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振興中華！ (七)

------重重迷霧中的路線斗爭（2）

二、農業合作化中的冒進與反冒進？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那為什么毛主席在1961年有樹立起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想法呢?

這個還要從一九五一年開辦農業互助合作社開始講起。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劉少奇《對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文件的批語》“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實際上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認為中國還是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不能搞社會主義建設，強行要搞的人就是有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對中央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其中談到“在農村，不顧條件去推行集體化，搞蘇聯式的集體農莊，動搖私有經濟，是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一下，結果農民認為你是搞共產，就把豬牛羊都殺掉吃掉，私有樹木也砍掉用掉，只會對農村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

以劉為代表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的想法就是“先讓農村個體經濟再發展一段時間，富農也讓他發展，這樣有利于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等到國家工業化建設能提供大批農業機器的時候，可以依靠政權力量，下個命令剝奪它，一舉實現集體化”。 “農業集體化要經過一個大的運動來達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幾年后，就發動一個運動，經過兩三年搞起來。” 見之于（《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說白了，劉的想法是過河拆橋，同陳獨秀的一模一樣，都是把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當傻瓜，而實際上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并不是傻瓜。陳想依靠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鬧革命，最后再革資產階級的命。結果資產階級代理人蔣介石、汪精衛利用陳的想法先哄騙共產黨放棄革命武裝。等共產黨放棄革命武裝后，蔣介石、汪精衛就向共產黨舉起了屠刀，六萬共產黨人只剩下了一萬。劉的想法同陳獨秀如出一轍，難道地主、富農就等著你養肥再殺，他們就不會滲透各級政權來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因為劉有這種想法，所以，他們要做的就是放任農村貧富兩極分化，讓地主富農任意發展二、三十年，他們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以毛為代表的非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現在就要限制地主富農發展壯大，要把農民引導到合作社經濟中去。所以，他們要做的就是在農村建立大量的生產合作社。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之后，形成《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這是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第一個指導性文件。這次決議草案，十月發過一次，后經修改，十二月又正式發出。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為印發決議草案起草了黨內通知《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指示全黨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市、區黨委: (一)茲將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1]一件發給你們，請印發到縣委和區委。請即照此草案在黨內外進行解釋，并組織實行。這是在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的，請你們當作一件大事去做。這個決議草案可以在黨內刊物上發表，但不要在黨外報刊上發表，因為還是草案。(二)這個草案比十月間發給一些同志帶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請將十月草案收回作廢。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給毛澤東的報告<<關于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報告中提出，對農村生產合作互助運動要根據群眾的自愿與需要，加以積極扶助與發展，并逐步由低級引向較為高級的形式。這里的關鍵是對合作互助組領導的實際成效如何，即是否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多打了糧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各類形式的合作互助組要做出比較優良的成績，來積極動員與吸引單干的農戶自愿加入各種類型的合作互助組，但必須強調自愿，不能對單干戶有任何強迫和歧視。對單干戶在生產與生活上的困難，同樣要幫助他們解決。人民政府應從各方面給互助組以優待，特別是在農具、技術指導與供銷方面。---多少年之后，有人以單干能夠調動農民積極性多生產糧食為由，解散了人民公社。重讀這段歷史，卻告訴我們因為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能夠比單干農戶多生產糧食，所以才能夠一步一步的發展壯大。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毛主席簽發<<逐步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及各地委: 茲將高崗同志關于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1]發給你們參考，并可在黨內刊物上發表。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的地區的黨委都應研究這個問題，領導農民群眾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同時不要輕視和排斥不愿參加這個運動的個體農民。每個省區都要建立生產新式農具的國營工廠，以便農民購用此種農具。省、專區和縣都要建立至少一個公營農場，以為示范之用。中央已經起草了一個關于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發給你們。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央召開第二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繼續推進農業互助合作。到一九五二年底，組織起來的農戶，老解放區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區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國還成立了四千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創辦了幾十個高級社（當時稱集體農莊）。一九五二年的糧食總產達到三千二百多億斤，比上年增產四百億斤，增長率為14%，農業互助合作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將《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通過為正式決議，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發表前，毛澤東對決議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補充。一方面放寬了對試辦高級社的條件限制，將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需要“有機器條件”，改為“有適當經濟條件”。這就是說，辦高級社并不是非有農業機器不可。另一方面，強調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中間，必須十分注意對單干農民的政策問題。他加寫了一段話：“在解決了有關農業互助合作的許多問題之后，黨中央認為必須重復地喚起各級黨委和一切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和非黨積極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滿腔熱情地沒有隔閡地去照顧、幫助和耐心地教育單干農民，必須承認他們的單干是合法的（為共同綱領和土地改革法所規定），不要譏笑他們，不要罵他們落后，更不允許采用威脅和限制的方法打擊他們。農業貸款必須合理地貸給互助合作組織和單干農民兩方面，不應當只給互助合作組織方面貸款，而不給或少給單干農民方面貸款。在一個農村內，哪怕絕大多數農民都加入了互助組或合作社，單干農民只有極少數，也應采取尊重和團結這少數人的態度。”

劉反對農業互助合作，但我們除了從一九五一年七月劉少奇《對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文件的批語》和劉少奇在中南海對中央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中看得到這種反對意見外，一九五二年之后很少能看到這種反對意見。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劉的反對意見。“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見之于《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決定提前召開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具體研究大力推進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指導方針和部署。討論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會后，在毛澤東主持下，又作了修改。十二月十六日經中共中央正式通過，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公布。決議中“規定了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道路。這就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種從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到具有更多社會主義因素的、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發展道路，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指出的對農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承認《對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文件的批語》是錯誤的，并作了自我批評。我對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曾經有一個時候有過一種想法是不正確的：我以為，在我們中國還要等一個時候才能在農村里面大量地和普遍地實行農業生產的集體化，而沒有想到目前就可以大量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并且一年一年地把中國大多數的農民組織到農業生產合作社里面。以土地入股的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初步的集體化。有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把農民組織起來，再進到在公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農莊，就比較容易。而這一件事情從現在起就可以大量地、逐步地、普遍地在農村里面實行。這是可能。還有需要。我們國家要工業化，要建立進步的大規模的工業，就必須要有進步的和相當大規模的農業。我們的總路線、總任務，我們國家的工業化，需要比較快一點開始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的集體化。對于這種客觀上的可能性和客觀上的需要，我曾經有一個時期估計不足。就是說，主觀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觀上的可能和需要。這就不是毛主席的想法，毛主席的想法是農業生產的集體化要很快地搞，其形式就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同時，我曾經有一個時期認為目前的勞動互助組織不能直接轉變為集體農莊，而沒有把現在以上地入股的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作為互助合作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重要的中間的過渡形式。蘇聯的共耕社(相當于中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并不是普遍的組織，有許多地方的集體農莊并不是經過共耕社，而是由單干農民或互助組直接到集體農莊。而在我們這里，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形式是一個重要的中間的過渡形式。對于這一點我是沒有看清楚的。正因為以上兩點，一點是我認為農業生產集體化的時間要慢，一點是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中間的過渡形式沒有找到，所以我就以為互助組不能直接過渡到集體農莊，而把互助組和集體農莊看成是在組織上沒有什么聯系的兩回事。有這樣一件事情：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山西省委有一個文件，這個文件叫作“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我在這個文件上加了一個批注，并且印發給了一些負責同志。應該說，我加的那個批注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山西省委那個文件基本上是正確的。今天×××在這里，你那個東西是正確的，我那個批注錯了。應該檢討這一點。

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再次自我批評。劉雖然作了自我批評，但從后面毛、劉之間的斗爭來看，劉顯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且，有錯誤思想“生產力水平決定論”的人并不僅僅只有劉一個人，而是有一大批。毛主席是在同錯誤思想“生產力水平決定論”作斗爭，而擁有錯誤思想“生產力水平決定論”的人是一批掌握實權的老革命、老干部，更加復雜的是這種錯誤思想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凡是沒有自己獨立思考，只會盲目崇拜書本教條的人就會犯有這種錯誤。這批人在劉這個毛主席培養的黨和國家接班人的帶領下，或明或暗、或左或右的同毛主席作斗爭，反對農業合作化。

一九五五年春季，毛澤東對《關于發展一百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定》發表了他的看法：“我覺得似乎少了一點，可能需要把原有六十五萬個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個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國二十幾萬個鄉，除了某些邊疆地區以外，每鄉都有一個至幾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做榜樣。總之，我是主張擴大一些，再擴大一些。我再次提出來，請諸位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劉少奇則又唱起了反調。劉少奇四月二十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時，發言道：“今后一年農業合作化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現在全面停下來，秋后看情況再定，個別縣、區、鄉未辦的，有條件的可以試辦。全國合作社已經發展到六十七萬個，我看能夠鞏固住五十幾萬個，就已經是最大的勝利了。主管力量控制不了的，要收縮。”當主持農村工作部的鄧子恢鄧子恢找劉少奇匯報時，劉少奇見面就問：“斯大林有篇文章《勝利沖昏頭腦》，你看過嗎？”鄧子恢說：“當然看過。”劉少奇說：“我看我們現在就有點勝利沖昏頭腦了。我建議你們好好寫篇文章反一下冒進！”在劉少奇的支持下，鄧子恢提出了他的觀點：“現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出現了三個超過，即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覺悟水平，超過了干部經驗水平。現在的出路是趕快下馬，否則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五月初，劉少奇在毛澤東到南方巡視之際，召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他和鄧小平等人研究后，制定了對農業社實行“停”、“縮”、“整”的方針，親自批準了大砍一批合作社的計劃。他們首先指示浙江省委砍掉一萬五千個合作社，然后對其他的省份也實行這個方針。在兩個多月時間，共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毛澤東得到消息，大發雷霆：“你們把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搞得烏煙瘴氣，是否妄圖把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壓下去？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反社會主義性質的錯誤。你們就是喜愛聽鄧子恢的鬼話，他那個人總是在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扭扭捏捏，像個小腳女人，你劉少奇怎么不聽聽其他書記們的意見？你的耳朵鉆進臭蟲去了，聽不見好的東西！”

隨后，我們可以從毛主席五五年的文章中找到很多毛、劉圍繞農業合作化斗爭的珠絲螞跡。

一、“現在，全國合作化運動已經在大規模進展中，我們卻還需要辯論這樣的問題：合作社能不能發展呢？能不能鞏固呢？” 見之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農業合作化運動從五一年九月算起，已經將近四年。意見還不能統一，還在為合作社能不能發展，能不能鞏固而爭吵。

二、有些人說，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幾年以來，似乎可以看出這樣一條規律，即在冬季是提倡發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進。這個說法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看見已經反過幾次所謂冒進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個發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來了一個反冒進；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個發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來了一個反冒進。所謂反冒進，不但是停止發展，而且是成批地強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經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農民群眾的不滿意。有些農民氣得不吃飯，或者躺在床上不起來，或者十幾天不出工。他們說：“叫辦、也是你們，叫散也是你們。”叫散，富裕中農高興，貧農發愁。湖北的貧農聽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農則說，“等于朝了一次木蘭山”（湖北黃陂縣有一個木蘭山，山上有一個農民高興去朝拜的木蘭廟）。《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建立合作社，有人就在解散合作社。一九五三年春季大批解散了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季又大批解散了合作社。一九五四年二月，劉在七屆四中全會上的自我批評是口服心不服。

三、有些同志，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里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工農聯盟，這是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從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給農民、使農民從封建所有制解放出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這個革命已經過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經消滅了。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這個聯盟就有被破壞的危險。勸我們“下馬”的那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想錯了。見之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分析了堅持農業合作社最現實的理由。如果放任農村兩極分化，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不信任共產黨，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不會信任共產黨，工農聯盟就會破裂。

四、對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農，即新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則不要勉強拉入。目前許多地方發生強迫富裕中農入社，目的在打他們的耕畜、農具的主意(作價過低，還期過長)，實際上侵犯他們的利益，違反了“鞏固地團結中農”的原則。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是決不可以違反的。《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團員和貧農下中農》(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強迫富裕中農入社，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侵犯中農利益），有人在以極左的方式反對農業合作社。

五、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關于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這場全黨性的大辯論，是從農業合作化的方針問題引起的，同志們的討論也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但是，這場辯論牽涉的面很廣，牽涉到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等部門的工作，牽涉到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牽涉到鎮壓反革命，還牽涉到軍隊，牽涉到外交，總之，牽涉到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況，如果農業能夠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那其他行業是否也能夠如此？開始觸及毛、劉分歧的實質，就是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況下，能否搞社會主義建設。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回答是否定。實踐的結果與錯誤的理論相沖突，黨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這實際上是一場公開、合理、合法的黨內路線斗爭。

六、在合作化問題上爭論的總結。見之于《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這是這場公開、合理、合法的黨內路線斗爭的結果。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群眾的許多發明，破除了許多迷信，打破了許多錯誤觀點。這次討論，解決了在幾個月以前很多人還是不明了的許多問題。

首先，是大發展好還是小發展好的問題。這是一個主要問題，爭論很大，現在解決了。群眾要求大發展，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要求農業適應工業，所以那種主張小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毛主席的主張在黨內辯論中獲勝，大規模的組織農業合作社成為多數意見。

其次，是晚解放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山區、落后鄉、災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現在解決了，都能發展。——在生產力水平落后地區組織的農業合作社，能不能發展生產力？答案是能。

第三，少數民族地區能不能辦社的問題。現在證明，凡是條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辦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涼山那些地方，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就不能去搞。——在少數民族地區能不能辦社？答案是條件成熟的可以辦。

第四，沒有資金，沒有大車，沒有牛，沒有富裕中農參加，能不能辦社的問題。現在證明也是可以辦的。——生產資料缺乏，能不能辦合作社？答案是能。

第五，“辦社容易鞏固難”，這一條迷信也破除了。辦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鞏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難。一定要講辦社就容易鞏固就難，這實際上是主張不要辦社，或者少辦為好。——合作社能不能鞏固？答案是能。

第六，沒有農業機器能不能辦社的問題。一定要有機器才可以辦社的空氣現在不大了，可是也還有這個觀點。這一條迷信也是能夠完全破除的。——沒有機械化，能不能半合作社？答案是能。

第七，辦得壞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問題。當然有某些少數確實不能辦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組，但一般的所謂壞社，是不應當解散的，經過整頓是可以變好的。——壞社要整頓成好社，實在整頓不好，可以退倒互助組。

第八，所謂“如不趕快下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這大概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傳下去的一個“道理”。中央農村工作部不僅出謠風，還出了許多“道理”咧。我看這一句話大體“正確”，只改一個字，把“下”字改為“上”字就行了。你們農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觀，你們給我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個字。一字之差，我們的爭論就是一個字，你要下馬，我要上馬。“如不趕快上馬，就要破壞工農聯盟”，的確是要破壞的。——有人以破壞工農聯盟為由，要解散合作社，被毛主席批評。

第九，所謂“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這種說法是不完全合乎實際情況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災，牛皮價格過高，飼料不夠，還有一些是老了，應當殺了。——有人以耕牛死亡為由，要解散合作社，被毛主席批評。

第十，所謂“農村緊張根本由于合作社辦得太多了”，這么講是錯誤的。我們今年春季農村的緊張情況，主要是由于糧食問題引起的。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廣大農民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充分的教育，同時我們的糧食工作也有缺點。去年究竟購多少適當，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摸底，多購了七十億斤。現在我們就來一個調整，準備減購七十億斤，加上今年又豐收，這樣，農村情況也就可以緩和下來。——有人以缺糧為由，要解散合作社，被毛主席批評。

第十一，還有一種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優越性”的說法，這是悲觀主義。我看合作社的優越性決不止三年，社會主義會繼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到了將來社會主義不能代表優越性的時候，又有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來代替它。——有人以“合作社只有三年優越性”為由，要解散合作社，被毛主席批評。

第十二，應不應當在最近一個時期辦一些高級社？這個問題在過去是不清楚的，這次大家提出來了。應當辦一批高級社。至于辦多少，你們去研究。——允許試辦高級合作社。

第十三，所謂“木帆船、獸力車不能辦合作社”，這也不對。今天看起來，從事木帆船、獸力車這類運輸業的幾百萬勞動者，也應當組織合作社。——運輸業也可以組織合作社。

毛主席的主張在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一九五五年十月）獲得了黨內多數的贊同，這實際上是以毛代表的非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和以劉為代表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進行的一場和平的、合法的黨內路線斗爭。路線斗爭的結果就是：“毛主席獲勝，劉完全失敗”。中國糧食產量建國前歷史上最高產量為2700億斤。1949年糧食總產量2260億斤，1950年糧食總產量2643億斤，1951年糧食總產量2800億斤，超過建國前最高產量。51年底開始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1952年糧食總產量達3200億斤，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一年就開門紅。1953年糧食總產量達3340億斤，1954年糧食總產量達3390億斤，1955年糧食總產量達3680億斤。中國農業合作社取得的巨大成績是毛主席路線斗爭勝利的根本保證。毛主席大規模的發展農業合作社的主張成為全黨統一意志。可以說，毛主席對七屆六中全會的結果非常滿意，這個可以從毛主席給《機會主義的邪氣垮下去，社會主義的正氣升上來》一文寫的按語中看出。“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霆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到編者寫這幾行的時候，全國已有六千萬以上的農戶加人合作社了。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為了繼續推進農業合作社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并寫下了大量的按語，準備迎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大規模的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但是，僅僅過了兩個多月，國際上出現了一件重大事情，并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就是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一個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即《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從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流毒和影響。表面上看，這個報告攻擊的是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實際上還是蘇聯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和“非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的斗爭。馬克思錯誤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不僅僅是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他影響到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蘇聯共產黨也不例外。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革命起義中誕生的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是武裝起義的領導機關，掌握蘇維埃領導權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也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們就是典型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俄國二月革命前是沙皇統治，他們就認為只有先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生產力水平上去之后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他們堅持二月革命只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主張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工兵蘇維埃只要在一旁“監督”就可以了，從而使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得以建立。臨時政府是掌握全部政權機關的資產階級政府，但是它沒有掌握武裝，它是依靠蘇維埃的支持而存在的，工兵代表蘇維埃雖然沒有掌握國家政權，但它得到廣大武裝工人、士兵的擁護，掌握了革命武裝。無產階級革命武裝竟然出現了支持成立資產階級政權的咄咄怪事？這其實就是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 “生產力水平決定論”）指導下的錯誤革命實踐。這種情況肯定不會長久？要么是無產階級革命武裝逐漸被資產階級控制，從而褪變成資產階級反動武裝，最終建立純粹的資產階級政權。要么是無產階級革命武裝撤消對資產階級政權的支持，建立起自己的無產階級政權。1917年4月，列寧從國外回國，發表《四月提綱》，提出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根據列寧的指示，布爾什維克黨在積極進行宣傳并多次領導工人和士兵舉行示威。臨時政府企圖先發制人，防止布爾什維克黨發動武裝起義。11月6日，列寧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要求在當天晚上逮捕臨時政府人員。根據列寧的指示，布爾什維克黨決定提前于11月6日(俄歷10月24日)舉行武裝起義。這時，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士兵和喀瑯施塔得的水兵與工人赤衛隊，已轉到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由托洛茨基負責起義部隊總指揮。11月7日凌晨，列寧到斯莫爾尼宮，親自領導武裝起義。11月7日下午，2萬名赤衛隊員和士兵包圍了臨時政府——冬宮。到8日凌晨2時，冬宮全部被攻占，臨時政府的十六名部長全部被逮捕，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被推翻。11月7-16日，蘇維埃政權在莫斯科建立，隨后從城市到鄉村，蘇維埃政權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由于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武裝支持下建立起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并沒有掌握武裝力量，所以，十月革命的勝利并沒有經過比較大的武裝斗爭。比起中國的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來說，攻打冬宮的戰斗實在是太小了。在蘇聯的歷史中，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斗爭實際上就是蘇聯第一次“非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和“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的斗爭。在中國的反映就是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蘇聯建國后，在經濟發展路線上，同樣有依靠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和依靠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路線之爭。列寧去世后，斯大林維護了列寧的關于蘇維埃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路線，打倒了托洛茨基分子。而中國毛主席去世后，毛主席的依靠人民公社、國營企業實現國家工業化的路線被否定，“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處心積慮的整垮了人民公社和國營企業。由此可知，斯大林、毛主席是“非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搞的是依靠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路線。托洛茨基、赫魯曉夫、劉少奇、鄧小平則是“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搞的是依靠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

列寧去世后，斯大林維護了列寧的馬列主義路線。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這個“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取得了蘇共的領導權，蘇聯共產黨逐步褪變成修正主義政黨。赫魯曉夫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超階段”和“平均共產主義”，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反動的”。這恰恰暴露了他是一個“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理由無非就是“生產力水平低，不能超越階段的搞社會主義建設”。蘇聯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成功的奪取了蘇共的最高權力，這對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劉少奇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劉奪取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的個人野心開始膨脹，并逐漸組成修正主義集團，開始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展開奪權斗爭。為什么說是奪取斗爭？因為有些事情實在是無法用工作失誤來解釋。本來，大規模的發展農業合作社在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是已經成為了全黨共識，一九五六年應該是一個大量發展農業合作社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年。毛主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還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下了大量按語。然而，應該出現的事物并沒有出現，反而出現了打擊群眾積極性的一九五六年“反冒進”事件。這次的借口是“農田水利建設過大，造成財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緊張”。但是，這個借口理由并不充分。因為每年的農田水利建設都是在今年的冬至到來年的開春，在陽歷上是十二月到來年的一、二月份。一九五六年“反冒進”事件的時間卻是6月到11月。6月到11月正是農忙時節，在這個時間去搞農田水利建設的根本就很少，就更談不上農田水利建設過大的問題。那“反冒進”究竟反的是什么呢？“反冒進”實際上反的是《農業發展四十條》，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指出：“1956年來了一個右傾。主要是掃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是促進委員會”。個人看法，“反冒進”主要還是要反掉大力發展農業合作社的《農業發展四十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曰，毛主席起草了《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擴充發展，變成了《農業發展四十條》。經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后，《農業發展四十條》下發給各地征求意見。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曰《人民日報》全文刊登。《農業發展四十條》第一條：在1955年已經有60％以上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達到85％左右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二條：要求合作基礎較好并且已經辦了一批高級社的地區，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其余地區，則要求在1956年，每區辦一個至幾個大型（100戶以上）的高級社，以作榜樣，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

由于劉少奇沒能擺脫馬克思主義中的錯誤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論”，他根本就不認可中國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大批量、有組織的搞農業合作社。然而，在農業合作化的實踐過程中，農業合作社又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中國的農業合作社發展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越來越快。這些成績在劉看來，根本就是超越階段的“冒進”行為。特別是《農業發展四十條》對農業合作化作出了明確具體的任務，由此引發劉的激烈反抗---“反冒進”。56年的“反冒進”并不是劉第一次反冒進。每當農業合作社有一個大發展的時候，劉就會反冒進。“一九五二年冬季農業合作社有一個發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來了一個反冒進；一九五四年冬季農業合作社有了一個發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來了一個反冒進。所謂反冒進，不但是停止發展，而且是成批地強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經建成的合作社。（見之于《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 《農業發展四十條》

LUJUN1999

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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