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中的“啟其門而禁其出”

公元788年，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shù)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yǎng)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非其道故也。” 

眾所周知，中共執(zhí)政之初，非常注重廉政。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更是強調(diào)共產(chǎn)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例如陳永貴同志，他在當上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以后，其生活水平和工資待遇并沒有顯著提高。許多領(lǐng)導干部也象他一樣，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和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上下平等、官兵一致。而鄧小平掌權(quán)以后，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切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中共的黨風發(fā)生了徹底的轉(zhuǎn)變，先是公款吃喝，后來貪污受賄，目前已經(jīng)發(fā)展到買官賣官了。這一切惡果，其實都是鄧小平“啟其門而禁其出”造成的。

不論做任何事情，總會有先有后，發(fā)家致富也不例外。在集體經(jīng)濟的年代，也是“富隊中有窮人，窮隊中有富戶”。因此在致富的過程中，肯定是一部分人先富裕。我想，小平的初衷，是想加速這個進程，以便讓他們?nèi)幽切┻€沒有富裕起來的人共同致富。但是，中國人的人性以及文化傳統(tǒng)卻并非如此。從歷史上看，先富裕起來的人在嘗到甜頭以后，還想更加富有，于是便千方百計地去盤剝那些還沒有富起來的人。例如著名的文景之治吧，朝廷從土地所有者中只征收1/30，而地主卻向佃戶收取高達50%的地租。到了王莽時期，就出現(xiàn)了“富者廣廈千間，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局面。而從改革開放至今，不過區(qū)區(qū)20年，貧富懸殊之大就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大家想必應該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初，群眾的生活水平確有提高，所以在國慶閱兵式上，大學生由衷地高呼“小平你好”。可是在短短的五年之后，當大學生們（包括潘太史在內(nèi)）為反對官倒、打倒腐敗而重新走上街頭的時候，小平同志的所作所為有目共睹。昨日功臣，今朝禍首！這一切究竟是為什么呢？

潘太史以為，改革開放的初期之所以成效顯著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當時的吏治在文革的余輝下還比較清廉，也就是說，權(quán)力資本還沒有介入“市場經(jīng)濟”。那個時候，民享多勞多得之惠，官有伸手必捉之虞。但是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逐漸深入，權(quán)力資本最終進入市場流通也就勢不可當。一切都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使得那些早就想撈一把的共產(chǎn)黨干部們名正言順地放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商品經(jīng)濟的社會里，農(nóng)民要出賣產(chǎn)品，工人要出賣勞動力，而官員卻只有掌握的權(quán)力可供出賣。所以“官因賄進，獄以賂成”也就理所當然，雖然中央里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yōu)榱苏D黨風而不遺余力。但實際情況卻是腐敗問題越演越烈，一個貧困縣的縣委書記，一年就能撈取百萬以上，比起過去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所以不要說什么三個代表，就算再多幾個代表也無濟于事。前幾年大搞“三講”的時候，不是有人“白天談三講，晚上搞三陪”嗎？共產(chǎn)黨的干部一切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而放棄了應有的信仰，習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而空談什么廉潔奉公，難道不十分可笑嗎！所以，諸如“加強法制、三個代表”云云，不過是“啟其門而禁其出”而已。

反之，對廣大勞動人民而言，則只講競爭，毫無保障。據(jù)說，在珠江三角洲，那里民工的收入在二十年間竟然沒有變化；在包括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在內(nèi)，職員的合同也都是兩、三年一簽。更有甚的是，由于大學的盲目擴招，不少大學生連工作都找不到，如此誘之以拼而陷之以死，多少有些“閉其門而許其出”的感覺。

因此，還是希望黨中央能夠正本清源，再繪向共產(chǎn)主義之宏圖，重樹為人民服務之宗旨。那些“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一類的屁話，還是以不說為好。

200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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