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銀行在舊中國的掠奪

    

    100多年前，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外國銀行曾在中國的上海等城市空前壯大。 
    “從古到今，外國銀行進入中國獲取利潤的目的不會改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趙錫軍說。
    花旗銀行是歷史上美國進入中國的第一家銀行，它在舊中國經歷了47年的軌跡。那么，當年的花旗銀行又是如何攫取利潤的呢？我們從史料中可以找到答案。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是，包括當年的花旗銀行在內的外國銀行在舊中國通過投機等各種手段，攫取了巨額財富。

                            “皮包銀行”中國遍地開花

    1870年年初，一個名叫米建威的美國人秘密來中國會見李鴻章，他試圖在“中國所有的政治和商業的中心”設立美國銀行的分行。
    當時上海的《北華捷報》將這個計劃評論為“籠天下之利盡歸所設銀行”，但英國人已經捷足先登將匯豐銀行開到了中國。后來，英法等國家因擔心在華銀行利益受影響而抗議，米建威的計劃被擱置。
    直到32年后，美國人終于成功將銀行開到中國——1902年，花旗銀行（當時也被稱為“萬國寶通銀行”）上海分行成立。1902年1月1日，美國華盛頓對外發出了電訊，電訊中稱“花旗銀行為美國在華的國庫代理人”，確切地說，美國政府將中國庚子賠款利息支付的管理權限授予了花旗銀行。
    但從當年華盛頓發出的電訊中清晰地說明，花旗銀行當時只是由美國一個州所頒發營業執照的，其資本僅有“50萬美元”。
    不過，花旗銀行很快在中國的香港、廣州、漢口等城市至少開設了8家分行。當年在花旗銀行漢口分行擔任過買辦的董明藏在《漢口花旗銀行的掠奪》一文中回憶：“資金說是由總行調撥，實際所見只是屋頂上的一面花旗和幾枚印鑒、幾箱本票及電報密碼。”
    北京大學教授顏品忠主編的《花旗銀行在華掠奪紀實》一書中也稱：（花旗銀行）除上海分行在史料中記載有50萬美元注冊資金以外，其余全部是“皮包銀行”。

                              濫發紙幣 做大無本生意

    盡管花旗銀行在華開設的是幾家“皮包銀行”，但通過在華發行紙幣的方式卻讓它迅速把“無本生意”做大。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譯的《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一書中敘述，1907年開始，花旗銀行發行的銀元紙幣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五種，全部在中國流通，數量“可與匯豐銀行在華紙幣發行額相伯仲”。后來由于人民的拒用，在1934年陸續被迫收回，停止流通。
    董明藏在《漢口花旗銀行的掠奪》一文中說：“辛亥革命時，有些貪官污吏，抬送現銀和現洋到花旗銀行兌換鈔票……由于鈔票的大量發行，便替花旗打下了無本求利的根基，加之那時水火刀兵的影響，就有大批鈔票流失，沒有回籠。”

                             倒賣白銀 獲取巨額利潤

    1934年4月，美國多次出臺政策刺激國際白銀價格的上漲，而中國又是擁有白銀數量很大的國家，包括花旗銀行在內的外國銀行通過將中國的白銀倒賣到倫敦、紐約等地，獲取了大量利潤。
    《花旗銀行檔案》許多內容證明了當時花旗銀行倒賣白銀的事實。
    1934年7月的上海花旗銀行月報寫道：“本月有些銀行將一些白銀運往倫敦，我行也裝運了一批價值100萬規元（舊上海一種銀兩計算方法）的白銀前往倫敦，這僅僅是為了試探一下而已。”
    1934年11月27日，上海花旗銀行副總經理助理麥凱致紐約花旗銀行總行會計主任休斯的函中稱，上海花旗銀行已運出白銀5300余萬兩。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在《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一書中說：“據比較保守的估計，1935年全部中國白銀走私出口約2億元。”而花旗銀行等外國銀行是重要參與者。

                            壟斷優勢 投機外匯生意

    董明藏在《漢口花旗銀行的掠奪》一文中回憶，“在辛亥革命前后，軍閥、官僚、地主、富商紛紛把大宗的現款存入外國銀行以避風險”，而存款利息只有一至二厘，利用這些低利息存款然后大量購儲外匯，再利用壟斷優勢待價而沽，這個方式也為花旗銀行獲取巨大利潤。
    董明藏在文中還提及了一點：當時漢口花旗銀行面對蜂擁而來的存款者，又設定門檻，規定須存款1000元始能開戶，越多越好，少了不收。
    不僅漢口的花旗銀行大筆投機外匯賺錢，上海花旗銀行也有類似投機行動。
    1933年10月，上海花旗銀行月報稱：“本月盈利再次令人滿足，也像過去一樣，主要是由于買賣外匯賺錢所致。”
    1936年2月，上海花旗銀行月報稱：“本月盈利再次很好，主要是外匯收益不錯。”
    從上海花旗銀行月報中可以看出，投機外匯獲利的局面持續了相當長時間。

                            走私文物 販賣運輸軍火

    花旗銀行史料中留下的另外兩處“劣跡”是：“協助外人走私中國文物”、“販運軍火”。
    1912年6月4日，美國銀行團駐華特別代表麥克尼特給北京花旗銀行經理梅諾克寫了一封函。
    他在函中寫道：“現隨函附上怡和洋行為司戴德先生裝運三批古玩的來信及第22頁關于寄往芝加哥戴維斯先生、第32頁關于寄往馬尼拉格林先生收的（古玩）提單副本……你能否通過你行在上海及香港的分行將第2、第3兩項的提單寄出……希望你行上海及香港分行會同當地通濟隆洋行辦理此事。”
    1923年7月31日，上海花旗銀行副理布朗給北京花旗銀行也寫了一封函。
    函中寫道：“我們收到伍爾星先生……來信，要求我們將他有關運輸一批軍火的全部單據寄給上海美國運通公司……請通知伍爾星先生，我們沒有收到他的任何單據。”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在編譯《花旗銀行檔案》時，發現多份類似函件證明花旗銀行曾經參與“協助外人走私中國文物”、“販運軍火”活動，甚至花旗銀行直接利用員工從事收集中國軍事情報的工作。

                             停業之前 攜帶巨款離去

    1949年前后，花旗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相繼停業，許多儲戶的巨額存款成為了歷史的懸疑。
    “當時許多花旗銀行停業前連公告都沒有貼出，悄悄地關門溜之大吉，許多儲戶日后因此生活拮據。”遼寧省中美資產歷史遺留問題研究會秘書長邵連華介紹。
    2001年前后，邵連華等人自稱受軍閥周西成的秘書“金娣”委托，向花旗銀行追討2.5億美元存款，當時有媒體質疑這是一起騙局，邵連華本人也因為“涉嫌詐騙罪”被上海公安局關押，117天后，他被宣布無罪釋放。
    盡管真相撲朔迷離，但許多神秘人士開始和邵連華聯絡，和他探討如何追回“當年在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的存款”。
    邵連華說，《人民日報》于1979年9月10日刊登國務院授權中國銀行收回中國被美國凍結的資產，但不少儲戶由于歷史原因不敢上報。1982年，我國只從美國花旗銀行一次性結算了幾千萬元。
  “當時花旗銀行一半以上的收益來自中國，它停業后帶走沒有歸還中國儲戶的存款是天文數字！”邵連華稱，他目前能核實的有300億美元，但僅僅是一小部分，而政府部門還找不到人過問這件事。
    記者就此事和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相關人士聯系，但對方均表示“這段歷史比較復雜，不太了解”。
    1月25日，一位神秘男子在右安門外大街華商科技大廈一個雜志社的辦公室內約見了邵連華，這位帶安徽口音的男子稱“朋友保存有當年在花旗銀行68億美元存款的憑據”，在簡單交流幾分鐘后，該男子在兩人護送下，又神秘離去。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1月30日《法制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