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蘇論戰的底線看21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

黃力之

中蘇論戰，從開始（1956）算起，距今已有五十年了。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歷史可能在新的基礎上重演，以史為鑒總是必要的。國際共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發生大挫折，自有諸多原因，但與中蘇論戰這一內部大廝殺不能說毫無關系。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馬克思恩格斯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激動人心的口號結束了《共產黨宣言》的寫作。就在《宣言》中，他們提出：“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而20世紀中期國際共運大論戰的客觀事實是，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終而被分化，與此同時，國際資產階級的聯合在經歷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打擊之后，走向空前鞏固。在蘇東劇變、華沙條約解散之時，西方帝國主義者頭腦異常清醒，他們不僅不解散北大西洋公約，反而大力加強其力量。到新世紀，以北約為核心的國家對全世界被壓迫者和異己力量的威脅，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世界和平的前景令人擔憂。

當年，論戰雙方圍繞馬克思主義原理與實踐的一系列問題，水火不相容，逐漸升級，氣勢非凡的毛澤東在1970年還宣稱要與蘇聯爭論一萬年，當然也可以減少1000年。顯然，毛澤東的“虎氣”對這場論戰是非常有影響的。

但是毛澤東畢竟是毛澤東，他在理論上是信奉對立統一的辯證法的，激烈之余，他又保存了一份難得的清醒，表現在他設置論戰底線這一點上。

195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杭州）上提出，“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很難想象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鬧分裂，不可能，也不應該”。一個月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海）上，他又用“根本利益所在”來強調團結的必要性。

1964年4月，赫魯曉夫70歲生日，當時中蘇之間的斗爭已經非常白熱化了，圍繞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發表和中共的連續反批評（最后形成著名的九評）已經使得“天下大亂”。但就在此時，毛澤東決定致電祝賀，而且在修改時增加了一個意思，即分歧是暫時的，“一旦世界發生重大事變，中蘇兩黨、兩國和我們的人民，就會站在一起共同對敵。讓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我們的團結面前顫抖吧”，電報發表以后，反應非常強烈，人們感到只有毛澤東的大手筆才寫得出。

1965年2月，毛澤東與蘇聯新上臺的柯西金在北京會談，這也是他與蘇聯領導人的最后一次見面。措詞尖銳之余，毛澤東又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大概十年以后我們兩黨可能團結起來。客觀情況會逼迫我們團結起來。帝國主義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不但不饒我們，也不會饒你們的。只要帝國主義動刀槍，對著你們也好，對著我們也好，我們就會團結起來。我們兩黨的關系、中蘇的團結，可能還得請帝國主義幫忙。

顯然毛澤東的底線就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與無產階級反壓迫之間的根本矛盾。按對立統一的辨證觀，社會主義者、無產階級內部的對立是可以在根本利益上統一起來的，而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對立則是不可調和的，只能通過力量的較量來求得解決。

那么，為什么后來的歷史（1969年中蘇邊境局部戰爭）突破了毛澤東的底線呢？我認為是民族利益的考慮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糾纏在一起了。1960年夏天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越南胡志明作了一次談話，說中蘇之間自1958年起就不好談了，他們提出要搞中蘇共同艦隊，要在中國搞長波電臺，要派空軍駐在我們國家里，這些我們都抵抗了。就是說，他們想要控制我們，我們不受控制，他們就不高興，就打擊我們，就要整我們。實質就是這么一個問題。意識形態的爭論，可以從長計議，但大國沙文主義非抵抗不可。

關于問題的實質，毛澤東早在1958年7月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過，如果你們說這是民族主義，那么我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羅斯民族主義擴大到中國來了。毛澤東的邏輯是，對民族主義的擴張，只好以民族主義對付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作為一個長期遭受外國欺凌、壓迫并剛剛站起來的落后國家的領導人，作為偉大的民族英雄，毛澤東對民族主義的擴張非常敏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對立統一關系如何處理，恐怕還得有新的全球戰略眼光。

新的全球戰略眼光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帝國主義的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冷戰期間，美國在世界各地牽頭組織了重要的軍事同盟條約（北約最具實質性，威脅力量最強），美國還到處建立軍事基地，大量駐軍于海外，形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實體。對于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的國家來說，有不有一個民族主義的問題呢？也有。事實上，美國駐軍在很多地方（如日本、韓國）就屢屢侵犯當地人民的權利，反對之聲不絕于耳。但是，對資本主義世界來說，資本的共同利益畢竟高于一切，因此，這一局面不僅一直延續至今，而且變本加厲，使冷戰結束后的世界多極化只是善良者的一種愿望而已。

實際上，毛澤東的心目中還是有大小兩個邏輯，大邏輯是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小邏輯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都是不可調和，但按他的底線理論，還是大邏輯管小邏輯。只是，歷史不是按理論來進行的，最后的事實是小邏輯管了大邏輯。

我一開始就說了，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因此現在毫無必要去討論如果當年毛澤東用大邏輯管小邏輯會怎么樣，說這個話題是面向未來的，但未來有兩個問題會促使人們思考歷史經驗和教訓：

其一，那就是本文內已經提到的帝國主義國際化趨勢，可以預料，愈是全球化，資本主義就愈會打破國家與民族的界限，而且，帝國主義動用軍事一體化來保衛自己的利益（資源、市場等）是必然的選擇。美國學者亨廷頓在論證“文明的沖突”理論時，就公開地主張在必要時動用北約的力量來捍衛西方“文明”（資本利益的意識形態用語）。應該說，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就是這一戰略意圖的體現。

對于全世界的“外圍”國家（當代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提出的概念，指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成為發達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必要外圍，它們努力使自己變成發達國家，但國際經濟結構決定它們永遠也只能充當外圍國家）來說，形成合力來抵制資本主義全球化中的殘酷性，恐怕也是最后的選擇。這樣，全世界被壓迫人民、民族的根本利益還是會成為發展中國家內部紛爭的一條底線。倘若在帝國主義固守自己的底線時，外圍國家卻不斷地放棄自己的底線，世界的前景是非常令人擔心的。

其二，在經歷了20 世紀90年代初的世界性社會主義挫折之后，由于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資本主義危機的可能性也在加快，資本主義對人類文明的破壞性也日益明顯，歷史給社會主義正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21世紀來臨之際，美國研究未來國家安全問題的總統委員會邀請了一些學者展望今后的20年，結果是，學者們“看到了世界將來的混亂，于是他們推斷，從遠古時期就一直存在的極權主義這種具有誘惑力的制度將卷土重來——不論是以新法西斯主義還是以新馬克思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美國《華盛頓時報》2000年10月12日文章）剝離這段話中的攻擊性成分，人們看到的是社會主義的復興。

在21世紀，當社會主義開始復興時，它的內部構成肯定比20世紀要復雜得多，更加呈現出“馬賽克”形狀。如果強求社會主義理念的一致性，像當年那樣“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那就會再度陷入自相殘殺之中，這時候，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要求就會與民族主義考慮又一次糾纏不清，底線又會被突破，帝國主義則因為它們的泛民族化大聯合而再次得分。

其實，毛澤東在當年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要求，另一方面在與柯西金談話時（1965）也承認，馬克思主義政黨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區別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區別也可以。世界上共產黨不是一個樣子，帝國主義也不是一個樣子。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真正堅持這樣的辨證觀，歷史才顯得是在螺旋式地上升。

（文內毛澤東的話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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