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振興中華！ (七)　　

------重重迷霧中的路線斗爭（九）　　

九、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說到，彭德懷借毛主席持續糾偏的東風，抓住了劉擾亂國家正常經濟計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采取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 等五股歪風的過錯，要劉做公開檢討，差點斷送了LD教條主義集團移贓嫁禍、逼宮奪權的陽謀。由于LD教條主義集團的勢力強大，他們成功的將彭德懷追究劉過錯的議題扭曲為否定農業合作化，否定大躍進，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議題，由此引起毛主席的強烈反擊。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沒有認識到LD教條主義集團移贓嫁禍、逼宮奪權的陽謀。在彭、劉的斗爭中，再次選擇了劉。彭德懷以“反黨集團陰謀篡黨”的罪名被打倒。 由于彭德懷是因為支持毛主席的持續糾偏而被打成反黨集團，所以彭的下臺完全斷送了毛主席自1958年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持續糾偏的成果。LD教條主義集團移贓嫁禍、逼宮奪權的陽謀得以繼續實施。把集體所有制混同于共產主義社會下的全民所有制，把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混同于商品極大豐富下的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大搞“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五股歪風，被LD教條主義集團以更加猛烈的勢頭在全國推廣。

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六０年一月七日開始，十七日結束。這次會議，批準了國家計委《關于一九六０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八年的總目標是，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上完成集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新四十條原來準備用十年的時間實現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被毛主席拉長為十五年。現在倒好，十年都不用了，只要八年了。毛主席持續糾偏行動中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8年12月10日　）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又成了屁話，根本不執行。“必須指出，集體所有制對于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于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愿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于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國的經濟面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上海一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濃厚氣氛中召開的，對形勢的估計和指標的確定都不切實際。會后，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夸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地泛濫起來。這段時期，一九五九年冬與一九六０春，是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干最厲害的一段時期。”《毛澤東傳（1949-1976）》上的這一段話，到底還是泄露了天機。所謂的五股歪風僅僅泛濫于1958年7、8、9、10月份，而被毛主席的持續糾偏會議所終結的論調，只不過是為了掩蓋“LD教條主義集團掀起的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 等五股歪風才是造成“餓死幾十萬人的三年困難時期”的真正原因。所謂的“自然災害說”，也只不過是用來維護黨的威信的借口，大家都還沒有勇氣來面對這段歷史。

在LD教條主義集團指揮下的“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干最厲害的一段時期”，毛主席又在做什么呢？據鄧力群的回憶，毛主席那個時候正在讀書。鑒于一九五八年發生一些問題，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亂思想，毛澤東深感各級干部非常缺乏經濟學的知識。他自己也覺得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他建議大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次他自己帶頭來讀。毛主席這一次集中時間所讀的書，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并指定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讀。從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　，到一九六０年二月九日結束，歷時兩個月。后來，經鄧力群等人的努力，將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整理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近十萬字的談話記錄，里面忠實的反映了毛主席的經濟建設思想。有興趣了解毛主席經濟建設思想的人應該好好讀一讀這本書。

LD教條主義集團再次掀起的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 等五股歪風很快就反應到毛主席那里。一九六０年二月二十五日，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主要問題的指示》，引起了毛主席的特別注意，并寫下批語。

對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的批語　　

（一九六○年　三月五日　）

        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主要問題的指示》，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甚為切合現時人民公社在缺點錯誤方面的情況和糾正這些缺點錯誤的迫切要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大體上一定都同廣東一樣，發生了這些問題（一共有五個問題），都應當提起嚴重的注意，仿照廣東的辦法，發出一個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點錯誤糾正過來。中央建議，把廣東這個指示發到地、縣，公社三級黨委，請公社黨委的同志們，切實討論幾次，開動腦筋，仔細地冷靜地想一想，談一談，議一議，想通這五個問題，糾正缺點錯誤。。。。。。

今年春季，建議各省、市、自治區都由黨委領導，開一次四級、或者五級、或者六級的干部會議，會期十天至十四天，如果是六級，則省、地、縣、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都到人，第五第六兩級在一個公社內只到窮隊富隊的代表各一人，如一九五九年三月間開的那樣，但是專門討論廣東文件中的五個問題。如有余裕時間，也可以討論一些別的重大問題。春季會議，最好在　三月三十日　以前開完，因為三月除兩廣外還不是農業大忙的時候，四月就大忙了。這種會議，下半年再開一次。今年共開兩次。廣東省委已經發出通知，在三月上旬召開這種會議，討論上述五個問題。此件及附件，可在黨刊上發表。

　　　　　　　　　　　　　　　　　　　  中　　央

　　　　　　　　　　　　　　　　　 一九六○年　三月三日　

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主要問題的指示》:最近省委對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研究。。。。。。。為此，省委特作如下指示：一、目前我省人民公社的發展狀況證明，去年鄭州會議確定的以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適合當前生產水平和群眾覺悟的，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因此一定要繼續貫徹執行。當前的問題，不是急于過渡，而是要明確方向，埋頭苦干，積極創造過渡的條件。對有些地方想加快過渡的苗頭，一定要注意防止和糾正。省委確定，過渡為基本社有制的公社，除已批準的三十六個外，今年不再增加，一定要嚴格控制住。二、積極發展公社一級的經濟的力量，是為過渡積極準備條件的核心，也是發展當前生產、提高整個公社的生產水平所必需的。但必須明確，發展公社一級的經濟，必須在整個公社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公社一級經濟的比重，決不能孤立地發展，更不能削弱大隊經濟。必須認識在三幾年內，發展農業生產主要還是靠大隊。目前有些地方，在發展公社經濟上，實際上在重復“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的錯誤，必須及早引起全黨嚴重重視，堅決堵死。對此，省委作了六項具體規定。三、全黨必須重視搞好分配工作，這是關系調動群眾積極性的重大問題。省委確定：（一）對去年的分配工作，應普遍進行一次檢查，該分的一定要保證全部分到社員手上。（二）應在生產發展和適當增加積累的前提下，使社員的收入水平，逐年有顯著的增加。（三）要適當提高工資部分的比例，力爭按月或按季發工資。（四）要堅持實行定額管理、評工計分、按勞動日發工資的制度和大隊對小隊的“三包一獎”制度。（五）對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生產，不應采取“大集中”的辦法，重刮“共產風”。(１９５９年５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兩個重要文件《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關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出臺的兩項重要政策：明確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規定“仍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又成了根本就沒有執行的屁話。)四、公社一級黨委必須樹立經濟核算觀念，學會經濟工作，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財力，講究經濟效果。在公社一級必須建立嚴格的財政管理制度和財政紀律，加強對公社財政開支的檢查和監督。五、全黨要樹立一種良好的工作作風。。。。。。對此，必須認真對待，加以糾正。　　

廣東文件及中央批語下發以后，各省相繼召開六級干部會議。從一些省報來的情況看，跟廣東大致相同。突出的問題是兩個，一為重刮“共產風”，一為干部作風中的虛報浮夸，貪污浪費。下面我們看一看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的《會議情況》簡報。

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的《會議情況》第一期。這期簡報說，全省六級干部會議于今天上午聽取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的報告后，有以下幾點初步反映：一、關于過渡問題。無棣縣一位公社干部說，聽了報告后方向更明確了，原來急于求成，想秋后過渡，今天才知道過渡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棗莊市反映，干部中急于過渡的思想苗頭較普遍，主要表現在合并核算單位上，都覺得越大越好。歷城縣在討論中有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一種認為過渡條件還不成熟；另一種認為過渡條件已成熟，應馬上過渡。二、關于發展社有經濟問題。安丘縣一大隊干部說：“公社調了俺七十頭母豬，也不給錢，社員不積極了，干部也不記工分，今天舒同同志報告句句說到我心里，這樣辦，公社定能越辦越鞏固。”三、關于生活問題。沾化縣委第一書記反映，有幾個公社水腫病較多，全縣春節后因此病死了五百人。缺糧原因是賣了過頭糧，收得亂。無棣縣委第一書記說，前段時間有的公社對生活情況反映不真實，主要是怕受批評，向上要糧怕說是右傾，怕算產量帳。四、關于作風問題。五、關于非生產性建設問題。　　

當毛主席看到這些簡報時，十分憤怒。以極嚴厲的口氣起草了一個批語。　　

關于山東六級干部大會情況的批示　　

（一九六○年　三月二十三日　）　　

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干的。范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只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對于這些人應該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于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對于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志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干部大會。全國形勢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這些好人好事，應該受到表揚。對于犯錯誤而不嚴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應該釆用教育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照樣做工作。我們主張堅決撤掉，或法辦的，是指那些錯誤極嚴重、民憤極大的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實在不行，無法繼續下去的人們，也必須堅決撤換。　　

　　                                           中　　央　　

　　　　　　　　　　　　　　　　       一九六○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0年三月的一個月內，毛主席為中央起草重要批語和指示將近20件，大都是針對各地重刮“共產風” 、“浮夸風”問題。很可惜的是，即使是毛主席再憤怒，口氣再嚴厲，恐怕也沒有人跟進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主席憤怒了多少次，口氣又是多么嚴厲。“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你們說服我是可以的，你們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們得打通我才通。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準備作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連別人，將來算起帳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四十條這個問題，如果傳出去，很不好。你們搞那么多，而蘇聯搞多少？叫做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得也不到，誰也不相信，說中國人吹牛”“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我代表1000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己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于放屁。”“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彭德懷相信了毛主席的憤怒，在廬山會議上要追究直接領導者劉的責任，要劉做檢討，結果卻被打成反黨集團。面對“共產風”、“浮夸風”的再次泛濫成災，毛主席的又一次次的憤怒，再也沒有彭德懷那樣的血性男兒出來支持毛主席了。憤怒多了，恐怕大家都還以為毛主席在和劉少奇唱雙簧，為劉少奇順利接班清除障礙。當初，毛主席在彭、劉斗爭中，再次選擇劉少奇。就是因為毛主席有一個基本判斷，認為彭信中所指責的“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等錯誤是毛主席多次批評而劉少奇已經改正了和正在改正的缺點錯誤。才半年多一點時間，事實將毛主席這個判斷打得粉碎。　　

一九五七年，LD教條主義集團在廣東一個省小試牛刀，導致廣東發生了餓死人的事情。一九五八年7、8、9、10月份，LD教條主義集團將五股歪風擴展到全國。1959年初春全國就有15個省區出現春荒，其中河北、山東等五省出現嚴重缺糧現象，農民大量外流，浮腫病普遍發生。根據彭德懷實際調查的情況是農村已經餓死人了。這也是彭堅持要劉作檢查的重要原因。　1959年4月17日　周總理收到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送的兩件災情報告后立即送毛主席。毛主席將這兩個文件做了一個總題目“十五省兩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的大問題”。隨后，政府采取措施，調運糧食，解除了兩千五百一十七萬人暫時缺糧的緊急危機。而對LD教條主義集團在一九五九年8月份重新掀起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五股歪風所造成的1960年春全國性的缺糧危機，就不是那么好解決了。因為政府手中掌握的糧食不多了。一九五七年，LD教條主義集團只是在廣東一個省搞試點，沒有影響到全國的糧食產量。雖然廣東餓死了人，但全國還是一個大豐收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900億斤。一九五八年7、8、9、10月份，LD教條主義集團開始將五股歪風擴展到全國，但剛開始搞五股歪風，大家都沒有底，各級干部也有抵制。等到LD教條主義集團整肅完各級干部，糧食播種工作也早就干完了。五八年五股歪風對糧食生產的破壞主要體現在糧食收割和高征購上。社員都被瞎指揮到干別的事情上去了，有些糧食沒有收割上來。網上有不少文章回憶：“58年秋收時候，生產隊干部卻不準干凈地收獲莊稼，也就是說，只讓社員草草地把地里莊稼收獲一遍，遺漏的就不準收了，有的甚至整塊地都不讓收，直接耕起來掩埋了；還有的是耽誤了收獲季節，全爛在地里了。干部的理由是：現在已經是共產主義了，物質極大豐富了，誰還在乎那點東西；誰收誰就給共產主義丟臉。結果造成很多糧食都被糟蹋了”。這樣的事情，我也聽老人說過，不收割的理由據說是“肥田”。解放不過十年，生產隊干部基本上都是翻身農民出身，哪有不愛惜、不收割糧食的道理。如果沒有上面干部的嚴厲高壓，他們絕對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即使這樣，58年仍然是個大豐收年，糧食總產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4000億斤。1959年初春全國15個省區出現春荒，并不是因為58年糧食減產造成大家沒飯吃。而是因為58年五股歪風之一的浮夸風帶來的糧食高征購把老百姓的糧食都收走了，造成老百姓沒飯吃。還有就是平調農民的糧食，打擊了農民五九年的糧食生產積極性。但是，政府手上還是有大批糧食。經過政府緊急調運糧食，很快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但五九年五股歪風被LD教條主義集團以更加猛烈的勢頭在全國推廣所造成的影響就非常大了，因為LD教條主義集團已經完成對各級干部的整肅，積極反對搞五股歪風的挑頭分子絕大部分已經被用“右傾”罪名清洗掉了。在河南省，LD教條主義集團的干將省長吳芝圃（就是制訂出“魚目混珠，移贓嫁禍的新四十條”，要把糧食畝產分別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的吳芝圃），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副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干部。LD教條主義集團的整肅搞得干部人人自危。從此，很多人都瞪著眼說瞎話，浮夸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干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在河南省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特別是在夏糧收割、秋糧播種的關鍵時刻，反對搞五股歪風要追究劉少奇責任的軍委副主席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更是助長了LD教條主義集團搞五股歪風的氣焰。五股歪風的泛濫又直接打擊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最終的結果就是1959年糧食總產量劇烈下降為3400億斤，比1958年糧食總產量下降了600億斤。因為59年1月—6月實際上吃的是58年生產的糧食（7月夏糧才開始收割，而且夏糧只占全年糧食產量的20%，秋糧占全年糧食產量的80%。），59年7月—10月吃的是58年生產的糧食和59年的夏糧。所以雖然1959年糧食總產量劇烈下降為3400億斤，但老百姓在59年10月以前，還是有58年的糧吃。10月以后，58年的糧食基本上吃完了。本來59年糧食減產，浮夸風卻吹成高產再來一個高征購，只給老百姓留下相當少的糧食，老百姓的日子就非常難過了。當老百姓留下的相當少的糧食吃完之后，餓死人的現象就開始大面積出現。

　1960年3月29日　，周總理收到一封自稱“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協委員”的來信，反映安徽省和縣銅城閘以及無為縣糧荒嚴重，曾發生餓死人事件，有些農民逃荒在外，有的拋棄兒女，干部作風惡劣。同年四月，山西省太原市委第一書記，原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李琦途徑北京時向周總理報告了嚴重缺乏糧食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情況最嚴重的信陽地區也慢慢的暴露出來了。

１９５９年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２０多億斤，而信陽地委浮報為５０多億斤，浮夸風帶來高估產，高估產又帶來高征購，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征購任務９億多斤，加上下面的層層加派，達到１０億斤以上，從而造成征了過頭糧。而且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搞光了，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有的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伙了, 餓死人的現象開始大面積出現。信陽地委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 １９６０年４、５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隱隱約約聽到一些關于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逼死人的消息，立即向河南省監察委員會詢問。河南省監察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劉名榜就是信陽人，家里也有人被餓死，可是他不敢講真情。因為河南省自反潘、楊、王運動以來，五風極為嚴重。“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干部都害怕講實話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中央監察委員會在河南省監察委員會那里得不到信息，就直接派人到了情況最嚴重的信陽地區光山縣。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里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后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志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７０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一個關于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 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后，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么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一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摘自《周恩來與信陽事件》作者喬培華）

自從毛主席決定退居二線，讓劉在一線實際主持工作以便培養威信接班之后，周總理實際上只是一個管外交的總理。現在所有公開發行的資料說的都是周總理收到各地嚴重缺乏糧食和非正常死亡情況的報告，然后報告給毛主席。有心人可能覺得奇怪？為什么不是在一線實際負責工作的劉接到報告，然后報告給毛主席呢？反而是周總理呢？有時候，我也想：“真的要追究餓死幾十萬老百姓的責任，第一個要下臺的恐怕還不是國家主席毛澤東，而是政府機構的最高負責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畢竟，周總理是名義上的政府機構最高負責人，他必須對這種狀況負責任。”

難道在一線實際負責工作的劉根本就不知道餓死人的情況嗎？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用老百姓無辜的生命來換取老百姓對合作社的痛恨，然后才好打倒合作社。三月份的“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的《會議情況》第一期”就反應了餓死人的情況。沾化縣委第一書記反映，有幾個公社水腫病較多，全縣春節后因此病死了五百人。缺糧原因是賣了過頭糧，收得亂。一九六０年三月，毛主席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決制止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口氣很嚴厲。這個時候，六0年的糧食生產還沒有開始。如果劉能夠停止實施他們移贓嫁禍、逼宮奪權的陽謀，停止推廣“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 等五股歪風。六0年的糧食生產還是可以挽救，缺糧的時間也不會搞這么長，餓死的人也可以大幅度的減少。然而LD教條主義集團反而大刮“共產風”，在各地競相搞過渡試點，更加助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拿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一平二調搞了一整年”。到了十月，LD教條主義集團搞亂糧食生產的目的終于達到，一九六０年的糧食產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億斤，比一九五九的3400億斤又少了530億斤。比一九五八的4000億斤少了1130億斤，下降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七以上。　　

 　　  一九六０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于農業情況的匯報，主要是討論如何糾正和堵塞“共產風”的問題。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魯言、陳正人參加了會議。這是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后的第一次。歷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０年刮起的“共產風”，其范圍之廣，危害之大，持續時間之久，都超過了一九五八年。58年的五股歪風就是一線實際主持工作的劉刮起來的，這次當然也不例外。也只有在一線實際主持經濟工作的劉才能夠依靠權力用“一吹二壓三許愿”的方法刮起來。如果是主持國防工作的彭德懷再怎么用“一吹二壓三許愿”的方法也不可能在經濟工作領域刮起共產風。

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起草《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信發出后，毛主席密切關注著各地貫徹執行的情況。各地的報告陸續送來，反映農村嚴重情況的報告越來越多，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病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面對危險局面，毛主席迅速查明了五股歪風才是災難的根源。一九六○年　十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發出《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要求各級政府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1]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2]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3]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后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4]，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召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中　　央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　釋　　

〔２〕　指中共沔陽縣委一九六○年　十一月三日　關于貫徹政策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其主要內容是：（一）我們以貫徹省委“十項政策”為中心，開展了群眾性整風整社運動。到目前為止，第一階段已基本結束。這個階段，主要地解決“共產風”和瞎指揮生產的問題。從揭發情況看，全縣所有公社，問題都極為嚴重，在經濟、政治上都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后果。（二）對過去所犯的政策錯誤和作風問題進行了糾正，有的還在繼續糾正。對“共產風”中的損失，堅決兌現，物在還物，物不在賠錢。其他政策問題，根據省委“十項政策”一一作了檢查處理。干部強迫命令、瞎指揮，都向群眾作了深刻檢討。（三）經過整風整社，群眾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風有了很大轉變，干群關系在新的基礎上密切起來了。生產形勢變了，群眾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四）這次整風整社的經驗，就是通海口公社總結的五條：領導下決心，干部、群眾“兩頭擠”，把兌現抓到底，明確地劃界線，與生產扭在一起。此外，我們也有些新的體會：運動必須堅持分批展開，要不斷壯大干部隊伍；強調大搞群眾運動，反對政策兌現中的“恩賜觀點”和少數干部包辦代替的做法；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一方面正確掌握政策，一方面緊緊地依靠群眾；必須把政策、作風、生產、生活緊緊地扭在一起，以處理“共產風”為重點全面貫徹“十項政策”。經驗證明，糾正“共產風”、強迫命令風、浮夸風、特殊化風，哪里搞得徹底，哪里工作就能前進。　　

一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至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毛主席再次狠批LD教條主義集團“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五股歪風，嚴厲指示“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并且，明確提出了餓死人有“人禍”的原因。而且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
(一九六○年　十二月三十日　) 

  　　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大多數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賠，縣、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現在拿不出實物的，可以給些票子，這就叫兌現。十二條[2]已經向農民講了，現在農民鼓著眼睛看著我們能不能兌現，不兌現不行。在兩三個月內把兌現問題解決了，農民積極性就來了。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歷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么多東西，怎么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縣、社兩級和有關部門都要退賠，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3]。縣、社干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就得到了一頭。機關、學校、工廠、部隊，誰平調了誰賠。社、縣、省這一頭賠了，少了，那一頭就有了；這一頭空了，那一頭就實了。那一頭就是幾億農民。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
　　退賠也要有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應當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賠。退賠要讓縣、社兩級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這幾年我們有些東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建設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看來“五風”[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

　　貪污贓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兩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東西賠光了，要以自己的勞動來償還，不這樣貪污現象消滅不了。

　　機關、部隊、學校圈用群眾的土地，要堅決退還，機關、工廠的花園，通通都拿來種菜。今后發展副食品生產，只能開荒地，不能占用農民土地。李世民[5]勝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農民土地的辦法。清軍入關后也是如此。現在是軍隊、學校都圈地，又不給人家錢，這實際上是封建殘余，一定要糾正。

　　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把問題弄清楚了，群眾也清醒了，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也就明白了。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6]，十四句話[7]，也搞了六條指示[8]，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后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9]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當然，勞動力不完全都是從農村調來的，但是不管從哪里調來，總是影響農業生產的，比如吃糧就增加了嘛!

　　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只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
　　今后大辦改成中辦、小辦。農村勞動力要好好組織，專業隊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條出路，再是從外國買糧，各省要盡可能搞一些外匯。要考慮到明年是不是還有天災，天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轉不過來。

　　陳云[11]同志說的幾條我都贊成。一是低標準、瓜菜代，今后幾年都要注意。總之口糧標準不能高，好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了儲備，才能抗御災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進口糧食。還要加上我剛才說的幾條，把領導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吃飯第一，市場第二，建設第三。總的說來，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把整風搞好，把抽掉的勞動力壓下去，把“共產風”搞掉，把壞人搞掉，幾個大辦變成中辦、小辦。這樣糧食生產多了，就可以多吃點糧了。還有，多產的要多吃一點，要有差別。

　　分析起來還是大有希望，過去三年的經驗教訓很有幫助，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就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2]指一九六○年　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內容共十二條。 [4]“五風”，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6]指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至　四月一日　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會議紀要《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 [7]指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通過的《鄭州會議紀要》規定的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的十四句話。[8]指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關于農業問題給六級干部的信中講的六條。

在這篇講話里，毛主席第一次明確了餓死人有“人為禍害”的原因，并且指出“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我們完全可以判定大搞“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 五股歪風的人就是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罪魁禍首。在這里，毛主席將五股歪風的興起歸結于幾個大辦“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說明毛主席對LD教條主義集團移贓嫁禍、逼宮奪權的陽謀還是沒有清醒的認識。讀了毛主席寫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月的《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兩篇指示。還有誰會認為：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的八屆七中全會，經過毛主席的持續糾偏，人民公社終于納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呢？　　

                                  Lujun1999　　

                                                　200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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