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碎的農田制度及其對于中國歷史的定型作用

萬國鼎

一、題旨的說明

中國至今以農立國，全國人民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出口貨物中絕大多數是農產，目前我們國民經濟的基礎，顯然偏倚在農業上。中國人是以勤儉著名的，尤其是農民的不辭勞苦。農事技術也因為積上幾千年的經驗相當進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專家特地研究出來的，在中國古書上，數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經有記載了。照道理講，中國農業應該很興盛了。但是農民凍餓，糧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農村，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往往要靠借來的米或賣米賣麥，吃一兩個月的稀飯麥糊之類。偏僻窮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幾歲的女子沒有褲子穿。而且幾乎年年此處那處的鬧著災荒，災民動輒數萬數十萬，甚至多到數千萬。真是像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以農立國的農業和農民，可憐到如此地步，豈不可怪。

造成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可以總括做一句話：“農民太多而每戶耕地太少”。農多地少，再加上不斷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細碎經營的農田制度。“細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這僅有的少量土地，還分成許多丘，可能相隔很遠的散布著。這種細碎現象，不論在地權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這種細碎的農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它現在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如此深刻，從前也必然同樣的深刻。它既然這樣長期的深刻影響農民生活，農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現代還要高，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勢必影響到整個民族性和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我們的確可以說，農田制度對于中華民族的性格及其幾千年來的歷史，具有一種強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檢討或分析這種細碎的農田制度的內容，它的發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著重在它對于種種方面的影響。最后要附帶地說明這種農田制度的繼續存在或其改革，怎樣關系到中國的前途，這說明勢必牽涉得很廣泛，但是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預備作一些極簡單而概括的說明。

二、細碎的農田制度

據民國二十四年土地委員會調查江蘇等16省，163縣，1745000余戶鄉村住戶的結果（見《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沒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戶業主之中：有地不到5畝的業主，超過業主總戶數的1/3；加上有地5畝以上而不到10畝的業主，差不多占業主總戶數的6/10；再加上有地10畝以上而不到20畝的業主，就超過業主總戶數的8/10，而他們所有的畝數合計只占總畝數的1/3強。50畝以上的業主，不到業主總戶數的5%，而他們共有畝數，也占到總畝數的1/3強。這分配顯然不均。但是總畝數的八成以上，在百畝以下的業主手中，而千畝以上的業主所有地只占總畝數的2%強。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現象并不嚴重，最顯著刺目的是大多數業主所有的土地實在太少。6/10的業主，每戶所有土地不到10畝。全體業主所有土地的總平均，每戶也只有土地15.174畝。

雖則以上的調查限于鄉村住戶，遺漏了住在城里或外縣的地主，但是這遺漏部分不難從同一調查里約略地推算出來。農家實際經營的面積共計2401萬余畝，而鄉村住戶共有土地1965萬余畝，這表示其中有436萬余畝系向調查范圍以外的業主承租來的，占實際經營面積的18.6%。在這436萬余畝中，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學田、地方公田、慈善機關、廟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類，可能這些土地占到這400余萬畝的半數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屬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這些私人地主每戶有地200畝，那末約計10900余戶，把這些戶數和畝數加入鄉村住戶的業主戶數及其所有畝數之中，來計算每戶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戶平均到16.175畝。即使假定這一半屬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屬于一個地主的，還只能平均到每戶有地16.865畝。雖則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數萬至數十萬，甚至可能在100萬畝以上，但是在全國計算起來，究竟是極少數。中小地主實在太多，他們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憐。有地100畝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經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國平均起來，每一業戶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農家實際經營的面積，據前述同一調查，在1534000余農戶中：經營面積不到5畝的占24.38%；5畝以上而不到10畝的占22.6%；10畝以上而不到15畝的，占13.75%；合計不到15畝，經營面積的農家超過總戶數的6/10。而全體農戶總平均，每戶經營面積15.759畝。這是全國的平均，廣東福建平均都不到10畝。又據金陵大學在22省調查16000余場的結果（見卜凱先生的《中國土地利用》26年3月出版），平均約22畝有零。

再從人地比率來推算。我國面積雖大，全國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適于耕種的土地差不多限于這高度以下），而1萬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吋的至少占全面積之半（雨量在四吋以下的是沙漠地帶，4吋至10吋之間的是旱區，10吋至20吋之間的是半旱區），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約為25%，不到40億畝（據翁文灝先生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見《獨立評論》三、四兩號，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計不一，或者還不到15億畝。全國人口也只有估計，多寡不一，姑且定為4.5億人，用來分配15億畝的耕地，每人攤得3畝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戶攤得16畝余。農民占總人口數的百分率，彩歉骷夜蘭撇灰唬蟮治?/SPAN>75%（據《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為75.49%）。單由農民分配耕地，每戶約可分得20畝。這數目也和上述實地調查每戶經營面積的結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農民百分率又高，農家每戶經營的面積當然不得不少。美國在農業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每年有大宗剩余農產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國農民百分率已經減到20%，比我們低了55%，或和中國農民百分率為4與15之比；每戶農場平均面積增加到1170畝，比我們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顯得我們的農民百分率特別高，而每戶耕地特別少。

據最近出版的《美國統計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美國農民占總人口數的百分率和每戶農場平均面積如下：（1945年的農場平均面積，另據一自美寄來的論文抄本，來源失載）。

農民百分率
 農場平均面積（英畝）
 
1920
 29.9%
 1910
 138.1
 
1930
 24.8%
 1920
 148.2
 
1940
 23.2%
 1925
 145.1
 
1945
 20.2%
 1930
 156.9
 
 
 
 1935
 154.8
 
 
 
 1940
 174.0
 
 
 
 1945
 195.0
 
 
 （一英畝約合中國六畝）
 

農民百分率的減低和農場面積的擴大是有連帶關系的。美國近幾十年來，這種趨勢很明顯；只有當不景氣時，失業工人下鄉謀生，農民百分率可能有暫時的增高，而農場平均面積減少，但是數量有限，為時不久，并不能改變這趨勢。

現在再把若干其他國家的農民百分率和農場面積抄錄于下，以供比較（據吳文暉的《中國土地問題及其對策》1944年11月初版）。

農民百分率
 農場平均面積（英畝）
 
印度（1931）
 67.1%
 日本（1938）
 2.7
 
蘇聯（1937）
 61.0%
 比（1905）
 14.5
 
日本（1930）
 52.6%
 意（1930）
 15.6
 
意（1931）
 47.3%
 德（1932）
 21.6
 
法國
 38.3%
 法（1936）
 29.0
 
丹麥
 34.8%
 丹麥（1937）
 39.0
 
加拿大（1931）
 31.1%
 英格蘭（1936）
 82.0
 
德（1933）
 28.9%
 加拿大（1931）
 234.
 
澳洲
 22.9%
 阿根廷（1935）
 266.
 
荷蘭（1930）
 20.6%
 澳洲（1935）
 665.
 
比利時
 19.1%
 
 
 
阿根廷
 16.8%
 
 
 
蘇格蘭
 6.2%
 
 
 
英格蘭
 5.6%
 
 
 

又據1944《日本年鑒》日本的農民百分率也在減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歐美的農場，大都結集成一整片，而我國農家的耕地，分散得很歷害。據《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全國平均每丘面積，水田僅一畝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畝；各丘與農舍間之距離，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據近年實地測丈的結果，杭縣每丘面積平均一畝余，無錫不到一畝。一家有地十余畝的散布十余處。

總之，中國農家每戶所經營的土地，十分細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稱做“細碎的農田制度”。

三、這種農田制度的發生及其頑固持久性

中國文化自始即是一種農業文化，它開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經濟進化到農耕。發祥地在今山西陜西河南三省交界處一帶地方，逐漸擴大，東向而入華北大平原。經商周以至春秋時齊晉秦楚等列國的開拓經營，戰國時燕趙秦楚更向外發展，黃河流域除掉陜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擴展到長江流域。到了秦漢，不但統一蒙古大沙漠以內和新青康黔滇以東的大陸，東北的遼東朝鮮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國版圖之內（西域三十六國和西南夷服屬于中國的，尚未計入）。不過漢代江南還是卑濕的邊區，經濟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漢末中原大亂，人民南徙，東晉又來一次大遷徙，江南經六朝的經營，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經要靠江淮的接濟了。閩粵到宋元才繁榮。云貴的內地化，完成于明清。東北的大事開墾，始于清末。這些都是今日的農業區域。

中國文化的發祥地，大抵在今晉陜豫交界處一帶的黃土區域。那里的土壤很厚，雖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沒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時代，雖則今日中國各區域，大都稀疏的散布著居民，只有這一地帶最適宜于發生以農耕為主的經濟生活。那里的雨量變率雖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導河水作小規模的灌溉，這個又促進技術和社會組織能力的進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們就由此興盛起來，成為當時最強盛而進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濱的商民族，逐漸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敗夏而成為中原第一大國。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強大起來東向而征服商，承繼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孔子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又說：“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時漢族自稱曰諸夏或華夏。諸夏和夷狄的分別，就著重在文化上。所謂“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諸夏農業文化的象征。春秋時中原一帶及其附近，還有不少夷狄和諸夏夾雜著，血統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認做夷狄，血統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則認做諸夏。可見夏實在是中國文化的初期，而農耕的興起，即所以形成漢族，以別于蠻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陜西中部的東半邊、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帶地方；它的聲威或勢力，可能遠達山東河北兩省境內。商的中心根據地在今河南，兼及山東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東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陜西東部以及江蘇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滅商，周公東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漢水淮水流域的開拓，那時的封建帝國，已經統治今山東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陜西中部、甘肅東部和江蘇安徽湖北的北部，不過這范圍內并沒有統一，乃是一種諸夏和夷狄雜處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諸侯，可以說是在這大范圍的疆土內，星羅棋布的建立軍事據點，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從事農耕，而列國的貴族，則為統治農民的武裝集團。平王東遷以后，王室衰微，諸侯兼并，霸國并興，雜處中原的和邊疆的蠻夷，或同化或北遷，尤其是吳越的興起，擴大了諸夏的范圍。戰國時除中原諸戎為韓魏楚所滅外，燕開拓到今遼熱察三省的南部，趙開拓到綏遠；魏開拓陜西北部的東半邊；秦開拓陜北、甘東、關中和四川的大部；楚開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貴的一部分。秦滅六國后，更南并福建、兩廣以及越南的東北部。漢武帝時，復辟甘肅西部，直到玉門關，而且服屬新疆至申亞一帶的三十六國；東征井朝鮮，置四郡；西南服屬云貴一帶的西南夷。秦漢已經奠定了中國今日版圖的大部分。

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東北松遼平原，都很適宜于農耕。所以發祥于黃河中游黃土區域的農業文化，可以擴張到黃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廣到長江和珠江流域，向東北推廣到遼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勢太高，大部分不適于農耕；內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雖有不少綠洲，但是面積太小，散處的少數農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農業文化擴展到內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這地帶屢進屢退，成為農耕和游牧兩種文化互為消長的邊緣，直到清末以來才漸有變更。即使在松遼平原也因為突入游牧地區，雖則農業文化早就擴展到遼東，但是不容易保持，進一步的發展還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黃河中游的黃土區域，最便于初民的農耕，已如前述。華北大平原因為黃河的時常泛濫改道，所以要等待到農耕技術和社會組織能力稍有進步后，才能夠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時代華北仍舊是夷夏雜處的局面，要到戰國時代才達到相當充分利用的程度。從夏商到戰國，或說得比較穩妥些，從農耕初興到黃河流域的充分定居與文化混一，可能已經花費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長江流域的華夏化，或許開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還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漢代，還說“江南卑濕，丈夫早夭”（見《史記》）。湖南也是“卑濕貧國”（見《漢書·景十三王》傳），四川比較好得多；但是全國精華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這是因為北方習于旱作，江以南有很多水鄉，不是水鄉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熱，草木茂盛，也和黃土區域或華北大平原不一樣，發育于北方的農事技術，對于這異樣新環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覺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費經營。雖經六朝的開發，江浙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但是米糧還要靠荊襄的接濟。后經五代時吳越的設置專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續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發展到極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國，取二千年來中原的全國經濟文化中心而代之。這樣，長江流域從開始接受中原農業文化，到發展至相當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經過二千年的時間。

夏的農田制度怎樣，現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經營這耕地，沒有像后世一樣的家庭農場。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雖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領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種的大農場。春秋時代魯國的“初稅畝”（見《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給庶人佃耕，齊楚等國也在把土地劃分成小方塊，授佃分耕，這才普遍流行著佃耕的家庭農場。戰國時土地私有制確立，更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農場安排下不可動搖的基礎。縱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種的大農場，那只是極少數的例外。戰國時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標準面積，在黃河流域普通是100畝，合今28市畝余，和現在差不多，已經顯得農場的很細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戰國時也已經逐漸發生，但是像今日這樣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漢以后的發展。各地區的農田制度未必盡同，但是看得時期長一些，遲早趨向于同一型類。

夏商周農業和土地制度的考證，要費許多篇幅，在此處是不必要的。現在單就農戶個別經營的家庭小農場的興起，略作解釋。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農奴性質的庶人，土地是屬于領主的。庶人由領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們耕種自養，無須納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為主人耕作，這就是所謂“藉而不稅”的辦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種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時魯宣公十五年的“初稅畝”，分明是開始廢掉藉法，按畝收租（那時候的所謂稅，實即今日所謂地租），這就必須連帶著把公田也全部劃分，分給庶人佃耕。因此農奴變為不自由佃農，耕地全部劃分成佃農耕種的家庭小農場。此外齊國的要使井田疇均，相地而衰征（見《國語》）。楚國的畫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賦（見《左傳》），似乎都是一種整理土地和租稅的方法，把耕地的劃成井字形的小方塊，分給人民佃耕。結果和魯國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農場的成立。

關于家庭農場的大小，孟子說：“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漢書·食貨志》載魏國李悝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又《溝洫志》載魏國史起說：“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可見戰國時代黃河流域家庭農場的標準面積，是每戶百畝。那時候的畝法和現在不同，周代以六尺為步，一百方步為畝，后世以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方步為畝。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約合營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戰國時代的一百畝，只合舊營造尺畝三十一畝余，合市畝二十八畝余。春秋時代每戶農場的面積，大抵也大不了許多。

春秋時代的耕地，既由領主劃分授佃，甚至劃成小方塊分授農民佃耕，每戶所耕的土地顯然是合為一整片的。到了戰國時代，土地可以買賣，私有制度確立。而且那時各國尤其是秦國，鼓勵個人主義，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因為土地的移轉買賣和弟兄分家的結果，每戶所耕的土地，可能漸漸發生細割分散的現象。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農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廣大地區，流傳數千年之久，至今我們仍舊在它的籠罩下？主要是地理環境促成的。第一，中國天然是一個大陸農業國家，很難發展為工商業社會，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這是因為（1）中國東南雖有很長的海岸線，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鄰近的島嶼，也隔著相當距離，在古代航海術幼稚時代是不容易到達的。在另一方面，內陸有如此廣大的適于農耕的區域可以維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實上經過幾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這廣大農耕區域利用到相當充分的程度，沒有急迫地向海外謀生的必要，所以中國很自然的成為一個偉大的農業國家，海外貿易不容易發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國，這是最基本的原因。（2）農業民族不習慣于航海，政府的稅源可以取給于廣大農地，也無須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時海上又沒有強敵，沒有建立海軍的需要。沒有海軍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樂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來，甚至沿邊的海島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縣屬的大小南田、樊【】鵓鴣頭、大佛頭、大月【】、簪魚頭等，孤懸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經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墾的人很多，道光時始設南田廳，民國改為南田縣。）政府有意的采取閉關政策。（3）農業國家的稅源既然依靠農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階級，而富商可以危害統治者的利益，所以戰國時就產生重農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業，政府有意的抑止商業。

第二，在這古老而不易發展工商業的農業國家里，至少有下列幾種重要因素，配合著造成這種細碎的農田制度而歷久不變：（1）中國農業區域的氣候和土地，很適合于園藝式的經營，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戶的耕地可以少。長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兩收，黃河流域也可以兩年三收，一畝可以當兩畝或一畝半用，南方水稻的產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減少每戶耕地的面積。而且園藝式的經營需用人工特別多，一年配合著種兩季作物，更需用較多的人工，也使每戶耕種能力所能應付的耕地面積不能大。這和蘇聯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帶地方每畝的生產少，每戶耕地不得不較多。所以蘇聯容易在短期內改為機械化的大經營，而中國不可能。（2）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古代農事技術幼稚，耕作幾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積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經增殖到飽和點，則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減到極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會，已經增殖到飽和點時，增殖率的慣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過飽和。這樣不但限制省工農具的引用，而且減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戶耕地趨向于減少。所以小農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種人到新大陸的時候，農事技術已經很進步，加以不久緊接著機器的發明，所以能夠以少量白種人，創制省工的大農具，很迅速地開發廣大地區，自然造成大農經營。這背景和中國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產，不但使農場趨向于細分，而且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著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趨向于碎散。（4）分割賣買的自由，使農民可以東一丘西一丘分別零星出賣，甚至把一丘地劃分劈賣，買者也是這樣零星買進，因此也促進土地的碎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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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碎的農田制度及其對于中國歷史的定型作用
zeng發表評論于2006-12-23 22:31:26

五、在農民生活上的反映

人生衣食住行最重要的是食，尤其在比較窮困的農業國家里。所以中國人常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西人也說“人生斗爭的一半即為食物的斗爭”。食的多寡和優劣當然是目前中國農民以至全體人民生活上的最重要問題。

中國每年糧食的生產大抵平均比較需要量短少1/10以上（已見上節小注）。這短少率雖比日本低，比英國更低（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能自給48.4%，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自給44.5%，即過半數要從國外輸入），似乎還不很嚴重，但是英日工業發達，可以用工商業所得，交換別國的糧食，我國缺乏這種交換的能力，所以實際上比日本嚴重，更比英國嚴重。我國戰前數年間的米麥入超，雖則每年平均多至4千萬擔以上，但是不過約當總需要量的3%，還不足7%以上，可見平時已有很多人挨餓。據金大農家食物調查的分析結果，每人所消費的熱量單位數，全國平均尚能符合標準，但是分配不均，大半過于多食，而調查地點中29%則嫌不足，而且有短缺太甚的。美國人密撤爾（K.Mitchill）甚至說：“95%的中國人生存在饑餓線之下。”

不但食物的數量深受農業生產的影響，食物的種類和品質，也要依賴于當地的農產種類，尤其在窮困的農業國家里。上節已說明我國因為人多而糧食不足，不得不把耕地盡量栽培食用作物，而畜牧不發達。因此中國人的膳食中，動物產品極少。竇維廉氏曾把中美兩國膳食成分中各類食品所占的百分率作為比較如下：

 谷類及豆類
 蔬菜類
 脂肪類
 肉及蛋類
 糖及淀粉
 乳  類
 
中  國
 88
 5
 4
 3
 0
 0
 
美  國
 38
 12
 10
 21
 10
 9
 

又據統計，美國每人每年（1936）食肉115市斤（魚及家禽除外），而中國每人每年食肉估計還不到10市斤（以下中美膳食比較均據魯寶重先生的《國民營養與農業》）。又據另一計算，美國人的食品中出自動物的占39.2%，而我國只占2.3%（見《中國土地利用》）。《左傳》載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魯國自稱）。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這說明那時候的平民不是肉食者。孟子說：“雞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更說明平民食肉的困難。可見中國膳食中肉食之少，由來已久。不但肉食少，蔬菜也很少，過于偏重在谷類。

我們在膳食中，不但需要足夠的熱量，而且必須有相當數量的蛋白質、礦物質和維他命，如有欠缺，就要影響身體的健康和發育。谷類食物的成分主要是淀粉，缺少維他命和礦物質，植物食品中雖然也有蛋白質，但是不如動物蛋白質的容易消化。據金大的農家食物調查（見《中國土地利用調查》），鈣的缺少，很是普遍而嚴重。鈣少則磷的消化取用也跟著少（因為磷酸鈣是骨的主要成分），而且通常隨伴著丁種維他命的短少。甲、丙兩種維他命，在多數地方似嫌不足。鐵和乙種維他命有時也嫌少。蛋白質的數量雖則普通還不算太少，但是品質不好。食品中97%以上出自植物，所以體積龐大而脂肪少，遠不如西人動植混合食品的容易消化。消化較難，所以損失也比較大。這些缺點，對于兒童營養的影響最為嚴重，營養不足，則發育不良而體弱，勢必深刻影響到工作能力和兵源。

據說德國每七八個人中可選航空員一人，日本二十余人中可選一人，中國五十余人中可選一人。而在美國生長的華僑體質就和美國人一樣。又據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統計全國專科以上學生體格檢查結果，營養完全者占47.4%，營養不良者占52.6%（見上述魯先生的《國民營養與農業》）。戰前尚且如此，戰時及戰后學校中的膳食情形更差。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的家庭情形和在校生活，還是在全國平均以上，一般農家情形必然更差。

以上所說種種膳食不良的情形，歸根到底主要因為農人多而耕地太少，經營細碎；雖則在其他方面設法改良，但是大勢所趨，改良的余地很有限。美國農部曾經依據營養原理配制四級膳食，計算各級膳食每人每年所需要的耕地面積如下：（1）災荒時儉約的膳食需要7.2畝（已按1∶6折算為華畝）；（2）價值低廉的適宜膳食需要9畝；（3）價值中等的適宜膳食需要10.8畝；（4）豐富的膳食需要12.6畝。美國每人平均可分得10余畝，所以可以有豐富的膳食。英國每人平均雖只有4.5畝，但是因為工業發達，食物消費量的過半數是由外國輸入的，所以還可勉強享受近乎豐富的膳食。中國每人平均只有3畝多，還抵不上最低級膳食所需耕地面積的一半，即使很多地方收兩熟和英美一年一熟不同，至多也只能勉強接近最低級的需要，怎樣可以使我們的膳食有多大改善呢？

因為平時就嫌糧食不足，農家吃得很壞，甚至在饑餓線之下，所以一遇著水旱歉收，極容易成為嚴重的災荒。我國災荒之多，真是史不絕書。單是民國以來的30幾年里，已經發生重大災荒十余次，其他范圍較小或影響較輕的水旱蟲災，幾乎沒有哪一年沒有，只是不必在同一地點而已。所以自古就極重視積谷防災，甚至說“國無三年之蓄則危，無一年之蓄則急。”我國每年雨量的變率太大，若干地區的土壤易被沖刷，地形易受泛濫，以及森林濫伐，水利失修，苛政和戰亂的擾民等，都是發生災荒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人多而耕地太少，平時就絕少剩余糧食，不至于一遇著水旱歉收，就這樣的容易成災。況且森林濫伐，土壤沖刷水利失修，以及苛政刀兵等，也一大半是因為人們受著饑餓的驅使，只圖目前生活，不顧后日禍患的原故。

單就民國以來的大災荒說：民六河北水災，被災103縣，災區1萬方里，淹沒田2400余萬畝，災民635萬余人。民九冀魯豫晉陜五省旱災，被災317縣，災民1989萬余人；尤以河北承民六水災之后，元氣未復，受害最烈。民十一江浙皖三省水災，浙省被災63縣，甚至一縣有受災四五次的，災民600余萬人，蘇皖北部亦600余萬人。民十三水旱遍十四省，尤以冀魯豫鄂湘贛閩粵八省為重，災民2027萬余人。民十七冀魯豫晉陜甘察綏八省旱災，被災535縣，災民3339萬余人。民二十水災遍十六省，尤以蘇皖贛湘鄂五省為嚴重，五省災區共40萬方里，淹沒良田共2萬萬畝，農產損失45700萬元，財產損失20億元，沖毀堤岸道路等各項工程的損失尚不在內。民二十三江浙湘鄂皖贛旱災，北方則黃河決口，民二十六川鄂等省旱災，都極嚴重。七七抗戰以來的天災人禍，尤難悉記。中國真是一個多災的國家。

為什么這樣多災，原因相當復雜，此處不是詳細檢討這問題的地方，只可簡單說明如下：（1）中國雨量大都是季候風帶來的，所以珠江流域最多，到了黃河流域就很少了。如果每年相同，還不要緊。不幸風力時有強弱，而中間又缺乏高大山脈足以造成夏季季候風的最北界限，所以風暴強力而深入北方，則北方雨量加多而南方減少，反之則可能發生大旱。（2）黃河上游流經黃土區域，水急土松，所以水挾泥沙很多，到河南省進入大平原，水流驟緩，泥沙沉淀，淤塞河道，所以很容易發生水災。河北省的西北是山嶺，東南部是平原，河流成輻射形，發源于山嶺，集中到天津附近的海河入海，所以也把山嶺區的黃土帶到平原沉淀，再加以五條大河匯入一個出口入海，往往超過海河的排水量，造成大水災。又如川黔山地，不容易貯蓄雨水，二三星期不下雨，就可能發生旱荒。其他地形（及土壤）促成水旱災的情形可以類推。（3）治水是用人力補救氣候和地形的缺憾，水利失修的害處很明顯，用不著多說，但是要提到另一方面，有時人力還會增加或造成地形的缺憾。例如淤湖為田，及江邊圩田的過分發展，已經使長江容易發生水災。（4）森林可以防止土壤的沖刷，保存持久的水源，甚至多少可以調節氣候，增加雨量；但是中國的森林已經砍伐的太歷害了，許多山是光禿的，尤其在北方。這也是人力造成的缺憾。所以有人甚至說：沙漠本是古文明地，是文明所造成的，埃及、小亞細亞、阿刺伯以及希臘、意大利南部和我國黃河流域等處的沙漠或已近半沙漠狀態，就是實例。（5）病蟲害尤其是蝗蟲，而且大旱和蝗蟲常隨伴著。（6）苛政和刀兵。（7）人口的壓迫。

以上七種原因，只有前兩種出于自然；三、四兩種補救或加甚自然的缺憾，出于人力；第五種關系較小，雖出自然，而是人力可以控制的；六、七兩種全由人事。人口太多而平時沒有余糧，才使水旱容易成災。人多而饑寒交迫，于是有盜匪，這是刀兵內亂的主要原因（這一點以后還要詳細講）。森林的濫伐，是因為人口如此多，木材和燃料的需要太急迫，供不應求，而且因為糧食的需要，把林地開墾為農田。與水爭地的湖田圩田等，也由于同樣的原因。所以總起來說，水旱固然出于自然，所以如此容易成災，不得不歸咎于人事。

人生所最急迫需要的食，尚且這樣，其他衣住行樂育，可以推想而知，不必一一細說。現在姑且來一個總計算，以見其必然的結果。在絕大多數地方農家所生產的主要是糧食，而糧食的出售百分率平均不到二成，這表示普通農家所能出售易錢的農產品極少，亦即購買力極薄弱，購買力這樣薄弱，把什么去交換更好的衣服和住宅呢？舒適品的享受自然更困難，更說不上財富的積聚。婚喪疾病等意外開支，往往成為農民力不勝任的負擔。水旱既然常常發生，對于衣食極貧乏的農民更來一個嚴重打擊，甚至使農民受到生死存亡的威協。在享受方面是如此的微細空虛，而工作則極其勞苦，農閑的時候盡量做些副業，無事可做的只得把時間浪費了，農忙的時候可能忙到透不過氣來。不但在衣食方面，乳肉的消費極少，羊毛至今沒有成為衣服的主要原料（這還是就一般人民說的，農家很多連一件羊毛衣服都沒有），在交通運輸和農務上，人也排擠家畜，不能分出食物來養牛馬，寧可自己去做可以給牛馬做的工作。

美國在引用曳引機以前，約須用四分之一的耕地，栽培騾馬的飼料。

20年前，美國威斯康新大學農學院長來南京，曾經在一次集會里說，現在美國農民是可憐的，他所熟悉的一個農家，有五個青年，現在一個個離開農場改行了。但是問他這個農家的生活究竟怎樣呢？他們家里有電燈、電話、鋼琴、汽車和曳引機等，生活很舒服，只因為小麥價格太低，不能賺錢，所以要改行。這樣富有的農家，一不賺錢，就說可憐。而我們中國的農家呢？生活水準極低，“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我們可以用兩個淺俗的名詞來表示這種區別。美國的農業是賺錢的農業，所以一不賺錢，就說是可憐的；而我國今日的農業是延命的農業，只要勉強可以維持溫飽，就算是幸福了。這是一種何等可怕的對照啊！造成這樣天淵之別的主要原因，就在美國的農場大，使用機械多，而我國受制于細碎的農田制度。

以上是為我國固有的農業寫照。自從海禁大開，雖然大體依舊，但是也有若干重要變更，使貧困的農村更加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耕地既然不足而勞力過剩，所以鄉村副業在農家經濟上極為重要。古人說：“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可見紡織在鄉村的普遍，自從洋紗洋布盛行后，除掉若干特殊區域外，鄉村紡織業差不多破壞完了。榨油、磨面、碾米等也有相同的趨勢，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手工業既然破壞，因此農民對于土地的依托，更加迫切，亦即土地不足的恐慌更加深刻。

在從前閉關時代，農家大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物價的漲落，只受到鄰近地帶供求關系的支配。現在因為交通運輸的便利，使世界市場的價格，往往足以影響到我國內地的農村。山東河南的小麥，在上海必須和美洲澳洲的小麥競爭；有時上海廠家寧愿向遠隔大洋的美澳輸入小麥，而不歡迎近在鄰省的魯豫小麥。1934年，主要產米區的長江流域大旱，米價應該大漲了，但是因為洋米大量進口，使米價返跌。至于絲、茶、桐油等大宗出口貨，更是受制于國外市場。價格上升，那末這些出口貨的產地就經濟寬裕，欣欣向榮；遇到價跌滯銷，隨即反映出蕭條窮困。所以自從海通以來，受著國際市場的影響，加以我國在競爭市場中的力量過于薄弱，使農村經濟的安定程度更不如從前。

就農家消費說，近幾十年中，也發生重大變化。外來的日用必需品和舒適品，一天天侵入農村，使農家的金錢支出一天天增加。而且洋貨壓倒土貨。人家用制造品來交換我們的原料，已經占著經濟贏虧上的優勢。每年入超之多，顯示漏卮的巨大。如果農家收入也同時增加，可以盈虛相抵，不但用不著憂慮，或者可能是一種好現象。但是根據前面的檢討農家收入還有相對的減少趨勢因此金錢一天天的向外流出，更加加甚農村的凋敝。

這是很明顯的，如果農村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有可以應變的能力，在海通以來的變化中，不致受到這樣的壞影響。那是細碎的農田制度，使農家經濟力如此微弱，迫得他們在生存競爭中著著失敗。

（本節完，萬國鼎的文章未完整在《學原》刊載）

                                                                        （原載《學原》第1卷第8期，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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