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回頭看長征 

 孫國林　

紅軍長征，是人類戰爭史上空前的壯舉，是毛澤東從逆境轉向順境的一段終生難忘的人生旅程。他的智慧、才華和堅定的革命精神熠然彰顯，并為世人所稱頌。長征勝利之后，特別是上個世紀的40年代，毛澤東經常回頭看長征。由于他是長征的親歷者，指揮者，又是黨的領袖，所以能以與眾不同的眼光、角度和語言，對長征發表許多精辟的論述。

長征是被迫的，轉移過早，倉促從事

毛澤東回眸長征時，談到這次大轉移的原因和時機問題。他說：因為第五次“圍剿”沒有打破，我們才“被迫突圍”。經毛澤東修改近10次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54年4月）也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紅軍退出中央所在地。” 在這里，毛澤東用了“被迫突圍”，《決議》用了“退出中央所在地”，它們準確地說明，長征是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造成的惡果，是被迫和不得已才退出用鮮血創造并建設了數年的根據地。而有些史論著作卻說長征是主動撤離和轉移，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關于紅軍開始長征的時機問題，毛澤東認為“左”傾中央決定，1934年10月退出江西蘇區，“表現了不應有的倉促從事，依情況還可以熬上兩三個月用以休整軍隊。假如這樣，又假如突圍后的領導稍為聰明一點，情況將有很大的不同”。同時毛澤東還從軍事理論上談了再堅持一下的可能性。他說：“一個革命根據地最高軍事政治領導機關，估計到根據地的這些條件，估計到敵方情況，不為敵之氣勢洶洶所嚇倒，不為尚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為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由于“倉促從事”，長征出發時沒有通盤周密的轉移計劃，也沒有作充分的政治動員，就匆忙上路。井岡山時期就和毛澤東在一起，并參加了長征的歐陽毅回憶說：“部隊出發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動員，行動計劃只傳達到師一級干部，下面稀里糊涂。轉移時又不把握時機，主動殲敵，而是搞壇壇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對這種逃跑式的搬家，毛澤東同志形容為‘叫化子打狗，一邊打一邊走’，只要狗咬不著就行，根本不想把狗打死。”后來毛澤東明確指出：長征開始以后，“左”傾路線又變為逃跑主義，繼續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至遵義會議時才得到糾正。

在干部去留的安排上，也表現出“倉促從事”。毛澤東多次說：不讓瞿秋白參加長征是不對的。臨出發時，毛澤東兩次找博古提出：翟秋白擔任過黨的最高領導，目標太大，身體又不好，還是帶他走吧！但遭到拒絕。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在給江西蘇區中央分局的電報中特意指出：“要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另據伍修權回憶說：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還打算把毛澤東留在江西，大搞排斥異己的宗派主義。

以超人耐力，歷盡艱險，千辛萬苦

毛澤東回眸長征時，多次談到紅軍經歷的千辛萬苦和付出的犧牲，“紅軍不怕遠征難”，首先是確認它的“難”，然后才指明“紅軍不怕”，這“難”，包括敵人的圍追堵截和萬水千山的險阻。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最早指出：長征在“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個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勝利完成了長征。

延安時期，毛澤東對青年們說：“從前紅軍長征過草地的時候，有五十天沒有飯吃，吃樹皮，只有共產黨能做到，別人是做不到的。”又說，紅軍長征時，“一走走了兩萬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歡送’了二萬五千里，并且在前面還有‘歡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禮’的，這禮物名曰炸彈。盡管‘歡送’一程一程地相送，‘歡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紅軍仍然到了陜北”。他在《論聯合政府》中也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長江南北各地的紅軍主力，在我們黨中央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紅軍匯合在一起。”

長征之苦，主要體現在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慘重損失。毛澤東1936年12月指出：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使我們被迫長征，“結果，是喪失了除陜甘寧邊區以外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三十萬人降到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懲罰”。“當1935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到陜北時，只剩七千人，成了‘皮包骨頭”’。后來又說：“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合時，只有二萬五千人。”

長征的千辛萬苦、艱難險阻，在毛澤東心里留下終生不滅的記憶。后來在談話、文章中多次涉及這一內容。他曾對斯諾說：“到了1935年，紅軍主力到達貴州遵義。在隨后的四個月，部隊幾乎不斷地在行軍，并且進行了最劇烈的戰斗。紅軍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橫渡中國最長、最深、最危險的江河，越過中國一些最高和最險峻的要隘。通過強悍的少數民族地區，跋涉荒無人煙的草地，經受嚴寒酷暑、風霜雨雪。在占全中國白軍半數的敵人的追擊下，通過了所有這一切天然險阻，并且突破了湘、粵、桂、黔、滇、川、康、甘、陜各省地方軍的堵截，終于在1935年10月到達了陜北。”

紅軍為什么能夠戰勝困難，取得長征的勝利呢？毛澤東接著對斯諾分析說：“紅軍的勝利行軍，以及它的勝利到達陜北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于蘇維埃人民和干部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熱情。” 正是在這種勇往直前和不怕犧牲精神的支持下，長征才取得最終勝利。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但決議須有些修改

毛澤東回眸長征時，談得最多是遵義會議，特別是在延安整風運動和“七大”期間，先后以口頭的和書面的形式，數十次論述這次重要的會議。

關于遵義會議的意義，毛澤東早在1938年就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錯誤，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沿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他還說：過去的“左”傾路線統治時間長久，主觀主義盛行，“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黨又恢復了按辯證法行事，即按實際辦事的思想路線。這次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于部政策，“實質上完成了由一條路線到另一條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這時，“黨才徹底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來戰勝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路線的基礎”。1942年11月，毛澤東明確指出：遵義會議以后，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比較正確的。

1943年11月，毛澤東說：遵義會議后的路線和以前的路線，是馬列主義和非馬列主義的區別。會議前被誣為機會主義者的，今天已變為主要領導者。他還指出：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時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態度，凡做得對的，也應承認它。到了1944年3月，毛澤東又強調這個觀點，還說：當時我與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就是如何打蔣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

1945年“七大”前夕，毛澤東修改《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明確指出遵義會議的意義是：糾正了軍事上組織上“左”的錯誤，確立了新的中央領導，這是一個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七大”期間毛澤東又一次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大”。總之，毛澤東是從路線高度論述遵義會議意義的。

關于遵義會議成功召開的原因，毛澤東作過多次論述，僅1945年“七大”期間，就講過兩次。他說：“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擁護四中全會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出來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他們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這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個賬掛在我身上，我要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和其他很多同志——反 ‘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錯誤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另一次講到遵義會議成功原因時，說得更明確，他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好多別的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和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但是，他們兩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這里，毛澤東固然有許多謙詞，但重在表明，遵義會議的成功，是反對“左”傾路線的廣大干部和黨員，在毛澤東領導下團結起來，共同斗爭而取得的。

關于遵義會議的不足，毛澤東認為：遵義會議只說（此前）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毛澤東還指出：遵義會議后黨內斗爭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寬的方面去了。對干部的錯誤要正面批評，不要姑息。為什么當時只集中解決軍事路線呢？毛澤東指出：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線的解決。遵義會議“主要的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

遵義會議充滿了激烈的斗爭，“左”傾路線的追隨者凱豐的發言，深深地傷害了毛澤東，使他歷久難忘。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對日本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么？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遵義會議后不久，凱豐幡然悔悟，擁護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路線，對黨的宣傳工作做出了貢獻。

從黑暗、郁悶，到柳暗花明

1935年9月，張國燾違背中央的北上方針，搞分裂，耍陰謀，形勢一度很緊張。毛澤東1960年對斯諾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勝敗未卜的內戰”。中央紅軍翻越眠山，在哈達鋪期間，毛澤東得知陜北有一大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就決定到陜北去。9月27日，在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把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陜北。毛澤東號召大家要振奮精神，繼續北上。后來，毛澤東概括此間的心情說：“萬里長征，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由于心情“豁然開朗”，詩興隨之勃發，他連續寫出《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和《清平樂•六盤山》等詩詞。其中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三軍過后盡開顏”、“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等名句，早已為人們耳熟能詳。并且，“長征”、“萬水千山”這樣的詞語，也成為后來評述那段歷史的常用語。特別是《長征》，用詩的語言第一次對長征的歷程作了概括，具體點明了長征路上遇到的幾個危山險河。

1935年10月中旬，毛澤東率隊途經甘肅、陜西兩省分水嶺時，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10個省。走下山，就進入第11個省——陜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這些話，透露出一種“終于到家了”的愉快心情，緊張而疲憊的身心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下了。十多天后的11月5日，毛澤東對紅1軍團講話時，對長征的歷程第一次作了比較詳細地概括，他說：我們從瑞金算起，總共走了367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陜，共11個省。經過了五嶺、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萬水千山，攻下了許多城鎮，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長征。這段論述，是我們看到的最早的對這次戰略大轉移的總結。“兩萬五千里”、“萬水千山”和“跨越11個省”等詞語，也是首次提出并成為后來人們研究這歷史的習用規范語言。

毛澤東這里講的“總共走了367天”、“二萬五千里”，是1935年10月19日晚，在陜北吳起鎮與警衛員肖忠渭談話中首先提到的。毛澤東問他：你算沒算過，我們離開中央蘇區到現在已經走了多少天？他一時答不上來。毛澤東邊抽煙，邊看地圖，說：“到今天為止，我們共走了 12個月零兩天，算起來戰斗不超過33天，休息不超過65天，行軍267天……根據一軍團司令部的陣中日記計算，我們已經走了二萬五千里路程。”當然，這只是針對紅一方面軍長征說的。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指出：過去敵人對我們是追擊，現在改為“圍剿”，我們要打破這一“圍剿”，打退敵人，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10月21日，由彭德懷指揮，在吳起鎮附近擊潰尾追騎兵2000余人。22日，在吳起鎮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結束一年長途行軍，開始了新的有后方的運動戰。據此，這次會議宣告了長征結束。

1935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團以上干部會議上，對長征后的形勢和任務作了概括。他指出：（一）勝利地到達了目的地，一年來的奮斗能得如此成績，并獲得粉碎新的“圍剿”的各項條件，是由于黨的正確領導。（二）目前革命形勢已到拂曉。（三）當前的任務是：進行軍事、政治教育；爭取群眾，擴大紅軍；改善生活，充實被服。2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義一次總結長征，他說：部隊減員，隊伍雖小，但它是將來發展的基礎。現在環境改變，二萬里完結，將來再不會有二萬里，應向干部解釋發展前途。

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準備了抗戰

紅軍長征有什么意義？這是黨中央、毛澤東和每一位長征人思考了一年多的問題。但是，結論總是形成于實踐的末尾，只有長征結束，才能夠做出科學的回答。

最早對長征意義進行文字表述的，是 1935年10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發布的《告紅二十五、二十六軍全體指戰員書》。它指出：陜甘支隊經過兩萬余里的長征，與紅25軍、紅26軍會合，是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一個偉大勝利，是西北革命運動大發展的號炮，它將為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大局面，赤化全中國打下鞏固的基礎。

11月5日毛澤東率部抵達吳起鎮附近的象鼻子灣，他對部隊講話時，第一次對長征的偉大意義作了論述，說：從江西算起，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我們每個人開動兩只腳，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真正的長征。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與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一以當十，而且要一以當百、當千。今后，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毛澤東對長征的意義論述得最深刻、最精彩的是1935年12月 27日，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他說：“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 “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這一段充滿激情、語言優美、用排比句式進行論述的文字，已經成為我們理解長征意義的經典文字。

毛澤東還指出，長征的偉大意義在于推動了全民抗戰。1939年12月9日，他在延安紀念一二九運動4周年大會上指出：“一二九運動發生在紅軍北上抗日到達了陜北之時。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幫助了一二九運動，同時，一二九運動也幫助了紅軍，這兩件事的結合，就幫助了全民抗戰的發動。”“一二九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干部”。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談到長征對他本人寫作的意義。他說：“如果不是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年12月作）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這里，他強調了正確的認識和理論，是從革命實踐中生成的。

對長征人的關懷與希望

長征途中，紅軍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戰勝敵人與自然的阻擋，北上抗日。到達陜北后，如何看待和妥善處理長征前后發生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

毛澤東首先回頭看的是參加長征的人。長征前夕，鄂豫皖蘇區肅反擴大化，有300多人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問題沒有作結論，他們背著精神重負長征到陜北。1935年11月 24日，毛澤東聽徐海東匯報后明確指出：他們長征都過來了，這是最好的歷史證明，應該統統釋放；黨員團員一律恢復組織生活，干部要恢復工作。并責成徐海東親自抓這項工作的落實。根據毛澤東這個看待長征人的精神、歷史遺留問題大都得到解決，使這些同志愉快地投入偉大的抗日戰爭中。

如何對待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問題，在延安一度成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特別是由于張國燾的叛逃，中央對他公開批判以后，出現了擴大化偏向，引起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極大不滿，以致造成許世友等謀劃攜槍逃跑的嚴重事件發生。幸有毛澤東及時化解了這一危機。他多次召開政治會議，討論如何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戰士的問題，明確指出：過去四方面軍的干部除個別人外都是好的。原四方面軍干部犯了錯誤，要按錯誤的性質加以處理，不要什么都說成張國燾路線。1944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講話說：紅4軍在鄂豫皖的時代，對革命是有功績的，錯誤應由張國燾負責，不是群眾與廣大干部的問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軍關系上存在的問題，主要由一方面軍干部負責。他強調：批判張國燾不能一棍子打過去，連紅4軍廣大干部一起批，把他們說成是張國燾的軍隊。紅4軍的指戰員，永遠是黨的。毛澤東這一系列指示，有力地團結了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也密切了各軍之間的關系。

曾經有一段時間，關于長征（外來）干部與非長征（本地）干部之間也出現一些不和諧問題。毛澤東一般是批評長征干部表現出的以功臣自居、擺老資格的態度。他曾說：有些同志有一個缺點．“就是背上背了一點東西，比如講多走了二萬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陜北還是一個根據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地，你賠得起嗎？”

當然，毛澤東也不是一味地批評長征干部，而是要求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都認識到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必須在抗日這個大目標下，互相學習，搞好團結，力求進步。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12期《文史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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