608.84億元，用于歸還國內外債務本息1315.32億元，債務收入大于支出43.12億元，將結轉下年使用，已相應減少1997年國家發債數額。  

也就是說，國家的年虧損額已經連破2000億元和2500億元！占中央財政總收入的五分之三和中央本級收入的三分之二多！新債中近四成是還舊債用的。

1997年，汲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國家嚴禁黨政機關、部隊和公職人員經商辦實體，實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退耕還林還草，糧食敞開收購。

結果，經濟增長成功實現了軟著陸，從11%以上的高峰，下降到8%左右，通脹消失，市場供求恢復正常，可卻是大量私營企業破產、大批鄉鎮企業倒閉、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海南房地產泡沫破滅，爛尾樓成為一大景觀，銀行貸款形成巨額爛帳。

這樣，盡管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至1997年，財政收入年均遞增18．8%，增加額超過1000億元；不含債務的財政收入1997年達到8651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6．6倍，年均增長11．3％，但是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僅為11.6％、48．9％，這就導致國家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入不敷出、赤字比1979年增長了4．7倍。

1997年中央決算報告：中央財政總收入4830.72億元，總支出5389.17億元，收支相抵，赤字558.45億元。中央財政債務收入2476.82億元，其中，用于償還國內外債務本息1918.37億元，用于彌補當年財政赤字558.45億元。

這也就是說，不僅中央財政在債務收入占總收入一半以上的情況下，竟然還赤字高達558.45億元，而且中央財政債務收入有五分之四是借新還舊。

接下來的內容，大家就很熟知嘍！

1998年開始，朱相國當朝，決定以擴大內需拉動經濟。除了用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特別國債用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支出啟動經濟，還以住房貨幣化、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建設城市化為重點刺激經濟，推行國家銀行商業化、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制，倡導扶植私營經濟。

這就是爾等反思派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不搖派津津樂道、自鳴得意的“民進國退”、“以市場換技術”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伙伴”的市場化方向改革。

由此，果然經濟增長率大幅回升，國內生產總值1998年達到7．8萬億元，1999年突破8萬億元，2000年為89404億元、突破1萬億美元，2001年突破9萬億元，2002年達到10．2萬億元人民幣，可是：

其一、1998年中央財政總收入5489.13億元，其中，中央本級收入4892億元。中央財政總支出6447.14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支出3125.6億元，超過預算較多，主要是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補助支出、糧食風險基金和抗洪救災經費支出。中央財政收支相抵，赤字958.01億元，1998年中央財政債務收入3310.93億元，其中，用于償還國內外債務本息2352.92億元，用于彌補當年財政赤字958.01億元。

其二、2002年，中央財政總收入11026.6億元，其中，中央本級收入10388.64億元。中央財政總支出14123.47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支出6771.7億元，中央財政收支相抵，赤字3096.87億元。中央財政共發行國債5929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債務收入5679億元，代地方政府發行250億元。中央財政債務收入中，用于償還國內外債務本金2563.13億元，彌補當年赤字3096.87億元，補充償債基金19億元。

也就是說，從1998年至2002年，國家財政從當年赤字958.01億元、虧損3310.93億元，直到2002年赤字3096.87億元、虧損5929億元；當年赤字已從相當于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升高到三分之一，當年虧損相當于總收入則分別是五分之三和二分之一！

                         （四）

如果說改革在1980年代，還是伴隨著科技進步和生產力升級，帶來了社會經濟以高耗低效為主的粗放發展的話，

那么1992年開始的改革，其實質就是在國家虧損已經連續突破了500億元和600億元，而且內外債務也分別接近200和300億元的壓力下，開始逐步把所有能變錢的國有財產全部實現市場化、商品化、貨幣化，以此緩解了財政巨額虧損形成的危機，以巨額負債、甩賣資源和勞力、瓜分全民資產，破壞生態、分化社會支撐了經濟增長，以犧牲農村發展維持城市繁榮，形成了很少科技進步和生產力升級的經濟泡沫增長！

由此，貧富嚴重兩極分化，“三農”問題突出，社會秩序混亂、假冒偽劣產品大行其道，經濟犯罪日甚一日，房價、藥費、學費逐年攀升、惡性飛漲，腐敗泛濫、，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惡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直到如今《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所列舉的一切問題。

這樣，改革開放就《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并引發了社會思想嚴重分化，形成了反思派和不搖派的公開對立，導致了全社會性毛澤東熱潮和修正主義思潮的尖銳斗爭！

其實，關于《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最強有力的證據，還是來自于相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有關內容！

第一、1991年批準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其中列舉的1980年代發展成就，除了1990年同1980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1.36倍，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9之外：

一是、工業技術水平和科研開發能力明顯提高，一些產品和產業步入世界先進行列；生產門類更加齊全，資源開發能力明顯提高；一些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鋼、化學纖維由世界的第五位升至第四位，有色金屬由第七位升至第四位，發電量由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煤炭、水泥由第三位升至第一位，乙烯由第十五位升至第八位，糧食、棉花、肉類、布匹已居世界首位。

二是、十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2.77萬億元，超過前三十年的總和。其中，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設投資1.08萬億元，建成投產包括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方面的大中型項目1千多個。投入更新改造資金5470億元，完成技術改造項目40.9萬項。 

三是、十年間，有百分之七十六以上的縣普及小學教育，多數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中等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技術培訓迅速發展；十年來普通高等學校共培養本專科畢業生四百三十五萬人，研究生近二十萬人，成人高等教育共培養三百七十四萬人。

四是、十年間，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1萬多項，其中獲國家獎勵的近萬項，共實施專利五萬多項。正負電子對撞機、重離子加速器、同步輻射實驗室等大型科研項目的相繼投入使用，“銀河”巨型計算機的研制成功，水下導彈、“長征二號”大推力捆綁式火箭、“亞洲一號”通訊衛星的成功發射等，表明我國在高能物理、計算機技術、運載火箭技術、衛星通訊技術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五是、1990年同1980年相比，進出口總額增長兩倍以上。其中出口總額增長二點四倍，工業制成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80年的百分之49.7上升到1990年的百分之74.5。借用外國貸款458.2億美元，建設民用機場、鐵路、公路、港口碼頭、油田、電力、化工等項目550個，引進一大批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了國內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

至于所存在的問題，不過是：

其一、產成品積壓較多、經濟循環不暢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其二、經濟效益差、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扭轉；

其三、國家財政困難，收支矛盾突出；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理順；

其四、在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下，還存在著某些不安定的因素。

第二、1995年批準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一○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其中列舉的“八五”期間發展成就，除了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百分之12，提前實現了原定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之外：

一是、重點建設成績顯著，建成投產大中型基建項目八百四十多個，鐵路正線鋪軌總里程一萬一千多公里，貫穿南北的京九鐵路提前兩年全線鋪通，新增發電裝機總量七千多萬千瓦，電話交換機總容量新增五千八百多萬門。

二是、進出口總額累計超過1萬億美元，比“七五”時期增長一倍以上，國際旅游業迅速發展。1995年末國家外匯儲備730多億美元。

三是五年取得國家級科研成果十六萬項，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加快。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取得明顯成效，中等職業教育有較快發展，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邁出較大步伐。

可關于存在的問題：

其一、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五年零售物價年均上漲百分之十一點四。

其二、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

其三、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

其四、收入分配關系還沒有理順，部分社會成員收入懸殊。

其五、經濟秩序還比較混亂。有些腐敗現象仍在蔓延滋長。

其六、一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

其七、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也面臨不少新的問題。。

第三、2001年批準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其中列舉的“九五”發展成就，除了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8.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任務，已經超額完成之外：

一是、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狀況基本結束。

二是、實現了農產品供給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

三是、基礎設施建設成績顯著，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的“瓶頸”制約得到緩解。

四是、“863”計劃順利實施。航空航天、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高技術領域獲得一批重要成果。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初步實現。

可關于存在的問題：

其一、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國民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

其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因素仍很突出；

其三科技、教育比較落后，科技創新能力較弱；

其四、水、石油等重要資源短缺，部分地區生態環境惡化；

其五、就業壓力加大，農民和城鎮部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拉大；

其六、一些領域市場經濟秩序相當混亂，重大安全事故時有發生；

其七、貪污腐敗、奢侈浪費現象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還比較嚴重；

其八、一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

第四、2006年批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十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情況》除了2005年與2000年相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7.3%，年均增長9.5%之外：

一是、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成就斐然，在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領域建成或新開工一大批重大工程。經濟社會信息化程度迅速提高。

二是、五年來，改革開放成果豐碩。農村、國有企業、金融、財稅、投資等改革和市場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都取得重大進展。

三是、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五年間，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兩倍，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2740.8億美元。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走向世界。

四是、住房、通信、汽車和服務消費大幅度增加。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加快發展。

可關于主要矛盾和問題：

其一、經濟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能源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加劇；

其二、就業矛盾比較突出；

其三、投資和消費的關系不協調；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其四、社會事業發展仍然滯后。

看到了吧！1980年代和1992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有著顯著的根本區別吧：

一是、1980年代的總結那關系到第一生產力和現實生產力方面可是底氣十足、滔滔不絕！至于生產關系、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幾乎就不成問題。

二是、1992年代以來的那可就是越來越心虛氣短、輕描淡寫，直至寥寥無幾，只能是對其重要反復強調、越提越高，不僅承認了貧富兩極分化，而且強調了生產關系、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卻是日益突出、愈發嚴重，以至于成就不足、改革湊數。

這樣，改革真的是異化成了為改革而改革！自然也就是《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

                          （五）

1988年6月，鄧小平強調：

“形勢逼人，迫使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69頁）

那么，是什么樣的形勢逼人，迫使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呢？曾經有人指出：

“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機導致了第一步農村改革一樣，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機也促進了城市改革。”

其實，這才是關于改革開放的正確說法和解釋。

20世紀無論是70年代末，還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的危機，都是國家財政危機導致通貨膨脹引發的社會危機！

你那恨鄧主席、咒江主席、罵朱總理、怨溫總理人兒喲，你們那是沒坐到火山口上身臨其境、面對危機呀，你們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喲！

《十七大報告》中所列舉的一切問題，其產生根源就是公有制的萎縮和私有制的膨脹，可實行住房貨幣化、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建設城市化、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制和“民進國退”、“以市場換技術”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伙伴”的市場化方向改革正是朱總理政府的改革開放主題。所以，咒罵江主席和朱總理的人最多。

那么，為什么朱相國身為老牌清華畢業、在民國時期的市場經濟中長大，在毛澤東計劃經濟時代成長，參加工作即為經濟，反復經歷了地方、中央和工廠，又曾專職研究經濟，不僅老謀深算，而且大刀闊斧，全球江湖上人送綽號“經濟沙皇”，怎么會出此下策，莫非全世界都看走眼了，他不過只是個浪得虛名、中看不中用的銀樣臘頭槍不成？

 其中，俺老人家在《十七大：以為人民服務統攬改革開放全局  全面建設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也頗有指責：

“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發展生產力的綱領，人民政府幾乎蛻化變質成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商業機構。不僅如國家銀行、煙草專賣局、電業局、電訊局等大批社會管理機構公開轉化成了壟斷經營的商業機構，而且實現了生產資料和大部戰略資源的市場化；不僅實現了絕大部分原有社會福利的市場化，而且出賣了大多數的公有制企業；尤其是，不僅悍然把國家主人變成了勞動力商品，而且催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生產方式，在一個相當不長的時間內，就把中國變形成了生產力發展落后、貧富嚴重兩極分化的社會。”

但是，你可曾想過：江主席是先烈遺孤、朱總理也是苦難童年，他們都是在國民黨垂死掙扎最兇殘的時期加入中共、從事最危險的地下工作的，難道他們就是為了在今后專門為資產階級服務嗎？

不可能！因為毫無理由嘛，除非他們得了戀資癖。

既然如此，可他們主導的改革開放卻又果然有“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發展生產力的綱領”之嫌，不僅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而且以圈地運動、泡沫經濟、大規模舉債、“世界血汗工廠”和房地產為支撐的經濟增長，盡管花里胡哨、眼花繚亂，可實質不過是很少有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力發達、社會和諧這樣發展意義的虛假繁榮，更多的意義只是國家資本的再分配。

那么，原因何在呢？時也、勢也。

1998年3月19日，朱總理組閣后回答記者提問說：

“這次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務艱巨，怕辜負人民對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要說這老漢就是與眾不同：封侯拜相，那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夢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呢！一旦獲得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欣喜若狂也并不為過：

說低賤者，想那范進不過是中了個舉人就是如此了；

論高貴者，如那孔圣人也是“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的！

可這老朱頭卻把自己的拜相儀式搞得如荊柯刺秦王辭行一般，悲壯凄涼！

原因何在呢？且看他開始的自述：我可以把本屆政府要干的幾件事情概括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

　　“一個確保”，就是東南亞當前的金融危機使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確保今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百分之八，通貨膨脹率小于百分之三，人民幣不能貶值。

　　第一個“到位”就是我們已經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第二個“到位”，我們去年召開了金融工作會議，確定要在三年的時間里徹底改革我們的金融系統。

第三個“到位”，是政府機構的改革，把40個部委精簡為29個，政府機關的人數準備分流一半。　　

關于“五項改革”，第一是指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由于糧食庫存龐大，政府財政補貼也相應增加，我們必須針對這個問題進行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

第二是投資融資體制的改革。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整個房改方案已醞釀3年多，我們準備今年下半年出臺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為商品化。

　　第四是醫療制度改革。我們在下半年將出臺一個全國的醫療制度改革方案，來保證人民群眾的基本福利。

第五是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進一步完善。各級政府機關除了必要的規費以外，不允許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眾收費。

爾等可看得仔細看得分明？其中的奧秘可曾看得明白？

噢，還沒有呀。那就接著往下看當時這朱老漢是怎么說的：

“最后我還要講，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最大的任務。江澤民主席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多次闡明科教興國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因為沒有資金，貫徹得不好。錢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機關龐大，“吃飯財政”，把錢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級政府的干預下進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復建設，幾十億、幾百億的一個項目，投產之后沒有市場，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業擠垮了。這就使得中央的財政和銀行都拿不出錢來支持科教興國的方針。因此，本屆政府決心精簡機構，減掉一半的人，同時制止重復建設，把錢省下來貫徹科教興國的方針。中央已經決定，成立國家科技教育工作領導小組，我擔任組長，李嵐清副總理擔任副組長。這個決定已經江澤民主席批準。我們有決心進一步把科教興國方針貫徹到底。”

現在看明白了吧！？

看看人家江主席和朱總理，都把“科教興國”列為了政府最大的任務啦！

看看人家，那是多么領會鄧主席關于“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這個光輝論斷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精神實質！

本來嘛！江主席、李總理、朱總理、胡主席、溫總理，人家那都是名校高學歷畢業，本身就都是第一生產力的高科技人才啦！江主席、李總理還曾留蘇，朱總理年輕就曾身處高層、深得老革命家的真傳、又長期從事大工業，怎么可能不懂得“科教興國”之理呢？

                            （六）

噢，爾等說那他們怎么沒能“科教興國”呀。咳，不是讓你們看仔細、看分明嘛，怎么還問呢？

對，就是錢緊、缺錢！朱總理不是已經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江澤民主席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多次闡明科教興國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因為沒有資金，貫徹得不好”的嘛！

有資料說，從1993年到1997年，財政每年增加供養人口1百多萬人，相應增加的工資性支出就達6百億元，占國家當年新增財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區新增財政收入約有80％以上用于人員經費。所以，朱總理才稱之為“吃飯財政”，決心分流一半的政府機關人數。

不僅如此喲，就是那禍國殃民的住房貨幣化、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建設城市化為重點刺激經濟，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制，倡導扶植私營經濟，實行“民進國退”、“以市場換技術”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伙伴”的市場化方向改革，大規模舉債、“世界血汗工廠”、房地產為支撐的經濟增長，那也是因為錢緊、缺錢，讓錢給逼得，不得已而為之的呀！

爾等若是想真正體會當時這朱老漢悲壯的心境，就看看拜他為相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關199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顯示的相關內容吧：

其一、據統計，1997年中央財政總收入4819．64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收入4216．45億元。中央財政總支出5379．64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支出2525．16億元。中央財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560億元。中央財政債務收入2476．83億元。其中，用于償還國內外債務本息1916．83億元，用于彌補當年財政赤字560億元。

其二、1998 年中央財政總收入安排5309 ．19億元，中央財政總支出5769．19億元，收支相抵，赤字460億元。

由于中央財政到期需歸還的國內外債務本息為2348．6億元（比上年增加431．77 億元），加上當年赤字460億元，國內外債券發行額為2808．6億元。

其三、國家財政仍然面臨較多的困難和問題：

一是企業欠稅數額仍呈上升趨勢，如不妥善解決，將危及財政平衡；

二是企業效益仍處于較低水平，拖欠銀行利息增加，國有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過大所隱含的金融風險給財政收支帶來了巨大壓力；

三是支出結構調整滯后，行政事業單位冗員過多已大大超過財政的負擔能力，糧棉流通體制和工作中的問題使虧損補貼增加較多，財政負擔沉重；

四是財政監督的執法力度不夠。

這就意味著1998年度的中央財政：

第一、僅僅是到期需歸還的國內外債務本息，就將近了當年總收入的一半；

第二、國內外債券發行額幾乎全部是借新還舊和赤字、沒有任何機動的余地；

第三、在權責發生制下已經列入總收入的金額中，有相當多是實際未收入的虛收入，只有數字收入沒有現金收入。；

第四、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過大所隱含的金融風險、行政事業單位冗員大大超過財政的負擔能力，糧棉虧損補貼增加較多已經對社會安全構成了現實的危險！

擔負著國家財政如此巨大的虧損、為了健康發展，按理應該是重新治理整頓、開源節流、補足虧損，問題是：

一、國家財政如此巨大的虧損，要到何年何月、驢年馬月才能補齊喲！即便俺老朱不是那新官不理舊帳的人，可俺勒緊褲帶咬緊牙、節衣縮食還舊帳，可若是后任卻接著制造虧損，那俺老朱這五年的罪不就白受了嘛！老李的治理整頓可就是前車之鑒喲。

二、尤其是，面對著嬌生慣養的城市人口收入增加和超前消費的剛性壓力，一旦經濟減速，城市人口收入和消費水平停滯，爾等那就會像否定毛澤東時代那樣全面否定改革開放、否定鄧小平和江澤民、否定本屆政府，就會如1989年治理整頓期間那樣煽動動亂；

如此這般，兩害相權，還是取其輕，還是加速經濟增長吧！至于國家財政如此巨大的虧損怎么辦？只能學鄧主席，掛起來，留給后任解決。他老人家說了，后人總是比我們聰明嘛。這是進化論的觀點，千真萬確。

如此說來，俺老朱也是有理有據、問心無愧的喲！只是問題是：

如果加速經濟增長，國家財政已經就是如此巨大的虧損了，那么投資的資金從何而來呢？

如此這般會不會被今人咒？

如此那樣能不能讓后人罵？

爾等請想啊！這老漢就是以如此的心情參加了拜相儀式，怎么能不有著荊柯刺秦王臨行前那“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去兮不歸還”的性情嘛！除非是那沒心沒肺、或只知升官發財的人。

正因如此，這老漢也就把什么地雷陣和萬丈深淵這類的話當場脫口而出了。

按常理，地雷陣和萬丈深淵這類的話是不該當著外人公開說的，更不能在正式場面上說的。

爾等問為什么呀，因為呀：

這一來嘛，不吉利。爾等請想啊，封侯拜相儀式，那是舉世矚目，多么隆重盛大、熱烈喜慶的場合呢！外人尚且謹小慎微、盡顯吉祥，主人怎么竟然描繪起地雷陣和萬丈深淵這種血腥炫目的畫面，大談起死而后已這種不祥之兆呢。

二來嘛，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呀。為什么呀，李總理有意見唄：

“俺老李剛把相位傳給你老朱，你不僅不表示感激，反倒當著全世界人的面大談什么地雷陣、萬丈深淵，還你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你這不分明是想對全世界說，俺李相國無能，給你留下了地雷陣和萬丈深淵嘛！且不說世人皆知，自從鄧主席南巡講話結束了俺的治理整頓、后又調你任常務副總理，經濟工作幾乎就是你朱相國當家作主、沒俺李相國什么事了，退一萬步，即便是果真俺老李你留下了什么地雷陣和萬丈深淵，可就是看在把相位傳給你的份上，你老朱也不該如此呀！就是欺負老實人，也沒見這樣欺負的呢。”

看看，若是如此，那后果可不就嚴重了嘛。果然如此，那李委員長的全國人大豈不就如同所謂的民主國家反對黨把持的議會一般，政府的法案基本就很難順利通過。

可以后的事實并沒出現這種情況，朱總理提交的法案，李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并不為難的。這就說明，對朱相關于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說法，李老相那是心有同感、同病相憐：

“老朱啊，你剛知道呀，俺老李可是早就腳趟地雷陣、身臨萬丈深淵啦！只不過，俺生性老實內向不好宣揚、不善表達罷了。再說，自家難處自家知道也就是了，說了有什么用呢。人嘛，都是只看賊吃肉、不看賊挨揍。你說相位不好坐，可人家還說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青史留名、封妻蔭子好風光呢。現在好了，俺老李可是全身而退、解脫嘍，可就全看你的啦！也體會下在幾個雞蛋上跳舞的滋味吧。老朱啊，你雖說是經濟專家，可也大意不得呀，現今國家嚴重虧損已經是積重難返、尾大不掉，稍有不慎，就會崩潰的，你可要一路走好、千萬小心的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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