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于沛

記者：近年馬克思《歷史學筆記》在國內外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您是史學理論界的專家，對這個問題又有一定研究,我們想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有關情況。

    于沛：約1881年底到1882年底，晚年的馬克思寫有一部史學手稿，即《歷史學筆記》。《筆記》寫下后幾個月，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逝世，這是馬克思生前寫下的最后一部手稿。恩格斯在整理這部手稿時，為四個筆記本加上了編號，并為其加上《編年摘錄》的標題。因此，后來也有人將這部《歷史學筆記》稱為《編年摘錄》、《世界史編年摘錄》，或《編年大事記》。

    中文本《歷史學筆記》系根據蘇聯《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Ⅴ、Ⅵ、Ⅶ、Ⅷ卷翻譯，1992年9月由紅旗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修訂再版。

    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第1冊包含有人類學的內容，因此研究者多將《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人類學筆記》也被稱為《民族學筆記》、《古代史筆記》、《東方社會筆記》或《馬克思晚年筆記》。近年國內有學者提出，為了正確評價晚年馬克思的理論探索和貢獻，《人類學筆記》應稱為《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1972年，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由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編纂、整理、注釋，并寫有長篇緒論，在荷蘭出版，書名為《卡爾·馬克思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筆記》。該書引起廣泛反響，很快有多種文本面世。中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人類學筆記》的內容是：《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亨利·薩姆納·梅恩〈古代法制史講演錄》一書摘要》；《納·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一書摘要》；《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摘要》。

    因馬克思在《人類學筆記》中，已就公元前1世紀以前歐洲歷史的主要內容，作了詳細的摘錄，所以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的內容，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不再重復。人們常把《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這兩部研究歷史的筆記，合稱為馬克思的“兩部歷史學筆記”。

    記者：那么，是否可以說，世界歷史研究是馬克思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的主要特點是什么？

    于沛：是的，馬克思自大學時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幾天，始終堅持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始終和他畢生所獻身的爭取人類解放的偉大斗爭聯系在一起。例如，在《印度史編年稿》中，馬克思十分關注印度人民抵抗英國侵略者的英勇斗爭，認為這是反對英國惡棍和吸血鬼的戰斗。馬克思用事實駁斥了殖民主義者所宣揚的印度人在入侵者面前隨時準備屈服的讕言。

    馬克思在《歷史學筆記》中，對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7世紀歐洲的歷史做了批判性的評述，其主要關注點是封建制度瓦解；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起源；資產階級為確立自己的統治所進行的斗爭；與這一時期歐洲歷史有關聯的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的歷史；馬克思撰寫時所使用的主要文獻材料是———德國歷史學家施洛塞爾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貝特的《英國和愛爾蘭的新教改革史》，休謨的《英國史》，馬基雅弗利的《佛羅倫薩史》，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賽居爾的《俄國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國人民史》。

    這部《筆記》的重要特點之一，是馬克思在摘錄歷史學家撰寫的著作時，按照自己的認識，表達了他對書中所述及的各種歷史現象、歷史過程的理解和評價，訂正或補充了某些被遺漏的重要事實，因此，《歷史學筆記》不是文獻積累簡單的摘抄或復述，它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研究的一部分，具體反映了馬克思的歷史觀點、歷史理論及方法。馬克思畢生，特別是晚年通過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不斷深化和完善社會經濟形態更迭的理論。

    記者：圍繞著馬克思《歷史學筆記》，國內外學術界提出了哪些主要觀點，以及應如何正確認識和分析這些觀點？

    在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種頗有影響的觀點：鑒于馬克思晚年的多種筆記中多涉及到俄國、印度等東方國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誤以為馬克思晚年在理論上出現了“困惑”，放棄了《資本論》的研究與寫作，進而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如認為馬克思對東方古代社會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社會形態“依次更迭”理論“行不通”了；還有人提出所謂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發展理論”，和馬克思中年的“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并將兩者對立起來，否認馬克思主義學說是一個有內在聯系的科學體系。西方一些學者提出“回歸論”，即所謂“晚年馬克思向早年馬克思的回歸”。還有人提出“對立論”，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起來，例如，美國學者諾曼·萊文認為馬克思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從來沒有提出固定的社會發展模式；而恩格斯是“經濟決定論者”，將馬克思富有活力的社會理論變成了“僵死的社會決定論體系”。

    事實是在《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通過實證性的歷史研究，從理論與歷史研究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進行了闡釋和驗證。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歷史是不能靠公式來創造的”，“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直至今，將馬克思主義概念化、公式化，從教條出發肆意“剪裁歷史”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庸俗經濟決定論相混淆。

    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

    如果說恩格斯在這里是從理論的高度概括上，有針對性地闡釋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那么，馬克思則在《歷史學筆記》中，通過對歷史進程的實證研究來闡明這些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第一次描述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和未來的共產主義所有制。馬克思還在其他著述中，詳盡地闡釋了社會發展普遍規律和社會形態相互更迭的歷史過程。這些理論在馬克思晚年的《筆記》中，也有精辟的探討和論證。關于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的發展的探討，有關內容主要集中在《人類學筆記》中；而在《歷史學筆記》中，則對奴隸制的、封建制的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如果說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對社會形態的論述，主要是通過哲學意義上的闡釋，針對費爾巴哈的哲學人本主義、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的英雄史觀，做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回答，那么，在馬克思晚年的《歷史學筆記》中，則主要是通過實證的形式深化社會形態理論的研究，使其得到更完整、更準確、更科學的表述。

    馬克思在《歷史學筆記》中所體現的對世界歷史進程的研究和關注表明，唯物史觀廣泛汲取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是時代呼喚的產物，同時也是堅實地建立在對人類歷史進程的真切了解的基礎上。馬克思反對從概念出發去任意剪裁歷史，強調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極為相似的東西，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會引起完全不同的結果。

    馬克思多次以古代羅馬享有公民權和選舉權的“平民”的命運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平民的淪落沒有變成如《資本論》所說的那樣，成為資本主義的雇傭工人，而成為“游民”；同時得到發展的是奴隸占有制，并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顯然，馬克思不是從一般概念和原理的模式出發，而是從對客觀事實的研究和判斷中得出的。馬克思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歷史環境，是對超歷史的歷史哲學的否定。

    記者：請介紹一下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的方法論意義。

    于沛：馬克思畢生沒有脫離歷史研究，他的史學研究方法或是邏輯的方法，或是實證的方法，但是，他并沒有將兩者對立起來，而是從揭示人歷史矛盾運動的科學性、真理性這一總體目的出發，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學習和研究《歷史學筆記》，可以使人們對馬克思的史學方法理論有更具體、更深入的理解。

    在歷史研究中，人們“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以“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為例，對從后推及的“溯源”方法，即從典型的高級形態追溯它的低級形態的方法，進行了具體的闡釋。他說：“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

    邏輯分析方法是馬克思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并非是唯一的方法。這在他的《歷史學筆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部筆記中馬克思主要依據大量的史料，采用的是“實證”的歷史分析方法，即從具體的歷史文獻資料出發，通過對史料的鑒別，進行比較分析。

    這與馬克思早年和中年時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等著作的研究方法不同。當時的那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依據邏輯的方法取得的，表現為典型的理論形態。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歷史研究方法并非只是邏輯分析的方法，也包括實證的歷史分析方法。馬克思在其一生的歷史學研究中一共作了7個編年史摘錄，分別是：克羅茨那納赫筆記中關于法國和德國的2個編年史；巴黎筆記中關于古羅馬的簡短編年；1857年1月關于俄國的編年史；1860年6月關于歐洲歷史的編年史；1879年《印度史編年稿》；1881~1882年《歷史學筆記》。顯然，將邏輯思維和實證分析截然對立起來，進而認為邏輯分析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唯一方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5月30日理論月刊·訪談