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十七周年慶典，我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10點整，毛澤東出現在觀禮臺正中央。在他身旁是瘦小蒼白的林彪元帥，后面是總理周恩來、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和外交部長陳毅。
以往我見到的毛澤東是個體貼他人、笑聲不斷的領導，神情總是很放松。但今天，身著筆挺的人民解放軍制服的他看來有些僵硬，緩慢地揮動著右手。只見他脫下帽子，拿在手上緩緩揮動，群眾則報以如雷的歡呼。
我發覺大家多少都有些不同。周恩來像其他領導一樣穿著解放軍軍服，但已經不是1946年我在宣化店碰到的那個精干的年輕將軍。他的綠色軍裝有些皺褶，而歲月和壓力也使他看起來干枯，連嘴角都朝下掛了。接著我看到一個穿普通干部服的人向我走來，那是我的老朋友陳毅元帥，可我卻差點認不出來，他老了許多。
名義上仍是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站在毛澤東身旁。突然間，他轉過頭來看身后，仿佛在尋找朋友。他的模樣令我大為震驚。在老一輩領導人里，他的相貌最有貴族氣質，眼神冷靜，下顎堅毅。而現在，他搜尋朋友的眼神卻閃著恐懼，還不時舔舔干裂的雙唇。
11時左右，我走到觀禮臺后面的招待區。我看到鄧小平一個人坐在桌前，拿著一瓶橘子汽水，雖然插著吸管，但根本沒喝過。我也拿了一瓶橘子汽水走向他的桌子，“鄧同志，我是李敦白。”我邊說邊向他伸出手，我想他可能不認識我。
“噢，是，是，是。”他露出歉意的微笑，“是，我認識你。”他站起身和我握手，然后我們都默默坐下來。我想著跟他說些什么，但他看起來極其落寞。
11時過后，毛澤東從觀禮臺上緩步走向后面的一排紅絲絨沙發椅坐下來，點燃一根小雪茄。接近12時，游行行將結束，外賓們紛紛起來去找毛澤東在紅寶書上簽名。我也立刻跟上去。我擠到毛澤東身前，“主席。”我按一般的習慣稱呼他主席。
“Ritten berg”，他一音節一音節地念出我的名字，然后得意地大笑起來，“我學英語學了好長一段時間，但好像就是學不好。”“不過，您念我名字還是很準，”我說，“您能不能給我的紅寶書簽個名？”他從我手里拿走紅寶書，再接過我手里的筆，有點困惑地問，“你要我在書上寫什么？”
我應該要他寫下對群眾的新指示，或是對我個人的贈言，但是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唯一能想得到的就是:“您的名字就好。”于是他就簽下名字，豎寫的“毛澤東”三字漂亮地落在扉頁的邊緣，一筆寫成。于是，套用一句現代話語，我做了一回毛主席的“粉絲”。
（徐水摘自《紅幕后的洋人》，美國人李敦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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