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書”針對誰？
  
      對廬山會議一般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錯錯誤提出批評，毛澤東容不得彭德懷，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還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澤東獨裁，打擊彭德懷，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這些看法有失史實，有失公正。

評述廬山會議必須弄清兩個前提：

　　其一，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涉及的內容及其矛頭所指。其二，評判是非的標準是什么？離開這兩個前提去評述廬山會議必然失去客觀標準，而發生主觀隨意性，這就難免陷于偏見！事實上這種偏見竟成了一種習慣勢力。

　　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

　　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今后工作做出科學安排。

　　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18個問題要大家討論（附件一）：1、讀書；2、形勢；3、今年的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11、協作關系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14、三定政策；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概括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在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按排經濟計劃。毛澤東講話后，會議進行分組討論。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討論，同大家一道，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

7月10日，毛澤東布置討論修改《關于形勢與任務——1959年7月2日到X日廬山會議議定紀錄（修正草案）》。

　　7月13日晚，彭德懷起草給毛澤東的信（即“意見書”），陳述自己對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將信呈送毛澤東（附件二）。

　　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志討論。討論中一些人贊同信中觀點，—些人表示反對。黃克誠、周小舟同意彭德懷的信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

7月23日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話，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贊同，并作了自我批評。
　　7月31日，毛澤東宣布會議結束。

　　8月1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被迫改變主張。

　　8月2日，舉行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會議。

　　8月16日，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還通過了《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后來一直未向下傳達。

　　毛澤東何故改變主張？據毛澤東貼身士衛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干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里，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

　　會議于8月16日宣告結束。

廬山會議的毛澤東

　　彭德懷的“意見書”，給毛澤東出了一個大難題。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花去了8個月（1958．8月—1959．4月）的時間，適才糾正過來，在這8個月中，毛澤東日理萬機，深入農村、工廠，做了深入調查，召開過諸多中央會議。作為65歲高齡的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場面多么感人！可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來說，本來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懷也不是對著毛澤東的，錯誤是劉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懷心明如鏡。這種情形，毛澤東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三個問題：其一，“意見書”中所說的問題，是已經改正過了的事，再翻騰這些“陳芝麻、爛谷子”已無意義；而作為歷史教訓來汲取，以便改進工作，這正是會議的宗旨，會議正是以這樣的宗旨進行的。其二，劉少奇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剛剛（1959年4月）接替了國家主席，在這樣的時候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抖擻出來，不僅黨的接班人的問題要做重新考慮，而且黨中央領導機關也須重新設置，彭德懷的“意見書”，對全黨來說，真的是牽一發動全局了。其三，盡管“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是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的錯誤，但毛澤東一向主張愛護群眾的革命熱情，出現錯誤，不要潑冷水，而要循循善誘。故而毛澤東寧愿自己承提責任，而不去責怪下屬。

　　毛澤東息事寧人的態度，遇到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彭德懷不依不饒，咄咄逼人；—方面劉少奇一些人心懷叵測，欲置彭于死地。劉、彭的沖撞，已勢不可免了！

　　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懷一刀。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按：《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后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按：前蘇聯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按：即偽君子），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劉少奇的發言，是說，你彭德懷是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

　　會議進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這樣發生了。

毛澤東主動承擔了“左”傾錯誤的政治責任，保護了劉少奇等人，而劉少奇—些人則咬住彭德懷不松口。

　　彭德懷與劉少奇等人之爭，使會議的演變出現了兩種可能：或者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攤牌，清算他們的“左”傾錯誤；或者把矛頭指向彭德懷，按劉少奇的意圖把彭德懷打成一貫反黨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導致黨內分裂，后者必將造成冤案，錯判彭德懷。在“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下，全國人民期盼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渡過難關，……黨內再不能折騰了，毛澤東從大局出發，求以加強黨內團結，穩定全國形勢，而無奈地采取了折衷辦法，把彭德懷的問題作為黨內矛盾，而批評他犯下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這樣做是違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預備會上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神話故事有“打鬼借助鐘馗”之說，毛澤東作了一次鐘馗。“1965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彭德懷同志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

事實上毛澤東對8月召開的批判彭德懷的會議是不滿意的，所以他沒有參加會議。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懷坦白，胸懷宇宙，頭腦里裝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黨指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還指出：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這番話很值得人們深思！

　　1958、1959兩年，中國革命發生了太多的事；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復雜的斗爭。關于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和廬山會議，歷來眾說紛紜。作者在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廬山會議之后

　　會后，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于反右傾思想的指示》。

　　這時，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劉少奇接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職；黨的工作毛澤東放手地交給書記處，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持日常事務。毛澤東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慮黨的方針、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主要是反修、防修問題。

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使得1958年8月以來，毛澤東用很大力氣糾正的“左”傾錯誤，故態復萌。劉少奇在廬山會議結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這么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時間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面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劉少奇這番議論，回避了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的浮夸風。劉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風，一度攪得天下大亂。回避浮夸風，空談大躍進的經驗，是偷梁換柱，諱疾忌醫。看來劉少奇是想賴賑。而那些追隨劉少奇的人看透了劉少奇的心思。這里介紹一些劉少奇樹立的典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坐陣的信陽地區的一些點滴材料；時任信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的回憶說：“常委們就給我總結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一、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在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并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的那么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三、在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四、對干部的干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作風。”信陽地區的“反右傾”情況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干部，竟有1．2萬人次。

　　從全國形勢看，由于毛澤東對反對“左”傾錯誤所做的巨大努力，召開了一系會議，形成了一系列決議，廣大黨員、廣大干部覺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澤東發出致六級干部的公開信以后，浮夸風在全黨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廬山會議后的浮夸風除個別地區復發外，對全國形勢未造成重大損害，基本上保持了全黨、全國大局的安定。
 
原作者:  昆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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